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刘怀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历史回顾到当代追问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于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历史观革命,但它并没有现成独立的认识论。这种“空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关理解的困难与歧义。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解释实际上有某些“危险的增补”,这始自于苏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等人由于深受近代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之累,而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倒退为一种反映论,导致了把认识论置于历史观之前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新时期哲学界基本上突破了传统认识论框架的束缚。以卢卡奇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回到德国古典辩证法的方式重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特质,却终因过度诠释或片面放大某些方面而走入变相取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误区。阿尔都塞开辟了反主体的、非历史的结构主义认识论道路,但由于从根本上取消了认识主体的本真性与合法性地位,又无意间复活了马赫主义所曾引发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危机与缺失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詹姆逊所倡导的用空间辩证法的“再现”方式把认识论从这种本体论“空场”中解救出来。而当代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以独特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卢卡奇;哈贝马斯;阿尔都塞;詹姆逊;认知图绘;反思认识论;广松涉;张一兵

  作者简介:刘怀玉(1965—),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章慕荣(1978—),男,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空间化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 (13JJD710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问题研究”(11BZX0005)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6-0001-08
 

  认识论一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但学界在对该问题域的理解与研究几经嬗变之后,似乎陷入了“长期的沉寂”。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这段坎坷的认识论之旅时,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教科书经常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之前或其之外的认识论成果来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独特核心逻辑进行“危险的增补”(德里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存在的认识论,所以反而没能真正明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依托于对传统认识论的历史观革命,才摆脱传统唯物主义和近代哲学的影响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极为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仍需要我们重新还原与再度发现。

  一、突破与搁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教科书体系的回顾与反思

  众所周知,在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被分解为本体论(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大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而认识论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板块的过渡环节,即从“无人的”纯客观世界到“有人的”主客观世界再到“人自身”所创造的世界的中间环节。与之稍有不同,我国哲学原理教科书依据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经典文献,把认识论理解为“反映论+辩证法+实践论”的认识过程论,其总的结构就是在物质决定意识或存在决定思维的反映论基础上强调认识过程的两次辩证飞跃,以及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根基作用的两次转化。上述理论体系所秉承的都是从自然到主观思维到社会历史的发展逻辑顺序,所沿用的也都是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的递进与板块组合,终究因为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潮流和理论的需要而发生变化乃至变革。

  缘于深刻的实践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认识论问题成为新时期伊始我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呈现出三个亮点:第一,把作为过渡环节的认识论突出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导结构,使其从部门哲学上升为总的哲学体系,从而实现了从本体论主导到认识论转向的新体系。第二,与原先第一性、第二性的等级不同,把传统教科书中思维—存在的反映论模式转变为突出人的主体性、实践的根基性的,以主客体辩证统一为主轴的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融为一体的哲学逻辑。第三,通过大量引进苏联哲学界和“二战”后西方心理学、认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受李泽厚先生的康德主体哲学研究以及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大影响,实现了从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为代表的传统意识论向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为主要借鉴的建构认识论的转变。其间,涌现出一批颇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以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最为著名。

  在这部被时人评价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1]的哲学教材中,作者们参考苏联东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打破传统自然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历史观的等级制、条块式的分割,用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分立、转化和统一的辩证方法论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亦可说是人化自然本体论)、主客体统一辩证法和主体建构客体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当然,这部理论深度在当时无出其右的教科书由于受成书时间、团队成员等多种因素影响,也留有遗憾与发挥余地:它还未来得及完全突破苏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窠臼,也未能完全克服或消解传统教科书中隐性的近代唯物主义基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构建新的统一体系的强制性(“夹生性”)特点。自然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所代表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哲学,也就逐渐被追求人的主体性解放的辩证法和历史观所取代,直至最后变成了人学诉求。

