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柯断言，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用以取代传统哲学的东西不是另一种哲学，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牧领。在这里，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和服从已经被新的自下而上的微观支配和压制取代，新的权力机制更加依赖身体的自我治理。这种自我治理正是从天主教和新教的牧领学说发展而来的，牧领不是外在的暴力，而是基于内心的引领和看护的“指导、指引、带领、率领、控制和操纵人的艺术”。由此，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彻底支配了日常生活和人的内心。

关键词: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 自我治理 牧领 治安

      以福柯之见，在18世纪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传统政治里那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和服从已经被新的自下而上的生命政治微观支配和压制取代，新的生命权力机制更加依赖身体的自我治理（seguverner  sio-même）。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的演讲中，福柯进一步回溯道，这种自我治理正是从天主教和新教的牧领学说发展而来的。牧领学说发端于“神是人的牧羊人”的观念，牧领不是外在的暴力，而是基于内心的引领和看护的“指导、指引、带领、率领、控制和操纵人的艺术”。所以，与传统的外部强制不同，“让生活更美好”的现代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的治安权力得以彻底支配日常生活和人的内心的真正秘密就在于此。此外福柯还指认，治安权力的真正现实基础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

一、牧领权力：从内心里引导人向前的臣服

      在1978年2月8日开始的演讲中，福柯开始具体讨论他新发现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治理术。治理不是传统的统治，也不同于规训，它是一种更加隐秘的内在支配策略。他说，在今天的境况下，理解治理的重要性在于———只是“从对人进行治理的新的整体技术（nouvelle technologie générale）开始，国家才具备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国家的形式”。换句话说，倘若不理解治理，根本就无法理解现时资产阶级的国家统治方式。并且，这个治理的构境真相正好与资产阶级行政管理科学所宣称的东西完全相反！

      依福柯建构新的思境的惯例，他总会先做一个历史性的考古分析，以奠定新的构境合法性的基础。福柯解释道，在西方，治理概念并非今天刚刚出现的新事物，早在13—15世纪，治理（gouverner，动词原型）一词的日常意思比较宽泛，但主要有两个构境层：一是意味着在客观发生意义上的使人向前推进，也有提供物资支持的维系之意；二是精神层面上构序的意思（significations d'ordre moral），即基于“对心灵的指导”而带领某人。福柯说，gouverner的初始构境意义就是对人的治理。不过，从历史上看，对人进行治理的思想更深地缘起于基督教神学中的牧领说。这其中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牧领类型的权力（pouvoir de type pastoral）的观念和组织的形式，第二种是良心指导、灵魂指导的形式”。福柯在此讲座210次使用pastoral一词，其中60次使用pouvoir pastoral这一词组。福柯最早提及牧领权力，是在《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一书的“大禁闭”一章中。请注意，这个从内心引导人们向前的牧领权力是福柯这里希图重点思考的方面，也是我们准确剖解现代资产阶级治理概念的极为深刻的构境入口。依笔者的判断，牧领权力是福柯解读资产阶级生命权力布展的一个重要构件。

