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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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在这里” ——朱迪斯·巴特勒访谈

“有一个人在这里” ——朱迪斯·巴特勒访谈

何磊 发表于:
《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年第1期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注一】
由沃伦·J·布鲁门菲尔德(Warren J. Blumenfeld)、玛格丽特·孙瑟·布林(Margaret Sönser Breen)携苏珊娜·拜尔(Susanne Baer)、罗伯特·艾伦·布鲁奇(Robert Alan Brookey)、琳达·霍尔(Lynda Hall)、薇琪·科比(Vicki Kirby)、罗伯特·沙伊尔(Robert Shail)、娜塔莉·威尔逊(Natalie Wilson)等人汇编【注二】
这篇访谈汇编于2000至2003年间。访谈始于2000年,当时我们与朱迪斯·巴特勒取得联系,问她是否愿意接受《国际性/别研究》特刊诸位作者的提问。巴特勒欣然应允,并回答了这些由电子邮件提交的问题。后来,到了2003年夏,我们又提出了两个新问题。
我们将这篇访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最近的问答组成;第二部分则是较早期的一些问答。
【2003年夏季访谈】
【玛格丽特·孙瑟·布林】
9·11后,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之后,在美国,各类国族主义躯体(此处的“躯体”可以理解为个人躯体,或者作为各类文化、社会、政治组织机构的“团体”)之权威呈上升态势,而各种异议躯体的影响力及其批评则逐渐衰落。这种循规蹈矩的政治气候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那些社会边缘群体而言)?
【朱迪斯·巴特勒】
我个人感觉,就在9·11之后,出现了一种对质疑“这些事件为何发生”的抵触情绪。《纽约时报》的一个社论作者曾表示,他不想听到任何“解释”,因为这些会被理解为“免罪”。我认为这种其实普遍存在的情绪不仅令人不解,更是非常危险。毕竟,人们可以、而且也的确谴责了那天发生的恐怖罪行,人们也努力做些什么以确保它不再发生。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这样才能了解应当了解的一切。我感觉有的时候人们(甚至知识分子)倾向于相信,道德谴责要求我们麻痹自己对某一事件发生原因进行思考、分析、考量的能力。然而,只有谨慎对待诸如9·11之类的政治事件,我们才有机会认清,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全球权力必须如何进行重新配置。
除了各种反智主义倾向的浮现,各类仇外乃至种族主义的公共话语及公共实践仍然阴魂不散。人们惊讶地发现,美国公民对伊斯兰世界、甚至阿裔美国人社群的内部构成都知之甚少。国家明目张胆地以“安全”与“自卫”的名义支持恐慌与种族主义。如果有人曾经反对过种族测评程序,或者(曾经)反对关塔那摩监狱对待伊斯兰囚犯的方式,那个人就会被指责对安全威胁认识不够。而如果某人反对对阿富汗或者伊拉克作战(正如我曾公开表示的那样),那么他就不仅会被指责为缺乏爱国热情(一种相对而言较为陈词滥调的指控),还会被指责为串通敌国、甚至是恐怖分子同路人。这些指控不仅是审查批评话语、弹压异议的手段,它们还主动划分出了一块公共领域,在其中,人们只能听到特定种类的观点,看到特定种类的图像,而且只有某些特定的真相解读才能得到认可。
尽管对于伊拉克战争及其导致的不确定后果,我确实了解到更多的批评话语,但关于公共领域(可说可视的领域)如何划定的抗争确实仍在继续。某些不可侵犯的界线被划定出来,以至于越界者将有遭受毁灭性指控之虞。作为一个支持巴以和平、反对以色列占领的革新派犹太人,我在工作中就曾遭受过这种境遇。如果有人公开表达这种立场,他就有可能招致反犹主义的罪名。尽管反犹主义行径并不鲜见,但这种指控,即当前关于以色列的任何以及所有批评都是反犹主义的,仍不失为审查制度的一种策略。这显然并不真实,而且它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若想参与公共论辩,就必须承受那些极度难以忍受的毁谤。
【沃伦·J·布鲁门菲尔德】
批判的种族理论家提醒我们,“种族”概念在历史上的出现同步于欧洲探险的进程,并成为后者进行全球征服统治的正当理由与合理依据,这一进程始于公元15世纪,并在20世纪早期达到顶峰。基因学家指出,与所谓“种族”间的差异相比,某一特定的“种族”内部通常具有更多的变异性。因此,他们声称“种族”是被话语建构的。在许多西方社会里,非欧裔的身体被建构为卑微的身体(用您的话说就是“无足轻重的身体” 【注三】),至少不像“白”人身体那么重要。在《身体之重》(1993)一书中,你指出“‘种族’可被理解为操演性的”(巴特勒,1993:275,No. 4)。您是否可以就这一包罗万象的“种族”操演性进行详细阐述?