  教科书体系改革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一条好思路,但与哲学史重构这种“返本开新”之举相比还是缺少更深刻的根基性。作为高清海先生的学生,孙正聿先生继往开来,他所主张的前提反思性哲学理论其实已经彻底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而开创了一条通过回归德国古典哲学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路。高先生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孙正聿先生则自称是“离经而不叛道”。他在《哲学通论》及其他相关著作中,通过重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反映论推进至反思论,指出晚年恩格斯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两种实体相互作用或决定—反作用的模式,而是反思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命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想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孙先生在其新构的哲学基本问题框架中,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哲学史上新的范式和现代哲学革命: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经典范式是古代以追求人类、社会乃至自然之外永恒的实体存在为特征的终极实体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第二个经典范式是以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主体建构客体的认识论革命;第三个经典范式就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历史观革命为导向的从思辨的反思的意识哲学往实践的存在论的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近代认识论更不是古代本体论,而是实践的历史的存在论[2]。转向存在论、实践论、价值论固然大笔如椽般地把认识论哲学作为一个既有形态予以“超越”了,但也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把认识论作为近代哲学的一种形态和哲学史的一个阶段,进而认为马克思哲学不仅超越古代本体论而且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暂时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认识论的理解与探索。所以不出我们预料的是,近年来孙正聿先生明显又回到了以《资本论》的“逻辑学”[3]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入思考上。这既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令人期待的。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上文提及的著作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突破传统认识论体系方面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可谓琳琅满目,其代表有任平先生的《广义认识论原理》[4]和欧阳康先生的《社会认识论导论》[5]等等。但限于篇幅,我们只好割爱了。

  我国学界对认识论的研究从时髦和热烈向沉寂和搁浅的变迁,基本上应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普遍缺少对现代自然科学、实证科学和心理科学的严格专业训练,对西方同时代发生的科技哲学、语言哲学尤其是心灵哲学也缺少持久的专业兴趣和系统的研究。但往深里说,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实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革命根基还缺少更深入的思考与更仔细的研究。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革命理解上的偏差,很大程度上缘于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一条理解的表层化。人们并非不知道《提纲》第一条旨在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与以往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但基本上都认为两者在根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在传统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再往前“迈了一步”而已。而新时期教科书的特点,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建立在“过度诠释”《提纲》第一条的基础上转而高度重视马克思哲学能动的实践的主体性原则,这实际上就影响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历史观基础,所以发展出高扬主体性的人学辩证法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纵观整个教科书体系的新旧变迁,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研究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已经成为思维定式,而尚未真正重视内在于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特质。这似乎提醒我们应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去言说认识论问题。

  二、发展与偏差: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一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之为黑格尔之后哲学严重衰落、实证主义盛行的“坏的哲学”时代,那个时代的时髦做法就是用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取代甚至否定哲学[6]。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与自发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但受时间、精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并没有深入阐述新唯物主义如何在认识论上展开,而更多强调了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他们刚刚发现的新历史观。最深刻的认识论思想仍然深藏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逻辑之中尚待人们去发掘整理。既没有专门而明确的认识论概念,也没有现成的认识论理论,更遑论有严密的认识论体系,这一系列的“空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面对来自以新康德主义面目出现的不可知论的诘难。

  马克思溘然长逝后,恩格斯当仁不让地担起了首次正面表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的重任。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在重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关联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费尔巴哈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理解,认为只有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之后才能进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坚持反映论的基础之上强调实践和工业的基础作用的辩证的彻底的可知论[7]。恩格斯的表述有着不可磨灭的经典意义,但其中也隐含着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他没有清楚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近代唯物主义反映论之间究竟是“继续”还是“突破”的关系;第二,恩格斯对《提纲》中“感性的、实践的、能动的”唯物主义主体论原则,做了极大程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理解。在普列汉诺夫再次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基本问题提出来之前,恩格斯的这两个问题并没有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重视。

  作为第二国际中最具哲学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遭遇了马赫主义攻击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危机。出于论战的需要,普氏在并没有对现代认识论做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就以自己所熟悉的《费尔巴哈论》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为依据,进行了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体系的努力。其主要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8]1。这篇似乎更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为标题的长文,明显模仿《费尔巴哈论》第二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隐喻,把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普氏自己认为极端重要的近代哲学唯物主义统一了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大抵就是列宁“一整块钢铁论”[9]的源头,也是后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开始。

  虽然普列汉诺夫准确看到了《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劳动本质的论述与《提纲》第3条的关联与一致[8]11,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认识论革命的全部秘密之所在,但他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继承自然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才能确保本体论的根基。因此,他既没有进一步阐述马克思思想的深远意义,更没有深入思考马克思认识论的变革与历史观变革的关系,而是重申哲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根基,马克思只是提升了唯物主义问题的层次与深度,而从未放弃近代唯物主义的根基,甚至有些致命地认为费尔巴哈已经替马克思解决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个基础问题,马克思需要完成的事业是继承“往上”发展辩证法特别是历史观问题。所以,普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了近代唯物主义决定论基础上的经济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关于社会结构的四项式改造成包含社会心理在内的五项式[8]57-76。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最大亮点其实只是对一元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强调。普列汉诺夫有些草率地、甚至是力不从心地处理了认识论问题。这正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费尔巴哈式的错误——在讨论认识论时,社会历史领域在他视野之外,而当他讨论历史观时认识论又在他视野之外。

