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冲撞
2009-08-29
实践的冲撞
——时间，力量与科学
[美] 安德鲁•皮克林 著
邢冬梅 译
——时间，力量与科学
[美] 安德鲁•皮克林 著
邢冬梅 译
目 录
中文版序言……………………………………………………………………1
英文版原序……………………………………………………………………4
英文版原序……………………………………………………………………4
1实践的冲撞……………………………………………………………7
1． 1 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7
1． 2 表征与操作………………………………………………………9
1． 3 力量与突现………………………………………………………11
1． 4 实践的冲撞………………………………………………………16
1．5 冲撞及其他………………………………………………………20
1． 2 表征与操作………………………………………………………9
1． 3 力量与突现………………………………………………………11
1． 4 实践的冲撞………………………………………………………16
1．5 冲撞及其他………………………………………………………20
上篇 例证
2 仪器：建造气泡室…………………………………………………………23
2．1 建造气泡室………………………………………………………23
2．2 冲撞与物质力量…………………………………………………27
2．3 冲撞与人类动机…………………………………………………28
2． 4 冲撞与社会………………………………………………………30
2．5 行动者、利益和规训……………………………………………32
2．1 建造气泡室………………………………………………………23
2．2 冲撞与物质力量…………………………………………………27
2．3 冲撞与人类动机…………………………………………………28
2． 4 冲撞与社会………………………………………………………30
2．5 行动者、利益和规训……………………………………………32
3 事实： 追寻夸克…………………………………………………………35
3．1 追寻夸克…………………………………………………………36
3．2实证科学实践中的突现和后人类主义…………………………43
3． 3 多重性、异质性与联结…………………………………………44
3．4 表征链……………………………………………………………46
4． 5规训………………………………………………………………48
3．1 追寻夸克…………………………………………………………36
3．2实证科学实践中的突现和后人类主义…………………………43
3． 3 多重性、异质性与联结…………………………………………44
3．4 表征链……………………………………………………………46
4． 5规训………………………………………………………………48
4 概念：建构四元数………………………………………………………53
4．1 规训力量………………………………………………………53
4．2 从复数到三元组………………………………………………57
4．3 建构四元数……………………………………………………58
4．4 概念与冲撞……………………………………………………64
4．5 科学与冲撞……………………………………………………67
4．6 结束语：数学、形而上学与社会……………………………68
4．1 规训力量………………………………………………………53
4．2 从复数到三元组………………………………………………57
4．3 建构四元数……………………………………………………58
4．4 概念与冲撞……………………………………………………64
4．5 科学与冲撞……………………………………………………67
4．6 结束语：数学、形而上学与社会……………………………68
5 技术：数控机床………………………………………………………73
5．1 数控机床…………………………………………………… 73
5．2 冲撞与社会………………………………………………… 77
5．3冲撞、社会理论与界限…………………………………… 79
5．1 数控机床…………………………………………………… 73
5．2 冲撞与社会………………………………………………… 77
5．3冲撞、社会理论与界限…………………………………… 79
下篇 整合
6 生活在物质世界……………………………………………………………………83
6．1 实在论…………………………………………………………………… 84
6．2 不可通约性……………………………………………………………… 86
6．3 知识与我们……………………………………………………………… 89
6．4 客观性…………………………………………………………………… 90
6．5相对性…………………………………………………………………… 94
6． 6历史性…………………………………………………………………… 97
6．1 实在论…………………………………………………………………… 84
6．2 不可通约性……………………………………………………………… 86
6．3 知识与我们……………………………………………………………… 89
6．4 客观性…………………………………………………………………… 90
6．5相对性…………………………………………………………………… 94
6． 6历史性…………………………………………………………………… 97
7 穿越冲撞………………………………………………………………………… 100
7． 1 超越学科限制：新的综合……………………………………………… 100
7．2 文化研究与冲撞………………………………………………………… 102
7．3 操作性与历史性：大景观……………………………………………… 108
7．4 宏观冲撞………………………………………………………………… 110
7．5 附言：非标准力量……………………………………………………… 114
7．6 结束语：冲撞的普适性………………………………………………… 116
