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特和奈格里从债务人、被媒介化的人、被监控的人、被代表的人等四种形式来说明主体形式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出离才可能真正颠覆统治权力。在他们看来,像2011年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占领运动最恰当地表述了出离的内涵,因为在这些运动中,主体作为单一者正在经历着事件,正在发生着主体性时刻。不过,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解读思路单一、方法论上过于偏向主体主义等缺陷。


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思路中,生命政治的劳动(biopoliticallabor)、生命政治的生产(biopoliticalproduction)、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这三个概念指称着同一个对象,即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新的劳动过程或劳动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侧重点的不同,当需要强调劳动产品的特殊性质即其非物质性的时候,他们会使用非物质劳动概念;而当需要强调这种新劳动形式在外延布展上的全面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倾向于使用生命政治的生产或生命政治的劳动概念。关于这一点,哈特和奈格里在《大众》中是作出过专门说明的。在本文中,我之所以使用“生命政治的生产”而不是“非物质劳动”概念,就是因为此处所论述的内容主要是资本所布展的全面统治下阶级斗争的可能性问题。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这是一个核心的观点,他们就是要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渲染的那种资本殖民的无限胜利的语境中,凸显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及无限潜能,“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内含着许多混乱,在我们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很多的理论家(甚至包括那些讨论资本主义模式转型的理论家)忽视了从对抗及作为这种对抗之基础的阶级冲突的角度来推进他们的研究。换句话说,当我们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事物的当前样态时,我们不仅要关注统治及剥削的新形式,而且还要强调拒绝这种剥削并因此而有效地提供了社会统治的替代方案的那种对抗的新形式”。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的前言中,奈格里对此作过更为清晰的说明:“的确,后现代主义者把事情搞神秘了。在现实中,事实上的从属过程并没有消解对抗,毋宁说是把它布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层面上。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它被转型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刻。一个无产者的平日生活就是全面抗击资本统治的力量。事实上的从属过程,根本不是对抗的消解,相反,它是对抗的培育。”本文对哈特和奈格里思想中的这一核心观点进行解读,以利于我们把握其思想的全貌。
一、为什么必须出离?
“出离”(exodus)是哈特和奈格里所指认的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共有之物》一书中,他们对这种出离作出过具体的分析:“阶级斗争在生命政治语境中采取出离的形式。我们这里所说的出离,至少在原初的意义上,指的是通过把劳动力的潜在自主性具体化而把它从与资本的关系中抽离出来的过程。由此,出离并不是对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率的拒绝,而是对资本加在这种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之上的那些越来越严厉的桎梏的拒绝......不过,这种出离跟逃亡不同,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到他处去。我们可以呆在原处不动,但通过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一种逃逸路径。”从表面上看,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思路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似乎停留在只扬弃生产关系而不摒弃生产力的理论层面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他们俩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在客体维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还在主体维度上把活劳动局限在了劳动力商品的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对资本主义在客体维度上的危机的理解,并不是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那样,从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的角度入手来揭示其危机的必然性,而是从非物质劳动的自主合作性的角度来凸显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危机的。因此,他们实际上并不看重由客观历史过程所发展出来的内在矛盾,而是更看重由活劳动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维度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哈特和奈格里与其说在关注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或政治变迁历程,还不如说在关注主体维度上的转变。他们是不可能把解读思路完全置放在客体维度上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关系在客体维度上的危机总会找到办法来加以解决,就像凯恩斯主义解决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困境一样。
