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与境：狄尔泰与他的历史哲学
2011-10-03
关联与境：狄尔泰与他的历史哲学
——纪念狄尔泰逝世一百周年
——纪念狄尔泰逝世一百周年
张一兵
摘 要：狄尔泰用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关的理解范畴抵御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基于无生命现象因果分析的说明范式的普适性僭越，形成了著名的“历史意识”。他将历史与系统的探讨结合起来，具体到历史研究中，则是要将哲学思考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性关联与境之中。狄尔泰提出的所谓精神科学，就是对这种由人类生命活动建构起来的历史性关联与境内在体验之上的领悟。由此，历史研究成为一种此在重构过去生活的再建构。
关键词：狄尔泰 《精神科学引论》 关联与境 历史学
关键词：狄尔泰 《精神科学引论》 关联与境 历史学
两年前，我在参加“哲学与历史”对话研讨会时提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是被建构的，每一代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境重构那些他本人没有亲身经历的生活场景。这是我的所谓“历史构境论”中的一个基础性论点。有意思的是，在现场，“对方阵营”中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向我发问：“‘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这一事实是否为被建构出来的东西？”还没容我回答，我方阵营中的哲学家就已经开始从哲学逻辑的层面“教导起”历史学家了（李红岩老师语）。显然，在一通方法论边界和逻辑问题层次并不清晰和自觉的争论之后，“对方辩友”并不服气。其实在我看来，当代西方学界中哲学与历史学的学科边界并不像其他某些学科之间那样彊硬，原因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历史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最近，因为研究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我细读了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的部分文献，有感于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有关历史关联与境和重构论思想的论见，没有想到，一个世纪之前会有这样一位德国“思想战友”。写就此文，与历史学界喜欢方法论和史学理论的朋友们共思，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百年。
一、历史性意识中的形而上学之死
狄尔泰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重要且被误认的历史哲学家。通常，我们在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史中将他指认为与叔本华、尼采、席美尔同比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代表人物。用我自己的判断，这是施蒂纳、克尔凯郭尔之后以个人本位重建的新人本主义哲学话语逻辑。通常人们认为，在19世纪末当自然科学研究引申出来的实证主义方法成为统治一切学术领域的霸权话语时，狄尔泰第一个站出来界划了人文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社会历史领域研究的特殊质性，他用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关的理解范畴抵御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基于无生命现象因果分析的说明范式的普适性僭越，形成了著名的“历史意识”。然后我们还知道，狄尔泰的思想既影响过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海德格尔， 也影响过韦伯、席美尔等后学，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弟子马丁•布伯。再远一些看，狄尔泰的逻辑后援还接近今天的库恩和后现代思潮。然而，究竟是狄尔泰思想中什么观念性的东西奠基了后来西方历史方法论中的一种新的逻辑走向，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清楚的交代。个中原因主要是狄尔泰的文献译成中文较晚且不完整，这让我们对他的思想全貌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更不要说对其形成深入的理解。
狄尔泰的著作译成英文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直到最近，他的《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第1卷，1883年）、 《体验与诗》（1905年） 、《哲学的本质》（1907年） 以及《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10年）等重要文献才被译为中文。 这些也是狄尔泰在世时已经发表的主要论著。在国内，值得注意的研究论著当属谢地坤的《走向精神之路》和张汝伦的《二十世德国哲学》中关于狄尔泰的章节。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依据《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并辅之以其晚年著作《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的部分内容进行讨论，以便分析狄尔泰历史哲学的重要贡献，以及这种贡献与青年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的关联。
在《精神科学引论》一书第1卷“引言”的首段文字中，狄尔泰就突出说明了他思想逻辑中的基本要义。他说，此书的主导思想是将历史(historisches) 与系统(systematischen)的探讨结合起来，这是两个基本的关键词。并且，随着理解思想的发展，系统的思想越来越聚集为结构的理论（Die Theorie der Struktur）。 当然，历史与系统两者在狄尔泰那里并非平分秋色，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关联解说结构的关联”。 在晚期的《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一书中，狄尔泰将历史与系统的观点具体指认为西方18世纪以后历史学研究中的两个伟大原则：一是始于伏尔泰的“与一个时代的统一性相关的特殊系统”的观点；二是赫尔德等开始的“发展原则”。
而这种结合具体到研究中，则是要将哲学思考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性关联与境(historischen Zusammenhang )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s）”一词。 相比之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概念更具能动性。而青年海德格尔则十分关注狄尔泰所使用的关联与境、生活关联与境（Lebenzusammenhang）、生活联结（Lebensbezug） 等关键词。在晚年，狄尔泰更多地使用结构关联与境（strukturzusammenhang）一词。 这是一个重要的逻辑落点。所谓关联与境，是狄尔泰原创性地把对世界的历时性的观察（synchronicshe Betrachtung）与共时性的分析（diachronische Analyse）有效整合起来的重要努力，通俗地说，就是将历史性的思考与系统性的观念结合而成的一个观察历史现实的交叉点，它是特指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结构，它是当下发生的情境突现出来，生成对个人生命存在的一种先在的制约条件，并且，这种关联与境也是人的生命涌动和创造的源头。
在狄尔泰看来，精神科学就是对这种由人类生命活动建构起来的历史性关联与境内在体验之上的理解（Verstehen）与领悟。他认为，通常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可以用理智中的因果关系说明（erklaeren）自然存在的结构，可是面对由人的生命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存在时，则只有通过理解：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生命。在狄尔泰那里，生命即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或者换句话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通过体验和理解领会的，是作为把人类内含于其中的关联与境而存在的生命。并且，关联与境的根本是一定的时间之中的历史性结构。十年以后，狄尔泰在《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中进一步将关联与境确定为一种场境突现的格式塔，并认定在人们的每一个心理过程中，关联与境“决定了我们在何时并且怎样从事关注；统觉依赖于它，表象的再造也受制于它”。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说过，任何一种对某个哲学问题的解决，都属于某个曾经在那个时代呈现出来的情境。哲学思考既取决于思想与总体理论构架的关系，也取决于与时间、地点、各种生活境遇，以及人格相关的文化情境。我们将看到，这个关联与境是理解狄尔泰全部历史哲学的钥匙，并形成他全部历史认识论的基础。马克雷尔认为，海德格尔后来正是在这个关联与境的基础上生成了他的Situation范畴。 我非常认同这一指认，因为它与我所提出的Situating的存在逻辑基本同向。在19世纪末，狄尔泰就将共时性的结构思想与历时性的历史逻辑统合起来，以生成一种系统性的历史意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可是，狄尔泰的上述这些最重要的哲学观念却长期被传统学术诠释所遮蔽了。
当然，在阅读完《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之后，我的总体感觉是狄尔泰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其逻辑构境颇有深意，但在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逻辑叙事结构上，他远不及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这些大师，更不用说与讲故事的能手海德格尔相比。书中的内容重复、烦碎，不能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大的逻辑布展层面处置严重不合理，这很可能给他的思想传播带来过消极作用。所以，在对狄尔泰的文本分析进程中，我无法严格依从原有的文本写作逻辑线索前行。特别是在对《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重新思考构境中，我倒觉得从第二编开始更适合读者的真正进入，因为在第二编中，狄尔泰的历史性意识在叙述形而上学的历史没落过程中极为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具象的历史研究分析个案。所以，对它的历史重构有可能生成一个较为感性的底层构境空间，然后，我们再回到此书的第一编，看看他为什么要为一种全新的精神科学奠基，以达及狄尔泰的深层思想构境。请读者一定注意我的重构策略。
《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第二编的标题为“形而上学（Metaphysik）作为精神科学的基础（grundlage）：它的鼎盛和式微”。在当时，孔德等人已经公开断裂式地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然而，狄尔泰却明确提出形而上学正是他所要创立的精神科学的历史性基础。特别是，他要求将整个思想史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并充分肯定不同思想在这个历史演进中的贡献。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性意识中的清醒。我甚至认为，狄尔泰的历史意识并非由于他专门讨论过什么是历史意识这样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恰恰是他在叙事方法和逻辑构境中自然表现出来的历史时间意识。在后来的《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的第二部中，狄尔泰分别具体说明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在西方的历史生成，并对西方历史认识发展的诸阶段，德意志启蒙思想运动以及普遍史和进步观念的历史发生进行了十分具象的逻辑描述。 对此，海德格尔的评价为，狄尔泰的真正贡献在于，“从更深的源头，以一种全面的方式，用历史意识发展的连续性，把握对历史理性批评这一问题”。 这是十分深刻的逻辑定位。狄尔泰认识到，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和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经验论都是一种非历史的抽象,其生成性缘起从基根上不过是对真实存在的社会关联与境（Zusammenhang der Gesrllschaft）“一些抽象的成份出发进行的建构过程”。 虽然如此，狄尔泰却认识到，两千多年来，抽象的形而上学始终是精神科学的奠基之源。所以，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形而上学——理解形而上学的出现、它的辉煌，以及它的式微”，因为只有历史性地理解形而上学，才能根本上克服形而上学。这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法。狄尔泰没有意识到，问题是他自己仍然是在形而上学的构境空间之中来讨论、批判形而上学的。这一点，被后来的海德格尔深刻地透视了。海德格尔有一著名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死亡”。按照狄尔泰观点，欧洲的形而上学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它曾经在中世纪和近代两个漫长的时期支配过欧洲的科学精神，并在几个世纪以前开始进入逐渐解体的过程。狄尔泰此书第二编的主旨，就是要对此作一个“历史的界定”。
在狄尔泰看来，亚里士多德最早用“第一哲学”来确认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具体科学的存在对象不同，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者的整体或者说作为存在者们的存在者”（das ganze seiende oder seiende als seiendes）。 这个观点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不过，这个存在者整体被后者透视为生命存在论意义上的交道性（Umgangs）建构物总体（环顾世界），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这个存在者整体（“一”）就是通过理性观念从存在者们（“多”）中抽象出来的超验的绝对本质，不管它被叫做“火”、“水”还是“理念”。狄尔泰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定义为大多数后来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哲学家所接受，但实际上，正如康德所说，“所有形而上学都是超越经验的，它用一种客观的和普遍的体系，来补充经验之中给定的东西”。 形而上学是思辨的，这些思辨过程设计了一种“隐匿在感觉世界背后的本质构成的世界”。形而上学是本质的逻辑构境。狄尔泰此处列举的思想家名字有阿奎那、莱布尼茨、康德。
狄尔泰承认，其实孔德已经历史性地看到了形而上学的没落，他将人类理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神学时代，二是形而上学时代，三是正在取代形而上学的实证科学时代。可是，狄尔泰认为孔德根本没有具体研究过形而上学和整个理智发展中的各种“历史性的相互关系”（historischen Beziehungen）。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历史性的“相互关系”是狄尔泰哲学中表现系统性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所以在此篇的第二部分中，狄尔泰要对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十分具体的研究和讨论。我们来看他的分析。
狄尔泰说，欧洲的现代人是在“教皇和皇帝支配下的各种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世界的解体”中崛起的。这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性的定位。从客观的社会历史现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看待历史，这是马克思1845年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现代人的出现是中世纪没落中的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一切“社会转化过程和政治转化过程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
在现代城市之中，各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都是和工业（的兴起）一起出现的。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具有的辽阔领域和这个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巨大资源，提供了像洪流一样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人们不再认为自然界是神圣的作品；人类的双手已经为了把握存在于它那些形式背后的力量，使它处于掌握之中。
这是说，工业和现代劳动取代神灵现实地创造了新的世界。这一些重要表述，几乎完全类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思想。哲学观念的改变不完全是理性自身的事情，而主要是现实历史改变的实践结果。这是我指认狄尔泰历史意识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的哲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哲学。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承认“狄尔泰有一个正确的感觉，即只有通过实践的道路才能在认识论上解答人与客观外界的关系”。 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巧妙地将这种现实的历史变革思辨地转换为形上的交道和关照（Sorgen）活动。青年海德格尔肯定没有看到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他对现实历史活动的思辨抽象有可能是从这里缘起的。狄尔泰明确指认，正是这种工业运动导致了科学的出现，恰恰是由“社会、商业、医学，以及工业的那些不断前进的实践意图”，包括“工业资产阶级的创造精神”，“为实验性的定量科学提供了难以衡量其重要意义的资源”， 生成了在实验科学中那种寻求因果联系的特定分析方法。狄尔泰明确指认：
剖析人类精神产品——欲想窥探心灵关联的发生、形式和作用，必须把观察和总结心灵关联得以产生的各个历史进程的工作与分析历史的产物的工作结合起来，对人的心灵关联的发生、形式和作用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之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观念。当然，我也认为狄尔泰还有尚未说清楚的问题，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观念的真正基础恰恰是资产阶级总体革命造就的历史性的现实社会历史进步。说开一点，这应该特指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 并且真正为这种历史进步科学思想提供重要支持的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有趣的是，狄尔泰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时候（1883年），马克思刚刚去世。我们不能断定狄尔泰是否阅读过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但狄尔泰的思想显然与1845年马克思的思想相接近。我注意到，里克曼也指认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狄尔泰的方法是一致的”。