7． 1 超越学科限制：新的综合……………………………………………… 100
7．2 文化研究与冲撞………………………………………………………… 102
7．3 操作性与历史性：大景观……………………………………………… 108
7．4 宏观冲撞………………………………………………………………… 110
7．5 附言：非标准力量……………………………………………………… 114
7．6 结束语：冲撞的普适性………………………………………………… 116
索引…………………………………………………………………………………… 119
参考文献……………………………………………………………………………… 132
参考文献……………………………………………………………………………… 132
英文版原序
在导论部分能够实现自己的两个尝试对于写作一本书而言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我所关注的问题的完整的展示：我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如何思考我的例证所显示的东西的？我以有些类似于传记的方式说明我所关注的问题，这样会有助于理解本书的内容，即我所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成为现在的形态。
长久以来，关于知识的问题一直令我着迷。从我做学生的时候起，我始终对知识与我们的世界的关联问题存有疑惑——对哲学家们称之为实在论的问题存有疑惑。获取了相当多的知识以后，以至后来作为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学者，1976年我在爱丁堡大学参加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1Unit）的研究活动后，我才发现有许多人同我具有同样的疑惑。研究小组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研究中心之一，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参与围绕这个主题的极具魅力但又极其困难的各种讨论。基于我先前的研究学科——基本粒子物理学，通过对几个案例的深入研究，我最终完成了一部著作——《建构夸克》（1984）。在那本书中我得出结论：以孤立的方式去研究知识是毫无用处的。似乎只有理解了特定的知识如何适应了知识的使用者和创造者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理解人们为什么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东西。确实，通过例证式研究来分析科学实践中的一个简单模型，《建构夸克》试图展示二十多年来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本著作之后，我便处于对我所关注的问题的自我挑剔状态。我进行研究的起始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知识与人的关系我认为已经足够清楚了，但知识与我们的世界的关系却远非如此明白，除非难以置信地去想象科学知识理所当然地反映自然的内在结构。实在论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
1986 至1987年，在我作为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研究期间，对我所关注的问题而言的重要的思想发展时刻降临。在我刚到达普林斯顿不久，我打算对一篇来自金格拉斯（Yves Gingras）和斯韦伯（S. Schweber 1986）的针对我的著作的评论文章进行应答。他们错误地预先假定一组与奎因——杜恒这些哲学家的名字相关的争论，谴责我（自然是错误地，滥用奎因——杜恒命题）。对这些谴责的思考，引发我去关注已经被对科学的建构主义社会学研究所强调的事实评价问题。科学的建构主义社会学研究认为：科学文化绝对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即：单一的大理论，在奎因——杜恒式的争论中，这一点被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科学文化是多元的、异质的要素的集合体。我认识到我可以基于这一点，对实在论进行讨论。我对探索夸克的实验历史的早期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在艰难的和不确定的意义上，对科学的异质要素——在此案例中是观念的要素和物质的要素——之间建立联结的知识产生过程的分析。在随后发表的文章《生活在物质世界》（1989），我扩展了基于对物理学家莫柏哥（Giacomo Morpurgo）的实验工作进行例证分析而提出的在知识问题上的“实用主义实在论者”（pragmatic realist）的先前见解。这种见解之所以值得被精确称为实在论，是因为它刻画了知识表征和实在世界之间的科学家所建立的非确定性的、复杂的关系。
对我而言，《生活在物质世界》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第一，正如上述提及到的，它讨论了困扰我多年的疑难。第二，思考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有助我理解已经被卡伦（Michel Callon），拉脱尔（Bruno Latour）以及劳（John Law）发展起来的科学问题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研究方向的起源问题。从那时起，我一直研究行动者网络思想。第三，从普林斯顿回到伊利诺伊大学，我认识到这篇论文同样可以视为在《建构夸克》中已经进行了的对科学实践的分析的重要扩展。我在《构造夸克》中提出，科学实践是筑型过程（process of modelling）的核心。但是，我没有能够对筑型过程的开放式终结进行充分地评价。