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共同语言的反讽之梦:集成电路中的妇女

共同语言的反讽之梦:集成电路中的妇女
 
选自当娜•哈拉维的《赛博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一章
本章试图建立一种忠于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讽式政治神话。相较于崇敬和认同,亵渎或许更为忠诚,因为它似乎总要严肃对待事物。面对拥有世俗化宗教、新教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美国政治传统,除了亵渎之外,我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应对姿态。亵渎使人在道德的大多数中保持独立的同时坚持达成共同体的必要性,但它绝不是背叛。反讽关乎的是不可化约的基本矛盾,更辩证地说,是将不相容事物维系成一体的张力——差异的双方乃至全体都是必要和正确的。反讽是幽默和严肃的游戏,是修辞策略和政治手段,我希望它能够得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更多尊重。而在我反讽和亵渎的信念中心出现的,乃是赛博的形象。
赛博是控制论的有机体,是机器和生物的混合体,是社会现实的生物同样也是虚拟的生物。社会现实是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即我们最为重要的政治建构和改变世界的虚构。国际女权运动已经建立了“妇女经验”,同时还建构了那个已被注意或未曾发现的关键的共同之物。这种经验就是政治核心特质的虚构和现实。解放的观念依赖于对压迫与可能性的理解,那是一种既现实又虚幻的双重建构。赛博就这样作为现实和虚构的实践改变了20世纪晚期的妇女经验。它是超越生死的斗争,而科幻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界线不过是视觉的幻象。
在当下的科幻小说中充满了赛博——在自然和人工的二重化世界里既是动物又是机械的生物。现代医学中也充满了赛博,充满了有机体和机械亲密的耦合物,它们被设想为编码设置,拥有性经验史无法产生的权力。赛博的“性”恢复了蕨类植物和无脊椎动物自我繁衍的某些可爱的巴洛克风格(如是的官能免疫抵制了异性恋的可能)。赛博的自我复制无法与有机体的繁衍重合。现代生产似乎就是赛博殖民化工作的梦想,是使泰勒主义梦魇变为牧歌的梦想。而现代战争则是赛博的狂欢,是C31制造的编码,是命令-控制-通讯-智能系统,是1984年美国高达84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项目。我论述赛博的目的,是要说明它作为一种虚构如何标识了我们社会和身体的现实,以及它作为想象之源如何提供了丰富的联合体。M•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已经是赛博政治那个开放领域的隐秘预言。
而到了20世纪晚期,这个我们的时代,神话的时代,我们成了凯拉米(羊头、狮身、蛇尾的怪物),成了机械和有机体在理论与装配意义上的混合物;简言之,我们成了赛博。赛博是我们的本体,为我们提供政治;其浓缩形象中的两个交融中心——虚构和物质现实,建构了历史转换的任何可能性。在西方的科学和政治传统——种族主义传统,男权-主导的资本主义传统,进步的传统,将自然挪用为文化生产资源的传统,依他者的反映而进行自我再生产的传统——中,生命与机器的关系曾是一场边界战争,争夺的要地一直是生产、再生产和想象的领域。本章的论述是要在享受边界混沌之愉悦的同时明确其重建的责任;它要在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模式上,在设想无性别世界的乌托邦传统中,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和理论,其中的无性别世界未必有开端,但同样可能没有终结。赛博的化身游离在救赎历史之外,它不会滞留于俄狄浦斯的历表,在言语的共同乌托邦或后俄狄浦斯的启示中,试图缝合性别的可怕创伤。正如Zoe Sofoulis在她关于雅克•拉康、梅兰妮‧克莱恩、原子文化和拉克莱恩的未出版手稿中所说的那样,在赛博世界里最可怕但或许是最富希望的怪物是通过另类的压抑逻辑和非-俄狄浦斯叙事表达的,我们需要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去理解它。
赛博是后性别世界的生物,它和双性恋、前俄狄浦斯共同体、非异化劳动或其他有机整体——它通过把部分权力移置到更高整体中而得到——的诱惑无关。某种程度上,赛博并没有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起源传说,却是一个终极的反讽,因为它是西方加强对抽象化个体之控制的最终目标,一个可怕的末日景象:摆脱了任何束缚的终极自我,在虚无之间漫步。而在“西方”人文主义的意义上,起源传说依赖于一种神话,是关于原始统一性、完满性、狂喜和恐惧的神话,是通过所有人类不得不与之分离的菲勒斯母亲来表象的神话,是关乎个体发展和历史进步之责任的神话,也是为我们深深铭刻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双重性质的有力神话。希拉里•克莱恩曾论证道,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劳动和个体及性别构成的概念方面,都采用了原始统一性的策略,即通过先验统一生产出差异,而那正是在对女性自然强化控制的戏剧中的一幕。赛博则干脆直接跳过原始统一性这一步,根本上拒绝了与西方意义上自然的认同;而赛博的这个不当许诺,将有可能像星球大战计划一样直接颠覆掉自身的目的论。
赛博毅然坚持不完整性、反讽性、亲密性和变异性。它是充满对抗的乌托邦,注定是有罪的。由于它不再需要公共和私人的明晰界限来建构自身,赛博便部分地通过家庭——人类基本的栖所——中社会关系的革命来建立一个自己的技术城邦。在此,自然和文化的关系得到了修正:其中的一个将不再是被另一个所挪用或合并的资源。而那种将部分整合为一体的关系,包括两极对立和等级控制的关系模式,都在赛博世界中成为了问题。不像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赛博并不希望其制造者通过重建乐园的方式来挽救自己,即不希望再造一位异性伴侣或在一个已完成的整体,如城市和宇宙中完结自身。在这个缺乏俄狄浦斯计划的时代,赛博同样不会梦想一个基于有机家庭模式的共同体。赛博不认得伊甸园,它没有泥土做的肉身,无法想象自己终将归于尘土。这就是我试图知道赛博是否可以颠覆末日景象——在疯狂的冲动中,人类呼喊仇敌之名而同归于核尘埃——的原因。赛博毫不虔敬,从不遵循秩序;它怀疑整体论,却渴求联系;赛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有着天生的敏觉,但不要领导的政党。当然,赛博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是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的私生子,更不用说国家社会主义了。但私生子往往极端地反叛其身世,毕竟,其父是谁并不重要。
