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与现代性
2010-10-25
内容提要：世博越来越全面地展现出复杂而又富于张力的现代性物化系统。借助于马克思的学说，可以得出判断，工业博览会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其实证精神，呈现了历史从区域史及民族史迈向世界历史，也呈现了现代世界图景中多个世界中心的现实。世博会的炫示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类交往及竞争方式。现代以来综合性的世博会，包含着如下四个基本维度：一是由技术引领工业、市场的现代性物化体系；二是世博物化结构的艺术呈现以及由世博历史促成的现代艺术世界；三是文化以及文明多样性的诉求及呈现；四是深入人心的生态文明理念。上海世博以城市为主题，突显了空间及其景观效应，同时带来对相关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世博、现代性、物化、城市
上海世博会，乃本年度发生在中国并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件大事。美轮美奂、精彩纷呈的世博，为我们体验、观察和思考现代性提供了最直观的空间。本雅明曾把19世纪的工业博览会看成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地”，是“唯一真正现代性的节日”。今日世博会，无论就规模还是就内容而言，都不同于以往的工业博览会，而是集工业、技术、艺术、商业、文化多样性以及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巨型空间景观，是现代性物化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全面呈现，值得专题探讨。
一、工业博览会、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实证精神
人们喜欢把首届英国世界工业博览会同马克思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有道理的。1848年，在辗转于德国、法国、比利时，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并遭到法国政府的驱逐，马克思举家迁往伦敦客居，在那里渡过后半生。三年后的1851年，在马克思着手展开《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同时也是他贫困交加的时节，首届世界博览会（当时称为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英国伦敦拉开帷幕。没有资料显示马克思对博览会有过特殊的兴趣[②]，但从他的学说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工业博览会全方位地呈现出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及生产力成就，同时也映证并进一步激起了实证科学以及实证精神的复兴，使得现代性更加巩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与生产力的价值判断是截然不同的：对资本主义是不遗余力的批判，对生产力及其近代以来的工业成就则是高度肯定。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说过：“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③]如果说当时对工业还是出于一种理论的判断，那么，若干年之后的伦敦世博会，则使理论上的判断获得感性的证明，进而巩固下来。
面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先进的工业文明与生产力状况，马克思是否对其社会政治观作出过新的考量？迄今为止这依然是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一个谜。我们知道，1843年，马克思坚信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未来时代的历史主体，这一思想进一步贯彻于1848年《共产党宣言》。依照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马克思此后的思想一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断提出各种疑问，诸如：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被“工人阶级”取代？《共产党宣言》结尾处的响亮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什么语境下被写成了“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去英国以后终其一生研究和撰写《资本论》，其意图是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灭亡，还是要彻底弄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结构？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阐明了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结合工业博览会呈现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及技术状况进行分析，问题可能会清晰一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即无产阶级革命维度，强调从外部颠覆资本主义，这是一条激进的政治革命路线，相应的哲学主张激进民主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特别地表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并同激进民主主义区分开来；另一个维度即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维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与超越，这一个维度更多地借助于工商业的发展，在政治上表现为自由主义及改良主义，实证主义是其哲学旗帜。