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从康德至傅柯

从康德至傅柯:


作者余下甚么?


Gilbert Larochelle 著
Univeriste du Quebec a Chicoutimi


叶达良 (德国 Wuppertal 大学哲学博士生) 译



综 述


  今日之智性产业 (intellectual property) 概念模塑于十八世纪。现代主体哲学(康德 (Kant) 菲希特 (Fichte) 尤然)视主体具作者 (author) (author) (author) (author) 身份,视作品为货品,而安插其于商业交易网络,遂为此概念之奠基原理。现代以降,法理个体主义 (juridical individualism) 借着投设书本与作者本人之联合实质结连 (consubstantial link),在知识传播上建起作者权利之法理规范系统 (legal and normative system)。然而今日智性产业观念之原理已从根上动摇,甚至现代性本身之指导准则亦然;主体作品一刀两断,后结构主义尤持此论。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解答此问题:作品根源无法指认,表象与指涉、印本 (copy) 与原本不能分辨,剽窃仍能存在否?康德菲希特曾论书本本性,傅柯 (Foucault) 则非难作者份位 (authorship),并由此而非难主体之威权 (authority)。本文首先比较康菲二氏之论旨与傅氏之辩难,进图标举一文本责任之概念,离弃康德式存有论视角,重置主体进其作品之环境,导向剽窃之实用主义认识。


  今日传播信息新科技异常复杂,实有必要全盘检讨知识生产与传递之通行规则。围绕智性作品之规约机制大部份创设于十八世纪末,在其施行之脉络中,智性遗产之经营仅限于书籍销售之机制。虽然微型电子革命显著改变了知识流布之架构,然而现在使用之主要范畴却形成于法国大革命前数十年。从狄德罗 (Diderot) 到伏尔泰 (Voltaire) ,从康德到菲希特,「启蒙」世纪之创造机巧奠定了观念散播上法理个体主义之基础,由此而对形塑一组对中世纪为奇特之语汇作出贡献。兹举其萦萦大者,即可见一斑:书写者 (writer) 成为创作者 (author) ,文本成为文书产业 (literary property) ,合约有一代办名为出版社,出现一抽象公共空间谓曰读者群 (readership) ,市场转化书本为可供大量生产之印本,出现书店及其商业规则,建立称作版权注册 (registration of copyright) 之程序以为精神作品之注册。


  衡之法律,思想流布包含交易标准化及经济普遍性之网络。法理架构所设之规限解明作者、读者、出版者各自之拥有。(根据康德,出版者之职责在于确保「以某人名义经营生意」1。)如此规划若要行之尽效,必须客体化抽象智性质体 (entities) 。换言之,必须在法权上承认生产此等质体之位格 (person) 非仅为公民,而亦为特殊威权身份 (authority status, auctor) 之载体。此身份支配一笔符号资本,此资本独属此载体。观念之法理保护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ideas)侵略 (invaded) 其市场法权之逻辑。智性作品控制代理之正规化含有界定赝品(盗版)之原则。十八世纪末叶,此减损法律效力之实践增多,它增强对合约哲学之需求,以界定合法出版(作者授权)、赝品(盗版)、剽窃(他人产业之掠夺)之界限。


  如无现代性哲学,剽窃概念即不可解。分析此概念之当代意义涉及三条进路,它们却反而强化此概念负面之基础 (the base of its negativity)。首先,法律自夸规约所有交易活动,并限定合法边界2;而法律伦理则体现于此自夸中。其次,因法律无法订定一切,故提倡公共正直道德,以保护智性所有 (ownership) 3。最后,尊崇署名预设作者与作品之联结、法律与存有论之联姻;易言之,即预设生产者(一切合法者之源头)与产品(生产者身份之矢量 (vector))为一。对现代性基础之诘问唤起对剽窃之反思,后结构主义陈明主体与作品之彻底分离,反思即始于主体与作品之概念。


  后现代论述重整作者概念,把所有写作类型(尤其文本)隶归某人遂显含糊。主体死亡之论旨直接标志署名形上学之终结。如何规定论述起源及论述所有,仍然未获解答,亦从未如此隐晦。此组反思之核心课题包括:表象与指涉、印本与原本、复印者与创作者不能分辨,剽窃仍能存在否?全部现代性基础皆遭厌弃,剽窃又能意谓什么?欲解答此等问题,必须了解傅柯如何分析批判康德菲希特之论说。



