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世界的交织：神性与世俗、本真与劳作
2010-10-30
多重世界的交织：神性与世俗、本真与劳作
——青年海德格尔思想开端的重新构境
——青年海德格尔思想开端的重新构境
张一兵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生命问世的“被抛”事件，从时间上看，发生在1889年9月26日；空间，为德国巴登州的梅斯基尔希镇（Messkirch） ；生活情境，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下层劳动者家庭。他的爸爸为当地圣马丁教堂的低级神职人员，负责教堂日常杂务工作，除去辅助神父做弥撒这一直接参与宗教仪式活动之外，主要是负责敲钟、管理圣器、看守教堂、照料墓地等并不是神职事务的劳作。在此之外，为了维系生计，他还要做箍扎酒桶的木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这两种劳作是幼年海德格尔最初生活世界和心理结构建构的始端条件。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既是海德格尔走出胡塞尔唯我论主观境像的异质出口，也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这一生存层面中偶然相遇的机缘。
一
海德格尔第一次界划出神性体知与世俗生活的双重世界，显然成境于生命“另一开端”的神学他性镜像之中，这也是贯穿他一生思想情境的基石。在基督教语境中，人的生命之途的“第一开端”为原罪者亚当和夏娃被贬下凡所启始，从此任何此岸世界中个体生世俗生活的“第一开端”也都是不可更改地由此缘起，神学的秘密即是指引生命的走向彼岸世界“另一开端”的现实通道。晚期的海德格尔在《哲学献文》 中巧妙地挪用这一语境。当然，这里的神性并不简单等于传统宗教神学本真性的情境。这一开端更多地会无意识地链接到海德格尔晚期那种难以参透的诗学神性。在我的重构式体认里，虽然海德格尔出身于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虽然从他一来到这个世界，圣马丁教堂里足够精美和充满圣性的神境就令一定会令他产生巨大的敬畏和叹服 ，可幼年海德格尔最早的神性情境却未必直接受惠于宗教神学。为什么？幼年的海德格尔不是一个牧师或者主教的儿子，或者一个富足满溢的宗教家庭的成员，固然他一开始就每天都在“上帝”面前，可是对他父亲和他自己而言，却从来没有直接感受到道成肉身的神圣和居高临下的施救感，加之他身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特殊的双重压抑：一是在他的身边，“旧天主教”对罗马教徒的直接打压，他和自己的父亲遭遇了失去教堂的劫难 ；二是其父亲只是教堂中的低位司事（Mesner），他不是上帝之城的“另一开端”福音的传颂者，因此，海德格尔会看到父亲既不站在阳光投射到的神坛上，也不在能坐在直达每一个人内心灵魂的忏悔木厢房中，而仅仅是一个为布道者操持做事的仆人。所以，这种矛盾和窘迫的心态之下，心比天高的海德格尔注定成不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常人信众，从而在神学圣事之中直接获取对上帝的盲从式的敬畏。那天上午大约十点，我在圣马丁教堂里竟然拍到了阳光投射在圣坛上的照片，如果是礼拜时刻，我能想象得到椅上端坐的牧师头上的神性光环。当然，这并不妨碍海德格尔自幼所受到渗透到灵魂中的中断世俗迷入的宗教生活的本根性影响。我还认为，海德格尔对死亡的那种非常人的“不遗忘”，也来源于他小时候圣马上丁教堂周围不断出现的死亡仪式和墓地记忆。一般人只是经历自己亲人、好友的死亡，而海德格尔则与挖掘和看护坟墓父亲却要很透彻地经历所有人的死亡。显然，世俗的此岸生存与圣性的彼岸天堂双重世界，一开始就是从外部强加给海德格尔的。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无钱就学，导致了海德格尔第二次圣性－世俗世界的外部注入，这是通过他无奈的神学“被学习”实现的。这是我所说的海德格尔最早的他性镜像的起因，或者说，天主教神学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第一个大他者,即神学意识形态大他者。海德格尔一直到1919年才正式摆脱面对神学大他者的生存性表演。然而我也觉得，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青年海德格尔对宗教神学的他性认同并非出于真正的自愿，而在于外部的重复性他者强制。在这一点上，青年海德格尔的他性自我生成恰恰是反拉康的。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一个人原初心理自我的建构是由小他者镜像反向篡位而成，他性自我不过是本体论空场的替代物。 然而，我却发现海德格尔的神学他性镜像（开始是天主教家庭的面相之镜，然后直接是教会以经济基础方式暴力式地在场）恰恰是非本己的外在大他者强制。并且，我猜测海德格尔对此是有所觉识的。在海德格尔进入哲学研究和大学体制之后，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思辨学理则是强加给他的第二个意识形态大他者。固然他与尼采一样，早已自觉体认出这种他性镜像，可是，他始终没有选择出离，而是认真地按照体制和传统规定的显现形式表演给大他者看，并且，海德格尔的学术表演极棒。