对马克思而言，激进的政治革命路线之所以成立，也是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为其准备了足够的物质条件。因此，第二个维度看起来是第一个维度的形式的和逻辑的前提。但是，问题完全可以反过来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很可能使激进政治本身成为不必要并因此导致其不可能，甚至连无产阶级本身也会被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家则坚定不移地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如果不是一种历史的假设，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独立力量并异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阶级，因为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具有同构性。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激进政治理论，一直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也遭遇到英国的困境：在历史上，与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形成的改良主义传统所不容；在现实上，也为英国随后进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保守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所抛弃。维多利亚时代是理性、快乐、相信科学及实证精神的时代，而不是批判精神与激进政治兴盛的时代，不是非理性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英雄不是马克思，而是孔德与斯宾塞。事实上，英国女王在1851年开放水晶宫宣布世博会开幕，这本身也标示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来临，而维多利亚时代同时也标示着哲学实证主义的再度复兴，这一点又可以看成是对当时蓬勃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逆反。如果说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激进人物在当时引起了欧洲的巨大恐慌，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来临，则标示着实证精神的复兴。
工业博览会呈现的当然是实证精神。当马克思肯定实证科学时，他同样是肯定实证精神的。实证科学及其实证精神不同于作为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批判了实证主义，而实证主义正是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传统的实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旨的《资本论》本质上也就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定实证科学，“实证科学”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一个褒义词，马克思称自己的人的学说为“人的科学”，唯物史观理论为“历史科学”，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都是实证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显然重视实证主义传统。到伦敦以后，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在“顺便地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④]。对马克思而言，实证科学同“实证主义的破烂货”[⑤]显然不可等量齐观。在这一意义上，《资本论》正是通过贯彻实证科学与实证精神而得以实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强调实证科学，是否能够完全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依照马克思的分析，工业博览会所呈现的高度发达的机器体系，会使资本家从先前的创造者转变为技术的引导者，从而削弱其生产力的先进性。技术的突飞猛进，会使资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先进生产力以及现代组织化水平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其势并不如政治革命般急风暴雨，而是带有过程性与渐进性，因此，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将长期存在的判断，并指出，在大工业时代，无产阶级应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促使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行瓦解。
的确，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兴奋，并且十分乐观地评估欧洲的革命形势。但对于1848年革命形势，二人开始进行了反思。反思的结果是认为，欧洲普遍繁荣的工业形势显然滞缓了革命。“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同时认为：“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⑥]可以肯定，马克思的基调是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在其剩余价值理论中，技术与工业依然只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是属于不变资本，因而他不可能相信技术自身可以引起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变。然而，这样的改变在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即使从革命的角度看，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都更像是一个内爆和自我颠覆、而不是从外部进行革命的结构。
