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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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的革命》第四章 “革命”概念的转变

《科学中的革命》第四章 “革命”概念的转变
   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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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剧烈的而且是全面的变革,它常常伴随有暴力活动,或者说,至少要动武。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富有戏剧性的特点,它往往能使旁观者看出一场革命正在发生,或者刚刚进行过一场革命。现代初期的阶级革命,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以其改变政治体制而闻名于世,法国大革命则比美国独立战争来势更为猛烈。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或统治者都被推翻、被抛弃了。通过被统治的人民或他们的代表们的活动,一个新的政府取代了旧的政府。从一定范围上讲,光荣革命也是如此。
  到了19世纪,革命和革命活动开始超出政府形式这种纯粹的政治考虑范围,并且开始涉猎那些基本的政治或社会经济领域。结果,“革命”这个词不仅能用于那些导致剧烈的政治变革或社会经济变革的事件上,而且还能用于那些想要实现这种变革的活动(不管它们已经失败还是尚未成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革命蓝图,并且发出了进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号召,一年以后,马克思指出了“1849年的一些征兆”(1971,44):“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
  自比世纪以来,革命多于武装起义,多于向已被确认的权力的挑战,多于反对或主动放弃对政府的忠诚或服从。也就是说,革命的数量超过了那些未必会导致一个新型的政府或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反抗活动和造反活动。
  一个统治家族替换另一个统治家族,或者说改朝换代,这种情况已不再被看作是一场革命了。一般来讲,仅仅与当权者的对立,特别是公开的和诉诸武力的对立,只会被看成是造反——当奋起反抗当权者的活动被证明无论在短期或长期之内都是失败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内战,以前曾被称之为南北战争或造反,而在口语中,南部联邦的士兵则被北方人称之为南军士兵。(南方佬式的喊叫,则用来指南部联邦士兵拖长腔的尖声喊叫。埃国内战是指保王党人的军队与圆颅党人的军队之间的冲突,以及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共和体制的建立,而与这场内战有关的那些事件被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克拉伦登称之为“英国的造反和英国的南北战争。”
  革命这个概念的历史,不能与这个词本身使用方式的历史分割开。因为使用方式的历史有着许多与科学革命这一课题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revolution”(革命)这个同本身来源于晚期拉丁语,作为一个名词,它源于拉丁文的动词“revolvere”,意为“使后退”,从而“展开”,“读完”,“重复”,以及“仔细考虑”;由此,其进一步的意思为“回归”,“再发生”。其次,名词“revolutio”(“绕转”)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用于天文学(以及数学),始于中世纪的拉丁语。第三,“revolution”这个词逐渐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以表示一种同期性的过程或兴衰,它意味着恢复某种以前的状态,而最终则意指一种“推翻”过程。第四,“revolution”这个词与政治事物领域中的推翻过程联系了起来,而后来,“推翻”之意不再带有“revolution”一词表示周期性的那些涵义了;同时,“revolution”这个词开始用来意指远非通常意义上的事件了。在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英国已经发生过一场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及科学中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这一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8世纪初,(与我们今天使用革命这个词意义十分相似的)革命在人们看来不仅与政府有关,而且与思想领域和文化事业领域尤其是科学的发展有关;人们意识到,到了牛顿时代,一场革命已经在科学中发生了。这个时期值得注意,因为至少有三位不同的科学家认识到,他们个人的研究有可能导致(或正在导致)一场科学革命。
  在18世纪的最后的25年之中,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用事实证明,革命是连续的政治进程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拉瓦锡宣布了科学中的一场新的革命:化学革命。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也开始普遍承认,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还曾有过一场牛顿革命以及相继而来的一些小的科学革命。
  在19世纪和对世纪,“revolution”这个词被用来指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事件和政治革命事件,无论它成功与否。伴随着革命运动的形成,革命理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通过献身革命的那些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理论在革命运动中被付诸实践。首先产生的是“持久的”(或持续的或正在进行中的)革命的概念,而不是这样一种革命概念,即由一系列在相对来说较短的时间间隔中一个接一个地聚集起来的事件构成的革命。在20世纪,接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已经使每一个人强烈地意识到,革命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变革的一种规律,而且在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承认,它们同样也是科学变革中的一种规律。


  古代的革命


