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空间化视野中的全球化、城市化与国家－区域化发展
2014-02-27
内容提要：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面对当今时代与世界的空间化发展趋势，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课题。其中面临的理论问题之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空间化所指何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城市化与跨国的区域化发展趋势。广义空间化是以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内在的一个基本视野；狭义空间化可归因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和与此相关的重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企图。由此来看，全球化与城市化实乃资本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物质景观以及周期性毁灭与重建的地理舞蹈.也因此，传统国家地理边界与主权形式开始松动与瓦解，一方面成为“去地域化”的全球国家，另一方面成为“再区域化”的地方经济政治组织。
关键词：空间化，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城市化，再区域化。
关键词：空间化，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城市化，再区域化。
一 引言：自然空间、社会空间VS.空间化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首先与其说是一个重大的时代挑战话题，而毋宁说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误解乃至于被禁止的论阈与视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是互不相干的：在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空间常被不自觉地视作地理环境，但出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禁忌，因而空间的视角常常是缺席的。传统教科书对空间理解是一种基于物质世界本体论假设的关于物质存在方式论的抽象规定，这其实是前康德式的、非批判哲学意义上的牛顿力学式的“绝对空间论”误认，与历史唯物主义真精神相去甚远。在此视野中，空间与时间一起被看成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是客观的和无限的。由此，空间就失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性，而成为纯粹自然性的存在，自然与历史其实是严重脱节的。套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言说方式来说就是：当人们讨论空间问题时，社会历史是在视野之外的。而在人们思考历史问题时，空间又消失了。
对空间化的另外一种误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空间乃是特设的社会空间而非抽象的一般物质空间，此说无疑前进一大步，但仍然并不究竟。此说认为每个社会均有自己的特殊的存在空间与空间表现方式，即指在改造即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空间”，它摆脱并区别于自然空间；更进一步而言，所谓社会空间即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相对静止的“空间性社会结构”，这是一个既瓦解许多其他社会空间又形成新的社会空间的再生产结构。此说其实仍然并没有超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关系与经济基础之表现方式与总体性再现的社会结构论。
空间化概念既不同于传统的物质空间范畴、地理环境理论，甚至也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空间思想。首先，空间化是以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内在的一个基本视野，也就是指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性社会结构在自我超越、自我重组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化社会存在”。它具有非地域性、共时性、流动化特征。换言之，空间化问题的要害是：我们既不能像牛顿或笛卡尔那样把空间视为现成的独立的“自在之物”，也不能像康德那样把空间视为人的先验直观能力，即强加给现象世界的一种主观秩序，而是名符其实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前提”与“历史产物”的辩证统一。所以，空间化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活动干预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生产“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与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由此来看，西方的现代性既是一种历史规划，又是一种地理与空间的规划，是“对我们栖居于其中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持续的分解与重组过程” 。空间化概念就把空间与历史之间的森严的壁垒打破了，把空间观与历史观彻底统一起来了：（1）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一方面把空间动态化地理解为历史发生的前提与结果，另一方面把历史具体化地理解为具有持存性、共存性形态的社会空间关系存在；（2）把空间化问题从一个基本哲学范畴与社会理论问题提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特征与核心课题。
其次，空间化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一种现象学特征与规定，也就是如何实现从科学的本质抽象上升到辩证的现实的具体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统一的过程。空间化研究不仅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反而是其具体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历史性精神不仅表现在它是一种具体总体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而且克服了对任何既定的伪具体的空间存在的直观神秘崇拜，而道说出了它们的历史构成性本质。强调历史总是处于特定时空条件和位置的历史，使得马克思超越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总是处于某种主导的结构性关系之中，使得马克思摆脱了历史相对主义的困境。
综上所说，正如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左派地理学家之一索亚（E.Soja，一译苏贾)所说：社会理论的空间化理解要反对下面两种难以克服的误解。一是认为一切均发生于空间中，二是认为空间是社会生活的承载容器与反射镜。前者掩盖了空间性与社会关系的具体性，后者把空间外化成一种容器或背景从而打断了这种历史的动态的相互生成性的关系。空间不是空间性，空间性也不是空间化，历史唯物主义核心问题并不是重视社会的空间或者任何社会存在都有空间外观、空间载体，而是与时间融为一体的矛盾冲突的空间化过程。
第三，从更广泛的视野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转向乃是当今西方哲学的普遍空间化转向的一种深度呼应。从表面看，这甚至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回到18世纪（福柯语），退回到一种被分割开来的空间结构上去，但是在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倒退”，乃是对时间-空间问题的深化，是一种推进。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德里达他们思考的是“时间化（历史化）了的空间。这个时间化了的空间问题乃是要追问，时间是如何在空间里显现的，时间是如何通过人生在世这个舞台空间上，如何演出了一幕幕的活剧——历史。从现象学意义上说，空间化转向就是将时间空间化，让空间成为时间的轨迹，成为在场的不在场，让已经缺席的在场与原始踪迹再度出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具体存在论与历史的现象学。正如叶秀山先生画龙点睛式地指出的：空间存放着时间，也就是存放着人、存放着历史，空间首先向人开显为时间-历史。空间存在着时间，时间存放在空间中，就是历史。空间中的历史，就不会仅仅是思想史而同时也是现实史 。
第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既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渊源，更是当代最有生命力的理论问题生长领域。有一种说法认为，对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型理论的探讨起始于社会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的继续。西方马克思主义要么在激进现代性批判过程中由于迷恋意识形态而陷入后现代主义这种虚无的保守的非批判的泥团中，要么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而走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正途。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重释或者说对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关键词是空间的生产，它作为一种去除后现代非历史的神圣化与非政治化的迷雾的基本哲学理论策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固有批判神秘化与神秘化即去神秘化与政治化精神的继续弘扬。在对地点与时间、空间性与历史的重释中，这种重释是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历史与地理唯物主义的基础，也就是对于唯物辩证法更为完整与温和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达把人类历史与人类地理作为社会产物，政治意识根源与社会斗争舞台融为一体 。
我们的看法是，历史唯物论的空间化解释问题绝非晚近的“发明”，而是早已有之，但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由隐而显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首先是一个经典语境中次生的被忽略的问题，它发轫于对资本主义的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外围空间的关注上。经典形态根据19世纪经验，把空间视为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地租问题，这是一种非本质的现象实证解释。其次是一个被逐渐突出却误解的问题，它产生于对20世纪经济危机与战争、革命与落后国家兴起等问题的思考，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论、历史多线论和总体辩证法，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揭示了现代性的空间化起源及其统治本质特征。到今天它则是一个突破与重建经典逻辑之后的新问题，它滥觞于城市化发展问题挑战，扩展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重新认识，而成型于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理论图绘。