二、世博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以工业技术为主导的现代性物化体系，大大加快了历史从区域史及民族史迈向世界历史的进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业博览会呈现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成就，展示了机器工业对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以及民族性的消除，展现了世界历史时代的可观前景。对于英国而言，世博会的意义不言而喻，它开启了维多利亚时代，也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 英国是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其工业化水平超过德国，也超过法国。因此，到伦敦以后，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工业技术，并作了有关工艺史以及工业发明方面的大量笔记和摘录。英国浓厚的工业文明氛围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工业博览会所呈现的现代性，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相信，世界历史的进程客观上被加快了。然而，就在英国人自以为可以依赖诸如殖民地以及本国中产阶级的力量，从而维持优越的生活方式与外部环境时，英国式的工业文明已经陷入困境。依马克思的分析，它通过自身的方式生产出了完全可以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物质力量。而依恩格斯的看法，世博会终于让英国人意识到了自己狭隘保守的岛国心态，并促使英国人开放自身，重新确立世界意识，由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而工业博览会正是这样一种再度复兴的起点。
但再度复兴的起点，并不仅仅只是英国，而注定是群雄并起、逐鹿世界。同大多数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英国及欧洲大陆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关注于大洋彼岸、原本归属于英国的美国之迅速崛起。美国于1773年获得独立，但美国在工业文明方面的成就一直到首届伦敦工业博览会上才真正获得欧洲人的认可与赞叹。美国派出五六千名成员带来六七百项工业发明参展博览会，让欧洲人大为惊叹。马克思由此判断，世界工业文明的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1853年，纽约主办了一次世博会，这届仍名为“水晶宫博览会”的世博会虽仍处于伦敦工业博览会的巨大阴影之下，但已经展示出美国风格。1873年在费城召开的盛况空前的世博会，更是成为美国独立运动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俨然成为世界工业技术中心。其实，自工业博览会以后，世界工业文明的中心就已经不限于英美，而是向全球扩展。此后不久，德国，这一被马克思恩格斯所鄙夷的欧洲落后国家，后来居上，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⑦]。美国与德国，是在英国之后迅速崛起的两大先进国家。至于西欧的其它地区如意大利、瑞士、比利时，甚至那些看似被世界历史选择过的先期现代化国家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北欧、东欧等，也都再次被纳入全球体系，并时常以自身的方式成为世界文明的焦点或亮点。此后，俄罗斯、日本、中国等亚洲及后发展国家，也努力在这种重新规整过的全球版图上有所作为，东亚崛起更为晚近的世博会所肯定。如果世博是、且通常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那么世博会这种由不同国家（当然还是先进国家或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轮流主办的方式，则表明全球时代世界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轮值性，而不是先前那种替代性[⑧]。在这一意义上，世博会，与当代其他全球性盛会一样，其多样性的呈现方式，本身就是多极化的全球政治生态格局的映证。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世博呈现的现代性物化体系的全球性的、流动性的展示，依然是资本主义结构与逻辑的开显。世博会一方面呈现出由工业技术主导的丰富多彩的现代性物化状况，另一方面也必然呈现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幻相。在今天，马克思对世博所呈现的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依然是富于深度的，他指认了世博会作为世界图景的最本质的逻辑，世博会无法摆脱不同力量与权力关系的竞争与角逐。
实际上，工业博览会一开始就表征了一种新的实力角逐方式，而这种现代性物化体系之出神入化的展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政治交往方式。伦敦工业博览会时，世界中心，已然过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转移到英国，并且这种转移一直是通过资本扩张与战争方式实现的。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大规模的工业技术品显示自身的实力从而获得别国的承认，这种显示本身及其采取的方式，或许可以看成是世博会带给人类的一种新的政治交往方式。通过炫示效应影响甚至改变政治格局，自古有之，但世博会巨大的炫示与威慑效应，却非同寻常。世博式的实力炫示，连同当代科技的较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靠强力扩张的实力展现方式。在先前的国与国的较量中，技术只有通过武器并在冲突中才表现为实实在在的武力，而冷兵器时代的技术总是保密的，世博会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各国把代表着自己最先进的工业文明成就、包括可能用于冲突的武器及其技术产品“秀”出来、“亮”出来，这本身就是示威。“武攻”变成了“文斗”。首次工业世博会上，美国人带来了收割机，不仅让欧洲人大开眼界，而且使他们开始重新评估美国的实力。当时，很多欧洲人认为，虽然美国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是其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并不足以支撑其国家独立。收割机在世博会上的展出，让欧洲人服了气，也傻了眼，收割机意味着马克思所说的“机器体系代替简单协作”[⑨]成为可能，意味着美国加快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甚至由此领先于欧洲，也意味着美国人在武器方面的相应实力，不可小嘘。当时欧洲人对美国工业发展程度的叹服与承认不是没有根由的，这便是展示收割机的国际政治效应。