  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对革命的历史分析,至少要追溯到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尽管古代有不少事业也许可以被称之为革命,但是,希腊人并没有一个同样的专门的词可用来描述它们。希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喜欢用许多不同的词来描述我们会称之为革命起义和变革这类事物。因此,“尽管希腊人的革命有许许多多,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专门描述革命的词(哈托1949,498)。简而言之,那时的“革命”一词,与我们自1789年以来对这个词的理解相比,还是一个尚不明确、尚未充分阐述清楚的概念。阿瑟•哈托曾对这个词和这个概念早期的历史进行过重要的研究。对于柏拉图,哈托指出,“他的理想国会退化成荣誉政治,而荣誉政治又会堕落成寡头政治,如此等等,然后通过民主又退化成僭主政治”(同上),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革命”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演变。显然,柏拉图本人实际上并没有构想出这么一个完整的循环,而且他也并不相信这些事件会接连不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因为这要求俗主政治再次让位给理想国。波利比奥斯做到了这一点。波利比奥斯称,他把柏拉图所说的作了总结。其实并非是柏拉图而是波利比奥斯认为,帝王政治转变成“僭主政治,僭主政治转变成贵族政治,贵族政治转变成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变成民主政治”;然后,“民主政治变成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又会转变成原始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无疑不可避免地导致帝王政治和一场新的循环”(p.499)。用波利比奥斯自己的话讲,“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循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一过程中,政体会发生变化、会消失,最后则会回到它们的出发点上。”被利比奥斯使用了“anakykloois”这个词(来源于kyklos这个词干,意为环或轮,是英文“cycle”一词的词根),用旋转中的轮子来表述这种循环观;“在它的旋转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命运之神”(或“命运女神”)。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五篇讨论的就是革命问题,其中含有对革命的循环理论的批驳和抵制(V,12,Vii)。亚里士多德用来描述“革命”的“惯用语”是“metabole kai stasis”(伴有暴动的变革);对于没有暴力行为的过程,只用“metabole”(“新陈代谢”)这个词来表述。哈托(p.5O0)得出结论说,希腊人显然思考过革命这一概念,而且经历过革命。然而,虽然总能找到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概念或立的某个词组,可是希腊作者“却不总是选择同一个词,有时要选择两个或更多的词。”其原因也许在于,尽管他们经历过许多革命,既有近期的革命也有早期的革命,但从欧洲“正处于1789年的革命之中”这句话的意义上看,他们并非是“古代革命”的见证人(同上)。
  罗马人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用来描述“革命”的词(哈托1949,500)。在拉丁语中,与我们的“革命”较为接近的说法是“novae res”(新生事物,革新),但实际上,它所表示的是我们大概会称之为革命成果的东西。在用来表示革命活动的短语中有:“novis rebus studere”(为革新而奋斗),或“res novare”(革新)等。另外两种源于古代的说法是:“mutatio rerum”(事物的变化)和“commutatio rei publicae”(政府的变动);这些语句,在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土多德《政治学》一书不同的拉丁文译本中保留了下来。
  西塞罗采用并推广了柏拉图-波利比奥斯的制度循环变化论(Rep.1.45):“这种循环以及也许会被称之为政府的变动和交替中的革命的那种事物,令人惊讶不已(Mirique sunt orbes et quasicircuitus in rebus publicis commutationum et vicissitudinum)。”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西塞罗用“orbis”(意为轮子,环状物,圆形物,循环)把这种变化概念描述为一种循环出现的情况。按照M.L.克拉克的观点(引自哈托1949,501),西塞罗把这些变化看作是“自然而然但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博学多才的政治家可以对它们施加影响并阻止它们。”西塞罗既把这种循环变化的概念应用于过去的事件上,也把它应用于他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着的政治变化上,他说:“不久你们就会看到车轮的转动(Hic ille iam vertetur orbis)”(Rep 2.45),或者“政局的车轮已经转动了(orbis hicin republic est conversus)”(Att.2.9.1:cf.2.21.2)。在他晚年的一部著作中[De divinattione(《占卜论》)2.6],西塞罗谈到“也许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的事物(quasdam conversiones rerum publicarum)。”在这里,西塞罗使用了这么一个名词“conversio”,它的意思是“转变”,由此,在与我们的“政治革命”相类似的彻底变革甚或是动用武力进行变革这种意义上,就有了“旋转的”或“周期”(如四季中周期性变化)等含义;他还这样把“conversio”这个词与“mo-tus”(Sest.99)或“perturbatio”(Phil.11.27)结合在一起使用。在其著作《天体运行论》的前言中,哥白尼提到他在西塞罗那里发现的一个命题“西塞塔斯假设地球在运动”(1978,4)。所参考的材料是西塞罗的《学园派哲学》(Academica,prior.2.123),在那里,西塞罗记述了泰奥弗拉斯托斯所说的一段话,泰奥弗拉斯托斯说,按照西塞塔斯的观点,地球“围绕着其中轴飞速地运动,”因而在地球上的观察者看来天空是运动的。西塞罗的原话是“quae[terra]cumcircum axemse summa celeritate convertat et torqueat,”在这里,动词“converters”(作为反身动词使用)意为绕着一个轴线转动或旋转,因此类似于循环这个词。
  在以后的拉丁语中,“revolutio”这个名词有了古典拉丁语中的“conversio”的含义。可以举出公元五世纪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马蒂安努斯•卡佩拉(9.22)笔下的“周天过程[sidereae revolutionis excursus],”另一个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22.12)中把灵魂的转生描述为许多“通过不同身体的循环[per diversa corporarevolutio-nes]。”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在中世纪,虽然有时起义和某个王朝统治者的被迫下台会在政府中导致一些变动,但从完全彻底且富有戏剧性地摧毁社会政治统治集团的体制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算不上是革命的见证。1381年英国的农民起义具有许多初期革命的特点,其中包括“火烧庄园,毁掉有关土地使用权、猎园等等的记录,暗杀地主和律师,以及[1  0(?)人进军……伦敦,“在那里,律师和官员被杀,他们的住宅遭到洗劫,萨伏依[(冈特的)约翰的宫殿]被焚毁”(兰格1968,290)。