【朱迪斯·巴特勒】
我认为,自从学术生涯早期起,我就受到了安东尼·阿派亚(Anthony Appiah)对W·B·杜波瓦(W. B. DuBois)种族观的解读以及葛列特·纪尧曼(Collete Guillaumin)发表于《女性主义问题》【注四】中的文章之影响。虽然方式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种族”范畴的产生是为种族主义服务的。桑卓·哈丁(Sandra Harding)也做出了类似论证,另外,我相信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著作《反对种族》在一个多重决定的认同政治背景内给予这种论点以新的力量。如果有人像阿派亚及纪尧曼主张的那样同意,种族表现型之类的概念是人为任意建构的,它们将原本的连续体分割为一个个“单元”,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发现遗传学家决定如何(何时、在何处)划线的方式。即使划分的生物学基础并不充分,即使种族混血的文化事实比那些能够清晰说明的情况更为普遍,这些界线仍划分出了不同的种族,而这种划线活动正是了解“种族”概念如何产生的一种途径。我认为,就其使被命名物成为现实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称这种划线活动为“操演性”的。
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应当被另一种划线活动的证据同等而有力地补充,那就是,体制化种族主义背景内的划线科学实践。这样我们就可以质疑,种族主义如何不仅在科学领域内生产种族概念,还在其他各类机构中复制它:社会福利组织、教育机构、人口普查局、医学研究单位…等等即属此列。在此不难看出,有关种族的各类术语对人群进行命名以满足控制需要,而且它们还统摄了主体能够并将要藉以塑形的各种术语。在一个以清晰明确方式进行种族划分的公共领域内,具有多重或不确定种族身份的人必将遭遇麻烦。对种族混合的恐惧似乎源于对种族范畴行将崩溃的认识,而意图从体质上区分种族的法律规范更试图有效而有力地维持明确的种族区分。由此可见,在一套试图维持与控制种族隔离的差别之基础上,制度化的实践重复建构出了种族概念。这也可以被描述为种族操演性的一部分。
但无论我们是否在谈论种族范畴如何生产与维持在话语与权力内,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我们无法简单决定某一行之有效的策略,认为好像“种族”是不真实的、杜撰的,就不应在政治话语中起作用。这种决定不仅可能忽视了“种族”范畴掌控的权力,而且忽视了范畴本身所蕴含、引发的意义重制之可能。尽管我一直怀疑对种族概念僵化的身份式使用,但我仍坚持认为,种族认同与种族身份应被用来反对自己由以产生的种族主义。认为“种族”仅仅属于种族主义策略因而拒绝使用它,这就可能会错过将其运用于反种族主义策略的机会。重要的是采取斯图亚特·霍尔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认识到诸如“黑人民族性”之类的概念具有其历史性,同时也具有未来的可能性。同样重要的是将“白人民族性”理论化为种族范畴,通过发掘其内在特殊性,揭露并说明其作为某种异质、“非同一”种族的构成方式。
【2000年冬季访谈】【注五】
【玛格丽特·孙瑟·布林】
有人认为酷儿评论家之间,或者早期及近期作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分;也有人提到他们之间的代际影响。您能否谈谈与那些早期的、“本质主义的”、“经验式的”讨论相比,阅读您对性别与性的探讨价值何在?
【朱迪斯·巴特勒】
关于你的问题,我很难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当前还是过去。因为现在我觉得,在《性别麻烦》(1990)完成10年后,我已然成为了早期酷儿写作的一部分。但我仍然承认如你所言,书写男女同志历史的那些作家间存在某种张力。例如,有人将关注点聚焦于同志们的生活,而这正构成了酷儿理论中的特定张力,因为对于理论来说,概念与文本分析更加重要。我不确定是否可以将他们称作“过去一代”,但现在有做类似工作的历史学家,也有书写自己或他人真实生活的作家,如凯特·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莱斯利·梵因博格(Leslie Feinberg)、杜罗西·阿里孙(Dorothy Allison),他们通过小说与散文等形式对性别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富有改革性的影响。我当然不反对此类写作,我也根本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可能在代际影响上超越了它们。我的意见是,理论肯定以各种方式肇源于生活与激情,但理论提供了某种对其起源的折射式图像,这就可能会使起源没有其效果那么突出。如果我们只有酷儿理论却没有传记和自传,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贫乏不堪。我相信,萨缪尔·迪伦尼(Samuel Delaney)的写作代表了一种基于经验但同时渗透着理论的叙述形式。所以,您的问题在不经意间难倒了我。
对于本质主义,我想已有诸多有力论证来支持它在女性主义探讨中的重现,其中萧直美(Naomi Schor)、罗西·布莱多第(Rosi Braidotti)、戴安娜·法斯(Diana Fuss)的论证表现得最为雄辩。我想对于这些论断,有意思的是该如何将诉诸本质主义与诉诸生物决定论区分开来,因为,最起码他们都无意回到“生理即命运”的老路上。但即使他们试图避免自己的观点被过时的生物决定论同化,我仍对那些观点会否在政治话语中获得与后者相同的功能感到怀疑。
某种观点认为,性差异对于文化来说是根本性的,这一看法成为了某种类似于结构主义真理(今日拉康式话语中仍有其遗存)的话语,而这种观点确保了我们将性别区分中难以理解的形式看成是对既定“性差异”的忤逆。因此,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在这种僵化的框架中开启对跨性别与中性的思考。重要的不是去争论性/别是否不止两种,而是我们并不清楚性别差异将以何种文化形式出现。不但性/别之间存在重要的重叠,而且人们并不总是处在被分派给自己的性/别之中。而且,如果我们将性差异理解为文化的一个基础,我们就无法询问,对性别的分派(一个无常的政治议题)如何作为文化实践而发生。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将性/别理解为分派的而非具有的,继而承认文化“分派”的运作方式有很多种,而且,这一切都被“性差异是存在于所有文化中的基本状况”这一预设所遮蔽。