并且，狄尔泰专门指认说，正是在这种现实的实践变革基础之上，科学的进步才历史性地彻底击败了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进展，“推翻了一神教形而上学”；当哥白尼将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时，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就必然发生巨大的改变。在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形而上学本身越来越成了思想家个人的东西，这证明了“形而上学体系具有的相对性”，进而，形而上学就会慢慢走向自己的尽头，“安然去世”。 形而上学之死是历史的必然。
我觉得，这才是孔德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真正现实缘起，形而上学时代没落之后，才会有全新的科学实证时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在工业现代性基础上历史地成了新的霸权，“人们已经把因果关系方面的研究和法则，从自然科学之中转移到精神科学的研究之中来了”。 这就是狄尔泰此时面对的学术场域之势。
狄尔泰的著作译成英文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直到最近，他的《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第1卷，1883年）、 《体验与诗》（1905年） 、《哲学的本质》（1907年） 以及《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10年）等重要文献才被译为中文。 这些也是狄尔泰在世时已经发表的主要论著。在国内，值得注意的研究论著当属谢地坤的《走向精神之路》和张汝伦的《二十世德国哲学》中关于狄尔泰的章节。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依据《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并辅之以其晚年著作《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的部分内容进行讨论，以便分析狄尔泰历史哲学的重要贡献，以及这种贡献与青年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的关联。
在《精神科学引论》一书第1卷“引言”的首段文字中，狄尔泰就突出说明了他思想逻辑中的基本要义。他说，此书的主导思想是将历史(historisches) 与系统(systematischen)的探讨结合起来，这是两个基本的关键词。并且，随着理解思想的发展，系统的思想越来越聚集为结构的理论（Die Theorie der Struktur）。 当然，历史与系统两者在狄尔泰那里并非平分秋色，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关联解说结构的关联”。 在晚期的《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一书中，狄尔泰将历史与系统的观点具体指认为西方18世纪以后历史学研究中的两个伟大原则：一是始于伏尔泰的“与一个时代的统一性相关的特殊系统”的观点；二是赫尔德等开始的“发展原则”。
而这种结合具体到研究中，则是要将哲学思考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性关联与境(historischen Zusammenhang )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s）”一词。 相比之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概念更具能动性。而青年海德格尔则十分关注狄尔泰所使用的关联与境、生活关联与境（Lebenzusammenhang）、生活联结（Lebensbezug） 等关键词。在晚年，狄尔泰更多地使用结构关联与境（strukturzusammenhang）一词。 这是一个重要的逻辑落点。所谓关联与境，是狄尔泰原创性地把对世界的历时性的观察（synchronicshe Betrachtung）与共时性的分析（diachronische Analyse）有效整合起来的重要努力，通俗地说，就是将历史性的思考与系统性的观念结合而成的一个观察历史现实的交叉点，它是特指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结构，它是当下发生的情境突现出来，生成对个人生命存在的一种先在的制约条件，并且，这种关联与境也是人的生命涌动和创造的源头。
在狄尔泰看来，精神科学就是对这种由人类生命活动建构起来的历史性关联与境内在体验之上的理解（Verstehen）与领悟。他认为，通常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可以用理智中的因果关系说明（erklaeren）自然存在的结构，可是面对由人的生命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存在时，则只有通过理解：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生命。在狄尔泰那里，生命即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或者换句话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通过体验和理解领会的，是作为把人类内含于其中的关联与境而存在的生命。并且，关联与境的根本是一定的时间之中的历史性结构。十年以后，狄尔泰在《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中进一步将关联与境确定为一种场境突现的格式塔，并认定在人们的每一个心理过程中，关联与境“决定了我们在何时并且怎样从事关注；统觉依赖于它，表象的再造也受制于它”。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说过，任何一种对某个哲学问题的解决，都属于某个曾经在那个时代呈现出来的情境。哲学思考既取决于思想与总体理论构架的关系，也取决于与时间、地点、各种生活境遇，以及人格相关的文化情境。我们将看到，这个关联与境是理解狄尔泰全部历史哲学的钥匙，并形成他全部历史认识论的基础。马克雷尔认为，海德格尔后来正是在这个关联与境的基础上生成了他的Situation范畴。 我非常认同这一指认，因为它与我所提出的Situating的存在逻辑基本同向。在19世纪末，狄尔泰就将共时性的结构思想与历时性的历史逻辑统合起来，以生成一种系统性的历史意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可是，狄尔泰的上述这些最重要的哲学观念却长期被传统学术诠释所遮蔽了。
当然，在阅读完《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之后，我的总体感觉是狄尔泰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其逻辑构境颇有深意，但在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逻辑叙事结构上，他远不及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这些大师，更不用说与讲故事的能手海德格尔相比。书中的内容重复、烦碎，不能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大的逻辑布展层面处置严重不合理，这很可能给他的思想传播带来过消极作用。所以，在对狄尔泰的文本分析进程中，我无法严格依从原有的文本写作逻辑线索前行。特别是在对《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重新思考构境中，我倒觉得从第二编开始更适合读者的真正进入，因为在第二编中，狄尔泰的历史性意识在叙述形而上学的历史没落过程中极为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具象的历史研究分析个案。所以，对它的历史重构有可能生成一个较为感性的底层构境空间，然后，我们再回到此书的第一编，看看他为什么要为一种全新的精神科学奠基，以达及狄尔泰的深层思想构境。请读者一定注意我的重构策略。
《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第二编的标题为“形而上学（Metaphysik）作为精神科学的基础（grundlage）：它的鼎盛和式微”。在当时，孔德等人已经公开断裂式地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然而，狄尔泰却明确提出形而上学正是他所要创立的精神科学的历史性基础。特别是，他要求将整个思想史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并充分肯定不同思想在这个历史演进中的贡献。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性意识中的清醒。我甚至认为，狄尔泰的历史意识并非由于他专门讨论过什么是历史意识这样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恰恰是他在叙事方法和逻辑构境中自然表现出来的历史时间意识。在后来的《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的第二部中，狄尔泰分别具体说明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在西方的历史生成，并对西方历史认识发展的诸阶段，德意志启蒙思想运动以及普遍史和进步观念的历史发生进行了十分具象的逻辑描述。 对此，海德格尔的评价为，狄尔泰的真正贡献在于，“从更深的源头，以一种全面的方式，用历史意识发展的连续性，把握对历史理性批评这一问题”。 这是十分深刻的逻辑定位。狄尔泰认识到，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和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经验论都是一种非历史的抽象,其生成性缘起从基根上不过是对真实存在的社会关联与境（Zusammenhang der Gesrllschaft）“一些抽象的成份出发进行的建构过程”。 虽然如此，狄尔泰却认识到，两千多年来，抽象的形而上学始终是精神科学的奠基之源。所以，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形而上学——理解形而上学的出现、它的辉煌，以及它的式微”，因为只有历史性地理解形而上学，才能根本上克服形而上学。这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法。狄尔泰没有意识到，问题是他自己仍然是在形而上学的构境空间之中来讨论、批判形而上学的。这一点，被后来的海德格尔深刻地透视了。海德格尔有一著名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死亡”。按照狄尔泰观点，欧洲的形而上学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它曾经在中世纪和近代两个漫长的时期支配过欧洲的科学精神，并在几个世纪以前开始进入逐渐解体的过程。狄尔泰此书第二编的主旨，就是要对此作一个“历史的界定”。
在狄尔泰看来，亚里士多德最早用“第一哲学”来确认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具体科学的存在对象不同，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者的整体或者说作为存在者们的存在者”（das ganze seiende oder seiende als seiendes）。 这个观点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不过，这个存在者整体被后者透视为生命存在论意义上的交道性（Umgangs）建构物总体（环顾世界），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这个存在者整体（“一”）就是通过理性观念从存在者们（“多”）中抽象出来的超验的绝对本质，不管它被叫做“火”、“水”还是“理念”。狄尔泰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定义为大多数后来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哲学家所接受，但实际上，正如康德所说，“所有形而上学都是超越经验的，它用一种客观的和普遍的体系，来补充经验之中给定的东西”。 形而上学是思辨的，这些思辨过程设计了一种“隐匿在感觉世界背后的本质构成的世界”。形而上学是本质的逻辑构境。狄尔泰此处列举的思想家名字有阿奎那、莱布尼茨、康德。
狄尔泰承认，其实孔德已经历史性地看到了形而上学的没落，他将人类理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神学时代，二是形而上学时代，三是正在取代形而上学的实证科学时代。可是，狄尔泰认为孔德根本没有具体研究过形而上学和整个理智发展中的各种“历史性的相互关系”（historischen Beziehungen）。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历史性的“相互关系”是狄尔泰哲学中表现系统性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所以在此篇的第二部分中，狄尔泰要对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十分具体的研究和讨论。我们来看他的分析。
狄尔泰说，欧洲的现代人是在“教皇和皇帝支配下的各种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世界的解体”中崛起的。这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性的定位。从客观的社会历史现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看待历史，这是马克思1845年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现代人的出现是中世纪没落中的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一切“社会转化过程和政治转化过程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
在现代城市之中，各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都是和工业（的兴起）一起出现的。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具有的辽阔领域和这个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巨大资源，提供了像洪流一样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人们不再认为自然界是神圣的作品；人类的双手已经为了把握存在于它那些形式背后的力量，使它处于掌握之中。
这是说，工业和现代劳动取代神灵现实地创造了新的世界。这一些重要表述，几乎完全类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思想。哲学观念的改变不完全是理性自身的事情，而主要是现实历史改变的实践结果。这是我指认狄尔泰历史意识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的哲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哲学。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承认“狄尔泰有一个正确的感觉，即只有通过实践的道路才能在认识论上解答人与客观外界的关系”。 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巧妙地将这种现实的历史变革思辨地转换为形上的交道和关照（Sorgen）活动。青年海德格尔肯定没有看到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他对现实历史活动的思辨抽象有可能是从这里缘起的。狄尔泰明确指认，正是这种工业运动导致了科学的出现，恰恰是由“社会、商业、医学，以及工业的那些不断前进的实践意图”，包括“工业资产阶级的创造精神”，“为实验性的定量科学提供了难以衡量其重要意义的资源”， 生成了在实验科学中那种寻求因果联系的特定分析方法。狄尔泰明确指认：
剖析人类精神产品——欲想窥探心灵关联的发生、形式和作用，必须把观察和总结心灵关联得以产生的各个历史进程的工作与分析历史的产物的工作结合起来，对人的心灵关联的发生、形式和作用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之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观念。当然，我也认为狄尔泰还有尚未说清楚的问题，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观念的真正基础恰恰是资产阶级总体革命造就的历史性的现实社会历史进步。说开一点，这应该特指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 并且真正为这种历史进步科学思想提供重要支持的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有趣的是，狄尔泰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时候（1883年），马克思刚刚去世。我们不能断定狄尔泰是否阅读过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但狄尔泰的思想显然与1845年马克思的思想相接近。我注意到，里克曼也指认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狄尔泰的方法是一致的”。
并且，狄尔泰专门指认说，正是在这种现实的实践变革基础之上，科学的进步才历史性地彻底击败了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进展，“推翻了一神教形而上学”；当哥白尼将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时，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就必然发生巨大的改变。在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形而上学本身越来越成了思想家个人的东西，这证明了“形而上学体系具有的相对性”，进而，形而上学就会慢慢走向自己的尽头，“安然去世”。 形而上学之死是历史的必然。
我觉得，这才是孔德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真正现实缘起，形而上学时代没落之后，才会有全新的科学实证时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在工业现代性基础上历史地成了新的霸权，“人们已经把因果关系方面的研究和法则，从自然科学之中转移到精神科学的研究之中来了”。 这就是狄尔泰此时面对的学术场域之势。
二、精神科学：生命实在的内在体验
现在，我们再回到《精神科学引论》的第一篇。狄尔泰自己说，他的上述思想直接受到18世纪“历史学派”的影响，其中包括德国的赫尔德、浪漫主义学派和萨维尼等人，也包括英国的伯克，以及法国的基佐和托克维尔等诸多学者。狄尔泰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他并没有将马克思列入历史学派之中。在狄尔泰看来，历史学派“第一次使历史意识和对历史的学术研究获得了解放”。 这里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历史学的研究，一个是历史性的观念的兴起。在狄尔泰看来，此时欧洲各种社会科学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作为形而上学的奴隶的地位，并且，自然科学的成功又生成着新的压力，这使得孔德(August Comte)、穆勒(John Stewart Mill)等一些思想家开始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那里借用某些原则和方法，做出解决世界历史之谜的新尝试。狄尔泰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中一种完全错误并且根本没有出路的导向。历史学派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它有力地突显了社会历史领域的独特意义。狄尔泰说，他就是要为这种新的历史性观念“提供哲学基础”。这个所谓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全新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这里的精神科学中的精神，并非狭义的主观意识现象之意，而是特指人所居有的内在灵魂存在，这种存在构成了社会历史生活的真正核心。后面我们会看到，在什么是存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狄尔泰恰恰是含混不清的。这正是海德格尔后来从本体论向存在论转换的逻辑突破口。