      在1978年2月15日的演讲中，福柯明确指认说，“牧领的真正的历史，牧领作为对人们施加影响的权力的特殊类型，牧领作为治理人的模型，在西方世界只是在基督教以后才开始的”。在基督教神学中，神不是人的主人，而是人的牧羊人（pasteur，也可译带路人），“牧领是一种神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在牧领关系之中，恰恰是通过主动的内心忏悔，隐喻中的地狱反向“灌溉”了神性权力。福柯特别提醒我们：第一，所谓牧领，正好与作用于领土上固定的统治主权不同，它是要作用于移动中的羊群，“牧羊人的权力（pouvoir du berger）主要作用于复杂的和运动中的情况”。笔者觉得，这已经是福柯的发挥。因为，在整个中世纪，神权恰恰是与土地上凝固的王权合一的。福柯从这里体悟和引申出来的道理是：牧领权力与锁定在土地上的奴隶控制不同，前者恰可以作用于游荡在资本主义市场配置之中的动态的人群。或者说，牧领权力正是原子化个人建构的市民社会统治的秘密支配机制。第二，牧领的权力是一种至善的（bienfaisant）权力。牧领权力并不表现为贵族式的拥有权力的优越感和咄咄逼人，反倒呈现出诚意（zèle）和无穷尽的勤勉，牧羊人的职责就是看护（veille）。福柯希望我们懂得，与专制统治的暴政不同，牧领的本质是随人心愿———让你发财（成功）！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自愿进入市场、进入股市，哪怕结果是身无分文、落入地狱，那也是自愿之后的活该。这个活该性是韦伯之后资产阶级刻意培育的普遍意识形态认同核心。第三，牧领权力是个人化（individualisant）的权力。它不是某种宏观的强制，而恰恰是对每一只羊的细心看护中的隐性心魔种植。福柯的隐喻构境为，牧领是直指每一个人内心的。其四，正因为这种缘起于基督教的牧领权力的着力点是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它恰恰是要求“治理人们的日常生活（vie quotidienne），甚至他们的生存中的细节和资料（le detail mêmeet dans la matérialité qui fait leur existence）”。（中译文有改动）牧领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中见证神迹的，它就是生活。总之，基督教的牧领制度创建了“引导、指引、带领、率领、控制和操纵人的艺术”，这种牧领制度的本质是治理人的艺术。福柯说，这些重要的特征都将是我们认真体会现代资产阶级生命政治中治理权力艺术的潜在质性内容。

      在1978年2月22日的演讲中，福柯明确指认说：

        “必须在这个方面才能找到治理术的源头（origine）、塑形（formation）和结晶（cristallisation）之处，找到它的胚胎点（point embryonnaire）。在17—18世纪，治理术进入政治领域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开端。我认为，就在治理术成为一种深思熟虑和精打细算的政治实践的时候，现代国家就诞生了。（中译文有改动）”

      牧领引导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相反。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胚胎点生成于每一个刚刚从专制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自由个人的内心牧领，它是资产阶级建构人的存在和塑形生活细节的缘起，它的微观权力技术的结晶则生成全部资产阶级“深思熟虑和精打细算的政治实践”———非暴力甚至是反对暴力的引领内心认同和积极生存的治理术。笔者倒觉得，在这一点，福柯才深刻剖解了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真正发生基础。故而，福柯断言，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用以取代传统哲学的东西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牧领，而不是另一种哲学。他颇有几分得意地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对基督教文化的一种深层承袭。依比岱的解读，福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政治上的‘牧领’不再借助上帝的形象进行统治了，因为上帝自己也不再统治了：他只通过普遍的法对人进行主宰，正是经由这些普遍的法，理性有可能出现，统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统治成为一件与人类责任和社会理性相关的事情”。笔者觉得，比岱的解释从基根上就错了，因为法仍然是外部的强制，牧领比刚性的司法体制要柔软得多，并且，它发生于个人的内心精神构境之中，牧领的本质是引导中的真正认同，这种大他者的存在占位将是生命权力部署的前提。在前述生命权力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福柯对司法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明确界划。

      在1978年3月8日的演讲中，福柯开始从对基督教神性牧领的历史性思考过渡到有关今天的资产阶级政治治理术的讨论。首先，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治理术的本质是“像牧师那样治理世界”———这就要求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得像令人的内在灵魂获得拯救那样，通过走向上帝和真理，令人心悦诚服。其实，这也就是资产阶级启蒙幻境的真正意图，只不过，令人激动不已的自由、民主和博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解放即是得救，资产阶级就是要使今天的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跟随他们走向民主的天堂。其次，在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中，牧领政治表现为基于市民社会的自然性和国家理性的权力关系的以及二者的巧妙交织。与原先传统封建国家用铁甲武装起来的在场性耀武扬威相比，资产阶级国家理性的出场方式恰恰是不在场，它只是通过市民社会中自发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布展，在这里，从内心引导的牧领政治就显得更加重要。在福柯看来，现代国家理性的本质就是引导性的牧领调节（régulatrice）。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治理艺术。在1979的一次演讲中，福柯说，“如果说国家是一种集权的政治形式，也是一种集中权力的政治形式（forme politique d'un pouvoir centralisé），我们则把‘牧领’（pastoral）称为个体化权力（pouvoir individualisant）”。并且，新的“牧领是一项复杂的技术（technique compliquée），它要求一定的文化水平，不仅要求‘牧羊人’具有，还要求其羊群也具有”。这个羊群是散养的原子化的市民，这个羊群要有文化，才可能在康德所说的依凭理性启智之后生发出来新的内心臣服，在这个构境层中，启蒙即听懂资产阶级理性引导的牧领口哨。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福柯对康德启蒙观念的批判之深意。

