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东：生产条件的政治化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危机论探析
2015-03-26
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中，强调再生产过程重要性的学者很多，但强调生产过程重要性的学者却越来越少。这导致了马克思当年强调的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之理论被机械地割裂开来不过，仍有部分左派学者坚持从生产条件危机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奥康纳不仅明确地提出从生产条件的角度来思考生态危机的问题，而且还清晰地指出，他所讲的生产条件是指客观性维度上的、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生产条件，而不是像其他左派学者那样从主体性的需求方式行为方式等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从劳动者本身也是生产条件的角度来谈论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体的建构作用，或者从无止境的消费需求本身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部分的角度来谈论个人消费行为改变的重要性。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对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危机论进行解读，对于我们深化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具有很好的学术启示意义。
一、
在资本主义危机这个问题上，奥康纳之所以突出生产条件概念而不是文化权力概念，是因为他想沿着马克思的方法论线索来展开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读。正如他所说的，“我本人之所以要使用‘生产条件’这一范畴，其原因在于，我试图运用马克思本人的术语来重新阐释这一问题，同时也因为我想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危机性趋势的问题上，而不想把它扩展到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即整个社会形式的再生产的过程上面。这意味着我将沿着马克思的理论方向，把‘生产条件’置放在‘客观性’的维度中来加以解读奥康纳对生产条件这一范畴的理解和界定有两个特色：一是从社会和物质的双重维度来理解它的内容，即不单单指自然资源，而且还指实际运用这些自然资源的社会关系；二是从生产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政治化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生产条件变化进行简单描述的层次上当然，这两个理论特色实际上是统一在一起的。
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条件在经验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可以促使我们深化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政治化维度的理解。我们很容易发现，一方面，劳动力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要素显然不是为了资本而被生产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清晰地呈现出为了资本而被买卖和利用的现象。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国家已经介入到了资本与自然之间，“这些条件的供应（质的和量的方面时间和空间的方面）就必然会由国家来进行管理，并把它们当作国家的所有物虽然自然的资本化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本进入生产条件的领域.....但国家会把自身置于资本与自然之间（或者说对之进行调整），这种做法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政治化.”奥康纳认为，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虽然不仅仅是为了资本而被生产出来，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这些要素已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要素又确实是为了资本而被买卖和利用，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因此，奥康纳从中得出结论，即这里面一定有资本与自然之外的第三个要素的介入，而这第三个要素在他看来便是作为政治要素而存在的国家。
如果仅仅站在政治国家的层面上来看待奥康纳的这种解读思路，或许会觉得他的理论逻辑是很严谨的；但如果站在唯物史观的层面上来看，就会发现他的理论逻辑并不那么严谨.从本质上说，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之所以不是为了资本而被生产出来的，那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譬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那时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等要素不是为了资本而被生产出来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要素之所以会为了资本而被买卖和利用，是由此时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不是政治国家的介入作为政治要素而存在的国家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由它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能笼统地说，因为有了政治国家的介入，所以才使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为了资本而被买卖和利用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奥康纳和马克思一样都强调政治因素与政治斗争的作用，但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对政治斗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历史基础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之上的，而奥康纳只是站在一个单一的政治斗争维度上，至于这种政治斗争的社会历史与物质基础，则处在其解读视域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奥康纳研究思路的推进。
奥康纳是一位长期研究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学者，政治维度在他的解读视域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政治维度与经济维度是相互独立的，而不是相互交融的。在1973年出版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中，奥康纳延续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矛盾的角度，来诠释资本主义财政危机的根源。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上述矛盾往往会有如下的表现形式：“首先，从长期来看，垄断资本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支出与社会花费越来越多地加以社会化而利润是不会被社会化的（事实上，成本与花费的社会化反而会抬高资本的利润）...其次，从中期来看，国家部门的工资支出将变得越来越膨胀，因为工资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将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因为这种国家的财政危机而沦为无产者，由此，他们将转而依靠国家来获得物质需要，私人资本是不可能提供这种物质需要的，而民众本身则是无法为其自身提供这种物质需要的。”显然，在奥康纳此时的认识中，作为政治要素的国家，是作为经济过程的补充而存在的，而不是融化在经济或财政过程之中的这当然是跟他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切入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研究有关。