其实，在狄尔泰看来，所谓精神科学的核心特质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自然存在的历史性现实（Geschichtliche Wirklichkeit）。 依他所见，“自然界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和疏远的。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内在生活的外表而已。社会才是我们的世界”。 这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存在其中的社会生活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狄尔泰明确主张：精神生活的事实与自然过程的事实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当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经验论将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原则用来图解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对这种现实进行了删节和肢解”。 据说，狄尔泰在阅读穆勒的《逻辑学》一书时，在一个边注中写道：“对历史知识的缺乏导致了穆勒的武断。” 狄尔泰说，当洛采（Lotze）在《微观宇宙》一书中采用了一条与前者不同的反向思路时，则被认为是牺牲科学性和基于经验方法确定性的主观倾向。对此狄尔泰的反驳为，精神科学也将基于经验的方法，但它所依存的经验是独特的与人的存在具有密切“生命相关性”（die Lebensbezueglichkeit）的“内在经验（inneren Erfahrung）”。他说道：
所有的科学都是从经验出发的，但是，所有经验都必须回过头来与它们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意识条件和意识关联与境联系起来，都必须从这样的条件和关联与境中把它们的有效性中推导出来——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与我们的本性所具有的总体性联系起来，它们的有效性必须出自这样的总体性（Ganzen）。
狄尔泰要建立主要面对社会历史研究的精神科学，凡科学皆由经验出发，他不想别人说他的东西不是科学，可是，他特别界划出精神科学的确定性基础不是人对外部对象的直接经验，而是人所特有的生命实在的内在经验。在他看来，一切存在、一切价值和意图，只有与这种总体性的人类本性之内在经验相关联才是有意义的。并且，这种内在经验的发生恰恰与特定的历史关联与境相接合。所以，狄尔泰把我们在其中检验生命与各种事物所具有的价值的、由各种过程构成的关联与境，称之为生命体验。他也由此坚定地主张，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由特定的关联与境建构起来的总体场域，人的精神活动中的每一种活动和现象都以突现式的整体场境——构形（Gestalt，格式塔） 表现出来。所以，也有人认为，狄尔泰的这种思想预示了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togy）。 这是有道理的。
狄尔泰认为，任何经验只有与一定的人类本性的总体相联结，才可能居有实际的有效性和意义。有效性，是洛采哲学思想中的重要逻辑构件。过去，我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观点，狄尔泰区分了用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的说明和内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精神理解，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狄尔泰的真正意思是，实际上人类“关于自然界的整体的观念只不过是某种隐含的实在（Realität）所投下的阴影而已”。 这里，狄尔泰所理解的实在，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性东西，而是生命存在的突现系统。他甚至说，只有抽象才能分离生命存在中的生理单元和心理事实，而实际上，生命存在本身总是一种发生着的系统。所以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中的经验及其观念，说到底，也是人类生命实在之内在体验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投影。这就是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构境了。
这种关于内在体验的科学既囊括了确定自然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存在的程度的各种认识论原理，也囊括了各种与我们的行动有关，可以说明各种意图、各种最高的善，以及各种价值的存在的原理；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处理过程，都是以这种科学为基础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镜像式地面对自然对象、客观地经验和感知纯粹的外部规定性，我们总是在一定的人类本性的“存在的总体性（Totalität）”，即特定的历史生活关联与境中认识这个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洛克、休谟和康德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 这个不在场的“真正的血液”，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存在。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除了作为白板式的受动物性载体、不确定的主观经验和先天理性构架，恰恰没有真实的生命存在之涌动。狄尔泰认为，意识、认识和作为认知工具的概念，都并非理性的产物，而是历史生活的关联总体的结晶，任何一种认识，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追问社会历史事实，都只能是一种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中突现而成的主观关联与境。况且，社会存在是比自然物质“复杂得多、神秘得多的东西”。与外部的自然存在相比，这里的每一种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事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总是由道德力量所建构的。
十年以后，狄尔泰提出生命存在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存在的主体表现（Ausdruck）。其实，这里狄尔泰所说的表现，是他对人的生命存在形式的一个特殊设定。这里既有主体的形体、语言的直接表意，也有客观化了的活动结构，正是这种相互之间的表现、体验和沟通才建构了生命的存在之场境。表现的本质是意义（Bedeutung），这个意义就是生命与关联与境总体的联结点。只有当人们通过在生命之中发现的某种关系，把一个部分与它所从属的整体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部分对于整体来说才具有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关系，意义也是我们领悟生命的方式。所以，狄尔泰总是说，社会生活只是当下突现建构而成的关联与境，对此，人们就不可能对生活本身进行对象性的认识（说明），生活只有通过内在经验（体验）生成的理解（Verstehen）或领悟。（精神科学不是一种“社会历史之外的实在物的摹本”。 只有通过与人们可以内在地体验或者理解的东西发生关系，这些事件才能属于历史。或者说，只有当我们体验到人的状态，让这些状态在生命显示中（Lebensauesserungen）表现出来，并且理解这些表现，人类才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 因此，精神科学只能是基于人类生命存在和系统性社会生活的历史理解论，即历史解释学。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青年海德格尔，当然，后者直接消解了对象性认知的二元认识论模式，而从生命此在的交道性活动系统中生成世界图景。其实，这也是狄尔泰全部历史哲学的基础。
其实，在狄尔泰看来，所谓精神科学的核心特质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自然存在的历史性现实（Geschichtliche Wirklichkeit）。 依他所见，“自然界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和疏远的。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内在生活的外表而已。社会才是我们的世界”。 这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存在其中的社会生活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狄尔泰明确主张：精神生活的事实与自然过程的事实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当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经验论将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原则用来图解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对这种现实进行了删节和肢解”。 据说，狄尔泰在阅读穆勒的《逻辑学》一书时，在一个边注中写道：“对历史知识的缺乏导致了穆勒的武断。” 狄尔泰说，当洛采（Lotze）在《微观宇宙》一书中采用了一条与前者不同的反向思路时，则被认为是牺牲科学性和基于经验方法确定性的主观倾向。对此狄尔泰的反驳为，精神科学也将基于经验的方法，但它所依存的经验是独特的与人的存在具有密切“生命相关性”（die Lebensbezueglichkeit）的“内在经验（inneren Erfahrung）”。他说道：
所有的科学都是从经验出发的，但是，所有经验都必须回过头来与它们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意识条件和意识关联与境联系起来，都必须从这样的条件和关联与境中把它们的有效性中推导出来——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与我们的本性所具有的总体性联系起来，它们的有效性必须出自这样的总体性（Ganzen）。
狄尔泰要建立主要面对社会历史研究的精神科学，凡科学皆由经验出发，他不想别人说他的东西不是科学，可是，他特别界划出精神科学的确定性基础不是人对外部对象的直接经验，而是人所特有的生命实在的内在经验。在他看来，一切存在、一切价值和意图，只有与这种总体性的人类本性之内在经验相关联才是有意义的。并且，这种内在经验的发生恰恰与特定的历史关联与境相接合。所以，狄尔泰把我们在其中检验生命与各种事物所具有的价值的、由各种过程构成的关联与境，称之为生命体验。他也由此坚定地主张，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由特定的关联与境建构起来的总体场域，人的精神活动中的每一种活动和现象都以突现式的整体场境——构形（Gestalt，格式塔） 表现出来。所以，也有人认为，狄尔泰的这种思想预示了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togy）。 这是有道理的。
狄尔泰认为，任何经验只有与一定的人类本性的总体相联结，才可能居有实际的有效性和意义。有效性，是洛采哲学思想中的重要逻辑构件。过去，我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观点，狄尔泰区分了用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的说明和内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精神理解，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狄尔泰的真正意思是，实际上人类“关于自然界的整体的观念只不过是某种隐含的实在（Realität）所投下的阴影而已”。 这里，狄尔泰所理解的实在，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性东西，而是生命存在的突现系统。他甚至说，只有抽象才能分离生命存在中的生理单元和心理事实，而实际上，生命存在本身总是一种发生着的系统。所以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中的经验及其观念，说到底，也是人类生命实在之内在体验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投影。这就是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构境了。
这种关于内在体验的科学既囊括了确定自然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存在的程度的各种认识论原理，也囊括了各种与我们的行动有关，可以说明各种意图、各种最高的善，以及各种价值的存在的原理；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处理过程，都是以这种科学为基础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镜像式地面对自然对象、客观地经验和感知纯粹的外部规定性，我们总是在一定的人类本性的“存在的总体性（Totalität）”，即特定的历史生活关联与境中认识这个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洛克、休谟和康德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 这个不在场的“真正的血液”，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存在。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除了作为白板式的受动物性载体、不确定的主观经验和先天理性构架，恰恰没有真实的生命存在之涌动。狄尔泰认为，意识、认识和作为认知工具的概念，都并非理性的产物，而是历史生活的关联总体的结晶，任何一种认识，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追问社会历史事实，都只能是一种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中突现而成的主观关联与境。况且，社会存在是比自然物质“复杂得多、神秘得多的东西”。与外部的自然存在相比，这里的每一种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事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总是由道德力量所建构的。
十年以后，狄尔泰提出生命存在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存在的主体表现（Ausdruck）。其实，这里狄尔泰所说的表现，是他对人的生命存在形式的一个特殊设定。这里既有主体的形体、语言的直接表意，也有客观化了的活动结构，正是这种相互之间的表现、体验和沟通才建构了生命的存在之场境。表现的本质是意义（Bedeutung），这个意义就是生命与关联与境总体的联结点。只有当人们通过在生命之中发现的某种关系，把一个部分与它所从属的整体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部分对于整体来说才具有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关系，意义也是我们领悟生命的方式。所以，狄尔泰总是说，社会生活只是当下突现建构而成的关联与境，对此，人们就不可能对生活本身进行对象性的认识（说明），生活只有通过内在经验（体验）生成的理解（Verstehen）或领悟。（精神科学不是一种“社会历史之外的实在物的摹本”。 只有通过与人们可以内在地体验或者理解的东西发生关系，这些事件才能属于历史。或者说，只有当我们体验到人的状态，让这些状态在生命显示中（Lebensauesserungen）表现出来，并且理解这些表现，人类才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 因此，精神科学只能是基于人类生命存在和系统性社会生活的历史理解论，即历史解释学。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青年海德格尔，当然，后者直接消解了对象性认知的二元认识论模式，而从生命此在的交道性活动系统中生成世界图景。其实，这也是狄尔泰全部历史哲学的基础。
三、重新构境：历史哲学的逻辑秘密
狄尔泰的历史哲学思考，显然受到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直接影响。特别是1900年之后，这种影响更使他的思想直接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解释学。在这里，精神科学其实就是一种以历史性的系统理解为核心的解释学。我们可以看到，他将施莱尔马赫在文本中的精耕细作延伸到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研讨中。这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解释学面对的那个他声称不同于自然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究竟是什么？二是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研究如何面对历史现象？
先看第一个问题。在狄尔泰看来，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能动体，他们的活动建构出社会存在，但是，人绝不是某种“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所有被独立抽象出来的人都是虚构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历史关联与境之中。所以，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在这一点上，狄尔泰与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相接近。特别是在狄尔泰晚年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一书中，他进一步指认了社会生活不是各种孤立的实体的聚合，而是种种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事件互动过程之流。重要的是，这种总是当下发生着的生活事件并不是无序的，而是有结构的，它是由各种效用性的关联与境（Wirkungszusammenhang）链接而成的，这种效用性的关系系统构成发展着的总体。这个Wirkung（效用、作用）极为重要，它是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全部实践哲学的基础。这是一个“作为总体而存在的历史世界，这种作为一个互动系统而存在的总体，这种由各种互动组成的、作为种种价值观和意图的源泉之一存在的系统”。 正是这个一定时代中的总体系统结构，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各个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也决定了各种历史事件的发展历程。狄尔泰的心灵总体说正是建立这种现实社会生活总体论的基础之上的。狄尔泰说，我们可以运用“社会”（Gesellschaft）这个概念来表示这种不断发展的总体(Ganze)，或者叫社会生活体系（System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狄尔泰说，这种社会互动构成的系统“贯穿于我的生命之中”。
这个社会总体有两个向度：首先，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由历史形成的传统。也就是说，个人生命存在总要历史性地遭遇某种既成的普遍的关系系统，这种系统生成历史的意义，“控制着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并且决定着人类生活”。 狄尔泰说：
任何一种行动都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它们与正在先进活动的人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总体性的关系，产生了他的那些目标，产生了他的精力和手段，而且，如果行动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种关系还会产生他针对各种境况进行的调整。
