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什么是女权主义认识论?

什么是女权主义认识论?
 
桑德拉•哈丁 
 
        自1970年以来,发展独特的女权主义知识理论的尝试起源于几个领域。正如我在第二章提到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社会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在试图将妇女与性别议题纳入他们既有的知识结构时遇到了困难。社会科学与生物学领域中的概念图式、以及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方法等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体系,在分析性别议题时往往显得非常软弱无力,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过分扭曲,乃至它无法辨别出性别歧视的现象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臆断与信念,更不必说清除它们了。如果既有的概念图式和研究模型是如此系统地扭曲着这些问题,人们如何能够以此来描述和解释女性生物学或女性的生活呢?受性别歧视与男性中心主义臆断的影响,男性生物学和男人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也显示出被扭曲的迹象。此外,由于女权主义的立场导致它对性别歧视和大男子主义的审视与批评,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它是一种政治运动(作为理智与观察的对立面);因此,科学家们认为女权主义观点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声称要为自然与社会关系中的规律及一些潜在的因果关系提供“纯粹的”描述和解释。
 
 
    自然科学导致了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方法的范例的产生,而这些范例在生物学及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正因为这样,人们怀疑在生物学及社会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也玷污了自然科学领域。在第四章,我指出了一些流行的、但又是错误的关于自然科学的信念,这些信念使得女权主义对这个领域所作的中肯的批判变得难以理解。
因而,人们能够轻易地从不同角度得出结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关于女性和知识的概念――那些在社会上享有合法地位的知识――是在彼此对立中构建而成的。女性从未被赋予权威的发言权来陈述她们自己或其他人的社会处境,也不能说明应如何改变这些处境。那些从各种提问而产生的一般性社会知识,从来都与女性对生存的看法无关。为了说明和改善这一状况,女权主义认识论已经形成了几种相互交锋的理论。这几种认识论既源于“前女权主义”认识论,又与之形成理论的冲突,因此有必要认真进行区分,明确哪些是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主张,哪些不是。
在新的认识论产生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主要的女权主义倾向:女权主义经验论、女权主义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及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有时,最后这个倾向在女权主义思潮中被认为带有反启蒙、或反人文主义的倾向)。本章讨论的重点在前二种倾向,虽然在本章以及下面的部分中,我将逐步展开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的逻辑,使之更积极地与现代主义起源剥离,并使之能更明确地趋向于某些后现代主义的目标。[1]
 
女权主义与传统认识论
 
对许多读者而言,女权主义认识论这一术语也许会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印象。作为同一个术语,“认识论”真的既能用于女权主义观点、又可用作近几十年来主流的英美哲学思考认识问题的标准方法吗?下面摘录1967年《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的“认识论”定义,它比较能够反映英美哲学的观点:
 
认识论,或称知识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所关心的是知识的本质与范围,知识的前提(presupposition)与基础,以及知识的基本可靠性……
认识论与心理学的不同在于,它并不关注为什么人持有信念,也不关注人何以变得持有信念。原则上,心理学家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持有信念,但他们未必能够说清(这也不是他们的任务)人们的信念是否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以及这些基础是否坚实可靠。上述问题的答案必须从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那儿寻求,因为人们的信念正是从这些知识领域中提炼而来。数学家能够为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有效性提供论证,物理学家能够为测不准原理(indeterminacy principle)之类的原则提供论证,一个普通但可靠的证人能够证明一起偶然事故的发生。通常,当信念正确且基础充分时,知识就能够得以产生,并且一个特定的真理是否可以被言说和理解,是由它可能涉及的原由所决定,而其原由又是与这项真理所发源的某领域相对应的。然而,认识论专家却并不关心我们是否或如何能够被告知某种特定的真理,他关心的是我们所宣称的关于真理的知识的正当性是否可以证明,或者知识究竟是否可能。因此,认识论专家所问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而在知识的某一分支领域内,所问的问题常常并不带有这种普遍性。[2]
 