人们可以尝试许多不确定的方式来扩展既定的科学文化，但是，不很严格地说，莫柏哥的实验历史向我们展示：这些方式大多都不能奏效。当莫柏哥寻求扩展其文化的物质的和概念的层面时，它们通常难以匹配。相对于他所期望达到的能够产生科学事实的物质—观念联合体（material-conceptual alignment），在他的研究工作中，“阻抗”（Resistances）持续地出现。 同时，从各种可能性的不确定范围中，在他的实践活动中一些特定的筑型向量被准确地挑选出来，而它们正是这类物质—观念联合体中的内在构成。这样，实践作为筑型过程，便具有一个重要的真实的时间结构，这种结构拥有受制于在阻抗中的瞬时突现、受制于成功地或失败地适应阻抗的文化扩展的轮廓。作为阻抗与适应辨证统一的这种实践的时间性构成过程，在一般意义上，就是我所提出的实践的冲撞。冲撞、冲撞的哲学蕴涵以及哲学后果、冲撞的社会理论、冲撞的历史图景便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得出冲撞的思想之后，我开始思考这一思想的普适性问题。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冲撞运行于细节层面，通常不易通过实验研究而触及，但最终我发现并开始通过研究下述的例证而达到了这一点。这种研究显示：冲撞可以走得很远。这样，在我从伊利诺伊大学出发到剑桥大学的科学哲学和历史系进行1992 至1993度的研究期间，我的愿望就是写出关于冲撞的著作。然而，困扰又出现了。当我最初认识到 莫柏哥的探索夸克的实验如何引导我能够对实在论置疑后，这个实验便成为拓展我的思想的案例。为写作这本书，我试图把我的分析扩展到这一实验的最初的形态，然而此时我发现我使我自己处在茫然的境地。在我试图说明莫柏哥的早期努力如何最终使其所期望的仪器运行时，我发现我自己无法说服我自己。以不断地在多元的、异质的文化要素之间建立和破坏各种联结的方式说明其努力过程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其中似乎又丢失了什么。 这种丢失的东西恰恰显示为一种物质力量。在建造仪器的过程中，莫柏哥努力从物质世界中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努力过程需要重笔陈述。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我重构了我的写作构架。
恰如在本书中所讨论的那样，讨论物质力量通常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置疑，而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所接受。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包含有太多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构成对称关系。很明显，如果我要讨论物质力量，我必须思考关于人类力量我要讨论些什么？在剑桥大学，`它引导我进行各个方向的思考。我思考人类力量的动机构成，思考行动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和范围，思考科学活动的受约性质，等等。最后，我对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林奇（Michael Lynch）这些作家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高度重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见解。反过来，我自己现在这本书则极大地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如何在时间中相互缠绕，关注知识如何参与这种相互缠绕之中。这样我便完成了一部我从来没有计划写作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原初的知识领域被并入更广阔的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作用领域，科学活动本身也显现为被包含在周而复始地创造和破坏相交织的广阔领域。我不再疑惑科学知识如何与我们的世界关联，也不再疑惑知识如何与科学实践关联。现在我感到需要理解的是：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受约束的、工业化和军事化的、科技世界，它是如何演变为今天的形态的。
这就是《冲撞》形成的历史。我希望这个简短的历史将会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下述章节的形式和内容。
现在我要表示我诸多的感谢。正如上述所提到的，这本书起始于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所，最终也完成于普林斯顿，不过是在普林斯顿大学。1993-1994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Shelly Cullom Davis中心的研究员，我完成并最后一次修改了手稿。其间，大量的工作是在Urbana-Champaingn的伊利诺伊大学完成的。因为友谊、因为支持、因为犀利的批评，我感谢社会学系的同事们，感谢我的诸多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参加高级研讨班的学生（书稿的最初的形态经受了发生在那里的严肃而挑剔的艰难讨论），感谢所有参加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跨学科高级研讨班的非正式成员。HPSS高级研讨班是社会的和知识的共同体的卓越展示，没有这个共同体，我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还是在Urbana，参与批判与解释研究小组（Unit for Criticism and Interpretive）活动，引导我进入对当代思想的全盘综合把握。为广泛地阐释思想和见解，批判与解释研究小组的工作与经费由不同的部门分担。国家科学基金哲学和社会学分部资助的两个重要时期是我研究工作的分水岭。1989-1990年的资助，使我有时间脱离对科学实践的细节分析，转而开始思考科学实践过程的意义。国家科学基金的第二次资助使得我于1992-1993能够在剑桥大学度过我的休假年。