这种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其次，这种一定的关系总体的传统在新一代人的活动中被改变。人又以自觉的意向和行动对这种社会的影响作出反应。狄尔泰认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个一般特征是创造性的构筑（Gestaltung）， 生活即是构形（Gestalten）。狄尔泰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后者在《那托普报告》中的交道建构环构世界的观念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个构形（Gestalten）十分接近我所说的构式（configurating）。 这样，人以他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一种与其他成份不断互动的成份而存在”，这也使得每一代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能动的意图性关联与境（Zweckzusammenhang）。狄尔泰认为，这个总体化的意图与境恰恰是由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构成的。我觉得，狄尔泰的这个所谓意图性关联与境，十分接近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他说：“人类历史的具有必然性的意图关联与境恰恰是借助这种由具体个体、由他们的激情、由他们的虚荣自负和旨趣所组成的这种互动过程，而得到实现的。” 另一方面，有限的个人与动态社会结构之间还发生着动态的互动。狄尔泰认为，“由各种事件组成的流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流淌着，而组成这种社会的那些具体个体即在生命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之后又从社会中消失”。 他已经意识到，生命存在是某种“具有时间性的东西”，生命的特征，“就是存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从人的出生到死亡，构成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历程。在后来的卡塞尔讲座中，狄尔泰已经明确指认出“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来面对，人总是“趋前跑向它”。 而海德格尔将其更准确地描述为“有死者”。“个人虽然都是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既是社会－历史现实的这种无限结构的承载者，也是这种结构的共同发展者。”
第二个问题更复杂。在狄尔泰看来，一切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对于历史过程，“人个不仅多外部思考它，而且他们本身就交织其中”。 马克思的话为，在历史过程之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里克曼形象地将其称为主位和客位的“双焦原理”， 但他并不知道此观念出自马克思。这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大前提。我们的历史研究对象恰恰是我们自己生命活动的结果，这是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异质性。并且，从第一问题的逻辑构境传递给我们的东西中，已经证明有限的个人不可能直接把握当下的社会生活的全部。并且，所有能够流传下去的“历史现象”都由一定的时代旨趣所选择性地生成。在狄尔泰看来，自从远古的部落英雄坐在篝火旁讲述自己的胜败故事以来，人们总是保存那些从模糊的生活事实中提升出来的重要东西。历史不是全面的生活记述，而是对生活总体“一个部分”的收集和整理，而作为叙事艺术而存在的历史学对象的这个部分，恰恰是由人们当时的特定兴趣（interesses）提取的，这种兴趣建构起一个“特殊的视角”，人们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视角中保存自己关注的东西，这就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现象。 这也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对象总是被一定的历史性兴趣决定并生成的，它不是某种中性的客观描述或记载。在后来的青年海德格尔那里，他更深刻地提炼出生命此在的交道与关照的“何所向”。在狄尔泰这里，这种历史性的兴趣之缘起则是历史性的实践：“任何一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是通过运用把某种社会－历史现实的局部内容孤立出来的技术而形成的。” 这也就是说，精神科学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性存在”。历史现象，则是对这种选择性实践存在的记载。
这样，作为重历（Nachleben）和重构（Nachbilden）历史现象的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研究的本质则必然是一种理解性的重新构境。首先，历史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孤立的人与物，而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社会历史关联与境。由人的活动当下建构关系场境即是意义，历史性理解的根本则是领悟每一个时代人们生活关系系统突现出来的意义。狄尔泰认为：“全部历史学所具有的任务，就是把握各种互动系统。” 其次，在狄尔泰这里，历史研究的核心不是假设客观地面对与人无关的事实，因为，这种事实本身已经是经过历史性的兴趣建构出来的特殊情境，而我们面对这种“选择性的存在”的历史现象时，又总是通过研究者自己的内在体验（das innere Erlebnis）重新建构（Aufbau）已经过去的生活。“生活本身已经逝去，只有表现依旧存在。” 这种体验性理解和重新表现都不可避免地会渗透着我们的知、情、意。
这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客观的镜像反映，它总已经是内含着研究者的知、情、意的再现式的解释。更直接一些说，历史学在表现各种事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时，总已经深嵌着“对这种事实的价值估量”。 这样，理解对象总是在有选择的一定的兴趣指向中在场的，并且又是生命主体创造性表现生成的；理解本身则内含着新的知、情、意，同样也会背负着复杂的关联与境，这也就是解释学的两个向度中的双重视界。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解释语境之中，狄尔泰对于历史研究有自己明确的理解。他说，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研究自己，历史会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历史由有限的生命构成，但历史“只不过根据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连续性来看待的生命而已”。首先，作为有限的个人存在的历史学家，总是以“有限的主体”面对历史资料的无限，虽然他可以直接描述当下的生活，但每一个时间瞬间之后的过去都在不断离他而去，“越来越多的过去进入到由记忆组成的阴影世界之中”。他认为，即使是生活进程的最小瞬间部分，也都会有一个时间过程。一切的“现在”渺小得几乎为无，每一个人体验到的瞬间——“现在”，总是包含着对刚刚过去的“现在”的记忆。在其他时间里，“过去”就像力量一样，仍然对现在有影响、有意义。狄尔泰这里的观点显然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狄尔泰对此有一段颇富诗意的描写：
生命之流本身从来不会停顿下来供人观察，而是汹涌澎湃地流向大洋。这样的生命之流在流动之时，我们既不能把握它，也不能表现它。我们只能记录生命之流的部分内容，把这个流动的物体分解为固定的、零碎的部分。我们只能从这种事实中获得部分内容的各个侧面，而其错综复杂的属性仍然被我们不合适地称为综合性、多样性和多重性。
其次，过去的生命存在只是存留于非当下的阴影世界，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只是“那些过去的事物所具有的遗迹”，这里面包括了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灵魂们的表现（词语、声音和图像）。一个历史学家面对这些遗迹的时候，他在回忆它们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过是对这些仍然存在的遗迹的解释而已。狄尔泰指出：
我们根据理解过程，根据集合成整体的各种过去的遗迹与经验的关系，把这些遗迹联结起来；离我们比较近的东西和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理解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过去的东西的手段。
狄尔泰曾经说，我们只能通过生活来解释生活，在这里的意思则是说，人们永远都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来重构（Nachbilden）过去发生的东西（生活）。“理解也就是‘我’在‘你’之中的重新发现”！ 用我的话来讲，历史研究永远只能是每一代人新的重新构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狄尔泰才会说，历史世界的建构（Aufbau）出现于精神科学之中，建构是一种观念关联与境（ideellen Zusammenhung）,在这个与境之中，“历史世界由于一系列植根于体验和理解的思想运作而得到客观的认识”。
先看第一个问题。在狄尔泰看来，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能动体，他们的活动建构出社会存在，但是，人绝不是某种“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所有被独立抽象出来的人都是虚构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历史关联与境之中。所以，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在这一点上，狄尔泰与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相接近。特别是在狄尔泰晚年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一书中，他进一步指认了社会生活不是各种孤立的实体的聚合，而是种种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事件互动过程之流。重要的是，这种总是当下发生着的生活事件并不是无序的，而是有结构的，它是由各种效用性的关联与境（Wirkungszusammenhang）链接而成的，这种效用性的关系系统构成发展着的总体。这个Wirkung（效用、作用）极为重要，它是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全部实践哲学的基础。这是一个“作为总体而存在的历史世界，这种作为一个互动系统而存在的总体，这种由各种互动组成的、作为种种价值观和意图的源泉之一存在的系统”。 正是这个一定时代中的总体系统结构，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各个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也决定了各种历史事件的发展历程。狄尔泰的心灵总体说正是建立这种现实社会生活总体论的基础之上的。狄尔泰说，我们可以运用“社会”（Gesellschaft）这个概念来表示这种不断发展的总体(Ganze)，或者叫社会生活体系（System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狄尔泰说，这种社会互动构成的系统“贯穿于我的生命之中”。
这个社会总体有两个向度：首先，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由历史形成的传统。也就是说，个人生命存在总要历史性地遭遇某种既成的普遍的关系系统，这种系统生成历史的意义，“控制着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并且决定着人类生活”。 狄尔泰说：
任何一种行动都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它们与正在先进活动的人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总体性的关系，产生了他的那些目标，产生了他的精力和手段，而且，如果行动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种关系还会产生他针对各种境况进行的调整。
这种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其次，这种一定的关系总体的传统在新一代人的活动中被改变。人又以自觉的意向和行动对这种社会的影响作出反应。狄尔泰认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个一般特征是创造性的构筑（Gestaltung）， 生活即是构形（Gestalten）。狄尔泰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后者在《那托普报告》中的交道建构环构世界的观念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个构形（Gestalten）十分接近我所说的构式（configurating）。 这样，人以他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一种与其他成份不断互动的成份而存在”，这也使得每一代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能动的意图性关联与境（Zweckzusammenhang）。狄尔泰认为，这个总体化的意图与境恰恰是由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构成的。我觉得，狄尔泰的这个所谓意图性关联与境，十分接近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他说：“人类历史的具有必然性的意图关联与境恰恰是借助这种由具体个体、由他们的激情、由他们的虚荣自负和旨趣所组成的这种互动过程，而得到实现的。” 另一方面，有限的个人与动态社会结构之间还发生着动态的互动。狄尔泰认为，“由各种事件组成的流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流淌着，而组成这种社会的那些具体个体即在生命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之后又从社会中消失”。 他已经意识到，生命存在是某种“具有时间性的东西”，生命的特征，“就是存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从人的出生到死亡，构成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历程。在后来的卡塞尔讲座中，狄尔泰已经明确指认出“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来面对，人总是“趋前跑向它”。 而海德格尔将其更准确地描述为“有死者”。“个人虽然都是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既是社会－历史现实的这种无限结构的承载者，也是这种结构的共同发展者。”
第二个问题更复杂。在狄尔泰看来，一切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对于历史过程，“人个不仅多外部思考它，而且他们本身就交织其中”。 马克思的话为，在历史过程之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里克曼形象地将其称为主位和客位的“双焦原理”， 但他并不知道此观念出自马克思。这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大前提。我们的历史研究对象恰恰是我们自己生命活动的结果，这是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异质性。并且，从第一问题的逻辑构境传递给我们的东西中，已经证明有限的个人不可能直接把握当下的社会生活的全部。并且，所有能够流传下去的“历史现象”都由一定的时代旨趣所选择性地生成。在狄尔泰看来，自从远古的部落英雄坐在篝火旁讲述自己的胜败故事以来，人们总是保存那些从模糊的生活事实中提升出来的重要东西。历史不是全面的生活记述，而是对生活总体“一个部分”的收集和整理，而作为叙事艺术而存在的历史学对象的这个部分，恰恰是由人们当时的特定兴趣（interesses）提取的，这种兴趣建构起一个“特殊的视角”，人们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视角中保存自己关注的东西，这就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现象。 这也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对象总是被一定的历史性兴趣决定并生成的，它不是某种中性的客观描述或记载。在后来的青年海德格尔那里，他更深刻地提炼出生命此在的交道与关照的“何所向”。在狄尔泰这里，这种历史性的兴趣之缘起则是历史性的实践：“任何一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是通过运用把某种社会－历史现实的局部内容孤立出来的技术而形成的。” 这也就是说，精神科学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性存在”。历史现象，则是对这种选择性实践存在的记载。
这样，作为重历（Nachleben）和重构（Nachbilden）历史现象的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研究的本质则必然是一种理解性的重新构境。首先，历史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孤立的人与物，而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社会历史关联与境。由人的活动当下建构关系场境即是意义，历史性理解的根本则是领悟每一个时代人们生活关系系统突现出来的意义。狄尔泰认为：“全部历史学所具有的任务，就是把握各种互动系统。” 其次，在狄尔泰这里，历史研究的核心不是假设客观地面对与人无关的事实，因为，这种事实本身已经是经过历史性的兴趣建构出来的特殊情境，而我们面对这种“选择性的存在”的历史现象时，又总是通过研究者自己的内在体验（das innere Erlebnis）重新建构（Aufbau）已经过去的生活。“生活本身已经逝去，只有表现依旧存在。” 这种体验性理解和重新表现都不可避免地会渗透着我们的知、情、意。
这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客观的镜像反映，它总已经是内含着研究者的知、情、意的再现式的解释。更直接一些说，历史学在表现各种事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时，总已经深嵌着“对这种事实的价值估量”。 这样，理解对象总是在有选择的一定的兴趣指向中在场的，并且又是生命主体创造性表现生成的；理解本身则内含着新的知、情、意，同样也会背负着复杂的关联与境，这也就是解释学的两个向度中的双重视界。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解释语境之中，狄尔泰对于历史研究有自己明确的理解。他说，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研究自己，历史会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历史由有限的生命构成，但历史“只不过根据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连续性来看待的生命而已”。首先，作为有限的个人存在的历史学家，总是以“有限的主体”面对历史资料的无限，虽然他可以直接描述当下的生活，但每一个时间瞬间之后的过去都在不断离他而去，“越来越多的过去进入到由记忆组成的阴影世界之中”。他认为，即使是生活进程的最小瞬间部分，也都会有一个时间过程。一切的“现在”渺小得几乎为无，每一个人体验到的瞬间——“现在”，总是包含着对刚刚过去的“现在”的记忆。在其他时间里，“过去”就像力量一样，仍然对现在有影响、有意义。狄尔泰这里的观点显然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狄尔泰对此有一段颇富诗意的描写：
生命之流本身从来不会停顿下来供人观察，而是汹涌澎湃地流向大洋。这样的生命之流在流动之时，我们既不能把握它，也不能表现它。我们只能记录生命之流的部分内容，把这个流动的物体分解为固定的、零碎的部分。我们只能从这种事实中获得部分内容的各个侧面，而其错综复杂的属性仍然被我们不合适地称为综合性、多样性和多重性。
其次，过去的生命存在只是存留于非当下的阴影世界，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只是“那些过去的事物所具有的遗迹”，这里面包括了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灵魂们的表现（词语、声音和图像）。一个历史学家面对这些遗迹的时候，他在回忆它们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过是对这些仍然存在的遗迹的解释而已。狄尔泰指出：
我们根据理解过程，根据集合成整体的各种过去的遗迹与经验的关系，把这些遗迹联结起来；离我们比较近的东西和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理解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过去的东西的手段。
狄尔泰曾经说，我们只能通过生活来解释生活，在这里的意思则是说，人们永远都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来重构（Nachbilden）过去发生的东西（生活）。“理解也就是‘我’在‘你’之中的重新发现”！ 用我的话来讲，历史研究永远只能是每一代人新的重新构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狄尔泰才会说，历史世界的建构（Aufbau）出现于精神科学之中，建构是一种观念关联与境（ideellen Zusammenhung）,在这个与境之中，“历史世界由于一系列植根于体验和理解的思想运作而得到客观的认识”。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 210093]
