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它们的社会学关联
2009-11-26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它们的社会学关联
作者：本•阿格著/惠鸣译
摘要：本文检讨了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一种有争议的观点认为，这三种理论对实证主义的缺陷以及当代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研究的新方法提供了相关的视角。本文对这些视角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经验性和概念性运用进行了讨论。有些这类运用涉及反常倾向，性别，媒体和文化等社会学领域的著作。最后探讨了这三种理论视角对社会学家思考他们所讨论的社会学学科边界及疆域的启示。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解构 文学理论
社会学与德国批判理论和新法国理论的交合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哲学、美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女性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最为熟悉的知识传统。然而，相当多的美国社会学家开始通过数量丰富的论著表现出他们对这三种理论学派的熟悉（例如，Lamer 1980, Lamer & Gliian 1982, Gottdiener 1985, Gottdienner & Lagopoulos 1986, Denzin 1986, 1989, 1990, 1991, Bromn 1987, Richardson 1988, 1990a,b,c, 1991, Agger 1989a,b,c, 1990, 1991a,b,c, 1992, Hazelrigg 1989, Antonie & Kellner 1991）。在社会学之外，文学阐释中对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应用也更加频繁（如，Jay 1973, 1984a,b, Eagleton 1976, 1983, 1985, Held 1980, Schoolman 1980, Cullner 1982, Weedon 1987, Aronowitz 1988, 1990, Harvey 1989, Luke 1989, 1990, Best & Kellner 1990）。关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法国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阐释性著作充斥着人文性的书店。德里达实际上本身已成为一种学科，尤其是因为他的多产和晦涩文风[同样因为他无比的知识感召力；雷蒙(Lamont)（1987）曾从社会学角度对德里达现象作过演讲]。
尽管本文所论及的这三种理论本身都具有政治性，某些情况下其政治色彩甚至十分强烈，但经验主义者常常忽略这一点（别忘了，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相当多的主流社会阶层和性别研究文章都表现出暧昧的左倾态度），不是因为它们左倾，而是因为它们难以置信地费解，到了近乎荒唐的程度，就如我们在阅读德里达的《格拉斯》（Glas,1987）或利奥塔的《差异》（The Differend，1989，这里没有打字方面的错误！）时感到的那样。有的读者禁不住会想这些理论家为什么不写得清楚一些，通过更直接的方式展示他们的作品的经验性的（政治的，文化的，存在性的）关联。本文的主旨在于译介、详细解释和应用。以下我将论述，这三种理论间的最主要的关联在于它们所能完成的方法论性和经验性任务，尽管这种关联深藏在这些专著的表面之下。
我将首先分别展开这三种理论的主要观点。然后我将概括出这些观点与主流社会学的方法论、研究和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与《实证主义批判》（Stockman, 1984）同样具有影响力，对人们阅读和写作科学时视为当然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们还潜在地做出了有用的实质性贡献。尽管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并非忠实的实证主义者，但他们的研究和著述都倾向于体现实证主义的核心原则，即无需预设条件，也无需在研究工作中引入哲学和理论假设，就可能反映世界。这里所讨论的三种理论视角都拒绝事先预设的陈述，清楚地表明这样的预设在政治层面的是不必要的，在哲学层面上也不可能。
尽管这三种理论都从正面对实证主义发动了彻底的进攻，但它们并未否认建立经验性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尽管这种经验性社会科学明确地以非实证主义的假设为操作手段（见Diesing 1991）。无论是后结构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未带来一种具体的经验性社会科学。然而，在二战期间及二战结束后不久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纷纷前住美国的移居潮中，德国批判理论家们（见Adorno 1969, Arato & Gebhardt 1978）进行了重要的经验性研究，使批判理论能够适用于经验性社会科学的课题，这包括了但并不限于阿多诺等人（1950）关于独裁主义人格的研究（另见Ardono 1945,1954, 1974）。这项工作开创了后来这三种理论在主流社会学中的应用和改造的风气之先。
尽管本文所论及的这三种理论本身都具有政治性，某些情况下其政治色彩甚至十分强烈，但经验主义者常常忽略这一点（别忘了，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相当多的主流社会阶层和性别研究文章都表现出暧昧的左倾态度），不是因为它们左倾，而是因为它们难以置信地费解，到了近乎荒唐的程度，就如我们在阅读德里达的《格拉斯》（Glas,1987）或利奥塔的《差异》（The Differend，1989，这里没有打字方面的错误！）时感到的那样。有的读者禁不住会想这些理论家为什么不写得清楚一些，通过更直接的方式展示他们的作品的经验性的（政治的，文化的，存在性的）关联。本文的主旨在于译介、详细解释和应用。以下我将论述，这三种理论间的最主要的关联在于它们所能完成的方法论性和经验性任务，尽管这种关联深藏在这些专著的表面之下。
我将首先分别展开这三种理论的主要观点。然后我将概括出这些观点与主流社会学的方法论、研究和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与《实证主义批判》（Stockman, 1984）同样具有影响力，对人们阅读和写作科学时视为当然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们还潜在地做出了有用的实质性贡献。尽管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并非忠实的实证主义者，但他们的研究和著述都倾向于体现实证主义的核心原则，即无需预设条件，也无需在研究工作中引入哲学和理论假设，就可能反映世界。这里所讨论的三种理论视角都拒绝事先预设的陈述，清楚地表明这样的预设在政治层面的是不必要的，在哲学层面上也不可能。
尽管这三种理论都从正面对实证主义发动了彻底的进攻，但它们并未否认建立经验性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尽管这种经验性社会科学明确地以非实证主义的假设为操作手段（见Diesing 1991）。无论是后结构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未带来一种具体的经验性社会科学。然而，在二战期间及二战结束后不久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纷纷前住美国的移居潮中，德国批判理论家们（见Adorno 1969, Arato & Gebhardt 1978）进行了重要的经验性研究，使批判理论能够适用于经验性社会科学的课题，这包括了但并不限于阿多诺等人（1950）关于独裁主义人格的研究（另见Ardono 1945,1954, 1974）。这项工作开创了后来这三种理论在主流社会学中的应用和改造的风气之先。
批判理论：主要观点
批判理论与1923年在德国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有关，这个所的成员包括西奥多•阿多诺、麦克斯•霍克海默、希尔伯特•马尔库塞、弗里德里奇•皮洛克（Pollok）、里奥•洛文塔尔(Lowenthal)、瓦尔特•本亚明等（见Jay 1973, Hughes 1975, Kellner 1989b）。批判理论近年来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是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学生，后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创立者所倡导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重大改变（见Habermas 1970, 1971, 1975, 1979, 1981a,b, 1984, 1987a, b）。关于批判理论起源及意义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见杰伊(Jay)1973，阿格(Agger)1979，康纳尔顿(Connerton)1980，凯尔纳(Kellner)1989b。另见斯莱特(Slater)1977，他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所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象人们期待的那样发生。马尔库赛、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等人认为，他们必须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方法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放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社会体系的认识──例如，见霍克海默1937（1972）年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清楚地阐明了批判理论的特征。特别是以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1971）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在解释马克思所预期的革命何以没有发生时试图将经济与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析结合起来。卢卡奇[他用了“物化”（reification）一词指称正在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愈发加深的异化]认为马克思过低估计了工人（还有其他阶层）对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忍受从而使社会和经济体系得以平稳运行的剥削制度的程度。卢卡奇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都认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部将经济上的不合理将与日俱增（如生产性财富的集中和集中化使工人失业从而不能消费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已开始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这使它能防止这些突发的周期性危机酿成总体性的社会危机。
特别是，资本主义加深了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使人们觉得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nd:76 88）在他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分析中已经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最容易被误解为人们对商品消费的执迷--消费主义）是指劳动过程被神秘化，看起来不再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的有目的结构性过程。在一个建立在商品拜物教基础上的社会中，虚假意识的本质的特征--资本主义--是将社会关系被体验并认识为可以被转换的历史成就的阻碍。相反，人们“错误地”（falsely）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为某种不可改变的社会属性的产物。
商品拜物教的加深导致了卢卡奇所谓的“物化”（reification）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所谓的“统治”(domination)。统治这一法兰克福学派术语是指外部剥削（如对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榨取--这在《资本论》中有全面的探讨）和内部允许外部剥削不受质疑地继续进行的内部自律的结合。从社会学观点来看，人们将某些促使他们有效参与生产部门和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和规范内化。经典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孔德、涂尔干、韦伯、帕森斯以及当今的新帕森斯主义者们）探究了帕森斯（1937，见O’neill 1972a）称为秩序的霍布斯问题：为什么在有组织的工业社会中人们能够遵守秩序？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式的答案是：人们遵守秩序是因为他们持有能够向他们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和信仰[如涂尔干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人们尤其相信通过遵守社会法则就能够取得适度的个人改善，要不是超过这种个人改善的大范围的社会变革不可能的话。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这些服从和约束与人们在解放中获得的客观利益相冲突。这些价值发挥着从意识形态性的作用，排挤了人们对于高技术社会下什么才真正可能的想象。马尔库赛（1955）指出，为了将人们从对一个日益逼近终点的现实性期望中转移到馈乏上来从而长期辛苦工作，统治在晚期资本主义一定变本加厉。被马尔库赛(1955:32-34)称为剩余压抑（surplus repression）的东西从内部约束人们，诱使人们努力工作，建立家庭，投入到繁忙的消费过程中。人们学会通过压抑性的去崇高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用大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自由换取当今无边的消费选择的“自由”（见Marcuse 1964:46）。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解释资本主义出忽人们意料的的延存时使用了加深了的意识形态语言－统治－这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术语。尤其是，他们将实证主义树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新形式。霍克海默在1940年代以及阿多诺（1972）在《启蒙辩证法》中都曾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源头上溯到启蒙运动。尽管他们都认同启蒙运动对宗教和神话的去神圣化，但启蒙运动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特有模式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神话。他们认为，由于实证主义理论没能认清自己在当下的领地，在这个意义上，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和意识形态。然而，他们并未仅仅对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理论的实证主义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由于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的观念被普遍灌输给人们，造成了现存世界实际上被不假思索地永恒化，在这个意义上，实证主义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形式。形而上学想象（Jay 1973）是从世界在将来具有被改变的可能的角度来对之进行观察的能力，在默认现状的实用主义习惯得到鼓励的世界中，这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能力。
