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类正处于以航天、核能、计算机、电信等技术为引擎的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日益呈现出高度共时性、互动化、网络化、流动化特征。由此，“空间”问题渐次成为自然科学、建筑工程学、地理学、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社会学、政治管理科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作为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不能忽视这一重大的空间化转向问题。本文认为，可以说，空间化转向既是传统哲学研究所忽略的、因而应当重视的领域，更是屡造误解、因而应当重新理解的问题，同样也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意义的独特视角。

      一方面，当今世界在交通、通讯等核心技术推动下，原有地理边界、社会结构、国际秩序被彻底打破，人员、资金、信息在全球规模上高度流动，生产、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全球空间重新布局，生态、性别、种族、阶级、国家等政治主题也发生着深刻变化。没有空间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是无法科学理解与判断这些新现象的。另一方面，当代空间研究又常被纷繁复杂、流动多变的空间现象所迷惑，容易走向相对主义，甚至陷入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指导所致。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走向空间化问题研究，才能深入当今社会具体现实，没有空间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抽象空洞的；而对空间问题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没有历史方向感的空间哲学是神秘和盲目的。

      本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转向”问题，就其广义而言是面向当代社会各种空间化现象并实现自身理论逻辑与方法的空间化改造，就其狭义而言即特指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化发展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分析批判。本着这一看法，本文在借鉴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将重点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转向的基本理论概念及其空间化转向的历史逻辑过程，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化发展等前沿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展开深入讨论。

一.空间化转向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西方学界对空间化转向研究之历史与现状概览

      空间化转向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最基本发展趋势之一。曾几何时，空间被当作死寂、固定、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而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福柯语）。但自从1960年代以来，空间开始取代时间成为诸多学科的重心。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甚至于19世纪，一些经典大师已经在空间问题并不时尚的年代就深入探讨过空间问题。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上手状态的周围世界的空间性进行过存在论分析[1]，而在其晚期著作中他则围绕着存在的历史与真理问题，对所谓本有的敞开与遮蔽、世界与大地的争执、技术集置与天地人神的“四合”、筑居与栖居的关系进行过讨论[2]，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资本主义发源地意大利南部与北部关系进行了探讨，巴什拉尔的《空间诗学》也充满着空间现象学想象：在他笔下，从屋基到层顶，从地窖到顶楼，它随时都有着梦想与理性、土地的与天空的意蕴；一只贝壳，、抽屉、箱子、柜子，它们都是对人类“空间”的一种浓缩；巴赫金对一系列小说的时空交错、文学中时间与空间关系内在联系的详细探讨，也属于空间理论的经典之列。而本雅明则得益于西美尔对柏林街头空间的陌生化体验，以惊人的梦游式的想象力捕捉到了19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移动现象[3]。

      所有的空间化转向思潮都向启蒙运动以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笛卡尔式空间概念与康德哲学的空间概念发起了挑战。后者这种类似于牛顿力学的绝对空间概念把空间当做一个不同于主体即精神实体的客观的同质延伸（物质实体），或者把空间当做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一个空洞的容器。与此类假设相反，那些形形色色的空间化转向的思想家们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证明，空间本身既非“自在之物”，也非一种主观精神，而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活动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与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西方的现代性因而被重新设想成为既是一种历史规划，又是一种地理与空间的规划，是对我们栖居于其中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持续的分解与重组过程[4]。

      受此西方思想大气候的影响，自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理论家就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空间化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化发展趋势与特征问题，并提出各自见解。如：(1）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的空间化发展理论：其中代表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与空间辩证法理论[5]；戴维·哈维（D.Harvey）的弹性资本积累论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6]；受列斐伏尔与哈维、卡斯特[7]等经典的空间批判理论大帅的影响，随后出现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现代性社会时空构成化理论[8]、戈特迪纳（M.Gottdiener）关于资本主义城市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9]；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生产理论[10]。

      （2）资本主义全球化、弹性化发展理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出现的南美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基础上，随后出现了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11]；阿明(S.Amin)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理论[12]；阿里夫·德里克[13]以及威廉·I·罗宾逊[14]的作为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等等。

