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之维
2013-05-30
1944年，流亡美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出版了《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一书，阐明他们对现代性的诊断，指出启蒙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转变成了实在论，转变成了事实的神话，转变成了知性与敌对精神的一致”。对此，人们常常引证哈贝马斯的评论，认为启蒙的这种自发性意味着理性已经摧毁了自身以及理性本当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性，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么认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尼采对理性的激进批判。这种评论虽然有其敏锐、深刻之处，但却是片面的。因为，意识哲学批判只是《启蒙辩证法》最表层的理论维度，而其最重要的维度则在于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哲学元批判。
很清楚，韦伯对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观念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不过，他们从来都没有像韦伯那样仅仅在意识哲学的意义上把启蒙理解为一种工具理性，而是始终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强调这种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关系。对此，见证并参与了这一思想创造过程的马尔库塞曾做过非常明确的界说：“韦伯著作中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可以表述如下：西方特有的理性观念在一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系统中实现了自身，而这个文化系统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得到了全面发展。这个系统旨在一种特殊的统治类型，这种统治已经成了现阶段的命运。”对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而言，启蒙首先并且主要是一种直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哲学元批判。
1937年以后，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转移到了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上，并努力通过有计划的分工和合作证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抽象统治”在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变成了现实，资本的抽象统治已经从经济扩展到了政治、文化和人类理智等各个层面之中，社会就此被整合为了一个同质的总体。在这种状态下，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具有了与传统的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同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启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异名，它的自反性不过是资本的自反性之最新的和最后的表现方式。
由于《启蒙辩证法》是在美国创作并出版的，因此，霍克海默、阿多诺不得不借助奥德赛这一文学隐喻，曲折地揭示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宿命：在牺牲中放弃，在得到支配自然能力的同时失去进行完整生活的权力，资产阶级的所得就是他的所失。在神话故事中，诸神为什么会帮助奥德修斯摆脱波塞冬、重返家乡呢？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答案就在于他们曾经得到过人奉献的牺牲品。然而，人对神奉献的少但得到的自我保存却多。牺牲其实就是劳动的原型：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动物那里，这一变换过程是等价的；但在人这里，因为理性、科学技术的运用，劳动最终成了对自然的控制，并变得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一故事的历史哲学隐喻在于：自然成了人的理性的恶意帮凶，并且，由于理性因素始终存在，所以物质生产劳动就不可能是中性的，其中必定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因此，作为资产阶级个人的原型的奥德修斯必定是牺牲者和僧侣的统一，劳动中的欺骗因素也必定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增强而最终成为一种客观的意识形态力量。
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在对自然和他人的统治过程中，主体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却失去了自己作为自然实体的本性，以自己的实体性、完整生活的消失为代价，真正获得永生的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文明的历史就是牺牲内在性的历史。换言之，就是放弃的历史”。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完整生活这一宿命，在奥德修斯随后的冒险片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因为算计，奥德修斯既倾听了塞壬美妙的歌声，又避免了灾难。他这么做的后果是使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发生了分离、确立了他的主人地位，而代价是放弃了自己的劳动机会，从而放弃了劳动者“通过历史性的劳动实现乌托邦”的权力。而奥德修斯与克耳刻的交往则表明，他这个资产者拥有纯真爱情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因为“随着奥德修斯这个人物的出现，男人与女人，追求与约束之间关系的双重性，已经表现为一种通过契约保护的交换形式。放弃则是它的前提”。
总之，通过牺牲，奥德修斯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但却不得不放弃他本当拥有的一切，这种“启蒙辩证法”实际上是被统治的自然对人展开的报复。更重要的是，这种报复其实才刚刚开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2013年5月29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