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女性主义者学术研究的神话和事实

女性主义者学术研究的神话和事实
---南希•勒曼vs.克里斯蒂娜•索莫斯的论辩
吴万伟 译
克里斯蒂娜•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在“女性主义者学术研究中的顽固神话”一文(《高等教育记事评论》网络版6月29日)中批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反家庭暴力法讲师南希•勒曼(Nancy K.D. Lemon)编著的流行教材《反家庭暴力法》中的错误,指责作者没有认真对待她对本书连续不断的批评。索莫斯指控“女性主义者学术研究包含的难以消除的欺骗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把理性的,有证据支持的批评当做人身攻击。”下面是勒曼对这些批评的答复以及索莫斯对这答复的反驳。索莫斯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
南希•勒曼:
索莫斯因为我编著的流行教材《反家庭暴力法》指控我是“热衷公关宣传的学术贩子”。实际上,她是一个指控不实又不愿意纠正的人。
自1981年以来我一直作为律师在反家庭暴力领域工作,是反家庭暴力法教学的先行者。1988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开始讲授这门课的时候是全国首家。我编著了一个读本,因为其他法学老师的强烈需求,我联系了一家出版社,并在1996年首次出版了《反家庭暴力法》一书。Thomson/West出版的第三版刚刚面世,同时出版的还有更新的教师手册。
索莫斯2009年2月21日首次通过电邮与我联系,告诉我她在全美国巡回演讲批评我和我的教材。她的电子邮件信息到来的时机很凑巧,因为我当时正在对最新版进行最后的修改。我重新检查了她表达关切的具体地方,阅读了她在信件中引用的原材料。在回信中,我指出虽然发现有关“拇指法则”的来源的个别微小的不确切之处并做了改正,但我确实证明她指出的所谓不准确之处其实是正确的。
尽管我做了答复,可她无视我的答复,还是在《高等教育记事评论》上撰文继续指责同样的所谓不准确之处,虽然也说她“欢迎指正”。
比如,谈到“拇指法则”,她认为我书中认定的制订第一个反家庭暴力立法的人罗马的罗慕路斯(Romulus)不可能做这事。因为他只是神话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人物,他和他的弟弟雷穆斯(Remus)都是被母狼喂养大的。
实际上,普罗塔克(Plutarch)和李维(Livy)都指出罗慕路斯是罗马第一个国王,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717年,创造了罗马军团和罗马参议院。人们还说他为罗马增添了大片领土和包括萨宾女子在内的国民。现代学者安德烈•卡兰蒂尼(Andrea Carandini)曾部分根据1988年在罗马帕拉蒂尼山(Palatine)北坡上发现的罗慕路斯城墙(the Murus Romuli)写到罗慕路斯的历史性统治时期。
反家庭暴力研究领域的先驱和受人尊重的领袖爱默生•多巴希(R. Emerson Dobash)和拉塞尔•多巴希(Russell P. Dobash)在他们1979年的书《针对妻子的暴力》中讨论了罗慕路斯。他们说这允许丈夫打妻子的婚姻法是在在罗慕路斯执政期间的公元前753年通过的,该法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多巴希和多巴希在描述丈夫被允许作为这个用途的棍棒的粗细时指出“结婚戒指般粗细的棍棒”,同样的法则被称为拇指法则。
亨利•凯利教授(Henry Ansgar Kelly)也研究了术语“拇指法则”的历史和丈夫鞭打妻子的权利。在《法学教育杂志》1994年9月期的文章“拇指法则和丈夫棍棒的民间法律”中,他引用了18世纪法学家马修•培根(Matthew Bacon)的话。此人1736年出版了美国和英国法学论著,里面包含了丈夫拥有鞭打妻子的合法权利的评论。类似的,凯利引用了英国法官弗朗西斯•巴勒爵士(Sir Francis Buller)在1778年的话,丈夫用拇指粗细的棍棒打妻子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凯利注意到有人不同意巴勒的观点。凯利还说虽然教会法则没有容忍丈夫打妻子,但对民法的普通解释确实允许这样。他在研究历史后发现早期法学家和法学专著对容忍实际上丈夫打妻子的说法正反两方意见都有,但凯利引用了很多早期来源显示丈夫有权“温和地惩罚”妻子。
19世纪几个美国案例中法官提到拇指法则,虽然不一定提到名字,但提到棍棒或者鞭子以及它们和丈夫拇指粗细的关系等。这些案例包括Bradley v. State
(密西西比, 1824),
State v. Rhodes
(北卡罗莱纳, 1867),
Fulgham v. State
(阿拉巴马, 1871)和State v. Oliver
(北卡罗莱纳, 1874)。