与马尔库赛（1964）一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否认实证主义是关于适应过程的世界观。实证主义认为，一个人不需要对研究中的现象的属性作出假设就能理解世界。实证主义关于知识完全反映世界的观念导致了现实和理性之间不加批判的同一性；当一个人体验到的世界是理性的和必要的时，就放弃了改变它的努力。相反，批判理论家们试图发展一种打破现实和理性的同一性的意识和认知的模式，不再将社会现实视为人类自由难以逃脱的枷锁[就象它们对于涂尔干那样（1950：1－13）--社会现实]，而是视为可以被改变的历史片段。形而上学想象（Jay 1973）是一种从世界具有在将来能够被改变的潜力的角度对其进行观察的能力，在一个提倡默认现状的实证主义习惯的世界中，这种能力是不易获得的。
实证主义总是在它激起被动性和宿命论的地方发挥意识形态功能。批判理论从两个层面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评：日常生活层面和将社会世界归结为各类不同因果范式的社会理论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诸多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尖锐攻击（如社会研究所1972），因为它们缺乏形而上学想象，而这种形而上学想象能够使社会科学家从既有的社会现实的表象之中看到（并且作为一种获得的途径）新的社会现实--阶级社会、父权制、种族主义及对自然的统治的终结。法兰克福学派根据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运动法则”将资本主义的崩溃描述为不可避免时，它甚至认为马克思也表现得过于实证主义。仅从马克思本人对认识论的表述来看，要判断他是否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并非易事（如Marx 1961）。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对启蒙运动相当认可，认为科学可以征服未定性并带来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第二或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们]沿着这条实证的唯物主义路线重建了马克思的更为形而上学的社会理论（见Lichtheim 1961, Agger1979），这也是可以肯定的。这种重建起源于马克思的亲密合作者弗里德里奇•恩格斯。恩格斯开创了一个直到斯大林去世都在聚合力量的传统，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见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清楚地论述了他的非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见Marcuse 1973)（见Lenin 1952 和Stalin 1940）。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反对所有形式的实证主义，特别是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就哈贝马斯（1971）而言，他比自己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同事更为果断，他发现在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有为数不少的实证主义文本。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没有能够仔细区分源自随意分析的知识和源自自我反省与交互作用的知识。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未能在唯意志论中站稳脚根，转而倒向宿命论和实证主义决定论。马尔库赛不同意哈贝马斯、阿多诺、霍克海默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是反对实证主义的。他提出，我们必须对源自自我反省的知识和源自随意分析及技术的知识之间的绝对差异采取比马克思更为信任的态度，努力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哈贝马斯而言，这种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了他的（1984,1987b）交住理论的形式。在交住理论中，他象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试图将批判社会理论从他所称的意识范式(paradigm of consciousness)转向交住范式(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从而使意识形态－批评、社会构造以及社会－运动形式的可操作性策略得到改进。
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重建让批判社会理论家们尤感信服，因为他精通并广泛融合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到帕森斯机能主义及对话－行动（speech-act）理论的各种理论的及经验的洞见（见McCarthy 1978）。哈贝马斯通过他超人的博学和与不同的理论及政治传统相结合的意愿帮助德国批判理论在大学实现了合法化（早先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都因为迁就主义的原因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更为蔑视）。一些学者（Agger 1976, 另见Wellmer 1976, Benhabibo 1987）认为，哈贝马斯在自我反省/交往与因果关系/技术的合理性间划出的鸿沟限大大削减了解放性议程。哈贝马斯这种绝对化的区分的一个最终结局就是限制了社会变化通向自我反省/交住的领域的进程，在此领域中，人们理性地讨论选择性的社会政策并为努力为此达成共识。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同行们，就象早期的马克思，不仅希望改变有慎重的政策的进程，同时也希望改变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组织。哈贝马斯（1971）拒绝接受马尔库赛、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关于我们不仅可以改变社会政策而且可以改变我们与自然间的整个技术性交互影响的观点。哈贝马斯（1971：32－33）将这种观点称为“神秘主义的遗产”。他认为批判交住理论与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议会制社会民主以及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社会民主更为接近，而不是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更为接近。
这并不能充分说明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被拒绝接受的自身原因，特别是当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左倾信念遭受严峻考的时候。有人可能会合理地指出苏联的中央集权自从列宁（1973，nd）以来就从未具备马克思所倡导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特征。或许还会有人指出哈贝马斯的（1981b）“新社会运动”理论在经验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对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排除了被白人男性左派忽略了的对基于种族和性别的统治权的方方面面的思考。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国家理论及文化分析的贡献一样，这也是对社会学的一个潜在的重大实质贡献。
在方法论上，批判理论对社会科学最能经受考验的贡献是它提出了经验论社会研究者们与构成他们自己的繁杂的实用主义的基础的假设相协调的方法。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72）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有些时候，如果抛开一个人从苛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中得来的经验性主见，则表面的价值回避便是最有力的价值承诺。在这种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适用于意在超越神话和价值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它自己的方法论观念却神秘透顶。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所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象人们期待的那样发生。马尔库赛、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等人认为，他们必须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方法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放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社会体系的认识──例如，见霍克海默1937（1972）年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清楚地阐明了批判理论的特征。特别是以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1971）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在解释马克思所预期的革命何以没有发生时试图将经济与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析结合起来。卢卡奇[他用了“物化”（reification）一词指称正在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愈发加深的异化]认为马克思过低估计了工人（还有其他阶层）对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忍受从而使社会和经济体系得以平稳运行的剥削制度的程度。卢卡奇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都认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部将经济上的不合理将与日俱增（如生产性财富的集中和集中化使工人失业从而不能消费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已开始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这使它能防止这些突发的周期性危机酿成总体性的社会危机。
特别是，资本主义加深了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使人们觉得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nd:76 88）在他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分析中已经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最容易被误解为人们对商品消费的执迷--消费主义）是指劳动过程被神秘化，看起来不再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的有目的结构性过程。在一个建立在商品拜物教基础上的社会中，虚假意识的本质的特征--资本主义--是将社会关系被体验并认识为可以被转换的历史成就的阻碍。相反，人们“错误地”（falsely）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为某种不可改变的社会属性的产物。
商品拜物教的加深导致了卢卡奇所谓的“物化”（reification）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所谓的“统治”(domination)。统治这一法兰克福学派术语是指外部剥削（如对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榨取--这在《资本论》中有全面的探讨）和内部允许外部剥削不受质疑地继续进行的内部自律的结合。从社会学观点来看，人们将某些促使他们有效参与生产部门和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和规范内化。经典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孔德、涂尔干、韦伯、帕森斯以及当今的新帕森斯主义者们）探究了帕森斯（1937，见O’neill 1972a）称为秩序的霍布斯问题：为什么在有组织的工业社会中人们能够遵守秩序？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式的答案是：人们遵守秩序是因为他们持有能够向他们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和信仰[如涂尔干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人们尤其相信通过遵守社会法则就能够取得适度的个人改善，要不是超过这种个人改善的大范围的社会变革不可能的话。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这些服从和约束与人们在解放中获得的客观利益相冲突。这些价值发挥着从意识形态性的作用，排挤了人们对于高技术社会下什么才真正可能的想象。马尔库赛（1955）指出，为了将人们从对一个日益逼近终点的现实性期望中转移到馈乏上来从而长期辛苦工作，统治在晚期资本主义一定变本加厉。被马尔库赛(1955:32-34)称为剩余压抑（surplus repression）的东西从内部约束人们，诱使人们努力工作，建立家庭，投入到繁忙的消费过程中。人们学会通过压抑性的去崇高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用大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自由换取当今无边的消费选择的“自由”（见Marcuse 1964:46）。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解释资本主义出忽人们意料的的延存时使用了加深了的意识形态语言－统治－这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术语。尤其是，他们将实证主义树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新形式。霍克海默在1940年代以及阿多诺（1972）在《启蒙辩证法》中都曾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源头上溯到启蒙运动。尽管他们都认同启蒙运动对宗教和神话的去神圣化，但启蒙运动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特有模式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神话。他们认为，由于实证主义理论没能认清自己在当下的领地，在这个意义上，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和意识形态。然而，他们并未仅仅对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理论的实证主义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由于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的观念被普遍灌输给人们，造成了现存世界实际上被不假思索地永恒化，在这个意义上，实证主义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形式。形而上学想象（Jay 1973）是从世界在将来具有被改变的可能的角度来对之进行观察的能力，在默认现状的实用主义习惯得到鼓励的世界中，这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能力。