再进一步,哈特和奈格里之所以把出离当作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阶级斗争的新形式,还跟其如下的理论质点直接相关:出离的主体或者说阶级斗争的主体,并非是现成的,而是建构出来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指由某种外在力量来建构出主体,而是指基于生命政治劳动的主体的自我建构。在这一点上,学界的一些学者对他们的观点是有所误解的,譬如齐泽克就以为“后现代左翼的代表人物奈格里称赞,数字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包含了所有共产主义元素———我们只需抛弃其资本主义的形式,然后革命目标就会自行达成”,并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赌博式”的思考。其实,哈特和奈格里的思路比齐泽克想像的要复杂得多。他们除了关注客体维度上的矛盾之外,还关注到了主体的自我建构问题,并且,他们所讲的这种主体并不是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讲的那种纯粹的个体主体,而是依然延续着社会主体的思路来思考这一问题。哈特和奈格里事实上是把这一点当作对后现代主义思路的超越之处来看待的。在《狄奥尼索斯的劳动》中,他们就明确地指出,仅仅因为社会生活对资本的事实上的从属,就放弃社会主体的解读思路并转向纯粹个体主体的思路,这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这一事实同时也赋予了主体性及批判理论一种新的任务:把社会主体自身建构成社会存在之肯定性生产的一种新动力,而这种社会存在没有表征性的内涵,只有体现为一种新建构物,一次激进的革命”。在《共有之物》中,他们更是清晰地指出,“大众(multitude)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存在(being),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形成(making)”。
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对“大众”的“形成”的解读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帝国》、《大众》、《共有之物》这三本书中,他们主要强调的是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的劳动所具有的自主性、社会性、合作性等特征在展开过程中对大众这一新型社会主体的建构。而在2012年出版的《宣言》一书中,他们的解读重点则放在了主体在新自主主义的社会经济过程中所遭受的奴役及其如何来反抗这种奴役的问题上来。应该说,这是对出离式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的解读,它代表了哈特和奈格里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已经从应该出离,推进到了为什么必须出离以及怎样出离的层面上来。
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条件下,行为主体之所以必须选择出离,是因为主体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过程中已经被转型了。就像活劳动(livinglabor)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转型为劳动力(laborpower)一样,主体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阶段被转型为以下四种主体形式:债务人(theindebted)、被媒介化的人(themediatized)、被监控的人(thesecuritized)、被代表的人(therepresented)。下面,我们来对这四种主体形式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是债务人。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在发生着一种从利润(profit)霸权向租金(rent)霸权的转变。具体地说,在工业生产的条件下,资本所完成的剥削是基于在工业生产中所获得的利润的积累,而在生命政治生产(非物质劳动)的条件下,资本的剥削是建立在对以一种更为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发展本身的剥削之基础上的。
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基于债务的剥削所依赖的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等级制关系,而不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等级制关系比市场交换关系更容易掩盖剥削的本质,因为它不仅远离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过程,而且还由于把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当作债务人而掩盖了剥削对象的具体性和固定性。也就是说,它不像市场交换关系那样具有明确的、具体的交换对象,譬如,在当代欧美国家,绝大多数人都与金融机构处在债务关系之中,这实际上就是说,这种绝大多数人都是受资本剥削的债务人。正是由于这种剥削形式的隐蔽性,导致作为债务人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很自然地把这种债务关系当作一种既定的事实而无须加以批判性解读,剩下的便只是如何与这种债务关系相适应了。
这在现实层面表现为债务人的生活内容越来越贫乏,譬如,“如果你是用贷款来完成大学学业的,那么,为了还贷,你必然会是一个只要有人愿意提供有薪岗位,你就当然会接受的人。如果你是用抵押贷款来购买房子的,那么,你必然会努力确保工作不丢失,或者不会离职去度假或学习......被债务所困扰决非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它能使生活充满负罪感。渐渐地,对那些不拥有足以享受生活的手段的人来说,活动及创造的愉悦会转变为恶梦。生活被卖给了它的敌人。”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这是主体的失能。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债务人这种主体形式已经不可能被挽回,它只能被摧毁。也就是说,主体只能出离,而不能从其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发展出新的主体形式。