在写作这本书的全过程中，我还要感谢更多的帮助我的人。在相互通讯中，在办公室、在高级研讨班教室、在餐馆、在家里、在酒吧、在俱乐部，我感谢他们对全部手稿、对每个章节、对一段论述与我进行的反复讨论，感谢我能够分享他们众多的见解，感谢他们以打哈欠方式告知我正在胡言乱语。历经数年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我的见解、我的写作竟然处在一个如此丰富和激动人心的谈话领域。对于我是否能够列出一个完整的名单以表达我的谢意，我真的没有信心；但是我还是尝试着去这样做，同时我希望对可能发生的惊人的疏漏得到谅解。从注解到正文，对这些人我都表示深深的谢意，但在此我能做到的只是向Susan Abrams，Brian Baigrie，Davis Baird，Barry Barnes，David Bloor，Geof Bowker，Nancy Cartwrright，Soraya de Chadarevian，Harry Collins，Natalie Davis，Norman Denzin，Irving Elichirigoity，Paul Feyerabend，Owen Flanagan，Paul Forman，Peter Galison，Dilip Gaonkar，Gerry Geison，Yves Gingras， Laurel Graham， Ian Hacking，Mary Hesse，Joann Hoy，Piet Hut， Robert Alun Jones， Vera Ketelboeter，Yiannis Koutalos， Martin Krieger，Thomas Kuhn，Bruce Lambert， Michele Lamont， Bruno Latour，John Law， Peter Lipton，Michael Lynch， Michael Mahoney， Peter Miller，Giacomo Morpurgo，Malcolm Nicolson，Ted O‘Leary，Ronald Overmann，Trevor Pinch，Michael Power，Diederick Raven，Joseph Rouse，Simon Schaffer， Sam Schweber，Steven Shapin， Otto Sibum，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Betty Smocovitis，Leigh Star， Adam Stephanides，Frrred Suppe，Peter Trower，Stephen Turner， Adrian Wilson， Norton Wise， and Alison Wylie 表达我谢意。
在上述的致谢之中，我应该再次提及两个人。从我们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共处开始，斯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便始终一贯地给予我富有洞察力的建议和尖锐的批评。我们的思想合作，彼此相互交织。我从她的论著中学习到了许多，在与她的交谈和争论中学到了更多。另一个人是沙夫（Simon Schaffer），正是他最初鼓励我撰写《生活在物质世界》，以至在最后，作为系执行主任，他使我在剑桥度过我的休假年成为可能。我在剑桥期间，他挤出时间阅读和评注这本书的两个不同的草本。远不止于此的是，他比我自己还要清楚地把握了我要走向何处以及我如何走向那里。有这样一个机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与他在一起相互促进，实在是一种陶冶。谢谢，Simon 和Barbara。想到剑桥，我还想向我的老朋友Jim 、 Rhonda、 Lee和 Paula表示感谢，为他们给予我的超乎友谊的帮助。在仓促混乱之计，是他们帮我，Jane和孩子回到我的故乡。我曾经几次以半开玩笑的口吻提到：是他们救了我全家的性命。1992 –1993年间我的大部分写作是在Lee和 Paula的旧餐桌上完成的。Paula Wadmann的木工长凳可以为此作证。
最后，我感谢Jane，为她所做的一切。
我想，通向这本书写作的思想路径已经由一系列发表的文章表明。基于我上述陈述过的原因，我首先解剖一些案例，然后分析它们，并且尤其关注我新发现的一些与各种力量相关的问题。这些关于各种力量的问题出现在本书中的各个地方，伴随新的物质力量不断转换、重组和相随。与此相关的已经发表的文章和章节是：《生活在物质世界：论实在论和实验活动》，由D. Gooding， T. J. Pinch，和S. Schaffer.编辑；《实验的用途：论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三章，第275页到297页）；《知识、实践与建构》（《科学的社会研究》1990第20 卷，第6、7章，第682 到729页）；《客观性与实践的冲撞》（《学术年刊》1991第8卷，第6章，第409 到425页）；《构造四元数：概念活动的分析》（与Adam Stephanions合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第4章第139到167页）；《反学科限制或幻影的叙事》（E.Meeesser-Davidow， D.Shumway，和 D.Sylvan 编辑，《知识：在约束中的历史性与批判性研究》，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ginia 1993，第7章第103 到122页）；《实践的冲撞：科学社会学中的力量和突现》（《美国社会学月刊》第99卷，1993，第一、二章，第559到 589页）；以及《超越限制：实践的时间性和知识的历史性》（J.Buchwald编辑，《科学实践：理论及物理学中的案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第2、5、6章）。