(一) 康德与菲希特:版权概念之现代基础


  哲学曾把规范性之概念架构交付予法律与经济,此架构规约作者应该为何及书写实践具何属性。作者与公众之关系建制化于两世纪前,而哲学交付之遗产仍然赖此建制。很明显,生产书籍、传播书籍、购用书籍三者各自之许可 (authority) 须予承认,以使其各自之权利起源能予认定,其存在模态能予界定。作者概念并非康德发明,但他强调作者依靠作品,遂现代化此概念。作品概念歧义,作者与所有 (ownership)、买者与拥有 (possession) 由之区分。康德认为书籍具两重实在,各有份位。一方面,书籍为具有物质特征之「物体」,可为持有人任意摆弄,它随之参进不同市场运/作与资本主义之合作经营。另一方面,书籍更涵蕴精神面相,呈显作者之主体性(个体主义)与乎精神之交互主体分享4(普遍主义),不能化约为商业逻辑之强行 (imposition)。


  一个并对论说 (paralogical) 结构构成了康德式图式 (schema) 之基础。此结构之发展把智性与功能二场域两极化,此结构使得两者不可共量。此程序等于在书籍之一致性中分离本体(智思物 (noumenon) )与现象(感触物 (phenomenon))。就观念言,作者与作品之联合实质结连完满团结两者,纵非造就了责任,至少亦造就了相互性 (reciprocity),使得两者互相反映。对于康德,作者纵然与人分享文本,但无人能拆解作者作品之结连。就此课题,康德斩钉截铁道:「作者对其观念之拥有......,纵经重复生产,他仍保留之。」5在此视角,出版者仅代表作品中此等成份之权利,却不能袭取之,盖其对观念之起源永为异者,无从承担观念之优劣也。此见解把论述之终极原因性置放于主体对其论述之依持中,并于其中建立判准,以判别书籍本质内之位格权利 (personal right) 。康德式原则「以某人名义经营生意」,编辑委托之最佳范例也;对指涉人们之内在性与性质而言,此原则于兹发见其存在理由。


  就观念之物质主义而言,于并对论说之另一面,实在权利 (real right) 提供印本持有人合法性。结连于此现象,实在权利仅仅覆盖可从书籍拆离者,易言之,可买卖者。可见康德义之作品可分解为主体性及「写下之思想」。前者不能客体化,后者则由具体之支持而得以开放,其交易亦由此得以促进。康德写出一条澄清公式:「作者与印本之所有者均可以同一权利就同一书籍说:此乃吾书!但意义不一。前者视该书为书写或论述;后者则仅视之为转播此论述之静默工具。」6从此一康德论断可提取两点观察。首先,作者权利不受限制。其次,祇于具象体现下,作品自身始创生实在权利。此即意谓纵无经验客体证示之,作品自身亦能抽象存在,架设作者权利之应用场域。书籍停止流通时之情况即若此。


  康德所论作者权利之法理规定显得模棱两可。它处于逻辑矛盾之空间,至少表面如此:始为并对论说,终于综合。康德藉法律所融合者,他又凭哲学析分之。一方面,作者作品之定义旨在置放上述之存有论差异于产业概念使用之核心。何谓也?无他,人们不能参进他们所拥有者。易言之,人们只能拥有外于他们者7。此宣述「此乃吾物」连结两非同一项,先验地互不等同。另一方面,按其法理规定,智性产业涵蕴:作者作品之平行或其不可化约性可克服。据康德,当在作品中见到位格时(作为在现象中之本体),当作品成为作者内在性之示现时,此一潜能收敛 (potential convergence) 即会生起。其实,如此之综合表象 (synthetic representation) 构成唯一一个法律认可之实践规定个例。结果,其运/作方式在于理解作品为位格如此 (person as such) 之映像。