我惊奇地发现，在青年海德格尔的内心深处，竟然还无意识地认同于一种我性本已性。这种早先逃离他者支配的真我残余，在他的晚年却直接生成为一种全新的诗性思境——本有之境。我以为，幼年海德格尔最初神性构境之我性缘起，除去以教堂为中心的宗教生活环境，更多的来自于一种平民式简单快乐中的高峰体验。美丽自然的家园乡土，是海德格尔真正的此岸伊甸园。晚年，他将其差异性地指认为“天地人神”的四重圣性构境世界。这也是他后来“回家”的真正语境。我们可以看到，幼年海德格尔在帮父亲敲钟的节日钟声中获得的非凡体验，在林间路和田间小道上奔跑获得的狂喜，在与未被人类劳动改变的自然和大地亲近之中获得的质朴本真性。从哲学逻辑上看，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质是大地为核心的乡土浪漫主义。但是，这种思想并非只是在晚年才居有的，真正的缘起恰恰在其起点上。这都是幼年海德格尔最初生存构境中的突现的本真性体悟。相对于他性的神学本真性，我们也可以将其指认为他此时并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本真性Ⅱ；相对于宗教神性，这是另一种本真神性或者第二神性；相对于上帝的恩宠，这是来自于乡土家园的自然恩宠。 有趣的是，海德格尔从来不承认生活富足之上同样可以获得的高峰体验，如上流社会生活中必有的古典音乐的神性境界。作为知死者的他就是要在“小地方”生存，要在黑森林里小木屋的简单生活构境中接近大地和天空中的自然乡土神性。位低心高，对布尔乔亚常人世界天生的拒斥性，崇尚质朴的原初本真性，这是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共同的反拉康特性。我认为，这才是真正贯穿海德格尔一生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拉康的错误在于，他的镜像伪自我和大他者询唤建构的伪主体都是对常人生存的一般写照，拉康没有对包括他自己、达利和海德格尔这样的非凡之人的自反性主体存在的思考，达利的现实生存、海德格尔晚期的存有（Seyn）概念和德里达的延异（diffarent）概念都是这样的自觉努力。
另一个方面，幼年海德格尔的世俗生活的“第一开端”是从乡村和手工作坊启始的。资料显示，海德格尔的父亲的祖辈都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不仅，他的父亲在教堂中从事的司事之职，只是教堂每天建构圣事在场的物性劳作，并且，他父亲维系海德格尔一家生存的谋生手段是专事箍桶的木匠。在前一种劳作中，海德格尔和他的弟弟会帮父亲敲钟，但值得注意的是，孩子们并不是去帮父亲去敲响日常工作的钟，而是节日之钟，所以，海德格尔会在这种特殊的钟声中建构出诗境。在海德格尔1954年写下的《教堂钟声之神秘》一文中，他所描述的是孩子们在圣诞节清晨开始的敲钟。而被海德格尔命名为“老三点”、“惊醒钟”、“十一点钟”和“十二点钟”被敲响时，孩子们通常是在上课和玩耍。所以，海德格尔从非劳作的敲钟中体会到神秘的诗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010年7月的一天，我亲耳听到了发自圣马丁教堂的这一报时的劳作钟声。在后一种真正现实“去在世”的劳作中，兄弟俩又时常在这个手工作坊中帮父亲做事，他从小就深深地知道，这种与外部物性世界的交道和劳作是他们家人生存所需物性条件的来源。我手上有这样一幅照片，海德格尔与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在自己黑森林的小木屋前一起锯东西，前者头戴布巾，系着绑腿，身上完全一幅木匠装扮。更重要的是，他会亲眼看到天然物品（木材原料）从它的原本存有状态到人工制品的用在性存在的真实转变。他发现了布伦塔洛、洛采、胡塞尔等许多形而上学大师在意识和精神情境中无从看到的一种秘密：原先由上帝创造的此岸世俗世界，现在却是由像他父亲这样的人，每天通过谋生手段的劳动重新建构的创世过程。这也是海德格尔挥之不去的直接在世关系。我个人以为，这正是后来他在《那托普报告》和《存在与时间》中穿透过形而上学遮蔽后准确剥离交道性、用在性的存在者整体世界的真正现实基础。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这种走向箍桶制成品的过程中，显然是其中的敲打钉子的锤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木工劳作中起更关键作用的刨子和锯子等上手工具却没有引起他沉思中的关注。合手、巧用重力和有效锤击，手，手工工具及其劳作活动构成了他认知此在与非自然的现实世界关联的重要契合点。而锤子与钉子，钉子与桶，作为容器的桶与所承载物的环顾，这一切与人的生活，则构成了海德格尔对周围世界现成性形而上学幻象的透视感。
我惊奇地发现，在青年海德格尔的内心深处，竟然还无意识地认同于一种我性本已性。这种早先逃离他者支配的真我残余，在他的晚年却直接生成为一种全新的诗性思境——本有之境。我以为，幼年海德格尔最初神性构境之我性缘起，除去以教堂为中心的宗教生活环境，更多的来自于一种平民式简单快乐中的高峰体验。美丽自然的家园乡土，是海德格尔真正的此岸伊甸园。晚年，他将其差异性地指认为“天地人神”的四重圣性构境世界。这也是他后来“回家”的真正语境。我们可以看到，幼年海德格尔在帮父亲敲钟的节日钟声中获得的非凡体验，在林间路和田间小道上奔跑获得的狂喜，在与未被人类劳动改变的自然和大地亲近之中获得的质朴本真性。从哲学逻辑上看，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质是大地为核心的乡土浪漫主义。但是，这种思想并非只是在晚年才居有的，真正的缘起恰恰在其起点上。