      （3）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非组织化、网络化、虚拟化、流动化发展理论。与列斐伏尔与哈维并列出世的三位经典的空间理论大师之一卡斯特(Mannel Castells)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另辟蹊径，提出了网络社会理论[15]；随后才有约翰·厄里(and John Urry)、斯克特·拉什(Scott Lash)联袂提出的符号空间与后组织资本主义理论[16]；而来自的东欧的、被誉为后现代社会预言家的齐格蒙特·鲍曼则提出了“液化的、流动的现代性”时空概念[17]。

      （4）晚期的与后现代的资本主义理论。詹姆逊（F.Jameson)）这位当代西方久负盛名的左派文论巨擘综合创新，成功地把德国与法国的诸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哲学移置到北美，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现代性文化批判与激进政治地理想象融为一炉，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空间图绘理论[18]；受其影响，更为晚近的米歇尔·瓦卡卢利斯（M.Vakaloulis）则提出了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19]等。

      （5）左派激进地理学的空间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国家空间化与区域化发展理论[20]。例如，紧随列斐伏尔与哈维以及詹姆逊后尘与理论范式的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索亚(E.Soja，也译“苏贾”)就以激进地理学为根据地，别开生面地提出第三空间与后现代地理学理论[21]；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哈特(Michael Hardt )则禀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葛兰西）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传统（列宁主义），从跨国资本主义空间化、流动化、网络化发展的现实入手，提出了所谓“21世纪共产主义宣言”的帝国理论[22]；依循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濮兰查斯[23]及其杰出研究者雅索普[24]）之脉络，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这位六十年代末出生的后起之秀，则以左派地理学与政治学为本营提出了新国家空间与资本主义再区域化发展理论[25]。

      他们从不同角度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已从物质生产走向空间生产；空间已成为其最重要的生产力与统治工具；这种空间领域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得以克服危机、垂而不死的关键；当代社会空间化发展表现为全球性金融重组与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重组的地理景观。因此，只有赋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空间化视角，才能理解当今世界最新现实。应当说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研究作出可贵尝试，但其成果常有矫枉过正之嫌和后马克思主义特征，易盲从后现代理论而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2.国内的空间哲学理论与空间化转向研究现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开始逐步重视相关问题：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从一般的空间哲学理论及其发展史角度入手思考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空间问题。此类著述甚多，比如：罗嘉昌：《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景天魁：《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谭长流：《空间哲学》，九洲出版社2009年版；吴国盛：《希腊空间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恕不一一列举。

      从马克思主义学科角度研究的成果更是琳琅满目。一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哲学概念和关于社会的时-空特征研究，认为它们是基于人类实践尤其生产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也有学者认为时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积极形式，而空间则表征着人类生存的保守消极特征[26]。二是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与资本积累理论出发探讨全球化问题，认为今天人类正处在资本的全球化空间化发展时代[27]。三是从空间视角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积累方式问题，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是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积累是通过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实现的[2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大量地评介与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左派社会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研究的论述，并结合本土实际讨论空间生产时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所面临严峻挑战与新的可能未来。其实，早在八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便从作为聚居生态系统的广义建筑学角度思考中国特色的城市哲学问题[29]。这方面的论著很多，近年发表的比如：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庄友刚：“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空间生产、城市发展与人类解放”，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4期；张应祥、蔡禾“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载《城市发展研究》，2006；陈忠：“空间生产、发展伦理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陈忠：《空间理论与城市秩序--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报告(201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高峰：“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分析”，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李春敏、章仁彪：“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定位和价值选择”，载《前沿》，2008年第8期；李春敏：“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及启示”，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张京祥等：《体制转型与中国域市空间重构》，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三联书店2012年版；庄友刚：“从技术建构到社会建构：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抉择——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等。

      以上讨论成果很多，但也有不足：一是比较零散；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间化问题意识及其历史研究不够自觉；三是多停留在对国外思潮的引进及评述上，理论自主性创新性不够。第四，国内学界相关研究呈现出哲学理论反思与现实实证研究二元分立的格局，也就是未能自觉而系统地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论研究与对当代社会空间化发展问题的研究有效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理论与现实研究的双向互动其实是十分重要的。