  菲希特之论述(「比康德本人更康德式」8)对此信托作者作品不可分性原则之观念主义给予回响。道德位格主义非但变强,它更与美感现象学结合。此美感现象学强调书籍之述说者特征。菲希特之论述强化物质精神之阶层隶属,故亦激化它们之区分。此论述之论题首发为一问题,继之以一论证。该问题为:为何买书?甚少因「炫耀璧画及墙纸」。菲希特写道:「人们买书时须知他们由此对其精神成份获得权利。」9对于菲希特,书籍自始即为在其中开显之「精神」。故当此精神从其源头给切除,其沟通即成不可思议。借着语词之同一,智性产业保存其意义。再者,对于菲希特,出版权利与其指涉「他人名义之生意经营(康德)」,不如指涉受益权 (usufruct) 之赋予。此概念旨在将出版者权力限于书籍经济面相之严格使用。因书籍之商业化给化约至所谓「借出语词」之实践,作者主权非但保持完整,且更绝对甚于从前。


  菲希特之论证在康德版本中之精神面相里加插另一分部,从而推进了康德版本。其效果在于表述:书籍非仅为包含其内之思想,亦为张开其中之风格。菲希特始于此前题:「此精神面相仍须为分享之对象。」10精神面相原创性之矢量 (vector) 给减弱,然此等矢量却丰富了语句,盖其从中既抽取出思想,又抽取出思考方法也。与古典对修辞学之轻蔑相反,菲希特强调遣词造句与语言之诸多机巧施设亦为主体性之一部份,由此两者皆置于版权之应用场域。此论理之美感性格支持一不可异离之原则。菲希特写道:「然而,因物理上不可能,故绝对无人能占者,为思想之形格,为观念与展露观念之记号之结连。」11据此观点,剽窃概念有双重锚处,智性产业有两个合法来源。以内容与形式固置作品,个体性之记号倍增,长远而言突显了作品署名 (signature) 之重要。


  康德与菲希特前仆后继,将书籍精神化,安放其根源于作者之成就。作为反弹,他们参与剽窃概念之认可。他们之问题乃一罗蒂 (Rorty) 意义之镜子效应,旨在把实在等同于创造者。他们之解答受此团结 (solidarity) 之权利规约,而此团结无法拆解。他们建立之基础与狄德罗、伏尔泰跟随支持之古老特权系统矛盾。在此前康德图式中,若作者主体性能在作品中完全给辨认,则其含有给取缔之可能性:手稿移交出版者,作者权利尽遭剥夺。作品变得与其它货品无异,其根源无从证明其无法异离之性格。与此相反,作者自由包括如此权利:作为位格 (person) 透过作品之物质性去给予。


  二十世纪末叶,版权之哲学结构两线受攻,康德菲希特式论述为人深疑。我们不废除法理机制,不使铺展二百年之规约无效,却应该指出:围绕主体概念之怀疑主义及新科技之突飞猛进显示法律全面沉没。一方面,经验场域在在证明:沟通模式无远弗届,大大背离法理世界规约之容受度。另一方面,如谓结构主义偏爱限制主体以形构观念,则后结构主义速化与激化此倾向,进而建议摧毁任何指涉功能。此显然意谓:无人替作品回答(作者),亦无物让作品回答(实在)。文本对作者之自主与语词从事物之解放携手并进。版权之解体意涵:当论述仅为无法指归根源之多重干预空间时 (a multiple interference space of an inassignable origin) ,剽窃不能再存在。到底罢黜作者优越性之领袖傅柯有否表示智性产品之生父宣称 (claim to paternity) 已然过去?



(二) 傅柯与作者批评:后现代主义之后果


  康德菲希特之合约式论述预设:诸签署法人 (signatories) 经验其作为自然占有空间之同一性 (their identity as a natural appropriation space) ,从而能直截互相隶属。与一己之结连给视为从始即然,无物能置疑之。此义理乃现代法理自然主义 (modern jusnaturalism) 之基础,它偏好作为第一自然之转移之权利概念。作品给视为作于自我之作功之表达 (the expression of a work on self),作品位格化了作者,给予作者一等价自身之质料形格。傅柯尝试质疑此人道主义之经典原型,甚至试图动摇其原理,彻底摧毁其架构。傅柯之质疑主要见于一篇在一九六九年呈交法国哲学协会之论文,此质疑导向深化此迷惑:「甚么是作者?」该文护卫一无疑反对康德式基础主义及精神位格主义之论证次序:能够明见谁在文本中说话──此一假设不再为真。与之相反,书写过程逃避负责个体之称谓任命。无人能完全成为一思想之决定者或终极指称者 (designator) 12。易言之,书写建树复杂非常,繁多而不可化约,由是归究责任之装腔作势乃一形上学或意识形态作为,而非一经验报告。简言之,作品给离弃于其根源之不确定性。13