与马尔库赛（1964）一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否认实证主义是关于适应过程的世界观。实证主义认为，一个人不需要对研究中的现象的属性作出假设就能理解世界。实证主义关于知识完全反映世界的观念导致了现实和理性之间不加批判的同一性；当一个人体验到的世界是理性的和必要的时，就放弃了改变它的努力。相反，批判理论家们试图发展一种打破现实和理性的同一性的意识和认知的模式，不再将社会现实视为人类自由难以逃脱的枷锁[就象它们对于涂尔干那样（1950：1－13）--社会现实]，而是视为可以被改变的历史片段。形而上学想象（Jay 1973）是一种从世界具有在将来能够被改变的潜力的角度对其进行观察的能力，在一个提倡默认现状的实证主义习惯的世界中，这种能力是不易获得的。
实证主义总是在它激起被动性和宿命论的地方发挥意识形态功能。批判理论从两个层面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评：日常生活层面和将社会世界归结为各类不同因果范式的社会理论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诸多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尖锐攻击（如社会研究所1972），因为它们缺乏形而上学想象，而这种形而上学想象能够使社会科学家从既有的社会现实的表象之中看到（并且作为一种获得的途径）新的社会现实--阶级社会、父权制、种族主义及对自然的统治的终结。法兰克福学派根据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运动法则”将资本主义的崩溃描述为不可避免时，它甚至认为马克思也表现得过于实证主义。仅从马克思本人对认识论的表述来看，要判断他是否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并非易事（如Marx 1961）。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对启蒙运动相当认可，认为科学可以征服未定性并带来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第二或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们]沿着这条实证的唯物主义路线重建了马克思的更为形而上学的社会理论（见Lichtheim 1961, Agger1979），这也是可以肯定的。这种重建起源于马克思的亲密合作者弗里德里奇•恩格斯。恩格斯开创了一个直到斯大林去世都在聚合力量的传统，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见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清楚地论述了他的非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见Marcuse 1973)（见Lenin 1952 和Stalin 1940）。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反对所有形式的实证主义，特别是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就哈贝马斯（1971）而言，他比自己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同事更为果断，他发现在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有为数不少的实证主义文本。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没有能够仔细区分源自随意分析的知识和源自自我反省与交互作用的知识。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未能在唯意志论中站稳脚根，转而倒向宿命论和实证主义决定论。马尔库赛不同意哈贝马斯、阿多诺、霍克海默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是反对实证主义的。他提出，我们必须对源自自我反省的知识和源自随意分析及技术的知识之间的绝对差异采取比马克思更为信任的态度，努力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哈贝马斯而言，这种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了他的（1984,1987b）交住理论的形式。在交住理论中，他象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试图将批判社会理论从他所称的意识范式(paradigm of consciousness)转向交住范式(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从而使意识形态－批评、社会构造以及社会－运动形式的可操作性策略得到改进。
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重建让批判社会理论家们尤感信服，因为他精通并广泛融合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到帕森斯机能主义及对话－行动（speech-act）理论的各种理论的及经验的洞见（见McCarthy 1978）。哈贝马斯通过他超人的博学和与不同的理论及政治传统相结合的意愿帮助德国批判理论在大学实现了合法化（早先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都因为迁就主义的原因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更为蔑视）。一些学者（Agger 1976, 另见Wellmer 1976, Benhabibo 1987）认为，哈贝马斯在自我反省/交往与因果关系/技术的合理性间划出的鸿沟限大大削减了解放性议程。哈贝马斯这种绝对化的区分的一个最终结局就是限制了社会变化通向自我反省/交住的领域的进程，在此领域中，人们理性地讨论选择性的社会政策并为努力为此达成共识。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同行们，就象早期的马克思，不仅希望改变有慎重的政策的进程，同时也希望改变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组织。哈贝马斯（1971）拒绝接受马尔库赛、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关于我们不仅可以改变社会政策而且可以改变我们与自然间的整个技术性交互影响的观点。哈贝马斯（1971：32－33）将这种观点称为“神秘主义的遗产”。他认为批判交住理论与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议会制社会民主以及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社会民主更为接近，而不是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更为接近。
这并不能充分说明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被拒绝接受的自身原因，特别是当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左倾信念遭受严峻考的时候。有人可能会合理地指出苏联的中央集权自从列宁（1973，nd）以来就从未具备马克思所倡导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特征。或许还会有人指出哈贝马斯的（1981b）“新社会运动”理论在经验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对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排除了被白人男性左派忽略了的对基于种族和性别的统治权的方方面面的思考。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国家理论及文化分析的贡献一样，这也是对社会学的一个潜在的重大实质贡献。
在方法论上，批判理论对社会科学最能经受考验的贡献是它提出了经验论社会研究者们与构成他们自己的繁杂的实用主义的基础的假设相协调的方法。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72）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有些时候，如果抛开一个人从苛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中得来的经验性主见，则表面的价值回避便是最有力的价值承诺。在这种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适用于意在超越神话和价值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它自己的方法论观念却神秘透顶。
后结构主义：主要观点
对后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进行概述的前提是假定我们能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清楚地区分开来。不幸的是，我们做不到。关于这个主题的入门读物（Culler 1982, Sarup 1989, Best & Kellner 1990）对这两种理的论区分有各不同：尽管多数人都认为德里达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而他本人并不这样划分），而福科、巴特、和利奥塔（lyotard）则可以归入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而事实正是这样。而法国女性主义者(如Kristeva 1980, Irigaray 1985, Cixous 1986)有时会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支持者（如Weedon 1987）。缺乏清晰的定义折射出对那些既可归为后结构主义又可归为后现代主义或者干脆同时属于两个阵营的著作的有意回避：或许所有这类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它们对清晰的实证主义定义和分类的反感。对德里达（1976,1978,1981,1987）这位最主要的后结构主义作家而言，每一个关于“解构”的定义自身－－换句话说，当我们入它的内部深入细究它的基本假定和字面表示时，就会发现它倾向于拆解（另见Fraser 1984）。
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有大量重合之处。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德里达，法国女性主义者)是一种关于知识和语言的理论，而后现代主义（福科、巴特、利奥塔、鲍德里亚）则是一种关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理论。德里达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化分析诸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Berman 1998）。文学批评迫使德里达提出一种称为解构（deconstruction）的关于文本阅读的方法论(Kurler 1982)。这种方法以野火燎原之势传遍美国的人文学科，对文本客观主义统治下的传统文学与文化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例如，见Ramsom 1941，《新批评》；另见Fekete 1978和 Lentricchia 1980）。
尽管德里达拒绝有利于他自己的范式性文学、文化和哲学阅读的纲领主义，并未详细规划出一个简单的解构主义方法，但显而易见，文学解构对关于我们如何读与写的传统假定构成了挑战（Fischer 1989）。实际上，某些解构主义的洞见已经开始丰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了（如，人类学领域，Marcus & Fischer 1986; 在社会学领域，Lemert 1980, Brown 1987, Agger 1989c），特别是对文化著作和实践的分析。我对后结构主义与大量使用了德里达的文本分析模式的批判理论持赞同的态度（见Callinicos 1985, Agger 1989a, Poster 1989）。德里达对读与写的深刻洞察使得研究者只是简单地反映“外在”世界的实证主义模式失去资格，为读与写的科学提供了新的方法。
德里达坚持认为，每一部文本都是不可判定的，在它取消了自己内部的各种不同作者声音--有时称为文本（text）和亚文本[subtext（s）]--的意义上。如果不借助字面下的隐藏物及同时发生的表明文本意义（significance）的含义(meaning)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我们就不能理解它的从表面看来要“说”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文本就是一个被争夺的地形（例如，行话的使用）。这些隐藏物及语境化或许可以看作每个文本都认为自己将会被理解的自以为是的假定。但这些假定是被压制的，因而读者的注意力被从他们那里转移开了。这里有一个十分恰当的社会学的例子：布劳－邓肯（Blau＆Duncan 1978）传统的身份－成就（status-attainment）研究者对某人的父亲的职业身份的灵活性做出了限定，解构主义的阅读将会揭示关于工作的性别化种类以及关于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下的男性霸权的预先假定。更近期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们（如Bose 1985）反对使用父亲的职业这个术语表达职业身份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他们认为，它表达了一个声势强大的意识形态化的潜文本，（a）导致人们认为只有男性才工作，或应当工作，（b）歪曲了妇女事实上出门工作赚钱的现实。
对身份－成就的这个方面的女性主义的解构工作表明，在德里达的术语中，在它排除了使自己的主张陷于意义固定化和最终化的危机这个意义上，职业身份的操作化是“不可判定的”（undecidable），没有一个意义不变的或不受挑战的职业地位的标准，只有各种相对意义上的职业地位的标准，这些标准没有哪个是完美的，因为它们都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排除。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主义阅读不可避免地撬开了非单一性意义的裂隙，使读者将他们的插入性感受填入其中。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并不是一个只能被动地反映一个单一意义的客观文本的强烈活动。读者通过填充这些意义的冲突和裂隙帮助作品获得意义，甚至成为作者并对写作对于阅读以及文化生产对于文化接受的特权提出了挑战。
德里达不可判定性的概念基于他的差异(difference)和延异(differance)这两个概念。他认为，本质上讲，就本性而言，语言只有参照它在与之对照中获得自身意义的其它含义才能产生意义。因而，我们永远也不能过在语言和语言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建立对应来确立稳定的含义。相反，含义是我们赋与每个词语的那些不同意义的产物。如，韦伯所用的“身份”的概念通过参照他所用的另外一个概念“阶级”获得含义，而不是指他所用的“身份”这个词语所预定反映的固定的现实。德里达利用法语词“延异”（difference）表明，只要使用必要的延迟性及差异性语言，一个人便不能获得固定的或透明的意义：每个定义或解释反过来也需要被定义和解释；含义总是躲在将来。
