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西方左派学者相比，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读最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尽管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福斯特坚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思考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明确地反对莱斯（William Leiss）式的从控制自然的角度来展开的观点。“许多人将此归结为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缺陷，它发源于支配大自然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并成为人类的奴仆但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拒绝承认人类也需依附于自然，则很大程度上还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答案这种制度把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从表面上看，他跟莱斯的观点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莱斯也谈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控制自然的观念之间的关联性，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莱斯主要还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的观念形式需求方式的角度来解读生态危机的，而福斯特显然已经跃升到了资本积累的制度形式即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应该说，这不仅仅是解读重点的不同，而是解读思路上的根本差别。福斯特是从客观性的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切入的，而莱斯则是从个人的行为方式的角度来展开其解读思路的。

一

    在福斯特看来，之所以必须从生产方式，而不能从个人的观念形式或行为方式的角度来思考生态危机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生产方式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并且当下的生产方式还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投资人及经营者在财富积累需求的驱动下，为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兴旺发达而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讲，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义务则十分有限和间接：他们仅仅需要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已...由此看来，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房一样的生产方式。”

    福斯特想说明的是，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即那些拥有一份工作且维持着一定的生活水准的人，其实都已经内化了当下生产方式的内涵.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从这种生产方式中脱离出去，因而，且不说他们基本上想不到要遵守生态道德，即使他们偶然想到了，也不可能真正愿意按照这种生态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为什么福斯特说当下社会的核心体制是生产方式的原因。在他看来，那些仅强调生态道德呼吁之重要性的人，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判断，即个人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而实际上，他们忘记了在个人层面的不道德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不道德，即源自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不道德”。正是这种结构性不道德，削弱了单纯个人行为的解放力量，并把生态道德观思考的重点引向了对不道德的生产方式的改造上来。客观地说，福斯特的这种解读思路就逻辑线索的复杂性来说，要比莱斯的观点来得深刻，因为它看到了个人观念形式和行为方式的社会实践基础问题或者说，他对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理解要比莱斯来得深刻一些。

    福斯特之所以能做到上述这一点，跟他从劳动或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的解读思路是分不开的。他所讲的这种劳动是社会层面而不是个人层面的劳动。他的基本思路是：人们通过劳动这种实践形式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劳动被异化了，因而，有序的物质交换过程也被中断了，并被无止境的商品交换过程所代替。对福斯特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是对应有的劳动过程的异化，基于无限消费的商品交换过程就是对应有的物质交换过程的异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对这一点做出了较为清晰的说明。他事实上是通过新陈代谢的概念来加以说明的。“马克思对这个领域进行理论分析时所使用的主要范畴是新陈代谢概念，德语中的‘Stoff wechsel’一词在它的基本含义中就直接地表达了‘物质交换’这个观念——它构成‘新陈代谢’一词所包含的生物生长和衰落的组织过程这种观念的基础。在他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中，马克思把新陈代谢概念作为他整个分析系统的中心，他把对劳动过程的理解根植于这一概念之中这样，在他对劳动过程的一般（相对于它在历史上的特殊表现形式）定义中，马克思利用新陈代谢概念来描述劳动中人和自然的关系···”。

    至于马克思是如何理解在历史上特殊的劳动过程形式中新陈代谢过程是怎么样的，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总体上是把它们当作物质交换或新陈代谢的异化形式来看待的，基于物质变换的普遍特性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正常的经济等价物的形式交换只不过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形式。但事实上，马克思也没有把这种新陈代谢的异化形式彻底排除在这一概念的内涵之外。福斯特认为，当马克思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他是把这种异化的表现形式也包括在新陈代谢概念之内的，马克思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一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在他著作中这个词汇在通常背景下的用法）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二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也因为如此，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概念对马克思来说，既具有生态维度上的意义，也具有社会维度上的意义。

    福斯特的这种想法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之前就已经具有了在《马克思与生态环境》一文中，他就表达过相类似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与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金钱关系...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部分写道，人类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社会化的人，也就是，共同结合的生产者，将会按照合理的方法来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安置在他们的共同管理下，不让自己受一种盲目力量的统治’。”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受盲目力量统治的物质变换形式，就是异化了的物质变换形式它属于广义的物质变换范畴，当然，从它里面也可以引起对人类自由的反思问题。

    福斯特的这种观点事实上一直没有改变。在2013年发表的《新时代的危机》一文中，他还坚持这样的解读思路，‘新时代危机的生态维度最好按照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分析思路来加以解读—当然，进一步把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考虑在内是必须的。”他在考虑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情况下得出的思想成果是：基于符号消费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环境的更加严重的恶化。“在一个高消费的、喜欢随手扔掉的社会中，商品世界已经被广告媒体改造成了一个‘魔幻王国’，它仅仅致力于追求符号化的需求，因而将不可避免地毁坏其周边的生态环境。”应该说，这代表了福斯特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新陈代谢形式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然，他的基于新陈代谢过程的总体解读思路依然是没有变化的。