在导论部分能够实现自己的两个尝试对于写作一本书而言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我所关注的问题的完整的展示：我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如何思考我的例证所显示的东西的？我以有些类似于传记的方式说明我所关注的问题，这样会有助于理解本书的内容，即我所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成为现在的形态。
长久以来，关于知识的问题一直令我着迷。从我做学生的时候起，我始终对知识与我们的世界的关联问题存有疑惑——对哲学家们称之为实在论的问题存有疑惑。获取了相当多的知识以后，以至后来作为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学者，1976年我在爱丁堡大学参加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1Unit）的研究活动后，我才发现有许多人同我具有同样的疑惑。研究小组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研究中心之一，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参与围绕这个主题的极具魅力但又极其困难的各种讨论。基于我先前的研究学科——基本粒子物理学，通过对几个案例的深入研究，我最终完成了一部著作——《建构夸克》（1984）。在那本书中我得出结论：以孤立的方式去研究知识是毫无用处的。似乎只有理解了特定的知识如何适应了知识的使用者和创造者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理解人们为什么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东西。确实，通过例证式研究来分析科学实践中的一个简单模型，《建构夸克》试图展示二十多年来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本著作之后，我便处于对我所关注的问题的自我挑剔状态。我进行研究的起始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知识与人的关系我认为已经足够清楚了，但知识与我们的世界的关系却远非如此明白，除非难以置信地去想象科学知识理所当然地反映自然的内在结构。实在论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
1986 至1987年，在我作为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研究期间，对我所关注的问题而言的重要的思想发展时刻降临。在我刚到达普林斯顿不久，我打算对一篇来自金格拉斯（Yves Gingras）和斯韦伯（S. Schweber 1986）的针对我的著作的评论文章进行应答。他们错误地预先假定一组与奎因——杜恒这些哲学家的名字相关的争论，谴责我（自然是错误地，滥用奎因——杜恒命题）。对这些谴责的思考，引发我去关注已经被对科学的建构主义社会学研究所强调的事实评价问题。科学的建构主义社会学研究认为：科学文化绝对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即：单一的大理论，在奎因——杜恒式的争论中，这一点被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科学文化是多元的、异质的要素的集合体。我认识到我可以基于这一点，对实在论进行讨论。我对探索夸克的实验历史的早期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在艰难的和不确定的意义上，对科学的异质要素——在此案例中是观念的要素和物质的要素——之间建立联结的知识产生过程的分析。在随后发表的文章《生活在物质世界》（1989），我扩展了基于对物理学家莫柏哥（Giacomo Morpurgo）的实验工作进行例证分析而提出的在知识问题上的“实用主义实在论者”（pragmatic realist）的先前见解。这种见解之所以值得被精确称为实在论，是因为它刻画了知识表征和实在世界之间的科学家所建立的非确定性的、复杂的关系。
对我而言，《生活在物质世界》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第一，正如上述提及到的，它讨论了困扰我多年的疑难。第二，思考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有助我理解已经被卡伦（Michel Callon），拉脱尔（Bruno Latour）以及劳（John Law）发展起来的科学问题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研究方向的起源问题。从那时起，我一直研究行动者网络思想。第三，从普林斯顿回到伊利诺伊大学，我认识到这篇论文同样可以视为在《建构夸克》中已经进行了的对科学实践的分析的重要扩展。我在《构造夸克》中提出，科学实践是筑型过程（process of modelling）的核心。但是，我没有能够对筑型过程的开放式终结进行充分地评价。人们可以尝试许多不确定的方式来扩展既定的科学文化，但是，不很严格地说，莫柏哥的实验历史向我们展示：这些方式大多都不能奏效。当莫柏哥寻求扩展其文化的物质的和概念的层面时，它们通常难以匹配。相对于他所期望达到的能够产生科学事实的物质—观念联合体（material-conceptual alignment），在他的研究工作中，“阻抗”（Resistances）持续地出现。 