  作为普列汉诺夫最优秀的哲学学生,列宁在与其共同回击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马赫主义逆流时,自觉且彻底地把普列汉诺夫“开发”的《费尔巴哈论》中的哲学基本问题改造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的主导结构。虽然列宁的基本逻辑思路仍是围绕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展开,但我们不难发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视程度与创新水平远远高于普列汉诺夫:第一,《唯批》指出本原不仅应该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世界的本体、本质、元素、始基和万物的根源,而且还应该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认识的源泉、对象、出发点和起点。这样列宁就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既是世界观的问题,也是认识论的问题,从而把世界观和认识论统一起来。第二,列宁还讲清楚了恩格斯虽然发现却没有重视、也没有突出和讲清楚的关键问题,这就是,他旗帜鲜明地强调唯物主义与不可知论是无法协调统一的。第三,列宁强调人的认识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有限到无限的辩证发展过程。同时,列宁还特别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而基本观点[10]。

  写作《唯批》时的列宁虽然意识到辩证法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但还是将其放在一个次要的补充位置上,仍然强调从物质到思想与从思想到物质的对立,直至在后来的辩证法转向中,列宁才突出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关系并指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之间的统一。不过,列宁终究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更没能清楚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面貌。他虽然看到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却没有揭示认识论与社会历史批判的内在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将认识论当作从本体论辩证法过渡到历史观的最后一个环节[11]。现在看来,那种把认识论置于历史观之前、之外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显然是“前马克思主义”的。
三、重建与误区: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重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努力

  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质。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地理解为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过程中,重新激活了认识论的方法,使其不再沉陷于枯燥单纯的传统认识论体系,而是恢复作为社会批判方法的理论活力。但是,由于过度诠释或者片面放大马克思认识论的某些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还是走入变相取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误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者,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异化物化统治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总体性与历史性原则,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害不是对物的客观反映及其实践改造,而是对物化的伪客观、伪具体世界的批判与透视;不是对专业化、工具理性化的抽象物碎片的分析与解释,也不是如实证主义那般天真地相信一个物理事实的价值中立世界的存在,而是对人所创造、支配的物的关系反过来统治人的历史起源的考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终出路就是对颠倒的总体抽象物的历史透视与辩证想象[12]。用后来卢卡奇在东欧的继承者科西克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具体辩证法的最终结果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揭穿伪具体物统治人的假象,从而实现人和物的双重透明和解放[13]。

  然而,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后期卢卡奇半是自觉半是被迫地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经典观点,主动放弃了主体向度的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辩证法的追求,转而构建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相调和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一方面,社会存在本身是生产、社会关系抽象出来的范畴性存在,另一方面社会存在本体论仍然强调自然本体论的优先性地位,这种以不“冒犯”物质本体论为原则的本体论重建变相堵塞了更为明快和深邃的认识论追求道路。与晚年卢卡奇向教条后退的思路明显相反,法兰克福学派在继续沿着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认识论逻辑更偏激地前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转向对反思意义上的意识物化(即社会关系的物化)现象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便从主客体的统一行进至对导致主客体二元论的工具理性本身的批判,即对片面的抽象的异化的主体(亦可说是意识主体)的自身批判。这种批判哲学的后果之一就是放弃对现实世界客观性问题的追问,放弃对再现客观性以及变革客观世界之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强调,进而放弃马克思青年时代就渴望的在变革客观世界过程中改变自身主体的革命诉求,向内转入对主体自身无休止的批判与重构之中。正是因为过于强调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途径转向非理性的浪漫哲学道路上,走向神秘悲观的本雅明式的审美救赎,直至哈贝马斯所开创的交往伦理实践范式取代生产和革命实践逻辑的重建之路。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中试图通过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统以重建社会批判理论之理性哲学传统基础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在《认识与兴趣》等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延续的是先验理性批判的哲学批判传统,马克思正是通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取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形式批判[14]27,使其哲学既没有朝着放弃认识论批判的完全实证化的方向发展、也没有朝着放弃认识论的客观科学精神的生存论方向发展,而是发展成为一种保持主体性历史性先验批判原则的面向现实的社会批判哲学。哈贝马斯批判性地重新改造与使用了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认为这是对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能动主体认识论核心逻辑的先天综合概念的不自觉的继承。但哈贝马斯说,马克思的劳动实践综合概念有别于康德、费希特与黑格尔的先验意识与自我设定,更非绝对精神的活动,而是历史地自我产生的类主体的、既是经验的又是先验的成果。综合不再是思维的活动而是物质的生产。社会的自发再生产过程模式,与其说是精神的生产,不如说是自然界的生产。生产过程是人与自然的一种综合形式,这种综合性形式一方面把自然的客观性同主体的客观活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不取消自然界存在的独立性[14]30。所以,马克思并不是通过牺牲认识论的方式将德国古典哲学重新本体论化(既不是用粗糙的自然唯物论的物质本体论来颠倒与取代黑格尔外化出自然界的绝对精神,也不是耽搁在费尔巴哈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浪漫主义自然观里),而是通过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将认识论以扬弃的方式保留于社会历史观之中,认识论与社会批判的历史观成为密不可分的浑然一体[14]55。这实际上就将原本模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康德、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关系清晰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从实证的非反思的客观主义的无主体状态回归批判反思的主体性哲学和现实运行的理性辩证法的认识论哲学。