二.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转向的若干基本概念问题

      我们这里之所以使用“空间化”概念而不是“空间”概念，是因为，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物质世界的空间概念，也不同于教科书中所说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结构，甚至不同于社会空间。

（一）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空间化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是互不相干的：在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空间常被不自觉地视作地理环境，但出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禁忌，因而空间的视角常常是缺席的。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空间观，主要是简单复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而获得的。在这种解释框架中，空间与时间一起被看成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是客观的和无限的。由此，空间就失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性，而成为纯粹自然性的存在，自然与历史其实是严重脱节的。套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言说方式来说就是：当人们讨论空间问题时，社会历史是在视野之外的。而在人们思考历史问题时，空间又消失了。这种脱离了具体时间地点的决定论的历史观逐渐陷入了僵化，从而在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时常陷入理论上的被动[30]。这就需要我们从空间观与历史观彻底统一角度，首先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一方面把空间动态化地理解为历史发生的前提与结果，另一方面把历史具体化地理解为具有持存性、共存性形态的社会空间关系存在；其次把空间化问题从一个哲学范畴与社会理论问题提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特征与核心课题。

      空间化既不同传统的物质空间、地理环境，甚至也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空间。空间化是以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内在的一个基本视野。空间化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一种现象学特征与规定，也就是如何实现从科学的本质抽象上升到辩证的现实的具体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统一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具有空间形状的社会存在；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投射于空间，否则就会永远处于纯抽象状态。换言之，空间是“具体的抽象物”，即其抽象母体（社会生产关系）的共存性与具体化表现[31]。空间化研究不仅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反而是其具体深化。正如叶秀山先生所精辟地指出的，当代西方哲学家很重视空间，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回到18世纪（福柯语），退回到一种被分割开来的空间结构上去，但是在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倒退”，乃是对时间-空间问题的深化，是一种推进。他们思考的是时间化了的空间，也就是说，时间是如何在空间里显现的，时间是如何通过人生在世这个舞台空间上，如何演出了一幕幕的活剧——历史。从现象学意义上说，空间化转向就是将时间空间化，让空间成为时间的轨迹，成为在场的不在场。空间存放着时间，也就是存放着人、存放着历史，空间首先向人开显为时间-历史。空间存在着时间，时间存放在空间中，就是历史。空间中的历史，就不会仅仅是思想史而同时也是现实史[32]。

（二）空间化理论核心概念与逻辑问题

      1.空间化概念的逻辑。一是初始性的临时设定前提，它是指在改造即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空间”，它摆脱并区别于自然空间。二是反思性的历史生成论与历史认识论逻辑，即人们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相对静止的“空间性社会结构”，这是一个既瓦解许多其他社会空间又形成新的社会空间的再生产结构。三是自在自为的批判性的超越性的存在论，指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性社会结构在自我超越、自我重组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化社会存在”，它具有非地域性、共时性、流动化特征。

      2.空间化理论的认识对象。一是日常生活空间：消费社会和技术管理体制控制下的身体化的微观现实；二是城市化社会空间：资本积累所支配、国家所规划以及全球化交往链接拼贴而成的社会关系载体；三是政治主权或国家空间：在世界一体化和保持民族-地方特性之矛盾中的地区国家；四是全球化空间，它具有共时性、流动化、等级制、超地域的网络化诸特征。

      3.空间化视野中的人类历史发展问题。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多种地方历史并存、相互排斥的异质生活空间，现代性历史则是统一的生产方式，即世界历史时间机制所支配下的多种文明交融过程，其极致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世界体系，而未来的人类历史则是单一的统治空间和一元性历史的瓦解以及新的多元性空间化人类历史的形成。换言之，空间化视野中的人类历史就是从地方性的多元历史到世界性的一元历史，再到空间化流动化的多元人类历史。