在1984年出版的《积累危机》一书中，奥康纳的分析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的奥康纳已经明确地谈到了政治斗争国家行为等政治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新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理论阐释框架中，存在着如下的基本共识：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以及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起建构作用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如果离开了对社会冲突及社会失衡的理解，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解读的另外，对资本主义的积累以及社会统治来说，国家行为既能使其有效，也能使其失效。”他甚至还直接把这种资本主义称为“政治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生产及交换的过程失去了其似自然性的特征经济过程的过度政治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威胁，它呼唤着社会控制及合法性的新形式的出现所谓的生产及交换过程的似自然性特征，是指把生产交换等经济过程看成是与政治相脱节的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着的一种过程，这种观点在以往的西方左派学者那里经常可以见到。可以说，奥康纳能够从政治的角度，尤其是从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性的政治统治角度来谈论生产及积累过程的内涵，是一种学术思路的进步
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奥康纳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延续。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像资本积累的障碍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等问题“首先是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其次才是社会经济的问题这是因为...生产条件（与生产过程本身不同）在本质上已经被政治化了，通达自然界的途径被各种斗争所中介，外在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及主体性处于缺失的状态“。对奥康纳来说，生产条件的政治化，并非指生产条件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所垄断，而是指生产条件的当下形式是由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而形成，这意味着，“资本是否能够以其所需的质量和数量要求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获得原料所需的技术性劳动力以及有用的空间及基础设施的构型，要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资本的政治力量、对生产条件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进行挑战（譬如，在把土地当作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的问题上的斗争）的社会运动的力量、对生产条件的使用及界定问题上的斗争进行调节或审查的政府机构（譬如，对城市进行分区制管理的委员会）的作用等等。正因为如此，奥康纳认为，外在自然界只要以生产条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就必然处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之中，也就是说，它已经被政治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外在自然界就失去了其独立状态处在不同政治力量之中的人们会更多地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利用自然界，而不会去思考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存何以可能的问题对于作为生产条件的劳动力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围绕着其自身的福利而展开斗争，而不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而斗争奥康纳在此想说明的是，没有先验的规范性的生产条件，只有被现实的政治活动所建构起来的生产条件。客观地说，奥康纳此处的解读应该说是颇有深度的，他清晰地把一般的生产条件与生产条件的特定表现形式区分开来，并在对后者的分析中着重强调了私有制条件下所不可回避的政治斗争问题。
二
虽然奥康纳发现生产条件是被现实的政治活动所建构起来的，然而，奥康纳并没有看到，现实的政治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历史性的生产关系形式所决定的。就像必须把一般的生产条件与生产条件的特定表现形式区分开来一样，我们也必须把一般性的政治斗争与政治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定表现形式区分开来如果我们只是一般性地谈论政治斗争，那当然要关注其中各要素在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关系；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定的政治斗争形式，那就必须要注意到它在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政治斗争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就像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时经常强调的那样，对“具体”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使这种“具体”以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实生产关系历史特殊性的强调。在政治斗争的问题上其实也一样。对具体政治斗争表现形式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社会关系之重要性的强调。因此，对生产条件政治化的研究，不能与对生产过程的研究相脱离如果脱离了对生产过程的研究，对生产条件政治化的研究就只能局限在单一的政治学维度上。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的生产过程本身来切入对生产条件的研究，只有把生产条件的政治化问题放在生产过程的政治化层面来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住生产条件政治化问题的本质，才能真正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上来准确理解这一问题。
必须看到的是，政治问题是存在于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之中的政治问题，而不是脱离现实历史过程的单纯政治问题正如奥康纳所说，生产条件问题看似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因为它已经被政治化了；我们也可以说，奥康纳研究的政治问题看似政治问题，但实际上是社会历史问题，因为它已经被社会历史化了。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为了批判先验确定性而过度偏向于历史相对性，那就会把历史相对性抬高到类似于先验神性的地位来加以崇拜，而忘记了所有的历史相对性其实都是处在社会历史过程之中的，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相对性，只可能是历史的相对性。这就告诫我们，在研究生产条件的政治化问题时，决不能脱离对具体生产过程之政治性的研究。而这恰恰是奥康纳没有做到的，因为他认为只有生产条件被政治化了，而生产过程本身则不是这样。