  「不在场乃论述之第一场景。」14此句贯串傅柯之灵感,标志其进程,指导他对权威及由此对智性产业之批判。而十八世纪文化运/动之文本亘宣述智性产业。据傅柯,署名特权 (signature privilege) 本性精确。如他于一归属练习 (attribution exercise) 指出,应用署名特权导至一种外于论述之保证,主要作用在于引起先验 (a priori) 阅读、生出选择、固定界限、排除或化约、引发规律性、(如有需要)重造社会之所有历史仪轧。


  欲明傅柯之意,试观以下虚构例子。流通一个匿名文本,约略一个普及故事,具「很久以前,如此事件,如此人物,等等」此模式。顺此假设,设想经研究后,作者给指认出来,真正署名之发现消除作品迄今为止之匿名性格。最后,构想莎士比亚为此文之真实作者,出人意表;或据另一剧本,某家伙乃此文归属之主体,无人关注。在此情形,一组准则与正规化之整全机制开始运/作。可以打赌,视乎作者为莎士比亚抑为神秘不知名者,纵无对另一融贯 (another coherence) 之探索,亦有对文本之另一阅读。不管作者为谁,透过判定作者而赋予单一融贯,不同读解得以奠基于作者位格上。傅柯宣述得精简:「基督教文本细解曾欲以作者之神圣证明文本之价值。现代批评使用极近此义之图式,在作品中『寻找』作者。」15


  此一想象处境唤起什么?对重读作品与其创生者之结连有何教益?在傅柯式批评中展示何结论?理解文本,主体并不重要。反之,主体摧毁文本潜藏之多值性:主体在存有论玄思域里驱逐多值性,阻止论述自为事件。罗伦斯‧奥历维尔 (Lawrence Olivier) 综述所有傅柯所辨识之毛病:「创作者为限制、为论述稀薄化之另一形式。」16观察病情后,随来满列结构主义药品之药单:「文本并非其制造者之声音,而是主体阙如之无名路径、语言加于自身之作为。」17傅柯倾向强行致力解放,此致力乃认识的而非政治的,能回溯至批评(作者之赏识作品乃人工的)及认知层次(不可能发现根源)。不论作者身份为人所知与否,傅柯认为不能从此一知识抽引任何阐释因素。显而易见,此论理废黜一种文学体裁:自传(生命之叙述),又伤毁一门学科:心理学。此败坏信誉之理由?对主体、对其易倒塌性、对其不一致性存在两个阐释观点。


  坚持论述实践,不推延至「作者权威 (author/'s authority) 」,所关涉者非说话者物理上之消失,而为他于论述中之效率之解构。18对于亚历山大‧尼哈马斯 (Alexander Nehamas) ,此一立场意谓书写者 (writer) 与创作者 (author) 截然析离。前者挑战所有对文本之诠释教诲,盖在他眼中诠释教诲外于文本;与之相反,后者夸大书写行为,使他所造之产品成为他自己深沉意向或说话意愿之始点19。据傅柯,作者问题在于:他自视为形式原因,然他仅为收件人,与读者并无二致。文本工艺者与读者界线模糊,两者皆不能藉假装穷尽意义而俘虏对方。远异于对单独性、对书写者读者群差异之浪漫理想,规定场域依待于无人能据为己有之复杂而整体之关系。既然如此,下理甚明:在后现代论述脉络里不再存在智性产业。傅柯若非此脉络之护卫者,也许为其创作者。此固非他所愿听者也。


