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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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文化的“七宗罪”

电影界唾沫与票房齐飞的事儿不止一例了,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又是一例。大家伙儿个个痛骂狂批,但还是一窝蜂掏钱进影院去看。一位美国学者跟我讲,有一回他在北京地铁见一年轻人大模大样看色情杂志,他提醒年轻人不该看这个,那人眼睛一翻,理直气壮地反问道:“不看这个,看什么?”
  难道大家伙儿只能像这个年轻人,注定只配看这个?
  好在有了《蜗居》,让大家眼前一亮。剧作本身有很多硬伤也很矫情,但这倒是近来难得的一部稍稍反映了水深火热的“房奴”生活的作品,并非只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此剧令人觉得当今影视似还有希望。
  但仅凭一部《蜗居》无法挽救当今影视。整个当代文学和文化都处在某种困境中。
  躲避崇高
  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事件不了了之,这话起初颇引起一帮中国文人、学者们的不平,纷纷谴责德国汉学家顾彬犯了德国中心主义错误,认为顾彬的言说是一种霸权话语和他者的偏见。
  然而,媒体后来澄清,顾彬没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话,而是说棉棉、卫慧的作品和《狼图腾》等是垃圾,于是大家也就当下释然,露出原来是这么回事的神情,颇像阿Q终于保住了自个儿的面子一般。
  其实,还需人家指出来?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困境咱们自个儿不清楚?这不是说人家几句霸权话语或他者偏见就可以化解的。困境是因为有了已入膏肓的病症,我总结为七大病症:
  第一大病症是文化在当代已不再被信仰,而是被玩弄。
  不信,你看看贾平凹的《废都》就知道了,里边的大作家庄之蝶早就把文化和妓女放一个档次上了,庄之蝶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真事,文化不过是那么回事儿,根本上来说就是人利用文化获得名利,用倦了,就像扔旧衣服那样丢掉。《废都》去年再版,有批评家就说,庄之蝶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差没上百家讲坛了。
  这跟法律在中国的遭遇差不多。法律若不被信仰,法治观念和法治社会是难以建立起来的。一法律界人士倒是直言不讳:“法律是啥玩意儿,在我看来就是一妓女,谁给钱就给谁服务。”当年王朔说得绝,作家即写家,是一码字儿的。有人干脆提出“下半身写作”口号,文学和文化也就一俗到底。不信就欣赏一下当代诗人赵丽华的“名”诗:“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难道真的会/有人/收藏/我的/没来得及/洗/的/花内裤?”写这样诗的人,心目中的文学和文化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

今天的文坛还能找到海子和路遥那种对写作对文化的态度吗?他们的猝死连带着把那种神圣、崇高的写作态度都带走了,从1989年3月26日再到1992年11月17日,这两个日期似乎真成了神性写作和崇高写作的祭日。1992年后,文坛或多或少成了或高明或不怎么高明的玩家们的天下,“躲避崇高”俨然成了当代文人们的座右铭。
  
  人性的荒凉
  第二大病症是当代文人在人性论上的浅见和短视。
  文化关乎人,文化的内涵取决于文人们对人性透视的力度和深度。人性论上肤浅,不可能产生大作品。不幸,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的“死穴”,他们把复杂的人看简单了,把深刻的人性看扁了。老巴尔扎克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小说家,先得成为一个哲学家。”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坛上多的是写家和玩家,少的是哲学家和思想家。
  以电影为例,中国的当代电影似乎都中了病毒,一个劲儿玩弄技巧,一个劲儿揭露人性的黑暗,一个劲儿陷入“欲望叙事”的圈套,导演在比赛谁更会弄特技,谁更会砸钱,谁更“狠”,张艺谋就是一个典型。看他早期电影,还是有人性的,越到后来越只剩下了兽性,一边讴歌原欲,一边让你在欲望前呕吐。盼望在哪里?没有。看完了这些电影总觉得内心一片悲凉,没有出路,没有亮光。看电影就是找难受去了。
  中国当代文化不也如此?文人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人不过是一堆蠕动的肉,人和人之间一定就会像动物一样相咬相吞。我带着极大盼望,细读刘震云隆重推出的《一句顶一万句》,也还是看中国电影的感觉。作家想告诉我们友情和爱情的可贵,但看来看去,你只看到朋友意味着凶险,爱情意味着私奔、背叛,越看越荒凉,越看越黑暗。
  文学当然应该揭露人性的狰狞和丑陋,但作家应带着极大悲悯,带着爱心和呼告来写,不能一味恭维人性,但也不能一味贬斥人性。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被誉为诗人哲学家,他在《思想录》中指出:“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作家和文人们要一面为人性的黑暗哭泣,一面激励我们一同不止息地追求光明和温暖。这在中国当代文化中越来越难了。一个朋友说:“看中国当代文化那些个产品,看完了,你得不到一丁点儿提高。”这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大部分作品的顽疾。