然而,从革命这个词现在的意义上讲,它还不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尚无富有生命力的纲领,甚至并不想终止君主体制或废除贵族统治,即使有纲领,在消除异常的不满或制止暴行方面也是十分有限的。有些学者(罗森斯托克1931,95;哈托1949,502)曾经说过,“revolution”这个词现行用法的起源,可追溯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初期,例如,在14世纪马泰奥•维拉尼的《编年史》中(4.89=维拉尼1848,5:390),他曾提到过1355年间的“la subita revoluzione fatta per i cittadini di Siena”(“锡耶纳的市民引起的急遽的革命”)。显然,这里所说的是一场人为的政治事件,而且,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是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结果。不过,鉴于在另一节(4.82=5:384)维拉尼提到这同一事件时使用了这样的表述:“lenovita fatte nella citta di Siena”(在锡耶纳市引起的变革),而且,他还用rivoluzione(9.34=6:223)和“revoluzioni”(5.19=5:413)来描述一般的政治动乱,所以,正如哈托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切不可把这种据说是人类活动结果的单一的革命看得太重了。
  学者们已经发现了另外几个早期使用“rivoluzione”这个词的例子,不过,从那时流行的用法上看,这个词并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名词或政治概念来使用的。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中表明,他的确开始探讨我们所说的政治革命的概念了,他喜欢将习惯上用拉丁语表述的“commutatio rei publicae”或“mutatio rerum”用意大利语的“mutazione di stato'来表示,尽管至少有一次[在《君主论》(ch.26)中]他写作时是在更为一般的变革的意义上使用了“revoluzoni”(哈托1949,503)。到了16世纪初,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圭恰尔迪尼(1970,81)把政府中的一次变动写成是一场“rivouzione”。一般似乎认为,revolution这种新的表示政治变革的含义产生于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初的意大利,以后便向北传播开了。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revolution”这个词的本义是天文学方面的,因此,也许是联想出来的也许是派生出来的,这个词还有占星术方面的含义。但丁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乔望用英文,爱耳弗勒根纳斯(主要由他为但丁提供天文学方面的信息)和梅萨哈拉用拉丁文译文,另外还有萨克罗伯斯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明确的意义上用这个词记录了所观察到的恒星、太阳、月球和各个行星每天的运动,还记录了行星(或者被认为是它们所隶属的天球)轨道上的表现运动。在科学革命初期,这个词被大胆地用在了哥白尼的名著《天体运行论》(1543)的标题中,而且还不时地出现在伽利略1632年发表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它;在印了许多版并有数种外文译本的勒雷雄的《趣味数学》中(该书的英文本是由威廉•奥特雷德译的),在文森特•温类似的通俗易懂地概述天文学和占星术的著作中,以及斯特里特的《卡罗来纳天文学》(1661)中(牛顿年轻时就是从这部书中记录下开普勒第三定律的),都可以发现这个词。换句话说,从12世纪到问世纪以及后来,revolution这个词经常而且显著地出现在(既用拉丁文也用本国语撰写的)有关无文学和占星术的专业论文中,并且出现在《神曲》这样的非专业性著作中,以表示天体(或它们的夫球)旋转360度并且完成~次环行运动或按某一单位计量的这种周期性的(周期循环的)运动。不过“revolution”的含义也扩大了,它可以表示任何旋转或周而复始的情况——从车轮的转动这种物理事件,到象征心中反复考虑某件事的概念。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继而在17世纪中,“revolution”开始获得了比其原有的天文学和占星术上的含义更宽的意义,其含义大大超出了所例举的数学和物理学的范围。Revolution可以是任何一种周期性的(或半周期性的)事物的变化,最后,它可以用来表示任何一些经历一系列有序的发展阶段的现象——循环(意指“转一圈”)甚至文明事物或文化事业的兴衰,也像涨潮和落潮一样,被称作是一种循环。所有这些含义显然与该词本来的天文学上的意义有关。
  有一个类似的词,这就是“rotation(自转)”,有时候,人们会把“revolution(公转)”与它混为一谈。今天,我们喜欢明确地去区分物体围绕其轴线的运动(自转)与物体沿着一个封闭的路线或轨道的圆月运动(公转);所以我们说,地球既围绕其轴线进行着周日的自转,又在其围绕着太阳的轨道上进行着周年的公转。不过,直到问世纪末,这两个词还时常被相互替换地使用着,例如,在牛顿的《原理》(1687)中就是这样。“Rotate”这个词来自拉丁文动词“rotare”(意为旋转或回转);拉丁文名词“rota”意指车轮(从而后来也就有了马车的含义),甚至还可以有在比喻时表示变化和无常的含义。在当代英语的习惯用法中,“rota”这个同保留了下来,以表示轮班或轮流工作的固定秩序,甚或用来表示花名录或人名单。晚期的拉丁文名词“rotatio”使我们有了我们的词“rotation”。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算命的“tarocchi”(纸牌)像今天的纸牌一样,其中重要的一张牌就是“rota di fortuna”或命运之轮。人的命运被假定是由这种命运之轮或“rota”及其转动决定的。这样,也许就有了两种主要的“转动”的根源,人们相信它们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人生的进程和国家的进程:一种是命运之轮的转动、旋转或疾驰,另一种是天球的绕转。大概,“revolution”这个词的出现可以与命运之轮因而也可以与天球联系在一起(亨利•格拉克已经发展了这一看法)。从政治语境中的“revolution”或“rivoluzione”出现的频率与命运之轮或“rota di fortun”的关联中,有可能发现这种联系的证据。在但丁那里,“revoluzione”作为一种表示天国的圆周运动的词出现在《神曲》中;但他并不需要“rota di fortuna”这种想象。尽管轮子的旋转是圆周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轮子的转动从何处开始结束时还将止在何处。因此,虽然对于天球的运动而言,回转、返回或完成一次循环等都有着实际的意义,但对命运之轮来讲却并非必然如此。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期,有一种普遍流行的信念认为,政府的事物是受正在运行中的行星的控制的。尤金•罗森斯托克-休伊斯(193,86-87;参见哈托1949,511)发现了一个德国16世纪时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人类历史中的事件,与“在最初的运行中”(“in der ersten Revolution”)关系到黄道十二宫的行星有关。维拉尼(哈托1949,510)对1362年有过一段记载,其中有占星术所提供的佛罗伦萨人将要出兵攻打比萨的准确时间。开普勒和伽利略都把用占星图为统治者算命当作他们专业工作的一部分。开普勒(1937,4:67,参见格里万克1973,144)曾认为,参星的出现是与那些延长了的灾祸有关的,这些灾祸“不仅由于君主的去世,而且由于随之而来的政府中的变动[nicht ebendurch Abgang eines Potentatens und darauf erfolgende Neuerung im Regimen]”导致了一些苦难。在1606年的一封信中,开普勒(1937,15:295-296)批评了占星术“以宇宙的运行为基础[ex revolutione mundi]”对人类历史所作的浅薄的预见。有些图片证据可以表明,伊丽莎白女王和路易十四的皇权及其君主政治的基础是与占星术联系在一起的(参见图1、图2和图3)。