其次是被媒介化的人。哈特和奈格里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谈论这一问题的:第一,人们在当今社会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信息太少,而是无聊的信息太多,它扼杀了人们建构真正的、有用的信息的能力。在他们看来,在以前的社会中,困扰政治行动的,是人们无法获得足够多的信息或者交流及表达他们观点的途径,而现在则正好相反,人们差不多要被过剩的信息、过多的交流及表达所窒息了。现在的人们不停地在听、不断地在说,却不知道什么是值得听的、什么是值得说的。而问题在于,对于人们探求自由的最终目的来说,所需要的
“并不是信息、交流、表达的无限数量,而毋宁说是其质量”。再进一步,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更显吊诡的是,人们在不经意间对无聊信息的接受、交流及表达,恰恰在推进着由这些信息所建构起来的抑制力量的增长。也就是说,人们在用无聊的行动增加着压制自己自由思想的力量。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多的,譬如,人们越是沉湎于网络上铺天盖地、良莠不齐的信息,这些网络信息的自身能量就会越大,它们控制或左右你思想的能力也就会越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指出,被媒介化的人跟异化的工人不一样,异化的工人所体会到的是一种分开或分裂的感觉,而被媒介化的人所体会到的,则是被沉浸在信息之网中的感觉。第二,正因为上述这种过剩的媒介信息或者说“死信息”(deadinformation)不断地在使行动主体碎片化和离散化,不断地在扼杀其创造“活信息”(livinginformation)的能力,因此,要让这些主体通过现有信息的流转来支撑其政治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应该做的正是出离,即从铺天盖地的死信息中抽离出来,再通过政治情感的建构这一中介来创造出真正能支撑政治自由行动的活信息。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2011年的各种“占领”活动中,“脸书(Facebook)、推特、因特网及其他的各种交流机制的确是有用的,但这些都无法取代参加者聚集在一起并当面进行交流,这才是集体的、政治的智慧及行动的基础”。相比于这些“占领”的参加者,中产阶级及传统左派其实也认识到了媒介对自由主体的抑制力量,也认识到了被媒介化的人正在越来越变得肤浅,但他们除了把怀旧情节和旧式左派伦理主义揉合在一起之外,提不出更有力的方法来改变这一切。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当前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就是出离。
再次是被监控的人。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我们现在时刻都处在被监管的状态中,面对这种无处不在的监控,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你最后都会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在你的心灵深处已经布满了恐惧,因为你已经发现在这种监控之外似乎更加危险。也就是说,你仿佛感觉到如果不被监控,反而更加危险。更有意思的是,在这种被监控的社会中,你实际上不仅是一个被监控的客体,而且还是一个进行监控活动的主体。你在接听陌生人电话的时候会很警惕。在飞机上,当坐在你身边的人出现异常举动的时候,你会持续地盯住他。甚至你会时时注意你的邻居是否有反常的行为。正是恐惧为你的这种作法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因此,我们不仅有对统治权力和警察机构的恐惧,而且更有对危险的他者及未知威胁的恐惧,这就是所谓的“普遍性社会恐惧”(ageneralizedsocialfear)。也就是说,所有的被监控者都处在对时刻监视着自己的他人及统治权力的双重恐惧之中,“监控状态下的恐惧是一种空白的能指,所有的恐怖式幽灵在其中都会出现”。既然如此,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一个真正的政治主体所需要的协作性、公正性及情感性的社会交往能力在被监控者那里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无法指望被监控者在现有状态中通过自身运动而成为真正的政治主体,我们只能通过出离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最后是被代表的人。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2011年“占领”运动中的那些人之所以坚决拒绝被代表并对代表制的统治模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不是因为他们想回到非代表制的暴政时代,而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代表制是实现民主的中介,相反,他们把它视为一种障碍。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债务人、被媒介化的人、被监控的人才会认可自己的被代表者身份,真正的政治行动参与者是不会愿意被代表的。因此,他们把被代表者解读为主体维度上顺从和腐败的集中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况随处可见。譬如,由于金钱及财富的作用,人们已经无法真正联系起来并建构出一种组织,来支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运动。这不仅表现在只有富人才能进入被选举者的行列,被选举出来的代理人也往往会进一步使自己变富,而且,选举出来的代理人还会通过***体来建构出所谓的政治正当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通过代表制的过程,政治把一个污秽的世界倾倒在了被代表者身上”。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当今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政治参与过程已经看不到了,它或者被直接定义为非法行为,或者沦为文化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异在活动。现在,表面上看参与其中的那些被代表者,实际上已经由于媒介的作用而变得又聋又笨,缺失了基本的理解力。当然,这在本质上不是因为代表制在运行过程中出了问题,而是代表制本身作为一种机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把民众与权力、控制者与被控制者隔离了开来。而正是由于这种隔离,使得被代表者在主体维度上无法获得参与真正的政治行动的能力。因此,被代表者是无法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治行动者的,他只能通过出离来使自己蜕变。
二、如何出离?