词语的选择不能代替我们思考，也不能解决我们主要的智慧论战。一人注定要通过更多语言去降低语言的不确定性（有时是纯粹的头脑糊涂），而他所用的这些更多的语言又因产生了自身的差异/延异而导致了自身的解构(见Coward & Ellis ,1977)。尽管(Agger 1989c:335 44)最好的写作预言并坦率承认自身的不确定性，拒绝实证主义一劳永逸的透明化的假定，但德里达并不特别关注如何写得更好的策略（或者说，象在社会科学中，如何更好地完成经验性工作）。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刺破一个认识上的气球，这个气球便是，语言只是一个确立单一且稳定的含意的技术性设备，而非它本身深刻的本质行为。这种关注本身通过唤起实证主义对自身关于语言（在科学中，是方法）根深蒂固的执念，大大促进了实证主义的去神秘化。除了通过语言的含义组织实践，没有没别的通往含义的大道，相反，语言组织实践激发出含混、矛盾各冲突。德里达看起来对启蒙运动的可能性感到失望，就此而言，他可以被看作一个沮丧的相对主义者。他认为，我们注定要被囚禁在语言的牢笼中，就象尼采所称的那样（见Jameson 1972）。但德里达讨厌写作的事实表明，他深知语言可以被解释，即便是我们游戏性地、暗示性地、反讽性地去做这件事。
德里达（如1976）可能会为他认为自己的作品的语言密度那是困难导致的。他或许还会说，简单带来了不真实的透明，压制了语言的不确定性中固有的使人自己清楚的那些困难。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攻击，尽管他只是从语言文学的方向来进行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实证主义错误地将自己置身于自己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批判之外（毕竟，价值－自由就是一种价值立场），德里达展示了在这一点如何在修辞的层面发挥作用：一个人可以将他的全部作品作为他所称的前哲学（实证主义的别称）的修辞学分析（见Hartman 1981）。他揭示了差异/延迟是如何在字面上以及字面之下发生作用的过程，正如他认定自己的作品颠覆了实证主义者所称的虚假的单纯性和封闭性，是真正的解构主义阅读的样板。
德里达与社会科学有非常深厚的潜在联系（Agger, 1989c）。他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概念提出了阅读及重新组织实证性社会科学的话语的途径。方法必须神秘到与它的智慧性和内在困难不成比例的程度吗？德里达式的回答将不仅会破解数量性社会科学的技巧和借喻密集的工作特征的密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会举出一个更易理解的关于读与写的典型例子来。方法论可以被认作修辞学，用来给某些关于世界的假设和价值进行编码。解构主义拒绝将方法论简单视作一套用以操控数据的技术性程序。更为恰当地说，方法论可以向兴趣被它的深层假设和实际的发现所激起的读者洞开，但同时读者也会对它密集的技巧性和借喻性本性感到气馁。
一般说来，解构可以帮助揭示被深压在科学表面之下的价值和利益。这通过对外来者开放科学的文本使科学政治化、民主化，允许他们更有能力地与科学的表面逻辑交锋并在必要时质疑科学的深层假设（如，我在上文所举的如何实现职业身份的操作化的例子）。从解构的视角来看，科学写作避免了对技巧性和借喻性表示的过度依赖；相反它不断把自己的假设提升到全面的观点从而邀请读者去认同或挑战它们。当然，一个解构性的文本永远也不会解决所有不透明和不确定性的问题，科学并不比小说更能接近绝对真理，无论它在选择自己的价值、假设及方法论时是多么自主自觉：每个结构都可以被解构。
后结构主义帮助科学的读者及作者意识到他们在科学文本中的文学性的参与及投入。不管表面看来多么无关紧要，文本的每一个修辞成份都参与着文本的总体含意的建构。我们如何安排文本的脚注、标题、描述问题、通过文学观点建立主题的合法性以及用以示意结果的数量方法的使用--所有这些都在促成着文本的总体含意。我们可以将这些示意不仅看作潜文本，同时从它们自身权利角度将它们看作中心文本，对科学论点起重要的支持作用。我们认可这些看来无足轻重的示意，将它们变成它们原本不着边际的争论，以此来重写科学。后结构主义使经验科学的许多文学性概念产生了问题，认为我们并非将科学作为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来解读，而是凭其本身的头衔将学科解读为一个强有力的，富于想象性的有时带有欺骗性的文学性干涉。方法论不知不觉地讲述了一个故事：它可以从修辞的角度被解读并通过技巧性更为淡化的方式被重写，在向读者提出自己的编码假设的同时也提供更宽广的理解途径(见Richardson 1990c)。
在很大程度上，后结构主义者们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文本（尽管，象我所说的，在科学易受解构主义影响的情况下，这样做缺乏必要的根据）。德里达不喜欢科学是因为科学总是认为自己与不确定性无关；他将实证主义与所有的经验科学等同起来。解构主义者们对科学持有某种偏见，他们拒绝所有的客观分析，不仅仅限于没有不合实际的事先假定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这多少使得社会学家们认识解构对社会学的潜在贡献时感到有些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有大量重合之处。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德里达，法国女性主义者)是一种关于知识和语言的理论，而后现代主义（福科、巴特、利奥塔、鲍德里亚）则是一种关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理论。德里达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化分析诸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Berman 1998）。文学批评迫使德里达提出一种称为解构（deconstruction）的关于文本阅读的方法论(Kurler 1982)。这种方法以野火燎原之势传遍美国的人文学科，对文本客观主义统治下的传统文学与文化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例如，见Ramsom 1941，《新批评》；另见Fekete 1978和 Lentricchia 1980）。
尽管德里达拒绝有利于他自己的范式性文学、文化和哲学阅读的纲领主义，并未详细规划出一个简单的解构主义方法，但显而易见，文学解构对关于我们如何读与写的传统假定构成了挑战（Fischer 1989）。实际上，某些解构主义的洞见已经开始丰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了（如，人类学领域，Marcus & Fischer 1986; 在社会学领域，Lemert 1980, Brown 1987, Agger 1989c），特别是对文化著作和实践的分析。我对后结构主义与大量使用了德里达的文本分析模式的批判理论持赞同的态度（见Callinicos 1985, Agger 1989a, Poster 1989）。德里达对读与写的深刻洞察使得研究者只是简单地反映“外在”世界的实证主义模式失去资格，为读与写的科学提供了新的方法。
德里达坚持认为，每一部文本都是不可判定的，在它取消了自己内部的各种不同作者声音--有时称为文本（text）和亚文本[subtext（s）]--的意义上。如果不借助字面下的隐藏物及同时发生的表明文本意义（significance）的含义(meaning)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我们就不能理解它的从表面看来要“说”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文本就是一个被争夺的地形（例如，行话的使用）。这些隐藏物及语境化或许可以看作每个文本都认为自己将会被理解的自以为是的假定。但这些假定是被压制的，因而读者的注意力被从他们那里转移开了。这里有一个十分恰当的社会学的例子：布劳－邓肯（Blau＆Duncan 1978）传统的身份－成就（status-attainment）研究者对某人的父亲的职业身份的灵活性做出了限定，解构主义的阅读将会揭示关于工作的性别化种类以及关于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下的男性霸权的预先假定。更近期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们（如Bose 1985）反对使用父亲的职业这个术语表达职业身份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他们认为，它表达了一个声势强大的意识形态化的潜文本，（a）导致人们认为只有男性才工作，或应当工作，（b）歪曲了妇女事实上出门工作赚钱的现实。
对身份－成就的这个方面的女性主义的解构工作表明，在德里达的术语中，在它排除了使自己的主张陷于意义固定化和最终化的危机这个意义上，职业身份的操作化是“不可判定的”（undecidable），没有一个意义不变的或不受挑战的职业地位的标准，只有各种相对意义上的职业地位的标准，这些标准没有哪个是完美的，因为它们都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排除。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主义阅读不可避免地撬开了非单一性意义的裂隙，使读者将他们的插入性感受填入其中。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并不是一个只能被动地反映一个单一意义的客观文本的强烈活动。读者通过填充这些意义的冲突和裂隙帮助作品获得意义，甚至成为作者并对写作对于阅读以及文化生产对于文化接受的特权提出了挑战。
德里达不可判定性的概念基于他的差异(difference)和延异(differance)这两个概念。他认为，本质上讲，就本性而言，语言只有参照它在与之对照中获得自身意义的其它含义才能产生意义。因而，我们永远也不能过在语言和语言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建立对应来确立稳定的含义。相反，含义是我们赋与每个词语的那些不同意义的产物。如，韦伯所用的“身份”的概念通过参照他所用的另外一个概念“阶级”获得含义，而不是指他所用的“身份”这个词语所预定反映的固定的现实。德里达利用法语词“延异”（difference）表明，只要使用必要的延迟性及差异性语言，一个人便不能获得固定的或透明的意义：每个定义或解释反过来也需要被定义和解释；含义总是躲在将来。
词语的选择不能代替我们思考，也不能解决我们主要的智慧论战。一人注定要通过更多语言去降低语言的不确定性（有时是纯粹的头脑糊涂），而他所用的这些更多的语言又因产生了自身的差异/延异而导致了自身的解构(见Coward & Ellis ,1977)。尽管(Agger 1989c:335 44)最好的写作预言并坦率承认自身的不确定性，拒绝实证主义一劳永逸的透明化的假定，但德里达并不特别关注如何写得更好的策略（或者说，象在社会科学中，如何更好地完成经验性工作）。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刺破一个认识上的气球，这个气球便是，语言只是一个确立单一且稳定的含意的技术性设备，而非它本身深刻的本质行为。这种关注本身通过唤起实证主义对自身关于语言（在科学中，是方法）根深蒂固的执念，大大促进了实证主义的去神秘化。除了通过语言的含义组织实践，没有没别的通往含义的大道，相反，语言组织实践激发出含混、矛盾各冲突。德里达看起来对启蒙运动的可能性感到失望，就此而言，他可以被看作一个沮丧的相对主义者。他认为，我们注定要被囚禁在语言的牢笼中，就象尼采所称的那样（见Jameson 1972）。但德里达讨厌写作的事实表明，他深知语言可以被解释，即便是我们游戏性地、暗示性地、反讽性地去做这件事。
德里达（如1976）可能会为他认为自己的作品的语言密度那是困难导致的。他或许还会说，简单带来了不真实的透明，压制了语言的不确定性中固有的使人自己清楚的那些困难。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攻击，尽管他只是从语言文学的方向来进行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实证主义错误地将自己置身于自己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批判之外（毕竟，价值－自由就是一种价值立场），德里达展示了在这一点如何在修辞的层面发挥作用：一个人可以将他的全部作品作为他所称的前哲学（实证主义的别称）的修辞学分析（见Hartman 1981）。他揭示了差异/延迟是如何在字面上以及字面之下发生作用的过程，正如他认定自己的作品颠覆了实证主义者所称的虚假的单纯性和封闭性，是真正的解构主义阅读的样板。
德里达与社会科学有非常深厚的潜在联系（Agger, 1989c）。他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概念提出了阅读及重新组织实证性社会科学的话语的途径。方法必须神秘到与它的智慧性和内在困难不成比例的程度吗？德里达式的回答将不仅会破解数量性社会科学的技巧和借喻密集的工作特征的密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会举出一个更易理解的关于读与写的典型例子来。方法论可以被认作修辞学，用来给某些关于世界的假设和价值进行编码。解构主义拒绝将方法论简单视作一套用以操控数据的技术性程序。更为恰当地说，方法论可以向兴趣被它的深层假设和实际的发现所激起的读者洞开，但同时读者也会对它密集的技巧性和借喻性本性感到气馁。
一般说来，解构可以帮助揭示被深压在科学表面之下的价值和利益。这通过对外来者开放科学的文本使科学政治化、民主化，允许他们更有能力地与科学的表面逻辑交锋并在必要时质疑科学的深层假设（如，我在上文所举的如何实现职业身份的操作化的例子）。从解构的视角来看，科学写作避免了对技巧性和借喻性表示的过度依赖；相反它不断把自己的假设提升到全面的观点从而邀请读者去认同或挑战它们。当然，一个解构性的文本永远也不会解决所有不透明和不确定性的问题，科学并不比小说更能接近绝对真理，无论它在选择自己的价值、假设及方法论时是多么自主自觉：每个结构都可以被解构。
后结构主义帮助科学的读者及作者意识到他们在科学文本中的文学性的参与及投入。不管表面看来多么无关紧要，文本的每一个修辞成份都参与着文本的总体含意的建构。我们如何安排文本的脚注、标题、描述问题、通过文学观点建立主题的合法性以及用以示意结果的数量方法的使用--所有这些都在促成着文本的总体含意。我们可以将这些示意不仅看作潜文本，同时从它们自身权利角度将它们看作中心文本，对科学论点起重要的支持作用。我们认可这些看来无足轻重的示意，将它们变成它们原本不着边际的争论，以此来重写科学。后结构主义使经验科学的许多文学性概念产生了问题，认为我们并非将科学作为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来解读，而是凭其本身的头衔将学科解读为一个强有力的，富于想象性的有时带有欺骗性的文学性干涉。方法论不知不觉地讲述了一个故事：它可以从修辞的角度被解读并通过技巧性更为淡化的方式被重写，在向读者提出自己的编码假设的同时也提供更宽广的理解途径(见Richardson 1990c)。
在很大程度上，后结构主义者们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文本（尽管，象我所说的，在科学易受解构主义影响的情况下，这样做缺乏必要的根据）。德里达不喜欢科学是因为科学总是认为自己与不确定性无关；他将实证主义与所有的经验科学等同起来。解构主义者们对科学持有某种偏见，他们拒绝所有的客观分析，不仅仅限于没有不合实际的事先假定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这多少使得社会学家们认识解构对社会学的潜在贡献时感到有些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后现代主义：主要观点
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在福科（1970,1976,1977，1978,1980）的著作中，与主流社会关系比科学比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与主流社会科学间关系更为明显，尤其是文化和话语分析、社会控制社会学及性的研究领域。我将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一般信条作出澄清后来讨论这些贡献。