（原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责任编辑：宋超 晁天义 责任编审：李红岩）
——纪念狄尔泰逝世一百周年
张一兵
摘 要：狄尔泰用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关的理解范畴抵御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基于无生命现象因果分析的说明范式的普适性僭越，形成了著名的“历史意识”。他将历史与系统的探讨结合起来，具体到历史研究中，则是要将哲学思考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性关联与境之中。狄尔泰提出的所谓精神科学，就是对这种由人类生命活动建构起来的历史性关联与境内在体验之上的领悟。由此，历史研究成为一种此在重构过去生活的再建构。
关键词：狄尔泰 《精神科学引论》 关联与境 历史学
关键词：狄尔泰 《精神科学引论》 关联与境 历史学
两年前，我在参加“哲学与历史”对话研讨会时提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是被建构的，每一代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境重构那些他本人没有亲身经历的生活场景。这是我的所谓“历史构境论”中的一个基础性论点。有意思的是，在现场，“对方阵营”中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向我发问：“‘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这一事实是否为被建构出来的东西？”还没容我回答，我方阵营中的哲学家就已经开始从哲学逻辑的层面“教导起”历史学家了（李红岩老师语）。显然，在一通方法论边界和逻辑问题层次并不清晰和自觉的争论之后，“对方辩友”并不服气。其实在我看来，当代西方学界中哲学与历史学的学科边界并不像其他某些学科之间那样彊硬，原因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历史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最近，因为研究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我细读了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的部分文献，有感于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有关历史关联与境和重构论思想的论见，没有想到，一个世纪之前会有这样一位德国“思想战友”。写就此文，与历史学界喜欢方法论和史学理论的朋友们共思，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百年。
一、历史性意识中的形而上学之死
狄尔泰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重要且被误认的历史哲学家。通常，我们在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史中将他指认为与叔本华、尼采、席美尔同比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代表人物。用我自己的判断，这是施蒂纳、克尔凯郭尔之后以个人本位重建的新人本主义哲学话语逻辑。通常人们认为，在19世纪末当自然科学研究引申出来的实证主义方法成为统治一切学术领域的霸权话语时，狄尔泰第一个站出来界划了人文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社会历史领域研究的特殊质性，他用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关的理解范畴抵御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基于无生命现象因果分析的说明范式的普适性僭越，形成了著名的“历史意识”。然后我们还知道，狄尔泰的思想既影响过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海德格尔， 也影响过韦伯、席美尔等后学，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弟子马丁•布伯。再远一些看，狄尔泰的逻辑后援还接近今天的库恩和后现代思潮。然而，究竟是狄尔泰思想中什么观念性的东西奠基了后来西方历史方法论中的一种新的逻辑走向，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清楚的交代。个中原因主要是狄尔泰的文献译成中文较晚且不完整，这让我们对他的思想全貌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更不要说对其形成深入的理解。
狄尔泰的著作译成英文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直到最近，他的《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第1卷，1883年）、 《体验与诗》（1905年） 、《哲学的本质》（1907年） 以及《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10年）等重要文献才被译为中文。 这些也是狄尔泰在世时已经发表的主要论著。在国内，值得注意的研究论著当属谢地坤的《走向精神之路》和张汝伦的《二十世德国哲学》中关于狄尔泰的章节。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依据《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并辅之以其晚年著作《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的部分内容进行讨论，以便分析狄尔泰历史哲学的重要贡献，以及这种贡献与青年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的关联。
在《精神科学引论》一书第1卷“引言”的首段文字中，狄尔泰就突出说明了他思想逻辑中的基本要义。他说，此书的主导思想是将历史(historisches) 与系统(systematischen)的探讨结合起来，这是两个基本的关键词。并且，随着理解思想的发展，系统的思想越来越聚集为结构的理论（Die Theorie der Struktur）。 当然，历史与系统两者在狄尔泰那里并非平分秋色，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关联解说结构的关联”。 在晚期的《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一书中，狄尔泰将历史与系统的观点具体指认为西方18世纪以后历史学研究中的两个伟大原则：一是始于伏尔泰的“与一个时代的统一性相关的特殊系统”的观点；二是赫尔德等开始的“发展原则”。
而这种结合具体到研究中，则是要将哲学思考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性关联与境(historischen Zusammenhang )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s）”一词。 相比之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概念更具能动性。而青年海德格尔则十分关注狄尔泰所使用的关联与境、生活关联与境（Lebenzusammenhang）、生活联结（Lebensbezug） 等关键词。在晚年，狄尔泰更多地使用结构关联与境（strukturzusammenhang）一词。 这是一个重要的逻辑落点。所谓关联与境，是狄尔泰原创性地把对世界的历时性的观察（synchronicshe Betrachtung）与共时性的分析（diachronische Analyse）有效整合起来的重要努力，通俗地说，就是将历史性的思考与系统性的观念结合而成的一个观察历史现实的交叉点，它是特指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结构，它是当下发生的情境突现出来，生成对个人生命存在的一种先在的制约条件，并且，这种关联与境也是人的生命涌动和创造的源头。
在狄尔泰看来，精神科学就是对这种由人类生命活动建构起来的历史性关联与境内在体验之上的理解（Verstehen）与领悟。他认为，通常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可以用理智中的因果关系说明（erklaeren）自然存在的结构，可是面对由人的生命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存在时，则只有通过理解：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生命。在狄尔泰那里，生命即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或者换句话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通过体验和理解领会的，是作为把人类内含于其中的关联与境而存在的生命。并且，关联与境的根本是一定的时间之中的历史性结构。十年以后，狄尔泰在《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中进一步将关联与境确定为一种场境突现的格式塔，并认定在人们的每一个心理过程中，关联与境“决定了我们在何时并且怎样从事关注；统觉依赖于它，表象的再造也受制于它”。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说过，任何一种对某个哲学问题的解决，都属于某个曾经在那个时代呈现出来的情境。哲学思考既取决于思想与总体理论构架的关系，也取决于与时间、地点、各种生活境遇，以及人格相关的文化情境。我们将看到，这个关联与境是理解狄尔泰全部历史哲学的钥匙，并形成他全部历史认识论的基础。马克雷尔认为，海德格尔后来正是在这个关联与境的基础上生成了他的Situation范畴。 我非常认同这一指认，因为它与我所提出的Situating的存在逻辑基本同向。在19世纪末，狄尔泰就将共时性的结构思想与历时性的历史逻辑统合起来，以生成一种系统性的历史意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可是，狄尔泰的上述这些最重要的哲学观念却长期被传统学术诠释所遮蔽了。
当然，在阅读完《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之后，我的总体感觉是狄尔泰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其逻辑构境颇有深意，但在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逻辑叙事结构上，他远不及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这些大师，更不用说与讲故事的能手海德格尔相比。书中的内容重复、烦碎，不能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大的逻辑布展层面处置严重不合理，这很可能给他的思想传播带来过消极作用。所以，在对狄尔泰的文本分析进程中，我无法严格依从原有的文本写作逻辑线索前行。特别是在对《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重新思考构境中，我倒觉得从第二编开始更适合读者的真正进入，因为在第二编中，狄尔泰的历史性意识在叙述形而上学的历史没落过程中极为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具象的历史研究分析个案。所以，对它的历史重构有可能生成一个较为感性的底层构境空间，然后，我们再回到此书的第一编，看看他为什么要为一种全新的精神科学奠基，以达及狄尔泰的深层思想构境。请读者一定注意我的重构策略。
《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第二编的标题为“形而上学（Metaphysik）作为精神科学的基础（grundlage）：它的鼎盛和式微”。在当时，孔德等人已经公开断裂式地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然而，狄尔泰却明确提出形而上学正是他所要创立的精神科学的历史性基础。特别是，他要求将整个思想史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并充分肯定不同思想在这个历史演进中的贡献。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性意识中的清醒。我甚至认为，狄尔泰的历史意识并非由于他专门讨论过什么是历史意识这样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恰恰是他在叙事方法和逻辑构境中自然表现出来的历史时间意识。在后来的《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的第二部中，狄尔泰分别具体说明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在西方的历史生成，并对西方历史认识发展的诸阶段，德意志启蒙思想运动以及普遍史和进步观念的历史发生进行了十分具象的逻辑描述。 对此，海德格尔的评价为，狄尔泰的真正贡献在于，“从更深的源头，以一种全面的方式，用历史意识发展的连续性，把握对历史理性批评这一问题”。 这是十分深刻的逻辑定位。狄尔泰认识到，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和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经验论都是一种非历史的抽象,其生成性缘起从基根上不过是对真实存在的社会关联与境（Zusammenhang der Gesrllschaft）“一些抽象的成份出发进行的建构过程”。 虽然如此，狄尔泰却认识到，两千多年来，抽象的形而上学始终是精神科学的奠基之源。所以，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形而上学——理解形而上学的出现、它的辉煌，以及它的式微”，因为只有历史性地理解形而上学，才能根本上克服形而上学。这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法。狄尔泰没有意识到，问题是他自己仍然是在形而上学的构境空间之中来讨论、批判形而上学的。这一点，被后来的海德格尔深刻地透视了。海德格尔有一著名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死亡”。按照狄尔泰观点，欧洲的形而上学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它曾经在中世纪和近代两个漫长的时期支配过欧洲的科学精神，并在几个世纪以前开始进入逐渐解体的过程。狄尔泰此书第二编的主旨，就是要对此作一个“历史的界定”。
在狄尔泰看来，亚里士多德最早用“第一哲学”来确认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具体科学的存在对象不同，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者的整体或者说作为存在者们的存在者”（das ganze seiende oder seiende als seiendes）。 这个观点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不过，这个存在者整体被后者透视为生命存在论意义上的交道性（Umgangs）建构物总体（环顾世界），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这个存在者整体（“一”）就是通过理性观念从存在者们（“多”）中抽象出来的超验的绝对本质，不管它被叫做“火”、“水”还是“理念”。狄尔泰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定义为大多数后来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哲学家所接受，但实际上，正如康德所说，“所有形而上学都是超越经验的，它用一种客观的和普遍的体系，来补充经验之中给定的东西”。 形而上学是思辨的，这些思辨过程设计了一种“隐匿在感觉世界背后的本质构成的世界”。形而上学是本质的逻辑构境。狄尔泰此处列举的思想家名字有阿奎那、莱布尼茨、康德。
狄尔泰承认，其实孔德已经历史性地看到了形而上学的没落，他将人类理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神学时代，二是形而上学时代，三是正在取代形而上学的实证科学时代。可是，狄尔泰认为孔德根本没有具体研究过形而上学和整个理智发展中的各种“历史性的相互关系”（historischen Beziehungen）。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历史性的“相互关系”是狄尔泰哲学中表现系统性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所以在此篇的第二部分中，狄尔泰要对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十分具体的研究和讨论。我们来看他的分析。
狄尔泰说，欧洲的现代人是在“教皇和皇帝支配下的各种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世界的解体”中崛起的。这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性的定位。从客观的社会历史现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看待历史，这是马克思1845年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现代人的出现是中世纪没落中的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一切“社会转化过程和政治转化过程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
在现代城市之中，各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都是和工业（的兴起）一起出现的。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具有的辽阔领域和这个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巨大资源，提供了像洪流一样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人们不再认为自然界是神圣的作品；人类的双手已经为了把握存在于它那些形式背后的力量，使它处于掌握之中。
这是说，工业和现代劳动取代神灵现实地创造了新的世界。这一些重要表述，几乎完全类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思想。哲学观念的改变不完全是理性自身的事情，而主要是现实历史改变的实践结果。这是我指认狄尔泰历史意识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的哲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哲学。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承认“狄尔泰有一个正确的感觉，即只有通过实践的道路才能在认识论上解答人与客观外界的关系”。 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巧妙地将这种现实的历史变革思辨地转换为形上的交道和关照（Sorgen）活动。青年海德格尔肯定没有看到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他对现实历史活动的思辨抽象有可能是从这里缘起的。狄尔泰明确指认，正是这种工业运动导致了科学的出现，恰恰是由“社会、商业、医学，以及工业的那些不断前进的实践意图”，包括“工业资产阶级的创造精神”，“为实验性的定量科学提供了难以衡量其重要意义的资源”， 生成了在实验科学中那种寻求因果联系的特定分析方法。狄尔泰明确指认：
剖析人类精神产品——欲想窥探心灵关联的发生、形式和作用，必须把观察和总结心灵关联得以产生的各个历史进程的工作与分析历史的产物的工作结合起来，对人的心灵关联的发生、形式和作用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之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观念。当然，我也认为狄尔泰还有尚未说清楚的问题，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观念的真正基础恰恰是资产阶级总体革命造就的历史性的现实社会历史进步。说开一点，这应该特指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 并且真正为这种历史进步科学思想提供重要支持的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有趣的是，狄尔泰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时候（1883年），马克思刚刚去世。我们不能断定狄尔泰是否阅读过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但狄尔泰的思想显然与1845年马克思的思想相接近。我注意到，里克曼也指认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狄尔泰的方法是一致的”。
