生活的日常永久性
2007-09-05
生活的日常永久性
范内格姆
张新木 戴秋霞 王也频 译
《论几代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艺术》一书，在当今逐步衰落的世界中，标示了一个全新纪元的突然出现。
近年来，时代的节奏在加快，风流人物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在席卷这一切的潮流中，新纪元的端倪则越来越清晰。
在层状的过去之上，又粘压上许多与时渐老的过往世事，不仅往日的沉积清晰可辨，而且每天新产生或蠢蠢欲动的事物还在不断地往上叠加，形成一条超越时间的丰富矿脉。
在我看来，这是同一个波动着的生存（existence）的两个时段，在这种生存中，现时总是不断从它古老的形式中剥离出来。
作为阅读一个时代的一本书，它只能见证一段变化莫测的历史；而作为改变时代的一本书，它还能在未来变革的田地里布下变化的胚芽。如果本《日常生活艺术》是二者兼而有之，那是由于本书选择了激进的立场，突出了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对任何人来说，“我”的解放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发现这一点，即学会生活（vivre）决不是学会存活（survivre）。
60年代初我曾推测，我对自身主体性的分析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想法，它会在其它同类思考中引起共鸣，共同演奏时代的旋律，并以某种方式向时代强加欲望的调频。
当年我对一些人产生厌烦情绪并不出自无聊的推断，因为那种情绪笼罩着我的日常生活，要求我以灰暗的情绪去揭示其中的原委。但我更多的是预感到一种不断增长的兴趣，即对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刻板的批评无法定义的，而且作为批评对象的生存条件也对这种热情作了否定。
1968年，对存活概念进行活体解剖还是一种地下活动，这时突然跨过了大众观念的敏感门槛。三十年后，人们的意识渐渐开放，开始接受视角颠倒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世界不再被看着一种消极的宿命产物，而是一开始就按照一种新的积极性（positivité）进行安排：即对生者进行认可和扩展。
暴力已经改变了意义。反抗者不余遗力地与剥削、厌烦、贫困和死亡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决心不再以剥削、厌烦、贫困和死亡为武器来进行这场战斗。因为这样一场战斗首先要毁灭投入战斗的人本身，让他蔑视自己的生活。显而易见，这种自杀性行为符合某种体系的逻辑，这是一个逐步消耗人世本质和人类本质以换取利益的体系。
如果说 “消灭剥削者”的古老口号不再在城市中回响，那是因为另一种呐喊已经取代了它，这是来自童年的呐喊，发自更为纯朴的热情的呐喊，并且表现出它的坚强毅力：“生活高于一切！”。
在砸破玻璃橱窗的同时，反抗者表现出对商品的拒绝，在1968年公开地突出了经济线的断裂点，这条经济线千百年来描绘着人类个体的命运。这种拒绝以人们通常对恐惧与无能的条件反射的形式，掩盖了反抗运动的真正的彻底性：终于有了一次机会，要在每个人都具有的生活意志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让人们步入真正的人类社会。
许多人则抓住这个时机，在争论中开辟自己的小商店，但他们并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和商业主宰一切的机制彻底决裂。还有一些读者，他们在我对生活痛苦的分析中，在我试图摆脱这种痛苦的努力中发现了一个托词，为他们面对存活状态但不采取任何弥补措施而辩护。因为在此之前，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通过众多和苦涩的安慰曾经向他们掩盖了这种存活状态。
前者在恐怖主义战斗的语言大火中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颇有特色的新铠甲。然后在不放弃火灾式话语的情况下，他们一个个进入官僚生涯，荣耀地参与到国家和市场中最佳的操作机制中去。
近年来，时代的节奏在加快，风流人物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在席卷这一切的潮流中，新纪元的端倪则越来越清晰。