在章末我将回到关于赛博的科幻小说,但现在我要指出三个重要的界线消失情形,以使下文关于政治虚构的分析成为可能。到了20世纪晚期,美国科学文化中人类和动物的界线被彻底打破了。独一性的最后滩头堡若不是变成了娱乐公园,就已经沦陷。语言工具的使用,社会行为,精神活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令人信服地把人与动物分离开来;何况很多人认为如是的分离已经没有了必要。的确,女权文化的不少分支肯定了从人类和其他生物之联系中获得的快感。动物权力运动也不再是对人类独一性的不合理否认;相反,它被视为一种明智的认同,肯定了对自然与文化不可靠裂痕的缝合。两个世纪以来的生物学与进化论已经同时确立了作为知识对象的生命体,并把人和动物之间的明确界线消磨成模糊的痕迹,这种痕迹只能在介于生命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或学术争端中有所察觉。在如是的机制下,向基督徒讲解宇宙起源的行为,就应被作为某种形式的儿童虐待而遭到抵制。
在争论人之动物性意义的科学文化领域内,生物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是唯一有可能开放的立场。对那些政治激进派而言,他们关于渐已消弭的界线的争辩显然还有更多的空间。而赛博在神话中出现的地方,恰恰就是人与动物的界线被僭越的地方:它没有在人与动物间建造隔离墙,却既令人不安又让人欣慰地建构了两者的紧密关联。在交换婚的历史循环中,兽性已然占据了一个新的地位。
第二个消失的界线位于动物-人类(有机生命)和机器之间。前控制论时代的机器是被鬼神掌控的,在机械中总有鬼魂的魅影。这种二元论引发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话,而对话的辩证结果,可按喜好被称为精神或历史。但根本上讲,机器不能自我运作、不能自我设计,无法取得独立。它们难以实现人类的梦想,只能使之受挫。机器不是人,不是自身的创造者,只不过是男权主义再生产之梦的滑稽再现。过去惟有偏执狂才会否认这一点。但今天我们不能如此确定了。二十世纪晚期的机器已经完全模糊了自然与人工,心灵与肉体,自我生长与外在设计等许多以往适用于生命和机械的差异。当机器令人不安地充满生气时,我们却恐惧地丧失了活力。
技术决定论是在我们专注于书写和读解世界的游戏时,由作为被编码之文本的机器和有机体开放出来的唯一意识形态空间。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试图对一切事物都进行文本化处理,却不关注其独断式读解游戏的基础,即现实的统治关系,这种乌托邦特性自然会遭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可以肯定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如我的赛博神话,能够瓦解无数的有机整体(例如诗歌,原始文化,生物有机体);简言之,自然,作为文化来源及其无罪担保的自然,其确定性已被动摇,甚至是致命性的动摇。这样,读解的先验有效性丧失了,同时丧失的还有作为“西方”认识论之基础的本体论。我们不要就此走向犬儒主义或背信弃义,不要在抽象存在论的立场上依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用机器取代人或用文本解构有意义的政治行动。“赛博将成为什么”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其回答关乎到我们的生存。如果连人猿和人工制品都有政治的话,为何我们不能有?
第三类差异是第二类差异的子集:物质和非物质的界线对我们来说变得十分模糊。关于量子理论和测不准原理研究成果的流行物理读物,是传奇喜剧的某种科普对等物,这个传奇喜剧标志了美国白人异性恋的根本转变:虽然理解不当,但至少找对了方向。现代机器是典型的微电子设备:无处不在却难得一见;它是一位无礼的新神,嘲弄上帝的全知全能与神性。硅晶片是有待书写的表面;它被切割到分子的级别,只有原子的噪音——为保留原子核而采取的最终干预——才能扰乱它。书写、权力和技术曾是西方传统文明的古老联姻;但如今机械的微型化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科技经验,它与权力相关,更多呈现的不是美感而是极端的恐怖——例如巡航导弹。只要把50年代的电视机或70年代的新闻摄影机拿来与今日广告中的电视手表或小型相机比较一下就能知道,我们最好的机器是用阳光制成的,光明并清洁,因为它们全然是信号、电磁波和光谱段。其格外的便携,甚至使得自身在底特律和新加坡这样的城市中成为了一个扰人的难题。人类从未变得如此不确定,即作为物质化的存在却是不可被洞见的。(在这个意义上),赛博是以太,是纯粹的空气。
赛博无所不在的隐性存在,恰好就是这些阳光机器如此致命的原因。微型机械在政治上是难以洞见的——就如同在物质上微不可见一样——因为它们是关于意识或其替代物的。作为小货车上的漂浮能指,它们将游走和穿越欧洲。相对于较老的男权主义政治——它连自然选区都需要进行防卫——所采取的武力手段,格林厄姆那些流离失所、深受异化的妇女所使用的(女巫式)神奇编织物,能够更有效地遏制这种漂浮能指,因为她们更好地理解了赛博网络的权力。最终,最深奥的学科将会出现在边界最模糊的领域,即纯数学,纯灵魂,C31,密码学与保守重要机密的领域。新机器是如此清洁与光明,其设计师必定是日神的崇拜者,调停了那场牵涉到后工业社会夜间梦想的新技术革命。被清洁机器唤起的灾难将不过是免疫体统中抗体的微小变异,不过是对压力的感受。东方女性敏巧的纤指,维多利亚时代少女对玩偶之家的迷恋:妇女对微小之物的强迫症式的关注为世界呈现了新的维度——或许会有一个赛博“爱丽丝”留意到这些。讽刺的是,赛博“爱丽丝”可能是在亚洲制造芯片或在圣丽塔监狱跳回旋舞的不正常妇女,但他们的联合体将提供有效的反抗策略。
因此,我的赛博神话关注着被僭越的界线,有力的联合,以及被激进派作为必要的政治工作而予以探索的危险的可能。我论述的一个前提是,绝大多数的美国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能在社会实践、符号公式和凝结着“高科技”与科学文化的人工制品中,看到根深蒂固的二元论的倾向,即心灵和肉体,动物和机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二元对立。从《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1964)到《自然之死》(麦钱特,1980),激进派发展出的分析策略一直强调对技术的控制,试图通过唤回我们幻想的有机统一体来整合我们的抵抗行动。我的另一个前提是,随着全球范围内技术统治地位的加强,那种联合抵抗群体的要求也变得愈发迫切。然而,视角的一个轻微和非常规的转变,或许能使我们在为技术渗透的社会中,为争取意义还有其他形式的权力与快感而更好地奋斗。
从某一视角看,赛博世界就是强加给这个星球的最终控制网格,是在星球大战计划——它以防御之名而发动——的危言中得到具体表达的最终抽象,是在男权主义的战争狂欢中对女性身体的最终挪用(索菲亚,1984)。而在另一视角中,赛博世界或许正是关于我们社会和身体的活生生现实,在那里,人们不再惧怕其和动物与机器的亲密关系,不再惧怕其永久性的局部身份与矛盾立场。政治斗争必须同时从两个视野出发,因为每一个视野都透露了即便从单一视野的最有利位置也无法看到的相同宰制和不可想象的可能性。单一视角制造的错觉比双重视角甚至多头怪的还要多。赛博联盟或许是可恶和不合法的;但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我们又不能奢求更多关于抵抗和再联合的有力神话。我倾向于把LAG,即利弗莫尔行动团体设想为一个赛博团会,它致力于最现实地改造那种表象了技术末世论的实验室,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将女巫、工程师、老年人、性变态者、基督徒、母性妇女和列宁主义者长期维系在一起的政治模式并最终促使美国实行裁军。“无法分裂”正是我所在城镇中那个亲密团体的名字;而亲密,它意味着个体不是因为血缘关系而是通过选择,通过类似于原子团之间的相互吸引,即亲和力才走到一起的。