按照1994年秋季《民主文化》上约翰•威尔逊(John K. Wilson)的观点,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在1854年对纽约立法会的演讲中指出“按照英国普通法,其精神一直非常认真地纳入到我们的成文法中,丈夫有权用不超过拇指粗的棍棒打妻子,把她关在房间中,或实行任何他看来温和的惩罚措施来确保妻子服从丈夫的意愿,以便妻子健康的道德发展。”(引自Stanton et al.,《女性投票权的历史》1881)
索莫斯还指出我教材中包括了琼•佐尔扎(Joan Zorza)的一篇文章,提到优生优育基金会(the March of Dimes)有关家庭暴力的研究根本就不存在。索莫斯指出她联系了优生优育基金会科学教育中心主任,人家否认有任何这种研究。她没有询问我引用的是怎么回事,就在演讲中直接宣布该研究子虚乌有,我的书中充斥了捏造的材料。甚至当我告诉她我看到佐尔扎提供的研究的复印件后,索莫斯继续在《记事评论》的文章里做出同样的指控。
显然,优生优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知道该机构资助的研究。佐尔扎送给我的研究,安妮•斯蒂沃特•海尔顿(Anne Stewart Helton)和弗朗西斯•伽布尔•斯诺格拉斯(Frances Gobble Snodgrass)的“怀孕期间被打:干预策略”发表在《生育》杂志1987年9月期上。文章在第一页末尾指出“该研究得到优生优育基金会防止孕期妇女被打的课题的资助。”研究指出被打妇女的流产次数是没有被打的妇女流产次数的两倍。
佐尔扎还送给我扫描的复印件“家庭暴力,女人的健康问题”,这是由参议员苏兹•奥本海默(Suzi Oppenheimer)为主席的纽约州参议院民主党女性问题行动小组在1994年写的报告。报告包括提到关照被打妇女的优生优育基金会议定书,指出,和没有被打的女性相比,被打妇女流产的可能性增加一倍,生产低体重婴儿的可能性增加三倍,婴儿在一年内死亡的可能性增加40倍。
索莫斯还挑战佐尔扎在我的教材中提出的急诊室中被打妇女的高比例的说法。索莫斯说她收到的疾病控制中心统计学家的信息是急诊室里女性因为家庭暴力而就诊的比例在2005年占 0.01%,2003年占0.02%。
显然,那个统计学家没有阅读疾病控制中心网站,我在2009年7月15日查询的结果是“亲密伙伴暴力”(IPV)是与暴力有关的伤害案的主要原因。受到一种或多种暴力伤害前往急诊室看病的的妇女中36%的施暴者是亲密伙伴。
类似的,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报告说到医院急诊室治疗的与暴力有关的受伤妇女中37%的施暴者是现任或从前的配偶、男朋友、女朋友(迈克尔•兰德(Michael R. Rand)“医院急诊室与暴力有关的伤害的治疗”1997年)。
很难说是激进女性主义堡垒的医疗杂志也发表了类似高比例研究结果。贝里奥斯(D.C. Berios)和格拉德(D. Grady)在《西部医药杂志》1991年8月期上的文章“家庭暴力:风险因素和结果”中指出,在都市急诊室里因为暴力而受伤的218个妇女中,28%需要住院,13%需要认真治疗。
该领域的杰出研究者,医生伊万•斯塔克(Evan Stark)和安妮•弗里克罗弗特(Anne Flitcraft)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在1996年的书《处于危险的妇女:家庭暴力和女性健康》中说“我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妇女到医院治疗更多是因为家庭暴力造成的伤害而不是其他原因”,后来的“研究继续记录了和我们发现的基本一样甚至更高的数字。”(Sage Publications Page xvii)
纽约州参议院报告提到上面的引用美国医生协会“家庭暴力诊断和治疗指南”材料,遭丈夫欧打的妇女占急诊室被伤害妇女的19%到30%。
类似的,上面引用的研究得到优生优育基金会的支持,它包含了下面的说法“问题的严重性体现在耶鲁大学的研究中,在急诊室接受治疗的2676女性中21%是遭丈夫殴打的。”(见“医疗背景下的虐待妻子” 斯塔克和弗里克罗弗特等编《家庭暴力专题系列》No. 7, 1981年)。
索莫斯似乎有提出不实指控的前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涉及拇指法则来源的时候,她在写给我的电邮中引用的支持其观点的文章之一是凯利的文章。实际上,凯利并不支持索莫斯,宣称“她给出的解释没有事实根据。这个解释是民俗学家菲利普•希斯考克(Philip Hiscock)办的妇女研究网上说“拇指法则这个术语来自木刻。”
凯利不是发现索莫斯研究有问题的唯一研究者或学者。在《处于危险中的妇女》里,斯塔克和弗里克罗弗特注意到他们关于急诊室里被打妇女高比例的研究发现在1994年正是受到索莫斯的挑战。她是哲学家不是医疗研究者,因而并没有质疑他们发现的基础。
索莫斯似乎靠攻击其他学者和研究者,表达对他们的发现的不同意见成就了他的事业。至少在过去15年里他一再重复同样的指控,即使在证据证明他的指控是错误的情况下。我似乎很荣幸地称为她最近的攻击目标。
我给法学专业的学生上课长达22年,是有关反家庭暴力的重要教材的编者。学生们获得准确的信息非常重要,良好的学术研究同样依靠准确的信息。

克里斯蒂娜•索莫斯:
勒曼教授答复中的几乎每句话都是错的。