      在1978年3月29日的演讲中，福柯柯将这种国家的理性调节解释为“操纵、维持、分配、重建一些力量关系（rapports de force），一些处在竞争空间的力量关系，而竞争空间则暗含了竞赛性的增长（croissances compétitives）”。这是福柯第一次将政治领域的活动标注为力量关系，也是第一次使用了功能性的力量联系场（champ relationnel de forces）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力量关系的现实基础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那种非人为的自然性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譬如市场中的价格竞争和股市中的力量博弈，譬如社会生活层面无脸、无主体的合力公众。面对这个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政治权力不可能再表现为宏观的统治，而是转型为微观调节中的治安（police）。

二、治安：“生活得更好”中的隐性支配

      在福柯看来，面对这种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存在中全新的力量竞争场（champcon currentiel de forces），只有一个相应的治理技术———治安（police）能起作用。通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这个特定的治安概念的基本意思。在这里，福柯进一步将治安指认为新的治理技艺的一个“宏大技术整体（grandens emble technologique）”。这个技术整体即是渗透到复杂力量关系和竞技场中的看不见的支配艺术——治安。

      福柯说，一直到17世纪，police一词大都用来指公共权力机构或者公共事物；到了17世纪，情况发生了改变。

        “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就把一套既能增加国家力量，又能维持国家良好有序性（bon ordre）的方法称为治安。换句话说，治安将成为计算和技术存在（être le calcul et latechnique），依靠这种计算和技术，能够在国家内部构序（l'ordre intérieur）和国家力量增长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mobile），但仍然是稳定和可控制的关联（relation）。（中译文有改动）”

      福柯说，在社会控制的宏观层面上，治安是一种面对“羊群式”的动态市民互动的关系场，由国家通过精心计算和治理的方式维系自身有序性的方法，它是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在新的似自然性社会存在状态中构序的特定产物。福柯在此讲座中145次使用ordre或désordres。同时，由于治安也是一种公共权力，所以它也表现为一种光亮性的荣耀（splendeur）。因为它充满爱心地照亮了专制统治的黑暗。

      福柯厘清道，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整体技艺，资产阶级的治安包括三个重要的层面：一是“维系不同的、多样性的力量之间的平衡”；二是对上述各种力量关系的调节；三是通过与统计学的结合，“设置了一整套增长、合并、发展力量的程序”。是的，不是直接的力量和作用，而是寻求不同力量之间平衡和调节，并由此生成特定社会构序和治理程序。慢慢地，也就生成了后来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请一定注意，这个政治科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它不是“民主”“自由”“正义”“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体系，而是作为生命政治之下技术科学实际运作中的治理技术整体。

      当然，治安权力运作的根本方面主要是在面向人口的微观生存层面上。与传统的政治权力控制不同，资产阶级生存治安的本质并非压制或者禁止，反倒是一种着眼于正能量释放的牧领式的关心。也是在这一点上，福柯宣布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学的非法性。弗雷泽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当“福柯表明现代权力是‘生活性的’，而不是否定性的。这就足以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排除在外，因为它假定权力本质上是压制性的”。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资产阶级的看不见的匿名权力恰恰是非压制的。福柯说，正是资产阶级的治安权力“让人成为真正的主体（l'homme pour vrai sujet）”———理性启蒙之后的个人主体，并且尽力将人从内心里引导到“潜心于某物”的存在的状态中，也就是说，让人人有其业务（activité），或者职业（occupation）。同时，这个职业还是让人“达到自我完善和途径”———走向成功，也由此，国家真正获得稳定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隐秘的政治牧领。在这一构境层中，我们可以发现福柯这里提出的治安建构主体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建构主体论的差异，在这二者之中，笔者会更倾向于前者。