在层状的过去之上，又粘压上许多与时渐老的过往世事，不仅往日的沉积清晰可辨，而且每天新产生或蠢蠢欲动的事物还在不断地往上叠加，形成一条超越时间的丰富矿脉。
在我看来，这是同一个波动着的生存（existence）的两个时段，在这种生存中，现时总是不断从它古老的形式中剥离出来。
作为阅读一个时代的一本书，它只能见证一段变化莫测的历史；而作为改变时代的一本书，它还能在未来变革的田地里布下变化的胚芽。如果本《日常生活艺术》是二者兼而有之，那是由于本书选择了激进的立场，突出了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对任何人来说，“我”的解放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发现这一点，即学会生活（vivre）决不是学会存活（survivre）。
60年代初我曾推测，我对自身主体性的分析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想法，它会在其它同类思考中引起共鸣，共同演奏时代的旋律，并以某种方式向时代强加欲望的调频。
当年我对一些人产生厌烦情绪并不出自无聊的推断，因为那种情绪笼罩着我的日常生活，要求我以灰暗的情绪去揭示其中的原委。但我更多的是预感到一种不断增长的兴趣，即对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刻板的批评无法定义的，而且作为批评对象的生存条件也对这种热情作了否定。
1968年，对存活概念进行活体解剖还是一种地下活动，这时突然跨过了大众观念的敏感门槛。三十年后，人们的意识渐渐开放，开始接受视角颠倒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世界不再被看着一种消极的宿命产物，而是一开始就按照一种新的积极性（positivité）进行安排：即对生者进行认可和扩展。
暴力已经改变了意义。反抗者不余遗力地与剥削、厌烦、贫困和死亡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决心不再以剥削、厌烦、贫困和死亡为武器来进行这场战斗。因为这样一场战斗首先要毁灭投入战斗的人本身，让他蔑视自己的生活。显而易见，这种自杀性行为符合某种体系的逻辑，这是一个逐步消耗人世本质和人类本质以换取利益的体系。
如果说 “消灭剥削者”的古老口号不再在城市中回响，那是因为另一种呐喊已经取代了它，这是来自童年的呐喊，发自更为纯朴的热情的呐喊，并且表现出它的坚强毅力：“生活高于一切！”。
在砸破玻璃橱窗的同时，反抗者表现出对商品的拒绝，在1968年公开地突出了经济线的断裂点，这条经济线千百年来描绘着人类个体的命运。这种拒绝以人们通常对恐惧与无能的条件反射的形式，掩盖了反抗运动的真正的彻底性：终于有了一次机会，要在每个人都具有的生活意志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让人们步入真正的人类社会。
许多人则抓住这个时机，在争论中开辟自己的小商店，但他们并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和商业主宰一切的机制彻底决裂。还有一些读者，他们在我对生活痛苦的分析中，在我试图摆脱这种痛苦的努力中发现了一个托词，为他们面对存活状态但不采取任何弥补措施而辩护。因为在此之前，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通过众多和苦涩的安慰曾经向他们掩盖了这种存活状态。
前者在恐怖主义战斗的语言大火中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颇有特色的新铠甲。然后在不放弃火灾式话语的情况下，他们一个个进入官僚生涯，荣耀地参与到国家和市场中最佳的操作机制中去。
在60年代，经济变革扎根于社会生活，其后果到今天才逐步清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能从这段空缺期（interrègne）中得到莫大的益处，这时过去的权力已经撒手而去，而新的权力又似乎力不从心，这样我们就可以消除主观性通常会带来的信誉危机，在“以全民享受为目标的自我享受”的基础上描绘一幅社会蓝图。
我们有三四个人赞同这一观点，分享这种“构建情境”的热忱。这种热忱，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生存状态的命运来体验。然而，这种热忱在它的要求中并没有丧失任何东西，正像生者那不可压制的进步和新的生态资本主义投资带来的利益所证实的那样。