就此意义上，我们同意索亚前面提到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在许多方面与明显旨在使历史的创造去神秘化和政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唯物主义的空间性解释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理论逻辑，这个批判逻辑可以在诸多领域中展开，包括有关于国家、政治以及权力产生过程的理论，二是城市过程与地方主义，三是历史周期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中的危机，四是不平衡地理发展，五是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的国际化 。
由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作为一种祛除现代性意识形态神秘性哲学分析话语与高度自觉的政治化的批判策略，包含着一个具有严谨的内在逻辑关联性的问题群，这就是城市、国家、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与全球化资本主义。我已经在其他地方专门讨论过空间视野中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问题 ，这里专门城市、国家与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首先与其说是一个重大的时代挑战话题，而毋宁说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误解乃至于被禁止的论阈与视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是互不相干的：在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空间常被不自觉地视作地理环境，但出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禁忌，因而空间的视角常常是缺席的。传统教科书对空间理解是一种基于物质世界本体论假设的关于物质存在方式论的抽象规定，这其实是前康德式的、非批判哲学意义上的牛顿力学式的“绝对空间论”误认，与历史唯物主义真精神相去甚远。在此视野中，空间与时间一起被看成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是客观的和无限的。由此，空间就失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性，而成为纯粹自然性的存在，自然与历史其实是严重脱节的。套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言说方式来说就是：当人们讨论空间问题时，社会历史是在视野之外的。而在人们思考历史问题时，空间又消失了。
对空间化的另外一种误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空间乃是特设的社会空间而非抽象的一般物质空间，此说无疑前进一大步，但仍然并不究竟。此说认为每个社会均有自己的特殊的存在空间与空间表现方式，即指在改造即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空间”，它摆脱并区别于自然空间；更进一步而言，所谓社会空间即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相对静止的“空间性社会结构”，这是一个既瓦解许多其他社会空间又形成新的社会空间的再生产结构。此说其实仍然并没有超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关系与经济基础之表现方式与总体性再现的社会结构论。
空间化概念既不同于传统的物质空间范畴、地理环境理论，甚至也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空间思想。首先，空间化是以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内在的一个基本视野，也就是指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性社会结构在自我超越、自我重组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化社会存在”。它具有非地域性、共时性、流动化特征。换言之，空间化问题的要害是：我们既不能像牛顿或笛卡尔那样把空间视为现成的独立的“自在之物”，也不能像康德那样把空间视为人的先验直观能力，即强加给现象世界的一种主观秩序，而是名符其实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前提”与“历史产物”的辩证统一。所以，空间化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活动干预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生产“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与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由此来看，西方的现代性既是一种历史规划，又是一种地理与空间的规划，是“对我们栖居于其中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持续的分解与重组过程” 。空间化概念就把空间与历史之间的森严的壁垒打破了，把空间观与历史观彻底统一起来了：（1）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一方面把空间动态化地理解为历史发生的前提与结果，另一方面把历史具体化地理解为具有持存性、共存性形态的社会空间关系存在；（2）把空间化问题从一个基本哲学范畴与社会理论问题提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特征与核心课题。
其次，空间化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一种现象学特征与规定，也就是如何实现从科学的本质抽象上升到辩证的现实的具体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统一的过程。空间化研究不仅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反而是其具体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历史性精神不仅表现在它是一种具体总体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而且克服了对任何既定的伪具体的空间存在的直观神秘崇拜，而道说出了它们的历史构成性本质。强调历史总是处于特定时空条件和位置的历史，使得马克思超越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总是处于某种主导的结构性关系之中，使得马克思摆脱了历史相对主义的困境。
综上所说，正如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左派地理学家之一索亚（E.Soja，一译苏贾)所说：社会理论的空间化理解要反对下面两种难以克服的误解。一是认为一切均发生于空间中，二是认为空间是社会生活的承载容器与反射镜。前者掩盖了空间性与社会关系的具体性，后者把空间外化成一种容器或背景从而打断了这种历史的动态的相互生成性的关系。空间不是空间性，空间性也不是空间化，历史唯物主义核心问题并不是重视社会的空间或者任何社会存在都有空间外观、空间载体，而是与时间融为一体的矛盾冲突的空间化过程。
第三，从更广泛的视野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转向乃是当今西方哲学的普遍空间化转向的一种深度呼应。从表面看，这甚至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回到18世纪（福柯语），退回到一种被分割开来的空间结构上去，但是在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倒退”，乃是对时间-空间问题的深化，是一种推进。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德里达他们思考的是“时间化（历史化）了的空间。这个时间化了的空间问题乃是要追问，时间是如何在空间里显现的，时间是如何通过人生在世这个舞台空间上，如何演出了一幕幕的活剧——历史。从现象学意义上说，空间化转向就是将时间空间化，让空间成为时间的轨迹，成为在场的不在场，让已经缺席的在场与原始踪迹再度出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具体存在论与历史的现象学。正如叶秀山先生画龙点睛式地指出的：空间存放着时间，也就是存放着人、存放着历史，空间首先向人开显为时间-历史。空间存在着时间，时间存放在空间中，就是历史。空间中的历史，就不会仅仅是思想史而同时也是现实史 。
第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既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渊源，更是当代最有生命力的理论问题生长领域。有一种说法认为，对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型理论的探讨起始于社会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的继续。西方马克思主义要么在激进现代性批判过程中由于迷恋意识形态而陷入后现代主义这种虚无的保守的非批判的泥团中，要么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而走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正途。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重释或者说对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关键词是空间的生产，它作为一种去除后现代非历史的神圣化与非政治化的迷雾的基本哲学理论策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固有批判神秘化与神秘化即去神秘化与政治化精神的继续弘扬。在对地点与时间、空间性与历史的重释中，这种重释是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历史与地理唯物主义的基础，也就是对于唯物辩证法更为完整与温和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达把人类历史与人类地理作为社会产物，政治意识根源与社会斗争舞台融为一体 。
我们的看法是，历史唯物论的空间化解释问题绝非晚近的“发明”，而是早已有之，但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由隐而显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首先是一个经典语境中次生的被忽略的问题，它发轫于对资本主义的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外围空间的关注上。经典形态根据19世纪经验，把空间视为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地租问题，这是一种非本质的现象实证解释。其次是一个被逐渐突出却误解的问题，它产生于对20世纪经济危机与战争、革命与落后国家兴起等问题的思考，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论、历史多线论和总体辩证法，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揭示了现代性的空间化起源及其统治本质特征。到今天它则是一个突破与重建经典逻辑之后的新问题，它滥觞于城市化发展问题挑战，扩展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重新认识，而成型于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理论图绘。
就此意义上，我们同意索亚前面提到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在许多方面与明显旨在使历史的创造去神秘化和政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唯物主义的空间性解释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理论逻辑，这个批判逻辑可以在诸多领域中展开，包括有关于国家、政治以及权力产生过程的理论，二是城市过程与地方主义，三是历史周期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中的危机，四是不平衡地理发展，五是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的国际化 。
由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作为一种祛除现代性意识形态神秘性哲学分析话语与高度自觉的政治化的批判策略，包含着一个具有严谨的内在逻辑关联性的问题群，这就是城市、国家、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与全球化资本主义。我已经在其他地方专门讨论过空间视野中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问题 ，这里专门城市、国家与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