这都是幼年海德格尔最初生存构境中的突现的本真性体悟。相对于他性的神学本真性，我们也可以将其指认为他此时并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本真性Ⅱ；相对于宗教神性，这是另一种本真神性或者第二神性；相对于上帝的恩宠，这是来自于乡土家园的自然恩宠。 有趣的是，海德格尔从来不承认生活富足之上同样可以获得的高峰体验，如上流社会生活中必有的古典音乐的神性境界。作为知死者的他就是要在“小地方”生存，要在黑森林里小木屋的简单生活构境中接近大地和天空中的自然乡土神性。位低心高，对布尔乔亚常人世界天生的拒斥性，崇尚质朴的原初本真性，这是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共同的反拉康特性。我认为，这才是真正贯穿海德格尔一生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拉康的错误在于，他的镜像伪自我和大他者询唤建构的伪主体都是对常人生存的一般写照，拉康没有对包括他自己、达利和海德格尔这样的非凡之人的自反性主体存在的思考，达利的现实生存、海德格尔晚期的存有（Seyn）概念和德里达的延异（diffarent）概念都是这样的自觉努力。
另一个方面，幼年海德格尔的世俗生活的“第一开端”是从乡村和手工作坊启始的。资料显示，海德格尔的父亲的祖辈都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不仅，他的父亲在教堂中从事的司事之职，只是教堂每天建构圣事在场的物性劳作，并且，他父亲维系海德格尔一家生存的谋生手段是专事箍桶的木匠。在前一种劳作中，海德格尔和他的弟弟会帮父亲敲钟，但值得注意的是，孩子们并不是去帮父亲去敲响日常工作的钟，而是节日之钟，所以，海德格尔会在这种特殊的钟声中建构出诗境。在海德格尔1954年写下的《教堂钟声之神秘》一文中，他所描述的是孩子们在圣诞节清晨开始的敲钟。而被海德格尔命名为“老三点”、“惊醒钟”、“十一点钟”和“十二点钟”被敲响时，孩子们通常是在上课和玩耍。所以，海德格尔从非劳作的敲钟中体会到神秘的诗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010年7月的一天，我亲耳听到了发自圣马丁教堂的这一报时的劳作钟声。在后一种真正现实“去在世”的劳作中，兄弟俩又时常在这个手工作坊中帮父亲做事，他从小就深深地知道，这种与外部物性世界的交道和劳作是他们家人生存所需物性条件的来源。我手上有这样一幅照片，海德格尔与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在自己黑森林的小木屋前一起锯东西，前者头戴布巾，系着绑腿，身上完全一幅木匠装扮。更重要的是，他会亲眼看到天然物品（木材原料）从它的原本存有状态到人工制品的用在性存在的真实转变。他发现了布伦塔洛、洛采、胡塞尔等许多形而上学大师在意识和精神情境中无从看到的一种秘密：原先由上帝创造的此岸世俗世界，现在却是由像他父亲这样的人，每天通过谋生手段的劳动重新建构的创世过程。这也是海德格尔挥之不去的直接在世关系。我个人以为，这正是后来他在《那托普报告》和《存在与时间》中穿透过形而上学遮蔽后准确剥离交道性、用在性的存在者整体世界的真正现实基础。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这种走向箍桶制成品的过程中，显然是其中的敲打钉子的锤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木工劳作中起更关键作用的刨子和锯子等上手工具却没有引起他沉思中的关注。合手、巧用重力和有效锤击，手，手工工具及其劳作活动构成了他认知此在与非自然的现实世界关联的重要契合点。而锤子与钉子，钉子与桶，作为容器的桶与所承载物的环顾，这一切与人的生活，则构成了海德格尔对周围世界现成性形而上学幻象的透视感。
二
1903年海德格尔在本地小学毕业后，到康斯坦兹一所由天主教会办的寄宿学校读中学。1906年，海德格尔转到弗莱堡的大主教圣•乔治中学寄宿，并在本地的贝托尔德（Berthold）文科中学学习。由于家境不富，他全部的中学学习费用完全依赖于隶属教会的多个基金会和豪门教徒的支持。这即是我所说的第二次来自于外部神学大他者强制的“被神学”和“被恩宠”的过程。我觉得，与一般无脑信众们对神学大他者的自愿认同不同，青年海德格尔是有可能在内心里反抗这一暴力性的外部大他者的。加上我前面已经交待过的种种因素，我有理由认为海德格尔对宗教神学的关系绝不是真正亲近和发自内心的。因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为了经济上的无奈需求，他必须迎合天主教的意识形态世界，这会是让他最痛苦不过的事情。所以，一旦他可以独立，逃离强制性的天主教的神学之网将是必然的选择。
在康斯坦兹的寄宿学校中，海德格尔属于天主教寄宿生，除去正常学习之外，他们这些注定要引领人们走向生命中神学本真性“另一开端”的“被属于上帝的人”，还要接受教会神职人员的专门思想洗脑，以便被意识形态神学大他者随时询唤；他们生活简朴、单调封闭，以杜绝被世俗生活中的物欲所引诱。能够看得见的未来，似乎只有成为没有私我的上帝仆人。与此相对，是同一所学校中非教会的俗家子弟，这些人多为富人家的孩子，他们通常不会好好学习，挥金如土，沉迷于世俗物欲生活。传记作者萨弗兰斯基曾经形象地描述过此时青年海德格尔心中可能存在的“两个世界”：