  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或者生活在16-17世纪的人,一下子就会把“revolution”这个词与巨大的时间之轮的展现这一思想联系在一起。时间之轮及其运行这一概念,不仅被用来作为一种纯粹的思想的隐喻,而且还可以用具体的实物形象和物理客体为例对它加以说明。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物的钟楼上,谁都能看到标志着时间进程的表针(表针只有一个,即指示小时的时针)连续不断的运行。时间消逝的另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大概就是在包括太阳、恒星和月球在内的夫球运行的过程中每天的表观运动。对于时间之轮,也可以根据太阳每年在其视轨道上穿梭于固定的恒星之间的运动作出形象化的描述。天球每天的运转(我们今天把这称之为自转)会带来其从早晨到中午、傍晚直至夜间的变化,并且标志着一种每24小时为一天的周期。在一年的进程中,太阳在其轨道上的运行所带来的变化有回升和日落的位置变化,白昼与黑夜的时间长度的变化,以及季节的变化等。
  这些周期性变化的重要性质不仅仅在于,从“revolution”这个词本身意味着“转回来”这个意义讲它们是一系列现象的循环或重复,而且在于,在每次这类时间循环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戏剧性的重要变化。有什么差别能比得上日夜之间或冬夏之间的差别呢?!它们的差别就像是这样:生命产生,进入成熟阶段,然后死亡,腐烂,最终又复活——亦即地球上生命的循环和生命无穷无尽的延续。天文时的循环周期包含着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太富有戏剧性了,用“突变”这个词来定义它们是十分恰当的,蒙田及其他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都曾用它来表示某种巨大的变化,而我们则会把与这类变化相似的事件称之为革命。到了17世纪,一场revolution所指的就是人类事物和民族命运变化的大潮中的一系列事件、一次循环或一种涨落兴衰,或者(或多或少)是以前的某种状态的再现,而依次单独发生的事物和特别的事件往往被称作是突变。不过,即使某个重大的事件或变化并非必然就是某一固定顺序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它随着伟大的历史车轮的发展及时地发生和形成了,因而,用revolution来形容它也还是可以的。revolution也可以用来指某一改变了历史的正常进程的事件,例如一个使历史车轮稍稍加快前进的事件,或者一种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或“epoca”)、标志着新纪元开始的事件。在16世纪和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巨大的变革都被称作是revolution,这反映出了对占星术事业、对命运之轮、对事物的兴衰或循环以及对历史车轮的前进等进行思考的背景情况。
  这种“revolution”的出现,其最有趣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暗示着有些事件是由超出人的意愿和力量的一些因素决定的——或许是由占星术业、或许是由有关(历史车轮的运行导致的)循环演替的规律决定的。因此,人类事件和历史的进程,大概也像恒星、太阳、月球以及行星等的运动那样,遵循着同一个不可抗拒的固定的程序安排,上帝的直接干预能使它们发生变化,就像奇迹中发生的那样。也许,人的干预也可以引起一场革命,从而超越或在瞬息之间取代由那些恒星的运行所决定的固定的顺序。


  17世纪


  除了这些用法和含义外,作为表述非循环的巨大变化事件的revolution概念,渐渐地出现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务必要牢记的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revolution”这个词含有两种显然对立的一般性意义。一种所指的是这样一类要经历循环的全过程的具体的活动,它最终能导致一个与以前的某一状态同一或类似的状态,或者,导致这类循环的一种继续或一种不需具有严格周期性的涨落兴衰过程。另一种所指的是,颠覆,推翻,“mutatio rerum(事物的变化)”,在国家大事中、在王朝的继承中或者一个政体中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变革等。第一种所要借助的是一个完整的周期或转动360度这样的概念;第二种所要借助的则是18O度的大转弯这样的概念,这种大转弯只不过是一种短时间内的激进的变革,听起来很像是我们1789年以后的revolution(即政治革命)概念。不过,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也许未必像看上去那么大。因为在此时,人们普遍相信,正如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进步的方式就是回到早些时候那些更好的时代之中。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一次重要的进步想象为是回到以前的某个状态,即回到某个黄金时代去。把时钟或日历向后拨就构成了进步这种信念,是与世界本身或生活的环境不断恶化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宗教思想来看,这样一种衰退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堕落、被逐出伊甸园之时。在我们当中,有谁的父母不曾对他说过“以前的”情况更好?我们的父母是对的。食物在新鲜时显然比冷冻后、比用化学染料和防腐剂掺了假、比装在缺少新鲜空气的塑料袋中味道更好、更有营养。很清楚,在轮船男女服务员的照顾下坐在平安宁静的包舱中漂洋过海,要比八个或十个人坐在一排拥挤不堪的宽体喷气客机中舒服得多。毫无疑问,在谈到孩子们小的时候更尊敬他们的长辈、举止更有礼貌时,我们的父母也是对的。今天,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化学战、生物战以及核湮灭的不断威胁下的人,没有谁在回顾以往时不把过去的某些最黑暗的日子看作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我们现在要好的时代。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社会政治的改革者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期待着回到某个更美好的或类似的时代,回到符合圣经宗旨的环境中,回到受登山宝训中宣布的正义原则所支配的世界。因此,从回到某个更美好的时代、建设起“一个天堂”、恢复——如1649年平均主义者的《宣言》所提出的那样的(艾尔莫1975,153)——“[存在于]原始的基督徒[自发的]公社”的那些原则等意义上讲,剧烈的变革被看作是一“revolution(回返)”。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revolution”这个词的确定的含义仍然是恢复,在这里是指恢复《权利法案》(1689)的原则,这项法案对在美国的英国殖民地上的英国人并不适用。