二 全球化：交往－分工史观的世界化
VS.资本积累史观的等级化体制
VS.资本积累史观的等级化体制
1.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化发展特征。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预见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本文认为，这是一种并不严谨的误解，因为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世界化发展是在一种并非严格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与世界分工历史观中讨论问题的。真正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视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本质的方法论精神的乃是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的资本积累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它把一个空间问题域归因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和与此相关的重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企图 。正如哈维（D. Harvey)戏仿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语言风格所说：
“资本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物质景观，这种景观作为使用价值增加资本的积累。由此产生的地理景观就是过去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上荣耀。但是，地理景观同时也表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并且本身会将积累过程置于一组具体的自然因素制约之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保存建成环境中过去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摧毁这些投资的价值以便为积累开辟新空间，因此，必然要走过一条艰难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有一种永久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在特定时刻建立了一个适合自身条件的物质景观，结果却必须在随后的某个时刻将其摧毁（通常在危机过程中）” 。
而约翰•厄里（John Urry)则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就是从抽象历史过程走向具体空间地理现象的过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有三种形式：
一是不涉及任何空间变化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换言之，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增加劳动强度来实现的。
二是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言之，这种生产涉及的商品运动包括劳动力的运动，而不包括生产资本的运动。
三是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换言之，新的技术、分工的加强、新机器的使用等，都会带来生产资本的重新选址，并且形成了非常多样的和空间上独特的资本循环 。
所以在哈维、厄里他们看来，要想弄清楚当前资本主义是如何完成自身积累的，就必须从研究当代的空间构型或者地理学出发。反之亦然，如果不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要想真正理解当代的空间表象和现实，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城市化、世界体系和国际分工都是资本主义成功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重要空间手段和结果。资本主义一边生产出“人造环境/空间”（比如公路、城市等）来维持自身的积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选择性地破坏既有的人造环境，从而有效地避免过度积累的问题
由此来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使用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个概念的“欧洲历史”和“19世纪历史”的局限性自然不可回避。我们不同意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来直接指认当下的全球化复杂社会现实的。在没有真正了解东方社会历史的情况下，马克思当时的世界历史只能是世界的西方化。所以德里克批评马克思所谓的“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社会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假设全球化即欧洲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 。“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只有弄清了剩余价值－资本的世界性（以太的‘一’），才可能懂得‘一’的哲学本质。但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以太”对世界而言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性。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不可阻挡地向全球进步（这也是今天所谓‘全球化’的真正意义）” 。
2.当代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空间化本质特征
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为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在当代的最新发展为指导，同时结合当前西方的各种复杂的理论话语，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具有以下本质内涵与特征：
（1）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一个不平等的等级制的世界体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平的”：全球化发展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一种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碰撞和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可以机会均等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共享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和利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严重失实的。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和博弈构成的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制的世界体系，这种不平等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维度。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对于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垄断，实际上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处于主导性的“中心”地位，而且更多地分享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利益；而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则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附庸，同时沦为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转嫁风险的对象。
（2）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制度一体化与民族化双重过程
关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这一理论课题，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上去进行探究。实际上，当代的全球化研究的理论视野早已越出传统的经济领域，地缘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同样是研究全球化这一课题的有力的切入点。例如，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Giddens)就认为：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 。而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应该被辩证地、全面地理解为一个全球性的制度一体化与民族化的双重过程。一方面，全球化以其浩浩汤汤、不可阻挡之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制度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又遭遇不同的发展命运，在世界体系的纷繁格局中实现着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定位、创新和发展。
（3）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在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管理机构、文化观念的跨国化，特别是组织形式的跨国化即跨国公司化，诸如转包和外包，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跨国商业联系。之所以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而固定的地理位置与相对封闭的民族国家边界中超拔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对这一论题有一定的探讨 。这里，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对具体地理位置和民族国家空间状态的超越与前面我们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体系和民族化进程并不矛盾。两者同样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实，不能相互取代，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恰恰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两极”。超越具体地理和国别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压迫和对抗构成了全球化矛盾的辩证统一。
（4）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以发达的网络社会为技术基础的灵活复杂的国际分工过程。