在康斯坦兹的寄宿学校中，海德格尔属于天主教寄宿生，除去正常学习之外，他们这些注定要引领人们走向生命中神学本真性“另一开端”的“被属于上帝的人”，还要接受教会神职人员的专门思想洗脑，以便被意识形态神学大他者随时询唤；他们生活简朴、单调封闭，以杜绝被世俗生活中的物欲所引诱。能够看得见的未来，似乎只有成为没有私我的上帝仆人。与此相对，是同一所学校中非教会的俗家子弟，这些人多为富人家的孩子，他们通常不会好好学习，挥金如土，沉迷于世俗物欲生活。传记作者萨弗兰斯基曾经形象地描述过此时青年海德格尔心中可能存在的“两个世界”：
这里是严格的、沉重的、始终不渝的、缓慢的世界；那里是来去匆匆的、浅薄的、追求眼前剌激的世界。这里是全身心的投入；那里是纯粹的忙忙碌碌，这里是根深蒂固；那里是来去浮云。这里是不畏艰难；那里只知道追求捷径。这里百深思熟虑；那里是漫不经心。这里忠实本己，抱朴守真；那里寻欢作乐，忘乎所以。
萨弗兰斯基认为，这个双重世界的模式正是后来海德格尔那种“本真性”和“非本真性”的原初构形。其实，这是不那么精准的判断，因为相对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双重本真性，这不过是第一种本真性（神学“另一开端”中的本真性或本真性Ⅰ）和非本真性。并且，它并不直接通达海德格尔真正本己的内在本真性（隐秘的“另一开端”中的质朴本真性或本真性Ⅱ）。并且，这里所谓教会寄宿学生与世俗生活的两个世界，对于青年海德格尔来说，只不过是上述那种更加复杂的多重世界的缩减物。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份海德格尔高中毕业之后自己写下的文本解读，来重构他此时的复杂而矛盾的思境。
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早一份青年海德格尔的文本，是他上大学之前1909年初冬写于弗莱堡的《万灵氛围》。 这是一篇从圣性情境旁观人间万灵节 的漂亮文字，主题是作为神性宿命的人之死亡。这一公开发表的文本，当然是写给神学大他者看的东西，但总体上说，这尚不是海德格尔有所隐匿且故意表演的逻辑制作，倒是他此时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此时的青年海德格尔，正值20岁，心境有些败坏，原因是高中毕业的他刚刚由于健康原因被逐出耶稣会见习修士的队伍。 登克尔和西鲁认为，此时的海德格尔已经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研究哲学，所以选择入教则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激烈的内心矛盾导致了他的神经性心痛的发作。 我觉得，这是一种过于目的论的臆想。青年海德格尔不至于如此早就决意研究哲学，并有意识地与神学语境决裂。在他的笔下，自己被十分感性地描述为像一尊石雕圣徒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作为这个世俗世界的陌生人和奇异宾客，冷眼观望着那些欲求着世俗生色的有死者。这是《存在与时间》中界定此在有限性的真正原初神学缘起。过去，我曾将其错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关于那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个人的历史性生存之说之影响。由此，建构出一种宗教神性话语中的批判性思境。
文章开始于对弗莱堡万灵节来临时清晨都市的描写：灰暗、阴冷和潮湿的大街，灰蒙蒙的天，诡异的灯光，路上的行人行色匆匆，“带着没有快乐、没有妒忌而骄傲自大的眼神”。这很像一部小说叙事空间建构的开始。其实弗莱堡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德国历史文化城市。它紧依黑森林的一座不高的坡地，从城中心的弗莱堡大教堂为中轴线，一股从山间喷涌出的清泉，从东向西，沿着无数条贯穿全城的石渠奔流过城市。早上的太阳会稍晚一些，从小山后升起，当然，主要照耀着有着厚重历史积淀的弗莱堡大学的种种建筑和环绕大学的街道上。显然，青年海德格尔此时的心境是败坏的，因而他所建构的城市图景也是灰暗的。而当喻示着死神来临的万灵节钟声敲响时，追逐着此岸欲望的人却听不见这终有一死的提醒。对此，青年海德格尔显然语调中深含着不满。为什么听不见？
在他看来，不死的神灵之下，整个大自然总是面临着死亡。此处的“自然”，当然还不是希腊哲学原初语境中那个“涌现”。倒有些接近他后来所拥戴的质朴性的大地。 “叶子变得苍白——然后坠落。残酷的秋风将落叶驱向死亡”。多年以后，他又一次谈到过这些象征着死亡的落叶：“你籁籁垂落的叶子／在死亡中颤抖／垂落中仍在感知／愈加威临的惊恐”。 死，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死神，一定会“穿过森林的深处，悄声溜出群山的梦魇，从灰暗的深沟里出来，蹑手蹑脚地来到寻找欲望的人们中间”。 青年海德格尔的思之存在，常常是从这种诗一样的美文学情境开始的。以我之见，这也是他拒斥抽象的概念形而上学的原因之一。自然有死，准确地说应该是自然中的生物有死，所以，人们也会有死。此处的这个“人们”，是神学语境中此岸世间的“常人”。在这种常人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皈依上帝（神性大他者）的信众（死后升天堂），一类是被魔鬼大他者夺魂的入苦海者（死后下地狱）。当然，它们还不同于后来《存在与时间》中那个功用世界中的非神学语境中的常人。在青年海德格尔冷眼中看到这些处于第一开端中的常人，只是在地上蠕动的“干瘪”且“迟钝”的灵魂，在塞满欲望的生活之路上，每天拖着疲惫而过度兴奋的身躯。青年海德格尔此时可能不会想到，以后在他在真正近距离面对非份之爱（阿伦特）和权力（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同样也无法逃脱这一常人性的俗欲。面对正在到来的死神，这些走向地狱的常人却闭上了真正应该睁开的眼睛（神性的天目），他们看不见每天在走近的必然的死亡；而瞪大了的肉眼里却是满目欲望。就像今天我们身边狂怒于疯狂追逐财富的中国常人。这是常人们的看见和看不见。同样，常人们也有听觉上的得与失：他们自己带着沉重的脚镣，却听不见这镣铐的铿锵声；而他们只能听见财宝落地和自己加速跳动的贪心。