语言陷阱
  第三大病症是文化语言的狂欢化与俗化。
  余华的《兄弟》和莫言的《生死疲劳》、《檀香刑》就是代表。他俩初入文坛时,语言都很讲究。莫言说,是福克纳教给了他在语言中大胆虚构。不错,文学是虚构,但不能任由语言变成“能指的滑翔”。结果,二人的近作都陷入语言狂欢化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一味狂欢下去,定是文学的自毁。
  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功底不行,是有道理的。王彬彬发文说,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就像打开水龙头就流出来的自来水,没有任何特色和味道。生活中是啥,作品中就是啥,毫无美感可言。
  关键是什么?不是说当代文人不锤炼语言,而是没达到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之境。根本上说,日常俗语恰是艺术语言的大敌,这样的俗语根本无法成为存在的家。这就需要艺术家建立语言和意义的内在关联,在原初感动中重新使语言和精神合一,只有这样,创作才是从遮蔽走向澄明的旅程,语言才能成为精神的风景而不是一大堆滑翔的能指符号。
  海明威一天只写500字,而且一定要站着写,逼着自己写得慢,写得精炼。因此你看着那样的文字就带劲,觉得语言里有骨头,有嚼劲儿,但现在的作品,用一个评论家的话是:“瞧,又来了,看他怎么乱扯瞎掰吧。”“写”一变而为“扯”和“掰”,倒也形象。
  
  来不及感动
  第四大病症是当代文人们丧失了精神,不再有大感动。
  画家丁方一再强调,精神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没有精神就没有艺术可言。他自己那些凝重的油画作品倒是对这一席话的精彩注解。
  文人和文人的区别不是技巧上的高低,而是精神境界上的差异。马丁·布伯说,创作是为了与“我魂之魂”的“形象”相遇;海德格尔说,创作是真理的生发和保藏;詹斯卡尔说,诗人不是创作诗而是发现诗。
  他们都在强调艺术的伟大不在艺术之内,而在艺术之外,在于创作者本人精神境界的高低。陆游所谓“尔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深知者言。正如东正教的精神资源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一样,没有了冰山在海面下那7/8的托住,是不能造就海面上1/8的壮丽景观的。

一人拿着作品找托尔斯泰评论,托翁看完后不客气地说:“你这篇小说除了想写小说的欲望之外一无所有。”
  这正是我对当代文学的基本感觉。早些年,文学还能感动我们,还能使人得到精神陶冶,现在很难了。是我们变了,还是文学变了?
  写作大概是不能完全职业化的,作家必须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去感悟和发现,而不是作为一个写家在码字。中国作家们写和发都太快了。旅美作家施玮告诉我,她一到美国心就很沉静,写得会很慢,一回到国内就受刺激要快写,担心一不快写就被读者忘了。在中国,人整个儿就静不下来,普希金所谓“急匆匆生活,来不及思想”,当今文坛是“急匆匆制造,来不及感动”,甚至来不及感受。
  第五大病症是当代文人们没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能力。
  文化当然不能跟在生活后面亦步亦趋作小妾,但文化一定要有反映和展示真实生活的功用。现在的文人们有意无意地取消了这一功能,只强调文化的审美功能,认为要的就是好看和热闹,这其实是别有用心。文化若只顾关起门来自个儿娱乐自个儿,文化就没意思了,因为不能让人共鸣。今天很多作品展示的是一种很虚很假的生活状态,里边没有苦难,没有真实,没有挣扎,没有灵魂的活动,没有内心的生活,作品反映出来的不过是文人游戏人生的态度。
  当然,当代文人们有着太多苦衷,很难毫无顾忌地去书写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似乎是“非不能也,乃不愿也”,但我认为根本上还是“非不愿也,乃不能也”。自己过上了好日子,就一好百好了。这不是说文人们不应该过上好日子,而是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身边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人们,不要忘了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自宫
  第六大病症是文人们在创作上自立禁区,在思想上自我阉割。
  这和环境有关,也跟能力有关,但很多人早有同感,就是一些中国文人们确实太“聪明”了,他们有很多禁区和敏感题材是绝对不会去碰的,久而久之,也就真不敢碰了,圈子也就越圈越小。从精神的奴隶变成了奴才,不以为耻反以为聪明。
  另一面,他们又很会迎合读者和市场,知道哪种东西可以流行,就不断炮制。鲁迅写道:“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这正是今天很多文人的写照。

创作不只需要才华,更需要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后半期的侏儒化已是公开的秘密。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引一位老干部的话说:“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经过“文革”,知识分子元气大伤,甚至斯文扫地。80年代刚恢复过一点精神气,挫折后又碰上浩浩荡荡的经商下海潮,本来就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失调,这势必影响到文化。布封所提“风格即人”,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人即风格”。连“人”的“格”都找不到,到哪能找“风格”?
  之所以不能老是抱怨环境,就在于写《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生存环境比今天险恶得多,为什么他们有此大勇?《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引集中营中狱友写的小诗,正是他本人的写作态度:“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这意味着死亡——枪毙。/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即使为了获得生命,/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这张已经展开的纸,/我绝不把它揉弃!”这种写作勇气,当代文人有吗?
  
  “七宗罪”
  第七大病症是当代文化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因着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而特有的自卑神态,另一方面则是偏狭民族主义的傲慢嘴脸。
  正如“垃圾”事件中,为什么很多文人那么在乎东西之辨?为什么人家一发言,先不管人家说的有没有道理,而一上来就给人家扣上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大帽子?说白了正是出于这种自卑和傲慢混杂的心态。
  这么在乎中西之辨,而不管是不是真理,一定不能充分吸收人家的好东西,也不能继承本民族的好东西(鲁迅说,好胃啥都能吃)。还是哈耶克看得清楚,民族主义者们把民族当成了偶像,表面上尊重本民族的传统,但那尊重是一种盲信而非出于对真理的追求。
  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潮都极大地摧毁了人们对真理的敬畏,这种创伤才是致命的。毋庸讳言,中国的当代文化也带着这样的创伤。
  这七病,是当代文化七伤,也是当代文人的“七宗罪”。此非声讨,算是祷愿:愿当代文化突破困境而发展,盼2010年成为给我们真“惊奇”的“文化年”!


文章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