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和实践的科学》中文版序言
2009-08-29
《作为文化和实践的科学》中文版序言
皮克林
能够把本书奉献给中国读者，我感到非常愉快。本文集收集了科学的社会学与文化研究（science studies）中的一组非常重要的论文。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诞生的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从其一诞生之际，就与传统的科学哲学与历史学处于长期的激烈争议之中。当传统的科学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倾向于视科学为个体伟人——哥白尼、伽里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的杰出贡献时，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坚持科学在本质上与重要性上是一种社会制度，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与巴斯大学的开拓性的经验研究中，当面临着强大的传统哲学的对抗时，已经确立了这种研究途径的生成价值，许多学者迅速加入这一研究领域，从许多新的视角开始探索与研究科学。这种新的“自然主义”——渴望研究在实践中，科学究竟像什么——逐渐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这种新领域中的所有途径很快扩展开来，逐渐占据了科学研究的主战场。20世纪80至90年代，是这一新研究领域最富创造力的时代，同时，也在这一领域内部出现了某些混乱与争议。这一文集编辑了这些论战中各方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文章，以澄清这种混乱，这种澄清工作直至今天也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本书的前言与导言中，我尽可能地概括出在本书中所出现的各种观点的历史，描述各
学派之间的争议，特别是与古典社会学联系在一起的爱丁堡学派（Edinburgh）与巴斯学派Bat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SSK）通常被称为强纲领——与各种各样的“后SSK”视角。本书的第一部分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后SSK”的研究途径，第二部分是SSK与“后SSK”的争论。作为一位编辑，在我将上述观点作出某种区分的同时，我表明我个人的观点是站在科学的与社会与文化研究中的“后SSK”的立场上，如在本文集中，我与亚当•斯蒂芬利泽的文章（第五章）就反映出这一点。随后在1995的著作，《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中文版）中，我在对本文集中所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观点的批判性分析中，更为详细地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我不想再次重复在前言与导言中所强调的内容，即作为知识的科学（Science-as-knowledge）与作为实践的科学（Science-as-practice）之间的差异，虽然我相信这种差异仍然是有用的。但如果更为详细地阐述科学的社会与文化学研究中的SSK立场与后SSK的立场之间的分歧，这也许会更为有益。
这种阐述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是重新评论林奇对布鲁尔的答复（第九章），我在本文集的导言中引用了这篇论文，并且自从本文集出版以来，我一直在思索着相关的问题：社会学的普通概念与方法论策略是否已经被数学家、科学家与各领域中的实践者的语言、仪器与技能的异质性与技术的力量所取代。林奇的研究是基于他对“实验室生活”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在这里的判断看来有点简单。科学的文化是异常的丰富与详细；科学的实践是特别复杂，是多方面的。相比较而言，SSK所采用的古典社会学的概念框架与理论工具却是过于简单与无力，不能够用来充分研究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的对象。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可争辩的事实。
SSK可能反击说，他们不可能被科学的实践与文化的异质性与力量所征服，因为任何研究领域都是易变、复杂与混乱的，社会科学家，就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就是透过混乱与易变的表面，去揭示背后的隐藏秩序。世界并不会显示出它是由夸克所组成的，但物理学家却告诉我们就是如此。如果我们遵循着这种思想线索，问题就变成如何超越表象去揭示现象的本质，因此，SSK追随着涂尔干的理论，突出了实验室的丰富的混乱现象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可见的：知识——SSK一直是一种认识论的纲领，继承了知识的哲学传统。另一部分是社会，社会被理解为隐藏的秩序，如利益、结构、习俗或其它类似的东西。因此，SSK认为社会是某些先验的东西，能够被用于对尚存疑问的知识进行解释。一旦认为到这点，SSK的工作就会显得过时，必然会走向下一步。
当然，不会存在什么途径来终结本文集中的争议。然而，我想在这里概括后SSK的观点，它开始于可见的东西：试图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是各种异质的文化因素的建构。不像SSK，它并不会去获取表象后面隐藏的秩序。在这里，我不能详细地讨论这对对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与分析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但对我来说，它使我认识到可见的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动态发展”空间，这种空间中并不存在着什么隐藏的秩序。 我想强调的要点是SSK所寻求隐藏秩序的动机一直深深受到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揭示隐藏真理的做法一直是西方科学的标志。作者应该注意到至少对西方文化来说，本文集中所提出来的作为实践的后SSK的研究是一种边缘化的异端学说。“沿着这条途径走下去，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Steve Woolgar, 第十一章)。读者最好自己去判断是否这条异端途径值得去努力。对我来说，这至少是有趣，因为它打开了一条思想与研究的新途径。
科学的社会与文化中的后SSK研究与SSK（以及SSK赖以生长的传统社会科学）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无论好坏，摆脱了近代西方科学的框架。更详细地说，这涉及到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中的分析对象。SSK详细说明了分析关注的中心，它关注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而社会因素提供了这种解释的工具。我再次重复，SSK关注的不是直接可见的社会因素，而是试图挖掘隐藏的社会结构。在SSK中，人们可以察觉，他们认为与科学家的解释相反，社会利益与结构在事实上完成了科学知识的制造任务，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这一点。相反，如果关注可见的因素，暗示所感兴趣的是在实验室之中与实验室之外的所有可见的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会导致我们走向技术与工业生产的领域（因此，“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就变成“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STS）。另一方面，这是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暗示着积极去勾画任何特殊领域中的可见的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兴趣。人们可以说SSK所关注的不是作为发现的社会因素：它所感兴趣的是把社会因素化归为一种隐藏的社会利益。相反，在可见的领域中，人们能够发现社会与文化因素、关系与相互作用的惊人的多样性，使社会秩序与布局中的一种积极的活动成为可能，为真正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一个空间。这里，一个关键的经验问题是作为发现的隐藏着的社会因素是不稳定的；它不是某种能够解释其它事件的工具；在与其它层次的科学与技术文化因素——物质的、概念的或其它任何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地变化、进化与生成着。
我将说，这种观察就是我偏向后SSK的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而不是SSK及其科学社会学的前辈。我们生活在一个一直在变化着的社会中，这些变化与科学技术的变化密切相关，虽然前者并非肯定是由后者来决定的。如果我们不想在黑暗中排徊，我们需要思考这一点，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如何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中如何共同进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后SSK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研究的手段与概念资源。古典SSK，及其所追求的隐藏的永恒结构，并不能够充当这种角色。对我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冒险去逐渐摆脱启蒙时代的科学世界观的原因。
最后，我想对本书的翻译柯文博士与伊梅博士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他们能够把本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在UIUC的访学期间，他们刻苦与严谨的研究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德鲁•皮克林
2005年7月23日于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