世博会的技术展示，类乎于一种预备性的演习，它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替换掉有可能出现的武力冲突。这并非天真地认为世博式炫示就可以消除战争与资本竞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愿意炫示其先进技术，实在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实力远在落后国家之上。其实，当马克思将机器同工具区分开来时，就已经揭示了现代性物化结构的一个基本框架，即原先只是人的工具的东西，后来变成了反过来控制人的机器，其强制的展开形式即武器。世博式的炫示，显然包含着强力及强权的含义，炫示其实力，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这一意义上说，世博会反映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强权本质，技术的炫示效应愈甚，越是显示出帝国主义的强力本性。并且，当帝国主义自以为在实力上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径直诉诸于侵略与掠夺。这时，炫示面纱自行撕开，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在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灾难深重的两次世界大战，一定是靠包括世博实力展示之类一般竞争方式不可能实现帝国主义的扩张愿望、从而走向赤裸裸的侵略战争的结果。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正是现代帝国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扩张与侵略本性。
世博会无疑具有游戏的意义，是世界各国、各民族以及企业间彼此交流认识、相互学习和欣赏的盛会，是人类齐心协力、共赴未来的盛会。这一点应当做出足够的肯定，并始终视之为世博的目标。但就现实而言，世博绝不只是一项游戏，其炫示效应本身就表明其政治象征意义。世博会，显然是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地位的展示，它展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及其综合国力。应该说，本次世博，在呈现中国气派、民族精神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做足了功课。中国馆所强化的“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便是如此。作为本届世博会的杰作，中国馆必将成为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象征。当然，其意义不只是炫示，更是集聚、包容、希望与责任。
三、世博基本维度：技术、艺术、文化多样性与生态文明
世博会最直观地反映了现代性物化体系的变化。世博会最初名为世界工业博览会，是工业文明的见证。今天的世博会，综合了技术、工业、商业、艺术、文化差异、环境等多种因素，更为全面地展现了复杂而又富于张力的现代性物化系统，尤其反映在如下四个主要维度：一是由技术引领工业、市场的现代性物化体系；二是世博物化结构的艺术呈现以及由世博历史促成的现代艺术世界；三是文化以及文明多样性的诉求及呈现；四是深入人心的生态文明理念。
首先，世博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技术、工业、市场多重因素的聚合，其中技术是总体性因素。哈贝马斯曾把技术看成是现代性结构系统的总体性。对于这一理论看法，只要置身于世博，便会感到异常清晰。今天的世博会仍然保留着当年世界工业文明博览会的基本要素，但早先那些一般意义的工业发明及其产品，更多的是为今日的高科技所取代。后工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一个显著区分，即技术从工业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物化体系的总体性。
世博会依然在强化一种基本的现代性理念。这个世界的变化，一定是技术的结果，而技术可以给人类带来一个可观的未来。世博会常常会给人带来这样一种体验，这一现代性物化体系具有如此强大的同化力量，它使人惊叹技术之出离于工业、商业以及国界时的神奇力量，与此同时更让人直接认同于技术与现代性的同构。海德格尔的确指认了技术对人的座架与规制，但如果技术本身成为感性的并且也是审美的要素，我们又该如何评判技术？事实是，当思想家们把技术从人们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并促成了一波又一波现代浪漫主义时，技术却以另一种方式融入现代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要素。马克思在讲到工业技术的心理学意义时，曾感慨“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⑩]。看来马克思的批评对现代浪漫主义依然是有效的。把技术看成是一种外在要素进行批判，的确方便省事，但却不是本质的思考。毕竟，呈现物化本质的技术，同时也在解构物化结构，并通过如此的方式穿透现代性。技术之思乃现代性的最本质的课题。
第二、艺术是世博的不可或缺的维度，世博本身也成就了现代艺术。马克思所讲的工业的心理学意义，同时也表现为工业及技术的美学意义。从形式上讲，工业技术为人接受并喜爱，必然要通过艺术化途径。事实上，近代工业博览会，本身就是近代工业文明与欧洲沙龙艺术结合的产物，而现代世博会，则是以现代艺术方式呈现出来的复杂的景观性及参与性文化。