当今世界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动荡要比过去数千年中经历的还要多。希望本书所说的东西与目前形势的快速变化并不完全相左，它给我带来的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某种满足感，而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社会的例子，能让我看到某种道路，即从对生者公认的优先地位出发，可以创造一个真正的人类种群。
1968年的五月革命最终澄清了革命的本质，即革命者对自身进行着持久的革命，以实现生活的至高权威。
没有任何革命运动，从它的支持者到它的结局，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商品扩展过程的制约。在古老形式的枷锁下，经济在商业自由的感召下用自由砸碎了束缚它的枷锁，在利润法则的内在束缚下形成一种新的专制统治。
经济在入口处进行的投资，在出口处则取回更高的增益。“操纵”的概念不表达任何其他的意义。所有革命从来都是在原地打转，并且通过旋转速度来否认自身。
1968年的革命也逃不脱这一规律。商品经济体系主要是从普及的消费中谋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是从生产中获益，它加快了从专制政治到市场诱惑的过渡，从储蓄走向浪费，从清教主义变成享乐主义，从对土地和人力的绝育性开发转向对环境的盈利性重建，从重资本轻人力转向把人力看着最珍贵的资本。
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统一，引发了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垮台，后者被看着是共产主义的体制。西方模式横扫了所有古老的压迫。它建立了一种超级市场的民主，一种“自助”的自治体制，一种用钱买快乐的享乐主义观念。西方社会根据政治季节的风向，一代代艰难地吹鼓着意识形态的大气球，但在唯利是图的观念面前，一个个都瘪了气。
在统一价的招牌下，西方模式还在“性商店”和“药品杂货店”之间安插了宗教旧货店。最后居然还知道一个活着的人，要比一个死了的人或被污染腐蚀过的人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不仅如此，当你看到温情柔意和心灵利润的市场成为与日俱增的时尚时，你难道不瞠目结舌吗！
我们还不至于对景观进行批评，景观也不会变成批评性景观。因为那些变了性的产品、既没有味道又没有用途的产品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达到可承受的边界。消费者已经不能在愚蠢和被动状态中再走下去，他被抛进一个竞争着的市场，而市场收益则建立在质量和“品质”的标准之上。他被强行唆使做区别选择，寻回智慧中的某些片断，即被早期的保护消费者主义禁止使用的智慧碎片。
权力，国家，宗教，思想，军队，道德，左翼，右翼等等，这些卑贱化了的事物，但愿能被市场帝国主义慢慢送进废铁处理场，在那里，正面和反面都是一个样。这种现状无疑使人们心花怒放，因为他们对这些卑贱物的怀疑表明，它们已经被兑换成别的东西，正以别的颜色行使其职能，如绿色，这也是美元的颜色。因为新视角式（new look）的保护消费者主义既有民主的一面，也有讽刺的味道，它既出具收据又强迫别人付帐。服从于贪婪效应的生活逃脱不了古老的归宿，在为自己谋得利益时，也把自己出卖了。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觉悟的提高以最佳形式反映了主要行动的价值，那就是在日常行为中，在每时每刻中，在人们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中，每次都会发现骰子已经被做了手脚，人们一如既往地被人玩弄。
商品体制的历史表明，从早期城邦国家诞生的土地结构到征服全球性的自由市场，都要经历一个从封闭性经济到开放性经济的持续过渡，经历从贸易保护主义堡垒到商品自由流通的过渡。商品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孕育一些形式的自由，使人们觉得在这种形式自由中，有一种无法估量的特权，让人们在个性中体现自身，与欲望的运动息息相关。