  哈贝马斯暗中借用现象学大师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的三种知识论[14]200-201类型,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根本区别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非天真的反映论,也不是取消外部世界客观性、可知性与本质性而将世界非历史地物化和实证化、技术化的逻辑分析论,而是通过批判地反思影响人们认识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社会历史先决条件(即通过批判反思构成认识主体的先验的社会历史条件),达到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意识形态可能性合法性逻辑结构与基础的批判以及对认识论主体及其认知逻辑可能性的批判,从而实现对社会历史本身的主体批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之中,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高于实证的知识和价值的解释,而且更具有优先性和先验性的可能。正是通过对认识论批判哲学意义的强调,哈贝马斯实现了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实践哲学范式向更古典化的交往理性哲学范式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同时也暴露出哈贝马斯重建与改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偏差与代价。

  在哈贝马斯看来,关于作为个体的“我”与外部世界的物理实在关系的认识论之“真实性”问题,“我”与内心世界的关系的“真诚性”道德问题,以及“我”与他人世界关系的伦理规范的“正确性”问题,都可以统一为某个语言层面上“可理解性的”交互主体性问题。认识论问题是一种先验的纯粹的主体间语言意义关系问题的变种与次生物。主客体之间的认识论关系可以还原为一个先验的意义构成与理解问题,主体都是内在于先验的交往意识结构之中的[15]。这种先验主体性的存在实际上变相取消了认识、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从生产范式理论转变成为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哲学理论。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哈贝马斯何以在努力拯救和恢复被现代西方哲学所遗忘和回避的古典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意义后,逐渐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转向伦理与道德批判。这个坚定的古典理性主义的重建者与捍卫者,最终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判的语境而发明了一套英美式的语用分析、心理分析与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哲学。

  四、“结构断裂论”与启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革命的诠释及其影响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上强调的是对传统的“批判继承说”,那么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则在该问题上强调的是与传统的“决裂说”。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建与转向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无疑是阿尔都塞。通过反思和回顾自己研究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经历,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认识论的革命并非如传统教科书所言将以头立地的思辨唯心主义改造成为以脚立地的反映论的物质决定论,“马克思所说的颠倒实际上包含着总问题的革命”,“马克思的理论革命不是在于回答的改变而是在于问题的改变。马克思在历史理论中进行的革命在于‘要素的改变’,这种改变使他从意识形态的场所转到了科学的场所。”[16]74恩格斯早在《资本论》第1卷的英文版序言中就已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7],他还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强调拉瓦锡之所以能真正发现氧气,正是因为他抛弃并推翻了“燃素”。巴什拉也曾做过生动的说明:“以往的照明就是让火燃烧,而灯泡的发明是阻止火的燃烧的电阻让灯没有烟没有火地亮起来。”[18]马克思通过发明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再现了传统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经验主义、人本主义无法发现的那些空白处,他借助劳动力概念的表述建立和重新建立回答的连续性,生产出了在他之前并没有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同时也生产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6]15。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正是在于他在批判自己思想先驱的理论框架或者问题式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式。套用阿尔都塞自己的话就是,没有认识论结构的转换,世界(亦可说本质世界)是不在场的空白[16]14-15。

