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张异宾: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

                                                         《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序


                                                                       张一兵


        这是一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著,比较完整地收录了近年来我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前行的足印。
应当感谢这个开放的时代,直接的国际学术交流在过去几年中陡然频繁起来,使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得以从过去那种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的单方解读变成了面对面的互动对话。时空遥迢相隔、语言系统迥异,面对跨越这样的远距,历经多手转换之后在手的文本而萌发的不同理论逻辑的碰撞与省思,同直接的学术交流活动里与这批在现实布尔乔亚世界中执着抗争的欧亚左派学者面对面的讨论,感受确实大不相同!必须承认,在这一个回合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学者们的多次直接遭遇当中,我内心对他们所执的态度,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个相当显著的转变,虽然在一些关键性的理论原则上,我的审视和批判态度依旧锐利,然对他们的文本和思想,我原先抱持的多少有些不由分说意味的对抗、质疑以及批判逐渐变成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2001年,德里达在南京大学的讲坛上侃侃而谈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他提到自己意图籍由审慎的解构来实现的,并不是批评或摧毁哪个模式,自己希望致力的,是思考围绕全球背景下文化之间的这场争论的未来可能性,并呼吁在矛盾中担当责任,这位左派大师如今已经且行且远,然而那一场讲座里他批判性思想的锐利锋芒,尤其是一腔谦逊宽宏的学术胸怀令人永远难忘。2003年以来,我们跟日本学界合办的“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行了三届,从而得以多次与广松涉夫人深入交流,每每谈及广松先生从上一世纪60年代就开始直接投入了左翼学生运动狂潮的激情,尤其是每当聊到广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痴迷和以民族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轴,创立独具东方特色的“广松哲学”的艰辛历程,她总是热泪盈框、情不能已。2005年,卡弗 访问了南大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心,每当谈起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这位严谨的欧洲人认真得近乎固执的治学态度和恭敬于学术的痴迷神情总是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2006年,雅索普 在我们共同主办的“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研讨会”上被邀致闭幕词,其间他自豪地展示了特意早起拍摄的一组清晨的照片,并辅以激情洋溢的抒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欣赏与热情一览无余,令与会者尽皆动容。更加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近期造访南大的齐泽克。而传言中那个风靡全球理论界、时常要“耍大牌”的大胡子齐泽克也在2007 年来到南京大学讲学,一上来他就主动要求无偿为本科生多开一场电影专题讲座,为了这堂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的关于好莱坞意识形态的课,这位纯真的斯洛文尼亚人竟然在南京的市井当中满大街去找《卡萨布兰卡》,其实也就是为了在讲座中放两个不到三分钟的片断而已;谈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齐泽克固然也对这块古老土地上现实与理论中悖结重重的场境忧心忡忡,但却依然热情乐观地期待中国人在未来可能震惊世界的美好成功;某一次深谈,齐泽克与我提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那一双童真之眼,他说,我们应该为芸芸众生打开一个视界,让人们看到资本的逻辑令我们看不到了的东西,在他看来,这,就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质性追问。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感佩地发现,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尊严倒地,良知与责任在冷酷的功利谋算中碾落成泥的历史时际,我看到的他们是一群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严肃而有公共良知的知识分子。比之于身边一些拼命要得些资本家的实际好处、却又茆足了劲高喊着为布尔乔亚出主意、改政策的口头马克思主义者,再比之于某一些天天靠着宣讲马克思主义来换钱、换名、换地位的人来说,这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学者真的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旨趣和追求才是真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理想一脉相承,在当前这个物质已经极度富足丰裕的资本主义现实里,身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他们依然坚执地秉持知识分子的高尚使命,努力在透视眼前繁华世界中理直气壮的形式平等背后所深藏的无处控诉的不公和血泪,依然理想化地高举着抗拒全球化资本统治逻辑的大旗,发出阵阵出自肺腑、激奋人心的激情呐喊。无法否认,相对于对手的庞大势力而言,他们显得实在弱小,然而正有如传说中美丽的天堂鸟 一般,时时处处,他们总是那么不屈不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明证,内心的理想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法征服、也是力量最大的东西,这种不屈不挠的思考和抗争,常常就是燎原之前照亮人心的点点星火。因此,有他们和我们共在在,就有人类更美好的解放希望在!
        因此,我非常明确地感觉到,这是一群在斯大林主义消解之后,我们能够与之携手前行的学术事业同路人。我逐步意识到,面对这些身处现实资本主义之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学者,无论有多少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与争鸣,我们都应该与他们展开更多的平等、坦诚、深刻、切身的实质性交流。观点、方法和立场上的异质性,其实并不妨碍一种共同的学术旨趣和理论逻辑平台的建构,相反,这应该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理论空间!