(lightwhite 译)
破碎的身份
发表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 由 lightwhite
选自当娜•哈拉维的 《赛博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二章
如今,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命名“女权主义”,甚或要在各种语境里坚持这个名词都显得很困难了,因为命名行为所隐含的排他意识是如此尖锐。身份显得矛盾、不完整但又是战略性的。尽管关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社会-历史性宪法已经艰难地得到了认同,但这并不能为根本性联合的信仰提供坚实的基础。成为妇女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被束缚,甚至连“成为妇女”这样的状态都可能还不存在——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充满争议的性科学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极度复杂的范畴。关于性别、种族或阶级的意识是不快的历史经验强加于我们的结果,是父权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现实的产物。而在我的修辞学中,谁是“我们”?何种身份能够为关于“我们”的有力的政治神话奠基?什么又将调动人们对这个政治团体的激情?女权主义者(更不消说一般女性了)在每一条可能错误的道路上遭遇的痛苦分歧,已使女性的概念变得捉摸不定,甚至成为了对妇女间相互支配之矩阵的辩解。对我,以及那些对白人、职业化中产阶级、女性、激进派、北美人和中年体态者具有相似历史定位的人而言,政治身份的危机具有众多根源。美国左派和女权主义者的新近历史,就已经以在无尽分裂中探索新的根本性联合的方式,回应了这种危机。而另一种来自联合-亲和力而非(身份)同一性的回应,也正得到更多的认可。
切拉•桑多瓦尔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即其所谓 “有色妇女”的新的政治呼声形成的那一刻,提出了关于政治身份的一个充满希望的理论建构——“对抗意识”。“对抗意识”来自于那些拒绝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社会划分中取得固定地位的人们对权力网络所做的有力读解;而“有色妇女”这一概念,虽在其诞生之初便遭到了其所指称对象的反对,但它作为标志着西方传统中所有男性符号的系统性失效的历史意识,却建构了一种能取消他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后现代身份。并且这种后现代身份是完全政治化的,而不管其他可能的后现代主义将会怎样。可以说,桑多瓦尔的对抗意识是矛盾的位址和异时的历表,而不是关于相对主义或多元论的。
桑多瓦尔强调,任何对“有色妇女”的定义都还缺乏明确的尺度。她指出,对一个团体的定义往往是通过有意识的否定性排他性挪用得到完成的。例如,一个奇卡纳人(墨西哥籍美国妇女)或一个美国黑人妇女还不能作为一个妇女、黑人或奇卡纳人本身来言说,这样,她就处于否定性排斥性身份层级的底端,甚至被排除在因受到特权压迫而声称要发动重大革命的“妇女和黑人”这样的社会群体之外。“妇女”这一类别不包括所有的非白人妇女,同样地,“黑人”虽不包括所有的非黑色人种,但也不包括黑人妇女。然而,在已然确定其历史身份——“有色妇女”的身份——的美国妇女身上,将没有“她”,没有自身之特性,惟有差异的海洋。这种(有色妇女)身份标识出了被自我意识所建构的(政治)空间:空间并不能被确证为是建立在本质性认同的基础之上,而只能运作于自觉联合、亲和力与政治之亲密关系的基础上。不同于美国白人女权运动某些流派的“妇女”观念,“有色妇女”这一身份中不存在对“妇女”概念的自然化企图,至少在桑多瓦尔的意义上,它是唯一可以凭借对抗意识的力量而得到的东西。
桑多瓦尔的观点已被认为是在反殖民主义话语获得全球性发展的背景下,对女权主义的一个明确表述。或者说,其言论正在消解大写“西方”及其最高的文化产物,即男人——并非动物、野蛮人或妇女而是男人开创了被称之为历史的宇宙。随着东方主义不断遭到政治化和符号化的解构,西方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身份也受到了颠覆。桑多瓦尔认为,“有色妇女”将有机会建立一个有效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不再复制旧有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化、整体化的革命主体,因为这一主体还从未正视过由去殖民化带来的无序复调式的后果。
凯蒂•金强调了(身份)认同的界限与政治诗学的界限,后者主要由 “诗”——文化女权主义的生成核心——的读解所建构。她同时批评了当下这样一种持续的趋势,它试图在女权主义实践的不同“时刻”和“对话”中,通过对妇女运动的划分来促使自身的政治倾向成为整体运动的最终目的。这种旨在重写女权主义历史的分类趋势,似乎成为了那些一直存在的自足团体,尤其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确,其他所有类型的女权主义,往往可以通过建立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方式,被合并掉或加以边缘化;而女权主义分类所产生的认识论则是对妇女运动公开经验的背离。当然,“女性文化”,如同“有色妇女”的概念一样,是亲和力促进机制的有意识的创造物;诗歌、音乐的仪式,还有某些形式的学术实践,在此都已是极其卓越的了;而美国妇女运动中关于种族和文化的政治则亲密地交织在一起。金和桑多瓦尔取得的共同成就便是在不依赖挪用、合并、分类认同逻辑的情形下,尝试着组建一个真正的诗学政治联盟。
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通过支配或合并形成同盟的斗争,不仅讽刺性地消解了对父权主义、殖民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被人挽留的主义的辩护,同时还要(人们)采取一种统一的或本质的立场。我想,激进的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同样消解了他们我们自己的认识论策略,而这恰恰是未来联合体的构想过程中极其关键的一步。但已为西方政治民众所熟知的一切认识论原则是否都无法承担我们要求建立起有效亲密关系的重任,则依旧悬而未决。
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那种将革命性立场、认识论建构为人们改变世界之所获成就的努力,已经成为了显示认同之界限的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在革命主体方面,结构性的后现代理论与建构性的本体论话语,或许会被人视为在生存利益层面上消解西方式自我的反讽同盟。我们已痛苦地意识到,拥有一个历史性建构的身体将意味着什么。尽管自身无法摆脱原罪,但我们还未被完全逐出乐园。而我们的政治却早已放弃了用无辜的天真来赦免罪恶。那么,关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另类政治神话又将看似怎样?或者说,何种政治能在容忍局部的、矛盾的、永久性开放的个体和共同自我之建构的同时,还依旧是忠诚的、有效的,并且讽刺性地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
