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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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哲罗普洛斯访谈

安哲罗普洛斯访谈

一九九五年,台北金马奖国际影展放映了安哲罗普洛斯的回顾展。十一月二十九日,安氏夫妇访台四天,洵属难得因缘。《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热心安排,促成了这次访问。安氏法文虽略带口音,但清楚流畅,陈心怡小姐居间中法传译,也使访问进行得十分顺利。

你的影片多以漂泊、追寻为主题,这是否根源于私己的旅行和漂泊经验。 我在十八岁前从未离开过故乡雅典。当兵是我第一次的远行经验,因为我服役的军队在全希腊巡行调防。二十四岁时我去了巴黎,一度想在那儿定居,但最后还是决定回雅典。一九七○年为了拍摄第一部长片《重建》,我又做了一次旅行,这是我第二度周游全国,认识雅典以外的希腊,并开始寻找到自己的声音。我发现了在雅典不复得见的神话、历史、习俗和文学。

《重建》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情节却奇迹般和希腊悲剧中的亚加曼农返乡故事雷同。七○年代拍的三部曲《三六年岁月》、《流浪艺人》和《猎人》意在希腊的历史,从三九到六七年被外强殖民的处境。《亚历山大大帝》则描述一名罗宾汉之类的盗匪,由行侠仗义到逐渐变得孤僻、刚愎、独裁的过程。

《塞瑟岛之旅》开始,旅行才成为我的中心主题,贯穿整个「沉默三部曲」。从前《流浪艺人》的旅行是穿梭在历史当中,而现在,旅行则是为了发现。有时是离开,有时是回来,如同史诗《奥狄赛》的不断变奏。《塞瑟岛之旅》和《尤里西斯生命之旅》有一点十分相像;两者都是回返,然后又再度离去,主角且都是电影导演。《塞》片有一部电影中的电影;导演将他周遭的人物纳入自己虚构的影片中,两者交错,无法分辨。第二部《养蜂人》也是一趟回归之旅,主角像一条老狗,死前必须回返家园。这旅程是由北到南;相对地,第三部《雾中风景》则是由南向北。片中的德国是个幻想中的美好国度,一如美国,有许多希腊人一心想移民到这两个国家,事实上北部的希腊人常有亲戚住在德国。那对姊弟寻找一个象征的父亲,最后来到一棵树下。最初的结局不是这样,而是让两个小孩消失在雾中。我把剧本拿给七岁的女儿看,看到最后,她哭了。她问:「父亲在哪里?家在哪里?」我转述给我的合作编剧听,他说:「你女儿有理。你的故事像个童话,而童话都有美好的结局。」于是我做了改变,让树出现,让小孩抱着树。就像圣经中,上帝创造的第一棵树。那么我就可以对孩子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重新创造这世界。就像这样,手轻轻一挥,雾就会消失。」这是特别为我女儿而做的。

《雾中风景》的小男孩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边界?」我的下一部片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鹳鸟踟蹰》不止在谈地理的边界,还有人际之间的边界、爱情的边界、友谊的边界、一切的边界。马斯楚安尼在片中也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越过边界了──但是要越过多少道边界,才能回到家?」对我而言,要找到一个地方,让我能跟我自己、跟环境和谐相处,那就是我的家。家不是一间房屋,不是一个国度。──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最后的答案是:当我回来,就是再度出发的时候。这便是《尤里西斯生命之旅》的缘起。

《塞瑟岛之旅》之前是我创作的第一阶段,描述人如何受困于历史的变动,第二阶段我呈现内在与外在的放逐,如今我关注边界如何阻隔人与人的沟通,在混乱的世界中,人失去了中心,失落了源头。

好,这就是我全部的电影。


接下来你想拍什么?《鸟踟蹰》到《尤里西斯》,你在累积一个新的三部曲吗? )


我不知道,顺其自然。如果真有第三部曲,我会逆向而行,不拍美国人在希腊,而是一趟异乡人在纽约的旅程。从布鲁克林到布朗克斯,一段短短的路程,一辆巴士却开了十年。许多移民:希腊人、犹太人、中国人……都在车上,呈现纽约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现象。

据说你是看了高达的《断了气》,才起意要学电影。当时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雅典有一家专演警匪片的电影院,只准男性观众入场。我们对那些电影耳熟能详,会随着男主角一同说出对白,并大声叫嚣。我在那里看到《断了气》,决定自己必须到法国去。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高达,他非常高兴。

法律系毕业后你去了巴黎,进了首屈一指的高等电影学院(IDHEC),却因和讲师争论而被逐出校门。这事听来颇富传奇色彩。你们当时的争论是什么?现在你如何看待这段历程?