   三.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转向的历史逻辑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着一种空间化理论视野，那么这也并非“现成可用”的，而是需要经过一番深刻而曲折的思想史的回顾与重构才是可能的，即要有一段很长的理论之路要走。历史唯物论的空间化解释问题绝非晚近的“发明”，而是早已有之，但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由隐而显的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首先是一个经典语境中次生的被忽略的问题，它发轫于对资本主义的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外围空间的关注上。经典形态根据19世纪经验，把空间视为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地租问题，这是一种非本质的现象实证解释。其次是一个被逐渐突出却误解的问题，它产生于对20世纪经济危机与战争、革命与落后国家兴起等问题的思考，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论、历史多线论和总体辩证法，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揭示了现代性的空间化起源及其统治本质特征。到今天它则是一个突破与重建经典逻辑之后的新问题，它滥觞于城市化发展问题挑战，扩展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重新认识，而成型于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理论图绘。

                            （一）经典唯物史观潜在的思想资源

      首先，马克思虽没有明确地提出自己历史观的空间化转向问题，但包含着其基本的方法论与核心逻辑：

      （1）彻底的历史存在论的具体总体现象学方法，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是特定时间-地点基础上的感性具体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现实。历史本身是一代人又一代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从事实践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绝对不是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种历史只能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生产过程，它总是处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之中。

      （2）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是以特定的社会主导结构为中介与载体的、本质具体意义上的关系生产总体。“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33]。

      （3）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历史性精神不仅表现在它是一种具体总体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而且克服了对任何既定的伪具体的空间存在的直观神秘崇拜，而道说出了它们的历史构成性本质。强调历史总是处于特定时空条件和位置的历史，使得马克思超越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总是处于某种主导的结构性关系之中，使得马克思摆脱了对历史相对主义困境[34]。但马克思历史观更伟大之处在于，他强调无论是具体的空间景观的存在、还是作为结构性关系的空间存在，都是历史性和生成性的。正如俄国的公社所有制并不意味共产主义一样，资本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马克思全部理论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的特定历史性。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关联，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挖掘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和危机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其次，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空间化视野：马克思经常在其著作中承认空间与地点的重要意义。城乡对立、地域分工、生产在城市群的集中、劳动力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地理差异以及通过交通工具与通讯手段创新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意义。首先，空间是资本运动的客观前提；其次，空间本质上是抽象而流动的社会关系再生产；最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就是不断突破时空界限，在社会关系所生产出的社会空间中实现“无限”生产的过程[35]

  （二）列宁、卢森堡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积累与发展不平衡理论预示了空间化批判视野。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原因，学界在反思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理论过失之时，常常把这种教条化的起源追溯到第二国际。然而如果我们抱着严肃的态度去审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想非常复杂多元，诚然，我们能在这里找到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决定论和目的论化的理论源头，但同样也可以在此发现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空间化理解的潜在倾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卢森堡虽然没有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创造性阐发，甚至依然带有经济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的残余，但是她并没有固守马克思原来的理论和第二国际窠臼，而是第一次把空间地理视角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狭义层面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上。首先，卢森堡明确揭示了空间扩张对于资本主义生存的意义所在；其次，卢森堡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空间的同质性假设，而看到历史地理发展的不平衡因素。这些思想为后来的阿明、弗兰克、多斯桑托斯、沃勒斯坦有关“不平等交换”、“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世界体系”、“中心与边陲”等理论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据此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在多重意义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封闭体系，有力地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进程与历史趋势[36]。

      值得一提的是，列宁同样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不过，和卢森堡将这一不平衡作为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相异，列宁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出发，将不平衡看成帝国主义的必然后果。列宁的贡献在于突出了民族（国家）问题的重要性：社会历史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那里便具有了自身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普遍性、同质性理解，开辟了从空间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构成了后来关于新帝国主义理论争论的基础。