      福柯认为，政治牧领是资产阶级治安“最富特征性和根本性的元素（des éléments fondamentaux et les plus caractéristique”，因为，牧领性的“治安的目的在于，控制和负责人们的职业，而这个职业可以构成国家力量发展中的区别性特征”。

        “治安应该赋予自己必要的和足够的工具，以让人们的活动真正融入国家、国家力量及其发展中来；治安应该让国家反过来，能够刺激、引导和决定人的职业，让后者真的为国家所用。简言之，要立足于、通过人们的职业，来创造国家效用（l'utilité étatique）。立足于人们的职业、活动、所做的事情，来创造公众效用（l'utilité publique）。我认为立足这一点，就抓住了治安这个如此现代的观点的核心（le coeur de cette idée si moderne de la police）。（中译文有改动）”

      我们能看到，在福柯眼中，这个资产阶级治安工具的着力点已从传统的政治法律领域转换到了人们的具体劳作和生活层面，这种最基始的让人有幸福安康生活的治安活动已成为国家效用的基础。所以，与传统的政治权力控制不同，治安掌管的内容发生了逆转，或者干脆反讽地说，治安根本不再处于所谓的“上层建筑”之中，而是向下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感性生活。把统治立足于人们热爱的职业、创造性的活动、所做的所有小事情的治理，由此来创造积极向上的“公众效用”，以确保资本主义制度长久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显然，市民社会中生活的安定和平安是整个资产阶级王国政治安全的基根！

      具体而言，向下治安所掌管的内容如下：一是对人口的数量（nombre）治理；二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les nécessités de la vie）；三是健康（santé）与一整套都市空间政策（politique de l'espace urbain）；四是对工作的监护或说对职业的治理；五是对流通（circulation）的保证。我们不难看出，治安是生活化的治理，资产阶级生命政治中最大的政治，恰恰是这些在传统政治学中最不被视为权力统治的东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曾经将治安定义为“确保着有序（ordre）、财富（richesses）的合理渠道的增长和‘一般’保健条件的机制的总和（ensemble）”。

        “一般说来，治安应该是治理的，也是即将成为治安的基本客体的（objet fondamental），会是人们相互共存（coexistence）的一切形式。治安应该负责的，正是这样的事实：人们生活在一起（vivent ensemble）、繁衍生息、每个人都需要食物和空气来呼吸和维持生存，人们一起工作并从事不同或相似的职业，人们处于一个流通的空间。这就是（用一个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思辨的词来说）整个这种社会性（socialité）。（中译文有改动）”

      资产阶级新的生命政治技术就是要治理人们聚合在一起，生活和交往的微观层面。治安的本质就是力图让人们感到生活在变得更好（mieux que vivre）。福柯说，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这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对此，布朗肖曾经评论到，“不让病人倒毙街头，避免穷人变成罪犯，防止酒色之徒诱使虔诚者坠落，这些都不应该受到指摘。相反，它们是进步的标志”。依福柯之见，“治安就是一整套干预和设施（interventions et des moyens），保证生活、生活得更好、共存、能够真正地有益于构成、增加国家的力量”。现在，每个人的幸福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荣耀已系在一起，个人的富足与社会安定相关联。于是，治安的真正基础必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和人口生存的健康发展。

三、治安与市场逻辑的隐秘关联

      在1978年4月5日的演讲中，福柯明确提及，资产阶级的治安“关乎好的生活、维持生活、生活的便利之处和乐趣”，只不过这个改变的真实社会基础并不是政治法律层面上的简单的权力模式转换，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指认。也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福柯与马克思有意无意的相遇。