  阿尔都塞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自身及其与欧洲哲学史的断裂关系(即著名的认识论断裂),一方面认为马克思本人有一个前后的认识论断裂,另一方面则将马克思基于新的哲学问题式而引发的哲学变革看成是认识论断裂的结果,认为“认识发展的现实历史今天在我们看来要受到与神学关于理性宗教的胜利的这种愿望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我们现在开始把这种历史理解为具有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的历史。这引起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虽然承认各认识领域断裂的时候却开创出新逻辑的统治,这种新逻辑远不是旧逻辑的简单发展、‘真理’或颠倒,而是真正取代了旧逻辑的位置”[16]41。在认识论断裂中出场的不再是人的主体与现成自然客体的对峙,而是一种非主体的客观的社会实践结构所呈现和生成出来的现实。所以,马克思认识论的根基性革命一方面表现在批判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构成的意识形态主体和意识形态无意识再生产与再现社会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把对意识形态的批判等同于批判社会现实的活动。马克思是以“两步走”的方式既解构又实现了哲学自身。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阿尔都塞何以要通过重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来开始认识论的重建了。在突出强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欧洲哲学传统有着根本区别的同时,阿尔都塞表面上恢复了更加教条的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却偷天换日和瞒天过海般地将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置换成自己所强调的哲学只有作为一种特殊理论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批判活动才能实现的原则,从而更深刻地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在阿尔都塞那里,认识论只能是通过一种凝缩和移植的方式重构缺席的或不在场的本体论的本质:“这里说的本质是空缺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外在于经济现象。在结构对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结构与经济现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结果,相反,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这里包含的意思是,作用不是外在于结构的,作用不是结构会打上自己的印记的那些预先存在的对象、要素、空间。相反,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是内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总之,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16]220阿尔都塞还通过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为社会本质的微观表面,进而取消了社会本质存在的独立性。这种非主体、非历史的结构主义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知识构成的结构化,不但取消了独立的现实,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认识论主体的本真性与合法性地位,这也就实际取消了主体角度的反思批判立场,从而导致了变相的不可知论。也就是说,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重新复活了马赫主义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危机与缺失问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变革就是要从阿尔都塞不自觉挑起的本体论危机与缺失问题开始,将认识论从阿尔都塞式地本体论空无化中解救出来。传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非反思地假定了一个本体的存在,而没有看到认识不是无条件地去反映和接近现成的本体或存在的过程,而是不断地反思和重构以往认识现实思想方式的过程,是一个通过祛除日常意识物化表现的伪客观世界进而恢复其历史性关系性生成的主体之源与历史之源的解蔽过程。马克思并不是在不可知性意义上指认本体论缺失,也不是在永恒性意义上指认本体论的合法性,而是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论于既在场又不在场的意义上指认本体论的客观存在与历史辩证法矛盾发展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将现实理解为并不现成在场而是充满了矛盾的历史过程,是从特定历史主体角度有层次地、有界限地再现某个暂时性在场的过程。阿尔都塞为我们呈现的本体论缺失,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表面的共时性断裂的矛盾的历史状况,这恰恰需要我们通过一种再现的方式将其重构出来。