我不知道在历史上还有对政治联合体有更强烈诉求的时刻,这一联合体能够有效地应对“种族”、“性别”、“性”“阶级”等概念的支配。我同样不知道历史上有过使我们可能参与建构的这种联合体成为可能的时刻。对于“他们”中任何人的现实状态,“我们”中都没有人能够以象征性或物质性的方式加以界定。或者“我们”至少还不能声称,自己在这种支配的实施中是清白的。白人妇女,包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发现(这意味着被迫在反抗和尖叫中才注意到)了“妇女”范畴的非-清白性。这一意识改变了以往所有范畴的地理学,像加热脆弱的蛋白质使其变质一样改变了它们的本质。赛博女性主义已经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任何自然联合的母体,甚至连建构一个整体都是不可能的。清白的概念及其推论——坚持受害经历是理解的唯一基础,已经造成了足够的伤害。但被建构起来的革命主体同样必然地使生活在20世纪晚期的人们受挫。在救赎历史被预言式地终结了的后末日时代,身份的解构及其反身性重构策略,使我们不再挥舞裹尸布成为了可能。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已经同时使“妇女”的范畴和关于“妇女”社会生活的意识发生了自然化和异化。也许一种简略的漫画式描绘可以凸显这两者的运作方式。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根植于对能够展露阶级结构的雇佣劳动力的分析,雇佣关系的结果是结构性异化,即劳动者和其劳动产品的分离。在知识领域内的是抽象和幻觉的法则,而实践领域内则是支配的法则。劳动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使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克服幻象并找到改造世界的必要支点。劳动是生产人的人化活动,是提供关于对象、宰制及异化的知识的本体范畴。
忠实地依其来源,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通过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策略的结合而得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取得的主要成就是扩大劳动概念的外延以使之能够容纳(一些)妇女的活动,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下,雇佣关系从属于更为复杂的劳动视域的时候。尤其是妇女的家务劳动及其作为母亲的活动(即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意义上的再生产),就因其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相似而进入了理论范畴。而妇女联合体在此则有赖于以“劳动”的本体论建构为基础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并不试图将联合体自然化;它只是在根源于社会关系的可能立场之基础上所取得一种可能成就。这种本质化运动发生于劳动或其相似物,即妇女活动的本体论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人本主义的遗产及其突出的西方式自我的观念,都是对我的挑战。这些理论构想的贡献一直是对真实妇女之日常责任的强调,这一责任要求去建构联合体而非将其自然化。
凯瑟琳•麦金诺的激进女权主义观点,是其自身对那种关于西方身份之基础性行动理论的挪用性、合并性、整体性趋势所作的夸张表述。根据她的观点,近来被称为激进女权主义的女性政治中,对不同性质的“时刻”或“对话”的同化企图在事实与政治意义上都是错误的。但她理论中的目的论逻辑却清楚地显示了一种认识论或本体论——包括其否定面——是怎样消除和管制差异的。在麦金诺理论取得的所有成果中,惟有一种可称得上是对那个被称为激进女权主义的多样领域之历史的重新书写;而其主要成果,作为经验理论和妇女身份的产物,是对所有革命立场的一种末日预言。这便意味着,参与建构激进女权主义传奇的整体化企图,将通过对激进的非存在之任何显现的强迫性经历,来达到其极致,即妇女联合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而言,意识是一种成果并非自然现实。麦金诺的理论虽消除了建构人道主义革命主体的障碍,却是以极端的化约论为代价的。
麦金诺强调,女权主义有必要采取一种不同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策略,即首先关注性性别及其生殖关系的结构和男性在性方面对女性的控制与挪用,而非阶级构成。但讽刺的是,麦金诺的“本体论”却建构了一个非-主体,一个非-存在:因为他者的欲望,而不是自我的劳动成为了“女性”的本原。她也由此发展出了一种集中于妇女经验的意识理论,其中的妇女经验包括了可被称为性侵害的一切;事实上,性本身以及“妇女”也都被囊括在内。这样,女权主义的实践就成为了如是意识形式的建构;这种意识形式也就是关于“不存在之我”的自我认知。
在这种女权主义的性挪用中,关于劳动的认识论地位还倔强得到了保留;这也意味着,足以改造世界之分析所从出的观点必须发生改变。但性的对象化而非异化,却是性性别构成的结果。而在知识论领域,性之对象化的结果是一种幻象和抽象。无论如何,一个妇女并不是简单地与其产品发生异化(分离),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她甚至并不作为主体即便是潜在主体而存在,因为她只有作为在性挪用中的妇女才是存在的。被他者的欲望所建构并不等同于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野蛮分离时所发生的那种异化。
麦金诺关于经验的激进理论正在走向其整体化的极限;它更多的是要消解而非排斥其他一切妇女政治言说与行动的权威性。如是的整体化产生了西方父权制本身都未能成功生成的东西,即如果不是男性欲望的产物就要作为非-存在之妇女的女权主义意识。我想麦金诺或许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身份观念并不能为妇女联合体提供坚实的基础。但在出于女权主义目的而解决西方革命主体的矛盾方面,她却发展出了一种更为专制主义的经验言论。如果说我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有所不满的话,那是因为它们在反殖民主义话语和实践中明显无意识地消除了那种多声音的、不可化约的根本差异;而麦金诺通过“根本上”不存在之妇女的设置来故意消解所有差异的做法则不能令人宽慰。
在我的分类学体系——它像其他分类学一样是历史的重写——中,激进女权主义应该能够容纳被其所命名的、作为劳动力形式存在的妇女的所有行动,只要这些行动能够以某种方式被赋予性征。这两种(女权主义)发展趋势在再生产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风格,一个根源于劳动,另一个则根于性,但两者都把支配与忽视社会和个体之现实的结果称为“虚假意识”。