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西方认识论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多种怀疑论问题阐述的一连串的回应。西方经典哲学包括: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奥古斯丁(Augustine)、阿奎那(Aquinas)、奥克海姆(Ockham)、笛卡尔(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莱布尼茨(Leibniz)、洛克(Locke)、贝克莱(Berkeley)、休谟(Hume)、康德(Kant)、黑格尔(Hegel)、布兰德里(Bradley)、叔本华(Schopenhauer)、胡塞尔(Husserl)、密尔(Mill)、皮尔斯(Pierce)、杜威(Dewey)、摩尔(Moore)、罗素(Russell)、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维特根施坦(Wittgenstein),以及“日常语言”哲学,这些经典总体上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主流倾向,并不仅仅适合于认识论。跟这些包括进来的经典一样,未纳入其中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因为这些经典形成于以下这一假定为根本性的人文关怀的问题之外,即:人是否可能认识一切事物?
在传统认识论中,研究领域及研究的问题都已限定。那么,一种与众不同的女权主义认识论能够在上述特定的传统认识论中找到位置吗?乍一看,答案可能是否。对社会及自然科学进行思考的女权主义者似乎并不关心人是否可能认识任何事物,那么,为什么还要设立一个特殊的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分支呢?反对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人会争辩说,即使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女权主义研究宣称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是与女性、男性、社会性别,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社会联系的事实,这是新的“真理”,或者至少是为廓清虚伪的信念提供了好的思路,但是,这些研究所提供的恰恰是一些旧经验主义的证据,这类证据已经足以表明它具有似真性与可证性,比其他相抗衡的学说具有更少的虚伪性和更强的可确证性。简言之,他们完全可以争辩说,女权主义研究的结果也可以用,并且的确正在用常规的、无争议的方法来证明其正当性。而且,虽然女权主义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性别歧视者或性别歧视的社会有某些信念存在,但其解释(依照传统认识论)将是心理学的,或者也许是社会学的与历史学的(英美认识论故意绕过社会学与历史学对信念的解释与哲学的相关性,它倾向于把对“为什么人持有信念或者……他们持有信念的方式”的解释简化为心理学的解释――就像《哲学百科全书》词条所指明的。)。因此,像“女权主义认识论”这样的思想――一种特定的女权主义知识理论――应该是不必要的。或者,在此思路上的某个地方出了点错误?
问题是,有些证据被用来支持非女权主义的主张时没有引起任何争议,而当它们被用来支持女权主义主张时,就惹来争议了。批评者们质疑道:“难道这些真是事实吗?而且,被当作事实的根据真的是合理的吗?在仓促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之前,难道我们不应等待更严格的调查研究,以及更客观的观察者吗?或者,至少应由那些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客观的研究者来进行考察?”这些批评者也许会认为,女性在严密观察及推理方面的能力较差,而且更糟的是女权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呈现的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客观的、冷静的、价值自由的事实,妇女和政治运动又怎么能够提出对上述事实构成严肃挑战的事实?
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独特的女权主义认识论发展的空间。确实,这些质问者并不怀疑任何知识的可能性。但他们也不仅仅要求显示更进一步的证据,以作为信念的基础,这正是生物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惯用的批评模式的特点。质问者们的问题所表达的,不只是对某些特定信念的怀疑――“有合理的证据表明女性为人类历史作出过与众不同的重要贡献吗?”,或者“证据是否显示女性的道德推理和学习模式有别于男性并且具有同等的价值?”――而且还有关于女权主义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达到非女权主义研究成果的科学地位的普遍怀疑。由女性所提出的主张,或在女权主义启发之下所作的研究,真的可以称为“知识”而不是“看法”甚至“意识形态”吗?难道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生活选择研究问题的后果不是偏见――尤其当这一社会群体正好是女性?既然女权主义在根本上是一项政治运动,难道它所主张的就不会被其政治观点而扭曲?如果男性不同意女性的主张,为什么应该认为女性的主张甚至比男性的更加可取的?
这些更普遍的怀疑论问题正是传统认识论询问的特定形式。谁能够在社会合法性知识中担任主体、行动者?(只有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和阶级的男性能够吗?)信念必须通过哪些方面的检验才能合法化为知识?(只是那些针对统治群体的经验与观察的检验吗?只是针对那些居于统治集团的男性认为可靠的经验与观察的检验吗?)哪一些事物是能够认识的?“历史的真理”、基于某种社会立场真理,能被当作是知识吗?所有带有某种立场的知识都应该被视为具有同等的可信度或有效性吗?什么是客观性的本质?它所需的是“无(任何)观念的立场(point-of-viewlessness)”吗?如果客观性并不需要价值中立,我们又如何可能在“我们想要世界怎样”与“世界是怎样的”之间作出区分?在研究者与她的(或他的)研究对象之间,怎样的联系才是合适的?研究者必须公正、冷静、并且在社会上隐形才能达到客观性吗?追求知识的目的应当是什么?在以性别、种族、阶级作分层的社会之中,会存在“公正的知识”吗?正如这些疑问所显示的,在女权主义研究之中,那些得以断言为知识的所有类目的根基都是成问题的,而不仅仅是“这些真理所发源的相应领域的根基”。因此,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女权主义研究引发了特殊的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对占居统治地位的英美认识论提出了挑战,即对其道德、政治、以及形而上学等设定的概念框架提出了质疑。
女权主义并不是惟一对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英美认识论传统提出质疑的思潮。正如历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所指出的,要证实许多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说法的合理性,英美认识论传统也将遇到困难。许多说法未被相应领域专家的证明是合理的,如以太阳为中心的行星系统、DNA结构、贫困与劳动过程控制之间的关系等;就专家体系而言,这样的领域根本不存在。有人甚至可能假定,正是处于这些领域之外的的观察者(就像下文所要定义的那样),有可能对批评的观点作出分析,并且提出对相关现象的新的思维方法。新的科学史表明,正是那些最终成功的证明这些主张合理的努力开创了新的知识分支、造就了后来的“专家”的发展。的确,无论是哪一种知识理论,一旦被视为是最佳的,它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科学史上最受支持的说法能够汇聚合理性(accumulate legitimacy),并且也应能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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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群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