并且，狄尔泰专门指认说，正是在这种现实的实践变革基础之上，科学的进步才历史性地彻底击败了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进展，“推翻了一神教形而上学”；当哥白尼将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时，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就必然发生巨大的改变。在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形而上学本身越来越成了思想家个人的东西，这证明了“形而上学体系具有的相对性”，进而，形而上学就会慢慢走向自己的尽头，“安然去世”。 形而上学之死是历史的必然。
我觉得，这才是孔德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真正现实缘起，形而上学时代没落之后，才会有全新的科学实证时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在工业现代性基础上历史地成了新的霸权，“人们已经把因果关系方面的研究和法则，从自然科学之中转移到精神科学的研究之中来了”。 这就是狄尔泰此时面对的学术场域之势。
狄尔泰的著作译成英文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直到最近，他的《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第1卷，1883年）、 《体验与诗》（1905年） 、《哲学的本质》（1907年） 以及《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10年）等重要文献才被译为中文。 这些也是狄尔泰在世时已经发表的主要论著。在国内，值得注意的研究论著当属谢地坤的《走向精神之路》和张汝伦的《二十世德国哲学》中关于狄尔泰的章节。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依据《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并辅之以其晚年著作《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的部分内容进行讨论，以便分析狄尔泰历史哲学的重要贡献，以及这种贡献与青年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的关联。
在《精神科学引论》一书第1卷“引言”的首段文字中，狄尔泰就突出说明了他思想逻辑中的基本要义。他说，此书的主导思想是将历史(historisches) 与系统(systematischen)的探讨结合起来，这是两个基本的关键词。并且，随着理解思想的发展，系统的思想越来越聚集为结构的理论（Die Theorie der Struktur）。 当然，历史与系统两者在狄尔泰那里并非平分秋色，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关联解说结构的关联”。 在晚期的《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一书中，狄尔泰将历史与系统的观点具体指认为西方18世纪以后历史学研究中的两个伟大原则：一是始于伏尔泰的“与一个时代的统一性相关的特殊系统”的观点；二是赫尔德等开始的“发展原则”。
而这种结合具体到研究中，则是要将哲学思考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性关联与境(historischen Zusammenhang )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s）”一词。 相比之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概念更具能动性。而青年海德格尔则十分关注狄尔泰所使用的关联与境、生活关联与境（Lebenzusammenhang）、生活联结（Lebensbezug） 等关键词。在晚年，狄尔泰更多地使用结构关联与境（strukturzusammenhang）一词。 这是一个重要的逻辑落点。所谓关联与境，是狄尔泰原创性地把对世界的历时性的观察（synchronicshe Betrachtung）与共时性的分析（diachronische Analyse）有效整合起来的重要努力，通俗地说，就是将历史性的思考与系统性的观念结合而成的一个观察历史现实的交叉点，它是特指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结构，它是当下发生的情境突现出来，生成对个人生命存在的一种先在的制约条件，并且，这种关联与境也是人的生命涌动和创造的源头。
在狄尔泰看来，精神科学就是对这种由人类生命活动建构起来的历史性关联与境内在体验之上的理解（Verstehen）与领悟。他认为，通常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可以用理智中的因果关系说明（erklaeren）自然存在的结构，可是面对由人的生命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存在时，则只有通过理解：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生命。在狄尔泰那里，生命即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或者换句话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通过体验和理解领会的，是作为把人类内含于其中的关联与境而存在的生命。并且，关联与境的根本是一定的时间之中的历史性结构。十年以后，狄尔泰在《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中进一步将关联与境确定为一种场境突现的格式塔，并认定在人们的每一个心理过程中，关联与境“决定了我们在何时并且怎样从事关注；统觉依赖于它，表象的再造也受制于它”。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说过，任何一种对某个哲学问题的解决，都属于某个曾经在那个时代呈现出来的情境。哲学思考既取决于思想与总体理论构架的关系，也取决于与时间、地点、各种生活境遇，以及人格相关的文化情境。我们将看到，这个关联与境是理解狄尔泰全部历史哲学的钥匙，并形成他全部历史认识论的基础。马克雷尔认为，海德格尔后来正是在这个关联与境的基础上生成了他的Situation范畴。 我非常认同这一指认，因为它与我所提出的Situating的存在逻辑基本同向。在19世纪末，狄尔泰就将共时性的结构思想与历时性的历史逻辑统合起来，以生成一种系统性的历史意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可是，狄尔泰的上述这些最重要的哲学观念却长期被传统学术诠释所遮蔽了。
当然，在阅读完《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之后，我的总体感觉是狄尔泰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其逻辑构境颇有深意，但在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逻辑叙事结构上，他远不及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这些大师，更不用说与讲故事的能手海德格尔相比。书中的内容重复、烦碎，不能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大的逻辑布展层面处置严重不合理，这很可能给他的思想传播带来过消极作用。所以，在对狄尔泰的文本分析进程中，我无法严格依从原有的文本写作逻辑线索前行。特别是在对《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重新思考构境中，我倒觉得从第二编开始更适合读者的真正进入，因为在第二编中，狄尔泰的历史性意识在叙述形而上学的历史没落过程中极为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具象的历史研究分析个案。所以，对它的历史重构有可能生成一个较为感性的底层构境空间，然后，我们再回到此书的第一编，看看他为什么要为一种全新的精神科学奠基，以达及狄尔泰的深层思想构境。请读者一定注意我的重构策略。
《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第二编的标题为“形而上学（Metaphysik）作为精神科学的基础（grundlage）：它的鼎盛和式微”。在当时，孔德等人已经公开断裂式地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然而，狄尔泰却明确提出形而上学正是他所要创立的精神科学的历史性基础。特别是，他要求将整个思想史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并充分肯定不同思想在这个历史演进中的贡献。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性意识中的清醒。我甚至认为，狄尔泰的历史意识并非由于他专门讨论过什么是历史意识这样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恰恰是他在叙事方法和逻辑构境中自然表现出来的历史时间意识。在后来的《精神科学中世界历史的建构》的第二部中，狄尔泰分别具体说明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在西方的历史生成，并对西方历史认识发展的诸阶段，德意志启蒙思想运动以及普遍史和进步观念的历史发生进行了十分具象的逻辑描述。 对此，海德格尔的评价为，狄尔泰的真正贡献在于，“从更深的源头，以一种全面的方式，用历史意识发展的连续性，把握对历史理性批评这一问题”。 这是十分深刻的逻辑定位。狄尔泰认识到，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和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经验论都是一种非历史的抽象,其生成性缘起从基根上不过是对真实存在的社会关联与境（Zusammenhang der Gesrllschaft）“一些抽象的成份出发进行的建构过程”。 虽然如此，狄尔泰却认识到，两千多年来，抽象的形而上学始终是精神科学的奠基之源。所以，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形而上学——理解形而上学的出现、它的辉煌，以及它的式微”，因为只有历史性地理解形而上学，才能根本上克服形而上学。这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法。狄尔泰没有意识到，问题是他自己仍然是在形而上学的构境空间之中来讨论、批判形而上学的。这一点，被后来的海德格尔深刻地透视了。海德格尔有一著名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死亡”。按照狄尔泰观点，欧洲的形而上学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它曾经在中世纪和近代两个漫长的时期支配过欧洲的科学精神，并在几个世纪以前开始进入逐渐解体的过程。狄尔泰此书第二编的主旨，就是要对此作一个“历史的界定”。
在狄尔泰看来，亚里士多德最早用“第一哲学”来确认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具体科学的存在对象不同，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者的整体或者说作为存在者们的存在者”（das ganze seiende oder seiende als seiendes）。 这个观点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不过，这个存在者整体被后者透视为生命存在论意义上的交道性（Umgangs）建构物总体（环顾世界），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这个存在者整体（“一”）就是通过理性观念从存在者们（“多”）中抽象出来的超验的绝对本质，不管它被叫做“火”、“水”还是“理念”。狄尔泰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定义为大多数后来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哲学家所接受，但实际上，正如康德所说，“所有形而上学都是超越经验的，它用一种客观的和普遍的体系，来补充经验之中给定的东西”。 形而上学是思辨的，这些思辨过程设计了一种“隐匿在感觉世界背后的本质构成的世界”。形而上学是本质的逻辑构境。狄尔泰此处列举的思想家名字有阿奎那、莱布尼茨、康德。
狄尔泰承认，其实孔德已经历史性地看到了形而上学的没落，他将人类理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神学时代，二是形而上学时代，三是正在取代形而上学的实证科学时代。可是，狄尔泰认为孔德根本没有具体研究过形而上学和整个理智发展中的各种“历史性的相互关系”（historischen Beziehungen）。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历史性的“相互关系”是狄尔泰哲学中表现系统性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所以在此篇的第二部分中，狄尔泰要对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十分具体的研究和讨论。我们来看他的分析。
狄尔泰说，欧洲的现代人是在“教皇和皇帝支配下的各种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世界的解体”中崛起的。这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性的定位。从客观的社会历史现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看待历史，这是马克思1845年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现代人的出现是中世纪没落中的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一切“社会转化过程和政治转化过程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
在现代城市之中，各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都是和工业（的兴起）一起出现的。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具有的辽阔领域和这个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巨大资源，提供了像洪流一样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人们不再认为自然界是神圣的作品；人类的双手已经为了把握存在于它那些形式背后的力量，使它处于掌握之中。
这是说，工业和现代劳动取代神灵现实地创造了新的世界。这一些重要表述，几乎完全类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思想。哲学观念的改变不完全是理性自身的事情，而主要是现实历史改变的实践结果。这是我指认狄尔泰历史意识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的哲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哲学。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承认“狄尔泰有一个正确的感觉，即只有通过实践的道路才能在认识论上解答人与客观外界的关系”。 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巧妙地将这种现实的历史变革思辨地转换为形上的交道和关照（Sorgen）活动。青年海德格尔肯定没有看到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他对现实历史活动的思辨抽象有可能是从这里缘起的。狄尔泰明确指认，正是这种工业运动导致了科学的出现，恰恰是由“社会、商业、医学，以及工业的那些不断前进的实践意图”，包括“工业资产阶级的创造精神”，“为实验性的定量科学提供了难以衡量其重要意义的资源”， 生成了在实验科学中那种寻求因果联系的特定分析方法。狄尔泰明确指认：
剖析人类精神产品——欲想窥探心灵关联的发生、形式和作用，必须把观察和总结心灵关联得以产生的各个历史进程的工作与分析历史的产物的工作结合起来，对人的心灵关联的发生、形式和作用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之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观念。当然，我也认为狄尔泰还有尚未说清楚的问题，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观念的真正基础恰恰是资产阶级总体革命造就的历史性的现实社会历史进步。说开一点，这应该特指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 并且真正为这种历史进步科学思想提供重要支持的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有趣的是，狄尔泰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时候（1883年），马克思刚刚去世。我们不能断定狄尔泰是否阅读过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但狄尔泰的思想显然与1845年马克思的思想相接近。我注意到，里克曼也指认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狄尔泰的方法是一致的”。
并且，狄尔泰专门指认说，正是在这种现实的实践变革基础之上，科学的进步才历史性地彻底击败了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进展，“推翻了一神教形而上学”；当哥白尼将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时，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就必然发生巨大的改变。在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形而上学本身越来越成了思想家个人的东西，这证明了“形而上学体系具有的相对性”，进而，形而上学就会慢慢走向自己的尽头，“安然去世”。 形而上学之死是历史的必然。
我觉得，这才是孔德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真正现实缘起，形而上学时代没落之后，才会有全新的科学实证时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在工业现代性基础上历史地成了新的霸权，“人们已经把因果关系方面的研究和法则，从自然科学之中转移到精神科学的研究之中来了”。 这就是狄尔泰此时面对的学术场域之势。
二、精神科学：生命实在的内在体验
现在，我们再回到《精神科学引论》的第一篇。狄尔泰自己说，他的上述思想直接受到18世纪“历史学派”的影响，其中包括德国的赫尔德、浪漫主义学派和萨维尼等人，也包括英国的伯克，以及法国的基佐和托克维尔等诸多学者。狄尔泰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他并没有将马克思列入历史学派之中。在狄尔泰看来，历史学派“第一次使历史意识和对历史的学术研究获得了解放”。 这里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历史学的研究，一个是历史性的观念的兴起。在狄尔泰看来，此时欧洲各种社会科学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作为形而上学的奴隶的地位，并且，自然科学的成功又生成着新的压力，这使得孔德(August Comte)、穆勒(John Stewart Mill)等一些思想家开始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那里借用某些原则和方法，做出解决世界历史之谜的新尝试。狄尔泰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中一种完全错误并且根本没有出路的导向。历史学派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它有力地突显了社会历史领域的独特意义。狄尔泰说，他就是要为这种新的历史性观念“提供哲学基础”。这个所谓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全新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这里的精神科学中的精神，并非狭义的主观意识现象之意，而是特指人所居有的内在灵魂存在，这种存在构成了社会历史生活的真正核心。后面我们会看到，在什么是存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狄尔泰恰恰是含混不清的。这正是海德格尔后来从本体论向存在论转换的逻辑突破口。