  在16世纪、17世纪甚至到了18世纪,要想说出某位作者心中所想的“revolution”是哪种意思:是一种明确的复归(一种循环现象、一种涨落兴衰),或是(可以导致某种新事物的确立的)某一大规模的事件,还是某个顺次发生的事件,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603年约翰•弗洛里奥所译的蒙田的《随笔集》(p.74)中有这么一段具有现代意味的话:“综观我们内部的和国内的这些争斗,有谁不会惊讶地大喊:这个巨大的世界框架正在接近毁灭,审判之日即将降临,别再念念不忘业已看到的许许多多更糟的revolutions了吧……?”孤立地看,这段话似乎很像是具有1789年以后意味的一段评论,弗农F.斯诺(1962,169)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许许多多更糟的”这一修饰语的出现暗示着,弗洛里奥所想的只不过是以前循环出现的事件,甚或仅仅是以前的一些事件;这一解释得到了以下事实的证实:弗洛里奥的“revolutions”指的是蒙田的“Choses(事件)”(1595,“97”=88;19O6,204),而斯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指我们会称之为“革命”的那些事件时,蒙田是用“mutation d'estat(政府的更迭)”来表述的,此语源于拉丁文的“commutatio rei publiCae”。
  在斯诺提出的另一个例子中(以及他没有提及的一部分译著中),无疑大都具有循环的意味。在1614年版的威廉•卡姆登的《文物杂论》中,有一章是讨论“服饰”的,在1605年的第一版中没有这部分内容。在这一章即将结束时(p.237),卡姆登说:“据此看来,对于那些厌恶当今流行的小手提包的人,就让他们记住塔西佗的话吧。世间万物都是周而复始的,就像一年的四季那样,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也有其周期性。”显然,这段话包含了塔西佗在类似的情况下说的另一段话中的类似的内容,当然,塔西佗这段原话中没有“revolution”这个词[Annals(编年史)3.55.5]:“Nisi
  fort rebus cunctis inest quidam velut ortis,ut quem ad modum temporum vices,its morum vertantur ”。
  在《哈姆雷特》(5.1.98)著名的“墓地”这场戏中,有一个在涉及到人类事物和生活时把“revolution”当作循环讲的引人注目的例子。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对小丑掘出的骷髅说:“从这种变化上,我们大可看透生命的无常。难道这些枯骨生前受了那么多的教养,死后却只好给人家当木块一般抛着玩吗?想起来真是怪不好受的。”莎士比亚是否[像斯诺(1962,168)指出的那样]把“revolution等同于恢复某个人以前的状态,或等同于回到生-死循环过程以前的某个位置”呢?也就是说,这里是否含有涨落兴衰的意味、或某些作者归之为“命运倒转”的意思?莫里哀所写的“残忍的命运会使我们面临所有大变革”(《普绪喀》611-612行)中,就含有这种意向。
  17世纪上半叶,在一般的或非科学的意义上使用“revolution”这个词时,往往是指类似于某种天文学意义上的循环或半循环现象。因此,在1611年的一部词典中,“revolution”只被定义为“旋转一周,环行,回到最初的位置或出发点;循环过程的完成。”不过,“revolution”渐渐有了表示某一重大的事件和变化的含义。以下这段话摘自詹姆斯•豪厄尔1646年所写的一封信,从中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到“revolution”一词的这两种含义是怎样同时出现的:“我想,后来万能的上帝与全人类产生了不和……因为在这12年的时间里,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最奇怪的变化(revolution)和最可怕的事件,我敢冒昧地说,在亚当死后,它们就已经在如此短暂的一段时间周期(revolution)内落到了人类的身上。”在“如此短暂的一段时间周期内”这个短语中,豪厄尔(1890,I:512)是按照传统的含义和词的本义来使用revolution这个词的;但是在“最奇怪的变化”这个短语中,他也许想到了、也许没有想到那些动荡的岁月中的政治事件。
  16世纪没有经历过我们今天使用这个词所表示的任何重大的或大范围的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革命。因此,在16世纪或17世纪初,也就没有什么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可用来作为革命理论的具体事例,或者,可为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范围中的(激烈的甚至是突发的长期变化意义上的)革命提供事例或概念模型。不过,到了17世纪中叶,政治变动使得革命理论和革命概念有了实际发展的迹象,在这些变化中,有著名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第一个被承认的现代革命(关于宗教改革运动请参见本章补充材料4.l)。
  在今天,人们对17世纪中叶的光荣革命(参见下文)出现前几十年的一系列事件的讨论,使得光荣革命的意义不怎么明显了;对于这些事件,人们今天有时候把它们统称为英国革命——在史学家中,这一普遍的用法由来已久,而其中的许多史学家并不认为这些事件就是一场革命。有的史学家,例如阿克顿勋爵(1906,219),把后来出现的光荣革命归属于英国革命,这种情况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对这一所谓的英国革命,几乎从未有人给它下过定义,甚至那些认为有过这样一场革命的人也未定义过。这场所谓的革命的主要特点是,不时地被戏剧性事件打断的一些政体方面和宗教方面的大动荡:内战(1642—1646),查理一世皇帝受审并被处决(1649),联邦的空位期和奥利弗•克伦威尔控制下的摄政政体。19世纪著名的立宪史专家塞缪尔•罗森•伽德纳把历史的这一幕看作是“1625-1660年的清教徒革命,”并且,他编纂的那部历史资料巨著(1906)就是以此为题的;但在其中(例如,pp.X,xi)他也提到过“英国革命。”尽管这场英国革命以暴力活动(内战,弑君)为特征,而且在政体的外在形式(联邦制而非君主制)方面导致了暂时的变化,但是,并没有出现“具有永恒价值的”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或社会变革。甚至基本的王权神授问题和(建立在选民基础上拥有真正至高无上权威的)议会的权力问题,在光荣革命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伽德纳(在1886年以及其它的著作中)提出的清教徒革命这一专有名词,是以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为依据的,即与国王作对的主要是清教徒,但他们对立的问题是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反对皇室运动的参与者包括许多新兴的商人阶级和工匠阶级的人士,他们要求在政府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促使政府减少在财政和贸易方面所加的限制)。在清教徒运动中,有一些真正的革命党人,其中最极端的派别就是那些所谓的平均主义者(对他们的这一称呼具有贬义,因为他们笃信民主和平等)。平均主义者曾两度败在克伦威尔手下,而“他们所希望的‘革命’一直没有发生(艾尔莫1975,9)。他们想废除垄断和特权(但不废除私有财产权),他们要确立的是普遍的“男人作主的家庭选举权”,但不是“无条件限制的男人的选举权”(p.50)。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激进的议会改革,地方行政官员和其他官员的选举,政府部门的更迭,政府的分权和其权力的严格限制,以及君主政体和贵族院的废除等一系列步骤,使政府的模式发生革命。