我知道,本质主义在同志与酷儿运动中的重现,主要是经由最近关于同志基因的讨论而引入的。我从伊德·史丹(Ed Stein)处了解到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在我看来,关于这些表面上“硬性”差异的断言总是以隐喻的方式提出,这就掩盖了某种对“何种基因?何处可能有此基因?此类基因如何能以无关乎行为的方式运作?”等诸多问题的误解。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何人们总觉得有必要为身体机器的欲望找到原因,而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为了服务于某种虚妄的普遍性,文化多样性及其焦虑遭到了遮蔽。
我已经看到那些主张同志本质论的观点如何竟被用来在政治上支持同志权益。既然无法改变自身的状况,同性恋看起来就成了某种类似与种族与性/别的事实,那么它依据那些促成反歧视法的先例来争取保护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但我对这种为争取权益而犬儒地使用本质主义的方式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在其他状况下,当男女同志、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等不再符合于法律能够接受的、关于他们的身份定义时,这种本质主义就会被用来反对这些性少数群体。
【玛格丽特·孙瑟·布林与沃伦·布鲁门菲尔德】
有人认为后石墙时代的T【注六】产生于某种工人阶级背景,而这种背景不一定能指导今日的T认同。我们很想知道,如何依据您对操演性的讨论来理解阶级问题。
【朱迪斯·巴特勒】
这是个好问题。正如我们从最近的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样,T认同的产生一定有其阶级背景,但是我对它是否只产生于工人阶级之背景感到有些犹豫。我认为我们应当细致探讨菁英阶层中的T认同,这对于欧洲的情境来说非常必要。然而重要的是,对于缺乏阶级保护的人们来说,遭受社会暴力的可能性必然会增加;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诸多因表现出T认同而“丢失”上层阶级地位的叙事。
但也许您的问题意在探讨事情的另一维度,即,T如何变得可辨认,T又呈现于何种社会空间之中。毫无疑问,酒吧就是一例,它一直以来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空间,在其中,根据一种感知惯例的推断系统,特定的举止表现被视为T的行为。然而,看起来我们还需要在美国的情境中思考高层文化内部异性恋女性气质的特定形式,以及T气质(由女性表现的“男性化”气质)如何指向一种对异性恋、女性气质、阶级的替代物。毫无疑问,在思考阶级与T气质如何交叉、阶级与女性气质如何交叉方面,仍有一些重要的工作有待完成。
【薇琪·科比】
你对自然/文化区分的持续关注承认了一点:身份认同的政治以及我们如何思考交流、关系性、屈辱等问题的方式早已给定。鉴于此,当您以某种颇为传统的文化产物概念(即,“意指”、“意义”、“符号”)忽略“物质”时,您难道不是强化了这种区分,并且假定自然(尽管已被擦抹)是难以表述的?
【朱迪斯·巴特勒】
您的提问假设我忽略了物质问题,但我可能不会同意。我在《身体之重》中的观点是,身体具有某种显著而持续的物质性,但在身体出现于其中的文化表述之外,它无法使自身得到理解与辨认。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生产了身体的物质性,这只是说,身体总是以某种方式呈现给我们及其他人。我确信我在书中已经写明,肯定身体的物质性非常重要,但需要加上某种提醒说明,即,那种肯定将采取某种文化的形式,而且那种文化式的肯定将会有助于其命名的事物。所以,这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谜题而非严格的“分野”。
但您的提问牵扯到了“自然”的问题,对此我只能承认自己力所不逮。我未曾探讨过这一主题,尽管我写过性别的“自然化”,但这是两码事。“自然化”是使性别成为“天经地义”的过程,而在一个某种性别理想典范被视为性别自然特质的情境中,我就有意去反驳这种“自然化”。那种“自然化”的结果无疑是,如果某些性别没能展现出那些定义了“自然”性别的特质,它们就将被视为病态的、畸变的、非自然的。
可能更为有意义的提问方式是,抛开“自然化”过程是否有思考自然的空间,我认为有很多人,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安娜·浮士都-施德林(Anne Fausto-Sterling),已经对此问题做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探讨。我敢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拒绝自然,但都对自然如何被建构、如何渗透了社会意义、如何被引入研究、如何成为自身或他物的符号…等的方式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探索。所以我确信,探究自然问题、发现自然历史性变迁的方式、指出自然同时“建构”我们的各种方式…,这些问题都值得批判的文化理论家进行深入研究。我不认为去声称“自然只是一个符号”或者“一切都总是文化的”能有什么意义;我也不认为去佯装自己知道某种关于自然/文化界线如何、在何处划分的认识论确定性能有什么意义。对于那种界线的划分属于某种特定的实践,而划分总会因为那种实践本身而变化或不变。我觉得有意思的问题是,在界线确实被划出时去发现划线活动的目的。
在即将出版的关于安提戈涅的新书【注七】中,我确实为反驳列维-施特劳斯式的自然/文化划分方式进行了一些论证。但我不清楚您是否要探究这类问题,或者您是否对我处理文化产物问题的方式感到费解。可否详细说明?
【薇琪·科比】
面对当代遗传学、认知科学(我想到了神经网行为与索绪尔语言学间的相似性)、神经科学等学科对身体进行的医学研究,仍有人坚持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加密过程。您对语言与话语的理解是否触及到生物密码研究提供的信息?