传统革命所承载的自由思想，即11世纪和12世纪的市镇式起义，如1789年、1848年、1871年、1917年、1936年的革命，总是迫不及待地要血腥镇压旺盛的力比多，最为常见的是演变为血腥的渲泄。
只有唯一的一次革命与其他的革命相反，总有一天人们会这么认为，它真正结束了数千年来非人道的历史，没有在镇压的暴力旋涡中完结。不过这次革命尚未结束。
1968年，经济完成了它自身从顶峰到消亡的循环。它抛弃了生产的专制清教主义，倒向以个体满足和盈利为目的的市场。在人们的观念和习俗中，扩散着一种宽容观念，表达了官方对寻求快乐的认可，但这是一种有收益的快乐，承担着某种交换价值，是从生者不作付出的前提下获取的，以便为新的商品秩序服务。
残局结果如下：计算的冷酷与热情的火焰靠得过近。怎样避免让被激发而又被否定的生活意志去揭露市场自由的人为性？生意的生态性转换怎样通过金钱线编织的谎言羞羞答答地促进着对生者的保护，并且禁止个体的人们重新共同创造他们的欲望和环境？
有一种古老的命定意识在迷惑那些煽动革命的人们，命令他们走向经济将他们带到的地方：带向经济的现代化或导致自身的破产。如果说这种观念在1968年被人们所否定，这多亏了生者的主观意识的觉醒。对工作、牺牲、犯罪感、分离、交流和存活的拒绝，对被知识界话语轻易炒作的这种拒绝，证明人们已经能从清醒中获取养分，超越了单纯抗议的阶段，也可以说是面对现实，致力于让欲望细化的运动，关注生活的日常琐事，把生活从消耗它毁灭它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与生者割裂的意识是盲目的意识。戴着负面的黑色眼镜看待事物，这首先掩盖了人们能在自我的反面向前迈进这一事实。时下走红的思想家的社会分析在这方面揭示出一种持久的笑料。革命，劳动者自治，工人委员会等都是一些美丽词藻，在国家权力被地方集体砸得七零八落的时候，这都是一些羞辱人的词汇，因为地方集体作出的集体决定既不受政治代理人的干预，也没有发起人或上司的插手，也不会形成等级的制约。
当然，我也不低估这种做法的不足，这些做法通常会受到自我保护的反应的限制。但这里会表现出一种尚无统一名称的行为，一种与过去老牌的群众运动决裂的行为。个体的人形成的整体不再变成一个群体，不再是可以任意治理的人群。
此外，日常生活还证实了更多的不足之处，首先是缺乏清晰度。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快乐和痛苦随意折腾的人，他们对生活了解得并不那么清楚。
难道不是要等到犹太基督教纪元结束时，我们才发现在“生活”这个词的习惯意义外，涵盖着一个被存活打上标记的现实吗？现今的生活已经被商品的循环变成了存活，而人类在生产商品的同时，又按照商品的形象在复制自身。
所有的人都处在这种个体的炼丹程序中，但又缺乏足够的注意力和精明程度，他们把这种被动状态和自暴自弃称之为“偶然”，以至于在地下活动以外，在腐烂和死亡以外，即在否认自我欲望的普通工序以外，灵丹妙药也无法医治。
我觉得还有一种与个体自治意愿相反的感觉，一种肯定绝望的感觉，即处于敌对环境的全面围攻之中。消极就是放弃的托词，永远不想树立自我，永远也不想抓住自己生活的丰富内涵。
我情愿在欲望之上建立一种清醒，让它每时每刻都照亮着生者抵抗死亡的战斗，更加肯定地展现商品日渐衰落的逻辑。我要培养一种日趋高涨的热情，要从我的生活中除去那些妨碍它消耗它的东西。总之，在我纪录的试验报告中，这一本书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部分。《论日常生活艺术》、《快乐之书》和《给生者的致词》就这样组成了持久性思考的三个阶段，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和若干成形的实践之间安排了一些可参照之处，其中的实践标示了一种长期的意图，即在重新塑造社会的同时也要创造自身。
从对自然的开发和毁坏中获取利润，这种倾向在20世纪末决定了新的生态资本主义和各种新的生产方式。生者的收益不再把赌注压在他的枯竭上，而是放在他的重建上。创造生活的意识在增长，因为事物的意义都在说明这一点。各种欲望在回归到日常琐事后，哪一个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大的威力，它正在打破那些让它颠倒的东西，否认它的东西，使它物化成商品的东西。
事至今日，没有任何想象敢于支持这一观点：即个体的炼丹程序不为其他目的，正是为了完成从非人性的历史向人性的实现的转变。
我们有三四个人赞同这一观点，分享这种“构建情境”的热忱。这种热忱，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生存状态的命运来体验。然而，这种热忱在它的要求中并没有丧失任何东西，正像生者那不可压制的进步和新的生态资本主义投资带来的利益所证实的那样。
