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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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与时间:行走在边缘的法国思想家



 
技术、哲学与时间:行走在边缘的法国思想家 

姚大志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影响甚至左右婚姻的关系有很多种,只要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能使婚姻破产。这个原则推而广之,可以解释学者的声誉和学术成就的传播。人们常常简单认为,一个学者的工作获得广泛传播和认同,是由其工作的原创性和质量决定的。但实际上,要想获得最终成功,必须避免一系列可能会导致失败的原因。一位学者没有获得应得的声誉,其作品没有获得广泛阅读,原因可能来自不同方面。可以说,默默无名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 

当代法国思想家对技术进行了独特而深邃的思考。法国技术哲学从不是偏安一隅的部门哲学,相反,它是一个宽广的研究领域。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都会涉及技术这一对象,研究的开展要求对其进行深刻反思。任何一个具有相应反思能力,并真正有所建树的学者,都可以被视为技术哲学家;任何一个需要反思技术的学科和研究领域,都可以被视为技术哲学的领地。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的讨论和反思将不再局限在狭小的哲学院系。它失去了某个单一学科的束缚,收获的却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法国的技术哲学由此呈现出不同于英语和汉语学界的特点。最重要的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家不仅来自哲学界,同时也来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可能是哲学家,也可能是技术史家或社会学家等等。 

二战后,法国技术思想领域获得公认的、最重要的学者包括贝特兰·吉尔(Bertrand Gille,1920-1980)、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 1911-1986)和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 1924-1989)。其中,吉尔是法国重要的技术史家,1970年荣获美国技术史学会最高奖章——莱昂纳多·达·芬奇奖章。西蒙栋曾是巴黎一大的哲学教授,二战后法国最重要的技术哲学家之一。勒鲁瓦-古兰是法国重量级的社会人类学家、史前史学家,以及民族学家。他最主要的作品包括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技术与进化(Évolution et techniques)》,及1964年出版的《手势与言语(Le geste et la parole)》。这些作品涉及技术进化以及技术起源等诸多论题。三位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成功地推动了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 

斯蒂格勒在其多卷本《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中,或多或少涉及他们的重要工作。为了考察从石器时代到当代的技术发展历程,吉尔提出了技术系统概念及相关理论。这项工作促进了技术史方法论和基本概念的发展,为技术史确立了一系列合法的论题域。《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第一部分即以吉尔的技术系统为对象,开始了对技术系统进化的阐述。西蒙栋关注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及其进化和发展过程。对于现代技术的本质,以及由于技术自主发展导致的异化,他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相信,人类的怀乡病和对技术的敌视源于传统技术文化的衰落。在已出版的三卷《技术与时间》中,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个体化、具体化的考察都以西蒙栋的思想为起点。勒鲁瓦-古兰在20世纪40年代专注于史前技术研究,他奠定了技术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使早期人类文化和行为探究成为一门科学。他提出的操作链概念是分析技术的基本工具,有力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他也将技术的发展类比为生物进化,并关注这种进化所依赖的社会形态。在生物的和社会的双重维度下,技术获得了进一步考察。《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和第二卷中,斯蒂格勒细致分析了勒鲁瓦-古兰的几处文本。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的外在化就是将技术置于时间之中来加以考察。而技术的外在化思想,就是斯蒂格勒从勒鲁瓦-古兰那里借用而来的。这三位理论家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塑造着斯蒂格勒的术语表。 

然而,在非法语学术界,上述几位思想家的工作并没有获得广泛传播和认同。对于倚重英语的汉语学界来说,当代法国技术思想很少直接进入我们的视野,二手文献数量也极其有限。斯蒂格勒的著作有趣且迷人。很多时候,人们试图借助他的作品一窥法国技术思想之全豹,也希望透过它们来了解几位重要思想家的工作。然而,隔膜从不曾消失,距离感总是挥之不去。不止汉语学界如此,对其他非法语学界来说,想要了解法国技术思想,斯蒂格勒的作品也依然是一个主要窗口。洪堡大学的盖根(Bernard Dionysius Geoghegan)是一位媒体理论家和科学史家,非常重视西蒙栋的思想。他承认,只是通过斯蒂格勒的工作,才第一次接触到西蒙栋,以及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具体来说,抑制法国技术哲学家声名远播,阻碍其思想广泛流传的原因多种多样。 

  

贝特兰·吉尔——学术壁垒的受害者 

20世纪70、80年代,吉尔与美国技术史家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分别提出了技术系统理论。法国当代著名的技术史家皮孔(Antoine Picon)认为,他们二人的技术系统研究方法是 “对技术史的重要贡献”。但两相比较,吉尔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他明显是英语世界学术壁垒的受害者。 

虽然吉尔的技术系统理论具有某些弱点,但他的默默无闻与理论成果本身无关。休斯的技术系统概念似乎具有明显优点。比如,在吉尔的理论框架内,技术与社会因素之间很难建立起强的关联性。而休斯在对西方电力能源的研究中,挖掘了专业机构和组织与新能源产业之间的紧密互动,从而在技术和社会因素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这不是制约吉尔技术系统理论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休斯的方法论同样具有明显的缺陷。他的技术系统概念外延要比吉尔的明显狭隘,不能胜任长时段、大尺度的历史分析。另一方面,吉尔在战后法国技术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本土的技术史家高度重视吉尔的研究进路。他的技术系统思想缺乏影响力,并不是理论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发生在英语学界的一个特定现象。 