同时，从各种可能性的不确定范围中，在他的实践活动中一些特定的筑型向量被准确地挑选出来，而它们正是这类物质—观念联合体中的内在构成。这样，实践作为筑型过程，便具有一个重要的真实的时间结构，这种结构拥有受制于在阻抗中的瞬时突现、受制于成功地或失败地适应阻抗的文化扩展的轮廓。作为阻抗与适应辨证统一的这种实践的时间性构成过程，在一般意义上，就是我所提出的实践的冲撞。冲撞、冲撞的哲学蕴涵以及哲学后果、冲撞的社会理论、冲撞的历史图景便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得出冲撞的思想之后，我开始思考这一思想的普适性问题。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冲撞运行于细节层面，通常不易通过实验研究而触及，但最终我发现并开始通过研究下述的例证而达到了这一点。这种研究显示：冲撞可以走得很远。这样，在我从伊利诺伊大学出发到剑桥大学的科学哲学和历史系进行1992 至1993度的研究期间，我的愿望就是写出关于冲撞的著作。然而，困扰又出现了。当我最初认识到 莫柏哥的探索夸克的实验如何引导我能够对实在论置疑后，这个实验便成为拓展我的思想的案例。为写作这本书，我试图把我的分析扩展到这一实验的最初的形态，然而此时我发现我使我自己处在茫然的境地。在我试图说明莫柏哥的早期努力如何最终使其所期望的仪器运行时，我发现我自己无法说服我自己。以不断地在多元的、异质的文化要素之间建立和破坏各种联结的方式说明其努力过程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其中似乎又丢失了什么。 这种丢失的东西恰恰显示为一种物质力量。在建造仪器的过程中，莫柏哥努力从物质世界中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努力过程需要重笔陈述。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我重构了我的写作构架。
恰如在本书中所讨论的那样，讨论物质力量通常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置疑，而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所接受。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包含有太多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构成对称关系。很明显，如果我要讨论物质力量，我必须思考关于人类力量我要讨论些什么？在剑桥大学，`它引导我进行各个方向的思考。我思考人类力量的动机构成，思考行动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和范围，思考科学活动的受约性质，等等。最后，我对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林奇（Michael Lynch）这些作家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高度重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见解。反过来，我自己现在这本书则极大地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如何在时间中相互缠绕，关注知识如何参与这种相互缠绕之中。这样我便完成了一部我从来没有计划写作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原初的知识领域被并入更广阔的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作用领域，科学活动本身也显现为被包含在周而复始地创造和破坏相交织的广阔领域。我不再疑惑科学知识如何与我们的世界关联，也不再疑惑知识如何与科学实践关联。现在我感到需要理解的是：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受约束的、工业化和军事化的、科技世界，它是如何演变为今天的形态的。
这就是《冲撞》形成的历史。我希望这个简短的历史将会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下述章节的形式和内容。
现在我要表示我诸多的感谢。正如上述所提到的，这本书起始于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所，最终也完成于普林斯顿，不过是在普林斯顿大学。1993-1994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Shelly Cullom Davis中心的研究员，我完成并最后一次修改了手稿。其间，大量的工作是在Urbana-Champaingn的伊利诺伊大学完成的。因为友谊、因为支持、因为犀利的批评，我感谢社会学系的同事们，感谢我的诸多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参加高级研讨班的学生（书稿的最初的形态经受了发生在那里的严肃而挑剔的艰难讨论），感谢所有参加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跨学科高级研讨班的非正式成员。HPSS高级研讨班是社会的和知识的共同体的卓越展示，没有这个共同体，我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还是在Urbana，参与批判与解释研究小组（Unit for Criticism and Interpretive）活动，引导我进入对当代思想的全盘综合把握。为广泛地阐释思想和见解，批判与解释研究小组的工作与经费由不同的部门分担。国家科学基金哲学和社会学分部资助的两个重要时期是我研究工作的分水岭。1989-1990年的资助，使我有时间脱离对科学实践的细节分析，转而开始思考科学实践过程的意义。国家科学基金的第二次资助使得我于1992-1993能够在剑桥大学度过我的休假年。