尽管后现代主义争议性地引发了一场建筑运动（Portoghesi 1983, Jencks 1987），从哲学上讲，最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利奥塔。他（1984）的《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一书将后现代思想的核心描述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中心问题（Newman 1985, Huyssen 1986, Hassan 1987, Featherstone 1988, Klinkowitz 1988, Harvey 1989, Sarup 1989, Best &Kellner 1990, Turner 1990）。利奥塔拒绝对历史和社会进行总体化透视，他称这种总体化的透视为试图用相互关联的图式解释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的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s）。他的后现代主义明确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倾向和政治激进主义。和多数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利奥塔怀疑马克思主义者自我夸大化的动机。他主张一个人不能讲出关于世界的宏大故事，而只能讲出来自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成份混杂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的小故事。詹姆逊（1972, 1976，1977, 1981，1984；见Dowling 1984）这位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透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提出，后现代主义（《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根本上是保守的（Jameson 1984b）；哈贝马斯(1981a,1987b)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新保守主义（又见Raulet 1984, Wolin 1984）。 我(Agger 1990)将后现代主义分为抱歉的和批评的两大类，将愤怒的现代主义者的政治化的后现代主义冲动(如Huyssen 1986)推向与批判理论的交合 。作为美国加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学者的代表人物，克罗科（Kroker）和库克（Cook）试图使后现代主义去政治化，只是简单地将它看作一种文化运动（或景观） (Gitlin 1988)。
后现代社会理论(见Benhabib 1984, Kellner 1988)会从阶级、种族、性别及其它具有同一性的多种角度一起来对社会科学进行多视角的审察。同时，社会理论并不主张堂皇叙事，这与试图识别解释所有不同的社会现象的轴心式结构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如，马克思的资本的逻辑理论）。在更为自由而非激进的随意的优先权力和政见两个方面，后现代主义是反还原论者和反多元论者（见Arace 1986）。后现代主义不信任激进和激进主义，它更喜欢无论是对一个中央知识委员（central knowledge commissar），还是对以自身经验的不可还原的理解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人来说都可以获得的去中心化的知识。
福科（1976,1980）坚持认为，知识必须被追踪到构造从其内部被系统表达出来的知识的不同的话语/实践(discourse/practices)。科学的社会学家将会认出福科关于话语/实践的观点其实是库恩（1970）的范式概念的一个版本，尽管福科用了更多日常经验和普通语言主来限定这些范式化知识的参数。在对监狱的话语/实践（1977）及性经验（1978）的研究中，福科对社会科学做出了直接的经验性贡献，对这些知识和实践的模式是如何通过使它们值得怀疑的话语（discourses）的途径被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过程提出了丰富多样的说明。尽管福科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简单的二元法，拒绝接受它(见Poster 1989; 另见Dews 1984, 1987及 Fraser 1989）。相反，他认为在被剥夺了权利和财富的命运下，可能的权力处处可见(O’neill 1986)。
就象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同样对社会科学怀着深刻的不信任感，这取消了它们自己从一个特定视角对世界的关注。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及社会批判理论一样，拒绝无事先假定的表述的可能性，而是认为每种知识都处于它的在历史本性和文化本性的语境化（contextualied）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及群体各自不同的主体位置不能相互衡量：例如，我们无法判断到底谁受到了更大的压迫--妇女还是有色人。相反，重要的是识别他们关于世界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是如何被特定历史时刻组成作为一个妇女或人色人的经验的话语/实践所构成的。社会科学成为来自这些话语/实践的多重视角的社会经验的总和，而非一个被提交给社会结构与组织的一般原理的推断的更大的计划。
因而，与后结构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拒绝一个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的，倒向知识由人们的主体位置的多样性定义的独特模式。在许多方面，这尤其使人想起社会现象学和民族方法学（Schultz 1967, O’eill 1974），这两者都强调经验的必不可少性并拒绝社会-结构分析。这并不奇怪，因为后现代主义主、现象学及民族方法学民都出自某些相同的源头，特别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这两位哲学家都拒绝启蒙运动试图创造普遍知识的努力。尽管在方法论上，现象学比后现代主义更倾向于民族方法学，但福科在他自己的传统上明显地与伽芬柯尔（Garfinkel） (1967 )及其他人（如Cicourel 1973, Douglas 1981）相交汇（见Mehan& Wood 1975）。他们的主要不同是，与后现代主义不同，民族学方法在1960年代及此后将自己归于社会学的学科课题。后现代主义依然主要是一种关于文化与历史分析的法国视角，与美国或法国的社会学没有多少关系。
但即便后现代主义者们意在拒绝科学课题，后现代社会科学也是可能的，尤其是当我们从象福科一样提出了观察社会文化世界的新方法的巴特（Barthes）（1970,1974,1975）的作品来推断时。如，他（1975：92）认为：“城市是一个话语”，提出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城市提出有一种用的社会科学，尽管这种社会科学只为实证主义的城市社会学家所接受。戈特迪尔纳（1990）和戈特迪尔纳与拉格普鲁斯（1986）进一步发展了后现代城市生活的符号学，展现了后现代课题与经验性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我将在下文讨论，戈特迪尔纳的后现代社会学是从认为法国批判理论的贡献还不足的传统社会学家们那里获得启发的。）
利奥塔、福科、巴特之后第四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鲍德里亚（1975,1981，1983），他提出了当时最具社会学色彩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见Kellner 1989a,c）。在他早期的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鲍德里亚（1975,1981）提出在一个消费社会，商品要求人们渴望的一种特定的品牌价值（sign value）。人们购买消费标明设计者的商品不是为了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Guess牛仔裤作为服装，Honda小轿车作为交通工具），而是为了它们的品牌价值，一个类似韦伯和维布伦所用的身份价值的概念，尽管是基于一个建立在索叙尔（1960）和艾科（1979）的工作的基础上的密实的符号学理论上。在后来的著作中，鲍德里亚（如1983）提出由媒体和其它文化资源所建构的现实[他称为超现实(hyperreality)]不断地为人们所模仿（simulated）。人们失去了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前提的区分这些仿像（simulation）与现实的能力。这个分析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虚假意识的分析不谋而合，并提出了文化、媒体和广告研究的兴趣范围。
尽管后现代主义争议性地引发了一场建筑运动（Portoghesi 1983, Jencks 1987），从哲学上讲，最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利奥塔。他（1984）的《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一书将后现代思想的核心描述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中心问题（Newman 1985, Huyssen 1986, Hassan 1987, Featherstone 1988, Klinkowitz 1988, Harvey 1989, Sarup 1989, Best &Kellner 1990, Turner 1990）。利奥塔拒绝对历史和社会进行总体化透视，他称这种总体化的透视为试图用相互关联的图式解释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的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s）。他的后现代主义明确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倾向和政治激进主义。和多数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利奥塔怀疑马克思主义者自我夸大化的动机。他主张一个人不能讲出关于世界的宏大故事，而只能讲出来自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成份混杂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的小故事。詹姆逊（1972, 1976，1977, 1981，1984；见Dowling 1984）这位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透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提出，后现代主义（《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根本上是保守的（Jameson 1984b）；哈贝马斯(1981a,1987b)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新保守主义（又见Raulet 1984, Wolin 1984）。 我(Agger 1990)将后现代主义分为抱歉的和批评的两大类，将愤怒的现代主义者的政治化的后现代主义冲动(如Huyssen 1986)推向与批判理论的交合 。作为美国加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学者的代表人物，克罗科（Kroker）和库克（Cook）试图使后现代主义去政治化，只是简单地将它看作一种文化运动（或景观） (Gitlin 1988)。
后现代社会理论(见Benhabib 1984, Kellner 1988)会从阶级、种族、性别及其它具有同一性的多种角度一起来对社会科学进行多视角的审察。同时，社会理论并不主张堂皇叙事，这与试图识别解释所有不同的社会现象的轴心式结构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如，马克思的资本的逻辑理论）。在更为自由而非激进的随意的优先权力和政见两个方面，后现代主义是反还原论者和反多元论者（见Arace 1986）。后现代主义不信任激进和激进主义，它更喜欢无论是对一个中央知识委员（central knowledge commissar），还是对以自身经验的不可还原的理解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人来说都可以获得的去中心化的知识。
福科（1976,1980）坚持认为，知识必须被追踪到构造从其内部被系统表达出来的知识的不同的话语/实践(discourse/practices)。科学的社会学家将会认出福科关于话语/实践的观点其实是库恩（1970）的范式概念的一个版本，尽管福科用了更多日常经验和普通语言主来限定这些范式化知识的参数。在对监狱的话语/实践（1977）及性经验（1978）的研究中，福科对社会科学做出了直接的经验性贡献，对这些知识和实践的模式是如何通过使它们值得怀疑的话语（discourses）的途径被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过程提出了丰富多样的说明。尽管福科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简单的二元法，拒绝接受它(见Poster 1989; 另见Dews 1984, 1987及 Fraser 1989）。相反，他认为在被剥夺了权利和财富的命运下，可能的权力处处可见(O’neill 1986)。
就象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同样对社会科学怀着深刻的不信任感，这取消了它们自己从一个特定视角对世界的关注。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及社会批判理论一样，拒绝无事先假定的表述的可能性，而是认为每种知识都处于它的在历史本性和文化本性的语境化（contextualied）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及群体各自不同的主体位置不能相互衡量：例如，我们无法判断到底谁受到了更大的压迫--妇女还是有色人。相反，重要的是识别他们关于世界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是如何被特定历史时刻组成作为一个妇女或人色人的经验的话语/实践所构成的。社会科学成为来自这些话语/实践的多重视角的社会经验的总和，而非一个被提交给社会结构与组织的一般原理的推断的更大的计划。
因而，与后结构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拒绝一个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的，倒向知识由人们的主体位置的多样性定义的独特模式。在许多方面，这尤其使人想起社会现象学和民族方法学（Schultz 1967, O’eill 1974），这两者都强调经验的必不可少性并拒绝社会-结构分析。这并不奇怪，因为后现代主义主、现象学及民族方法学民都出自某些相同的源头，特别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这两位哲学家都拒绝启蒙运动试图创造普遍知识的努力。尽管在方法论上，现象学比后现代主义更倾向于民族方法学，但福科在他自己的传统上明显地与伽芬柯尔（Garfinkel） (1967 )及其他人（如Cicourel 1973, Douglas 1981）相交汇（见Mehan& Wood 1975）。他们的主要不同是，与后现代主义不同，民族学方法在1960年代及此后将自己归于社会学的学科课题。后现代主义依然主要是一种关于文化与历史分析的法国视角，与美国或法国的社会学没有多少关系。
但即便后现代主义者们意在拒绝科学课题，后现代社会科学也是可能的，尤其是当我们从象福科一样提出了观察社会文化世界的新方法的巴特（Barthes）（1970,1974,1975）的作品来推断时。如，他（1975：92）认为：“城市是一个话语”，提出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城市提出有一种用的社会科学，尽管这种社会科学只为实证主义的城市社会学家所接受。戈特迪尔纳（1990）和戈特迪尔纳与拉格普鲁斯（1986）进一步发展了后现代城市生活的符号学，展现了后现代课题与经验性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我将在下文讨论，戈特迪尔纳的后现代社会学是从认为法国批判理论的贡献还不足的传统社会学家们那里获得启发的。）
利奥塔、福科、巴特之后第四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鲍德里亚（1975,1981，1983），他提出了当时最具社会学色彩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见Kellner 1989a,c）。在他早期的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鲍德里亚（1975,1981）提出在一个消费社会，商品要求人们渴望的一种特定的品牌价值（sign value）。人们购买消费标明设计者的商品不是为了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Guess牛仔裤作为服装，Honda小轿车作为交通工具），而是为了它们的品牌价值，一个类似韦伯和维布伦所用的身份价值的概念，尽管是基于一个建立在索叙尔（1960）和艾科（1979）的工作的基础上的密实的符号学理论上。在后来的著作中，鲍德里亚（如1983）提出由媒体和其它文化资源所建构的现实[他称为超现实(hyperreality)]不断地为人们所模仿（simulated）。人们失去了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前提的区分这些仿像（simulation）与现实的能力。这个分析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虚假意识的分析不谋而合，并提出了文化、媒体和广告研究的兴趣范围。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应用：方法论，研究及概念构成