  当今最重要的论述英国革命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希尔在《革命的世纪》(1972,ch.11,pp.165ff.)中断言:在“1640-1660的20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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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方面都可以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相比拟的”“一场大的革命发生了。”它之所以是一场“大革命”,是因为“法国式的君主专制制度一去不复返了。”“专制政府的工具,星法院和高等宗教事物委员会,被永远地废除了”,而“议会对税收的控制则被认可了。”不过,希尔又指出,这“是一次很不完整的革命,”“在1640年到1660年期间,曾经有过两次革命,其中只有一次成功了。”希尔还坚持认为,曾经有过一场“伟大的人类思想中的革命”——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就……即政治问题也许可以通过讨论和辩论来解决,”“实惠和权宜之计比神学和历史更为重要,”而且,“无论是文物研究还是在《圣经》中寻章索句,都不是导致国家的和平、秩序及繁荣的最佳途径。”由此看来,我们应当同意希尔的这一观点,即它构成了“一场如此伟大的思想革命,以致于我们难以想象在此之前人的思想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在这本书中,希尔总结了一下自1640到1660这20年的影响,他把“受挫失败的”“清教徒革命”与“无法毁灭的思想中的革命”进行了对比。后者包括王政复辟后组成皇家学会的那些人导致的科学革命和“这一皇家学会要为之献身的散文革命。”
  19世纪以前,人们一般不把这场所谓的英国革命称之为革命;在其出现的世纪中,人们把它称作“大叛乱”和“内战”。19世纪的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撰写了一部十分有影响的六卷本的《英国革命史(1826-1856)》,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二者都以弑君为特征)进行了对比,并且对英国相对温和的革命学说大加赞赏。这部书特别令卡尔•马克思怒火中烧,他在1850年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对基佐进行了抨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讨论了英国革命(当然也讨论了光荣革命)。到了20世纪,许多有关英国史的著作都把英国(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一并提及。


  光荣革命


  尽管17和18世纪许多历史和政治书籍的著者把英国革命称之为一场革命,但在当时,它并没有被普遍认为是渐渐形成的政治革命概念的具体体现,我们这里所要追溯的正是这种概念的历史。确切地讲,思想主流中的第一次现代的革命是光荣革命,这也许是因为,它所导致的变化是持久性的。18世纪中叶,在《法国百科全书》关于革命的条目中,光荣革命被列为典型,而英国革命甚至没有被提及。在第一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771,3:550)中,据说“政治中的”革命被定义为“政府中的重大变化或转变。”有人说从这种意义上讲,革命这个词被“显著地”用来表示“1688年英国的重大事件,这一年,詹姆斯二世国王放弃了王位,奥兰治亲王和王妃被宣布为英格兰的国王和女王。”40年以后,在出版第四版时(1810,17:789),《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举了四种含义的政治革命:“所谓英国发生的革命”(光荣革命,1688),“美国独立战争”,“18世纪末左右波兰发生的革命”(这场革命使波兰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了),以及“法国大革命”——“无论从伴随它所发生的事件或由它产生的结果来看,它是所有革命中非凡无比的革命。”
  光荣革命由两大事件和导致它们的两个阶段组成:詹姆斯二世的逊位,威廉和玛丽的即位。与后来历史上的大部分革命不同,尽管这场革命也伴随有大规模炫耀武力的情况,但相对来说它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革命使君主国的天主教路线改为新教路线,并且使王位继承人永远是新教徒有了保证。不过,十分有意义的重要之举是,证明了国王的权力并非绝对是神授之权,它需经过被统治者,至少是议会所代表的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据说,当王位因詹姆斯已经——据宣布如此——“放弃了”统治权而出现“空缺”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并没有宣布他已经被‘废黜’,或已经‘forfaulted’亦即‘丧失了’王权”(乔治•M.特里维廉1939,145);“‘空缺’这个词从理论中已经打破了神圣的世袭权,”而往位继承法 把王位共同授予威廉和玛丽,则从实践上打破了这种权力。在1689年的一年里,英国人的一些权利和特权在构成《民权宣言》的一系列“条款”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这一文件提出了一些威廉和玛丽要当国王和女王必须接受的条件。除非他们承认已公布的对皇权的限制,否则他们就不能登上君主的宝座。在威廉和玛丽同时接受王权和《民权宣言》时,他们在形式上同意了一项契约,该契约无需进行根本性改动已有三个世纪了。英格兰已经“有了一部宪法草案”,它已经在发挥作用并且已经奏效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权宣言》“并没有引入任何新的法律原则,甚至没有提及对不信奉国教者的不容和法官的终身制等问题,尽管大家完全同意,立即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特里维廉1939,150)。
  今天,光荣革命所具有的革命性看起来也许是微乎其微的,尤其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相比,更是如此。但在随后的18世纪中,像保守的大卫•休谟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这些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一致承认,君主的统治者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这一原则很有意义。在普里斯特利看来(1826,286—287):


    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威廉国王统治下的革命
  时期。正是在那时,在经历了多次动荡、经历了政权机构的不
  同成员为争夺权力所进行的频繁的争斗(参与者中有些人付
  出了很大的血的代价)之后,我们的宪法终于确立了下来。像
  这样非凡并且取得了如此可喜成就的革命,直到近年来美国
  和法国发生了更加非凡的革命之前,恐怕在世界历史上都可
  谓是独一无二的。正像休谟先生所说的那样,这场革命割除
  了一些以世袭权为依据对权力的要求;当一位王子被选中时,
  他要在一些明文规定下才能获得王位,并且把他的权威建立
  在与人民权利相等的基础上。