基于生产条件政治化的逻辑，奥康纳对“政治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阐述。然而，这一论述的逻辑性不够严谨。他没有直接从政治资本主义是如何引发生态危机的角度来展开阐述，而只是一方面从经验事实的角度来陈述资本主义积累引发了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又从政治干预的角度来说明国家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来抑制这种生态危机。也就是说，尽管他在生产条件的政治化问题上的确已经把经济政治生态等因素融合在了一起，但他在思考生态危机问题时，却只是把“政治资本主义”分割成了资本主义的积累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对它进行干预这两个不同的部分。我以为，奥康纳在这一问题上出现这种解读思路是必然的，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他所讲的那种生产条件的政治化，只是各种政治力量就生产条件的控制问题所进行的随机的角逐，他没有清晰地说明这种看似随机的政治力量角逐，他没有清晰说明这种看似随机的政治力量角逐背后的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容。因此，从随机的政治力量角逐的角度，当然是无法推论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的。这就是他为什么无法从政治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引出生态危机的原因另外，不从历史观的层面来对政治的内涵进行解读，也会导致无法对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准确理解，无法准确把握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点在他对政治国家对生态危机进行干预之问题的解读中也有所体现。
在奥康纳看来，每当生产条件方面出现危机的时候，国家总会帮助资本通过改变其自身运行的条件来解决上述危机，“一种是在生产力条件方面的变化，另一种是条件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变化，都需要或者说都是以资本与资本之间以及每个资本的内部资本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新的协作形式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人类与自然之间人类个体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更具社会性的管理形式为前提的这种更深层次的协作会使原来就已经被政治化的生产条件更具政治性，从而对资本这种客观存在所具有的天然性的表象进行颠覆由此，我们可以说，危机在本质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使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图景显得更为清晰。”在这里，奥康纳从资本国家等要素之间有可能产生更具社会性的新协作方式推论出，原本就已经政治化了的生产条件将更具政治性这种推论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它较好地说明了在资本国家社会运动等力量的角逐中，资本的利益诉求最终会得到满足。但他由此而得出的下一个推论——这种更具社会性的新协作方式意味着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图景将更加清晰，就不那么具有清晰的逻辑性了。奥康纳没有分析资本的利益诉求为什么会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中获胜，他只是把它当作政治斗争的某种经验性结果来看待了这就使他无法准确把握与此相联系的新协作方式的生产关系基础。他没有看到，不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协作方式具有怎样的新外表，它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这种私有制决定了协作方式的本质与发展方向。总之，正是这种抽象地从一般性协作方式的角度来推论出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使他的论述逻辑不清晰。
三、
从根本上说，奥康纳的论述逻辑之所以不清晰，是因为他无法把握住政治在社会历史观维度上的本质内容虽然奥康纳的确指出过新协作方式所凸显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前提而不是必然趋势，他说：“除了在一种非常抽象的层次上之外，社会主义的来临是不可能具有先验性根据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当资本主义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转向生产条件的供应方面的更为社会化的形式时，它是自我解构或者说自我颠覆的。”从他在生产条件问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的反对先验性、主张建构性的解读思路来看，奥康纳得出这一观点应该说是不奇怪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他从生产条件供应更具社会化的形式这一点出发，直接推论出资本主义的自我解构或自我颠覆的结论，这在逻辑上是有漏洞的。因为要得出这一结论，就必须证明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具社会化的生产条件供应方式是趋向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解构的，而不是从笼统的一般性的生产条件的社会化形式，来僵硬地推论出资本主义自我解构的结论。奥康纳不研究具体生产过程的政治斗争，而只研究围绕着生产条件的政治斗争，这种思路所带来的阐释逻辑上的不严谨性，在这里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由于奥康纳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思路中缺失了社会历史观维度，因而无法对资本主义自我解构之后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作出理论上的论证。由于单凭政治学的解读逻辑是无法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来临作出清晰的论证的，于是，奥康纳便很自然地运用起他驾轻就熟的建构论思维方法，把继资本主义之后的那个社会形态理解为由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有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不必然是它的真正内容还有待于政治斗争的发展进程来决定，“任何一种既定的作为生产条件的技术和劳动关系，都是与不止一种的把这些条件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相一致的，同样，这些社会关系中的任何一种既定形式，也都是与不止一种的作为生产条件的技术和劳动关系形式相一致的因此，社会关系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力量之间的一致性就被界定为是非常松散的和易变的在危机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从根本上说，未来是不明确的），存在着一种双向的奋争，它不仅要使生产力维度上的新的生产条件适合于生产关系维度上的新的生产条件，而且还要反过来，使后者适合于前者”。