      福柯认为，真正与治安权力一起出现的是资本主义的城市、商业和市场。这是他再一次直接讨论与马克思接近的政治经济学。笔者判断，福柯有关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研究在这里已经返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中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逻辑重返。一种奇怪的理论构境状态也由此出现：没有马克思在场的马克思话语。笔者注意到，弗雷泽也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此时福柯“默默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解释（至少是其中的某些因素）”。福柯说：

        “我认为，治安和商业（commerce）、治安和都市发展（développement urbain）、治安和所有广义的市场活动（activités de marché），所有这些都会构成一个统一体，在17直到18世纪初时的重要统一体。似乎从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l'économie de marché）的发展、交换（échanges）的扩大和增加，以及货币流通（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的活跃，所有这些都让人类存在进入了一个抽象的、纯粹再现式的（purement représentatif）世界（monde）————商品和交换价值的（la marchandise et de la valeur d'échange）世界。（中译文有改动）”

      这个表述中几乎完全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也是按照马克思所开辟的经济—政治构序观念言说的，但福柯就是不提马克思。福柯明确指认，17世纪资产阶级治安权力诞生中最根本性的事件，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城市—市场（ville-marché）成为了一种国家干预人们生活的模式（modèle de l'intervention étatique sur la vie des hommes）”。福柯在此讲座中73次使用marché及其相关词。此处提及的国家干预生活的模式，指的并不是国家通过某种直接的力量去操控人们的生活，而是指国家发展经济并鼓励人们追逐财富以改善生活，由此来促进社会的根本安定。换言之，发展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指认。从政治统治转向经济发展间接支配生活，这是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变。

      福柯进一步分析道，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会真正对经济生活发生兴趣。资产阶级心知肚明，要想让人们的生活更好一些、令人的生存更舒适一些，那就只有发展经济、积累财富一途，所以，“治安与商品至上（police et primat de la marchandise）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联系（lien fondamental）”。只有当人们不再关注政治而“潜心于某物”以维系自己的生命存在，社会才能治安！这就是资产阶级最高明所在：不谈政治的生命政治。

        “如果国家治理术第一次对人类存在和共同存在（l'existence et de la coexistence humaine的纯粹物质性（matérialité）感兴趣，对交换和流通的纯粹物质性感兴趣；如果国家治理术第一次将生存和舒适—生存（mieux-être）考虑在内，通过城市以及健康、街道、市场、人物、道路等问题来考虑生存和舒适—生存的话，那是因为此时商业（commerce）被思考为增强国家力量的一种主要工具，因此也是旨在增强国家的治安的优先内容。（中译文有改动）”

      与传统的政治权力控制完全不同，以经济活动为中心是资产阶级新的治理术所真正关注的现实落脚点，作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第一次从社会控制的政治情境中走出来，转而对交换与流通的市场机制发生兴趣，国家治安的理想也不再直接是外部政治安定，而是由生活更美好曲线实现的政治治安。恰在人们开始一心追逐自身更舒适的生活与梦想之时，也就是自然性治安得以实现的时刻。这种深嵌入人的生命存在中的治安是现代资产阶级所细心塑形和构序的根本性的生命政治安定。

      福柯指认，率先将这种思考引入到政治权力治理中来的是重农主义。我们能感觉到，福柯总是给予重农主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他笔下，似乎是重农主义第一次开启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世界。福柯这种态度与通常的经济学学说史视角当然是迥异的。首先，当重农主义把农业生产、农业丰收和农民生活得更好当做头等大事的时候，新型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构境中的社会治安就开始了。其次，“治安体系的主要工具”是自发性的调节（réglementation），当然也是基于自然性的调节，是“根据事物本身轨迹进行的调节”。福柯在此讲座中近39次使用réglementation一词。其三，人口不再是财富本身，而只是提供了可变劳动力的数量，人也由此成为纳入到治安机器的“自然数据（donnée naturelle）”。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重农主义发动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贸易，由此诞生了在听任每个人以生存得更舒适为目标而进行的商业和生产活动中进行的自发调节，一种基于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活动而自发生成的社会治安调节器。此后，我们还会看到福柯在同一构境线索中对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高度关注。

