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迅速走进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14年发生世界大战，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1918-1919年间相继爆发匈牙利革命、德奥革命和斯洛伐克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国家的历史使命，首次变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

大战后的资本主义意大利陷入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战争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数量有较大增长；所以战后经济危机（矿业产量较战争时期下降15%， 机械制造业下降40%，化学工业下降20%）和失业潮特别严重地打击了广大社会阶层。与此同时，工业的军国主义化损害了农业，1920年全国小麦产量比战前下降30%多，工人阶级挣扎在饥饿边缘。由于意大利无产者本就富有斗争传统和相对强大的工人组织（社会党和工会），由于战争促使工人数量增长但生活恶化，战后工运蓬勃发展起来，工人组织化程度急剧上升。社会党党员从6万增加到20万；各种工会的成员数比战前高出5倍，达380万人；1918年，社会党领导的Confederazione Generale del Lavoro（劳动总会）仅有25万人，1920年9月猛增至193万人。1919年11月社会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30%，说明广大劳动阶层的思想发生了整体左转，逐渐出现了革命形势。

1920年春季，工运的最强大中心——都灵出现工厂委员会运动，它构成了意大利工人政权的雏形。意大利革命工运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没有一个成熟有力的工人先锋党——社会党当时加入了共产国际，在纸面上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但对党官僚层来说，革命口号都是些抽象遥远的「理念」，按资产阶级游戏规则办事（参加选举、劳资对话），才算有生命力和要紧的日常工作。即使主观上自许「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党左翼，也对工人政权的突然露头措手不及和毫无感知；在党内，都灵运动只得到葛兰西为首的「Ordine Nuovo」小组（出版同名报纸）的明确政治支持。其实，连葛兰西很长时间里也想当然地以为苏维埃就是工会，而其他自命「激进左翼」的党内领袖如瑟拉基(Serrati)和波尔迪加（后任意共首任总书记）都认为工厂委员会「只是经济主义和集体利己主义的运动」，甚至附和中央主流领导层抨击工人流露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

阶级斗争水平的长期受限，对爆发式和跳跃式工人斗争的政治后果缺乏了解，是意大利革命左翼对工人斗争新动向后知后觉的主要历史原因。尽管俄国早已出现了苏维埃运动，但其它地方的左翼仍普遍迷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模式，视选票多少、工会与合作社的发达程度为工人运动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在意大利社会党内部，主流派的机会主义已暴露得很清楚，但左派仍未意识到与前者在组织和政治上决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波尔迪加等人）的上述政治惯性和惰性，终于使意大利工人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

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告一段落后，全国工人和农民占领土地、工厂，没收食品仓库和面包房的风潮继续发展，而大资产阶级拒绝作出经济让步（提高工资和减少解雇）。同年8月，占领工厂运动先后发展到了米兰、都灵、热那亚和罗马；全国大的炼钢厂和机械制造厂均被工人占领，直接参与人数超过五十万人；都灵继续走在前头，出现了工人赤卫队，并开始针对有产者行使镇压职能。但运动仍凌乱不堪，没有出现全国性工厂代表会，各地工厂代表会联系工作仍通过旧的工会机关，也就是说，仍受到工会官僚层的掣肘和蒙蔽。1920年9月10日，劳动总会全国委员会宣布「占领工厂的目标是争取工会监督企业的权力」，公开反对占领运动进一步发展成武装起义的势头；社会党中央多数则默许工会官僚的叛卖行径。由于久拖不决目标不明，由于没有把占领工厂与立即实施政权职能（组织生产、接管仓库和商店以解决群众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千方百计加强工人武装）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占领工厂运动在九月后逐渐消退下去。1920年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好时机被错过了，并为法西斯独裁开启了大门。

21世纪初的国际工人运动已广泛细碎化和驯良化了，即使自称「激进左翼」的力量也不断重复「草根民主」「多元化工人党」等抽去阶级内涵的模糊名词；工运被日益窄化为工会运动，而工人斗争则被矮化为与其他各类阶层和群体抗争（原住民、女性、新移民、同性恋、五花八门的「某某族」等等）并列的一种，而非结束资本统治的领导力量。但阶级斗争有自己的规律，剥夺有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于高度自我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工人政权，仍为通往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1920年意大利革命工人的宏大实践值得我们仔细了解和学习；学习，为了取得胜利。

工人民主

每一个深刻理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该阶级中最有觉悟、最能批判地对待现实和最积极的部分——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的全部意义的社会主义者面临着以下一个迫切问题。

怎样使战争激发出来的巨大社会力量来接受自己的影响?怎样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并赋予它以政治形式，使它能够正常地得到发展和不断地协调一致，以便最终变成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架?怎样把现时和未来紧密地结合起来，既能满足现时的迫切需要，又能成功地创造这个未来，并加速它的到来?