【朱迪斯·巴特勒】
我把你的提问理解为,你想通过这个问题以及前一个问题了解我与科学之间的交锋。看来问题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对话语的理解是否包含了“生物密码”。我得坦承我并不了解您所说的这个术语,您可能需要向我简要介绍一下这种您感兴趣的理论,这样我才能够更好地回答您的问题。
从我最近接触到的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Keller)著作中,我还可以继续谈谈我对您问题的理解。有这样一些模型,我们试图根据它们来理解生物学;也有另外一些模型,我们试图通过它们来理解基因如何运作。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模型被看成是它们所解释对象的内在因素。据此福克斯-凯勒认为,用来解释果蝇基因序列的特定电脑程序现在已经被当成了基因本身的内在特征。鉴于此,我担心诸如“生物密码”之类的概念难免也会像那样步入歧途。我相信,作为某种隐喻或模型,“加密”可以用来理解生物学进程,尤其是细胞生殖过程。但我们是否继而将这种有用的解释模型理解为某种生物学自身的本体论?当那些机械模型对生物生命作出推论性的断言时,这种情况尤其让我感到忧虑。何种生命超越了模型?推论性的断言又在何时变成了它试图解释的生命本身?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称“生命本身”是某种创造性的加密,除非我们误以为那种模型就是生命自身的本体论。我们确实需要首先考虑任何关于生命的定义与生命本身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定义(鉴于其任务的性质)是否注定失败。
【薇琪·科比】【注八】
根据我对您观点的理解,阐释/语言规定了什么是实际上属人的,以及相对应的外在世界(实为被误认的内在)。换言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世界总是属人的,因为我们的反思/倒影总是拟人的投射。这就与德里达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产生了明显的共鸣。但是,我更倾向于将其对语言的折射理解为某种意见,它以一种较为令人不安的方式提出了交流与沟通的问题以及“人”的问题。为何我们将语言/书写的技能等同于“人”(文化/意义/意向/塑形),好像人类物种是某种与根本上处于“前书写”状态之外在世界相对的、闭合性的认同?这种难以表述的非人类及前人类,如何能够演算出文化表征的复杂系统?为何世界不能像德里达指出的那样,“彻头彻尾都是规则系统”的,于是,人如同“作者/读者”区分那样被置换,并成为某种飘忽不定的复杂性(文本性)之体现?尽管表述形式不同,但这些问题肯定也存在于您的作品中。因为您不遗余力地质疑那种性政治,在其中,被贬抑的沉默“他者”必须等待接受它的判决。
【朱迪斯·巴特勒】
我知道您为什么会得出我相信“阐释/语言规定了什么是实际上属人的”这一结论,但我对这点有些迟疑,因为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我不确定阐释与语言是否可被如此轻易地组合在一起,因为语言包括诸多方面,包括其空白与缄默,它们从根本上构成了我们,而且可以说它们能以同属于人类与非人类之一部分的方式进行运作。以各种方式区分人类与非人类的那条界线的确是我们所谈论的语言之一部分,尽管它可能正是那种语言中的晦暗瞬间。我不认为世界乃是由我们的谋划所构成,因为某种视域总是超越并且决定了我们做出的谋划,最终将自己呈现于谋划面前。拟人论乃是由那些人文主义规范所保证的,而那些规范通常与自身相抵牾。因为,人与动物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有机与无机之间的区分同时包含于对立双方,且不能被任何一方所穷尽。此处,我更愿意以梅洛-庞蒂的方式来思考那种结构了各种二元对立的“交错并列”(chiasmus)。然而,将人类重新置于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无济于事的,它不仅支持了一种需要抛弃的规则,而且否认了人类与其(自身)他性的构成性共谋,这种共谋需要将人类移离中心,以促进某些富有活力的、交错并列的关系。 我不希望这些关系被简化为某种机制、甚至某种形式,所以我不确定该怎么看待所谓“算法”(规则系统),我愿意接受那种看法的“节奏”部分,只要其主导“韵律”仍是开放而灵活的。
【琳达·霍尔】
最近变性手术的兴起,再次彰显出您1990年作品《性别麻烦》的重要意义。您在其中指出:
“成为”某个性别是一个被自然化的艰辛过程;这过程要求根据性别化的意义,对身体的各种快感和各个部位加以分化。

……大多数时候,快感方面的渴望需要一个人对一些他/她实际上没有的身体部位——可以是附器,可以是孔洞——进行想象的参与。或者,同样地,快感也许也要求人将一些身体的部位加以想象地夸大或缩小。(巴特勒,1990:70-71)【注九】
鉴于您认为“欲望的幻想本质显示,身体不是欲望的基础或原因,而是欲望展现的场域及其客体”(巴特勒,1990:71)【注十】,您如何理解当前对变性手术的需求?
【朱迪斯·巴特勒】
我认为,我在《性别麻烦》中所写的那些与近年兴起的、越来越公开化的变性手术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鸣。我非常乐见我们能听到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颖观点,我也非常肯定,今后这仍将成为学术与流行写作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我十多年前的观点只是说,不可能从某人所拥有的身体中推导出他所拥有的性,因为身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性。而且,起作用的并非实证意义上的身体,而是活生生的、被体验被想象的身体。我对弗洛伊德式身体自我的兴趣也由此视角所致,因为其实,某一特定身体与身体自我、与身体体态及其可能性的意义、与身体形态及其轮廓的意义…等极为不同。我的观点是,性只出现于涉及身体自我或者(用梅洛-庞蒂的术语来说)身体图式的层面。
当然,解剖结构与身体图式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我们不妨忘掉那些在性问题上通过其自身阐释图式决定什么是、什么又不是我们之“解剖学”对象的科学实践。这样,那种号称以实证方式进行的、无可争辩的“解剖学”就会被描述为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在决定性唤起发生或不发生的部位之问题上有其自身特权及利益考虑。这并非主张解剖学不存在,而只是坚持,当解剖学描述在某一方面对性欲领域起到决定作用时,我们必须警惕,拥有各种相抵牾情欲图式的身体不会被某一种情欲图式强加于其上。
我认为,有些由约翰·莫尼(John Money)及其同事所推出的变性模式非常可疑,因为他们总是试图“纠正”异常的性别,并在某种规范性框架中重建这些性别。然而,最近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著作表明,变性可能十分复杂。它可能并不总是“变成异性恋”的问题,也并不总是变成另一种性别的问题。凯特·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认为,它是关于“变成自己”的问题,这也与我对何“为”性别的看法不谋而合。而且在我看来,很多变性者生活在一种关于形态的复杂感受之中,因为手术只制造出从一种身体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却没能建立一种新型的多形式共处状态。如果某人选择经历变性手术,他就将带着之前身体形式的遗迹,协同手术的标记与成果一起生存。这通常是一个艰难且勇敢的转变,在其中,个人对自我的心理与身体感受之基础遭到严重撼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决定正是同时形成于痛苦与欲求的过程之中。
尽管您所引用的我早期作品的片段暗示,在变性过程中,情欲身体受到其场域与意义的重塑,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很多变性者来说,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转变他们的性,而只是转变他们的性别。这种区分非常重要,而且仍需要时刻铭记的是,并非所有性别转变都是以性之名义完成的。
【娜塔莉·威尔逊】
在《身体之重》中,您提到“屈辱的政治化”,并认为屈辱的政治面向可有助于某种象征领域内“激进的意义重制,它将引用链条引向某种可能的未来,从而对世界中何谓被重视、有价值的身体之意义范围进行扩充”。您将屈辱称作“一种可能的破坏”,可以为“象征领域内激进的意义重述提供机会,从而使所有的身体都得到重视”。在此,您似乎将物质身体置于某种政治领域,将物质性看成对统摄各类身体的象征领域之潜在威胁。然而,当代美国文化看起来愈加重视规范身体。比如编码DNA以根除各类身体“异常”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还有其他管控现象,如通过手术改变唐氏综合症人群并“正常化”其外表。鉴于此,您是否同意,当今美国对于身体差异有着某种文化嫌恶?如何通过某种对原遭贬抑的物质身体差异之再度肯定来抵抗这种“正常”政治?