  当代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将这种重构创造性地理解为“理论的图绘”。这种可以上溯至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想象力、本雅明的“星丛”想象、列斐伏尔“三位一体”空间辩证法以及著名城市社会理论家林奇城市想象和理论测绘的认识论思想,旨在通过将马克思的认识论恢复成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想象的逻辑来呈现出超越抽象理性的审美感和现实感特征(即詹姆逊所言的“再现性美学”)。詹姆逊并没有直接地专门去讲他这种再现性认识论的观点,而是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通过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而指认了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相应的空间认识论或者空间表现或者再现性的图绘理论。他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即古典的民族的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它的相应的文化表征与空间表达形式是笛卡尔式的同质性空间与马克思所说的工厂哲学。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市场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的本质的世界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感性的微观的日常生活的经验现象世界。在这个时期,文学表现不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把这种缺失的无法到场的全球同步发生的资本主义现实完全主观化为一种感觉、一种诗歌语言、一种语言游戏。也就是说,在这种现代主义文学中,资本主义现实是一个完全缺席的原因,这个缺席的原因或现实通过文学和隐喻以扭曲和象征的方式得到表达。这种表达就是每个人的或者每一种感觉都是一种封闭的主观的世界,这是一个表面上封闭的主观的记忆的情感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巨大无边地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现实的巨大的全球化的体系。这种纯粹主观的个体的内心的封闭的精神世界的描述与隐喻不仅反映了金融资本与消费社会统治下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现实,而且更是今天被称作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现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时代。在这种弹性积累扩张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出现了新的再现的形式或者说图绘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的经验与想象,这种新的再现性的空间、经验表现为对距离的压制,这种空间又表现为一种纯粹分裂的主观精神世界——原来是一个封闭的纯粹的内在主观世界(现代主义),今天表现为一种不断流动着的、分裂的精神世界(后现代主义)。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危机与困难并不在于其科学性而在于其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的性质上,人们不可能放弃总体性的再现与想象现实的辩证法,所以要回到审美再现与认知测绘的问题上来。如果在认识论意义上取消了总体性再现现实与规划现实的辩证法,那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我们不能简单把总体辩证法与极权主义画等号,那样的话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没有总体性概念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存在的正当性[19]。我们理解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统治的现实,有必要坚持这样一种空间辩证法式的认知测绘方法。五、回到东方: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当代探索及其前景最后,我们认为还有必要提及当代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从民族文化角度和自我个体重新探索思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代意义与形态的努力与成果。限于笔者研究局限和文章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能简要提及两位学者:日本学者广松涉和中国学者张一兵。

  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著名思想家广松涉以现象学和认识论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物化哲学重构为一种全新的物象化的理解,还原并解构了为传统实体主义哲学所误认的客观物象世界,使其成为一种人与世界复杂互动关系的暂时性生成的结点。这种通过人的活动关系而重构的物象世界正是被后人所遮蔽的中晚期马克思揭示出来的世界历史地平线,他将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像”和“地平线”。通过把海德格尔与中晚期马克思结合起来,广松涉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的既不是客观物质性也不是实践的主体性,而是所谓作为社会存在关系性本体的“主体际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就是一种关系本体逻辑(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一定历史时间中的“去在世”),马克思总是把人们通常看作是实体的东西(相当于海德格尔的“在者”)重新彰显为“关系”,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实体存在),而是为颠倒的物象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任何实体都不能离开关系而存在。在广松涉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真谛就是从实体本体论走向关系本体论的转变,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一样就是要超越个人与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摹写论与构成论的二元对立,这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决定性地超越了近代哲学“主—客”定式[20]。

  不过,我们仍要指出广松涉的物象化哲学观失误之所在。马克思广义的对象化与后来被唯物主义适用的物象化是两种不同的物化,前者是永恒意义上的人通过活动对自然物改造的物化,后者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主客体颠倒的物化。广松涉将这两种有着明显异质性的物化完全混杂在了一起,他与青年卢卡奇一样未能科学地区分马克思科学文本中的不同物化规定,后者因此而走入人本主义的逻辑,而广松涉则坠入了更加混乱的理论误区:一个胡塞尔加海德格尔式的泥潭。当然,无论有着怎样的失误,广松涉也不失为一位“错得有水平”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中国学者张一兵在多年的研究中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历史观与西方解释学、解构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融为一体的构境论,认为“任何一种理论学术思想的本质都不是一个凝固的逻辑构架,而是一种在复杂的时刻处于变动之中的学术思想场境的历史性建构。这种思想构境其实是‘非范式’的,也就是没有‘死去的’或‘被石化’了的具体的概念框架,是一种功能性的提问和思考,常常表现为一个易碎的、随时重构的问题追问和暂时性的立场支点。学术思想场境的建构,通常由思考主体依据手头的自觉的基本理论范式和逻辑回路,在运思中直接激活后,当下运作起来,但主体自身无意识的不同逻辑射线和怀疑性问题,却是思想构境的真正驱动力。”[21]构境论是他“关于人的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镜象与伪构境(幻象)同体共在的”。他提出的构境理论不再是留在某一种线性关系系统的统摄、先在理念支配构架之中,思想构境即是完整的意识现象突现,它表明了一个人、一种思潮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22]。我们认为,这一具有独创性哲学观念与中国式的“体用不二”“心物合一”“境由心生”的实践功夫,无疑会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重建与复兴,提供一个很有可能与希望动力的方向、范式与新思想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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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