青年海德格尔明确指认，这些作为常人的“现代人”，虽然他们也口口声声地谈论自由，自以为聪明，可却都是一些“找不到通往真理之路”的“可怜虫”。这里的真理是圣灵之音，而非他后来挖出的那个怪怪的“解蔽”。这里的“现代人”，则是处于“第一开端”中的当下主体。请注意，海德格尔此时还无力区分两个“第一开端”：一是上面我们已经说明的神学话语中的“第一开端”；二是后来海德格尔在现代性语境中确认的交道性关照世界中的“第一开端”。更不用说，海德格尔后来在存在论意义上统合起来的用在性的“第一开端”了。有趣的是，此时的青年海德格尔竟然谈论到这些常人中的“强者”，即在欲望和权力狂热中，他们有可能成为“金发野兽”和“统治的人”。这个“金发野兽”是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提到的事情。 青年海德格尔此时绝不会想到，这会喻示着今后与他无法脱开干系的那些一边听着贝多芬一边杀人的纳粹党卫军。同样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青年海德格尔此时的思想构境之中，尼采显然刚刚开始加入到支配他自我体认的他性镜像之中，然而，恰恰是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尼采开始了他对基督教“好东西”的批判。对青年海德格尔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没有直接意识到的隐性否定话语，不过，它完全有可能生成为一种对基督教神学的背叛。在1915年写下的《梅斯基尔希的战时祷告》 一文中，青年海德格尔再次提到了这个“金发野兽”。
不过，有些人还是听见了万灵节的钟声，“这哀怨的钟声缓缓传来，似乎在恳求一个归宿，最后慢慢地消失”，这个所有人都不能逃脱的归宿就是死亡。此时，文本中的那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人”的身影已经从大街上转入弗莱堡的教堂，此刻，他已经依在了礼拜大厅的柱子上。还是在这个黎明昏暗的曙光里，教堂大厅里挤满了黑乎乎的想通过神学“另一开端”升入天堂的常人身影，“浓郁的香烟在金碧辉煌、直通云霄的柱子周围飘荡，沿着彩绘窗袅袅升起，五颜六色的画面发出了耀眼而神秘的光芒”。我置身过这个美如画境的有着棕红肤色的大教堂。在青年海德格尔此处的美文学文字中，我们几乎可以直接看到那个万灵节教堂里情景：一个凄美而神圣的视境。可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没有如此建构出相近的心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属于这些人，他是个陌生人”。我们要记住，这个陌生的异宾将会是海德格尔存在论思之路途上的常客。青年海德格尔直觉到，自己不应该属于这个此岸世界中的常人群，因为在他的那个被强加的神性彼岸世界里，见习修士们被要求放弃世人们追逐的物欲。其实，对于此时的海德格尔来说，这一切并不是确定的。在此时青年海德格尔多思的头脑中，“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谜。好奇、渴望、不知足地寻找着新的剌激。”
这个谜是一种我们前面已经重构过的被抛的无奈情境：首先，他出生在一个低级神职人员的家庭，他每天不得不生活在围绕教堂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构成的环境之中，宗教的仪式、钟声和面向死亡的墓地是他从小无法逃避的“周围世界”。其次，面对经济上的困窘，他同样不得不进入教会学校，并接受宗教基金会的资助。他从小就在神学氛围之中，这是他一生全部精神构境的一种很深的基根，然而，他又对这一切深怀怨怒，因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自主决断的无奈选择和谋生性表演。很显然，我们能直接感觉到青年海德格尔这里有一种淡淡的怨气，加上前面我们所说的那种生存环境中的双重世界的界划是被迫和无从选择的，我猜想，这恐怕也是海德格尔体认此在被抛性的现实根基。所以，我们会发现，当青年海德格尔此时在描述这个以第三人称出场的自己时，总会不自觉地使用“无助的目光”、“胆怯的灵魂”，以及“身体扭曲，脸上露出痛苦和表情”这样的词句。这可能是他并不喜欢的这种神学二重世界及其显像，上帝对他而言，只是无力推开的大他者。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份海德格尔高中毕业之后自己写下的文本解读，来重构他此时的复杂而矛盾的思境。