【朱迪斯·巴特勒】
这是一个严肃而宏大的问题。我认为残障研究的深入开展在此方面非常重要,它使公众注意到,理想形态及其机动变化通过怎样的方式规定什么才能称得上是可理解的身体。我确信,我们对于什么才能被当作“人”的深层假定乃是建构于某种理想的身体形态学,当某些个体的身体威胁到这种规范时,它便制造出恐惧与焦虑。我同意,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这种规范化的深入发展,它包含了对身体及其完美性的关注,这就与上世纪中叶欧洲的某种法西斯倾向不无类似。
这看起来也类似于福柯试图探讨的一个问题,即,在上个世纪,为何对身体的管控日益成为权力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有控制人口的需要,人类基因组计划与隐私危机均有助于这种控制,以至于它在允诺某种“健康”与“完美人性”的新形式时也同时对其构成威胁。这是某种福柯意义上的知识/权力制度,因为这种知识型产生了某种领域,它在其中创造出人类可理解性的新规范。在这些计划扩展了科学权力的意义上,它们也同时扩张了国家的权力,国家通过基金及赞助等方式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相应地,出现了与这种权力/知识制度呼应的各种主体化形式,它们都试图接近某种人性的新规范。然而,这也恰恰是那些规范被引向危机的机会。我认为这种目的已经达到了,比如辛迪·谢曼(Cindy Sherman)、安娜·曼迪艾塔(Anna Mandietta)乃至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等人作品中的视觉艺术所表现的那样。而这也正是为何“卑猥艺术”(abject art)遭到了更多国家监督甚至审查的一个原因。可能重要的是发展一种政治分析,一种与激进主义呼应的形式,在其中色彩斑斓的“人类”将得到重新表述,以抵抗那些规范化程序所生产的、可靠而完美的人类形式。同时我认为,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意义与使用进行政治化也是相当重要的。有很多人对那个计划表面上对治疗疾病的允诺感到高兴,这点可以理解,但他们因此忽略了这一进程同时暗中制造并自然化了某种统一而确定的“人”的概念。
切里尔·切斯(Cheryl Chase)及ISA(美国中性协会)明确地指出了理想性别规范以及理想性别二态性假定对中性人群所造成的身心伤害。手术“矫正”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过是某种施加于儿童身上的暴行,它对儿童得以成长为身心健全成人的能力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个领域的激进运动正试图改变对此进行心理专家咨询的方式,我们只能期待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娜塔莉·威尔逊】
在《性别麻烦》中,您写道“作为强制性体系内的某种生存策略,性别是一种具有明显惩罚性后果的表演。在当代文化里,明确的性别是使个人成为‘人’的一部分因素;我们也确实通常惩罚那些没能正确实践他们性别的人。”(巴特勒,1990:139-140)【注十一】这个概念如何延伸至那些没能正确实践自己身体的人?在当代文化中,拥有一个物质上遭贬斥的身体(如,残障的身体、畸形的身体、肥胖的身体、种族特征明显的身体),其惩罚性后果又为何?您是否确曾亲见他们也像那些“没能正确实践他们性别的人”那样,罹受各类惩罚性的后果?果如此,您又如何解释您作品中对作为身体差异的性别之强调?您是否考虑到文化中的其他身体差异以及规范化这些差异的企图,而它们与对性别差异的管控有着某种政治类似?