当今世界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动荡要比过去数千年中经历的还要多。希望本书所说的东西与目前形势的快速变化并不完全相左，它给我带来的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某种满足感，而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社会的例子，能让我看到某种道路，即从对生者公认的优先地位出发，可以创造一个真正的人类种群。
1968年的五月革命最终澄清了革命的本质，即革命者对自身进行着持久的革命，以实现生活的至高权威。
没有任何革命运动，从它的支持者到它的结局，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商品扩展过程的制约。在古老形式的枷锁下，经济在商业自由的感召下用自由砸碎了束缚它的枷锁，在利润法则的内在束缚下形成一种新的专制统治。
经济在入口处进行的投资，在出口处则取回更高的增益。“操纵”的概念不表达任何其他的意义。所有革命从来都是在原地打转，并且通过旋转速度来否认自身。
1968年的革命也逃不脱这一规律。商品经济体系主要是从普及的消费中谋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是从生产中获益，它加快了从专制政治到市场诱惑的过渡，从储蓄走向浪费，从清教主义变成享乐主义，从对土地和人力的绝育性开发转向对环境的盈利性重建，从重资本轻人力转向把人力看着最珍贵的资本。
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统一，引发了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垮台，后者被看着是共产主义的体制。西方模式横扫了所有古老的压迫。它建立了一种超级市场的民主，一种“自助”的自治体制，一种用钱买快乐的享乐主义观念。西方社会根据政治季节的风向，一代代艰难地吹鼓着意识形态的大气球，但在唯利是图的观念面前，一个个都瘪了气。
在统一价的招牌下，西方模式还在“性商店”和“药品杂货店”之间安插了宗教旧货店。最后居然还知道一个活着的人，要比一个死了的人或被污染腐蚀过的人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不仅如此，当你看到温情柔意和心灵利润的市场成为与日俱增的时尚时，你难道不瞠目结舌吗！
我们还不至于对景观进行批评，景观也不会变成批评性景观。因为那些变了性的产品、既没有味道又没有用途的产品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达到可承受的边界。消费者已经不能在愚蠢和被动状态中再走下去，他被抛进一个竞争着的市场，而市场收益则建立在质量和“品质”的标准之上。他被强行唆使做区别选择，寻回智慧中的某些片断，即被早期的保护消费者主义禁止使用的智慧碎片。
权力，国家，宗教，思想，军队，道德，左翼，右翼等等，这些卑贱化了的事物，但愿能被市场帝国主义慢慢送进废铁处理场，在那里，正面和反面都是一个样。这种现状无疑使人们心花怒放，因为他们对这些卑贱物的怀疑表明，它们已经被兑换成别的东西，正以别的颜色行使其职能，如绿色，这也是美元的颜色。因为新视角式（new look）的保护消费者主义既有民主的一面，也有讽刺的味道，它既出具收据又强迫别人付帐。服从于贪婪效应的生活逃脱不了古老的归宿，在为自己谋得利益时，也把自己出卖了。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觉悟的提高以最佳形式反映了主要行动的价值，那就是在日常行为中，在每时每刻中，在人们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中，每次都会发现骰子已经被做了手脚，人们一如既往地被人玩弄。
商品体制的历史表明，从早期城邦国家诞生的土地结构到征服全球性的自由市场，都要经历一个从封闭性经济到开放性经济的持续过渡，经历从贸易保护主义堡垒到商品自由流通的过渡。商品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孕育一些形式的自由，使人们觉得在这种形式自由中，有一种无法估量的特权，让人们在个性中体现自身，与欲望的运动息息相关。