      正像哈维所说，马克思只是提出一种关于阶级剥削推动的资本主义历史的理论。地理变化作为马克思的科学的抽象之中次要部分而被排除出画面之外。“由于其思想未能系统论述独特的地理与空间维度，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和理论的基础遭到了破坏。”而列宁则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传统，马克思的弱点与忽略正是列宁要填补的空白，他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起源以及帝国主义的相互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这一事实的研究直接使其把地理与空间维度引入到论证中。但列宁却把空间关系与地理结构还原为一种国家理论[37]。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转向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也蕴含着空间批判视野与转向。虽然这种辩证法有严重的人本主义与结构主义缺陷，但以葛兰西[38]与阿尔都塞[39]等为先导，以列斐伏尔[40]、濮兰查斯[41]等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还是突破了经济决定论，深化具体了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微观发生机制的研究，突出了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空间化发展及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空间化调控功能等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空间政治理想问题。

      其次，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当代西方左派史学与社会理论（国家理论、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它们自觉凸显空间化批判向度。当然这过程极其纠结与复杂：从最初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老死不相往来（19世纪末），到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地理学的初步结合（1950年代），到把地理学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所导致对西马的历史主义“批判”的批判（1960－70年代），再到正统西马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空间化批判的重新历史主义反击（1970年代），最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化本体论批判（1980年代以来）[42]。虽然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迷惑，这些空间理论研究常热衷于追逐变幻无常的文化地理景观而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历史批判。但以卡斯特、哈维、詹姆逊、索亚、雅索普等为代表的学者还是成功地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地理学、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等跨学科结合，提出了区域化、国家空间与全球化后现代地理景观批判等方法论，拓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丰富了其当代意义。

      总体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左派社会理论从空间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体系进行了改造，并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方面：

      1.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与改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转向最为彻底和关键的人物当属列斐伏尔，至此，空间问题方才作为一个显性的主题被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中。列斐伏尔一方面重新反思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传统，另一方面批判性地吸取法国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精华，声言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才能有效地分析和批判全新的资本主义现实。哈维、索亚等学者从激进地理学的视角继承和发展了列斐伏尔的思路，从而从整体上推动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无论在元理论层面还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往往都存在着历史时间性压制地理空间性的现象，因而主张在各个层次上将空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当然，哈维比列斐伏尔更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表现在他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化发展这种历史特点，而不是突出单独的空间的生产方式发展逻辑或者说所谓的空间的生产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索亚与哈维讨论的问题一样，但两人的风格却迥然不同。索亚更多强调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空间化的本体论改造，对后现代主义缺少一种明确批判。而哈维则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坚决批判，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却没有进行质问。诚如有学者所言，与列斐伏尔的模糊开放性形成鲜明对照，哈维的文章表明了一种系统而完美的确定性；他认为：

      第一，社会进程的所有方面无疑地都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中。

      第二，只要现实世界可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内，就没有必要对一个命题做进一步证明。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达社会分析的必经之路。

      第四，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理论没有存在的必要[43]。

      列斐伏尔等人首先强调必须将空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层面。列斐伏尔提出，今天的“辩证法不再听命于时间性”，只有“认识到空间，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或在什么地方发生”，这才是“对辩证法的恢复” [44]。哈维明确提出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索亚则试图在列斐伏尔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社会、空间、时间共存的三元辩证法。他们明确反对传统教科书体系或者以往哲学对空间的机械理解，反对把空间当成纯粹自然或者物质性的存在，也反对把空间看成仅仅是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外在“容器”。无论是自然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不具有既定的优先性，都应当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中予以理解。“空间在其自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45]

      空间作为人所生存的“第二自然”恰恰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空间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在许多方面与明显旨在使历史的创造去神秘化和政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46]不但空间的本质是社会性，而且社会本身也总是脱离不了空间性，且存在与某种空间性的生产框架之中。任何一种实践也总是处于某种特定的空间和场所中的实践。最后，强调社会关系和空间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空间性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被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这种空间性又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中介；“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既能形成空间，又受制于空间。”[47]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斐伏尔、索亚等人试图颠覆经济决定论的禁锢：因为传统教科书体系只是将各种空间关系的组织看成是上层建筑内部的一种政治或文化表现形式，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已。实际上，社会空间同时起着生产力、经济基础、政治工具与艺术想象的作用[48]，是社会分工、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制度性物质基础，是一种空间母体[49].因此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够只是抽象地探讨某种其决定作用的最终结构性（还原主义），而是应该现实地分析一切历史和地理的具体性。