  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讲,这是一场慈善的革命。毫无疑问,光荣革命因此有助于在思想上把革命与进步观点连在一起。
  在光荣革命中,进步与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题为《英国革命》的一篇文章中,阿克顿勋爵(1906)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描述了这两个方面。阿克顿在文中介绍了伯克和J.B.麦克莱的观点,他说,麦克莱“煞费苦心地指出,1688年的革命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它远远不如对近代错误的纠正,而且又回到了古代原则那里。”这场革命“基本上是君主政体方面的,”“统治阶级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没有出现社会的贵族势力向民主势力的力量的转换。”无论是非常议会中还是随后的《权利法案》中都没有提到“自由政府,宗教自由,国民教育,解放奴隶,贸易自由,救济贫困,出版自由,政府团结,辩论公开等。”尽管如此,阿克顿依然认为,这场革命是“英国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因为“它在契约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家政权,并且订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即违背契约就会丧失王权。”既然是“议会授予王权,并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授予王权,”议会“在行政方面和立法方面就成了最高的机构”:“这一切并不是恢复原状,而是转化”(P.231)。
  在把革命的两大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府形式的改进和恢复更为古老的原则或状态——连在一起时,光荣革命使本意为循环的“revolution”这个词的用法有了发展,即它可用来表示变化所具有的非凡性。最终,随着这个世纪的消逝,revolution结果成了这样一个词:它主要是指某种全新的事物的输入,就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那样,而且不再指重新肯定或复辟了。
  光荣革命所带有的恢复旧状的色彩,在第16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823,17:789)的关于政治革命的综合条目中阐述得很清楚。文中说,这场革命不仅规定(重新规定)继承人应为新教徒,而且宪法要“恢复其原有的纯洁性。”此外,这一“重要事件”“巩固了”——而不是规定或首次提出了——“不列颠人的权利和自由。”这类似于克拉伦登(d.1674)在其所著的《英国叛乱和内战史》(bk,11,&207)中对“revolution”这个词的使用。克拉伦登把1660年复辟后的那段局面,描述成这样一种情况:“王室中许多受排斥的成员良心泯灭,义愤皆无,他们忍气吞声,许多年没有对王室采取更进一步的步骤,一直到革命时为止。”
  在托马斯•霍布斯有关长期国会的历史的著作中(1969,204)可以看到,作者的论述很有说服力,在他的笔下,恢复或循环几乎有着相同的政治含义:“我发现,在这场革命过程中,最高权力在循环运动,这一循环是在一父一子两个篡位者之间进行的,从已故的国王开始”到他的儿子为止。最高权力的循环“从查理一世国王到长期国会;又从长期国会到残余议会;再从残余议会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然后又从理查德•克伦威尔(即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长子)回到残余国会;随后由此到长期国会;再从长期国会到查理二世国王,循环在这里有可能滞留很长时间。”克拉伦登伯爵在1660年9月13日《论军队的遣散》的讲演中,曾求助于另一种循环,即行星的周期性运行:“占星学家进行了似是而非的辩解(但愿它是真的),即过去20年间的所有这些运动[!]已经成了非自然的运动,而且它们都是由一颗邪恶的星星的罪恶影响引起的;尽管存在那些邪恶的星星的影响,但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妨碍。上述占星学家向我们保证,星星的邪恶被排除了;天国仁慈的守护神逐渐占了上风,并且制服了邪恶势力,而我们原来那些仁慈的星星们又重新统治我们了”(《国政短论集》,1692,3)。
  我不知道,人们首次把历用年的革命称之为“光荣的”是什么时候,不过我知道,在当年,约翰•伊夫林在写给塞缪尔•佩皮斯的信中问道,究竟怎样“我也能在这场惊人的革命中为您效劳呢?”在第二年,一本教科书中提及了“这场伟大的革命。”早在1695年,人们就用“revolutioneer”(“与革命有关的人”)这个词来指支持1688年诉诸革命解决问题的那些人。据说《国政短论集》(1692)中1660-1669的那卷曾打算“说明后来的那场革命的必要性和明确的合理性。”18世纪初的几十年中,也曾有过许多关于1688年革命的论述;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英语词典》中,“revolution”的第三个定义为:“政府或国家状况的变动。我们用它来……表示在承认威廉国王和玛丽女王后所产生的变动。”
  在法国,支持保守的天主教观点的人并不认为诉诸革命是件有益的或光荣的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循环,以及被处死刑的查理一世和仓皇溃逃的詹姆斯二世之间的一种相似,他们二者都曾是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并且都失去了各自的王位,他们都被新教徒取代了:一个被克伦威尔取代,另一个被奥兰治的威廉取代。有人担心,在法国也会出现类似的革命循环,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法国耶稣会会上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公爵所著的《英格兰革命史》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些事件中并不存在什么不可抗拒性。诚如他将此书(1711年译成英文,1722年又印行了第二版)题献给路易十四时所说的那样,“‘过去之事(美国革命)……未能制止,并非陛下之过。”若路易之“忠告得以采纳,”且其“继承人也接受这些忠告,则英格兰国王仍会雄居在他的宝座之上。”
  然而,法国的新教徒们在1688年的革命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在那一年的年底,皮埃尔•朱利奥在《牧人寄给巴比伦监狱中呻吟的忠于法国的人们的信》中,表述了他这位新教徒的希望:这场“伟大而惊人的革命无疑将导致其他一些革命,这些革命毫不逊色于”(引自古利姆特1975)威廉和玛丽通过革命继承王位。朱利奥发现了希望,“无需流血、刀光剑影和火焰,反基督教者(即路易十四)的暴政就会垮台。”1691年,在讨论查理一世被处决和克伦威尔的飞黄腾达时,天主教徒雷冈纳特产生了这样一种想象,“那些无所事事的和不安分的灵魂讨厌过持续安定的生活,他们喜欢革命;简而言之,所有那些希望在变革或普遍的动乱中获利的人,都加入了这个阴谋集团,并且不遗余力地促使其成功。”


  概念的扩展