我已指出了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被经验主义社学家使用以及可以被他们使用的途径。同样，还有另外一些途径，它们使得这些传统不利于社会科学的概念：它们能将社会科学的概念及实践变形到多数社会学家几乎认不出来的程度。我要首先要就这三种理论视角对社会学中的方法论、经验性研究及概念构成的贡献作出明晰的概括，然后通过一些对这些理论的综合运用的警告作出结论。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两大类别。它们在方法论上与人们阅读和写作社会学的方式相关（以下1至5）。这主要涉及它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实质上，它们同样与自身对国家、意识形态、文化、话语、社会控制及社会运动的研究的诸多贡献相关（以下6至10）。
方法论上的运用
1．批判理论迫使实证主义审问自身对视角、激情、争论及政治浸染的影响的自以为是的回避。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72）所提出的那样，实证科学所受的神话化和神秘化的影响并不比理论更少。对价值-自由从未受到质疑的信仰产生的怀疑并不比对上帝或神灵的信仰产生的怀疑少。一旦研究忽略了被哈贝马斯（1971）称为兴趣的形成并架构研究行为并解释发现的强大力量，研究者或许更容易受自私的自我欺骗的伤害。吉尔德纳（Gouldner）(1970; 另见O’neill 1972b)提出了有意的自我反省这一术语，他认为这对克服科学家们关于科学自身的方法论凌驾于文学到哲学这类非科学学科的方法论之上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慢是必要的，这是社会科学应该是具有自返性的另一种说法。象吉尔德纳所指出的那样（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极大影响；见Gouldner 1976），一个非自返性的社会科学在保持现状时往往忽略它自己所受的政治影响的浸染。
2．批判理论对科学的后实证主义哲学的贡献。尽管维也纳学派守旧的逻辑实证主义已过时几十年，许多当今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方法论学者都是工作中的实证主义者，即便是他们并未系统阅读关于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哈贝马斯（1971）反对对知识和利益的实证主义二分法，认为最有效的科学认同自己的基础建立于利益之上，因而控制着对于个人的科学文本的语境的浸染性影响。法兰克福理论家强调实证主义不仅是有缺陷的科学哲学，而且是一个通过鼓励依照未经证实而陈述出来的社会和经济法则来复制现状的有缺陷的政治理论。在这种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从认识论本身到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上扩大了实证主义的批判，因而克服了从认识论到本质的社会理论的分歧。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帮助解构方法论，展示了方法如同科学哲学，不仅是一个技术设备，而且是一个从形而上学和政治层面取消充斥在关于数量分析和借喻性表达的技巧密集的话语/实践中的争执性的修辞工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72）关于量化和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不加思考的运用的争论是对这种方法论解构的一个贡献，尽管，就象我在下文要指出的那样，后结构主义通过展示方法如何凭自身的名义作为一种激情的、透视的和政治的文本被阅读并得到重写，提供了一种同样丰富的方法论主义批评。
3．这种意义上，后结构主义通过表明我们可以将所有非推论性的文本作为修辞学来读而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科学的批判--关于社会存在的某些状态的争论。通过引起对科学的文学表达的潜文本（如，致谢、引用实践、序言、数据及图表的运用、研究性文章中讨论/结论的章节如何被表达、尾注、脚注及附录等）的注意，后结构主义帮助了阅读因而实现科学的民主化。方法论的内核可以被剥开并展示给外部。它还可以被用更少的技巧以不同的方式写出来而不牺牲重要的技术细节。不幸的是，很少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曾尝试过这种方法论的解构，他们更喜欢将批判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文学文本上。但这种现象正在开始在改变，就象科学的人种志社会学(Latour & Wool是以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为基础的（Agger 1989b, Luke 1991）。
4．后结构主义揭示了语言自身帮助组成现实，因而提供了阅读和写作世界的新方法。它对没有前提预设的表述－文本反映“外在的世界”―的批评为那些解构自己的作品因而提高了他们的自返性的作者们提出了非实证主义的文学策略。这一方面传播主体性的浸染，同时，当视角不能（且不应当）完全被削除时，它会全面激活作者深层思想，因而允许读者与它们进行对话。哈贝马斯（1984,1987b）呼吁一种由对话性的平等和互惠所支配的普遍的语言环境，在其中共识的形成的目标引导着许多去等级化的社会实践。当作者们学会如何将他们自己的基本假设推向表面而不是在科学的方法论的诡计（它向实质性问题推荐公平和技巧性解决方案）之下取消这些假设时，他们就通过向公众辩论开放提高了民主。
与批判理论结合的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提出了用不同的术语所表达的新科学（马尔库赛 1969）。这不只是一个 “为”第一人称写作的呼吁，好象这将解决所有的问题。对文本中的作者的偶然的侵入的实证主义表述可能只会掩饰对实证主义的更深入的行动的，在实证主义的表述中作者的声音在最初的的序言之后就被过滤掉了。后结构主义批评重新赋于科学家们在其中已失去声音的科学文本以作者的声音。在此过程中，它对科学文本的客观性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对主流社会学的基本假设，特别是对认为实际的分析性问题可以用方法论的途径来解决的观点进行了审问。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的批评导致了新的写作及阅读活动的产生：作家们自我挖掘，通常是潜意识和偏好，而读者则尝试在坚定的客观主义散文表达中进行这种挖掘。
5．后结构主义拒绝了科学可以被用单一的通用声音进行表述的观点（如利奥塔（1984）对西方宏大元叙事的批评）。尽管这有失去启蒙运动的全球化视角的危险（包括马克思），它使得读者能够将启蒙运动的普遍前提作为包含着阶级、种族及性别歧视的欧洲中心论的理性的单一主义姿态进行解构。后现代主义使得将普遍前提解读为秘密偏袒成为可能，这就象它提出了更为精确地剥除科学的声音的总体性以反映在普通人可以用其中知识谈论世界的各种各样所谓的客观立场的途径。
这具有挑战单一方法论的好处，不管是数量的还是质量的。它看来会赞同多重的方法论以及对问题的多阶级、多种族及种族的视角。它的额外好处是授权此前多种温和的发言者加入社会问题的讨论，使他们对科学领域未加证明的介入合法化，从而剥夺主流实证主义主的声音的特权。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者（如Marcus & Fisher 1986）对于他们自己的叙事实践会将扭曲的解释性框架强加给人们的经验的途径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这也是实证主义民族志学者们一直所关注的，对毫无中心的政治问题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关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志学的编写方式（如Richardson 1988,1990a,b ,c, Denzin 1990），特别是在那些把话语理论与殖民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的学者们那里（如Said 1979）。
这五条方法论贡献可以总结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使当下的实证主义学者们与他们通过自身分析性的和文学性的实践对需要被揭露的价值位置(value positions)的编码与隐藏的方式相吻合。尽管发端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无疑是三种视角中政治色彩最为鲜明的一个，但将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全面联系起来却是可能的，如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这项工作（如Ryan 1982, 1989，Smart 1983, Agger 1989a, c 1990, Kellner 1989b, Aronowitz 1990）。但即使没有这种源自这种或那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政治基础，价值的编码的理论性批判也影响了拒绝实用主义的价值－自由姿态的每个人，无论是从自由主义立场还是激进主义立场来说。
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对价值的最初编码是通过对被视为纯粹是解决智慧问题的工具的方法论毫无保留的依赖进行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诸多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家要么从根本上忽视科学的哲学，要么明确地拒绝实证主义并声称他们感兴趣的库恩式的框架与范式。不幸的是，随便翻翻主流社会学的杂志，就会发现大多数经验主义社会学家将方法论置于理论和概念形式之上，即使他们在自己的方法论课堂上否认这一点，在他们的课堂上，他们强迫性地使学生面对库恩等其它科学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ASR》及《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上发表的多数论文都依赖于方法论的仪式来使某些知识形式合法化。在这些公式化的期刊文章上，方法论本身并未被作为透视性文本来被阅读或被写作。相反，数量方法中的技术性的和借喻性的表示被用来压制对被陈述的争论/分析的不确定性的解构性认知。无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否地运用了实证主义术语清晰地讲讨论了因果关系，实际上所有这些经验主义文章都是将方法论技术作为增强文本中的问题的科学气氛的修辞工具来使用的。
这里所讨论的三种视角有助于剥去科学的表象化的外表以便展现科学文本每个表示背后的创造性的作者身份：我们知道科学是可以被以不同方式完成的文学实践--民主性更多而技术性更少。藏在沉闷的客观化散文后面的真正作者试图抹去自己的足迹以免文本的科学性成为问题。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主、后现代主义将科学明显的无作者性作为许多种可能的修辞状况中的一种揭示了出来。
这不仅有助在期刊上的科学的去神秘化和民主化，也有助于被福（1977）科狡诈地比作处在内部和外部双重监督的监狱的惩戒性的话语/实践的整个科学机构的去神秘化和民主化。这同时提出了写作科学的新途径，将科学的作者诡计直接暴露于文本的身体而不通过方法论的设备来压制它。这不是一个关于方法的争论（见），而是一个关于方法论作为一个在自身名义上有说服力的公共性文本的文学性的解构和重构的争论。我们学着在我们的争论真正必要时使用方法的话语，在争论中我们并未注入纯粹表述的实证主义术语，但我们意识到这个争论不确定地服从于修改和进步。
实质性的暗示
6．批判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国家和文化的角色理论化的新方法。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干预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性质来保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能够超出马克思对它的灭亡的预期而存活下来，是因为国家大量的干涉缓解了经济危机以及预防了精神危机（见Kellner 1984,1985,1989b）。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在国家及文化干预的理论及经验分析方面均有建树，他们的成果体现在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72）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赛（1964）的《单向度的人》及哈贝马斯（1984,1987b）《交住行为理论》这样的著作中，这或许是对批判理论表述最为系统三部著作。
批判理论家们并未放弃马克思关于资本的逻辑的矛盾属性的分析。但马克思不可能预见国家和大众文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这些研究激发了关于国家（Miliband 1974, Offe 1984,1985）的理论和经验的重要的研究以及对于大众文化（Miller 1988, Luke 1989）的批判性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加入了更多的传统马克思的和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如 O’connor 1973, Poulantzas 1973）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传统、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及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特别是电影女性主义）（见Agger 1991a）。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并不象更为经济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还原色彩，他们对于流行文化的方法也比其他文化研究分析家们的方法更为晦涩（如 Marcuse 1978, Ardorno 1984），这里依然有与将文化视为一种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事件的结构的文化社会学家们的重要的经验与理论的汇合。（见 Johnson 1986-1987）。
7. 福科的后现代主义为学习社会控制的学生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他的《规训与惩罚》（1977），彻底颠覆了犯罪与惩罚的研究，特别是他关于犯罪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产生犯罪范畴的话语/实践的观点。这种范畴便被惩罚性地施加于从前具有社会合法性或只因怪异而被忽略的行为。这种分析与归类理论（如Goffman 1961, 1974, Becher 1966）相符合，尽管它赋与归类理论以更坚实的历史和政治基础。福科使社会学家从构成其经验和意义的术语去观察反常行为。但不同于分类理论及社会管理理论，福科关于规训的后现代理论强调其内在的对抗，即人们处于他们的分类的和不同的对待之中。这个主题非常清晰地出现在他（1978）的《性观念史》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讨论了女性及同性恋者抵抗对他们的社会非难的途径。尽管福科有时被指责为方法论过于草率，但他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料的非凡的想象性运用弥补了这一点，他将这些资料织进一个关于社会控制的理论，无论是宏观现象还是微观现象都无一遗漏。福科所激发的社会控制的后现代研究对组织的研究也有启发，如库柏（Cooper）和布热尔（Burell）(1988)所展示的那样。