      2.对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领域（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化研究。

      众所周知，当少数西欧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取代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并逐步确立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时代的资本主义做了分析；当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方式赤裸裸地将其他非资本主义地区变为自己资本和商品输出的对象之时，列宁以及第二国际的部分理论家对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做了批判；而二战以后，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被打破、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以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却似乎使人们忘却了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正是列斐伏尔、哈维等人通过空间地理学视角的引入，深刻地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完成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全新方式。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空间的生产”时代，如果不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空间的生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根本无法理解全球化、城市化和空间化的全新现实。资本主义通过与市场、制度、国家、技术以及意识形态的结合，不断将社会空间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从而独特地生产和再生产着地理的不平衡发展。

      具体来说，列斐伏尔、哈维等人从空间维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探讨主要包括三个维度。

      首先是资本积累与发展的空间条件问题。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历史起源于西欧原始资本积累的空间形成，而将终结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形成。哈维认为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之间一个基本差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主要剥夺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而卢森堡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中心对资本主义外围或非资本主义的剥夺，是一种始终同步发生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而不是历史性的自我否定；一句话是空间的辩证法而不是历史辩证法，是空间角度的解区域化与再地域化，而不是传统社会瓦解、否定与现代社会重建。哈维宁愿用剥夺性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这个范畴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与当代新帝国主义形式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动力并不停留于国家与超国家层面的空间干预与调节，而是基于资本积累动力需要的创造与破坏的动态地理景观与资本增长周期[50]。

      而约翰·厄里则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就是从抽象历史过程走向具体空间地理现象的过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有三种形式：

      一是不涉及任何空间变化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换言之，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增加劳动强度来实现的。

      二是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言之，这种生产涉及的商品运动包括劳动力的运动，而不包括生产资本的运动。

      三是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换言之，新的技术、分工的加强、新机器的使用等，都会带来生产资本的重新选址，并且形成了非常多样的和空间上独特的资本循环[51]。

      对他们来说，要想弄清楚当前资本主义是如何完成自身积累的，就必须从研究当代的空间构型或者地理学出发。反之亦然，如果不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要想真正理解当代的空间表象和现实，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城市化、世界体系和国际分工都是资本主义成功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重要空间手段和结果。资本主义一边生产出“人造环境/空间”（比如公路、城市等）来维持自身的积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选择性地破坏既有的人造环境，从而有效地避免过度积累的问题。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政治问题。他们部分地继承了卢森堡如下观点——利用不同社会空间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资本主义很容易实现“价值的地理转移”；同时通过国家间的转移，资本主义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这里就过渡到列斐伏尔等人所关注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即剥削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毫无疑问，在列斐伏尔等人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今天的剥削关系甚至比以往的任何时代更加复杂，它“包容各种剥削关系的多层次等级体系，这种体系从全球延伸到地方，从世界体系延伸到单独的工厂和家庭。”[52]

      也因此，与高兹宣告“告别无产阶级”和马尔库塞将大众阶级化不同，列斐伏尔等人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发现了新时代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斗争在今天绝不是已经消失或者衰微了，恰恰是资本主义通过地理转移的结果。列斐伏尔指出“今天与以往相比，阶级斗争更是镶嵌在空间之中。实际上，只有这种斗争才能阻止抽象空间对全球的霸占及其对一切差异的掩盖。”[53]

      哈维也同样强调需要从资本主义的动态积累中来定位阶级，并据此提出适当的阶级斗争策略；同时也不应该忽视种族、民族、性别、文化等等领域发生的可能性斗争策略。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阶级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批判了传统教科书体系的“阶级观”：这种阶级观一方面把一切阶级斗争机械地还原到经济利益，一边把社会斗争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

     最后，未来社会主义的空间理想问题。列斐伏尔和哈维等人在反对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的同时，提倡应当重视一种辩证的、乌托邦式的空间想象。传统历史观将历史发展看成是线性的、必然的、目的论的，因而严重地压榨了乌托邦的存在可能。而列斐伏尔等人则认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革命，必然是一种创造了新的空间和空间意识的革命。这种地理学的乌托邦想象（希望的空间）的提出，同样突破了传统历史观的“决定论假设”[54]。