不过对我来说,与欧洲学者的近距离接触,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不免有些许怅然的感受,那个我们心里一直固守的神话式的界划逐渐在消散,即关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对象的当下在场。在那几场交谈当中,雅索普、齐泽克均不约而同地矢口否认了这个“在者”在欧洲“1968革命”之后的存在。其实,在今天的法国,能够算得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除了长寿的巴里巴尔、马什雷以外,其他的大师级人物皆已不在人间,甚至连一批后马克思思潮的左派思想家都是在逐渐老去也陆续;至于仍然活跃在英美学术舞台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甚至可以说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而德国的情况呢?哈贝马斯在60年代之后便已悄然远离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逻辑,在后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奈特的文本当中,我们完全找不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质性内容,真正活跃在激进话语情境之中的倒是斯洛特戴克。事实上,我自己不久之前刚刚访问过欧洲,与法兰克福大学副校长和柏林大学副校长的三次谈话都在不断地提醒我,应当直面一个已经发生了的理论事实,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潮的法兰克福学派正在被当代德国学界逐渐忘却,无法挽回地成为历史。事实上,除了少数学者仍然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平台上从事思想史研究之外,我们的时代已经很久没有新的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家出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当我提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终结时,学界发生了某种理论恐慌,如今想来,这个反应并不奇怪——当一个学科刚刚在国内成为显学,你就公然无情地宣布它的逻辑死亡,这在情感上自然是很不容易被接受的。是的,的确这是一种时空上和逻辑上的错位。
        其实,当今的绝大多数西方左派学者,皆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对当代“后工业”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中去了,其中,现代性(工业性)的总体逻辑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分水岭:这场由本雅明首开先河,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正式发动的对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拒斥和批判,使得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依存的传统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布展和工业性社会结构成为历史性的追思对象,尤其是这种工业资本逻辑必然生成的总体性和同一性理论结构从此不再成为西方左派学者理论共同体的直接基础。
      第一,今天的西方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运用,早已经不再采取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对抗斯大林主义的那种本真性证伪的思路,不再有人如同卢卡奇、阿尔都塞和施米特那样,认为“本真的马克思在我的手中”。当前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学者,即便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方式的历史原则,但也都审慎地与马克思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批判性间距;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则更干脆地直接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架,他们只在批判性精神和否定性原则上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果真是将扬弃进行到底了。
        第二,所有的西方左派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开始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或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指认晚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新特质,或者经由揭露所谓的从工业性资本主义走向“后现代”社会的事实,捕捉其建立在网络信息结构、消费社会、景观社会以及拟真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和文化特征——当代西方左派学者所走的路径虽然各异其趣,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那种试图建构统一社会批判理论模式的总体性努力终究已经风光不再,云烟过眼。
站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图书室的那几幅大相片下面,我沉思良久,一种空寂的历史性在不可避免的落寞中油然而生,紧紧攫住了我的内心;那一趟出访,还去了著名的阿多诺广场,在广场上那个囚禁了阿多诺写字台的大玻璃罩前面也伫立了很久,被遮蔽的文物特征在寥落的人流中扑面而来——有一些事实,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着。真的,现在每每与雅索普、德里克等人谈到资本主义批判,他们会更关心法国调制学派之后后福特主义和弹性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最新事实、更愿意讨论网络信息社会情境下的劳动价值论、劳动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布展,当然还有流动中的霸权。面对齐泽克,一切更加分明,他已经是满口巴迪欧和阿甘本的左派政治哲学了,动不动就是他与巴特勒和拉克劳的恩恩怨怨,即便谈及拉康,他都显得十分意兴阑珊,所幸,他仍然热衷于黑格尔、列宁和毛泽东。时光飞逝、世移境易,不管我们如何追怀往日那些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年代,作为一种总体理论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已经和正在走入历史经典。
我在想,承认当前新的理论思想现实,与我们同时在更深的层面上耕犁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由此再延伸出基于深层思考的专题性研究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恰恰可能兆示了这一线科学研究视域在中国的真正展开和深化。尤其重要和没有疑问的是,我们必须充满勇气地直面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寻求对西方左派最新观点的全面了解和透彻把握,才能深入推进我们与他们在今天这个历史时际下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