8．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和鲍得里亚(Baudrillard)的后现代主义对话语的社会研究做出了贡献，潜在地丰富了包括大众传媒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等众多的社会学分枝。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活动对关于文化和语言形式的解释具有实质性的贡献。鲍得里亚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文化图象及著作的社会政治含义进行了解码。他（1981）的《征候的政治经济的批判》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向前推出一大步，使之超出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及美学理论，认为在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视点的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现在需要考虑符号及文化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如 Horkheimer & Ardornor 1972）一样，鲍得里亚赋与文化社会学一个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及用以解译作为现实的虚假表述的文化仿像（simulation）的批判资源。
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都引发了对作为作者关于社会世界的强有力的主张的编码的文学作品的电视(Kellner 1981, Best & Kellner 1988a,b)、新闻(Hallin 1985, Rachlin 1988)和广告(Kline & Leiss 1978, Williamson 1978, Wernick 1983, Ewen 1976, Leiss,Kline & Jhally 1986)的解构性阅读。丹因(Denzin)(1989)曾阅读描绘嗜酒者和酗酒的电影。关于后结构主义的文学性和文化性解释的不断增加的文学（如Mulvey）可以阐明文化的实践及含义的社会学研究，通过展示表达和阐释之间的相互影响帮助扭转他们在社会学中的归纳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可以在多方面与非德里达式的关于话语（如Wuthnow 1987）的方法相吻合。
9. 特别是，后现代和后结构女性主义(Kristeva1980, Irigaray1985, Cixous 1986, Weeden 1987)提出了对诸如电影一类(Mulvey 1989)的话语通过性别化的主题被构造的途径的具体的经验性研究。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聚焦于女性及男性的不同的权力位置对于阅读与写作的影响。这些女性主义方法与拉康和利奥塔一起，拒绝知识和话语从中产生来的突出（男性）优势论点的概念。他们在经验层面使我们与反映权力冲突的话语（如色情文学）在其中构成着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方法相协调；他们由于政治上的重要性对这些话语进行解码。理查得森（Richardson 1988, 1990a,b,c）系统地发展了关于社会科学家们讲述他们研究故事的方式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社会学启示。弗雷泽（1984,1989）将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及后结构主义一起汇入她对女性及男性实践理论的发展中。
10．哈贝马斯（1981b,另见 Boggs 1986）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为缺少解释社会运动来自何处及它们可能有何种结构性影响的宽广理论视角的社会运动学者提供了理论的洞见。哈贝马斯发现了一条介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视角之间的道路，他在对被视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关的各类运动特别是关于肤色、妇女、反殖民主义者、反核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运动而言的左翼正统进行明显的改变时，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转换生成社会政治行为的洞察力。正如他（1975）关于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分析，哈贝马斯与古老的社会学关注发生联系，并将这些关注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补偿它们最激进的洞察而不顾他们本身[如他在《交住行动理论》（1987b:199-299）中对帕森斯的阅读]。与大多数社会运动社会学的学生不同（与福科在这方面相同），哈贝马斯将矛头指向了为他全部有争议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肯定的实际意图的系统化的统治（见Kellner 1989b）。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两大类别。它们在方法论上与人们阅读和写作社会学的方式相关（以下1至5）。这主要涉及它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实质上，它们同样与自身对国家、意识形态、文化、话语、社会控制及社会运动的研究的诸多贡献相关（以下6至10）。
方法论上的运用
1．批判理论迫使实证主义审问自身对视角、激情、争论及政治浸染的影响的自以为是的回避。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72）所提出的那样，实证科学所受的神话化和神秘化的影响并不比理论更少。对价值-自由从未受到质疑的信仰产生的怀疑并不比对上帝或神灵的信仰产生的怀疑少。一旦研究忽略了被哈贝马斯（1971）称为兴趣的形成并架构研究行为并解释发现的强大力量，研究者或许更容易受自私的自我欺骗的伤害。吉尔德纳（Gouldner）(1970; 另见O’neill 1972b)提出了有意的自我反省这一术语，他认为这对克服科学家们关于科学自身的方法论凌驾于文学到哲学这类非科学学科的方法论之上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慢是必要的，这是社会科学应该是具有自返性的另一种说法。象吉尔德纳所指出的那样（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极大影响；见Gouldner 1976），一个非自返性的社会科学在保持现状时往往忽略它自己所受的政治影响的浸染。
2．批判理论对科学的后实证主义哲学的贡献。尽管维也纳学派守旧的逻辑实证主义已过时几十年，许多当今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方法论学者都是工作中的实证主义者，即便是他们并未系统阅读关于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哈贝马斯（1971）反对对知识和利益的实证主义二分法，认为最有效的科学认同自己的基础建立于利益之上，因而控制着对于个人的科学文本的语境的浸染性影响。法兰克福理论家强调实证主义不仅是有缺陷的科学哲学，而且是一个通过鼓励依照未经证实而陈述出来的社会和经济法则来复制现状的有缺陷的政治理论。在这种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从认识论本身到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上扩大了实证主义的批判，因而克服了从认识论到本质的社会理论的分歧。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帮助解构方法论，展示了方法如同科学哲学，不仅是一个技术设备，而且是一个从形而上学和政治层面取消充斥在关于数量分析和借喻性表达的技巧密集的话语/实践中的争执性的修辞工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72）关于量化和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不加思考的运用的争论是对这种方法论解构的一个贡献，尽管，就象我在下文要指出的那样，后结构主义通过展示方法如何凭自身的名义作为一种激情的、透视的和政治的文本被阅读并得到重写，提供了一种同样丰富的方法论主义批评。
3．这种意义上，后结构主义通过表明我们可以将所有非推论性的文本作为修辞学来读而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科学的批判--关于社会存在的某些状态的争论。通过引起对科学的文学表达的潜文本（如，致谢、引用实践、序言、数据及图表的运用、研究性文章中讨论/结论的章节如何被表达、尾注、脚注及附录等）的注意，后结构主义帮助了阅读因而实现科学的民主化。方法论的内核可以被剥开并展示给外部。它还可以被用更少的技巧以不同的方式写出来而不牺牲重要的技术细节。不幸的是，很少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曾尝试过这种方法论的解构，他们更喜欢将批判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文学文本上。但这种现象正在开始在改变，就象科学的人种志社会学(Latour & Wool是以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为基础的（Agger 1989b, Luke 1991）。
4．后结构主义揭示了语言自身帮助组成现实，因而提供了阅读和写作世界的新方法。它对没有前提预设的表述－文本反映“外在的世界”―的批评为那些解构自己的作品因而提高了他们的自返性的作者们提出了非实证主义的文学策略。这一方面传播主体性的浸染，同时，当视角不能（且不应当）完全被削除时，它会全面激活作者深层思想，因而允许读者与它们进行对话。哈贝马斯（1984,1987b）呼吁一种由对话性的平等和互惠所支配的普遍的语言环境，在其中共识的形成的目标引导着许多去等级化的社会实践。当作者们学会如何将他们自己的基本假设推向表面而不是在科学的方法论的诡计（它向实质性问题推荐公平和技巧性解决方案）之下取消这些假设时，他们就通过向公众辩论开放提高了民主。
与批判理论结合的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提出了用不同的术语所表达的新科学（马尔库赛 1969）。这不只是一个 “为”第一人称写作的呼吁，好象这将解决所有的问题。对文本中的作者的偶然的侵入的实证主义表述可能只会掩饰对实证主义的更深入的行动的，在实证主义的表述中作者的声音在最初的的序言之后就被过滤掉了。后结构主义批评重新赋于科学家们在其中已失去声音的科学文本以作者的声音。在此过程中，它对科学文本的客观性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对主流社会学的基本假设，特别是对认为实际的分析性问题可以用方法论的途径来解决的观点进行了审问。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的批评导致了新的写作及阅读活动的产生：作家们自我挖掘，通常是潜意识和偏好，而读者则尝试在坚定的客观主义散文表达中进行这种挖掘。
5．后结构主义拒绝了科学可以被用单一的通用声音进行表述的观点（如利奥塔（1984）对西方宏大元叙事的批评）。尽管这有失去启蒙运动的全球化视角的危险（包括马克思），它使得读者能够将启蒙运动的普遍前提作为包含着阶级、种族及性别歧视的欧洲中心论的理性的单一主义姿态进行解构。后现代主义使得将普遍前提解读为秘密偏袒成为可能，这就象它提出了更为精确地剥除科学的声音的总体性以反映在普通人可以用其中知识谈论世界的各种各样所谓的客观立场的途径。
这具有挑战单一方法论的好处，不管是数量的还是质量的。它看来会赞同多重的方法论以及对问题的多阶级、多种族及种族的视角。它的额外好处是授权此前多种温和的发言者加入社会问题的讨论，使他们对科学领域未加证明的介入合法化，从而剥夺主流实证主义主的声音的特权。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者（如Marcus & Fisher 1986）对于他们自己的叙事实践会将扭曲的解释性框架强加给人们的经验的途径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这也是实证主义民族志学者们一直所关注的，对毫无中心的政治问题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关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志学的编写方式（如Richardson 1988,1990a,b ,c, Denzin 1990），特别是在那些把话语理论与殖民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的学者们那里（如Said 1979）。
这五条方法论贡献可以总结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使当下的实证主义学者们与他们通过自身分析性的和文学性的实践对需要被揭露的价值位置(value positions)的编码与隐藏的方式相吻合。尽管发端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无疑是三种视角中政治色彩最为鲜明的一个，但将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全面联系起来却是可能的，如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这项工作（如Ryan 1982, 1989，Smart 1983, Agger 1989a, c 1990, Kellner 1989b, Aronowitz 1990）。但即使没有这种源自这种或那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政治基础，价值的编码的理论性批判也影响了拒绝实用主义的价值－自由姿态的每个人，无论是从自由主义立场还是激进主义立场来说。
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对价值的最初编码是通过对被视为纯粹是解决智慧问题的工具的方法论毫无保留的依赖进行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诸多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家要么从根本上忽视科学的哲学，要么明确地拒绝实证主义并声称他们感兴趣的库恩式的框架与范式。不幸的是，随便翻翻主流社会学的杂志，就会发现大多数经验主义社会学家将方法论置于理论和概念形式之上，即使他们在自己的方法论课堂上否认这一点，在他们的课堂上，他们强迫性地使学生面对库恩等其它科学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ASR》及《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上发表的多数论文都依赖于方法论的仪式来使某些知识形式合法化。在这些公式化的期刊文章上，方法论本身并未被作为透视性文本来被阅读或被写作。相反，数量方法中的技术性的和借喻性的表示被用来压制对被陈述的争论/分析的不确定性的解构性认知。无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否地运用了实证主义术语清晰地讲讨论了因果关系，实际上所有这些经验主义文章都是将方法论技术作为增强文本中的问题的科学气氛的修辞工具来使用的。
这里所讨论的三种视角有助于剥去科学的表象化的外表以便展现科学文本每个表示背后的创造性的作者身份：我们知道科学是可以被以不同方式完成的文学实践--民主性更多而技术性更少。藏在沉闷的客观化散文后面的真正作者试图抹去自己的足迹以免文本的科学性成为问题。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主、后现代主义将科学明显的无作者性作为许多种可能的修辞状况中的一种揭示了出来。
这不仅有助在期刊上的科学的去神秘化和民主化，也有助于被福（1977）科狡诈地比作处在内部和外部双重监督的监狱的惩戒性的话语/实践的整个科学机构的去神秘化和民主化。这同时提出了写作科学的新途径，将科学的作者诡计直接暴露于文本的身体而不通过方法论的设备来压制它。这不是一个关于方法的争论（见），而是一个关于方法论作为一个在自身名义上有说服力的公共性文本的文学性的解构和重构的争论。我们学着在我们的争论真正必要时使用方法的话语，在争论中我们并未注入纯粹表述的实证主义术语，但我们意识到这个争论不确定地服从于修改和进步。
实质性的暗示