我考进IDHEC时,艺术史、电影史、剧本分数都很高,理化却考了鸭蛋。教授乔治?萨杜尔很赏识我,让我住进他家。和我争执的是教导演的老师。因为我认为在学校中应有做各种实验的可能,但老师却专注于传授一些我早已熟知的基本知识,而对我做的小型电影实验不以为然。现在我觉得我错了。学校本该有纪律,即使基础课程亦然。但这次退学的经验对我很有帮助,怎么说呢?因为所有同学都开始崇拜我,拿出钱来帮我拍一部惊悚短片,主题是一个男人在巴黎遭到不知名的跟踪。最后电影没有完成,因为钱终究不够。

今年《尤里西斯生命之旅》在巴黎上演时,许多老同学都回来看我。我们走过拉丁区,寻觅往日勾留的踪迹,刚好看到一些当年的电影又在戏院重映,一切就像从前一般。我们带了许多瓶酒,喝了一整晚,最后跑到卢森堡公园,坐在长凳上,直到天亮。

我想我当时可能错了。然而,不幸的是,那么多同学当中,我是唯一至今仍在拍电影的人。


啊,这重聚的情景简直就跟《养蜂人》、《尤里西斯生命之旅》中如出一辙……


但却发生在我拍出这些场景之后!更神奇的是,我的同学还找出两卷我当年拍摄的底片,就像《尤》片中的导演所寻找的东西!

《尤》片中的导演梦回他在罗马尼亚度过的童年时光。为何选择他出身一个移民家庭?

原因之一:巴尔干半岛最早的电影摄制于罗马尼亚。一九○五年,马那基雅兄弟在罗国首府布加勒斯特赢得一项照相比赛,在那儿他们看到了卢米埃兄弟的《火车进站》,兴奋莫名。哥哥便搭船沿多瑙河北上德国,转火车经法国到伦敦,买到最早的几台箱型摄影机之一,回来拍摄《织工》,也就是我放在《尤》片一开场的默片段落。


原因之二是,罗国曾被希腊殖民,南部多希腊移民。斯大林占领罗国后,便大举驱逐希腊人和犹太人。

又为何安排导演流亡三十五年的国度是美国?

他必须从一个够遥远的地方归来。而美国,是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梦土。

中国和希腊同为文明古国。《尤》片藉一个出租车司机之口痛斥希腊「早死早痛快」!敢问当今希腊人的文化处境?

现在希腊已非常美国化。民族性仍在,但失去了自信,失去了与传统的联系:语言、诗、音乐、礼仪……变得和其它国家的人民没有两样。欧洲人若再不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就什么也没有了。


当今希腊的电影环境呢?

在从前,电影的鼎盛时期,希腊每年可以生产上百部影片。喜剧、音乐剧、通俗剧……同时也有艺术性影片的生存空间。而现在,年轻人只看美国片,老人只看电视。电影仍有观众,只是逐年减少。在这种处境下,要一个年轻人去拍电影、相信电影,越来越困难了。我们那一代不是较有才智或天分,而只是环境较好。如果一部电影只有一、两千名观众,谁还有勇气拍下去?这不仅是希腊的问题。就拿意大利来说,目前只有两名还「不错」的年轻导演,但是和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维斯康堤如何能够相比?

在你的影片中常见与主题、情节无关,却指涉到电影自身的突兀片段。如《养蜂人》中老人和少女的做爱发生在废弃电影院的银幕前,《雾中风景》的小男孩捡到一截空白的底片……你是如何特待这些枝节的出现?
这几年来我逐渐成为展示自己的博物馆。到处是我的回顾展和锦上添花的荣誉博士、文化奖章……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在我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失去了重要性。我希望新一代人能够重新发掘电影;但我却不能不担心。我要像一个不肯消失的鬼魂,站在电影院空白的银幕前面,吶喊着提醒人们:电影仍然存在! ;
有些导演(像希区考克、塔可夫斯基)喜欢电影「创作」,但不喜欢拍摄「工作」。你喜欢做为一个导演的生活吗? =*
我不晓得。有首诗说:「上帝给予人各自的死亡,每个死亡都有其必然,有其节奏,有其感觉」。如果有幸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我愿意死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

而电影,一部电影完成后有它自己的旅程。它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巴西、智利、台湾、日本……全世界。旅程都有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会对说起,旅程的回忆。那便是忧伤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