毋论任何创始者在其论述中所做的障碍或贡献,马克思主义或激进女权主义所采用的视点都未能肯定一种局部性解释的地位;因为两者都是得到有机建构的整体。西方的解释论已同样要求了;但西方式创始者有如何容纳他者?每一个都试图通过类比、简单罗列和增添的方式来拓展其基本范畴,最终攫取他者的支配形式。种族问题在白人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中引起的尴尬的沉默,将会被视作一个重大而鲜明的政治后果。历史和多元话语则消逝在欲图确立谱系的政治分类学之中。对于一个声称要把妇女分类与妇女社会团体之结构揭示为一个统一性或整体化全体的理论而言,种族(或其他更多的)问题并未留有更多结构性空间。我简略描述的结构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阶级结构雇佣关系异化劳动,
经与再生产的类比,拓展性概念外延,最终增添种族式
激进女权主义
——性别结构性挪用性的对象化,
经与劳动的类比,拓展再生产概念外延,最终增添种族
在另一个语境里,法国理论家茱莉亚•克瑞斯蒂娃声称二战之后,妇女随同青年组织一起成为了历史性团体。其所说时间或有待商榷,但我们现在却习惯性记得知识对象,历史性人物,并不总存在的种族,具有遗传性的阶级,新近才有的同性恋。在地球上人际交流网络变得空前多样、丰富和复杂的时刻,人类家庭——同时也是妇女本质所在——的象征体系遭受瓦解绝非偶然。“发达资本主义”还不足以再现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内在结构。在“西方”的意义上,人的终结是一种危险。同样的,在我们时代,妇女裂变成妇女也不是偶然。或许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根本上并没有犯生成一种压制妇女特性和矛盾利益的本质化理论的错误。我想,我们一直是通过至少不经心地参与白人中心主义的逻辑、话语和实践,通过为统治寻找单一基础的方式来捍卫我们的革命呼声的。现在我们的借口更少了。但由于对失败的反思,我们必须冒险陷入无尽的差异,并放弃达成局部性之真实联络的难以理解的任务。因为某些差异是戏谑的,某些则是世界历史性统治系统的两极;而“认识论”恰恰是要认知差异。
(lightwhite 译)
统治的信息学
发表于 2010 年 6 月 14 日 由 lightwhite
选自当娜•哈拉维的 《赛博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三章
在一种从认识论和政治学立场出发的尝试中,我试图大致地勾勒可能之联合的图景,一种得益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构想原则的图景。我勾勒的框架将由全球化社会关系——它联系着科学与技术——之重组的限度和重要性来决定。我赞成如是的一种政治,它根植于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本质的根本变革的诉求,而这些变革将发生在一个其崭新程度和影响范围堪比工业社会的新兴世界秩序体系之中;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有机的工业社会到多样化的信息体系时代,从一切劳作到全然游戏,致命游戏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变化中物质性和精神性共存的二元论,将在下表中得到表达。这个表格描绘了从舒适的旧有历史性统治到我称之为统治信息学的新式恐怖网络的转变。
表现 模拟
布尔乔亚小说,现实主义 科幻小说,后现代主义
有机体 生物碎片
深度,整体 表层,边界
热量 噪声
作为临床实践的生物学 作为碑文的生物学
生理学 信息工程
小团体 子系统
完美 优化
优生学 人口控制
颓废,《魔山》 退化,《未来战士》
卫生学 压力控制
微生物学,肺结核 免疫学,艾滋病
劳动的有机分工 生物工程学劳动控制论
功能专门化 模式组建
生殖 复制
官能性原则的专门化 最优遗传策略
生物决定论 进化惯性,约束
群落生态学 生态系统
种族存在链 新帝国主义,国际人道主义
家庭工厂的科学经营 世界工厂,电子村
家庭市场工厂 集成电路中的妇女
家庭薪水 可比价值
公共私人 赛博-公民身份
自然文化 差异域
合作 增进交流
弗洛伊德 拉康
性 基因工程
劳动力 机器人技术
心灵 人工智能
二战 星球大战
白人资本主义父权制 统治的信息学
这个表格提出了不少有趣的东西。首先,表格右边的项目不能被读解为“自然的”或是对左边自然化编码的颠倒。我们不能直接精神性或物质性地进行复归。不仅上帝死了,就连神性也消亡了;但两者或许能在由微电子和生物技术政治统治的世界里得到复活。对于生物碎片之类的东西,我们不应考虑其本质特性,而应考虑其设计、边界范围、变率、系统逻辑和放宽限制之代价等。有性生殖是再生产策略中的一种,其代价与获利将由系统环境来决定。有性生殖的意识将不再能合理地要求性及性原则的概念,这一概念曾作为有机部分出现在例如生命体和家庭这样的自然物之中。如是推论会被视为非理性的,而更讽刺地,看《花花公子》的行政管理者将和反色情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共同揭示这种非理性主义。
同样地对于种族,有关人类多样性的意识形态必须在参数频率的视域中进行建构,如同血型或智力评分。提及诸如野蛮和文明之类的概念将是非理性的。对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而言,对社会整体系统的探寻已让位于一种被称为“实验人种论”的新实践形式,其中,有机体将在对写作游戏的关注里消解。在意识形态的水平上,我们可以看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被转换成了发展和不发展,种族和现代化强制的话语。任何物和人都能够在分解和重组的意义上被理性地思考,不再有“自然”的建筑学能够强制系统设计。世界都市的金融区,同样还有出口加工和自由贸易区,都明确地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能被科学认知的整个对象世界,必须被阐释为通讯工程(就管理者而言)中的难题或文本理论(就抵抗者而言)。而这两者都是赛博符号学。
我们应该期望控制策略集中于边缘情境和交界面,集中于穿越边界之流的速率,而不是关注于自然物的完整性。西方自我的“整体性”和“真诚性”已让位于决策程序与专家体制。例如,适用于妇女生育能力的控制策略,就将在人口控制和个体决策者之目标最大化的话语中得到发展。控制策略将围绕着种族、强制之代价、自由程度被建构起来。人类,就像其他任何部件或子系统一样,必须在一个系统建筑中被局部化,而这一系统操作的基本模式则是概率与统计。没有客体、空间或身体就自身而言是神圣的;任何子系统,只要其恰当的标准和编码能在在共同语言中被建构为加工符号,就都能与其他子系统接合。当今世界的交易已超越了马克思曾经完美地分析过的,由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的普遍交换。可以影响这一整体中每一部分的特殊病症是强制—交流的崩溃(霍格内斯,1983)。赛博不是福柯生命政治学的主体;赛博只是冒充政治这个更加潜在的操控领域。
对于自二战后历史性出现的作为科学与文化之知识对象的这种分析,使我们注意到了女权主义分析中的一些重要不足,女权主义分析取得进步的同时,有机的历史二元论的命令性话语在亚里斯多德之后的西方世界里似乎还一直统治着。它们被蚕食,或像佐伊•索菲亚(索弗里斯)所说的那样,是被“技术消解”。灵与肉、动物与人类、生命体与机器、公共与私人、自然与文化、男性与女性、野蛮与文明等二分法都在思想上成为了问题。妇女的真实境遇是她们在一个生产繁殖与所谓信息统治学之联络并存的世界体系里遭受的整合剥削。家庭、工作场所、市场、公共场所和身体自身,这些都能以几乎无限的、多样的形式被分解和接合,伴随着对妇女和他人的巨大影响——影响因人而异,使得有力的国际对抗性运动既难以想象又对生存至关重要。重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致力于科学和技术的理论和实践,包括构建我们想象的神话和意义系统。赛博是一种被分解和重组的,后现代的集体和个体的自我。这是女权主义者必须编码的自我。