全球化发展既有赖于新组织，也以新技术为依托。全球化新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革命，或计算机化和电信化的结合以及互联网；以及新的运输技术：例如集装箱运输、联合运输、以及制冷技术，机器人化和其他的自动化形式，计算机辅助设计及计算机辅助制造等。而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全球化就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以发达的网络社会为技术基础的灵活复杂的国际分工过程。一方面是生产过程史无前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在全世界的经济管理、控制及决策权力方面的史无前例的集中化与集权化。某种意义上，跨国公司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也离不开网络信息技术，正是借助于这一技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管理和经营，生产、资源调配、销售等各个环节才可以有序有效地得以施行 。
当代法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M•卡斯特(M. Castells)也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赠预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代理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的“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 。
而拉什与厄里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四种流通理论仍然是理解当代社会的不二法门：包括货币资本流通、商品资本流通、生产资料资本与劳动力资本,它们穿过空间,按照不同的变动的时间性来运作。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各种资本是在地区层次上流通运作的；在20世纪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是在全国规模上进行的。而到了20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非组织化而出现的零散的、柔性的生产种类，使得资本流通上升到国际与世界规模 。马克思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这种消灭只有通过新的、固定的和相对静止的空间结构的产生才能达到，用哈维的话来说“消灭空间”其实是重新组织空间 。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预见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本文认为，这是一种并不严谨的误解，因为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世界化发展是在一种并非严格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与世界分工历史观中讨论问题的。真正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视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本质的方法论精神的乃是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的资本积累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它把一个空间问题域归因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和与此相关的重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企图 。正如哈维（D. Harvey)戏仿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语言风格所说：
“资本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物质景观，这种景观作为使用价值增加资本的积累。由此产生的地理景观就是过去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上荣耀。但是，地理景观同时也表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并且本身会将积累过程置于一组具体的自然因素制约之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保存建成环境中过去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摧毁这些投资的价值以便为积累开辟新空间，因此，必然要走过一条艰难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有一种永久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在特定时刻建立了一个适合自身条件的物质景观，结果却必须在随后的某个时刻将其摧毁（通常在危机过程中）” 。
而约翰•厄里（John Urry)则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就是从抽象历史过程走向具体空间地理现象的过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有三种形式：
一是不涉及任何空间变化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换言之，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增加劳动强度来实现的。
二是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言之，这种生产涉及的商品运动包括劳动力的运动，而不包括生产资本的运动。
三是相关空间变化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换言之，新的技术、分工的加强、新机器的使用等，都会带来生产资本的重新选址，并且形成了非常多样的和空间上独特的资本循环 。
所以在哈维、厄里他们看来，要想弄清楚当前资本主义是如何完成自身积累的，就必须从研究当代的空间构型或者地理学出发。反之亦然，如果不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要想真正理解当代的空间表象和现实，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城市化、世界体系和国际分工都是资本主义成功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重要空间手段和结果。资本主义一边生产出“人造环境/空间”（比如公路、城市等）来维持自身的积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选择性地破坏既有的人造环境，从而有效地避免过度积累的问题
由此来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使用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个概念的“欧洲历史”和“19世纪历史”的局限性自然不可回避。我们不同意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来直接指认当下的全球化复杂社会现实的。在没有真正了解东方社会历史的情况下，马克思当时的世界历史只能是世界的西方化。所以德里克批评马克思所谓的“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社会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假设全球化即欧洲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 。“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只有弄清了剩余价值－资本的世界性（以太的‘一’），才可能懂得‘一’的哲学本质。但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以太”对世界而言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性。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不可阻挡地向全球进步（这也是今天所谓‘全球化’的真正意义）” 。
2.当代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空间化本质特征
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为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在当代的最新发展为指导，同时结合当前西方的各种复杂的理论话语，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具有以下本质内涵与特征：
（1）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一个不平等的等级制的世界体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平的”：全球化发展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一种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碰撞和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可以机会均等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共享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和利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严重失实的。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和博弈构成的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制的世界体系，这种不平等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维度。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对于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垄断，实际上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处于主导性的“中心”地位，而且更多地分享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利益；而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则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附庸，同时沦为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转嫁风险的对象。
（2）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制度一体化与民族化双重过程
关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这一理论课题，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上去进行探究。实际上，当代的全球化研究的理论视野早已越出传统的经济领域，地缘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同样是研究全球化这一课题的有力的切入点。例如，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Giddens)就认为：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 。而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应该被辩证地、全面地理解为一个全球性的制度一体化与民族化的双重过程。一方面，全球化以其浩浩汤汤、不可阻挡之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制度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又遭遇不同的发展命运，在世界体系的纷繁格局中实现着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定位、创新和发展。