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早一份青年海德格尔的文本，是他上大学之前1909年初冬写于弗莱堡的《万灵氛围》。 这是一篇从圣性情境旁观人间万灵节 的漂亮文字，主题是作为神性宿命的人之死亡。这一公开发表的文本，当然是写给神学大他者看的东西，但总体上说，这尚不是海德格尔有所隐匿且故意表演的逻辑制作，倒是他此时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此时的青年海德格尔，正值20岁，心境有些败坏，原因是高中毕业的他刚刚由于健康原因被逐出耶稣会见习修士的队伍。 登克尔和西鲁认为，此时的海德格尔已经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研究哲学，所以选择入教则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激烈的内心矛盾导致了他的神经性心痛的发作。 我觉得，这是一种过于目的论的臆想。青年海德格尔不至于如此早就决意研究哲学，并有意识地与神学语境决裂。在他的笔下，自己被十分感性地描述为像一尊石雕圣徒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作为这个世俗世界的陌生人和奇异宾客，冷眼观望着那些欲求着世俗生色的有死者。这是《存在与时间》中界定此在有限性的真正原初神学缘起。过去，我曾将其错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关于那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个人的历史性生存之说之影响。由此，建构出一种宗教神性话语中的批判性思境。
文章开始于对弗莱堡万灵节来临时清晨都市的描写：灰暗、阴冷和潮湿的大街，灰蒙蒙的天，诡异的灯光，路上的行人行色匆匆，“带着没有快乐、没有妒忌而骄傲自大的眼神”。这很像一部小说叙事空间建构的开始。其实弗莱堡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德国历史文化城市。它紧依黑森林的一座不高的坡地，从城中心的弗莱堡大教堂为中轴线，一股从山间喷涌出的清泉，从东向西，沿着无数条贯穿全城的石渠奔流过城市。早上的太阳会稍晚一些，从小山后升起，当然，主要照耀着有着厚重历史积淀的弗莱堡大学的种种建筑和环绕大学的街道上。显然，青年海德格尔此时的心境是败坏的，因而他所建构的城市图景也是灰暗的。而当喻示着死神来临的万灵节钟声敲响时，追逐着此岸欲望的人却听不见这终有一死的提醒。对此，青年海德格尔显然语调中深含着不满。为什么听不见？
在他看来，不死的神灵之下，整个大自然总是面临着死亡。此处的“自然”，当然还不是希腊哲学原初语境中那个“涌现”。倒有些接近他后来所拥戴的质朴性的大地。 “叶子变得苍白——然后坠落。残酷的秋风将落叶驱向死亡”。多年以后，他又一次谈到过这些象征着死亡的落叶：“你籁籁垂落的叶子／在死亡中颤抖／垂落中仍在感知／愈加威临的惊恐”。 死，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死神，一定会“穿过森林的深处，悄声溜出群山的梦魇，从灰暗的深沟里出来，蹑手蹑脚地来到寻找欲望的人们中间”。 青年海德格尔的思之存在，常常是从这种诗一样的美文学情境开始的。以我之见，这也是他拒斥抽象的概念形而上学的原因之一。自然有死，准确地说应该是自然中的生物有死，所以，人们也会有死。此处的这个“人们”，是神学语境中此岸世间的“常人”。在这种常人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皈依上帝（神性大他者）的信众（死后升天堂），一类是被魔鬼大他者夺魂的入苦海者（死后下地狱）。当然，它们还不同于后来《存在与时间》中那个功用世界中的非神学语境中的常人。在青年海德格尔冷眼中看到这些处于第一开端中的常人，只是在地上蠕动的“干瘪”且“迟钝”的灵魂，在塞满欲望的生活之路上，每天拖着疲惫而过度兴奋的身躯。青年海德格尔此时可能不会想到，以后在他在真正近距离面对非份之爱（阿伦特）和权力（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同样也无法逃脱这一常人性的俗欲。面对正在到来的死神，这些走向地狱的常人却闭上了真正应该睁开的眼睛（神性的天目），他们看不见每天在走近的必然的死亡；而瞪大了的肉眼里却是满目欲望。就像今天我们身边狂怒于疯狂追逐财富的中国常人。这是常人们的看见和看不见。同样，常人们也有听觉上的得与失：他们自己带着沉重的脚镣，却听不见这镣铐的铿锵声；而他们只能听见财宝落地和自己加速跳动的贪心。
青年海德格尔明确指认，这些作为常人的“现代人”，虽然他们也口口声声地谈论自由，自以为聪明，可却都是一些“找不到通往真理之路”的“可怜虫”。这里的真理是圣灵之音，而非他后来挖出的那个怪怪的“解蔽”。这里的“现代人”，则是处于“第一开端”中的当下主体。请注意，海德格尔此时还无力区分两个“第一开端”：一是上面我们已经说明的神学话语中的“第一开端”；二是后来海德格尔在现代性语境中确认的交道性关照世界中的“第一开端”。更不用说，海德格尔后来在存在论意义上统合起来的用在性的“第一开端”了。有趣的是，此时的青年海德格尔竟然谈论到这些常人中的“强者”，即在欲望和权力狂热中，他们有可能成为“金发野兽”和“统治的人”。这个“金发野兽”是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提到的事情。 青年海德格尔此时绝不会想到，这会喻示着今后与他无法脱开干系的那些一边听着贝多芬一边杀人的纳粹党卫军。同样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青年海德格尔此时的思想构境之中，尼采显然刚刚开始加入到支配他自我体认的他性镜像之中，然而，恰恰是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尼采开始了他对基督教“好东西”的批判。对青年海德格尔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没有直接意识到的隐性否定话语，不过，它完全有可能生成为一种对基督教神学的背叛。在1915年写下的《梅斯基尔希的战时祷告》 一文中，青年海德格尔再次提到了这个“金发野兽”。