世博会也使艺术拓展并形成了新的表现方式。诸如设计艺术以及廊式艺术展览方式的盛行，诸如“新艺术”、印象派、达达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都同世博会有着渊源关系。现代世界随处可见的景观艺术、广场艺术、行为艺术、达达主义、后现代艺术、乃至于波普艺术等，都是为世博所强化的艺术形式。至于符号、拟像、仿真以及数码艺术等为鲍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表现方式，同样也反映在世博会上。世博会前后7次在巴黎举办，造就了巴黎艺术的现当代成就，同时也使巴黎成为现代世界艺术时尚的中心。在这一意义上，本雅明把世博会称作是“文化演出业的出生受洗证明”，显然有其道理。而历届世博会更留下一些世界建筑艺术精品，如水晶宫、埃弗尔铁塔、温布利大球场、原子塔、太空针塔、太阳塔、阿拉米罗大桥，等等。本次世博会的东方之冠，也将以其雄伟壮观的构形以及丰富深远的寓意而留传于世。当然，本次世博会上可圈可点的杰作还有很多，实际上，整个世博园就是一个遍布各种艺术珍品的巨型公园。
世博会的艺术展现方式，一直受到哲学家与文化人士的批评。不过，这些批评所持的立场，在相反的意义上却成就了艺术的不懈创造及创新。莫泊桑式的激烈反叛以及事后的自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先锋性现代艺术的出场命运[11]。联想到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极力渲染的哥特式建筑遗存，再联想到当年奥斯曼重建巴黎时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埃弗尔铁塔的确是最直观地呈现出了现代性艺术所谓“创造性破坏”的真义。按照本雅明的批评，包括世博会在内的现代艺术，实际上都是抽掉了艺术“灵晕”（aura，又译“奥拉”）的机械复制主义时代的艺术[12]。这当然是深刻的。应当说，世博会，因为其大规模的观念效应，显然是区别于经典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的代表。世博会的艺术品性不仅是现代的，而且还是后现代的，是通过引入后现代性从而实现的现代性的自我重构。在这一意义上，连同所谓“后奥拉艺术”在内的当代艺术，不仅扩展了艺术形式，而且通过新的探索与创新，贡献了全新的艺术形式。问题在于，接受这样的艺术形式，正如需要形成认知并接受现代技术的心理学一样，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世博会的历史，忠实地纪录了现代艺术的探索过程，同时也纪录了人类对自身创造的现当代艺术成就的认知与接受状况。
第三、文化多样性的呈现成为今日世博会必不可少的维度。今日世界，各个国家、民族都在努力把自己所在国家及民族的文化特征呈现出来（企业馆自然也注重于展现其企业文化）。文化多样性的展示特别呈现出世博会的综合性质。参观世博，便是对世界各国文化传统的欣赏与学习，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新认识。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等馆，即呈现了一种不同于通常所谓西方的“另一种西方”。同“东方”一样，“西方”同样也是现代性话语的结果，但究竟什么是“西方”，人们恐怕并没有较真过。事实上，人们想像中同一的“西方”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西班牙与葡萄牙，都曾是西式现代化历史中的一站，他们似乎被后来诸强所取代。但西班牙馆与葡萄牙馆，从外形到内容，都在努力展示一种力量，一种把自身同作为现代性典范的“西方”区分开来的力量，与现代性活力四射的德法英美等馆有别，西班牙与葡萄牙馆，更多地是在讲述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关系：其现代性的基础，仍然是其民族文化多样性。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对加泰罗尼亚地区文化传统的大肆渲染，也是如此。这似乎改变了人们的一种观念，正如现代化存在着多种模式，那种仅以英法德美为标准而确定现代性的观点，其实是成问题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并不是一个被现代化选择掉了的国家，而是通过文化再造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从而承担了现代性、因而仍属于现代世界的国家。置身于今天的全球化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葡萄牙等昔日辉煌的“老牌帝国”，是如何用心良苦地从文化传统方面辩护其民族的现代合法性。
仅就世博呈现的不同国家、民族及地域的特色而言，它远远超过了“西方”与“东方”，从而为观众认知和欣赏人类文化传统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欣赏文化不能停留于书本，一定需要直观，需要了解其器物、艺术品以及其其赖以存在的文明。世博会提供了这样一种直观体验。比如摩洛哥馆，这是一个设计考究、将其工艺传统与其文化特征高度融合的场馆，通过缜密考究的小电影或幻灯片、通过构思精致的橱窗，把银铜器、陶器、皮革、毛毯、家俱的生产过程，呈现出来，伫足于前，笔者深深地体验到，现代性物化系统，其实正是通过文化传统维系着的，而文化传统，就体现在当下的各种工艺品的制作之中，那些与艺术品区分开来、并常常处于低端工艺品的实用器物，恰恰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承载者。在巴勒斯坦，有一座耶路撒冷城的模型，里面并存着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三座教堂，看上去无非是呈现这座城市同时是三种宗教的圣地。这座城市，至今仍然是形同水火的宗教冲突的焦点。可是，对于这座城市里过着普通日子的普通市民而言，他们恐怕并不是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充满仇恨的宗教冲突中。宗教冲突是被意识形态所强化了的世界逻辑，对于普通的当地居民而言，不管其宗教背景如何，他们之间一定形成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常态交往。政治家们动辄拿宗教冲突说事，普通老百姓恐怕更有一种协调多种宗教的生活智慧。在这一意义上，三教同源，本身就体现了某种人类崇高的希望即全人类的和平愿望。作为生命个体，如果同时面对多种教化力量，一定会以常态生活去协调不同宗教间可能的矛盾。
