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阿尔都塞的教谕》
第一章 正统的教谕：M-Lj讲授约翰•刘易斯，群众创造历史
认为工人不需要领导，就像认为孩子不需要老师，病人不需要医生一样荒谬
——乔治•塞居（Georges Séguy）
曾有一个很疑惑的编辑，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想为《对约翰•刘易斯的回复》一文找一张约翰•刘易斯的照片，却无果而终。这个编辑，可以比较确定地说，他没有学过太多哲学。否则，他可以很容易知道，对于约翰•刘易斯（在这个领域中每一本小册子都会对之进行重点介绍）说不能说之话，借此，他让哲学的根基落地生根，并通过质疑他的本真性（naïveté）而得到丰富。在哲学的手册中，约翰•刘易斯广为人知，非常简单，他是“共识”。
与他对话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M-L”先生（中译注：这个缩写很有意思，字面上看应该是马克思和列宁两个名字合起来的缩写，其实中文可以适当地翻译为马列先生，不过尊重原文，在此仍然使用“M-L”先生），很神秘。这个家伙不停地由近及远地追溯所有可能归类于“主体”的东西。不过，他从未提出并质询过他的身份，这个简略的名字明显足以依赖其本身去继续下去。如果在《对约翰•刘易斯的回复》中所用到的阿尔都塞的方法相当简单，这正是因为它将好的和坏的观点一起排列出来——所有这些都用来谴责约翰•刘易斯干了同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亦是因为这个专横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关闭了对绝大多数问题的质疑，这些问题可以质疑阿尔都塞在他当做马列主义“正统性”的文本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是否连贯一致。
对阿尔都塞所捍卫的“正统性”的批评者通常会提出什么问题？非常简单，他们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同恩格斯的自然主义对立起来，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同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对立起来，将毛泽东的生产关系革命同列宁坚持生产力的优先性对立起来，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自由主义幻想同列宁政权的现实对立起来。当然，阿尔都塞可以处理这些对立的一致性，但他不能简单地用一个M和Ｌ之间的连字号“-”让这些对立完全消失。尤其是这一点非常明显，即阿尔都塞从哲学之中来说，他为之小心谨慎的并不是具体情况中的各种彼此冲突的分析，而是“正统性”和诸异质性的问题。
不过，让我们先听听那些自己怎么说。约翰•刘易斯说了些什么?他说，“是人创造了历史”，而M-L先生说了些什么？“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正如阿尔都塞也许会这样说：所有人都会看懂其中的差别所在。一方面，我们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不知疲倦地教育那些不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灵，另一方面，我们有着科学的无产阶级的问题。但是这里有点毛病。当然，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所说的是同一回事吗？在两种情况下，“创造历史”是同一个意思吗？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回到之前提出的一个关于陈述主体的问题中去，事实上，约翰•刘易斯不过是一个稻草人，而“M-L”先生需要一个更为精确的身份。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一位不知名的哲学家和一个没有确定的角色之间的 对话背后，实际上是谁在说话，其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是谁指出约翰•刘易斯认为是人创造历史的？是阿尔都塞告诉我们的：这是“大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所代表的十八世纪成长着的资产阶级，，以及从费尔巴哈到萨特所代表的十九世纪逐渐堕落的小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阿尔都塞解释说，这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什么意思：
正如大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那样，宣称，在那一刻，是人创造了历史，即去斗争，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也是革命的观点），反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的宗教问题——上帝创造历史。
事情很明显，资产阶级宣布，是人创造了历史，这是对封建主义及其神恩式的意识形态的反抗。虽然，资产阶级所宣布的这个问题并不是那种问题。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在历史上理智的进步，不过，说人创造历史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康德证明了有可能去在神恩的安排下去描绘“人类理智的进步”。对于那些被革命所挞伐的封建领主们来说，他们非常谨慎，不会去说是上帝创造了历史，因为那会让革命得到合法化。正如他们的智者柏克一样，他们所说的是社会纯粹是人类的造物，传统本身就可以对社会进行证成，而自然权利和法律都是形而上学的梦幻。无论是康德还是柏克，或者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都没有提出历史的主体问题，理由很简单，历史的主体问题只能根据对历史的概念的理解来提出，而这个概念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存在的。人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谁创造了历史？或者毋宁说，他自己就是这个问题的对象，什么是人？被阿尔都塞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革命的代表的康德，在他众所周知的三个问题之后加上了这第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人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构成了哲学人类学发展的根基。对这个问题最彻底的资产阶级的答案是诸如爱尔维修之类的唯物主义者，他会这样回答：人是敏于思考物质性存在，而其行为是受其感觉器官所产生物质印象所驱动的。这个回答不仅从一开始就把人劈成两半，同时也从其根基出，将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是私人利益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产生必然影响其实践的力量问题。这让我们回到了先前的关于少数人利益的满足与对绝大多数人的感觉器官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问题。人是一个物质性存在。这里我们已经讲清楚支配（私人利益）的问题与其实践的方式的原则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将感觉器官主体化的恰当的方式，对于少数人来说，可以将时间、空间、对象、安全的词语的分配，知识的最大化以及权力凌驾在多数人身上。我们可以从边沁的《圆形监狱》那里完整地推出其原理：
如果我们可能找到一种让我们自己掌控一定数量的人所发生的一切，去处置他们周遭的东西，其目的是为了对他们产生我们所希望产生的那种印象，并决定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关系，他们生活的所有环境，按照某种预先设定的计划，毫无疑问，可以具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在政府那里是最有效也最有用的工具，他们可以将之应用到各种各样的他们认为具有很高价值的对象之上。
资产阶级思想中的人并不是一种宏观的、统一的存在，这种人的形象掩盖了剥削。它在原则上是分裂的。同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而构成的资产阶级的实践上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由人的意识形态，亦非创造历史的人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监督和辅助的意识形态。在其内核之中，资产阶级的人绝非人道主义的征服性的主体。相反，这是博爱的人，一种人性的人，一种人体测量学上的人——人是被构成的，是辅助性的，受到监督和衡量的人。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核并不是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而是可感的自然。这意味着一种比阿尔都塞设想的更为复杂的“封建主义”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并非完全是由人与上帝的对立而主宰的关系。不过，边沁的奇迹（或者其译介者的奇迹）是其所信任的最充分的制度模式被年轻的法国共和党人所模仿：恐怖的审判模式。
在所有制度中最为恐怖的模式在这个方面也是最杰出的模式，这一点是非常独特的。在其庄严的队伍中进行审讯，他们那标志性的服饰，那令人恐惧的饰品，在想象中展现了他们那真正的隐秘的压倒一切的力量，并深入刺进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