二

    也正因为如此，福斯特坚决反对把生态环境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并通过赋予其合理的市场价值来加以保护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根本不是环境消费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基本经济制度出了问题。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把环境纳入市场－商品原则之中的观点所内含的三个相互交织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通过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用产品，彻底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割裂开来。...第二个矛盾是应用于自然的经济简化论与彻底取代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应用于环境的经济简化论可以体现在物质性的结果中，而不仅仅具有道德性质的结果.”福斯特此处所讲的物质性的结果，实际上是指这种在经济中内化环境的解决方法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缓解环境的问题，但最终还是会加剧生态灾难，因为在资本的视域中是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格外珍惜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福斯特在解读生态危机的时候的确具有很强劲的生产方式的视角，这与他始终坚持从劳动或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直接相关。既然如此，从逻辑上推断，当他在思考走出生态危机之路的时候，他理应探索现实社会劳动过程的内在矛盾，即新陈代谢的异化形式的内在矛盾，并从中找出能够扬弃这种内在矛盾的新生产方式。但略有遗憾的是，福斯特事实上没能展现出这样的理论魅力他只是在异化的生产方式的对面，树立了一种理想化的生产方式，并把它标榜为通过一定的社会运动或社会斗争就可以实现的某种理想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根据直接生产者的需求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强调满足人类整体需求（超越霍布斯的个体概念）的生产体制。这一切必须理解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联系，也就是与我们所了解的生活条件相联系。如果生产能以促进全人类福利的方式促进个体福利，并且以可持续性即非掠夺性的方式对待自然、满足人类需求的话，那么这种生产就可以说没有发生异化。”

    在福斯特看来，由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内化了与不道德的生产方式相关的那些价值标准或文化内涵，因此，为实现这种新的生产体制而进行的社会运动，必然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所参与其中的社会运动。也正因为如此，生态危机环境不公等问题必然与经济不公平问题纠缠在一起。“在当今每次环境斗争的背后都是一场全球反对扩大这种生产方式的斗争，比如没有土地的工人和农民为了生存被迫毁坏自然；大公司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置随后产生的自然与社会灾难于不顾。但是，只有重视和解决与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应该说，福斯特的这种解读思路已经是比较深刻的了，因为他不仅强调了新生产体制的鲜明特征为实现它而必须推动的社会运动，而且还谈到了当下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社会运动的阶层主体等问题。但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指出，福斯特没能从社会劳动过程中获取足够的革命性内涵。

    对福斯特来说，社会劳动只具有二元化的内容：一是社会劳动的一般形式，一是社会劳动的异化形式。但这两种劳动形式之间并没有发生足够的关联性。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异化，只是为了树立一个有待超越的对象。但他没有加以说明的是：新的社会劳动形式或者说生产体制，是如何从异化的劳动形式中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扬弃了异化的劳动形式之后，会出现福斯特所说的那种特定的新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能够说明为什么是这种新生产方式而不是那种新生产方式客观地说，福斯特没能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只是向我们描述了新生产方式的特点，并强调了它与旧生产方式之间的根本对立，但他没有说明这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历史性关系。

     导致这一点的原因，在我看来，跟福斯特没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关。从表面上看，福斯特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在《保卫历史》一书的后记中，福斯特就曾说过，“对所有那些不是想要陶醉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嘉年华会’，而是想要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人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将仍然是必要的认识基础。”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针对唯心主义将实在归纳为先天理念和抽象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与雷蒙·德威廉斯有关联的那种文化唯物主义），唯一作出真正反击的就是发展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因为否认物质存在的自然－物理方面而使它的唯物主义一贫如洗。”但客观地说，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是很不深刻的。在我看来，他似乎把历史唯物主义拆分成了“历史”和“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对于历史，他首先把它等同于“实践”，并用笼统的社会行动来理解实践的内涵。“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关注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福斯特此处所讲的建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实践”或“行动”，其实只是马克思在一般形式上所谈论的社会实践或社会行动。在《资本论》等成熟的理论著作中，马克思在谈到这种实践或行动后，往往会接着谈到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即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十分明确地说明仅有关于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的观点，是无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的。“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

    在紧接着上述这段论述的下一小节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从《资本论》的整个逻辑线索来看，马克思绝不是仅仅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种异化的生产形式来加以指认，而恰恰是要从中找到历史进步的动力的，因为马克思是从内在矛盾角度理解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福斯特尽管也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或新陈代谢的异化形式，但他并没有赋予这种异化形式以任何的历史观意义。在他眼里，这种物质交换或新陈代谢的异化形式只有作为批判对象和被超越对象时才有意义。很显然，福斯特解读视域中的劳动或实践概念，是没有历史辩证法维度上的内涵的。他看不到未来新的劳动形式恰恰是从现实劳动的异化形式中生发出来的。福斯特只是在一般形式的社会劳动的语境中，强调了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异化性。但他既没有说明这种异化的劳动形式是怎么得来的，也没有说明它是如何被超越的他只是强调了它必须被超越。由于福斯特没有说明它被超越的社会历史依据，因此，在他的解读思路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初是依赖于生产方式的解读来构建起生态危机批判理论的，但最后在谈到生态危机的超越之路时，却依然停留在政治斗争的层面上，即在总体解读思路上依然难逃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采用的用政治来取代哲学的理论框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政治斗争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不重要，而是想说应该对政治斗争的历史观基础做出说明.只有经过历史观解读了的政治斗争，才是具有社会历史依据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政治与历史观应该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福斯特的解读深度还需进一步推进。