不过，有些人还是听见了万灵节的钟声，“这哀怨的钟声缓缓传来，似乎在恳求一个归宿，最后慢慢地消失”，这个所有人都不能逃脱的归宿就是死亡。此时，文本中的那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人”的身影已经从大街上转入弗莱堡的教堂，此刻，他已经依在了礼拜大厅的柱子上。还是在这个黎明昏暗的曙光里，教堂大厅里挤满了黑乎乎的想通过神学“另一开端”升入天堂的常人身影，“浓郁的香烟在金碧辉煌、直通云霄的柱子周围飘荡，沿着彩绘窗袅袅升起，五颜六色的画面发出了耀眼而神秘的光芒”。我置身过这个美如画境的有着棕红肤色的大教堂。在青年海德格尔此处的美文学文字中，我们几乎可以直接看到那个万灵节教堂里情景：一个凄美而神圣的视境。可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没有如此建构出相近的心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属于这些人，他是个陌生人”。我们要记住，这个陌生的异宾将会是海德格尔存在论思之路途上的常客。青年海德格尔直觉到，自己不应该属于这个此岸世界中的常人群，因为在他的那个被强加的神性彼岸世界里，见习修士们被要求放弃世人们追逐的物欲。其实，对于此时的海德格尔来说，这一切并不是确定的。在此时青年海德格尔多思的头脑中，“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谜。好奇、渴望、不知足地寻找着新的剌激。”
这个谜是一种我们前面已经重构过的被抛的无奈情境：首先，他出生在一个低级神职人员的家庭，他每天不得不生活在围绕教堂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构成的环境之中，宗教的仪式、钟声和面向死亡的墓地是他从小无法逃避的“周围世界”。其次，面对经济上的困窘，他同样不得不进入教会学校，并接受宗教基金会的资助。他从小就在神学氛围之中，这是他一生全部精神构境的一种很深的基根，然而，他又对这一切深怀怨怒，因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自主决断的无奈选择和谋生性表演。很显然，我们能直接感觉到青年海德格尔这里有一种淡淡的怨气，加上前面我们所说的那种生存环境中的双重世界的界划是被迫和无从选择的，我猜想，这恐怕也是海德格尔体认此在被抛性的现实根基。所以，我们会发现，当青年海德格尔此时在描述这个以第三人称出场的自己时，总会不自觉地使用“无助的目光”、“胆怯的灵魂”，以及“身体扭曲，脸上露出痛苦和表情”这样的词句。这可能是他并不喜欢的这种神学二重世界及其显像，上帝对他而言，只是无力推开的大他者。
三
好了，我们再回到他直观中的教堂。万灵节的仪式开始了，“管风琴奏出了哀伤的和声。橘黄色的烛光在燃烧”。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弗莱堡大教堂里的管风琴前后竟然一共有五个，我能想象得出它们一同歌唱的音响空间。合唱团开始吟颂策兰的安魂曲：
小提琴缓缓的曲调如泣如诉——轻轻的。陌生人在聆听。这声音好像来自地底的坟墓，冲击着他的耳膜。小提琴的音调提高了，就成了哭诉。长笛在呜咽，定音鼓仿佛远处的雷声在死者的哀怨声中轰鸣。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进程中，他给予了诗、语言甚至美术作品至高的神性地位，可是恰恰没有给最接近他最终那种弃绝俗世思想构境的音乐以更多的关注和厚待。 这对于一个古典音乐资源丰厚的德国思想家来说，似乎有些不可理解。我个人猜想，在那个时代，古典音乐通常是贵族上流社会生存的必要元素，可是海德格尔的青少年时代却不是在那种富足层面上的高峰体验中与音乐相遇，所以，很可能在音乐与孩子初始心理结构构境原始关联中，这一切都被败坏了。还有，海德格尔一生中音乐之思的不在场，是否与他青少年生活中对反复出现的仪式化的宗教音乐（他天天看到这种音乐的被制作和随后的神学伪像）的厌恶相关？我们不得而知。在我看来，宗教音乐是西方全部古典音乐的真正诞生地，即便是基督教音乐中为安定死者灵魂弥撒所作的安魂曲一类的复调合声诵唱，也会令人进入神性的音诗空间。2003年秋天的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无意走进了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教堂，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正在礼拜中的圣性空间：清扬的管风琴乐曲里，一阵少女唱诗班的不同声部的合声颂诵如同天籁之声由弱渐强地漂浮在教堂的中央，慢慢地开始莹绕在每一个在场人的整个体觉空间里，此时，忽然一缕晨日的阳光透过五彩的窗投射在这些红衣姑娘的身上，突现般地建构起一种无以伦比的圣境。那一刻，从不信上帝的我无觉地泪流满面。无独有偶，不久前我竟然在萨尔斯堡大教堂里再一次遭遇相同的事情，中午一点，一缕阳光投射到正在唱诗的孩子们的身上，一个女孩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神性的光线，她举头朝向太阳。那一刻。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一被构现的圣性情境。 音乐的本质是构境式的体验空间，曲作家有自己的创作原构想和听觉建构场，可不同指挥和乐队的演绎则会使作品极大地发生空间性的重构和变形，而听众获得的听觉音乐场则必定为绝对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对音乐圣境的真正进入，必定了无词无调的重新构境。