【朱迪斯·巴特勒】
在回答上一个问题之前我没有阅读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我可能会有些重复。我不认为那些针对“没有正确实践自身性别之人”的惩罚是针对被标记身体之惩罚的唯一形式。但你问我为什么强调性别,显然我确实强调了性别,尽管我也讨论了很多其他的、您也提到的那些主题。我并不试图写作一本或一系列书来探讨那些因为差异而被社会惩罚的身体。如果我写了,就肯定有义务确保自己在书中囊括了遭受此类痛苦的各种身体。然而,性别焦虑自有其特殊性,它将我引向了我所讨论的问题。尽管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针对各种被标记的身体存在着无数焦虑、恐惧、敌意,但我并不认为它们都一样。的确,一个有色人种的T会收到好几种关于她在世界中看起来如何的社会信息,在特定的情境中,它们肯定与一个白人女性所收到的那些信息不同。在性别的问题上,我认为那些害怕性别不协调分子的人其实是害怕丧失自身的规范感;他们害怕知道性别是易变的、规范是偶然的,而且如果愿意,他们可以按照与既定模式不同的方式实践自己的性别;他们害怕知道性别是关于行为及其效果的事,而非某种内在属性或内在特质。
残疾则引发了不同种类的恐惧:出生的偶然性、有限性的事实、移动性的特权,还有自主站立、行走能力的特权…,所有这些都注释了我们关于什么是有用之人的观念。在自由主义文化中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那种信念,即,身体残障的孩子或者罹患慢性致残疾病的人“不是人”。但是,所有未曾审视过那些支持特定“人之为人”文化假定的自由主义者们,无一例外地,都无法提供残障人士应得的那些承认、尊重以及社会资源。这些身体冲击着自由主义者们未经审视的假想之界限。麦可·博鲁伯(Michael Berube)最近的著作将此问题推向了前台。残疾研究领域,尤其是它的期刊,为我们很多人呈现了对理想形态学的批判性研究。
类似地,有些对种族主义的解释将关注焦点集中于有色人群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污点”之上,但我不清楚种族主义的污点理论是否理由充分。难道事情不正是(像法侬[Fanon]所表明的那样),存在着某种种族主义赞同的、关于人类的肤浅假定,它使得那些我们明知道是人的群体却在某种经由文化表述的“人”观视野之下遭到无视且不被承认。那些忽略与涂抹(比如,有时黑人被排除于“美国”[america,原文如此]的再现图像之外,甚至有时被排除于对“公民身份”的政治理论探讨之外)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那种排斥发生于推定的层面,并且成为了政治判断的认识论条件。
当那些“人类之下”的事物仍在人类之中占据了某个位置并为规范制造出某种弔诡与张力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面对这一背景,“操演性”带来了某种新的意义。它揭露了规范的排他性及其理想的规范性,但它同时与权力生产出某种变型以重新定义规范。当然,重要的是防止“重定义规范”变成“同化于规范”(正如同志婚姻那样)。重定义须将其目标瞄准为规范性本身,从而将人类生活激进而难以逆转的不协调性及其根本上的非统一性建立为唯一可行的定义方式。
【苏珊·拜尔】
在您的文本中,法律(law)、法规(laws)、律法(Law)具有重要地位。以您的理论视角审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之间的差异如何?它们又包含了哪些法律-政治行动选项?如果要避免法律与法,我们能否利用法规?或者说,在此,您是否同意奥特·罗德(Audre Lorde)的名句“主人的工具不可能拆卸主人的房屋”?
【朱迪斯·巴特勒】
我从那些在法学院教书的朋友那里学到的一件事是,当学术讨论转向“法”的时候,法学家们就想回避这个话题。我想其原因是,法律的种类太多了,而且在现在的司法系统里,各种法律的运作并不一定相互关联,经常会产生相互拮抗的目标与议程。而我主要是在与“象征界”有关的意义上使用“法”这个术语,这就跟司法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大相径庭。象征界的“法”常使我为之愤怒,因为据说它不仅指令了对女人的交易,建立了某种对文化来说至关重要的性差异,而且各种重新定义它的努力都对它束手无策。
在《一触即发的话语》(1997)中,我试图理解那些决定了何为言论、何为行动的法律如何有助于更为广阔的政治议程。我注意到,关于色情文化,有些法官意图情愿接受那种观点,即,色情影像的表现性功能与其操演性功能都是相同的。我同时沮丧地注意到,当事情换成种族主义言论时,他们就试图支持区分言论表达(因此受到宪法保护)与具体行动的(并不受到保护)。这种分析的结论很简单,把“什么应被看作言论,什么该被看作行动”这一问题交由法庭裁决,并不总能奏效。
我对那种把一切政治问题都交由法庭及国家解决的做法有些怀疑。我对葛兰西学派非常感兴趣,这种思路认为,市民社会变成了重大政治革新的场所。我同时担心,我们交给国家的那些机会恰恰加强了它的管控作用。这些想法都与福柯相关,但我不认为因此我就成为了一个自由意志论者。我强烈支持福利,支持反歧视法,支持国家在保障人人(无论其婚姻状态如何)享有国家健康关怀方面更重要的角色,我甚至认为自己不是“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注十二】绝对论者”。我怀疑法庭对言论/行为进行区分的方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第一修正案代表了最重要的自由,否则有关仇恨言论的立法就无法得到保障。事实上我确实认为针对仇恨言论立法十分重要,但它需要清楚定义,这样少数群体的权益才不会迟迟得不到保障,以至于某些群体面对暴力时的受保护权遭到褫夺(如RAV控圣保罗市一案【注十三】),有的则注定会因为说出自己的欲望而罹受伤害(如国防部对同志军人的规定【注十四】)。
【罗伯特·艾伦·布鲁奇】
当代GLBT(男女同志、双性恋、跨性别人群)运动的方向已被国家机构掌控,并聚焦于同性婚姻、伴侣权益等问题。鉴于这些机构的影响力,允许它们来代表GLBT权益,其好处及风险何在?您是否认为,这些机构可能被以另外的方式塑形,从而更有助于争取性权利的目标。或者,我们是否应当重新将我们的力量与资源运用于地方层面上,从而建立性少数群体联盟?