越是丰富地呈现文化多样性，世博会就越是成功。本届世博会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似乎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那些中国帮助援建、其国力相对有限的联合馆，就应当多在呈现各个国家及民族的文化多样性方面做文章。但这些场馆的缺点看来恰恰就在这一方面。独特的文化传统本来是他们的优势，是他们的资本，如果舍弃这一资本，而任其成为街头小贩讨价还价式的集贸市场，实在不符合世博的基本理念。世博会无疑具有市场性的一面，但它本身毕竟不是市场。
第四、生态文明已成为世博会的内在要求。经过对工业文明及其发展的反思，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代最基本的共识。世博会无疑在阐释和展示生态文明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自1974年美国斯波坎博览会以来，生态文明已成为世博会的常规主题，诸如生态、绿色、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低碳，已成为世博的关键词。事实上，从斯波坎世博会至今，共举办过15次综合性或专题性的世博会，其中11次的主题即生态环境，另外4次的主题也同生态问题高度关联[13]。
“绿色世博、生态世博”也是上海世博的一个响亮口号，体现在总体规划、愿景、文化观、空间建筑、人际交流等各个方面。沿江而建、风景优美的世博公园、后滩公园和白莲泾公园，主题馆里的生态墙与太阳能屋面，融高技术、节能与环保于一体的世博轴，各场馆可完全回收利用的建筑材料，活泼可爱的蓝色吉祥物海宝，园区交通车及出租车，甚至于满园里为观众辛苦服务、被戏称为“小白菜”的志愿者[14]，都体现着生态文明的理念。实际上，整个世博就是一项复杂庞大但却秩序井然的生态文明工程。
所有的现代性问题都需要对人地关系有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并且落实为建设性的方案。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是现代性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必然碰到的问题，而生态文明也由此成为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要求。生态危机常常被人们归咎于工业技术，并形成一种浪漫而又悲观消极的反技术主义思潮，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属于这一思潮，诸如《2012》与《阿凡达》式的想像，依然在延续这一思潮。看来，反技术主义本身是有市场的。但是，即使是技术伴随的生态问题，在器物层面，依然要通过技术来解决。生态文明与技术文明的结合，借助于艺术形式并辅之以文化多样性，乃现代性重构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上海世博关键词：空间、景观与城市
世博最让人震撼的是空间。哈维曾评论19世纪巴黎举办的两次工业博览会：“博览会的焦点不只在于技术发展，还在于空间联结下所产生的新世界。”“万国博览会合并了普世资本主义文化的幻影及其空间关系。”[15]上海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更是突显了空间。身处于世博园，会产生一种时间抽离、空间无限的感觉。齐泽克专门为上海世博会奉献了一篇大作《时间停止的时刻》。齐泽克一定想到了城市化，想到了世博会上群情振奋的场面，并把这一场面同激进运动联系起来。但是，对于看上去已经高度现代性和都市化的上海而言，压缩了的时间换来的却是铺张而有序的空间。丰富多彩的元素，通过技术方式汇聚于一个空间，创造了绚丽多姿、璀灿夺目的景观文化，场馆、街区以及与周围的整个城市环境，构成了一个协调而迷人的空间。世博构成的立体的空间感，需要通过特有的场域进行把握。假如人们不是花太多的时间去排那个令人苦恼不己的长队，而是干脆走上世博轴，就可以充分地体验到空间的巨大存在，即使倘佯于世博街区，置于人流之中，参与人际间交流互动，也能感受到空间的存在。然而，看来绝大多数游客并没有对这整体的景观发生兴趣，他们的兴趣注定集中于各个场馆，集中于那些相对狭小的空间，人们冒着高温酷暑，艰难而又坚定地穿行于各个场馆，全然忽视了世博的整体空间，忽视了他自己行色匆匆走过的街区过道恰恰也是值得逗留的空间。世博中最有意义的空间性似乎就在人们的这种焦虑的心情中溜掉了。
参观世博的人大多抱怨参加场馆排队时间太长。世博会参观历来都要在排队上耗一定时间。但一些场馆排队的时间如此之长，却为历次世博会所少见。主观上说，这与人们忽视世博的空间及其整体布景有一定关系。也与国民的旅游观念有关。国内旅游热持续多年，并没有真正形成一种休闲旅游观念，似乎谁看的景点多，谁的旅游就最有价值。以这样的观念游世博，便形成了疲于奔命地排长队看各个国家场馆的情形（到小馆的目的常常只是“敲章”，更是增加了大馆的压力）。另一方面，上海世博从建筑以及内部空间的设计上较充分地考虑到了空间性，但在形式及内容的安排上却相对不足，应当说，尽管有很多的馆外项目，空间的实践性仍旧体现得不够。空间特征连同前述炫示效应，必然要求落实为广场文化。广场文化不仅展现了人与物（建筑物、艺术品）的关系，也提供了人们沟通对话的空间。因此，尽可能利用广场文化，分延人群占据的空间，是世博会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何况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本身就给广场文化提供了想像与实验空间。
实际上，把精彩的内容置于场馆内部，而缺乏对场馆外部空间功能的利用，多少是把“广场式博览”缩变为“博物馆式展览”，“展览”反倒成了“收藏”。如果充分利用空间，把很多适合于拿到外面的展品（诸如图像）拿出来展示（诸如利用各场馆外墙），增加广场文化，减少场馆的收藏功能及其神秘性，少制造一些人为的稀缺，再加上舆论宣传上适当的引导，从形式安排上将游客分流到世博的各个空间，充分利用整个世博园的空间，到各国家场馆排队的人数及其时间原本是可以减少一些的，世博园的观赏价值就能得到更大的体现。
这次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亚里士多德曾说：“一个城邦共同体不能仅仅以生活为目的，而更应谋求优良的生活。”[16]城市乃现代性的固有的承载及其表现方式，城市更是现代性问题讨论的焦点。上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主要领域，就是城市，晚近以来，大卫·哈维更是把城市称为“希望的空间”， 相对于并不存在但却符合人们想像的城邦，即乌托邦而言，城市是“异托邦”。城市乃现代性特有的空间，是现代性物化体系的集中表现，正是城市化突显出空间问题的重要性，包括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都特别地归属于城市化。因此，关注城市、思考城市，同时就是在思考现代性的最核心的问题。