她自信地告诉我们罗慕路斯确实存在,在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717年之间统治罗马。这是荒谬的。她引用了李维和普罗塔克作为证据。这些第一世纪的作家并没有宣称准确记录了他们之前700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公开宣称总结了世代流传下来的信念、神话、传说。她还引用了当代罗马考古学家安德烈•卡兰蒂尼的观点,这个怪异人物曾在2007年7月8月期《考古学》杂志上宣称他发现了属于罗慕路斯皇宫的墙壁。他的观点“代表了两千年来学术研究的突然中断。”
勒曼的教材讲述罗慕路斯国王曾通过了“可以接受,可以容忍”殴打妻子的法律。这个说法是李维、普罗塔克或卡兰蒂尼教授都没有说或暗示的东西。她的证据在哪里呢?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是子虚乌有的执法官的在真实世界的法令吗? 她相信多巴希和多巴希在1979年的书中的观点,向我们保证作者是“反家庭暴力研究领域的可敬的领袖人物”,他们或许是这样的人,但如果他们有证明罗慕路斯国王及其法律存在的证据,应该成为我们时代最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了吧,但他们不是。为什么这个荣誉不去光临他们呢?在多巴希和多巴希关于家庭暴力的书中,他们写到“殴打妻子的男人实际上是在履行西方社会珍视的文化处方。”或许正是他们的政治声明让勒曼对他们在历史问题上的局限性视而不见。
按照勒曼的文本,威廉•布莱克斯顿(William Blackstone)和英国普通法其他法学家颁布了给予丈夫 “用不超过拇指粗细的棍棒殴打妻子” 的权利的法律的拇指法则。学者曾寻找英国法律的先例,但没有成功。虽然19世纪美国南部少数法官提到它,但不管是在布莱克斯顿还是在任何其他来源,都没有人发现真正的法律。
勒曼在她对我批评的答复中引用了据说在法庭上使用了拇指法则的18世纪英国法官弗朗西斯•巴勒爵士的例子。但是曾揭露拇指法则诡计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亨利•凯利指出巴勒没有提到任何正式实施的法律,只是提到非正式的评论,巴勒当时遭到伦敦报界无情地嘲笑和辱骂,被戏称“拇指法官”。巴勒的一个传记作家发否认该法官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人发现巴勒宣判的任何案例或相关言论的任何正式记录。
但这没有关系,法律传说毕竟诞生了。在勒曼的手中,拇指法则的幽灵作为欧美法律体系的基本律令呈现了出来。勒曼读过凯利的揭露文章,但她仍公然把这个完全归功于布莱克斯顿的子虚乌有的法律收录在最新版的教材中,这是其学术不当行为的证据。
勒曼在书中支持“优生优育基金会发现孕期被打的妇女流产的可能性大一倍,比患有任何可免疫的疾病的妇女更容易生出有缺陷的孩子。”当我阅读那一段给优生优育基金会科学信息主任理查德•莱维特(Richard P. Leavitt)听时,他说“这是绝对错误的。没有这样的研究。”现在勒曼指责他不知道自己机构进行的研究。该机构的科学主任怎么能不知道这么重要和戏剧性的研究发现呢?这就是为什么:
优生优育基金会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研究,也没有委托他人进行研究。勒曼引用的资料是护士刊物《生育》上的1987年的文章,两个作者得到优生优育基金会的资助进行孕期被打妇女的小型研究,以总结预防策略。作者在描述问题范围的介绍性文字里提到1981年由斯塔克和弗里克罗弗特等人撰写的专著《家庭暴力》,书中提到孕妇被打和流产之间的联系,但是这和优生优育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当学生看到勒曼的书中说“优生优育基金会发现…,”他们会被误导去相信这家著名的基金会进行的主要研究得出了宣传的结果。他们不会认为这发现是接受优生优育基金会资助去进行另一个课题的小型研究者提到的第三方做出的。
最后再说一下勒曼对急诊室仿真叙述的辩护。按照她的教材,“到美国急诊室就诊的妇女中20%到35%是因为家庭暴力。”每年到急诊室就诊的妇女数量大概在四千万,也就是说勒曼说大概八百万到一千四百万的妇女到那里是因为被亲人殴打。这根本是胡扯。她引用的疾病控制中心和司法部统计局数字来说明她的书的准确性的不是四千万妇女,而是大约55万因为“与暴力有关的伤害”而前往急诊室就诊的妇女。在这个群体中,大约35%的人受到亲密者的攻击。到急诊室接受治疗的不足1%是因为家庭暴力引起的。
勒曼刚刚出版了她吹嘘的错误连篇的教材的第三版。这次,在她回答我批评的文章里骄傲地宣称她认识到我的批评了,但满脸不屑地一推了之。法学学生将被当作观赏学术研究的另一轮猫王崇拜者。正如我在文章中说的,我对女权主义者学术研究的抱怨不在于作者们犯了错误,而在于他们对理性的批评无动于衷。他们不去纠正错误,反而指责批评家有不可告人的邪恶动机。南希勒曼对我文章的答复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
译自:“Myths or Facts in Feminist Scholarship?” Nancy K.D. Lemon and Christina Hoff Som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