【朱迪斯·巴特勒】
这个问题很好,也很难。当我看到那么多同志组织把婚姻权看作同志政治议程中最重要的议题时,我感到十分沮丧。我当然反对那种反对同志婚姻的恐同话语,但我同样反对将国家政治议程让位于婚姻议题。首先,支持婚姻的议程规定了一种对偶婚的长远目标,然而性少数族群中的很多人都试图建立某种亲密关系及人际联合的其他形式。其次,它切断了与单身者、婚姻之外的直人(异性恋者)、单身父母及处于其他亲缘关系中的人…等人群的纽带,而这些人群自有其尊严与价值。第三,在我看来这是从艾滋病问题上转移焦点,通过这种焦点转移,我们试图制造自己的某种公共印象:虔诚的、国家应允的、堂堂正正的伴侣们,而不是一个仍受某种流行病困扰的群体,尤其对于其中贫困无助的人来说,足够的研究与医疗资源仍十分缺乏。第四,我反对那种将婚姻状况与健康权益挂钩的观点,好像我们在此探讨的那些位于传统伴侣形式之外的人们并不值得拥有健康权益一样,这在我看来又是一种对拥有多伴侣或者生活于非传统结合形式中的人群之妖魔化。我相信,如果不是那些不婚且多性伴者的幽灵有意无意地被看作是艾滋病之“元凶”的话,我们这个群体可能不会那么急不可耐地加入这种妖魔化之中。换句话说,通过最近的努力,我们将自己转型成为结婚的伴侣,却将最脆弱的人群弃于孤立无援之中。
我认为应当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很重要的是游说激进人士,将其吸纳至NGLTF(国家男女同志任务力量)、LAMDA(兰姆达法律辩护基金),尤其是人权运动组织(其捐赠基础及政治人脉不应小觑)的麾下。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听到对这些议程的公开批评,如麦可·华纳(Michael Warner)、约翰·迪米里奥(John D’Emilio)所言。但我怀疑这些批评会不会像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的批评那样流行且广为人知,只能但愿他们如此。地方层面上的组织同样十分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地方团体联盟的开端(它最终会成为国家团体最有益的危机),而且因为它是培养促进政治参与及行动主义的最有效方式。
【玛格丽特·孙瑟·布林及沃伦·J·布鲁门菲尔德】
在《性别麻烦》的1999年版序言中,您提到“性少数群体联盟”的“生产性政治维度”(巴特勒,1999:xxvi)。然而,“联盟”一词难道不正预设了基于认同的政治之必要性,而这恰恰是您关于性别与性的开创性著作中所解构的?您能否解释这种表面上的矛盾?
【朱迪斯·巴特勒】
我不确定一种性少数群体联盟是否必然是某种基于确定身份认同的联盟,然而有时联盟运动也确实会采用某些宽泛的规则。我认为,与某种认同不同,“酷儿”与“性少数群体”(一个之前由盖尔·罗宾[Gayle Rubin]提出的术语)都是以那样的方式进行的。进入某个联盟而毋需事先声明自己的身份认同,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而某种新型的集体身份认同很可能就会出现在这种联盟合作的情境之中。例如,最近反对世界银行的斗争吸收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人群,但他们通常基于某个特定议程而集结,即,破除各种导致并加深全球化过程中贫富分化现象的国际结构,在此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身份认同的争论。
我还想说,对性别与性的解构并不意味着身份认同范畴不再有效。一个人仍然可以成为女同志,但她必须对如下观点保持敞开,即,我们尚不清楚还有哪些人将与那个符号相联系,而且,这一符号有时(比如,为了促进 GLBT的团结)可能会被弃之不用。进入那种休戚与共的团结就意味着已经在经历某种解构,因为那种身份认同并非人们身处其中的原因,也不是政治化本身的最终目的。它只是我旅途中某一位置的标记,但它不是我的基础,不是我的认识论,更不是我的最终状态。
【罗伯特·沙伊尔】
近年来,英美女性主义学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意图重估传统上关于性别的严格定义,而所谓“男性运动”的发展更加深了它的影响。您提出的性别身份模糊化、自由化是否包含这种对传统认同的重估?或者说,在某种压抑的意识形态之下,是否存在某种合法的政治界线,一经越界,模糊性别认同的概念就难免遭受弹压?
【朱迪斯·巴特勒】
我认为最近的某些女性主义写作中有一种被压制话语的回归,它们确实试图维护那些传统的性别角色。我不清楚这本身是不是对性别研究中明显的“后现代”倾向所作出的回应,可能还是某种女性主义“重新异性恋化”的企图。我认为对此最有用的回应乃是,建立一种批判性的异性恋研究形式,这种研究形式不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准则能够确立批评原则或者根本不需经受批评,它将探究异性恋中的性与性别如何相互关联,还将探讨(西芝维克[Sedgwick]指出的)“异性恋”的定义如何与“同性恋”的定义紧密相连。如果这种回应的理由是异性恋女性想要夺回她们的“地盘”,那么抓住这个机会反思异性恋本身就非常必要了。我觉得,这种问题总比她们情愿了解的情况更加令人目眩。
关于您的问题“性别模糊化是否存在难以逾越的界限”,我想要退后一步。因为我的研究并不是在说“让我们变得更加模糊罢!”我认为您所提及的非协调的混沌性已然存在,它建构着许多人的性别生活。在他们之中肯定有很多人以诸多方式经历了性别的“不安”,对于那些与性别规范关系最为密切的人们来说,这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焦虑。我真的不认为有那种规范化的性别生活,它在任何层面上都不存在根本的不确定性及以其他方式进行的可能性。而且,即使我们接受了诸如“阳性”、“阴性”之类术语作为某种描述的可行性,谁又只具有其中一种气质呢?有没有可能只与其中一种建立认同,而不与另一种建立任何认同关系?性别麻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早就在那里;它也不是某种乌托邦构想,它只是给予那些被规范话语排斥已久的事物以一种描述性语言的某种途经。
至于说跨性别有些“过火”以至于与自然或象征界产生冲突,我只能说这种冲突由来已久,而且在这种“象征界”或“自然”之外,人们已生活、受苦、渴求久矣。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能否以足够宽大的心胸发展某种语言,使这些真实的生活能够得到无所顾忌的表述。
【玛格丽特·孙瑟·布林】
有人可能认为,您的写作风格预设了某种学院式的读者身份,或者一种具有高度阅读能力的读者身份。在《性别麻烦》的1999年版序言中,您也提到了这种关于“语言与可理解性”的问题。您问道,能否“从这种语言困难的经验中……获得某种价值。”(巴特勒,1999:xix)请谈一谈这种价值,以及,它与那些因“语言困难”而被褫夺受教育权的读者之间的关系。
【朱迪斯·巴特勒】
事实上在教学中我采用了一种基本上与《性别麻烦》的书面语大不相同的表达,而在其他的写作中我也确实采用了不那么艰涩的表达。但是你说得对,因为我写那本书时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去看它。我也确实惊讶于它已经拥有了如此之众的读者。