                     四.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转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是一个回到经典问题、突破经典问题，重新激活经典问题域的创新-继承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以把握生产方式发展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核心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以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直接回答今天已经成为主导现实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的历史局限性，更要关注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批判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如何克服与更新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这种局限性，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课题。

      换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不仅有一个随着其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对象与内容的问题，也有一个理论自身的结构与方法、视角的突破与转换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反映资本主义客观现实变化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伴随资本主义现实变化所引起的相应的理论形式与视野的变化过程。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走入后福特主义管理发展时代，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研究的形式变化最明显趋势就是：从传统的以经济社会现代化研究为重心转向以政治文化社会问题研究为重点，从传统的重视资本主义宏观的历史发展逻辑的研究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既是宏观又是微观的空间地理发展特征的研究，从传统的突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统治制度（形式）的研究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流动的隐蔽的统治形式（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生活权力话语实践）的解构，即从传统的以国家与阶级为重心的研究转向更为复杂多样的现实研究。其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城市－区域化、全球化与空间化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应当说，这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互为前提、三为一体、高度重叠的问题结构群。这个问题域显然是一种空间化转向。

      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要求问题意识的重建和方法论上的全新变革。我们认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研究应该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结合起来、将历时性和共时性视角结合起来，既要探讨资本主义在时间上的发生过程，也要研究其在空间上的布展。用哈维的话说，我们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即研究“资本主义怎样生产了它自己的地理”这个问题[55]。这种方法论上的“转向”或“升级”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种开放的、辩证的方法，既注重资本主义的总体化和一体化的特征，也关注其内部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既要重视对具体的、区域的地理学景观进行探究，也要注重对抽象的话语、概念布展进行分析、探讨。

1.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物的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走向空间的生产.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生产”主要被理解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生产、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最后还有意识和“精神”的生产。其中，物质层面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根基性的作用。而在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物的生产走向空间的生产，这里并不是说具体的物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后者所取代，而是指“空间的生产”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就是空间的，而不是空间中的物的生产。资本的生产本质上绝对不是简单的重复生产，而是不断扩大、突破自身界限的再生产，资本的扩张伴随的是空间的拓展。而且这种空间的拓展并不仅仅是传统地缘意义上的地理空间的扩张，而是经由对日常生活、微观身体等领域的“殖民”走向抽象化、内在化控制。资本的扩张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和殖民需求生产出特定的同质性和差异性的空间，这种生产出来的空间成为这个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现实地制约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

2.资本在空间领域的扩张是资本主义不断保持生命力而幸存下来的关键.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化的理解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而且也是理解资本主义所以不断得以延存的关键。我们知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自身的界限，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当生产力超出自己的时空界限的时候，社会中仅存的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也会激化到极致，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而列宁更是曾经断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然而实际上，资本主义始终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甚至可以说在当代仍有很强的生命力。究其原因，除了资本主义在产生以来面对危机不断进行制度上的自我调整之外，资本在空间领域的拓展和殖民也是重要原因。某种程度上说，资本就象一个吸血鬼，通过不断地扩张和压榨，延续着自己的生命。而空间就成为资本扩展的核心领域，空间扩张成为资本扩展的核心工具和手段。

3.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化发展呈现为不断变化着的全球性金融重组周期与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重组的地理景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范围以及对国家管理和规划的高度依赖性，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新的空间与时间重组。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呈现如下新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不受地域限止的更加全球化流动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首次发生于一系列的边缘性国家和区域，而许多核心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的地理流动性引起了各国政府之间的投资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正相应地发生着剧变。随之导致高工资/高技术工人与低工资/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愈益明显的职业两极化，这加剧了劳工内部的竞争与矛盾。而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56]。只有理解了这种全球性空间的结构重组，以及由之带来的全新的地理景观，才能在当代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研究”（11BZX005）阶段性成果

此文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