聚积且乐群乃人生存的本性，也是城市的基本功能。如果说传统聚集的领域是农村，那么城市便是现代性高度聚集的领域。城市是人口、居所、建筑、历史、文化、教育、管理、政治、交往、商业、服务等等各个要素的聚集，且本质上都是空间及其关系的聚集，因为空间渗透于城市的方方面面，城市的建构、解构及其重构，也越来越依赖于空间，依赖于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当然，聚积如何避免雍塞或者完全逆反性的自闭？城市的空间生产保持在什么限度内？实在又是现代性及其城市化面临的问题。
城市化，特别透视出现代性不断的建构与重构。不断的拆与建，这一对前后相继甚至于互为因果的活动，主导着城市建设的实践。世博会结束以后，大多数建筑都将被拆除，建构即解构，这里呈现出了某种后现代解构主义逻辑，并映证了现代性推展过程中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城市似乎成为“创造性破坏”的典型。但城市的根本功能，还是满足群居人口的居住与生活需求，因此，生活、宜居、交通、环境、能源以及教育文化，便是城市生活的基本要素，城市的创造与改造，也必须要考虑到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次世博会的城市馆分为五个馆，即城市生命馆、城市未来馆、城市人馆、城市足迹馆与城市地球馆，全面回答并展示了当代的城市问题：诸如城市化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方案、城市文化及其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城市空间问题、城市发展模式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城市治理问题、城市生活方式及其城市交往方式问题，等等。本次世博会上，中外诸多城市，都拿出了十分精彩的方案，诸如芝加哥、伦敦、利物浦、汉堡、不来梅、马德里、巴塞罗那、大阪、迪拜、麦加、香港、台北、上海、杭州、西安、南京、厦门、宁波、佛山等等，看过这些精彩的城市案例后，人们读懂了和谐、沟通、共享，也不禁会对当代人类在城市的认知与管理方面所付出的卓绝的努力与智慧赞叹不已。不过，稍稍遗憾的是，相对于国家场馆门前的热闹拥挤而言，世博城市主题馆前面的相对冷清，同本次世博的主题多少显得不那么协调。
上海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十分恰当。以城市为主题，也符合目前中国的国情。正在全面走向全球化的上海，一方面正在形成国际大都市，另一方面，正如诸多国际大都市一样，这座城市同时又面临着许多问题。总体说来，现代性对于中国而言依然是一个待建的目标，中国依然处于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以农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向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转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面临着诸多城市化问题。城市病、高房价、蜗居族、拆迁、交通壅堵，等等，城市空间问题变得异常突出。因此，“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显然不是已经实现的目标，而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城市公民的基本希望。现代性虽然以城市化为特征，但城市化毕竟不是现代化的全部，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把所有国土都城市化并且房产化。城市化不必以“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为追求目标。城市乃城市生活的百态图，这大概也是中国馆展示清明上河图的命义所在。
对于城市作为现代性物化系统，在肯定其有序的张力与平衡功能的同时，必须展开对城市化问题的批判。城市不应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城市人更不能成为城市化的奴隶。相对于农村生活中人与环境的基本协调而言，大多数中国城市公民与自身所处的城市环境，往往是隔离开来的。他们无法同他们所在的空间建立起稳定的生存关系。老城区通常表明人与环境的关系，但在大规模的城市扩张与改造过程中，老城区往往属于拆迁的对象，拆迁意味着剥离原住民同其故土空间的共存关系，新的住所大都处于人与人之间高度隔离的空间关系。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注定会留下或产生新的贫民窟，在那里，居住者与环境的关系注定是一种恶的空间关系。而且，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如果单凭市场力量，往往是那些拒绝拆迁的老城区沦为贫民窟。城市改造与扩张，大大刺激了房地产业。资本的逻辑、空间资源的稀缺、权贵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与垄断，其后果必然是房价的节节攀升。在城市生活中，空间作为人生存的基本需要，竟也变得极其奢侈。目前，中国有无数城市，正努力在极其有限的土地上建起N座通天大楼，以解决人们基于各种动机的房产需求，但望而却步的高房价却远远超出了普通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所能想像的范围；当焦虑已蜕变为虚无时，犬儒也就成为自然的态度，空间也成了真正的乌托邦。至于那些对城市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却依然只是城市匆匆过客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对城市或城市对他们注定是疏远而陌生的。这其实倒也无妨，因为他们有其故土，而且，假若他们自己并不趋附于形式的城市化，而是保持本有的从容淡定，他们原本是有足够的理由与条件享受空间的。城市，作为消费的空间，其存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空间，而农村更是城市存在的最基本的生产空间，是城市的大后方。因此，城市发展绝不能建立在单一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之上。事实上，当以房地产业为推手的城市化大肆扩张时，保护农村，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城市，是否真的能够安顿我们的异托邦？！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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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已刊《江海学刊》2010年第5期，源于笔者于2010年5月28日晚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所做的一次讲座，感谢张莉莉与沈丹丹两位研究生同学的录音及文字整理工作。