我认为,出于教学需要,尤其是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知道如何转换语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同样重要的是,不应低估外行读者(具有各类知识、教育背景的读者)的理解力。我确实是为学术读者写作了那本书,但奇怪的是,尽管难度很明显,它却在学院之外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阅读。我想其中一定有一些人们想要读到的东西,而且,尽管我得知有些人觉得它难读,我也听说有人在那本理论著作中发现了某些不那么稳固的地方,这就使阅读变得值得了。
我不大清楚该如何表达这一点,但我认为很重要的是,批判性教学与批判性写作不应当只寻求可交流性、只触及人们已经达到的层面;它更应成为一种挑战,并且为使读者变得不同于现状提供契机。这不仅是因为某些读者想藉此了解某种新奇困难的知识,而是因为那些被我们奉为圭臬的性别意义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若不对日常语言加以批判性审视,改变这些性别意义的愿望就将成为徒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当重新肯定那些经受住批判性审视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力图变得晦涩,实际上,我认为知识分子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在一种熟悉的环境中、以一种易于理解的语言对人说话;另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某种偏离的契机,使他们得以挑战熟悉的语言,使其变得不那么坚不可摧,从而对新的事物敞开,并开始以新的方式想象这个世界。
【参考书目】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纽约:路特里基出版社,1999(1990);中文版,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同上,《身体之重:论“性”的话语局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纽约:路特里基出版社,1993;中文版,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同上,《一触即发的话语:操演政治》(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纽约:路特里基出版社,1997
同上,《安提戈涅的诉求:生死之际的亲缘关系》(Antigone’s Claim: Ki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
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反种族:想象超越肤色界线的政治文化》(Against Race: Imagining Political Culture Beyond the Color Line),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
【注释】
【注一】本文译自玛格丽特•孙瑟•布林与沃伦•J•布鲁门菲尔德编,《举足轻重的巴特勒:朱迪斯·巴特勒对女性主义研究及酷儿研究的影响》,汉普郡:亚什盖特出版社,2005年:第9-25页。(Breen, Margaret Sönser and Blumenfeld, Warren J., ed., Butler Matters: Judith Butler’s Impact on Feminist and Queer Studies, Hampshire: Ashgate, 2005: 9-25)标题“有一个人在这里”来源于巴特勒,1999:xvi
【注二】本访谈第二部分(2000年冬访谈)的一个版本曾以相同标题发表于《国际性与性别研究》,第6辑,第1-2号(2001年4月)。经克鲁沃学术出版社(Kluwer Aacademic)允许重印。
【注三】原文为“bodies that do not matter”,套用了巴特勒的书名Bodies That Matter(《身体之重》)。——译注
【注四】《女性主义问题》(Feminist Questions)是一本法国期刊,法语名为Questions Féministes。
【注五】参与者名单如下(按其问题顺序):玛格丽特•孙瑟•布林(康涅狄格大学)、沃伦·J·布鲁门菲尔德(科尔盖特大学)、薇琪·科比(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琳达·霍尔(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娜塔莉·威尔逊(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苏珊娜·拜尔(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伯特·艾伦·布鲁奇(北伊利诺伊大学)、罗伯特·沙伊尔(英国埃克赛特大学)。
【注六】所谓T,源于英文“tomboy”,意指行为举止“男性化”的女同志,英文原文为“butch”。鉴于T在中文语境中已较为流行,故在此将“butch”暂译为T。《性别麻烦》中译本(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即采用此译法;而《消解性别》中译本(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则将其音译为“布奇”。——译注
【注七】巴特勒的著作:《安提戈涅的诉求:生死之际的亲缘关系》出版于2000年。
【注八】在回答了薇琪·科比提出的三个问题之后,朱迪斯·巴特勒指出科比可能还要提一个后续问题(她也确实提了),第5问就是这个后续问题,我们最后将其插入到了原来的访问顺序之中。
【注九】参考中译本,宋素凤译,2009:94,部分词句有所改动。——译注
【注十】同上,2009:95。——译注
【注十一】同上,2009:183,部分词句有所改动。——译注
【注十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内容如下:“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褫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褫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伸冤的权利。”其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美国媒体自由、言论自由之依据均出于此。——译注
【注十三】美国最高法院案件,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之言论自由条款。参http://en.wikipedia.org/wiki/RAV_v._City_of_St._Paul。——译注
【注十四】即由克林顿执政时期提出、2010年9月9日被联邦法官裁定违宪并于2010年10月12日下令废止执行的“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政策。此政策规定,只要军队中的同性恋者不主动表明他们的性倾向,军官就不会试图揭露他们。然而统计数据表明,在“不问,不说”政策下,有更多的同性恋者被驱逐出军队。参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27t_ask,_don%27t_tell。——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