按照传统的解读思路,你也许会认为来一场暴动或起义即可完成这种出离。但这并非哈特和奈格里的思路。在《共有之物》一书中,他们就明确地指出,只有当大众已经形成,即我们已经肃清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等级制及各种腐败,并且还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驾驭大众的多元性、各种主体能够自由和公正地相互合作的时候,才可能通过暴动的形式来完成革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场能够摧毁权力结构的暴动事件也许的确是足够的,已经存在于压制式桎梏下的那个完美的人类社会就有可能自发地繁荣起来”。但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语境中还并不存在如此完美的主体,即大众还是一个需要建构出来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革命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解放,就像我们以前所说的那样,它还需要自由;它不仅仅是一次摧毁性的事件,而且还是一种长久的、持续性的、创造着新人类的转变过程”。在《宣言》一书中,哈特和奈格里对这一点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他们不仅延续了《帝国》、《大众》中已经提出的广义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和思路,即无产阶级不再仅仅指原来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而是把所有受资本剥削的人都包括在内,而且,他们还具体地指出了这样的无产阶级到底被剥削了什么。答案是他们被剥削或剥夺了真正作为主体的能力,尤其是作为政治行动主体的能力,“今日的无产阶级所经历的贫困,事实上不仅仅指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不断下降的工资以及个人和集体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的贫乏,而且还指我们作为人类的能力,尤其是我们的政治行动能力的越来越严重的被剥夺”。他们之所以对主体的政治行动能力特别关注,是与其对如何出离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相关的。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上述所论及的债务人等四种主体的危机形式,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从历史的辩证过程的角度来谈论革命,而只能从事件(event)或主体性时刻的角度来理解它。作为主体,我们只能是政治行为主体,我们需要做的只能是打破统治着我们的权力关系,抛弃再生产着我们作为被奴役者的那种社会过程。我们不可能作为历史辩证运动过程的主体而存在,因为这种历史主体已经失去了政治行动能力,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资本的统治权力关系之中。那么,上述这种事件或主体性时刻是否真的可能呢?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可从理论维度切入,也可从现实实践维度切入。在理论维度上,我们切不可再回到传统的解读模式中并从历史过程的角度来寻找这种事件的理论依据,而是应该明确地把它界定为一种理论的假定,因为哲学本来就不应该建立在历史决定论之上,而应该是一种主体的提议、欲望和实践。正因为如此,在事件出现之前就会领会它的理论依据是不应该的,从本质上讲,事件的理论依据和意义就在于事件的发生之中。而从现实实践的维度上讲,哈特和奈格里认为2011年在欧美国家出现的各种“占领”运动就是一种明证,它清楚地说明这种事件正在发生。
我们正在发生着事件,我们正在经历着主体性时刻。这一点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已经足够重要了,因为它表征着我们正在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单一者(singular)。按照他们的理解,单一者跟个体有着根本的不同:“单一者主体发现如果不跟其他的单一者重新组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发生事件,如果不进行反抗,即使跟其他的单一者主体组合在了一起,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存在。由此,单一化的过程其实是一种自我认证、自我维系、主体性决定的过程,它全面导向组合在一起的状态。”
具体来说,要想成为单一者,就必须完成以下四种出离或拒绝,它们分别是与上述所论及的危机的四种主体形式相对应的。针对“债务人”的主体形式,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我们必须反转债务关系,我们必须拒绝支付债务,拒绝成为债务人。这种拒绝其实并非是因为我们没有东西来支付债务,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他们的这种思路颇有点像青年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只扬弃劳动的异化关系而不扬弃对象化劳动本身。哈特和奈格里对债务关系的拒绝,并不意味着他们想回到空白的或者纯粹个体性的经济状态中,而是致力于给社会关系性或社会关联性注入全新的内容。这种关系一定不是由金融或货币关系来建构的,而是由社会关联本身来建构的。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从那些陷入极端状态的人或绝望的人那里所迸发出来的,就是这种要给社会关系注入全新内容的欲望。当然,他们与青年马克思也有不同之处。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扬弃异化劳动关系的必然性的,而哈特和奈格里则从已经出现的生命政治生产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出离或拒绝的现实可能性。