  剽窃与原创均为形上范畴,均不堪仔细检查。原创信靠皇者加冕,皇者之宣述不能化约为他人之宣述,由此印证其所有人之宣称。虽然以往作者致力于在悲剧及史诗写作(书写)中实现忠诚/,但却不获任何优势20。十九世纪之浪漫主义孤离作者,使他成为一「例外位格」,其活动具完美单独性。与之对扬,难道剽窃作品非一缺乏单独性之印本?难道剽窃者能非仅为他人声音再传达之权威 (authority)?能于公证印本 (certified copy) 中不再生产此声音之构形 (configuration),不转移此声音之意义?后现代「作者」却相信:脉络不会相同;而仅当脉络相同,文本摹印(譬如在实用叙述视角)方可完整。故此,因脉络不断改变,再产品永非公证印本;而剽窃祇能是与他人思想结连之理念类型。


  后现代主义纵然样式繁多21,然而皆规限书写于不休止重作之命运/。意义不能给停止,亦不能给固置于定限表象。因任何重复皆同时为语意内容之动作与再赋予,后现代主义隐含对剽窃之挑战。此观点哲学上相干,但法理上荒谬。它装载了作为书写基础之「重复思想 (repetition thought) 」。22此论证跟从此逻辑:因藉声音之众多性,而声音在语言经验中增多,任一能辨认或能沟通之作品皆穿越一记号网络,以至无物不为交互主体性实践之客体。23


  智性产业之观念不仅行使关于自我及他人所属之知识,甚至要求之。尚-法兰苏亚‧李欧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认为建立此区分无甚意思,分析版权出现程度亦然。文字产业「实非大问题」24,仅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应用价值法律之个案」25,而此体系重获所有能商品化者。因藉拒绝认可署名为「书写场域之关闭」26,此型批评必须照明所有属于共同拥有 (common possession) 者。据李氏与许多人,言语之实际实践行于从根源恒常扩散之误占运/作之中。范登多柏 (Vandendorpe) 引罗曼‧雅各逊 (Roman Jacobson) 之结论以提及此义:「语言场域里不存在私有产业:一切皆社会化。」27后现代思想家不仅支持此倾向,而且更超越之。他们认为,书写者之活动祇奠基于交互文本性;异质原素之间,确切言之,作品作者之间,存在主导之平排并列;作品作者藉一种「对话主义」 (巴克丁(Bakhtine) 用语) 借予对方物事。论述之展示祇能用巴洛克之特征图式解释:无可归属根源之贡献之混合 (a mixture of contributions having no attributable origin),由此原创性之终止。


  从傅柯至李欧塔,从德里达 (Derrida) 至布狄里亚尔 (Baudrillard),纵非书写者形格给擦除,至少署名给擦除;而此擦除不仅响应一彻底解构自我指涉 (autoreference) (幻觉自己为自己作品之主体) 之规划,它纵非形成一新政治,至少亦形成一纲领。后现代乌托邦乃一匿名性之乌托邦。在书写实践里,此乌托邦弃作品于分享。反人道主义,它唤起一种达至最终消散之自我涌现。反康德,它证明除商业交易规则要求外,署名之加插背后并无物事。李欧塔曾欲在文本中体现此乌托邦:「我们曾梦想书名或作者名字阙如之书籍。」28他坦认此愿望天真幼稚。然而,它本质上显露雄心,培育一贯之升华,此雄心此升华赋予一种密契主义 (mysticism) 给不可规定不可知者。此不可表达性名曰他者,德里达恒常诘问之。于此方面,其一他晚近出版书籍之名称确实显露机要:Sauf le nom (除了名字)29。在宽泛及略为抽象意义下,他者乃无名者,由此逃避命名,或曰逃避监禁与排斥。异他指涉 (heteroreference) 策略对德里达而言乃康德式书籍概念之替代品:「如果他能够,我就让他署名。他者永远必须署名,而他永为最后署名者。易言之,首先者。」30于兹勾勒因非位格化文本而生之新迷醉。


  罢黜作者给书写份位带来一整串影响;而就本文案例言,则给从后现代脉络之剽窃所抽拉出之理解亦带来一整串影响。康德式位格主义之论理含有无法克服之矛盾,傅柯之取消署名资格亦不惶多让。﹝此论题对吾人之﹞挑战在于试图在此等矛盾边缘上指认道路,寻找信道。﹝吾人之﹞论证秩序似跟随一绝对逻辑,并回落于一不可推翻之观点。吾人首先列举后现代对康德之回答之主要涵蕴,然后提供一对作者与剽窃之可能读解以为结论。