（3）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在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管理机构、文化观念的跨国化，特别是组织形式的跨国化即跨国公司化，诸如转包和外包，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跨国商业联系。之所以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而固定的地理位置与相对封闭的民族国家边界中超拔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对这一论题有一定的探讨 。这里，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对具体地理位置和民族国家空间状态的超越与前面我们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体系和民族化进程并不矛盾。两者同样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实，不能相互取代，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恰恰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两极”。超越具体地理和国别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压迫和对抗构成了全球化矛盾的辩证统一。
（4）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以发达的网络社会为技术基础的灵活复杂的国际分工过程。
全球化发展既有赖于新组织，也以新技术为依托。全球化新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革命，或计算机化和电信化的结合以及互联网；以及新的运输技术：例如集装箱运输、联合运输、以及制冷技术，机器人化和其他的自动化形式，计算机辅助设计及计算机辅助制造等。而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全球化就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以发达的网络社会为技术基础的灵活复杂的国际分工过程。一方面是生产过程史无前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在全世界的经济管理、控制及决策权力方面的史无前例的集中化与集权化。某种意义上，跨国公司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也离不开网络信息技术，正是借助于这一技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管理和经营，生产、资源调配、销售等各个环节才可以有序有效地得以施行 。
当代法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M•卡斯特(M. Castells)也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赠预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代理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的“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 。
而拉什与厄里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四种流通理论仍然是理解当代社会的不二法门：包括货币资本流通、商品资本流通、生产资料资本与劳动力资本,它们穿过空间,按照不同的变动的时间性来运作。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各种资本是在地区层次上流通运作的；在20世纪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是在全国规模上进行的。而到了20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非组织化而出现的零散的、柔性的生产种类，使得资本流通上升到国际与世界规模 。马克思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这种消灭只有通过新的、固定的和相对静止的空间结构的产生才能达到，用哈维的话来说“消灭空间”其实是重新组织空间 。
三 城市化：生产、消费、交往中心论
VS.资本积累与调节的地理景观论
城市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出现颇早，但古代乃至近代的城市更多地是作为政治、宗教、军事或商业的中心而存在，现代意义的城市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发展的结果与载体。一般而论，现当代西方城市社会研究的理论方法或范式经历过了三个阶段：从主流的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巴黎学派，上世纪60-80年代）再到后现代主义的城市理论（洛杉矶学派，上世纪90年代至今）。
作为现代城市社会学之滥觞，芝加哥学派的城市论的核心观点是“作为生态社群的城市”。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与欧几斯特•伯吉斯、路易丝•沃思等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第一次尝试着创立一门城市社会学理论。帕克认为，城市分析的对象是生态社群，生态社群与社会不同，其特征是其中的人类自发地进行生物性生存斗争，结果导致自身与环境间的功能适应。因而人类生态学就是对一个基本过程及其非预期效应的研究。但帕克无法确定人类生态学究竟是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立学科或者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实际上帕克这个假设被转用来研究更广泛的人类环境适应关系理论而不再是城市问题，到二战之前这个尝试便失败了 。
第二次尝试是作为文化形式的城市。早在帕克之前的齐美尔已经知道，社会集合体的规模与复杂性会影响到其中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齐美尔企图确立一种与众不同的大都市人格类型理论。但三十年代之后的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匿名性、肤浅性与易变性节段性可以解释为聚落规模、密度与混合性的产物。他们共同犯的错误是混淆了社会学的规模效应与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文化影响可以更好解释的效应 。
第三次重要尝试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标志的巴黎学派。作为其领军人物，卡斯特（M. Castells)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三大系统以特定方式连结而成的结构矩阵，而城市系统不过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则是由城市生产、消费、交换以及城市制度组织和城市象征符号五个要素建构起来的结构系统，城市空间则是这种社会结构系统的具体物质表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主要是一种经济的存在，但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生产在城市中的支配性地位正在削弱，而消费的地位却在稳步上升，消费遂成为城市结构系统的主导性要素，它涉及住房、医院、社会服务、学校、休闲设施以及文化环境等等方面，必须从生产的视角转向消费的视角才能准确定义城市，从而为城市社会学构建科学的研究对象 。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索亚则认为，1970年代的传统城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还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都已经无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把握这种神秘莫测的当代城市化重构过程。能够透视晚期资本主义地理景观变幻之迷的，则是处于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决定论三大思潮交汇点上的“批判性的区域研究”方法 。由此来看，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城市化呈现出全球化、流动化、去工业化，以及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去地域化与区隔化并存等极其矛盾而复杂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不受地域限止的更加全球化流动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首次发生于一系列的边缘性国家和区域，而许多核心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的地理流动性引起了各国政府之间的投资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正相应地发生着剧变。随之导致高工资/高技术工人与低工资/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愈益明显的职业两极化，这加剧了劳工内部的竞争与矛盾。而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 。
在综合借鉴众多的城市理论成果基础上，我们认为：1.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已经突破了原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模式；2.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与周期的必然结果；3.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与公共消费经济发展的产物。
1.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模式的突破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大工业和资本积累进程的历史产物，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一切资本都转变为工业资本，新兴城市发展的动力和依托主要是工业以及能源等相关产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城市的基本理论框架，但是，当前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已经突破了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所共认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的城市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揭示出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与建筑环境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它是如下的更大规模研究的一部分，即将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与社会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视作相关进程。为此，最主要的切入点乃是在区位策略、就业模式的变化与资本积累的发展之间建立起联系 。城市不仅具有工业生产与积累的中心的作用，而且成为控制劳动力、交换与消费方式再生产的中心，成为国家控制社会危机的一种工具 。
在我们看来，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的理解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突破：A,在网络信息时代，不应该再把城市理解为资本集聚和集中化生产的某个地方/地点，而是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化流动与集聚的物化与载体。城市不应再被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组织部分、一个固定的实体来看待与研究，而应该开始作为全球化的流动着的社会关系、组织过程来被理解和认识；B,当前的城市发展不再是完全依托于工业资本，资本积累也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发展出了新的形态；C,当代资本主义城市是由生产、消费、交换、行政、符号等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性的完整系统；D,城市化不能再被仅仅看做是从某中心向外扩展的一个地方性历史过程，我们同时也应该将城市理解为多极化、多样态的分化、瓦解与自由的全球化连接过程。