其实，在狄尔泰看来，所谓精神科学的核心特质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自然存在的历史性现实（Geschichtliche Wirklichkeit）。 依他所见，“自然界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和疏远的。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内在生活的外表而已。社会才是我们的世界”。 这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存在其中的社会生活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狄尔泰明确主张：精神生活的事实与自然过程的事实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当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经验论将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原则用来图解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对这种现实进行了删节和肢解”。 据说，狄尔泰在阅读穆勒的《逻辑学》一书时，在一个边注中写道：“对历史知识的缺乏导致了穆勒的武断。” 狄尔泰说，当洛采（Lotze）在《微观宇宙》一书中采用了一条与前者不同的反向思路时，则被认为是牺牲科学性和基于经验方法确定性的主观倾向。对此狄尔泰的反驳为，精神科学也将基于经验的方法，但它所依存的经验是独特的与人的存在具有密切“生命相关性”（die Lebensbezueglichkeit）的“内在经验（inneren Erfahrung）”。他说道：
所有的科学都是从经验出发的，但是，所有经验都必须回过头来与它们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意识条件和意识关联与境联系起来，都必须从这样的条件和关联与境中把它们的有效性中推导出来——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与我们的本性所具有的总体性联系起来，它们的有效性必须出自这样的总体性（Ganzen）。
狄尔泰要建立主要面对社会历史研究的精神科学，凡科学皆由经验出发，他不想别人说他的东西不是科学，可是，他特别界划出精神科学的确定性基础不是人对外部对象的直接经验，而是人所特有的生命实在的内在经验。在他看来，一切存在、一切价值和意图，只有与这种总体性的人类本性之内在经验相关联才是有意义的。并且，这种内在经验的发生恰恰与特定的历史关联与境相接合。所以，狄尔泰把我们在其中检验生命与各种事物所具有的价值的、由各种过程构成的关联与境，称之为生命体验。他也由此坚定地主张，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由特定的关联与境建构起来的总体场域，人的精神活动中的每一种活动和现象都以突现式的整体场境——构形（Gestalt，格式塔） 表现出来。所以，也有人认为，狄尔泰的这种思想预示了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togy）。 这是有道理的。
狄尔泰认为，任何经验只有与一定的人类本性的总体相联结，才可能居有实际的有效性和意义。有效性，是洛采哲学思想中的重要逻辑构件。过去，我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观点，狄尔泰区分了用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的说明和内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精神理解，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狄尔泰的真正意思是，实际上人类“关于自然界的整体的观念只不过是某种隐含的实在（Realität）所投下的阴影而已”。 这里，狄尔泰所理解的实在，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性东西，而是生命存在的突现系统。他甚至说，只有抽象才能分离生命存在中的生理单元和心理事实，而实际上，生命存在本身总是一种发生着的系统。所以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中的经验及其观念，说到底，也是人类生命实在之内在体验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投影。这就是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构境了。
这种关于内在体验的科学既囊括了确定自然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存在的程度的各种认识论原理，也囊括了各种与我们的行动有关，可以说明各种意图、各种最高的善，以及各种价值的存在的原理；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处理过程，都是以这种科学为基础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镜像式地面对自然对象、客观地经验和感知纯粹的外部规定性，我们总是在一定的人类本性的“存在的总体性（Totalität）”，即特定的历史生活关联与境中认识这个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洛克、休谟和康德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 这个不在场的“真正的血液”，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存在。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除了作为白板式的受动物性载体、不确定的主观经验和先天理性构架，恰恰没有真实的生命存在之涌动。狄尔泰认为，意识、认识和作为认知工具的概念，都并非理性的产物，而是历史生活的关联总体的结晶，任何一种认识，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追问社会历史事实，都只能是一种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中突现而成的主观关联与境。况且，社会存在是比自然物质“复杂得多、神秘得多的东西”。与外部的自然存在相比，这里的每一种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事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总是由道德力量所建构的。
十年以后，狄尔泰提出生命存在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存在的主体表现（Ausdruck）。其实，这里狄尔泰所说的表现，是他对人的生命存在形式的一个特殊设定。这里既有主体的形体、语言的直接表意，也有客观化了的活动结构，正是这种相互之间的表现、体验和沟通才建构了生命的存在之场境。表现的本质是意义（Bedeutung），这个意义就是生命与关联与境总体的联结点。只有当人们通过在生命之中发现的某种关系，把一个部分与它所从属的整体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部分对于整体来说才具有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关系，意义也是我们领悟生命的方式。所以，狄尔泰总是说，社会生活只是当下突现建构而成的关联与境，对此，人们就不可能对生活本身进行对象性的认识（说明），生活只有通过内在经验（体验）生成的理解（Verstehen）或领悟。（精神科学不是一种“社会历史之外的实在物的摹本”。 只有通过与人们可以内在地体验或者理解的东西发生关系，这些事件才能属于历史。或者说，只有当我们体验到人的状态，让这些状态在生命显示中（Lebensauesserungen）表现出来，并且理解这些表现，人类才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 因此，精神科学只能是基于人类生命存在和系统性社会生活的历史理解论，即历史解释学。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青年海德格尔，当然，后者直接消解了对象性认知的二元认识论模式，而从生命此在的交道性活动系统中生成世界图景。其实，这也是狄尔泰全部历史哲学的基础。
其实，在狄尔泰看来，所谓精神科学的核心特质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自然存在的历史性现实（Geschichtliche Wirklichkeit）。 依他所见，“自然界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和疏远的。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内在生活的外表而已。社会才是我们的世界”。 这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存在其中的社会生活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狄尔泰明确主张：精神生活的事实与自然过程的事实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当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经验论将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原则用来图解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对这种现实进行了删节和肢解”。 据说，狄尔泰在阅读穆勒的《逻辑学》一书时，在一个边注中写道：“对历史知识的缺乏导致了穆勒的武断。” 狄尔泰说，当洛采（Lotze）在《微观宇宙》一书中采用了一条与前者不同的反向思路时，则被认为是牺牲科学性和基于经验方法确定性的主观倾向。对此狄尔泰的反驳为，精神科学也将基于经验的方法，但它所依存的经验是独特的与人的存在具有密切“生命相关性”（die Lebensbezueglichkeit）的“内在经验（inneren Erfahrung）”。他说道：
所有的科学都是从经验出发的，但是，所有经验都必须回过头来与它们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意识条件和意识关联与境联系起来，都必须从这样的条件和关联与境中把它们的有效性中推导出来——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与我们的本性所具有的总体性联系起来，它们的有效性必须出自这样的总体性（Ganzen）。
狄尔泰要建立主要面对社会历史研究的精神科学，凡科学皆由经验出发，他不想别人说他的东西不是科学，可是，他特别界划出精神科学的确定性基础不是人对外部对象的直接经验，而是人所特有的生命实在的内在经验。在他看来，一切存在、一切价值和意图，只有与这种总体性的人类本性之内在经验相关联才是有意义的。并且，这种内在经验的发生恰恰与特定的历史关联与境相接合。所以，狄尔泰把我们在其中检验生命与各种事物所具有的价值的、由各种过程构成的关联与境，称之为生命体验。他也由此坚定地主张，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由特定的关联与境建构起来的总体场域，人的精神活动中的每一种活动和现象都以突现式的整体场境——构形（Gestalt，格式塔） 表现出来。所以，也有人认为，狄尔泰的这种思想预示了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togy）。 这是有道理的。
狄尔泰认为，任何经验只有与一定的人类本性的总体相联结，才可能居有实际的有效性和意义。有效性，是洛采哲学思想中的重要逻辑构件。过去，我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观点，狄尔泰区分了用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的说明和内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精神理解，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狄尔泰的真正意思是，实际上人类“关于自然界的整体的观念只不过是某种隐含的实在（Realität）所投下的阴影而已”。 这里，狄尔泰所理解的实在，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性东西，而是生命存在的突现系统。他甚至说，只有抽象才能分离生命存在中的生理单元和心理事实，而实际上，生命存在本身总是一种发生着的系统。所以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中的经验及其观念，说到底，也是人类生命实在之内在体验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投影。这就是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构境了。
这种关于内在体验的科学既囊括了确定自然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存在的程度的各种认识论原理，也囊括了各种与我们的行动有关，可以说明各种意图、各种最高的善，以及各种价值的存在的原理；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处理过程，都是以这种科学为基础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镜像式地面对自然对象、客观地经验和感知纯粹的外部规定性，我们总是在一定的人类本性的“存在的总体性（Totalität）”，即特定的历史生活关联与境中认识这个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洛克、休谟和康德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 这个不在场的“真正的血液”，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存在。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除了作为白板式的受动物性载体、不确定的主观经验和先天理性构架，恰恰没有真实的生命存在之涌动。狄尔泰认为，意识、认识和作为认知工具的概念，都并非理性的产物，而是历史生活的关联总体的结晶，任何一种认识，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追问社会历史事实，都只能是一种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中突现而成的主观关联与境。况且，社会存在是比自然物质“复杂得多、神秘得多的东西”。与外部的自然存在相比，这里的每一种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事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总是由道德力量所建构的。
十年以后，狄尔泰提出生命存在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存在的主体表现（Ausdruck）。其实，这里狄尔泰所说的表现，是他对人的生命存在形式的一个特殊设定。这里既有主体的形体、语言的直接表意，也有客观化了的活动结构，正是这种相互之间的表现、体验和沟通才建构了生命的存在之场境。表现的本质是意义（Bedeutung），这个意义就是生命与关联与境总体的联结点。只有当人们通过在生命之中发现的某种关系，把一个部分与它所从属的整体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部分对于整体来说才具有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关系，意义也是我们领悟生命的方式。所以，狄尔泰总是说，社会生活只是当下突现建构而成的关联与境，对此，人们就不可能对生活本身进行对象性的认识（说明），生活只有通过内在经验（体验）生成的理解（Verstehen）或领悟。（精神科学不是一种“社会历史之外的实在物的摹本”。 只有通过与人们可以内在地体验或者理解的东西发生关系，这些事件才能属于历史。或者说，只有当我们体验到人的状态，让这些状态在生命显示中（Lebensauesserungen）表现出来，并且理解这些表现，人类才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 因此，精神科学只能是基于人类生命存在和系统性社会生活的历史理解论，即历史解释学。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青年海德格尔，当然，后者直接消解了对象性认知的二元认识论模式，而从生命此在的交道性活动系统中生成世界图景。其实，这也是狄尔泰全部历史哲学的基础。
三、重新构境：历史哲学的逻辑秘密
狄尔泰的历史哲学思考，显然受到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直接影响。特别是1900年之后，这种影响更使他的思想直接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解释学。在这里，精神科学其实就是一种以历史性的系统理解为核心的解释学。我们可以看到，他将施莱尔马赫在文本中的精耕细作延伸到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研讨中。这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解释学面对的那个他声称不同于自然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究竟是什么？二是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研究如何面对历史现象？
先看第一个问题。在狄尔泰看来，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能动体，他们的活动建构出社会存在，但是，人绝不是某种“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所有被独立抽象出来的人都是虚构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历史关联与境之中。所以，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在这一点上，狄尔泰与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相接近。特别是在狄尔泰晚年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一书中，他进一步指认了社会生活不是各种孤立的实体的聚合，而是种种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事件互动过程之流。重要的是，这种总是当下发生着的生活事件并不是无序的，而是有结构的，它是由各种效用性的关联与境（Wirkungszusammenhang）链接而成的，这种效用性的关系系统构成发展着的总体。这个Wirkung（效用、作用）极为重要，它是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全部实践哲学的基础。这是一个“作为总体而存在的历史世界，这种作为一个互动系统而存在的总体，这种由各种互动组成的、作为种种价值观和意图的源泉之一存在的系统”。 正是这个一定时代中的总体系统结构，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各个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也决定了各种历史事件的发展历程。狄尔泰的心灵总体说正是建立这种现实社会生活总体论的基础之上的。狄尔泰说，我们可以运用“社会”（Gesellschaft）这个概念来表示这种不断发展的总体(Ganze)，或者叫社会生活体系（System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狄尔泰说，这种社会互动构成的系统“贯穿于我的生命之中”。
这个社会总体有两个向度：首先，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由历史形成的传统。也就是说，个人生命存在总要历史性地遭遇某种既成的普遍的关系系统，这种系统生成历史的意义，“控制着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并且决定着人类生活”。 狄尔泰说：
任何一种行动都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它们与正在先进活动的人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总体性的关系，产生了他的那些目标，产生了他的精力和手段，而且，如果行动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种关系还会产生他针对各种境况进行的调整。
这种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其次，这种一定的关系总体的传统在新一代人的活动中被改变。人又以自觉的意向和行动对这种社会的影响作出反应。狄尔泰认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个一般特征是创造性的构筑（Gestaltung）， 生活即是构形（Gestalten）。狄尔泰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后者在《那托普报告》中的交道建构环构世界的观念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个构形（Gestalten）十分接近我所说的构式（configurating）。 这样，人以他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一种与其他成份不断互动的成份而存在”，这也使得每一代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能动的意图性关联与境（Zweckzusammenhang）。狄尔泰认为，这个总体化的意图与境恰恰是由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构成的。我觉得，狄尔泰的这个所谓意图性关联与境，十分接近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他说：“人类历史的具有必然性的意图关联与境恰恰是借助这种由具体个体、由他们的激情、由他们的虚荣自负和旨趣所组成的这种互动过程，而得到实现的。” 另一方面，有限的个人与动态社会结构之间还发生着动态的互动。狄尔泰认为，“由各种事件组成的流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流淌着，而组成这种社会的那些具体个体即在生命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之后又从社会中消失”。 他已经意识到，生命存在是某种“具有时间性的东西”，生命的特征，“就是存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从人的出生到死亡，构成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历程。在后来的卡塞尔讲座中，狄尔泰已经明确指认出“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来面对，人总是“趋前跑向它”。 而海德格尔将其更准确地描述为“有死者”。“个人虽然都是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既是社会－历史现实的这种无限结构的承载者，也是这种结构的共同发展者。”