  (一) 存有论与法律之分离 此两种论述并非互为后果。后现代主义使得两者互相远离。它预防以下各种假装:从合理者提炼可证立者(李欧塔),在对接受之知识机制里记录权力(傅柯),始于存有论愿望征服之此特权知识而赋予法律 (德里达)。因藉打破作者作品之统一,后现代主义让交互主体性之浮动夺去作品,把真理从其根源清理出来。简言之,它拆解结连哲学(能知什么?)与政治(能做什么?)之道德主义。


  (二) 历史性与文本性之分离 作品只对自身存在提供明证,它只指涉自身。历史原可为作品之可能性原则,但作品不再为历史握持。作品发展既把作品从历史过程中,亦把它从历史条件中分离出来。据马克斯黑格尔模式,历史过程为解释泉源。﹝一般而论,﹞历史条件泛行于作品环境。简言之,后现代主义者尝试将作品非历史化,他们认为历史提供意义此断述实无意义。当德里达在La grammatologie 里按言文本以外无物事时,所表者即为此义。


  (三) 因作者之非责任而对剽窃之蔑视 因无合法性,剽窃乃负面模态之翻译。反之,翻译实强调某人之责任,而责任一词之根清楚指示其意义:respondere意谓主体能对物事作答。对后现代思想家而言,翻译之为不可能,确切言之,在位格中反映作品之为不可能,导致原创性之消失。易言之,若剽窃意谓某人为其文本之不合法再生产所经受之损害,则彼二原素﹝作者作品﹞之析离使得任何剽窃形式之具体认可为虚幻。此情况有如宣布终止剥夺作者权利与终止﹝其﹞在智性宇宙之孤离。布狄里亚尔觉察,在此跃进中,他者之透明以如此方式成为普遍规范31,以致不可能再去除掉某人之权利与产业。


  在后现代性里,作者余下甚么?无有──据前述观察至少如此。然而,吾人需以批评作结语。此批评并不终止此讨论,但也许证明当代越出康德式定言律令之尝试并不充分。首先,在存有论与法律之结连方面,傅柯、德里达、李欧塔等人迄今无法发明认可书写者而非创作者(据前述尼哈马斯之区分)之新形式。再者,从后现代哲学之原则无法看出法律如何能具体运/作。


  其次,历史与文本之析离非无问题。盖历史纵无内自 (intrinsic) 意义,但脉络于理解文本意义为本质者,仍为不争之事实。历史之过程与条件不能混淆:前者自身不规定任何物事,但后者为作品放射之阐释之部份。一例:知道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而非德兰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写了Mein Kampf [《我之奋斗》],则纵不致较仔细考察﹝作品与﹞若干尚待澄清之历史事实之结连,也会根本改变作品之阅读,更动吾人赋予它之意义。此非意谓命运/注定该书之产生。但此作者而非彼者为直接环境,基本翻转讯息之知觉。(实证主义模式避开周遭一切,不持此义。)作者为脉络性之复合体,对文本理解不可或缺。格拉西亚 (Gracia) 清楚表陈:「文本实需要历史作者,盖文本无作者即文本无历史,而文本无历史即文本无意义,亦即非文本也。」32最后,因文本、历史、意义互为关联,责任概念须要重新确立,不能在作者非其论述构成成素之产生者、之唯一来源此一浮夸下否定之。参详一种涵蕴虚无主义及观念主义,然却懂得逃过其陷阱之对人道主义之批评,崭新而功能性之剽窃概念尚待建立。



- 全 文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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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6/02



从康德至傅柯:作者余下甚么?- Gilbert Larochelle 着 叶达良 译


注 释


1 Emmanuel Kant Qu/'est-ce qu/'un liv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 "Quardrige", 1992, 120 页。


2 Neil Maccormick "The Ethics of Legalism" in Ratio Juris, Vol. 2, July 1989, 184至193页。


3 关于当代道德合法性与智性产业之结连,参见 Paul Steidlmeier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ims: Americans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in Journal Business Ethics, Vol. 12, 1993, 157至174页。