以此为基础，奥康纳很自然地引出了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因为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运动，它的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个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对马克思来说，政治运动只是历史规律在政治层面上的一种表现；但对奥康纳来说，新社会运动这种政治运动却是在资本主义自我解构之后，决定社会形态之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因此，他必然会对这种新社会运动进行详细的研究。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奥康纳花了较大的笔墨来谈论这一问题。他提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意味着劳工、女权主义、城市、环保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运动迟早必须联合成一种统一力量，即民主力量，——它既有政治生存能力，同时也有能力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全球资本的总体化力量面前，单个社会运动相对来说是软弱无力的。”此外，奥康纳还从自觉发展出某种公共领域、在这种公共领域中自觉发展出新的经济和生态途径、在工作场所和政府部门中组织起民主化的斗争等三个层面，详细论述了上述新社会运动的整体性战略。
虽然有时候奥康纳自己也觉得上述这种新社会运动的整体战略有点不太现实，但他似乎已经提不出其他的政治变革方案了。应该说，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待政治的内涵，所能看到的只是各种政治力量在经验层面上所进行的斗争及其可能产生的现实效应，不容易看到使政治斗争以当下的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更加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如果找不到这种社会历史原因，我们就会一方面满足于对某种社会方案的设计，另一方面还会轻率地认为这种社会方案的实现是一件不怎么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付诸行动即可因此，奥康纳看不到把劳工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联合起来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更看不到由这种所谓的联合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来推进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实现决非易事。在奥康纳的眼里，很多事情都被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譬如，他看到在全球资本的总体化力量面前，单个社会运动是软弱无力的，因此他认为这些社会运动迟早会联合成统一的斗争力量。他没有意识到的是，社会运动从传统的具有统一性的阶级运动到现在这种单一的、地方性的社会运动，跟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拓展之间有什么关联性。事实上，恰恰是后者造就了前者。可在奥康纳的眼里，资本的全球性拓展与社会运动变得单一化，这两者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性，是各自孤立的政治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把建构一个联合起来的新社会运动看得如此简单从这里可以看出，单有政治学的解读视域，还真解决不了来自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
与奥康纳相比，美国学者戴维•哈维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与分析要更深刻一些他敏锐地发现了基于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分散的社会运动，一方面的确能够从日常生活细节中获得力量，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受制于地方性的视野，“这类运动不那么集中，但它们直接与特殊的问题与支持者发生关联；它们依靠镶嵌于日常生活细节和斗争细节而获得力量，但也正是如此，它们经常发现自己很难脱离地方性和特殊性，去理解新自由主义掠夺性积累及其过去和现在与重建阶级力量之关系背后的大政治”。为此，哈维提出：“找到这些不同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一项紧迫的理论和实践任务但我们的分析也表明，要完成这项任务，只能通过追踪资本积累过程的动力，这一积累过程的特征是动荡不安且不断加深的不均衡地理发展。”哈维就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当然可以商榷，但他毕竟不是那么简单地停留在喊口号的层面上，而是推进到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层面来理解当下社会运动状况的经济根源，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哈维已经从较为复杂与深刻的经济层面来谈论政治，而奥康纳只是就政治谈政治。
不过，奥康纳的这种解读思路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还是很有市场的，其总体的分析思路是用政治观来压制历史观福柯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以它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累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19世纪把它本质神话的根源，建立在热力学第二原理上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法国另一位著名学者阿兰•巴丢（Alain Badiou）也多次表达过此类观点他坚持认为，哲学应该从关于事物结构的哲学转向事件的哲学，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不可简约的单一性事件的戏剧性，其理由是“我们生活于其上的世界是一个脆弱的风雨飘摇的世界它决不是位于历史统一内部的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决不能允许让全球性接受自由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现象掩盖20世纪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暴力而脆弱的世界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充分肯定福柯/巴丢等人解读思路的颠覆性意义的同时，也不禁要问：难道19世纪的历史观解读思路的根源真的是热力学第二原理，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运动相关？难道20世纪基于空间的混乱网络而形成的世界经验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或天然的事实，而不是由当代资本的拓展性逻辑所建构出来的某种事实？如果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单一性地方性事实，本身就是由资本的拓展性逻辑所建构出来的，那你还想去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吗？在我看来，就像我们在分析奥康纳的解读思路时所指出的那样，福柯巴丢等人同样也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立场而无法看到经验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
当我们把对奥康纳观点的解读放在这种更加宽广的西方左派学术的理论背景中来看待时，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领会到，透过表面繁荣的西方左派学术图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是：如何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来深刻解读资本的矛盾运动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及其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