通讯技术和生物科技是重制我们身体的重要工具。这些工具反映和强化了世界范围内妇女的新社会关系。技术与科学的话语可以被部分地理解为体系化的,理解为组建它们的流动的社会交往的冻结时刻,但它们也可以被视为强化意义的手段。工具与神话,手段与概念,社会关系的历史体系和可能之身体——包括知识对象——的历史解剖学,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的确,神话与工具彼此组建了对方。
更进一步说,通讯科学与现代生物学被一种普遍运动所构建——这种运动是从世界到编码问题的转译,是对普遍语言的追寻,在其中对重要控制的一切抵抗都消失了,而所有异质成分都可被拆分,被重组,进行投资和交易。
在通讯科学中,世界到编码问题的转译可以在应用到电话技术、计算机设计和武器部署或数据基础组建与维护的控制论系统理论中得到例证。在每一案例中,对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依赖于语言和控制理论;而关键的操作则决定了变率、方向和被称为信息量之流动的可能性。世界被可为不同信息所渗透的边界所分割。信息就是那种允许普遍转译和不可阻挡之重要权力(被称为有效交流)的可以量化的因素(集合,集合的基础)。对如是权力而言最大的威胁交流的崩溃。任何系统瘫痪都是压力的作用所致。这一理论的基本法则可以浓缩到C31的隐喻之中,它是命令—控制—交流—智能,是军事关于其实践理论的象征。
在现代生物学中,世界到编码问题的转译能在分子遗传学、生态学、社会生物学的革命理论和免疫生物学中得到说明。有机体已经被转译成基因编码及其读解的问题。生物技术,作为一种书写技术,广泛地影响了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有机体不再是知识对象,而是生物部件,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流程之话语。生态学上的相似运动则可以通过对生态系统概念之历史和集合的考察得到检验。免疫生物学及相关的医学实践提供了关于编码特权与作为知识对象和我们身体现实的认知体系的丰富范例。生物学在此就是一种密码学。研究是一种必要的智力活动。这极具讽刺性:一个受压的体系将会出错,其交流进程将会崩溃;它不能有效地识别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拥有狒狒心脏的人类婴儿引起了全国性的伦理困惑——不论是对动物保护主义者还是人类纯粹性的捍卫者而言。在美国,同性恋男子和静脉注射药物使用者是可怕的免疫系统疾病的特殊牺牲品,这一疾病标识(在身体上铭刻)了边界的混乱与道德的堕落。
然而,这些涉及通讯科学与生物学的东西已经到达了一种崇高的水平;(实际上)还存在着世俗化的、普遍的经济现实来支持我的言论,即这些科学与技术表明了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结构的一种根本性转变。通讯技术依赖于电子学;现代国家、跨国公司、军事力量、福利国家机构、卫星系统、政治进程、我们身体的医学结构、色情产业、劳动的国际化分工和宗教布道都密切地依赖于电子学。微电子是拟像(在波德里亚的意义上)的基础,而拟像则意味着无原型的复制。
微电子是实现从劳动向机器人学和言语进程,从性到基因工程和生殖技术,从心灵到人工智能和决策程序之转移的中介。新的生物技术不止关注人类的生育。生物学作为一种关于可塑材料与进程的有力的工程科学对工业,或许在今天更明显的是对发酵、农业和能源领域具有革命性的蕴意。通讯科学和生物学都是对自然—技术的知识对象的建构,在这些知识对象中,机器与有机体的差异已经完全模糊了;心灵、身体和工具处于密切的联系之中。日常生活生产与再生产的跨国组织和文化及想象之生产与再生产的象征性组织看起来同样密切。再也没有比关于基础与超越,公共与私人,或物质与精神的边界维护的形象更虚弱不堪的了。
我曾经使用了雷切儿•克雷斯曼(Rachel Grossman)关于集成电路中的妇女的形象(1980)来命名全世界妇女的处境,它如此密切地通过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实现了重构。我也使用了奇怪的措词“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来表明我们并非在处理一种技术决定论,而是在面对一种依赖于人们中间根本关系的历史性体系。但这一说法应该同样表明科学与技术提供了新的权力资源,一种我们亟需的关于分析与政治行动的新资源((Latour, 1984))。对种族、性和阶级的一些重新组织根源于高科技促成的社会关系,这一重组能够使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有效的进步政治之关系更为密切。
(lightwhite  译)

家庭之外的“家务经济”
发表于 2010 年 6 月 19 日 由 lightwhite
选自当娜•哈拉维的 《赛博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四章
“新工业革命”正在生成一种新的世界化的生产阶级,如同性别与种族一样。资本极端的流动性以及新的劳动国际化分工的出现,是与新团体的涌现以及惯常分类法则的弱化交织在一起的。这些发展既非性别的也不是种族的中性化。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白人男性最近变得易遭受永久性失业,而妇女却不像男性那样以相同的比率从工作名单中消失。这并不简单的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成为了以科学为支撑的跨国公司在进出口贸易区,尤其是在电子产业的首要劳动力。(实际的)情形应是更系统化的,并包括生殖、性、文化、消费与生产。在具有典型性的硅谷(Silicon Valley)中,许多妇女的生活是围绕着参与电子生产的工作建构起来的,而与她们最密切的现实则包括了有序的异性恋的一夫一妻制,协商化的儿童抚育,远离亲属或其他传统的集体组织,遭受孤独的极大可能性与随着年龄增加而来的经济的极端脆弱性。在硅谷,关于妇女性别与种族的多样性构成了在文化、家庭、宗教、教育与语言方面冲突之差异的缩影。
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rdon)已将这一新境况命名为“家务经济”(homework economy)。尽管其说法包括了与电子集成相关的原初的家务活动,戈登还是试图用“家务”来命名一种已经广泛地拥有以往被归于女性职业——一种原本只为女性提供的职业——之特点的工作的重构。被女性化意味着变得极度脆弱,能够被当作预备劳动力遭受分解,重组和剥削;似乎更像服务器而非工人;服从于嘲笑受限之工作日的有偿工作的断断续续的安排;拥有着一种近乎猥琐的,不当的与可化约为性的存在。降低技术要求是新近针对以往享有特权的工人的一种老策略。然而,家务经济并不单指大规模的技术削减,它也未忽视正在出现,甚至对妇女与男人而言是恰好被排斥在技术型职业之外的,新的高技能领域。不如说,这一概念表明了工厂、家庭和市场以新的规模被结合在一起,而妇女的位置是关键性的——需要分析妇女间的差异,分析妇女与男性在不同情境下之关系的意义。
家务经济作为一种世界化的资本主义组织性结构是通过新技术而成为可能的(不是由之引起)。对相对享有特权的,多数为白人的男性之联合工作的成功攻击,将难以注意到新通讯技术合并与控制劳动的权力,即使劳动的广泛分散和非中心化是主要的。新技术的后果正在被妇女感受到,不论是在家庭(男性)工资(如果她们曾有机会得到这种白人特权的话)的丧失还是在其自身工作——工作正在成为资本密集型的,例如办公职务与医务工作——的特点方面。