本文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思考和行动，号召最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工人来考虑这里提出的问题，号召他们——每个人根据自己活动范围内的能力所及——来解决这个问题，使某些同志和某些组织的注意力集中到达个问题上来．只有通过共同的齐心协力的解释、说服和相互教育的工作，才能产生具体的创造性的行动。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潜在地寓于对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中。要把这些机构彼此联系起来、协调一致并共同隶属于一个统一的具有层次的体制，在保持(在必要的程度上)这些机构的自主性和特点的基础上把它们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需要在今天立即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这种民主应与资产阶级国家坚决地和有效地相抗衡，并立即准备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履行和掌握与管理国民财富有关的一切主要职能。

目前，工人运功是由社会党和劳工联合会领导的，但是社会党和劳工联合会对广大劳动者群众的影响是党的威信、群众的热情、权势的压力、有时甚至是习惯势力等间接因素的结果。党的影响在与日俱增；它的影响已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最底层，使迄今站在政治斗争以外的那些居民阶层也产生同情和为共产主义胜利贡献一切力量的意愿。必须使这些杂乱无章的力量具有固定的形式和组织性，加以控制、整顿和加强，把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变成有组织的团体，以便使它今后不断得到发展，取得知识和经验，并意识到役备夺取国家政权的各阶级所要解决的那些任务的全部责任。

社会党和工会只是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才得以掌握整个工人阶级的。他们还不能立即把自己与无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事实上，在共产主义共和国中，它们将作为动力(政党)，或者作为监督机构，或者部分地作为管理机构(工会)而继续独立地存在。党应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机构，是信念的源泉，是[共产主义]学说的维护者，是协调和引导工农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力量达到目的的最高权力机关。

正因为有必要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这一职责，党不能敞开大门，让那些责任心和纪律性还不够高的拥护者大量地涌入党内。

但是工人防级的社会活动是通过许多机构进行的，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机构和各种不同的活动方式必须加以发展，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联合成一个广泛的和有其分支机构的体系，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包罗在内并使它具有纪律性。

工厂企业和它的内部委员会、社会党的基层支部、农民公社，是劳动者必须在其中直接进行活动的生活中心。

内部工厂委员会是工人民主的机构，这个机构必须摆脱企业主强加于它的限制，必须注入新的生气和新的活力。今天，内部工厂委贝会约束着资本家在企业中的专横，起着仲裁机构和惩戒机构的作用。明天，当它发展起来并履行新的职能时，则将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机构，以便在执行企业的技术领导和行政管理的一切有效职能方面代替资本家。

目前，工人们应当着手在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的口号下，把最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同志选进广泛的代表机构之中，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这个口号应当同另一个口号，即国家的全部权力归工人和农民的口号结合起来。这样，在组织成政党和区组织的共产党人面前就会呈现出开展具体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基层支部在与城市分部协同行动时，应对该地区工人的力量进行估计，而他们的所在地应成为区的工厂代表委员会(区的无产阶级力量集中的中心)从事活动的经常场所。选举制度是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加以改变的，但是，必须使该行业的每15个工人选出一名代表(象英国的工厂那样)，以便通过多级选举的办法最终成立工厂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包括企业的所有工作人员(工人、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代表。最好在区委员会中还包括生活在该区的其他行业的代表：餐厅和咖啡馆的服务人员、马车工人、电车工人、铁路员工、街道清洁员、私人服务人员、店员等。参加区委员会的应当有该区的所有劳动者阶层的代表，它应当是法定的和权威性的机构；它应当拥有人们自愿托付给它的权力，成为迫使人们服从纪律，能够命令立即和完全停止整个区内各项工作的机构。

区委员会将扩展并变成由社会党和职业联合会领导和监督的市委员会。

这种工人民主制度(同相应的农民组织有机地联系着的制度)将是组织群众的经常形式，将使群众具有纪律性，并成为培养政治经验和行政经验的最好学校，吸引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活动，使他们成为坚强不屈的人，把自己看作是战场上的一支大军，而如果不愿被打败和沦为奴隶的话，这支大军就应当紧密地团结起来。

每个企业将是这支大军的一个或几个团队，这个团队有自己的下级指挥人员，有自己的联络网点，有自己的军官，有自己在自由选举基础上产生并拥有权力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于它的司令部。

只有通过召开工厂的群众大会对最有觉悟的分子进行经常宣传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才能根本改变工人们的心理，才能使工人群众成为训练有素和能够执掌政权的人，发扬和加强同志和劳动者的责任感和权力意识，发扬和加强这种具体而有效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通过生动的历史经验自发地产生的。

本文由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合写载于《新秩序》1919年6月21日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