吉尔在英语世界受到的冷遇,主要是由于英语学术共同体的封闭性造成的。无论如何,可憎的学术壁垒确实存在。英语世界的学者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中阅读和引用权威。有学者指出,他们在其研究和教学中,“似乎如此无视法国以及法国技术史家”。一旦休斯的理论工具在盎格鲁-萨克逊的史学传统中确立起权威地位。即便休斯本人也不免承认,“在历史学家中,贝特兰-吉尔已经明确地使用了系统方法,并已将其用于技术史。”吉尔仍然必可避免地被当作外来者。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的是休斯在《能量之网(Networks of Power)》(1981)中应用的概念工具,而不是吉尔在《技术史(Histoire des Techniques)》(1978)中使用的理论方法。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福克斯(Robert Fox)无奈地指出,“某种程度上,吉尔在英语世界似乎已成为这种壁垒的受害者。”不过,受到冷遇的不止吉尔,勒鲁瓦-古兰及其著作在英语学界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就勒鲁瓦-古兰和吉尔的关系而言,前者在某些方面激发了后者,并且他们分享着一些有价值的概念。 

勒鲁瓦-古兰——经验主义研究传统的对立面 

  

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勒鲁瓦-古兰的影响力绝不逊于同时代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而在史前考古学领域,他完全可以和考古学大师博尔德(François Bordes)比肩。法兰西人文社会科学在传承发展中,有一些独特的传统和价值观念不曾中断。其中之一就是,学者们相信人文科学终将成为真正的哲学,或终将具有真正充实的哲学内涵。毫无疑问,这一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人文科学将为此继续艰难跋涉。法国当**古学家奥杜兹(F. Audouze)指出,在这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安德雷·勒鲁瓦-古兰无疑是一位巨人。” 

不过,这位巨人在英语世界却显得不够高大。1993年,勒鲁瓦-古兰的重要作品《手势与言语》英译本才得以出版。此时,英语世界的读者才有机会直接接触他有关技术的反思。除此而外,他们只能通过《西方的史前史(Préhistoire de l’art occidental)》来了解他的工作。直到现在,他的大量作品仍然无缘与英语读者见面。 

除了语言和翻译的问题,勒鲁瓦-古兰受到英语世界的忽略,可能与如下原因有关。首先,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学科领域众多,理论框架极具包容性,任何一个学科范式都不能将其囊括其中。或许对天才的思想家来说,学科为理解世界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视角,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只是人为的产物。但是,很多研究者甚至包括一些法国学者都感到,由于勒鲁瓦-古兰的思想覆盖的领域非常宽泛,要想评论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是困难的。 

不仅如此,他的研究风格也与英美经验主义研究传统格格不入。他所用的词汇都很具体,但很少在认识论层面给出明确界定。他的写作容纳各种描述,充满想象力,但并不通过定义和论证展现思想的进步。这些让人们理解他的工作更加困难。他非常关注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立,而经验事实并不总是占据首要位置。这符合法国研究传统,然而却有悖于在英美社会科学中占据主流的经验主义。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考古学界的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经历了创新发展期。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倡导文化生态学,宾福德(Lewin Binford)发展起新考古学,强调定量方法的运用。这都使得勒鲁瓦-古兰的研究进路日益远离英语学界。 

独特的法兰西研究风格以及跨越诸学科的理论原创性,导致英语学界对勒鲁瓦-古兰的成果敬而远之。在社会学领域,英语世界的功能主义者宁愿选择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对话者。在考古学领域,宾福德及其《新考古学家(New Archaeologists)》宁愿与对文化进化感兴趣的博尔德展开论辩。面对勒鲁瓦-古兰的工作,他们多少有些兴趣索然。 

西蒙栋——远离哲学主流 

对于技术哲学研究来说,西蒙栋工作的重要程度绝不逊于勒鲁瓦-古兰。不过在二战后的法国,后者更受学界关注。如果说吉尔和勒鲁瓦-古兰的工作仅仅在英语学界遭受冷遇,那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蒙栋的思想在法国本土也受到忽视。 

西蒙栋的边缘化与其身处的哲学学科有很大关系。他的研究虽横跨技术哲学和技术史,但他始终占据着哲学教席。他和勒鲁瓦-古兰都关心技术的进化。技术不断改造着自然,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客观化,也更具有操作性。技术进化的过程不断向操作转变,并与人类中心主义渐行渐远。这个思路似乎无损勒鲁瓦-古兰在考古学中的地位,却将西蒙栋带离了哲学舞台的中心。二十世纪的哲学主流始终围绕着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问题展开。技术的主题将西蒙栋引向了更加广阔的思想世界。在新的思想世界中,人类主体及其意识仅仅是回应技术问题的一个环节。这种转变具有革命性,是对近代哲学的反叛。而从哲学主流的视角看,西蒙栋已徘徊在哲学的边缘地带。 