传统革命所承载的自由思想，即11世纪和12世纪的市镇式起义，如1789年、1848年、1871年、1917年、1936年的革命，总是迫不及待地要血腥镇压旺盛的力比多，最为常见的是演变为血腥的渲泄。
只有唯一的一次革命与其他的革命相反，总有一天人们会这么认为，它真正结束了数千年来非人道的历史，没有在镇压的暴力旋涡中完结。不过这次革命尚未结束。
1968年，经济完成了它自身从顶峰到消亡的循环。它抛弃了生产的专制清教主义，倒向以个体满足和盈利为目的的市场。在人们的观念和习俗中，扩散着一种宽容观念，表达了官方对寻求快乐的认可，但这是一种有收益的快乐，承担着某种交换价值，是从生者不作付出的前提下获取的，以便为新的商品秩序服务。
残局结果如下：计算的冷酷与热情的火焰靠得过近。怎样避免让被激发而又被否定的生活意志去揭露市场自由的人为性？生意的生态性转换怎样通过金钱线编织的谎言羞羞答答地促进着对生者的保护，并且禁止个体的人们重新共同创造他们的欲望和环境？
有一种古老的命定意识在迷惑那些煽动革命的人们，命令他们走向经济将他们带到的地方：带向经济的现代化或导致自身的破产。如果说这种观念在1968年被人们所否定，这多亏了生者的主观意识的觉醒。对工作、牺牲、犯罪感、分离、交流和存活的拒绝，对被知识界话语轻易炒作的这种拒绝，证明人们已经能从清醒中获取养分，超越了单纯抗议的阶段，也可以说是面对现实，致力于让欲望细化的运动，关注生活的日常琐事，把生活从消耗它毁灭它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与生者割裂的意识是盲目的意识。戴着负面的黑色眼镜看待事物，这首先掩盖了人们能在自我的反面向前迈进这一事实。时下走红的思想家的社会分析在这方面揭示出一种持久的笑料。革命，劳动者自治，工人委员会等都是一些美丽词藻，在国家权力被地方集体砸得七零八落的时候，这都是一些羞辱人的词汇，因为地方集体作出的集体决定既不受政治代理人的干预，也没有发起人或上司的插手，也不会形成等级的制约。
当然，我也不低估这种做法的不足，这些做法通常会受到自我保护的反应的限制。但这里会表现出一种尚无统一名称的行为，一种与过去老牌的群众运动决裂的行为。个体的人形成的整体不再变成一个群体，不再是可以任意治理的人群。
此外，日常生活还证实了更多的不足之处，首先是缺乏清晰度。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快乐和痛苦随意折腾的人，他们对生活了解得并不那么清楚。
难道不是要等到犹太基督教纪元结束时，我们才发现在“生活”这个词的习惯意义外，涵盖着一个被存活打上标记的现实吗？现今的生活已经被商品的循环变成了存活，而人类在生产商品的同时，又按照商品的形象在复制自身。
所有的人都处在这种个体的炼丹程序中，但又缺乏足够的注意力和精明程度，他们把这种被动状态和自暴自弃称之为“偶然”，以至于在地下活动以外，在腐烂和死亡以外，即在否认自我欲望的普通工序以外，灵丹妙药也无法医治。
我觉得还有一种与个体自治意愿相反的感觉，一种肯定绝望的感觉，即处于敌对环境的全面围攻之中。消极就是放弃的托词，永远不想树立自我，永远也不想抓住自己生活的丰富内涵。
我情愿在欲望之上建立一种清醒，让它每时每刻都照亮着生者抵抗死亡的战斗，更加肯定地展现商品日渐衰落的逻辑。我要培养一种日趋高涨的热情，要从我的生活中除去那些妨碍它消耗它的东西。总之，在我纪录的试验报告中，这一本书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部分。《论日常生活艺术》、《快乐之书》和《给生者的致词》就这样组成了持久性思考的三个阶段，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和若干成形的实践之间安排了一些可参照之处，其中的实践标示了一种长期的意图，即在重新塑造社会的同时也要创造自身。
从对自然的开发和毁坏中获取利润，这种倾向在20世纪末决定了新的生态资本主义和各种新的生产方式。生者的收益不再把赌注压在他的枯竭上，而是放在他的重建上。创造生活的意识在增长，因为事物的意义都在说明这一点。各种欲望在回归到日常琐事后，哪一个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大的威力，它正在打破那些让它颠倒的东西，否认它的东西，使它物化成商品的东西。
事至今日，没有任何想象敢于支持这一观点：即个体的炼丹程序不为其他目的，正是为了完成从非人性的历史向人性的实现的转变。
（此文为范内格姆的名著《日常生活的革命》一书的第二版序言，此书中译本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