新经济与新技术的组织同样是与福利国家的瓦解和随之而来的对妇女维持自身以及男性、儿童与老人的日常生活的强化要求相关联的。贫困的女性化——它通过对福利国家的消除,使稳定工作显得多余的家务经济而形成,并由妇女工资无法与男性抚养儿童的收入相比较的期望所维持——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焦点。由妇女主导的,多样的家庭模式的成因展示了种族、阶级或性行为的功能;然而它们日增的普遍性却为妇女在多个问题上的联合提供了基础。妇女时常要维持日常生活,这部分地是由其被迫作为母亲的地位所决定的,已不是一种新论点;但它与资本主义综合体以及日益扩大的战争经济的联系却是前所未闻的。例如,对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有偿的家政服务,如今大量从事办公等相似工作的美国黑人妇女而言,其特殊的压力是对就业状况下,黑人不断增加的贫困的一种巨大暗示。第三世界工业化地区的少女在逐渐发觉自己正成为家庭现金工资的唯一或主要来源,而土地已很难获得。这些进展必然会对性别与种族的精神动力学和政治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参照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商业早期工业,垄断,跨国,它们分别对应着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跨国主义——的模式,并联系詹姆逊(Jameson)关于美学的三个主导时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划分,我将提出与资本及其政治文化伴生物辩证相关的家庭的特殊形式。尽管一直处于困难和不平等的地位,但这些家庭的理想形式可以被系统地表述为:(1)男性统治的原子式家庭,它由公共与私人的二分法所建构,并伴随有白人中产阶级关于阶层划分的意识形态,以及19世纪英美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2)由福利国家和家庭工薪等制度促成(或强行建立)的现代家庭,其中一种非女权主义的异性恋意识形态得到了盛行,包括由一战前后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所代表的激进模式。(3)家务经济的家庭,具有妇女主导的矛盾结构并伴随着女权主义的爆发,对性别本身悖谬性地进行强化和侵蚀。
这就是阻止新技术的全球结构性失业计划成为家务经济图景之一的背景。随着机器人及相关技术使发达国家的男性工人失业并加剧了第三世界“发展计划”中增加男性就业的失败,随着办公自动化在劳动力过剩国家也成为普遍的法则,工作的女性化程度反而增强了。美国的黑人妇女早就知道,面对黑人男性的结构性失业及自身在工薪经济中极度脆弱的地位意味着什么。性、生殖、家庭和团体生活与经济结构通过多种方式交织在一起早已不是秘密,这些方式还区分了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的不同处境。更多的妇女与男性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这将使得超性别与种族的联合在维持基本生活(无论有无工作)问题上成为必要的,而不只是好的。
新技术同样对在全球范围内解决饥饿和勉强度日的粮食生产有着深刻影响。雷•莱瑟•布鲁姆伯格(Rae Lessor Blumberg)(1983)估算,妇女生产了全世界约50%的救济粮食。但她们一般却被排除在食物与能量作物的不断增长的高技术商品化的受益行列之外,其日子变得越发艰苦因为她们提供食物的责任并未减轻,而她们的生育处境也在变得更为复杂。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技术与其他工业高科技生产的结合改变了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性别移民模式。
新技术似乎已被深深地包含在罗斯•皮切斯基(Ros Petchesky)(1981)曾分析过的“私人化”之形式之中,在这种形式里,军事化,右翼家庭意识形态及政治,还有作为私人所有的公司(或国家)财产都以协同的方式相互影响着。新通讯技术对每个人消除“大众生活”而言是根本性的。这促成了永久性的高科技军事设施的迅猛增加,却是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妇女的文化与经济利益为代价的。诸如游戏机和微型电视之类的技术,对“私人生活”的现代形式而言似乎是极为关键的。游戏机文化正在被缓缓引向个体竞争与外太空战争。在此产生了一种关于高技术的,性别化了的想象,即设想星球的毁灭以及从这一后果中的科幻式逃离。不仅我们的想象被军事化了,就连电子战与核战的现实也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许诺终极流动性与完美互换的技术,和流动性及互换的完美实践在其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之一而出现的,无处不在的旅游业。
新技术对性与生殖的社会关系都产生影响,尽管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性和手段的密切联系,即将身体视为一种私人的满足和功能最大化的机器的观点,在生物社会学的起源神话里得到了很好的描述。这些起源神话强调一种遗传微积分,并解释了男女性别角色之统治的必然辩证法。这些生物社会学的神话依据的是一种把身体视为生物成分或赛博通讯体系的观点。在生殖情境的诸多转变里,医学上的转变使女性的身体获得了能够被“可视化”与“干涉”的界限。当然在医学解释学中,谁控制着身体界限的解释权将是一个主要的女权主义问题。20世纪70年代,窥镜是妇女争取其身体权利的象征;而手工工具在我们面对赛博再生产的现实方面,还不足以表达我们身体的政治诉求。自助是不够的。可视化技术不仅恢复了用相机搜寻真相这样重要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恢复了摄影意识极度侵略性的本质。性,性行为与生殖是高技术神话体系的中心角色,这一神话体系建构了我们关于个体与社会之可能性的想象。
新技术所造就的社会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大量的科学与技术劳动力重构其期望、文化、工作以及生育。一个主要的社会与政治危险是一种强烈双向性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它使得所有种族群体,尤其是有色人种里大量的男性与女性,都受限于家务经济,对诸多样性一无所知,遭受解雇却无能为力,受到高技术压迫性机器的控制——从娱乐到监视甚至消失都是如此。 一种合理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应当关注从事特殊职业的妇女,尤其是参与科学与技术生产的妇女,因为科技的生产建构了科学—技术自身的话语、进程与目标。
这一问题只是追问女权主义科学之可能性的一个方面,但它却十分重要。应对科学的新群体在知识、想象即实践的生产中能够扮演何种根本的角色?它们又如何能与进步的社会与政治运动取得联系?何种政治责任能够被建立以使我们超越分离我们的科学—技术等级制度,并将妇女联合在一起?或许在与反科学设施军事化的行动团体的联合中,存在着发展女权主义科学技术之政治的新途径?许多在硅谷的科学与技术工人,包括高科技牛仔,都不愿为军事科学服务。这些个人选择与文化趋势能否在妇女——包括有色妇女——人数即将变得相当众多的职业化中产阶级当中,被融入进步政治?