针对被媒介化的人,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我们必须拒绝被媒介化。这种拒绝不仅表现为我们应当不再被媒介所愚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远离媒介。“打破符咒,发现一种新的交往方式!这不仅是因为或者甚至可以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需要不一样的信息或技术。是的,我们需要发现真理,但同时,可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创造新的真理,而它只能由处于真正的交往网络和共在关系中的单一者们来创造。”那么,什么才是单一者们之间的真正的交往关系呢?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营地生活(encampment)是一种很好的条件。在2011年的学生占领广场的活动中所出现的营地生活(即在广场上安营扎寨)中,一种自主学习的经历不断地发生,而真正的知识生产就是从中产生的,因为只有在这种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一种新的交往方式才会被建构起来,由此,一种新的真理才会被生产出来。这就是哈特和奈格里主张拒绝媒介的真正目的。针对被监控的人,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最有效的拒绝方式就是逃逸,因为你不可能去砸监狱或与军队相抗衡。监控体系的特点是你无时无刻不处在被监视的范围中,针对这一点,你的拒绝方式必须是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被别人发现。因此,逃逸不是逃往空旷地,而是变得不可见。变得不可见是被监控时代阶级斗争的一种真正的方式。那么,如何才能变得不可见呢?是彻底消失吗?不是。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只有充分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能力,才可能真正在监控体系下变得不可见,“只有当认清了自己的能力之后,你才可能真正地拒绝或逃逸。那些生活在监控权力重压下的人往往把自己当成是毫无力量的侏儒,他们浪费了其身上所拥有的强大的力量”。在这里,他们接受了福柯关于权力本质的观点,认为所谓的权力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权力的强大是建立在你接受了这种强大的权力关系基础上的,正因为你对权力的压制力量十分害怕,所以权力才会真正对你起到压制作用。因此,不服从、拒绝、逃逸等是反抗自主性或自愿性奴役状态的最有效的武器。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2011年“占领”运动中的那些人就不再恐惧权力,他们摆脱了恐惧并建立起了自己的营地。只有他们这些在主体维度上已经不再是被奴役者的人,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安全的、自由的社会。这也是他们俩为什么强调重点不是在客体维度上去砸监狱,而是在主体维度上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无限政治能力的原因。针对被代表的人,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我们必须勇敢地说“你并不代表我!”。这种形式的拒绝具有明确的新颖性,因为它不仅揭示了危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的维度,而且还清晰地揭示了危机的构成性维度。它表明了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统治模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么,这种勇敢的拒绝是否有可能呢?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进入新世纪之后成千上万的大众在类似“占领”这样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行动,就足以证明这种形式的拒绝不是纯粹想像的东西,而是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具有这种拒绝能力的政治主体正在形成。在他们看来,“当金融债务关系被转变为真正的社会关联,当单一者在生产体系中真正地相互作用起来,当对安全的欲望不再与恐惧相连,也就是说,当上述三种主体形式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具备民主行动能力的主体也就会开始出现”。正在发展起来的生命政治的生产无疑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尽管它并非决定着这种改变必然发生或必然取得成功。
在理解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如何出离的观点时,我们还应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像生命政治的生产只是为新型政治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而不是必然依据一样,拒绝、抵抗等社会运动也不是一定会达到推翻霸权的目的的,因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反对这些拒绝或抵抗运动的社会力量也很大。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因为胜利遥遥无期而绝望地放弃运动,“我们不知道事件何时发生,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等待,直到它发生为止。相反,我们的政治任务是颇有点悖论性的: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某种事件的发生,即使我们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这恐怕才是事件(event)的真正含义,如果某个事件已经具备了清晰、充足的逻辑必然性,那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就不是事件了。
三、出离真的有用吗?
哈特和奈格里采用了一种十分讨巧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凭借我们的出离式抵抗是否可能导向对统治权力的颠覆,但我们依然要不断地出离,不断地抵抗和拒绝。这样一来,最起码在事实层面已经没有证据来检验他们观点的可靠性了:即使最终毫无效果,也不能证明其观点是错的。而在理论逻辑层面,他们早已明示了其观点的建构性,而非逻辑决定性或描述性,因此,没有什么逻辑上的把柄能够揭示其观点的缺陷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观点倒是蛮保险的,没有什么学术风险,可它真的有用吗?