2.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与周期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资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最为致命性的周期性的危机之一。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妨将城市理解为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和周期的某种必然结果，是资本积聚、流转的具体的时空构型。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资本的积累过程参与、影响乃至决定了城市凝固和流变的具体化过程。因此研究资本的城市化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某种意义上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力量。资本积累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套用哈维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的“弹性积累”。要研究当前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就有必要关注当前资本的积累模式。
3.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与公共消费经济发展的产物
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脱离不开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某种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与公共消费经济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国家拥有的行政权力可能直接支配城市的发展和规划进程，另一方面，国家拥有资本、技术、公共权力等多方面的优势，其自身也可以通过商业性、公共性的投资现实地参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当前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家权力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骨髓之中，卡斯特的研究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动力已经不再是工业，而是集体消费，国家提供包括教育、娱乐、医疗保健、住房、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物品和服务 。
古典社会理论把城市视为人类地方性生存发展的生态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城市理解为资本集聚和集中化生产的地方，而在今天，它已成为超地域的“全球化地方”与网络化空间；城市化发展既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与周期性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与公共消费品发展的产物；城市空间微观具体地凝聚了当代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危机与希望。
VS.资本积累与调节的地理景观论
城市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出现颇早，但古代乃至近代的城市更多地是作为政治、宗教、军事或商业的中心而存在，现代意义的城市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发展的结果与载体。一般而论，现当代西方城市社会研究的理论方法或范式经历过了三个阶段：从主流的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巴黎学派，上世纪60-80年代）再到后现代主义的城市理论（洛杉矶学派，上世纪90年代至今）。
作为现代城市社会学之滥觞，芝加哥学派的城市论的核心观点是“作为生态社群的城市”。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与欧几斯特•伯吉斯、路易丝•沃思等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第一次尝试着创立一门城市社会学理论。帕克认为，城市分析的对象是生态社群，生态社群与社会不同，其特征是其中的人类自发地进行生物性生存斗争，结果导致自身与环境间的功能适应。因而人类生态学就是对一个基本过程及其非预期效应的研究。但帕克无法确定人类生态学究竟是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立学科或者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实际上帕克这个假设被转用来研究更广泛的人类环境适应关系理论而不再是城市问题，到二战之前这个尝试便失败了 。
第二次尝试是作为文化形式的城市。早在帕克之前的齐美尔已经知道，社会集合体的规模与复杂性会影响到其中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齐美尔企图确立一种与众不同的大都市人格类型理论。但三十年代之后的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匿名性、肤浅性与易变性节段性可以解释为聚落规模、密度与混合性的产物。他们共同犯的错误是混淆了社会学的规模效应与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文化影响可以更好解释的效应 。
第三次重要尝试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标志的巴黎学派。作为其领军人物，卡斯特（M. Castells)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三大系统以特定方式连结而成的结构矩阵，而城市系统不过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则是由城市生产、消费、交换以及城市制度组织和城市象征符号五个要素建构起来的结构系统，城市空间则是这种社会结构系统的具体物质表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主要是一种经济的存在，但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生产在城市中的支配性地位正在削弱，而消费的地位却在稳步上升，消费遂成为城市结构系统的主导性要素，它涉及住房、医院、社会服务、学校、休闲设施以及文化环境等等方面，必须从生产的视角转向消费的视角才能准确定义城市，从而为城市社会学构建科学的研究对象 。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索亚则认为，1970年代的传统城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还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都已经无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把握这种神秘莫测的当代城市化重构过程。能够透视晚期资本主义地理景观变幻之迷的，则是处于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决定论三大思潮交汇点上的“批判性的区域研究”方法 。由此来看，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城市化呈现出全球化、流动化、去工业化，以及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去地域化与区隔化并存等极其矛盾而复杂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不受地域限止的更加全球化流动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首次发生于一系列的边缘性国家和区域，而许多核心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的地理流动性引起了各国政府之间的投资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正相应地发生着剧变。随之导致高工资/高技术工人与低工资/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愈益明显的职业两极化，这加剧了劳工内部的竞争与矛盾。而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 。
在综合借鉴众多的城市理论成果基础上，我们认为：1.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已经突破了原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模式；2.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与周期的必然结果；3.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与公共消费经济发展的产物。
1.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模式的突破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大工业和资本积累进程的历史产物，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一切资本都转变为工业资本，新兴城市发展的动力和依托主要是工业以及能源等相关产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城市的基本理论框架，但是，当前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已经突破了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所共认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的城市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揭示出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与建筑环境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它是如下的更大规模研究的一部分，即将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与社会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视作相关进程。为此，最主要的切入点乃是在区位策略、就业模式的变化与资本积累的发展之间建立起联系 。城市不仅具有工业生产与积累的中心的作用，而且成为控制劳动力、交换与消费方式再生产的中心，成为国家控制社会危机的一种工具 。
在我们看来，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的理解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突破：A,在网络信息时代，不应该再把城市理解为资本集聚和集中化生产的某个地方/地点，而是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化流动与集聚的物化与载体。城市不应再被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组织部分、一个固定的实体来看待与研究，而应该开始作为全球化的流动着的社会关系、组织过程来被理解和认识；B,当前的城市发展不再是完全依托于工业资本，资本积累也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发展出了新的形态；C,当代资本主义城市是由生产、消费、交换、行政、符号等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性的完整系统；D,城市化不能再被仅仅看做是从某中心向外扩展的一个地方性历史过程，我们同时也应该将城市理解为多极化、多样态的分化、瓦解与自由的全球化连接过程。