4 Emmanuel Kant 前引,134与135页。


5 同上,119页。


6 同上,131页。


7 Bernard Edelman La propriéte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 "Que sais-je?", 1989, 35页。


8 Jocelyn Benoist "En guise d/'introduction au texte de Fichte" in Qu/'est-ce qu/'un livre, 99页。


9 J. G. Fichte "Preuve de l/'illégitimté de la reproduction des livres, un raisonnement et une parabole",重刊于Emmanuel Kant Qu/'est-ce qu/'un livre?, 142页。另参见Fichte: John Lachs "Fichte/'s Idealism" 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9, no. 4, October 1972, 311至318页,又见同一作者关于菲希特 "Is there an Absolute Self?" in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Vol. XIX, Nos. 2-3, Winter-Spring 1987-1988, 169至181页。


10 J. G. Fichte, "Preuve de l/'illégitimté de la reproduction des livres...", 142页。


11 同上,145页。


12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caise de philosophie, Vol. 63, No. 3, 1969, 73与74页。对此文本之评论:Alexander Nehamas "What an Author Is?"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LXXXIII, No. 11, November 1986, 685至691页。


13 求取相似观点,参见Roland Barthes S/Z, Paris, Seuil, 1970, 140页。关于傅柯及其对根源之批评:Arché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 65页。另:Larry Shiner "Foucault, Phenomenolog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gins" in Philosophy Today, Vol. 26, Winter 1982, 312至321页;John Stopford "The Death of Author (as Producer)" i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Vol. 23, No. 3, 1990, 184至191页;Hugh J. Silverman "Authors of Works/ Readings of Texts"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LXXXIII, No. 11, November 1986, 691至692页;最后,关于根源一般之讨论:Collin McGinn "On the Necessity of Origin"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LXXIII, No. 5, March 11, 1976, 127至135页。


14 Michel Foucault前引,75页。


15 Michel Foucault前引,86页。


16 Lawrence Olivier Michel Foucault. Penser au temps du nihilisme, Montréal, Liber, 1995, 56页。


17 同页。


18 Michel Foucault L/'ordre du discours, Paris, Gallimard, 1991, 28页。


19 Alexander Nehamas前引,685与686页。


20 Christian Vanderdorpe "Le plagiat entre l/'esthétique et le droit" in Le plagiat (sous la direction de Christian Vanderdorpe), Ottawa,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Ottawa, 1992, 7页。


21 参考Jacques Derrida "Cogito det Historie de la folie" (重刊于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ance, Paris, Seuil, 1967, 51至96页) 与Michel Foucault "Mon corps, ce papier, ce feu" (重刊于Histori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Gallimard, 1972, 583至603页) 之辩论。


22 Daniel Giovannangeli Écriture et r´épétition,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79, 15页。


23 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24 Jean-Francois Lyotard Dérive à partir de Marx et de Freud, Paris, Calilée, 1994, 12页。


25 同页。


26 同页。


27 Roman Jacobso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Édition de Minuit, Coll, "Points", 1973, 33页。


28 Jean-Francois Lyotard Dérive à partir de Marx et de Freud, 13页。


29 Jacques Derrida, Sauf le nom, Paris, Galilée, 1993.


30 Jacques Derrida, Force de loi, Paris, Galilée, 1994,132页。人们觉察,在此文 (essai) 终结处,德里达作为作者自我废黜,以让道于他者 (l/'autre):「永远他者 (l/'autre) 署名 (signe),此乃此文 (essai) 所描划 (signe) 者。署名 (signature) 之考验 (essai),在真理中为人取去 (s/'emporte),亦即永远他者 (l/'autre) 署名 (signe),完全异他者 (autre)。」("Toujours l/'autre signe, voilà ce que signe cet essai. Essai de signature qui s/'emporte dans sa vérité, à savoir que toujours l/'autre signe, le tout autre") (134页)


31 Jean Baudrillard La transparence du Mal. Essai sur les phénomène extrême, Paris, Galilée, 1990, 128与129页。


32 J. E. Gracia "Can There Be Text Without Historical Authors?" 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31, No. 3, July 1994, 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