此处，心境败坏的青年海德格尔显然是在妖魔化式地建构此时的音乐场境：小提琴是来自坟墓中的哭泣，长笛是呜咽，而定音鼓则是死者哀怨中的雷鸣，一切都是那样凄凉悲惨。其实，听音乐的人都知道，在西洋乐器的演奏中，小提琴是最能表达人的细腻感情的乐器，而长笛则以它的空灵声响表达了一种超越世俗的诗性。万灵节并非感性具象的人之葬礼，通常不至于如此。可是，此时的海德格尔在《愤怒的日子》 的合唱中，只听见一句“那一天世界将化为灰烬”。在所谓的末日宣判中，这个此岸从第一开端启始的物欲世界将走到它的尽头，然而这个告示却震憾了这个并未真正入世的年轻人。“一阵颤抖悄悄地钻进了他胆怯的灵魂”，为什么？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必死性。他身体扭曲，表情痛苦。活着，却被死的念头压在了心上。
面对死亡，活着的他看见了什么？
此处，心境败坏的青年海德格尔显然是在妖魔化式地建构此时的音乐场境：小提琴是来自坟墓中的哭泣，长笛是呜咽，而定音鼓则是死者哀怨中的雷鸣，一切都是那样凄凉悲惨。其实，听音乐的人都知道，在西洋乐器的演奏中，小提琴是最能表达人的细腻感情的乐器，而长笛则以它的空灵声响表达了一种超越世俗的诗性。万灵节并非感性具象的人之葬礼，通常不至于如此。可是，此时的海德格尔在《愤怒的日子》 的合唱中，只听见一句“那一天世界将化为灰烬”。在所谓的末日宣判中，这个此岸从第一开端启始的物欲世界将走到它的尽头，然而这个告示却震憾了这个并未真正入世的年轻人。“一阵颤抖悄悄地钻进了他胆怯的灵魂”，为什么？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必死性。他身体扭曲，表情痛苦。活着，却被死的念头压在了心上。
面对死亡，活着的他看见了什么？
他也是随波逐流中的一员，盲目而骄傲地，毫无疑问地将激情，冲动的激情作为生活的准则。但是激情却是个不忠实的家伙，让他畅饮粼粼的欲望之酒，但又给他喝下其中的渣滓。狂野的春夜里他尽情地品尝着浓郁的、令人神魂颠倒的玫瑰之香。清晨醒来时却发现躺在明亮露珠中的已经枯萎了的玫瑰。
海德格尔是个诗人。从开始到最终的结束，这一点从来没有被改变过。马克思的开始，也是诗人，但他后来却不再是。这是青年海德格尔自己的忏悔录。作为神职后备军中的一员，他原来只是从高处观望着此岸的可怜虫们，可是在死亡面前，在圣书的光亮下，他却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也是欲望激情的奴隶。此时，尼采对他低吟：比心痛还要深的欲望总是逝去，固然它们也期冀永恒；歌德的梅菲斯特却说，谎言通常是自我否定的，因为它终将走向毁灭。青年海德格尔自省到，屈从于欲望激情的行为“充满着可耻的、令人鄙夷的奴性”。于是，他感到眼前一遍黑暗，现世的欲望变成剌骨的苦海之水包围着他，最终，他怀着敬畏，跪倒在万灵节这个死亡的时刻。
1909年的青年海德格尔，处在复杂的他性镜像支配的思想空间之中，表面上看，宗教神学话语是他的权力话语，而正在进入的颠覆性否定因素却又是歌德和尼采的混合体。他的思想中明显存在一种批判性的否定冲动，但这种批判的缘起却都是来自他处。登克尔和西鲁将这一文本的内在逻辑冲突定义为“神圣的创世秩序与从其中脱离开来的现代精神之间的张力” ，这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在此时青年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神性秩序与世俗生活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海德格尔对神的理解已经包含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因素，因为他已经在思考“旧的上帝”之死；他对此岸世界的批判，虽然已经开始直接质疑现代性，但批判性话语中又开始混杂着歌德和尼采思想的爆炸声。还有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常人们无法参透的更加复杂的支援背景。
1909年的青年海德格尔，处在复杂的他性镜像支配的思想空间之中，表面上看，宗教神学话语是他的权力话语，而正在进入的颠覆性否定因素却又是歌德和尼采的混合体。他的思想中明显存在一种批判性的否定冲动，但这种批判的缘起却都是来自他处。登克尔和西鲁将这一文本的内在逻辑冲突定义为“神圣的创世秩序与从其中脱离开来的现代精神之间的张力” ，这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在此时青年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神性秩序与世俗生活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海德格尔对神的理解已经包含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因素，因为他已经在思考“旧的上帝”之死；他对此岸世界的批判，虽然已经开始直接质疑现代性，但批判性话语中又开始混杂着歌德和尼采思想的爆炸声。还有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常人们无法参透的更加复杂的支援背景。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