第二个问题更复杂。在狄尔泰看来，一切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对于历史过程，“人个不仅多外部思考它，而且他们本身就交织其中”。 马克思的话为，在历史过程之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里克曼形象地将其称为主位和客位的“双焦原理”， 但他并不知道此观念出自马克思。这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大前提。我们的历史研究对象恰恰是我们自己生命活动的结果，这是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异质性。并且，从第一问题的逻辑构境传递给我们的东西中，已经证明有限的个人不可能直接把握当下的社会生活的全部。并且，所有能够流传下去的“历史现象”都由一定的时代旨趣所选择性地生成。在狄尔泰看来，自从远古的部落英雄坐在篝火旁讲述自己的胜败故事以来，人们总是保存那些从模糊的生活事实中提升出来的重要东西。历史不是全面的生活记述，而是对生活总体“一个部分”的收集和整理，而作为叙事艺术而存在的历史学对象的这个部分，恰恰是由人们当时的特定兴趣（interesses）提取的，这种兴趣建构起一个“特殊的视角”，人们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视角中保存自己关注的东西，这就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现象。 这也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对象总是被一定的历史性兴趣决定并生成的，它不是某种中性的客观描述或记载。在后来的青年海德格尔那里，他更深刻地提炼出生命此在的交道与关照的“何所向”。在狄尔泰这里，这种历史性的兴趣之缘起则是历史性的实践：“任何一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是通过运用把某种社会－历史现实的局部内容孤立出来的技术而形成的。” 这也就是说，精神科学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性存在”。历史现象，则是对这种选择性实践存在的记载。
这样，作为重历（Nachleben）和重构（Nachbilden）历史现象的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研究的本质则必然是一种理解性的重新构境。首先，历史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孤立的人与物，而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社会历史关联与境。由人的活动当下建构关系场境即是意义，历史性理解的根本则是领悟每一个时代人们生活关系系统突现出来的意义。狄尔泰认为：“全部历史学所具有的任务，就是把握各种互动系统。” 其次，在狄尔泰这里，历史研究的核心不是假设客观地面对与人无关的事实，因为，这种事实本身已经是经过历史性的兴趣建构出来的特殊情境，而我们面对这种“选择性的存在”的历史现象时，又总是通过研究者自己的内在体验（das innere Erlebnis）重新建构（Aufbau）已经过去的生活。“生活本身已经逝去，只有表现依旧存在。” 这种体验性理解和重新表现都不可避免地会渗透着我们的知、情、意。
这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客观的镜像反映，它总已经是内含着研究者的知、情、意的再现式的解释。更直接一些说，历史学在表现各种事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时，总已经深嵌着“对这种事实的价值估量”。 这样，理解对象总是在有选择的一定的兴趣指向中在场的，并且又是生命主体创造性表现生成的；理解本身则内含着新的知、情、意，同样也会背负着复杂的关联与境，这也就是解释学的两个向度中的双重视界。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解释语境之中，狄尔泰对于历史研究有自己明确的理解。他说，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研究自己，历史会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历史由有限的生命构成，但历史“只不过根据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连续性来看待的生命而已”。首先，作为有限的个人存在的历史学家，总是以“有限的主体”面对历史资料的无限，虽然他可以直接描述当下的生活，但每一个时间瞬间之后的过去都在不断离他而去，“越来越多的过去进入到由记忆组成的阴影世界之中”。他认为，即使是生活进程的最小瞬间部分，也都会有一个时间过程。一切的“现在”渺小得几乎为无，每一个人体验到的瞬间——“现在”，总是包含着对刚刚过去的“现在”的记忆。在其他时间里，“过去”就像力量一样，仍然对现在有影响、有意义。狄尔泰这里的观点显然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狄尔泰对此有一段颇富诗意的描写：
生命之流本身从来不会停顿下来供人观察，而是汹涌澎湃地流向大洋。这样的生命之流在流动之时，我们既不能把握它，也不能表现它。我们只能记录生命之流的部分内容，把这个流动的物体分解为固定的、零碎的部分。我们只能从这种事实中获得部分内容的各个侧面，而其错综复杂的属性仍然被我们不合适地称为综合性、多样性和多重性。
其次，过去的生命存在只是存留于非当下的阴影世界，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只是“那些过去的事物所具有的遗迹”，这里面包括了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灵魂们的表现（词语、声音和图像）。一个历史学家面对这些遗迹的时候，他在回忆它们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过是对这些仍然存在的遗迹的解释而已。狄尔泰指出：
我们根据理解过程，根据集合成整体的各种过去的遗迹与经验的关系，把这些遗迹联结起来；离我们比较近的东西和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理解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过去的东西的手段。
狄尔泰曾经说，我们只能通过生活来解释生活，在这里的意思则是说，人们永远都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来重构（Nachbilden）过去发生的东西（生活）。“理解也就是‘我’在‘你’之中的重新发现”！ 用我的话来讲，历史研究永远只能是每一代人新的重新构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狄尔泰才会说，历史世界的建构（Aufbau）出现于精神科学之中，建构是一种观念关联与境（ideellen Zusammenhung）,在这个与境之中，“历史世界由于一系列植根于体验和理解的思想运作而得到客观的认识”。
先看第一个问题。在狄尔泰看来，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能动体，他们的活动建构出社会存在，但是，人绝不是某种“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所有被独立抽象出来的人都是虚构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历史关联与境之中。所以，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在这一点上，狄尔泰与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相接近。特别是在狄尔泰晚年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一书中，他进一步指认了社会生活不是各种孤立的实体的聚合，而是种种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事件互动过程之流。重要的是，这种总是当下发生着的生活事件并不是无序的，而是有结构的，它是由各种效用性的关联与境（Wirkungszusammenhang）链接而成的，这种效用性的关系系统构成发展着的总体。这个Wirkung（效用、作用）极为重要，它是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全部实践哲学的基础。这是一个“作为总体而存在的历史世界，这种作为一个互动系统而存在的总体，这种由各种互动组成的、作为种种价值观和意图的源泉之一存在的系统”。 正是这个一定时代中的总体系统结构，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各个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也决定了各种历史事件的发展历程。狄尔泰的心灵总体说正是建立这种现实社会生活总体论的基础之上的。狄尔泰说，我们可以运用“社会”（Gesellschaft）这个概念来表示这种不断发展的总体(Ganze)，或者叫社会生活体系（System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狄尔泰说，这种社会互动构成的系统“贯穿于我的生命之中”。
这个社会总体有两个向度：首先，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由历史形成的传统。也就是说，个人生命存在总要历史性地遭遇某种既成的普遍的关系系统，这种系统生成历史的意义，“控制着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并且决定着人类生活”。 狄尔泰说：
任何一种行动都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它们与正在先进活动的人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总体性的关系，产生了他的那些目标，产生了他的精力和手段，而且，如果行动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种关系还会产生他针对各种境况进行的调整。
这种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其次，这种一定的关系总体的传统在新一代人的活动中被改变。人又以自觉的意向和行动对这种社会的影响作出反应。狄尔泰认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个一般特征是创造性的构筑（Gestaltung）， 生活即是构形（Gestalten）。狄尔泰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后者在《那托普报告》中的交道建构环构世界的观念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个构形（Gestalten）十分接近我所说的构式（configurating）。 这样，人以他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一种与其他成份不断互动的成份而存在”，这也使得每一代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能动的意图性关联与境（Zweckzusammenhang）。狄尔泰认为，这个总体化的意图与境恰恰是由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构成的。我觉得，狄尔泰的这个所谓意图性关联与境，十分接近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他说：“人类历史的具有必然性的意图关联与境恰恰是借助这种由具体个体、由他们的激情、由他们的虚荣自负和旨趣所组成的这种互动过程，而得到实现的。” 另一方面，有限的个人与动态社会结构之间还发生着动态的互动。狄尔泰认为，“由各种事件组成的流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流淌着，而组成这种社会的那些具体个体即在生命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之后又从社会中消失”。 他已经意识到，生命存在是某种“具有时间性的东西”，生命的特征，“就是存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从人的出生到死亡，构成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历程。在后来的卡塞尔讲座中，狄尔泰已经明确指认出“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来面对，人总是“趋前跑向它”。 而海德格尔将其更准确地描述为“有死者”。“个人虽然都是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既是社会－历史现实的这种无限结构的承载者，也是这种结构的共同发展者。”
第二个问题更复杂。在狄尔泰看来，一切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对于历史过程，“人个不仅多外部思考它，而且他们本身就交织其中”。 马克思的话为，在历史过程之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里克曼形象地将其称为主位和客位的“双焦原理”， 但他并不知道此观念出自马克思。这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大前提。我们的历史研究对象恰恰是我们自己生命活动的结果，这是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异质性。并且，从第一问题的逻辑构境传递给我们的东西中，已经证明有限的个人不可能直接把握当下的社会生活的全部。并且，所有能够流传下去的“历史现象”都由一定的时代旨趣所选择性地生成。在狄尔泰看来，自从远古的部落英雄坐在篝火旁讲述自己的胜败故事以来，人们总是保存那些从模糊的生活事实中提升出来的重要东西。历史不是全面的生活记述，而是对生活总体“一个部分”的收集和整理，而作为叙事艺术而存在的历史学对象的这个部分，恰恰是由人们当时的特定兴趣（interesses）提取的，这种兴趣建构起一个“特殊的视角”，人们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视角中保存自己关注的东西，这就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现象。 这也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对象总是被一定的历史性兴趣决定并生成的，它不是某种中性的客观描述或记载。在后来的青年海德格尔那里，他更深刻地提炼出生命此在的交道与关照的“何所向”。在狄尔泰这里，这种历史性的兴趣之缘起则是历史性的实践：“任何一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是通过运用把某种社会－历史现实的局部内容孤立出来的技术而形成的。” 这也就是说，精神科学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性存在”。历史现象，则是对这种选择性实践存在的记载。
这样，作为重历（Nachleben）和重构（Nachbilden）历史现象的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研究的本质则必然是一种理解性的重新构境。首先，历史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孤立的人与物，而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社会历史关联与境。由人的活动当下建构关系场境即是意义，历史性理解的根本则是领悟每一个时代人们生活关系系统突现出来的意义。狄尔泰认为：“全部历史学所具有的任务，就是把握各种互动系统。” 其次，在狄尔泰这里，历史研究的核心不是假设客观地面对与人无关的事实，因为，这种事实本身已经是经过历史性的兴趣建构出来的特殊情境，而我们面对这种“选择性的存在”的历史现象时，又总是通过研究者自己的内在体验（das innere Erlebnis）重新建构（Aufbau）已经过去的生活。“生活本身已经逝去，只有表现依旧存在。” 这种体验性理解和重新表现都不可避免地会渗透着我们的知、情、意。
这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客观的镜像反映，它总已经是内含着研究者的知、情、意的再现式的解释。更直接一些说，历史学在表现各种事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时，总已经深嵌着“对这种事实的价值估量”。 这样，理解对象总是在有选择的一定的兴趣指向中在场的，并且又是生命主体创造性表现生成的；理解本身则内含着新的知、情、意，同样也会背负着复杂的关联与境，这也就是解释学的两个向度中的双重视界。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解释语境之中，狄尔泰对于历史研究有自己明确的理解。他说，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研究自己，历史会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历史由有限的生命构成，但历史“只不过根据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连续性来看待的生命而已”。首先，作为有限的个人存在的历史学家，总是以“有限的主体”面对历史资料的无限，虽然他可以直接描述当下的生活，但每一个时间瞬间之后的过去都在不断离他而去，“越来越多的过去进入到由记忆组成的阴影世界之中”。他认为，即使是生活进程的最小瞬间部分，也都会有一个时间过程。一切的“现在”渺小得几乎为无，每一个人体验到的瞬间——“现在”，总是包含着对刚刚过去的“现在”的记忆。在其他时间里，“过去”就像力量一样，仍然对现在有影响、有意义。狄尔泰这里的观点显然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狄尔泰对此有一段颇富诗意的描写：
生命之流本身从来不会停顿下来供人观察，而是汹涌澎湃地流向大洋。这样的生命之流在流动之时，我们既不能把握它，也不能表现它。我们只能记录生命之流的部分内容，把这个流动的物体分解为固定的、零碎的部分。我们只能从这种事实中获得部分内容的各个侧面，而其错综复杂的属性仍然被我们不合适地称为综合性、多样性和多重性。
其次，过去的生命存在只是存留于非当下的阴影世界，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只是“那些过去的事物所具有的遗迹”，这里面包括了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灵魂们的表现（词语、声音和图像）。一个历史学家面对这些遗迹的时候，他在回忆它们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过是对这些仍然存在的遗迹的解释而已。狄尔泰指出：
我们根据理解过程，根据集合成整体的各种过去的遗迹与经验的关系，把这些遗迹联结起来；离我们比较近的东西和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理解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过去的东西的手段。
狄尔泰曾经说，我们只能通过生活来解释生活，在这里的意思则是说，人们永远都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来重构（Nachbilden）过去发生的东西（生活）。“理解也就是‘我’在‘你’之中的重新发现”！ 用我的话来讲，历史研究永远只能是每一代人新的重新构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狄尔泰才会说，历史世界的建构（Aufbau）出现于精神科学之中，建构是一种观念关联与境（ideellen Zusammenhung）,在这个与境之中，“历史世界由于一系列植根于体验和理解的思想运作而得到客观的认识”。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 210093]
（原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责任编辑：宋超 晁天义 责任编审：李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