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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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权威的概念》

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权威的概念》
  
作者:丹尼尔•达特
译者:王立秋
译自:The Notion of Authority: A Brief Presentation,Alexander Kojève, Verso Books, 2014, 224pps, $17/£15, ISBN: 9781781680957
 
 
 
最近出版的这本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权威的概念》(法文原版于1954年出版)的英译本,是对关于权威的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理解科耶夫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文本。尽管科耶夫(1902-1968)富有影响力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在欧陆哲学家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和让-保罗•萨特,以及像利奥•施特劳斯那样的美国哲学家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书却是主要为二战期间的欧洲听众写作的政治读物。这个文本最好与后来关于权威的哲学研究放到一起来读,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论文,《什么是权威?》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权威研究》,这三个文本都力图以不为压迫、父权或传统主义正名的方式,把权威带回政治生活。
 
尽管标题如是,但阿伦特和马尔库塞的书并没有给出权威的哲学定义,科耶夫倒是为理解每一种类型的权威提供了一个定义和图式。科耶夫首先快速地给权威做了一个整体的定义,继而就三个关于权威的分析的独特范畴展开论述,这三个范畴分别是现象学、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科耶夫最终发展出来的(权威)图式可以说是科学的。他指出,权威的总体组合有六十四种,其中包括四种纯粹的类型,和由这四种纯粹类型组成的十一种复合类型。他进而对权威作了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上的演绎。
 
科耶夫关于权威的核心定义是“权威只被用来左右能够‘反动’的人,也就是说,能够依代表(或‘体现’、‘实现’、‘行使’)权威的人来做出改变的人”(p.7)。对科耶夫来说,所有权威从根本上说都起源于他所谓的“神的权威”或“父的权威”,他又把权威定义为“能够在我没有可能对之反动的情况下作用于我的东西”(p.12)。本质上说,权威作用于不反动的他人,尽管他们有能力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权威是不许诺地行动的可能性”,p,9)。这个定义的要点在于,真正权威的行动不会遭到权威加诸于身的人的反对,这样它就不同于对权利的行使,在后者那里反对是存在的。因此,行使权威和使用强力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在一个人使用强力的时候,他们(被强力作用的人)也就有效地消除了他的权威。指出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即,在阿伦特和马尔库塞支持一种否定的权威定义的同时,科耶夫却力图对权威给出一个肯定的定义——一个他在二战期间,在政治上可以使用的概念。
 
 
四种纯粹类型的权威
 
科耶夫辨识出了四种“纯粹”类型的权威:父亲的权威、主人的权威、领袖的权威和法官的权威。这四种类型中的每一种,都有一种独特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以及一个提炼它的哲学思想流派。
 
种源(seminal)的权威是神的权威,这是一个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发展出来的概念。在西方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来看,权威首先指的是上帝在个体之上,对个体的统治,这种统治的范例,便是父亲对子女的权威。或者换句话说,父亲的权威说到底是一种神学类型的权威,因为在行使他的权威的时候,父亲是站在宇宙的始因的位置上或者说代表宇宙的始因,以上帝的替身的身份来行使权威的。对经院哲学家来说,一切属人的权威都有某种神圣的本质或者说来源。在上帝死后,世俗的父亲(人物)的权威取代了神圣模式的权威,尽管科耶夫并没有对此加以阐发。
 
第二类纯粹类型的权威是主人的权威,就像在G.W.F.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阐发的那样。黑格尔的理论是对权威的最为发达、发展最充分的哲学描述。但它也有弱点,它的弱点就在于这一事实——即,由于黑格尔看到所有形式的权威都来源于主奴之间的那种权威,它(黑格尔的权威理论)就把权威化约为主奴关系,如此也就没有给父亲的、或者说领袖的权威的独特理论留下任何空间。
 
就理解权威而言,黑格尔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让“风险”扮演的角色(分配给风险的作用)。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主人是在为承认而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出现的:奴隶选择服从而不是死亡,而主人则做好了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来获得承认的准备。然而,奴隶不会永远服从。主人的权威预设了战争和流血的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它也就预先设定了它自己的最终的消失(p.82)。因此,带来主人的,是死的风险。
 
在科耶夫的体系中,因为主人的殊死搏斗和它呈现的风险会引发革命或战争,故而,领袖的形象,科耶夫的第三种纯粹类型的权威也就出现了。因此,对科耶夫来说,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主奴关系的阶段。领袖的权威之概念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对科耶夫来说,领袖包括诸如“预言者、先知和祭司”和“院长、导师、相对于弟子的大师、先知等等”(pp. 19-23)那样的人物。领袖的权威基于一种领袖提倡的,以未来为导向的计划或观念。尽管领袖的权威可以通过(在选举中)当选而获得,但指出这点是重要的,即选举本身并不能保障权威,(在选举完成之前)在那个作为候选人的人身上,权威就已经存在了;选举只是显明这种权威。不可把权威与承认权威的外部符号混为一谈。
 
第四种纯粹类型的权威是法官的权威,科耶夫把这种权威和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放到一起来说。对柏拉图来说,不依赖正义的权力只是一种伪-权威,除“作为正义的权威”外的一切权力都只是野蛮的强力。
 