  让一玛丽•古利姆特在他的《语词、革命和历史》(1975)中曾经指出,在17世纪最后的10年中,法国人在谈到1688年的英国革命时,相当广泛地使用“revolution”这个词和这个概念,当然,他们谈及这场革命时并不是把它当作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当作新教徒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君主制的一种威胁。古利姆特特别探讨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文学作品(悲剧和浪漫作品)中的革命思想以及史学著作中的革命思想。他所发现的丰富的事例表明,“revolution”这个词和这个概念正在民间逐步流行起来,这些例子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在这些年间接受了数学和科学中发生过革命这一看法。遗憾的是,这部杰出的著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作者有关17世纪的革命观念的主题,但由于受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种政治事件强有力的和公认的影响,它却没有坚定不移和始终清晰地区分17世纪的观点和作者本人的解释。在涉及到“revolution”这个词的实际出现时,尤其是这样,(正如20世纪的思想家们所看到的那样)作者的观点不同于他所分析的那些著作中的某种关于revolution的观念。即使在所举出的例子中,也并非总是要进行真正切实的尝试,以便揭示出“revolution”实际出现时究竟是指一种循环现象,还是指某一件独特的具有相当意义的事件。
  然而,那些说明“革命”确实发生的例子的数目,为这个含有剧烈变革意思的词和概念的逐渐流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费奈隆的《特雷马克的奇遇》(1699年4月出版)就是一例;在1719年以及后来出版的注释本中,该书“涉及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其中包括查理一世的死,查理二世的复辟,克伦威尔的独裁,以及詹姆斯二世的倒台等”(参见古利姆特1975)。费来隆在好几章中讨论了“造反”和“造反的原因”(尤其是“政府中的那些达官显贵们的野心和不满”)。有三场“虚构的革命”,每一场都是在其王子已成了暴君的君主政体中发生的;在其中的两场革命中,暴君被杀死了,在另一场革命中,暴君被流放了。正如古利姆特注意到的那样,其中有两场革命中出现了暴动(“revolte”),人民揭竿而起,以便获取他们的自由,但他们未能摆脱君主制、建立共和制。他们根据继承的合法性思想或有倾向的投票,选择了新的国王;所以有人说,这种“革命根本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秩序,甚至没有对现行的君主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恢复了一种专治政治已经致使其堕落的旧的政治秩序。”费奈隆说,“只有突然出现的暴力革命才能使这个行将倒台的政权回到其合乎自然的正常轨道上”(引自古利姆特1975)。1697年,在一部题为《绅士考特尼——英国伊丽莎白初恋密史》的小说中,勒•诺布耳描述了英王詹姆斯二世的一位拥护者对英国革命的看法,他写道:“英格兰是一个没有间歇的、革命的大剧场,转瞬之间一片宁静就会变成最猛烈的狂风暴雨,而狂风暴雨又会立即变为一片宁静。”17世纪末许多法国小说中都充满了革命的精神,这些小说竟然是些“(涉及历史和风流韵事的著作)”。勒•诺布耳在《阿布拉•缪勒——马赫麦特五世退位的历史》中讲了一个故事,叙述了“1687年11月奥特曼帝国发生的革命,苏丹马赫麦特被废黜,他的兄弟索里曼被推上了王位。”
  原为天文学概念的“revolution”转而被用在了有关政治事物甚至生活状况的领域之中,这种新的用法,在17世纪弗朗索瓦•波米编著的一部法语-拉丁语词典中得到了说明。他的《皇家词典》(3rd ed,1691)有两个各自独立的关于“revolution”的词条,第一个词条的含义是技术意义上的,指传统的循环运动和天体的运行:“tour,coursdes Astres .天体的运行、公转、旋转、运动周期(AstrorumCircurmactus ,circuitus,circuitio,conversio)”。关于“revolution”的第二个词条专用于政治变革方面,指一般性变化;甚至还被用来指时间的推移和命运的变迁:“changement d’etat.国事的变化、变革、变动。世态炎凉,命途多舛(Pubicae rei commutatio,conversio,mutatio.Temporum varietas,fortunaeque vicissitudo)”。
  在约翰•欧文顿的《苏格拉特之行1689》(1696)一书中,可以看到revolution这个词新的含义的扩展。在书的四个附录中,第一个是“戈尔康达王国近年来革命的历史。”所讨论的革命看来已经使政府发生了变化,一个傀儡国王从他的政府那里夺回了权力,没有诉诸武力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君主。在引言中,欧文顿描述了他从格雷夫森德启航的过程,那是“1689年4月11日,威廉国王陛下和玛丽女王陛下加冕的纪念日。”他说,船被派往东印度群岛,“船作为信使去传播这场非凡的革命的喜讯:通过这场革命,二位尊贵的陛下荣登宝座,全国上下普天同庆。”欧文顿谈到“查-埃格伯反对他父亲的造反”时(new ed,1929,pp.1O8-109),也使用了“revolution”这个词,以暗示一种复辟。他“日复一日地盼望着出现一场如意的革命,”欧文顿说,“那时他就有可能重返印度,他所希望的是父亲的去世会把他召回故里。”
  在革命的新时代,早期的一部关于英国革命的著作很有新的现实意义。安东尼•阿沙姆的《政府的混乱和革命》(1649;参见扎戈林1954,Ch.5)是在其1648年出版的著作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他是在一般意义上而非特殊意义上使用“混乱和革命”这个词组的,在光荣革命之后他的这部著作之所以看起来很重要,是因为他从政治上对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君主制政权进行了探讨。
  再介绍一F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对“revolution”的用法,我们的讨论大概可以就此为止了。霍布斯完全熟悉“revolution”这个词传统上的科学含义,他在关于几何学和自然哲学的著作中,也就是在这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在著述中曾谈到过“逆运转”,“本轮”,以及意指完整循环运动的公转。在其对“英格兰内战的研究”或Behemoth(pt.4,conl.)中,霍布斯把这个科学术语转用到政治方面,他(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写道:“这场革命”就是“最高权力在循环运动,循环是在一父一子两个篡权者之间进行的,从已故的国王开始,到他的儿子为止。”
  不过,当霍布斯着手“描述一场突然的政治变革”(斯诺1962,169)时,他——像培根、柯克、格雷维尔和塞尔登一样——“使用了‘造反’、‘叛乱’、‘颠覆’等词。”洛克在《自然法则论文集》和《人类理解论》这两部著作中都使用了“revolution”这个词,用来指地球围绕太阳的周年运动(她的“每年一周的公转”),并且把太阳说成是行星“公转”的中心(斯诺1962,172;拉斯莱特1965,55)。在政治领域中,洛克曾对弗朗索瓦•贝尼埃《最近一次国家革命的历史》进行过认真而细致的研究,他仿效贝尼埃用“革命”这个术语来指已经完成的改朝换代。他的著名的《政府论(下篇)》,因其为光荣革命辩论和对以契约为基础的政府理论的介绍而享誉天下,“revolution”这个词他在书中只使用了两次(bk.2,&&223,225),每次都是用来指一种政治上的循环,通过循环,恢复某种以前的涉及宪法问题的状态,因此他提到了“人民迟迟不肯放弃他们的旧的制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我国发生的许多次革命中,在现代和过去的时代,仍然使我们保留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我们的旧的立法机关,或者经过几番毫无结果的尝试后仍然使我们重新采用这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