2.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与周期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资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最为致命性的周期性的危机之一。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妨将城市理解为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和周期的某种必然结果，是资本积聚、流转的具体的时空构型。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资本的积累过程参与、影响乃至决定了城市凝固和流变的具体化过程。因此研究资本的城市化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某种意义上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力量。资本积累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套用哈维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的“弹性积累”。要研究当前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就有必要关注当前资本的积累模式。
3.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与公共消费经济发展的产物
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脱离不开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某种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与公共消费经济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国家拥有的行政权力可能直接支配城市的发展和规划进程，另一方面，国家拥有资本、技术、公共权力等多方面的优势，其自身也可以通过商业性、公共性的投资现实地参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当前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家权力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骨髓之中，卡斯特的研究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动力已经不再是工业，而是集体消费，国家提供包括教育、娱乐、医疗保健、住房、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物品和服务 。
古典社会理论把城市视为人类地方性生存发展的生态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城市理解为资本集聚和集中化生产的地方，而在今天，它已成为超地域的“全球化地方”与网络化空间；城市化发展既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与周期性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与公共消费品发展的产物；城市空间微观具体地凝聚了当代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危机与希望。
四 国家－再区域化发展观：阶级统治工具论
VS.资本积累的调节－统治空间论
1.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化特征
现代国家本质上不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的暴力工具，在其宽泛意义上更是抽象权力空间、制度化空间和“由暴力所确立与组成的空间” 。正像任何社会关系的存在与每种生产方式都必须有自己恰当的空间一样，国家也必须有自己的相应的空间存在形式与基础。在资本主义组织结构中，国家的存在理由及其作用均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意味着，从结构上说，资本不能通过自身保障社会再生产的紧密协调过程。积累的国家调节（资本主义内部关系与阶级关系之间的关系）乃是资本流通、剥削的组织的必要条件。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或者在何种意义上有自己的国家理论，这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旷日持久的论战话题。美国学者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及彼得•布拉提斯等编著的《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一书称这场论战为米里本德（R.Milliband)的工具主义与普兰查斯(N.Poulantzas，亦译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国家范式之争 。从本文的角度来说，我们关注的是论战中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空间化的普兰查斯以及深入系统研究了国家与空间复杂关系的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普兰查斯作为阿尔都塞(L.Althusser)的学生，在继承其老师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基础上，进一步把国家的本质空间化地解释为“制度性的实体”(institutional materiality)，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还原为资产阶级专政机器，而是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机构实体。他在其最后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空间基础进行了一种明显的历史地理学分析。
领土是现代民族的构成要素，普兰查斯用“空间母体”(spatial matrix)表征它 。空间母体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城市、边境和领土根本不拥有同一个单一的实在和意义。众所周知，德勒兹曾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称为封闭式、辖域性的，而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称为开放式、解域性的。与此观点正好相反 ，普兰查斯认为，西方的古代空间是一个以城邦为中心的空间，是一个同心而没有外部与边疆的空间，基本特点是同质和对称，不存在差异化和等级化。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机器生产和大工业造成的劳动的社会分工（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空间母体表现了两个向度：一方面，空间断裂，存在着闭合和边境；另一方面，没有终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通过国家，领土构成了现代民族的一个要素。现代国家无限扩张的过程也是确立民族统一的过程，现代的征服不同于过去，不再是连续同质空间的统一，而是通过填补鸿沟实现征服。民族国家同质化差异，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中压碎各种民族性，消磨土地的崎岖，把一切囊括在领土之中 。
普兰查斯的国家空间观与列斐伏尔的很接近，后者认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其中，核心的权力将自己置于其他权力之上并且消解其他权力——在此空间中，自我标榜的“主权”国家排挤任何其他的民族性，并在这个过程中摧毁这些民族性；在此空间中的国教禁止其他一切宗教；在此空间中具有权利的阶级主张抑制所有的阶级差异。”
列斐伏尔在其皇皇巨制的《论国家》四卷本第四卷“现代国家的矛盾：国家的（和）辩证法”一书第五章系统阐述了国家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列氏而言，国家与空间的关系使得国家包括三种形态，一是作为自然空间生产的疆域性国家，这是最狭义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二是作为社会空间生产出来的制度性政治性国家，三是作为精神空间生产出来的表征性文化性的国家 。以此为基础，布伦纳(Neil Brenner)与雅索普(Bob Jessop)把国家概括为：一是狭义的具有确定的疆域和边界的国家（sate territoriality)，二是以政策调整性为特征的一体化国家(state integral)，三是具有图绘性与可再地域化、从而不断调整边界的表征性国家(state representational) 。这就是说，现代民族国家既有确定的边界但这个边界却在不断的再生产与变动之中。现代国家是碎片化的又同质化的空间。
2.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空间的“再区域化”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都市化发展，并没有削弱国家作用而仅改变了其统治管理形式；这就是国家的空间化转换。表现在，传统国家地理边界与主权形式开始松动与瓦解，一方面成为“去地域化”（deterritoralization）的全球国家，另一方面成为“再区域化”(reterritoralization)的地方经济政治组织。当代国家正在变成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统一的多重尺度动态存在。
自从1970年代，列斐伏尔与哈维等人已经把资本主义城市化国家化与全球化互动交融发展趋势进一步概括为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理论。1990年代之后哈维进一步把这种流动化与固定化的双重性空间修复过程称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 。作为哈维的学生与左派地理学的后起之秀，尼尔•布伦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国家空间理论或者城市治理与国家尺度重建（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理论 。更泛而言之，就是研究“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变化着的政治形式与制度中介” 。
作为哈维的杰出学生，纽约大学的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是从空间角度研究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经典权威。他认为，尺度（scale）是表明空间独特性水平的地理学概念（诸如：城市、国家、区域与全球） ；也就是说，历史与地理学的理论逻辑核心不再是传统的阶段与形态比较方法，而是空间化的尺度概念；这个尺度概念不再是单一的绝对地理空间，而是多重相对的、伸缩收放自由的人类生产活动性的空间单位，从最小尺度的建筑空间一直到全球性空间。
作为史密斯的学生，布伦纳得益于老师的不平衡发展尺度理论启示良多，他把研究重心集中于国家尺度重建上，而这又通过关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调控来实现的。他认为，大部分世界城市研究的方法是地理尺度问题。它们绝大多数关心的是某一个尺度，不是城市就是全球。而实际上全球化城市是一种全球化地方，既是城市的又是全球化，是全球化关系的一种地方性集中与汇聚。他认为，全球化可定义为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空间的再地域化，以及这种再地域化与外在的多重地理尺度相互影响的过程。由此，城市空间与国家机器等地域组织与全球化互为因果。它们既是全球化的前提，也是全球化作用于地方的载体与结果。一方面城市尺度与国家尺度重组可看作是资本主义危机所引起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再地域化的方式。另一方面二者又互为因果 。因此，资本主义的城市、国家与全球化等空间化发展已经交织在一体，变为多重空间尺度所组成的灵活弹性的复杂整体。研究全球化就是研究城市化，研究城市化就是研究区域化与全球化。对城市空间与国家空间的研究说底就是一种全球化的区域与再区域化的研究。