(lightwhite 译)


集成电路中的妇女
发表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 由 lightwhite
选自当娜•哈拉维的 《赛博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五章
让我概述一下妇女在发达工业国家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些位置已经通过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得到了部分的重建。如果就公共与私人领域——它是由把工人阶级的生活划分为工厂和家庭,把资产阶级生活划分为市场和家庭,把性别存在划分为个人和政治领域这样的想象所提供的——方向上描述妇女生活在思想上是可能的话,那么现在它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它甚至表明了这些二分观念如何在实践与理论上相互建构。我宁愿选择一种网络的意识形态想象,它能够表明大量的空间与身份,以及在个人身体和身体政治中的边界之可渗透性。网络连接既是一种女权主义实践,也是一种跨国的合作策略——联网即是为了对抗性的赛博。
因此,让我们回到统治的信息学的较早形象,并去追寻一种能表面妇女在集成电路中之位置的视野;只接触到一些理想化的社会定位看似主要是来源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立场:家庭,市场,劳资工作,国家,学校,诊所—医院和教堂。其中的每一个理想化空间都在逻辑和实践上被包含在另外的核心之中,或许就像是全息照片。我试图去表明,受到旨在帮助建构被需要的分析和实际工作的新技术之作用与强制的社会关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而,在这些网络中并无妇女的位置,只有对妇女之赛博身份而言极为重要的差异与矛盾的几何结构。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去读解如是的权利和社会生活的网络,我们或许就能学到新的连接,新的联合。从身份界定或统一自我的立场出发是无法读解以下列表的。关键问题总是散布着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在这种流散中获得幸存。
家庭:妇女主导的家庭,有序的一夫一妻制,男性虐待,孤身老妇,家务工作的技术,有偿家务,家庭血汗工厂的重现,在家商务与远程办公,电子化别墅,都市流浪者,移民,模块建筑,被强化(或被模拟)的基本家庭,强大的统治暴力。
市场:妇女持续不断的消耗性工作,其新近目标是大量购买源自新技术的新产品(尤其是随着在工业和工业化国家中的竞争性种族为了避免大量失业的危险必要性,找到了针对明显较少需要之群体的更大市场);权力的双向购买,伴随的是大量的富人群体成为了广告对象而传统的大众市场却被忽视;随着与高技术持平的在劳动力和商品方面的信息市场之重要性的增加,富人市场也被建构起来;在电子资金转移过程中的监视系统;经验被强化了的市场抽象(商品化),导致一种无效的乌托邦或等价的共同体的悲观理论;市场资本体系的极端流动性(抽象化);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渗透;被抽象和被分离的消耗的被强化了的性别化。
劳资工作:对劳动力持续而强烈的性和种族的划分,使用众多白人妇女和其他有色人群之特殊化职业策略的一种重要增长;新技术对办公、服务、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农业和电子工业中妇女所从事之工作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国际化重建;促成家务经济的时间之新安排的发展(花边时间,业余时间,无时间);家庭工作与失业;工资之双重结构带来的增长了的压力;在全世界收入独立的人口中无(工作)经验或无稳定工作的长远希望的象征性人群;被“边缘化”或被“女性化”的大多数劳动力。
国家:对福利国家的不断侵蚀;与监视与控制之增强同时的分散化;由远程通讯塑造的公民身份;基本上以信息丰富信息贫乏的分化形式出现帝国主义和政治权力;受到社会团体更大反对的增强了的高技术军事化;作为办公工作不断增长的极端激烈化之结果的平民服务工作的减少,以及对有色妇女职业流动性的暗示;物质与精神生活及文化的持续私有化;私有化与军事化的紧密关联,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式个人与公共生活的高科技形式;与相信抽象敌人的精神机制相关的,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不可见性。
学校:被种族、阶级和性别所分化的,高科技资本需求与各阶段大众教育的强化联合;以保留对儿童和教师的稳定的教育统治结构为代价的教育改革与重建里的管理阶层;技术与军事文化中愚昧和压制大众的教育;持异见的激进政治运动中不断增长的科学神秘主义信仰;白人妇女与有色人种中相对持续的科学无知;以科学为支撑的跨国公司所导致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愈发严重的工业化倾向;进步的双向社会中接受过高等教育,为数众多的精英。
诊所—医院:被强化的机器—身体关系;引入个人身体经验,尤其是与生殖,免疫系统功能和“压力”现象相关的大众隐喻的重新设置;作为对妇女尚未意识到的,其生殖关系之控制所产生的世界的历史性影响之回应的生殖政治之强化;新的,历史性的特殊疾病的出现;高科技产品与进程充斥的环境中健康之意义与实现手段所引发的斗争;健康职业持续的女性化:为国家的健康职责所进行的斗争;作为美国政治主要形式的大众健康运动的持续的意识形态角色。
教堂:作为电子资本与自动化崇拜的上帝之联合的,电子原教旨主义的“超级储户”;在抵制军事国家方面被强化了的教堂之重要性;宗教上为了妇女意义与权力的主要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与性和健康交织在一起的持续的精神相关性。
描述统治的信息学的唯一途径是将其作为一种对非安全与文化贫乏的极度强化,并伴随着维系最弱势群体勉强度日的网络体系的普遍失败。由于这一描述与科学及技术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一种致力于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的紧迫性就显而易见了。现在要做的有很多,而政治工作的依据也还很充分。例如,发展劳资工作中妇女集体斗争之形式的努力,就像SEIU(服务业工人的国际联合在美国的办事处)份内的事情一样,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应该是头等重要的。这些努力对劳动进程的技术性重构以及工人阶级的改革有着深刻的关联。它们同时也提供了对一种更为全面的劳动组织——包括社团,性,家庭等在白人男性主导的工业化社会中从未被优先考虑过的问题——的理解。
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相关的结构性重组唤起了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然而,20世纪晚期妇女与一切领域内的工作、文化、知识生产、性与生殖之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必要使我们永远地沮丧。出于绝佳的理由,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将统治视为最好的,并疑惑什么可以唯一地成为虚假意识,为何在晚期资本主义里人们与对其自身的统治达成了共谋。或许,尤其是从妇女的视角看,记得已失去的,通常是以压迫的暴虐形式出现而在面对近来之暴力时却被怀旧地自然化了的事物,是极为重要的。由高科技文化所促成的被扰乱之联合体的矛盾心理,并不要求将意识划分为清晰的可批判类别以组建一种坚定的政治认识论,与“被操控的虚假意识”相抗衡,而是要求一种对正在浮现的快感、经验与权力的敏锐理解,因为它们拥有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潜能。
对于种族、性别与阶级中出现的新联合,存在着能为之提供基础之希望的理由,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分析的基本单位本身就发生着无常的变化与转移。在全球化的科学与技术之社会关系的连结中,所经验到的困难强度是无比巨大的。但是,人们正在经历的还并未透明可见,而我们也缺乏能够用以建立有效的经验理论的微妙联系。当前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的,人类学的——就连阐明我们的经验而言都还不够充分。
对于由我自身的历史立场——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女孩能得到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或许要归功于苏联人造卫星对美国科学—教育的国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所提供的反常态度,我十分清楚。我的身体与心灵是由二战后的军备竞赛与冷战,以及妇女运动所建构起来的。当我们把目光集中于旨在产生忠诚的美国技术专家和大量持异见者之政治的矛盾效果,而非当下之失败的时候,就还有更多希望的理由。
女权主义立场之视角的恒久性偏见,对我们关于政治组织与参与之形式的期望产生了影响。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整体视角以便更好工作。女权主义的共同语言之梦,就像关于一种完美的真实语言——它是对经验的完全忠实的命名——的所有梦想一样,是集权化的帝国主义梦想。在那种意义上,辩证法也是一种梦想的语言,因为它试图消解矛盾。或许,我们可以从我们与动物及机器的结合中反讽性地学到如何不成为大写之人,那个西方逻各斯的化身。从有效的、带禁忌性之结合中快感——它由于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而变得不可避免——的视角出发,或许的确存在着一种女权主义科学。
(lightwhite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