三

福斯特尽管也谈到历史维度对资本主义批判来说的重要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历史批判正确性的否定掩盖了实质性的问题，即否定了历史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导致了受尼采影响的左派思想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这‘历史的终结观’的合流趋同.诚如E.P.汤普森所说，这种非历史（或曰反历史）观的危害在于人们所忽略的不是抽象意义的历史原因，而是‘权力原因和金钱原因’。历史唯物主义最能提供解决这一难题的手段。”但遗憾的是，当他在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时，他并没有从社会关系内在矛盾性的角度，去研究权力金钱等社会要素的生成路径及被扬弃的路径，而是径直走向了对它的异化式指认，径直走向了对与它相对立的社会劳动的一般形式之革命性意义的指认。试想，脱离了对现实的具体的劳动形式的关注，从一般劳动过程或实践过程的层面所能生发出的革命意义，只能是处在应有层面的一般形式的劳动主体走向抽象自由的革命意义。福斯特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反对本质主义，但他其实并没搞清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那种抽象本质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拥有的基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而建构起来的历史本质规律之间的区别。他为了反对前者而把后者的积极理论意义也放弃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尽管谈到了历史对资本主义批判来说的重要性，但始终无法正确理解这种重要性的原因。

    由此也可以对福斯特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的特定理解做出解读。“马克思自己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即古代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启发‘伊壁鸠鲁’，用罗素的话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决定论者’。他的哲学致力于说明一种关于万物本质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如何为人类的自由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熟悉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博士论文》时期的青年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为人类的自由观提供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福斯特居然把马克思此时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直接套在他的自由观上面，并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哲学基础。这充分说明福斯特的唯物主义是跟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相脱离的。他只是想用这种唯物主义来直接支撑人类的自由行动，这便决定了他所谓的唯物主义特性，只是指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形式的一面，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的社会形式的一面，则处在其解读视域之外从这样的唯物主义中确实能生发出面对人类自由的革命性内容，但可惜的是，它只是展现了一种应有的抽象的实现自由的道路。凭借着对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解能力，我们可以想象，福斯特在对实践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进行理解时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思想观点来。

     我们认为，由于福斯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有很多的局限性，因此，他在关于政治斗争的思考中尽管提出了来自下层民众的社会运动的观点，提出了把环境问题与经济不公平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的思想，但他一直没有为这种社会运动提供现实历史逻辑上的证明。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在关于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等问题的思考上还很不够其实，这不是福斯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问题。这些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旗手们尽管从总体上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解读思路，即反对自由市场的大行其道，但在具体的方法论上未必真正超越了经济学的思路他们把超越主流经济学的思路理解成了用另一种观点来取而代之，而不是用另一种方法来进行重新思考。以环境、生态等为研究对象的左派理论家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劳动过程仅仅理解成基于利益原则的财富生产过程，这是不对的。真正的劳动过程应该是人与自然之间所发生的有序的物质交换过程。从表面上看，后者似乎真的超越了前者，但实则不然。后者在对劳动的理解上仍然没有逃脱生动的劳动过程的思维框架，区别只在于对前者来说，劳动的生动性体现在财富的增长，而对后者来说，则体现在人与自然的有序交换上后者根本没有拿出一种新的方法论来对环境或生态问题进行重新解读。而当他们用这种思路去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时，则必然会出现大的问题，因为马克思的重大突破在于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理论对劳动过程进行了重新解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对劳动过程的解读上，马克思是真正在方法论上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家，而像福斯特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具体观点上与主流经济学家区别了开来。

    从表面上看，福斯特的确分析了异化的生产方式，但他只是在经验现象的层面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没有把它放在整个私有制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考察。由此，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尽管很有趣，譬如，他用像踏轮磨房一样的生产方式来形容它，但他其实并没有把握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因而也不可能梳理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既然如此，福斯特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读，至多只能做到把这种生产方式中的各种经验现象组合起来，并概括出其异化的特性在这种解读视域中，虽然这些经验现象对于异化性这一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判断来说，具有某种构成性的功能，但由于缺失了现实历史过程的线索，因而，这种构成性的内在发生逻辑是很难说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就像大多数其他的西方左派理论家那样，福斯特最终诉诸于政治责任维度上的社会运动的解放功能。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这种社会运动无法从现实历史过程中找到理论依据，那么，它就只能永远地停留在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层面，而无法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及实践力量。

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