19世纪末的那一波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围绕着国家组织的地域层面展开。那时，国家空间被看成为自我封闭且被动接纳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以国家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企图在资本积累、城市化与国家调控之间建立起一种同构的空间关系。
但1970年初期全球经济危机即石油危机之后这种制度开始瓦解。城市与国家长久以来形成的相互关系正在松绑，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城市化与资本积累新模式，摆脱了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同时强化了次国家与超国家的地域组织的重要性。这种正在进行的地域性尺度重组可看成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转型的特征。城市尺度与国家尺度的重组是一个高度竞争与矛盾的过程，涉及不同空间尺度上各种社会政治空间的争夺战。在超国家空间尺度上，福特-凯恩斯式的国家机器正在被欧洲的、北美的与东亚出现的区域性组织所取代。促成了一种新的世界宏观地理。在次国家的空间尺度上，城市区域间竞争加剧，各自渴望争取更多资本投资与国家津贴。与此同时，由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主导的新的世界城市等级正在形式，而跨国公司总部不断地向主导城市聚集。最后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后全世界的国家都在通过改革以适应不断增加的全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鼓励本国投资、更新积累模式 。
此文原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2期转载
VS.资本积累的调节－统治空间论
1.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化特征
现代国家本质上不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的暴力工具，在其宽泛意义上更是抽象权力空间、制度化空间和“由暴力所确立与组成的空间” 。正像任何社会关系的存在与每种生产方式都必须有自己恰当的空间一样，国家也必须有自己的相应的空间存在形式与基础。在资本主义组织结构中，国家的存在理由及其作用均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意味着，从结构上说，资本不能通过自身保障社会再生产的紧密协调过程。积累的国家调节（资本主义内部关系与阶级关系之间的关系）乃是资本流通、剥削的组织的必要条件。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或者在何种意义上有自己的国家理论，这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旷日持久的论战话题。美国学者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及彼得•布拉提斯等编著的《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一书称这场论战为米里本德（R.Milliband)的工具主义与普兰查斯(N.Poulantzas，亦译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国家范式之争 。从本文的角度来说，我们关注的是论战中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空间化的普兰查斯以及深入系统研究了国家与空间复杂关系的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普兰查斯作为阿尔都塞(L.Althusser)的学生，在继承其老师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基础上，进一步把国家的本质空间化地解释为“制度性的实体”(institutional materiality)，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还原为资产阶级专政机器，而是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机构实体。他在其最后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空间基础进行了一种明显的历史地理学分析。
领土是现代民族的构成要素，普兰查斯用“空间母体”(spatial matrix)表征它 。空间母体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城市、边境和领土根本不拥有同一个单一的实在和意义。众所周知，德勒兹曾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称为封闭式、辖域性的，而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称为开放式、解域性的。与此观点正好相反 ，普兰查斯认为，西方的古代空间是一个以城邦为中心的空间，是一个同心而没有外部与边疆的空间，基本特点是同质和对称，不存在差异化和等级化。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机器生产和大工业造成的劳动的社会分工（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空间母体表现了两个向度：一方面，空间断裂，存在着闭合和边境；另一方面，没有终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通过国家，领土构成了现代民族的一个要素。现代国家无限扩张的过程也是确立民族统一的过程，现代的征服不同于过去，不再是连续同质空间的统一，而是通过填补鸿沟实现征服。民族国家同质化差异，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中压碎各种民族性，消磨土地的崎岖，把一切囊括在领土之中 。
普兰查斯的国家空间观与列斐伏尔的很接近，后者认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其中，核心的权力将自己置于其他权力之上并且消解其他权力——在此空间中，自我标榜的“主权”国家排挤任何其他的民族性，并在这个过程中摧毁这些民族性；在此空间中的国教禁止其他一切宗教；在此空间中具有权利的阶级主张抑制所有的阶级差异。”
列斐伏尔在其皇皇巨制的《论国家》四卷本第四卷“现代国家的矛盾：国家的（和）辩证法”一书第五章系统阐述了国家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列氏而言，国家与空间的关系使得国家包括三种形态，一是作为自然空间生产的疆域性国家，这是最狭义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二是作为社会空间生产出来的制度性政治性国家，三是作为精神空间生产出来的表征性文化性的国家 。以此为基础，布伦纳(Neil Brenner)与雅索普(Bob Jessop)把国家概括为：一是狭义的具有确定的疆域和边界的国家（sate territoriality)，二是以政策调整性为特征的一体化国家(state integral)，三是具有图绘性与可再地域化、从而不断调整边界的表征性国家(state representational) 。这就是说，现代民族国家既有确定的边界但这个边界却在不断的再生产与变动之中。现代国家是碎片化的又同质化的空间。
2.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空间的“再区域化”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都市化发展，并没有削弱国家作用而仅改变了其统治管理形式；这就是国家的空间化转换。表现在，传统国家地理边界与主权形式开始松动与瓦解，一方面成为“去地域化”（deterritoralization）的全球国家，另一方面成为“再区域化”(reterritoralization)的地方经济政治组织。当代国家正在变成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统一的多重尺度动态存在。
自从1970年代，列斐伏尔与哈维等人已经把资本主义城市化国家化与全球化互动交融发展趋势进一步概括为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理论。1990年代之后哈维进一步把这种流动化与固定化的双重性空间修复过程称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 。作为哈维的学生与左派地理学的后起之秀，尼尔•布伦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国家空间理论或者城市治理与国家尺度重建（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理论 。更泛而言之，就是研究“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变化着的政治形式与制度中介” 。
作为哈维的杰出学生，纽约大学的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是从空间角度研究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经典权威。他认为，尺度（scale）是表明空间独特性水平的地理学概念（诸如：城市、国家、区域与全球） ；也就是说，历史与地理学的理论逻辑核心不再是传统的阶段与形态比较方法，而是空间化的尺度概念；这个尺度概念不再是单一的绝对地理空间，而是多重相对的、伸缩收放自由的人类生产活动性的空间单位，从最小尺度的建筑空间一直到全球性空间。
作为史密斯的学生，布伦纳得益于老师的不平衡发展尺度理论启示良多，他把研究重心集中于国家尺度重建上，而这又通过关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调控来实现的。他认为，大部分世界城市研究的方法是地理尺度问题。它们绝大多数关心的是某一个尺度，不是城市就是全球。而实际上全球化城市是一种全球化地方，既是城市的又是全球化，是全球化关系的一种地方性集中与汇聚。他认为，全球化可定义为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空间的再地域化，以及这种再地域化与外在的多重地理尺度相互影响的过程。由此，城市空间与国家机器等地域组织与全球化互为因果。它们既是全球化的前提，也是全球化作用于地方的载体与结果。一方面城市尺度与国家尺度重组可看作是资本主义危机所引起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再地域化的方式。另一方面二者又互为因果 。因此，资本主义的城市、国家与全球化等空间化发展已经交织在一体，变为多重空间尺度所组成的灵活弹性的复杂整体。研究全球化就是研究城市化，研究城市化就是研究区域化与全球化。对城市空间与国家空间的研究说底就是一种全球化的区域与再区域化的研究。
19世纪末的那一波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围绕着国家组织的地域层面展开。那时，国家空间被看成为自我封闭且被动接纳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以国家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企图在资本积累、城市化与国家调控之间建立起一种同构的空间关系。
但1970年初期全球经济危机即石油危机之后这种制度开始瓦解。城市与国家长久以来形成的相互关系正在松绑，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城市化与资本积累新模式，摆脱了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同时强化了次国家与超国家的地域组织的重要性。这种正在进行的地域性尺度重组可看成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转型的特征。城市尺度与国家尺度的重组是一个高度竞争与矛盾的过程，涉及不同空间尺度上各种社会政治空间的争夺战。在超国家空间尺度上，福特-凯恩斯式的国家机器正在被欧洲的、北美的与东亚出现的区域性组织所取代。促成了一种新的世界宏观地理。在次国家的空间尺度上，城市区域间竞争加剧，各自渴望争取更多资本投资与国家津贴。与此同时，由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主导的新的世界城市等级正在形式，而跨国公司总部不断地向主导城市聚集。最后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后全世界的国家都在通过改革以适应不断增加的全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鼓励本国投资、更新积累模式 。
此文原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2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