纵观哈特和奈格里从《帝国》到《宣言》的学术历程,他们对阶级斗争或革命的理论论证似乎越来越走向或然性而非必然性。在《共有之物》的前半部分,他们还致力于从生命政治生产的角度来论证大众的形成及私有制被超越的必然性,可从该书的第三部分第三节开始,他们又指出仅有非物质生产的发展等客观条件是不够的,因为资本主义会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阻止这种客观条件的发展,从而阻止作为大众的形成。因此,需要通过政治组织来推动政治事件的发展,从而建构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主体。而到了《宣言》这里,哈特和奈格里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主体正处在危机之中,并列举出了四种主体的危机形式。在此基础上,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他们更是直言即使有政治事件的推动,譬如即使有抵抗或反叛性的社会运动,也不一定能够颠覆统治权力。“抵抗和起义这样的社会运动,包括开始于2011年的那一系列斗争,的确已经创造出新的机会以及测试了一些新的经验。但是,不管有多么的美丽和善良,这些经验本身并不具有足够的力量来颠覆统治权力。即便是那些很成功的事件也常常会迅速地转向悲剧性的消退......那些累积起来对抗我们的力量看起来很强大。这个怪兽有很多的头!”在紧接着这段引文之后,他们甚至直接地指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能够颠覆统治权力的事件何时能发生,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为一场尚不知道何时来临的事件做准备而已。论证思路中的这种越来越走向或然性的特征,其实是跟他们对哲学之本质的理解相联系的。阿甘本在《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中曾这样解读过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追寻沿着无限的线性时间持续进步的空洞幻想,而是在任何时刻都准备停止时间,因为它铭记人类的原始家园是快乐。......在快乐的时代回忆历史就如同回忆原始家园的人,将会用这个记忆来衡量一切事物,将从每个瞬间索取这个希望:他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预言家,不是从千年至福的时候,而是在现在摆脱时间的束缚。”阿甘本的思想中有一种所有斗争都无用,必须等待神圣暴力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与阿甘本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前者毕竟对政治抵抗运动所需要的政治主体的生成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基本思路上对历史辩证法也是拒绝的。哈特和奈格里强调的是事件,而不是历史辩证法的规律性力量。因此,他们在政治行动的结果上越来越走向或然性的结论也是必然的。他们不是在反思历史进程并为未来的行动找到逻辑和历史的依据,而是在搞政治,即希望以出离或拒绝的方式来介入生活世界,并迎取所谓的完全崭新的人与物。
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这种思路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已经完全陷入危机之中,如果没有某种事件发生,他们自身是无法走出社会历史的“泥潭”的。他们在《宣言》中所列举的四种主体的危机形式就是证明。也就是说,如果现实历史中已经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源来进行革命,那么,革命的发生只能依赖于像2011年的“占领”运动那样的拒绝或抵抗。这种拒绝或抵抗不仅在客体维度上真实地从统治权力关系中出离,而且还建构出了新型的政治行动主体。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思路实在是太主体化了。他们所谓的现实历史中已经没有可资利用的革命资源,其实也只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讲的,即通过阐述债务人、被媒介化的人、被监控的人、被代表的人等四种处于危机状态的主体形式来得出其观点的。客观地说,这种单一性的思路肯定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站在客观内在矛盾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那么,所看到的东西就会完全不同了。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入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内含的经济矛盾爆发即经济危机等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其实就是这么论述的,在他看来,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工人的确可能陷入观念拜物教的“泥潭”,但这并不表明雇佣工人这一历史主体就完全“沦陷”了。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社会实践将迫使工人起来既反对拜物教的物质形式,也反对拜物教的观念形式。相比而言,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思路就显然过于简单了。
另外,如果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在客体维度上根本就没有经济危机可言,只是在主体维度上表现出了对政治行动者的压抑和奴役,那就势必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拒绝或革命为什么要发生?尽管哈特和奈格里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的观点中的确是隐藏着这样的问题的。对它的回答恐怕只能是:这是从政治行动者的立场出发的。可为什么这一立场是正确的?答案也许只能是:我们无所谓正确与否,我们所需要看到的是新东西的出现。可一种没有历史逻辑支撑的新东西在何种意义上值得我们期待呢?

《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