在写作这本书的全过程中，我还要感谢更多的帮助我的人。在相互通讯中，在办公室、在高级研讨班教室、在餐馆、在家里、在酒吧、在俱乐部，我感谢他们对全部手稿、对每个章节、对一段论述与我进行的反复讨论，感谢我能够分享他们众多的见解，感谢他们以打哈欠方式告知我正在胡言乱语。历经数年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我的见解、我的写作竟然处在一个如此丰富和激动人心的谈话领域。对于我是否能够列出一个完整的名单以表达我的谢意，我真的没有信心；但是我还是尝试着去这样做，同时我希望对可能发生的惊人的疏漏得到谅解。从注解到正文，对这些人我都表示深深的谢意，但在此我能做到的只是向Susan Abrams，Brian Baigrie，Davis Baird，Barry Barnes，David Bloor，Geof Bowker，Nancy Cartwrright，Soraya de Chadarevian，Harry Collins，Natalie Davis，Norman Denzin，Irving Elichirigoity，Paul Feyerabend，Owen Flanagan，Paul Forman，Peter Galison，Dilip Gaonkar，Gerry Geison，Yves Gingras， Laurel Graham， Ian Hacking，Mary Hesse，Joann Hoy，Piet Hut， Robert Alun Jones， Vera Ketelboeter，Yiannis Koutalos， Martin Krieger，Thomas Kuhn，Bruce Lambert， Michele Lamont， Bruno Latour，John Law， Peter Lipton，Michael Lynch， Michael Mahoney， Peter Miller，Giacomo Morpurgo，Malcolm Nicolson，Ted O‘Leary，Ronald Overmann，Trevor Pinch，Michael Power，Diederick Raven，Joseph Rouse，Simon Schaffer， Sam Schweber，Steven Shapin， Otto Sibum，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Betty Smocovitis，Leigh Star， Adam Stephanides，Frrred Suppe，Peter Trower，Stephen Turner， Adrian Wilson， Norton Wise， and Alison Wylie 表达我谢意。
在上述的致谢之中，我应该再次提及两个人。从我们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共处开始，斯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便始终一贯地给予我富有洞察力的建议和尖锐的批评。我们的思想合作，彼此相互交织。我从她的论著中学习到了许多，在与她的交谈和争论中学到了更多。另一个人是沙夫（Simon Schaffer），正是他最初鼓励我撰写《生活在物质世界》，以至在最后，作为系执行主任，他使我在剑桥度过我的休假年成为可能。我在剑桥期间，他挤出时间阅读和评注这本书的两个不同的草本。远不止于此的是，他比我自己还要清楚地把握了我要走向何处以及我如何走向那里。有这样一个机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与他在一起相互促进，实在是一种陶冶。谢谢，Simon 和Barbara。想到剑桥，我还想向我的老朋友Jim 、 Rhonda、 Lee和 Paula表示感谢，为他们给予我的超乎友谊的帮助。在仓促混乱之计，是他们帮我，Jane和孩子回到我的故乡。我曾经几次以半开玩笑的口吻提到：是他们救了我全家的性命。1992 –1993年间我的大部分写作是在Lee和 Paula的旧餐桌上完成的。Paula Wadmann的木工长凳可以为此作证。
最后，我感谢Jane，为她所做的一切。
我想，通向这本书写作的思想路径已经由一系列发表的文章表明。基于我上述陈述过的原因，我首先解剖一些案例，然后分析它们，并且尤其关注我新发现的一些与各种力量相关的问题。这些关于各种力量的问题出现在本书中的各个地方，伴随新的物质力量不断转换、重组和相随。与此相关的已经发表的文章和章节是：《生活在物质世界：论实在论和实验活动》，由D. Gooding， T. J. Pinch，和S. Schaffer.编辑；《实验的用途：论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三章，第275页到297页）；《知识、实践与建构》（《科学的社会研究》1990第20 卷，第6、7章，第682 到729页）；《客观性与实践的冲撞》（《学术年刊》1991第8卷，第6章，第409 到425页）；《构造四元数：概念活动的分析》（与Adam Stephanions合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第4章第139到167页）；《反学科限制或幻影的叙事》（E.Meeesser-Davidow， D.Shumway，和 D.Sylvan 编辑，《知识：在约束中的历史性与批判性研究》，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ginia 1993，第7章第103 到122页）；《实践的冲撞：科学社会学中的力量和突现》（《美国社会学月刊》第99卷，1993，第一、二章，第559到 589页）；以及《超越限制：实践的时间性和知识的历史性》（J.Buchwald编辑，《科学实践：理论及物理学中的案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第2、5、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