6．批判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国家和文化的角色理论化的新方法。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干预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性质来保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能够超出马克思对它的灭亡的预期而存活下来，是因为国家大量的干涉缓解了经济危机以及预防了精神危机（见Kellner 1984,1985,1989b）。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在国家及文化干预的理论及经验分析方面均有建树，他们的成果体现在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72）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赛（1964）的《单向度的人》及哈贝马斯（1984,1987b）《交住行为理论》这样的著作中，这或许是对批判理论表述最为系统三部著作。
批判理论家们并未放弃马克思关于资本的逻辑的矛盾属性的分析。但马克思不可能预见国家和大众文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这些研究激发了关于国家（Miliband 1974, Offe 1984,1985）的理论和经验的重要的研究以及对于大众文化（Miller 1988, Luke 1989）的批判性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加入了更多的传统马克思的和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如 O’connor 1973, Poulantzas 1973）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传统、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及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特别是电影女性主义）（见Agger 1991a）。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并不象更为经济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还原色彩，他们对于流行文化的方法也比其他文化研究分析家们的方法更为晦涩（如 Marcuse 1978, Ardorno 1984），这里依然有与将文化视为一种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事件的结构的文化社会学家们的重要的经验与理论的汇合。（见 Johnson 1986-1987）。
7. 福科的后现代主义为学习社会控制的学生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他的《规训与惩罚》（1977），彻底颠覆了犯罪与惩罚的研究，特别是他关于犯罪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产生犯罪范畴的话语/实践的观点。这种范畴便被惩罚性地施加于从前具有社会合法性或只因怪异而被忽略的行为。这种分析与归类理论（如Goffman 1961, 1974, Becher 1966）相符合，尽管它赋与归类理论以更坚实的历史和政治基础。福科使社会学家从构成其经验和意义的术语去观察反常行为。但不同于分类理论及社会管理理论，福科关于规训的后现代理论强调其内在的对抗，即人们处于他们的分类的和不同的对待之中。这个主题非常清晰地出现在他（1978）的《性观念史》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讨论了女性及同性恋者抵抗对他们的社会非难的途径。尽管福科有时被指责为方法论过于草率，但他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料的非凡的想象性运用弥补了这一点，他将这些资料织进一个关于社会控制的理论，无论是宏观现象还是微观现象都无一遗漏。福科所激发的社会控制的后现代研究对组织的研究也有启发，如库柏（Cooper）和布热尔（Burell）(1988)所展示的那样。
8．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和鲍得里亚(Baudrillard)的后现代主义对话语的社会研究做出了贡献，潜在地丰富了包括大众传媒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等众多的社会学分枝。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活动对关于文化和语言形式的解释具有实质性的贡献。鲍得里亚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文化图象及著作的社会政治含义进行了解码。他（1981）的《征候的政治经济的批判》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向前推出一大步，使之超出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及美学理论，认为在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视点的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现在需要考虑符号及文化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如 Horkheimer & Ardornor 1972）一样，鲍得里亚赋与文化社会学一个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及用以解译作为现实的虚假表述的文化仿像（simulation）的批判资源。
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都引发了对作为作者关于社会世界的强有力的主张的编码的文学作品的电视(Kellner 1981, Best & Kellner 1988a,b)、新闻(Hallin 1985, Rachlin 1988)和广告(Kline & Leiss 1978, Williamson 1978, Wernick 1983, Ewen 1976, Leiss,Kline & Jhally 1986)的解构性阅读。丹因(Denzin)(1989)曾阅读描绘嗜酒者和酗酒的电影。关于后结构主义的文学性和文化性解释的不断增加的文学（如Mulvey）可以阐明文化的实践及含义的社会学研究，通过展示表达和阐释之间的相互影响帮助扭转他们在社会学中的归纳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可以在多方面与非德里达式的关于话语（如Wuthnow 1987）的方法相吻合。
9. 特别是，后现代和后结构女性主义(Kristeva1980, Irigaray1985, Cixous 1986, Weeden 1987)提出了对诸如电影一类(Mulvey 1989)的话语通过性别化的主题被构造的途径的具体的经验性研究。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聚焦于女性及男性的不同的权力位置对于阅读与写作的影响。这些女性主义方法与拉康和利奥塔一起，拒绝知识和话语从中产生来的突出（男性）优势论点的概念。他们在经验层面使我们与反映权力冲突的话语（如色情文学）在其中构成着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方法相协调；他们由于政治上的重要性对这些话语进行解码。理查得森（Richardson 1988, 1990a,b,c）系统地发展了关于社会科学家们讲述他们研究故事的方式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社会学启示。弗雷泽（1984,1989）将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及后结构主义一起汇入她对女性及男性实践理论的发展中。
10．哈贝马斯（1981b,另见 Boggs 1986）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为缺少解释社会运动来自何处及它们可能有何种结构性影响的宽广理论视角的社会运动学者提供了理论的洞见。哈贝马斯发现了一条介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视角之间的道路，他在对被视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关的各类运动特别是关于肤色、妇女、反殖民主义者、反核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运动而言的左翼正统进行明显的改变时，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转换生成社会政治行为的洞察力。正如他（1975）关于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分析，哈贝马斯与古老的社会学关注发生联系，并将这些关注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补偿它们最激进的洞察而不顾他们本身[如他在《交住行动理论》（1987b:199-299）中对帕森斯的阅读]。与大多数社会运动社会学的学生不同（与福科在这方面相同），哈贝马斯将矛头指向了为他全部有争议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肯定的实际意图的系统化的统治（见Kellner 1989b）。
什么才算社会学？一条告诫
这三种理论视角如若被主流社会学采纳，并与能之相适应，这将从实质上改变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的概念是逆喻(Oxymorons)的：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主，与批判理论一样，抵制它们自己整体性地进入一个将主要把自己限定在孔德、涂尔干及韦伯等人的最初创立的对社会事件进行实证主义研究并分离了科学和政体的使命的社会学之内的高度差别化、等级化、技术性的学科。这三种理论视角对学术性学科分别存在的权力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实证主义主义的框架之内。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的疆域提出了挑战，包括它与其它人文科学的差别以及它对解决智慧性问题的方法论的严重依赖。这三种视角都反对世界的数学化，即使它们在逻辑上认可数学是众多的话语中的一种。这并不是赋与定性的方法论以优先权。毕竟，定性方法可以与定量方法一样地实证主义。关于语言的后结构主义批判向依赖于主体对自身经验的记述的民族志学抛出了疑问，在民族志学中，似乎这些记述就象专家们的记述一样，并未被用难以确定的含义编码。
这三种理论视角通过使得传统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Brodkey 1987）。它们通过解构主观的学科差异对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见1989）都有所贡献。德里达关于阅读的策略强调了试图将自己与其它版本、作者及学科的浸染性影响隔绝的作品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他指出所有文本都被其它文本扭曲到名副其实的学科间性的程度。换言之，这三种理论视角提出了什么才称得上社会学的问题。
社会学的发展已远远超出（或大大后退，这取决于个人的视角！）了深远沉思的古典的传统特征。这种古典传统曾被奉为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以便使相应的技巧性学科合法化（见Agger 1989b:181-86）；以帕尔森(Parsons 1990) 的一篇最近发表在《SAR》上作为头篇的的费解的论文的生动事例以及两个著名的机能主义人物(Alexander 1990, Coleman 1990)关于这篇论文的赞同性的评价为证：帕森斯的文章被置于头条以便增加其相对于随后的技术性文章的认可价值，在主流社会学有成为数学的危险的某一时刻增强学科疆域的性质及同一性。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所引起的对社会学疆域的理论性挑战受到某些团体的憎恨。瑞巴汀•戈迪尔纳(Rebutting Gottdiener)(1990)，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1990：462)将福科“免职”，称他为理论的“业余爱好者”。科林斯没有意识到福科会喜欢被称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福科曾暗示职业/业余的区分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实践的奇特产物,在晚期资本主义，非官方的知识被认为是不严密的，非学科的，非职业的并被剥夺资格。福科的业余主义使自己置身于学科主流之外以便很好地利用它们的优势。同样，哈贝马斯对从心理学和政治理论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大量学科文献百科全书般的精通也对学科学术狭隘的职业主义提出严正的挑战。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重新思考了构成社会学的流行的定义；它们将会在相当程度上扩大那种定义。为此，他们有失去生产性学科身份和可经营的职业化劳动部门的危险，但他们坚持取得一种丰富了的对社会学的文学的和真实的实践的视角。主流社会学是否支持由此处所讨论的三种理论支持的各类理论的和政治的审问，这依然是一个问题。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的疆域提出了挑战，包括它与其它人文科学的差别以及它对解决智慧性问题的方法论的严重依赖。这三种视角都反对世界的数学化，即使它们在逻辑上认可数学是众多的话语中的一种。这并不是赋与定性的方法论以优先权。毕竟，定性方法可以与定量方法一样地实证主义。关于语言的后结构主义批判向依赖于主体对自身经验的记述的民族志学抛出了疑问，在民族志学中，似乎这些记述就象专家们的记述一样，并未被用难以确定的含义编码。
这三种理论视角通过使得传统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Brodkey 1987）。它们通过解构主观的学科差异对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见1989）都有所贡献。德里达关于阅读的策略强调了试图将自己与其它版本、作者及学科的浸染性影响隔绝的作品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他指出所有文本都被其它文本扭曲到名副其实的学科间性的程度。换言之，这三种理论视角提出了什么才称得上社会学的问题。
社会学的发展已远远超出（或大大后退，这取决于个人的视角！）了深远沉思的古典的传统特征。这种古典传统曾被奉为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以便使相应的技巧性学科合法化（见Agger 1989b:181-86）；以帕尔森(Parsons 1990) 的一篇最近发表在《SAR》上作为头篇的的费解的论文的生动事例以及两个著名的机能主义人物(Alexander 1990, Coleman 1990)关于这篇论文的赞同性的评价为证：帕森斯的文章被置于头条以便增加其相对于随后的技术性文章的认可价值，在主流社会学有成为数学的危险的某一时刻增强学科疆域的性质及同一性。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所引起的对社会学疆域的理论性挑战受到某些团体的憎恨。瑞巴汀•戈迪尔纳(Rebutting Gottdiener)(1990)，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1990：462)将福科“免职”，称他为理论的“业余爱好者”。科林斯没有意识到福科会喜欢被称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福科曾暗示职业/业余的区分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实践的奇特产物,在晚期资本主义，非官方的知识被认为是不严密的，非学科的，非职业的并被剥夺资格。福科的业余主义使自己置身于学科主流之外以便很好地利用它们的优势。同样，哈贝马斯对从心理学和政治理论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大量学科文献百科全书般的精通也对学科学术狭隘的职业主义提出严正的挑战。
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重新思考了构成社会学的流行的定义；它们将会在相当程度上扩大那种定义。为此，他们有失去生产性学科身份和可经营的职业化劳动部门的危险，但他们坚持取得一种丰富了的对社会学的文学的和真实的实践的视角。主流社会学是否支持由此处所讨论的三种理论支持的各类理论的和政治的审问，这依然是一个问题。
转自：文化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