个别地说,这四种类型的权威都没有对权威给出一个完整的描述——这仅仅是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作为对权威给出一个普遍有效的解释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但黑格尔的否定与总体的本体论只能解释主人的权威,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原动力论也只能解释领袖的权威(p.57),就像经院学者和柏拉图对其他两种权威的理解那样。然而,一个完整的权威理论,必须对所有者四种纯粹类型的权威都加以解释。
 
 
权威与国家
 
在本书评的剩余篇幅中,我将解释科耶夫是怎样尝试理解这点的,即,一个国家怎能在没有神的权威/父的权威的情况下运转的。
 
他从攻击“社会契约论”开始,所谓社会契约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即,一个社会的成员为获得社会的好处而进入一种不成文的,同意服从该社会之法律的协定。特别地,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让-雅克•卢梭通过“公意”的概念给多数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威:这种权威给社会的整体高于其部分的特权。对科耶夫来说,社会契约论取决于这样的社会观,即,认为社会植根于其物质的(经济的)实在,后者反过来又意味着,社会基于形质遗传,并处在父亲的压迫的权威之下。
 
事实上,卢梭公意观念隐含的权威概念是父亲的权威加上了法官的权威。正如科耶夫指出的那样,社会契约论基于“父亲和法官的组合,但它绝不受领袖的权威的特征的影响”(p.41)。科耶夫更喜欢领袖的权威而不是公意,后者对他来说还是太过于与传统和对集体认同/同一性的保存纠缠不清。
 
科耶夫试图推翻社会契约论的三个方面。首先,他想为社会中的主人和领袖的权威引入一个新的角色(作用)。其次,主人的殊死搏斗带来了革命或战争,因此,一个主奴关系的阶段,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卢梭的公意之权威缺乏主人为压倒他的奴隶而作的斗争。第三,社会契约论中有这样一个危险:如果我们解释多数的权威,那么法官的权威就消失了。
 
实际上,法官的权威与其他三种类型的权威是对立的,因为如果它们(后三者)是正义的,那么就不需要法官了(p.51)。在关于权威的形而上学的部分中,科耶夫指出,所有现世的权威模式都是与永恒、神圣模式的权威相对的,因为根据他对权威的定义,所有权威都必然源于这样一种状态,其中,对权威的反动说到底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官的权威的来源,和父亲的权威一样,也是外在于时间的。像斯大林和希特勒那样的极权主义领袖并没有父亲的永恒的权威,而只有领袖的,现世的权威;然而,不幸的是,法官的权威并没有驯服他们。他们不具有永恒模式的权威,但他们有一种通过他们对未来的远见而获得的首要性(在斯大林那里,科耶夫是欣赏这点的(p.49))。
 
领袖通过革命(尽管是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他的权力。资产阶级想要向平民一样忘记他们的起源,与他们羞耻的过去脱离关系,所以他们通过摆脱君主和教会而切除了父亲的权威(p.64):“父亲的权威的压制有一种明确‘革命性’的特征:‘宪政’理论出自于反抗和革命的精神,它生成并在同样程度上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p. 64)。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应该被读作科耶夫对黑格尔的历史之终结与末人的观念的阐发。这一切除引出了领袖的权威,而资产阶级主导的时代,也在对当下,只对当下的迷恋中开始(这也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最关注的是食物和性而不是其他)。然而,说到底这个当下还是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在这种切除后遗留下来的权威——也就是说,被剥夺了“父亲”要素的权威——是什么?在思考可能遗留的不同类型的权威的时候,科耶夫指出,“’主人和法官’的变种给了我们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型的权威,而‘领袖/法官’的变种则给了我们希特勒版的权威,同时,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则是’法官和领袖’的变种”(p. 68)。在父亲权威被切除的语境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在消除父亲元素的时候法官与主人对立,那么结果就会导致向“阶级正义”的倒退。一切无稳定领袖、主人和法官的革命都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没有平衡。对平衡的需要是明显的——科耶夫写道:“与主人的权威孤立的领袖的权威有‘乌托邦’的特征:与其执行分离的立法建构了一个与当下没有关联的’乌托邦’(也就是说,它未能在当下掌权),它还会拉跨生产它的那种权威——并随之而进一步拉跨’分离形式’的国家本身”(p. 75)。
 
科耶夫为权威的失衡问题——它接近于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权的处境——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他所谓的“国民革命”(révolutionnationale)。领袖指导的革命远见不是乌托邦,因为它反对当下并拒绝拿光荣的过去来炒冷饭。但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革命的远见等同于维希政权下马歇尔•贝当的“国家革命”(Révolutionnationale),后者以“工作、家庭和祖国”为口号。贝当的革命观是科耶夫的远见的反题,因为它显然依然与过去的权威和父亲的范式绑在一起。同时,科耶夫支持奠立在“主人-领袖”权威模型之上的国家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国家必须奠立在出自主奴辩证法的那种风险之上:也就是说,必须基于革命。但这又是一个进步的迹象:他把允许战争的权威放到他所谓的“显会(manifest assembly)”——一个类似于议会的,由人民组成的机构——手中并因此而没有完全遵从手握权力的个体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