[②]尽管目前有一些研究将世博会同马克思联系起来，但实在不能说马克思对世博会有很高热情。当时困窘的马克思，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携家游玩世博，他女儿因没有像样的衣服而放弃与同伴同游世博而十分沮丧，面对这种情形，马克思一定十分苦恼。因举办世博，伦敦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影响，马克思常去的大英博物馆也一度关门，同样令马克思苦恼。马克思当时的心思显然在《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上。对他而言，无论如何，世博会远远无法同先前激起他理论热情的欧洲革命形势相提并论，即使在恩格斯向他提到世博可能会同一种在英国形成的革命形势联系起来时，马克思也无动于衷。相比之下，恩格斯的热情远远超过马克思，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世博会“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并说“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972年，第258页）恩格斯还特别提醒马克思要注意那些欧洲流浪者借参加世博期间国际工会活动之名到马克思家里揩油蹭饭。在1851年二人的通信中，恩格斯提到世博的情形远远超过马克思，而在马克思的信中只有2处提到世博：一处是5月21的信，马克思讲“把参观工业博览会的事延迟到你来的时候再说”（同上第282页），另一处是10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信中顺便提到布林德夫人参观世博会一事。没有记载表明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游过世博。但是，从马克思在1851年以后对工业发明、特别是机器体系以及机器大生产的关注与研究情况，我们依然可以作出判断，世博会肯定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按照常理推测，马克思与恩格斯应当去过世博。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去过，当时伦敦巨大的世博氛围，不可能不对马克思产生影响。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4页。
[⑤] 同前，第57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13—514页。
[⑦]不过直到2000年，德国才首次举办世博会（汉诺威世博会）。
[⑧] 到目前为止，世博会举办地主要还是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12次（二战前6次，二战后6次），法国巴黎7次（全部集中于二战前），英国伦敦3次（全部集中于二战前），布鲁塞尔2次。上一世纪60年代以后，分别由日本举办4次，韩国举办2次，大致反映了东亚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4页。
[⑩]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
[11] 以莫泊桑为代表的一批人士就曾激烈反对埃弗尔铁塔的修建，原因就是埃弗尔完全放弃了当时仍占主流地位的哥特式建筑，莫泊桑甚至发誓，只要“怪物”铁塔建成，他本人便离开巴黎。然而，埃弗尔铁塔建成并迎来了1889年法国世博会，之后埃弗尔铁塔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一大景观，人们惊奇地发现，在经常光顾铁塔喝咖啡的人中，就有莫泊桑，莫泊桑俏皮而又自嘲地回答好事者：“谁让这里是唯一看不到那座丑陋的怪物的地方呢？！”莫泊桑就以这种方式承认了埃弗尔铁塔的存在，并高调赞扬工业博览会的意义，甚至于认为博览会“实现了欧洲的统一”（参见大卫·哈维：《巴黎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12] 本雅明：《启迪》，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36页。
[13] 斯波坎（1974）：无污染的进步；冲绳（1975）：海洋—充满希望的未来；诺克斯维尔（1982）：能源-世界的原动力；新奥尔良（1984）：河流的世界-水乃生命之源；筑波（1985）：居住与环境--人类家居科技；温哥华（1986）：交通与运输；布里斯班（1988）：科技时代的休闲生活；大阪（1990）：人类与自然；塞维利亚（1992）：发现的时代；热那亚（1992）：哥伦布-船与海；韩国大田（1993）：新的起飞之路；里斯本（1998）：海洋--未来的财富；昆明（1999）：人与自然-迈向21世纪；汉诺威（2000）：人类-自然-科技-发展；爱知（2005）：超越发展：大自然智慧的再发现。
[14] 世博园志愿者（主要来自上海各大学在校学生），因所穿服装系绿白相间形似白菜，因而被笑称为“小白菜”。
[15] 大卫哈维：《巴黎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24页。
[16]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0页。城市主题馆把它更简捷地译为：“城市因人类寻求美好生活而诞生”，并成为本次世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经典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