西蒙栋的思想极具原创性,这也成为阻碍人们接受其思想的障碍。他的代表作《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1958)经常被引用,但人们很少认真阅读它。他的作品引文和注释太少,形式不同于寻常的学术著作,这也许对其思想的传播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根本原因并不在此。法国技术史家希高(François Sigaut)甚至认为他比勒鲁瓦-古兰更具创造力。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其思想的原创性使得人们难以把握他的作品。技术已成为当代社会最醒目的现象,人们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却常常忽视与技术的本质和存在模式相关的哲学问题。西蒙栋思索这些问题,同时也尝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技术对象本质的深入理解,可能有助于人们摆脱面对技术时产生的乐观和悲观情绪。这种立场把他和一些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区别开来,比如埃吕尔和海德格尔。为了理解技术的起源问题,西蒙栋试图将技术与人性纳入同一个思考框架,并将技术置于文化与境之中。他最终希望表明技术对象和人类文化之间并无冲突。 

作为哲学家,西蒙栋力图凝练出一套合适的术语来解答技术问题。传统的学术语言在描述与技术相关的问题时,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对技术问题的讨论召唤新的表达方式。他引入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诱人的概念,比如具体化(concrétisation)、个体性(individuation),以及转导(transduction)等。此外,他还毫不吝啬地运用传统范畴,诸如宗教、美学、科学、经济、魔法等等。他的语言强调创新,不免给人一种陌生感,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些都极具启发性,但也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理解其思想的难度。 

无处不在的技术框定了人们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当代世界尤其如此。而哲学传统却把与技术相关的事物驱逐到思想无暇顾及的偏远地带。西蒙栋让文化世界再次亲近技术世界,并取得了明显成绩,也打开了新的领域。但他的哲学却并不受欢迎。虽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默默传诵他的思想,并将其带入了英语世界,但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仍然显得默默无闻,备受误解。 

被故意忽视或边缘化绝非偶然现象。它像宿命一般,不仅困扰着斯蒂格勒笔下的三位思想家,也同样萦绕着斯蒂格勒本人。随着《技术与时间》各卷的陆续出版,并被翻译为不同语言,斯蒂格勒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不过,他本人的工作对英语世界学院派哲学家的影响依然有限。 

作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学生,斯蒂格勒不仅继承了老师的思想,也同样承受着老师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分析哲学始终占据英语世界哲学院系的主流。而分析哲学家们将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视为学科的破坏者。1992 年春天,剑桥大学准备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抗议之声随即达到高潮。众多英语世界的哲学家联名在《泰晤士报》刊登公开信, 对德里达的“哲学”进行攻击, 试图对剑桥大学施压,以取消博士学位的授予仪式。德里达的思想无法渗透到英语世界的哲学院系,他的学术活动主要局限在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等领域。斯蒂格勒虽然多产,并善于利用新媒体平台,但同样没能在英美哲学院系中成功传播自己的学说。传播学和新媒介研究等领域是其思想发挥影响力的主战场。斯蒂格勒不遗余力地宣传西蒙栋的思想。他本人的类似际遇,也出现在了西蒙栋研究当中。在英语世界,是传播学和媒介研究领域,而不是哲学院系更乐于接受西蒙栋的思想。 

边缘化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但总体而言,关注技术的法国学者受到英语学界的忽视,往往涉及法语在学术世界中势微,英语世界的学术壁垒。这造成了一些实际影响,比如法国学者知名度相对较低,理论成果的辐射范围有限。 

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国人迟早会遭遇类似的境地。随着国力不断强盛,我国学术研究必将接近甚至立于国际前沿。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人员习惯跟踪和尾随西方最新科研动态,这样的研究策略目前已很难维系下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随着国内学者实力的不断提升,终有一天将接近西方学术研究平均水准,不再对西方学术潮流亦步亦趋,并向外界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此时,遭遇国际同行冷遇的几率有可能会大大增加。过程虽然艰难,但却是大势所趋。如何适应并应对这种局面,法国学者面对英语学界的经历,也许能给我们些许启发。 

面对被漠视的状况,法国人给予了还击。对英语世界来说,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技术史发展的黄金时期。辛格(Charles Singer)和威廉斯(Trevor IlltydWilliams)主编的7卷本《技术史》于1954开始陆续出版。它集诸多历史学家之力,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1958年,技术史学会( SHOT)在美国成立,该学会的季刊《技术与文化》( Technology and Culture)逐渐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论坛。也许出于待遇对等的原则,受忽视的法国人对大洋彼岸的同行还以颜色。吉尔在其《技术史》中对文献来源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讨论,涵盖了文本、图像资料以及史前文物,而且,对于技术史学家有价值的各种其他资源,他也都有涉及,诸如研究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但他既没有提及辛格主编的多卷本《技术史》,虽然他为其中第二卷的编写做出了贡献;也没有提及SHOT,虽然他是该学会的通讯会员。相互的漠视已成定居。 

被边缘化在某些时候也是学术实力的体现。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