      福柯专门指认道，重农主义的社会治理术将我们引入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管治的新的方向上去，即“当代现代性治理术的一些根本性路线（des lignes fondamentales de la gouvemementalité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在福柯眼中，资产阶级这个现代性治理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在重商主义之前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都还处于“非自然性、绝对的人为性（Non-naturalité, artificialité absolue）”的管治模式之中，或者叫“国家理性的人为主义的话，那么，重农主义则突显了一种非人为的自然性，或者说“另一种自然性（autre naturalité）”。也可译作他性自然。具体而言也就是依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的非人为的自发现象、自然事件，“当价格上涨时，如果放任价格上涨，价格就会自己停止上涨的那套机制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让人口被高工资所吸引，直到某一时刻工资停止上涨，于是突然人口就不增长了”。此亦即福柯特别指认的那个另一种自然性———这个他者式的自然性不同于通常的外部自然世界，而是真实发生在社会生活之中的似自然性。福柯辨识说：

        “这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des processus de la nature elle-même），，而是人们之间关系的特殊自然性（naturalité spécifique aux rapports des hommes entre eux），人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spontanément）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是某种东西的自然性，其实这种东西彼时还不存在，可能不没有被命名，但至少开始被当做一样东西来思考和分析，这就是社会的自然性（la naturalité de la société）。（中译文有改动）

      福柯在这里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关键词，首先是完全异质于自然界的社会的自然性。我们已经看到，在先前的讨论中，福柯将其直接标识为似自然性（quasi naturel）。福柯在此讨论中40余次使用naturalité一词。应该说，福柯的这一认识与马克思是接近的。马克思发现，作为支配经济运行过程主要规律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偶然波动中，实现着生产的社会平衡”。依马克思所见，“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福柯说，这个特殊的自然性并不是一般自然物质存在的自然属性，而是人与人在商品—市场经济中的活动关系建构起来，同时是自发生成的类似自然存在状态的自然性，就如同上述的市场中的价格关系、人口增长与工资的关系，失业与劳动力需求自动调节的关系，以及资本自发流向经济结构中利益最大化的方面等等。福柯界划，重农主义正是以这种社会自然性来直接反对原先在社会治理存在的外部干预的“人为性”。在这种构境层中，似乎福柯在指认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正是重农主义那里才第一次被真正建构起来。

      福柯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呈现的这种新的社会的自然性就是资本主义全新的社会治理的真正基础。这可以由三个重要的场境存在来支撑：其一是公民社会（lasociété civile）的出现。

        “经济学家（économistes）正在呈现的基础领域、客体场（champ d'objets）、可能的分析域、干预和认知的场域（domaine de savoir et d'intervention），正是社会和存在（société comme étant）中人们的共同存在的一种特殊自然性。社会作为人们自己特有的自然场，将会导致一种被称为公民社会（la société civile）的东西，出现在国家面前。（中译文有改动）”

      此处所指经济学家，当然是在重农主义出现之后活跃的古典经济学家。客体场或说对象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似乎是人之外的客观存在———这种由认知干预来支撑的自然运转的客观过程，则建构了社会存在中的特殊自然性和自然场。所谓自然场，即是在经济运行中自发调节的价值规律和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各种力量和活动关系自发构序的场境。其实，这也就是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在社会层面上的由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等经济活动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或者政治生活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la société civile）。福柯在此讲座中15次使用société civile这一词组。重要的是，这个作为自然场的公民社会在福柯眼里就是由经济机制生成的社会权力治理方式。

      其二，建构社会自然性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认知和科学。显然，福柯有一阵子没有谈及这个与生命权力同构的认知和科学话语了。其实，福柯在先前已经指认过，新的社会治理（干预）的实施方式是认知，真正治理社会的已不再是君主，而是掌握着科学话语的专家（“穿白大褂的家伙”）。“科学知识（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对于好的治理（bon gouvernement）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依福柯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真正的统治者并不是那些作为总统、首相之类的工具性面孔，而恰恰是资本操纵的知识人——专家。

      其三，人口因素作为自发调节的自然现象出现。这一点，福柯在前面的讨论中其实已经涉及。它是指人口与经济活动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服从于自然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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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