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后解放时代的“欲望”景观——论朱迪丝·巴特勒的思想发展

巴特勒印象 2005年秋参加“批评心理分析理论”研讨班期间,首次拜读朱迪丝·巴特勒的《权力的心理生命》。翌年5月6日,巴特勒与斯皮瓦克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文学院就“全球状况”这一话题展开面对面的思想对话和交锋。五月初的尔湾校园花团锦簇,各路批评理论高手像赶朝会似的在人文学院闪亮登场。讲台上的巴特勒和斯皮瓦克如两位武学宗师,以口谈方式谈道论艺。巴特勒利索地卷起双袖,以攻为守,不时有力地挥舞着右臂。记得她以汉娜·阿伦特的名著《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为起点,纵论当代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式微、各种制度性的和形而上的暴力征兆,如创伤记忆、集体文化悲悼、恐怖主义与反恐、残忍、苦难、快感、妄想狂、怀旧情结,情感、欲望、集体意象、社会身体、认同等。她认为,当代全球化时代也是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开端。有别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主流的解放和革命叙事,新的多样文化认同涉及各种复杂微妙的社会状态、存在模式、精神状态、移民和非-民族状态。 民族-国家共同体话语用公民权、人权、主权、民族自由等核心概念来诠释人的存在状况;个体与国家政体和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结成依附关系。其代表性历史事件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犹太复国运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及两者的悲剧性混杂则是其当代表征。人们消极地将民族-国家的式微解读为人权的终结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混乱无序。事实上,国家主权之外仍存在许多其他权力形态。在所谓的天赋人权与渴求的自由、权力运作与权利的实现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缝。这就是打着各色自由、平等旗号的多元存在状态表征的人的存在境遇。所谓“全球”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上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行为,而且意味着完全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新认同体验和新认同形态,征兆了新的知识和权力话语(如后殖民研究、多元文化论、种族和区域研究)的出现。巴特勒津津乐道阿伦特的反民族-国家认同论,从整个民族-国家叙事中剥离出法国大革命、犹太复国运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三个事件。在批判以民族-国家叙事为主的人权话语时,她并没有放弃对后革命、后解放时代人的权利和理想的希望。 斯皮瓦克一身印度服饰打扮,特别吸引眼球的是她那件暗红色的印度披肩。为回应巴特勒的观点,她同样以阿伦特为出发点,立足性别化的后殖民主体视角,聚焦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态而不是人的社会存在的过渡性和多元性。国家为一抽象实体,内部民族、种族多元共存,少数族群备受殖民压迫。所谓印度情调、美国精神实为想象建构。全球范围内资本的巨大冲击力大幅削弱国家的分配权力,滋生出新的权力机构。北方福利国家的解体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举步维艰的经济现状就是明证。民族与国家双双使我们的时代打上了暴力革命流产的蓝色徽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将我们推上革命的大舞台;以阶级、肤色、资本为筹码的人权话语又注定了革命的失败及革命承诺的虚妄。她的结论是:自现代-国家人权理念诞生之日起,蛊惑人心的人本主义根子上是腐败堕落的制度性人本主义,国家政体和宗教是其柱石。 巴特勒为匈牙利和俄罗斯犹太移民后裔,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伊利湖畔的克利夫兰,先后就读于本宁顿学院和耶鲁大学,1984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卫斯理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系和比较文学系玛克辛·爱略特教授。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巴特勒的博士论文《欲望主体:二十世纪法国的黑格尔哲学反思潮流》。1990年代,《性别烦恼:女权与认同的颠覆》(1990年)、《至关重要的身体:论“性”的推论界限》(1993年)、《权力的心理生命》(1997年)、《易激动的言词》(1997年)四部力作相继问世。21世纪初她又陆续发表了《安提戈涅的要求:生命与死亡的血亲关系》(2000年)、《霸权、偶然性、普遍性》(2000年)、《动荡的生活:暴力权力与悲悼》(2004年)、《废除性别》(2004年)和《讲述自我》(2005年)。以欧陆哲学研究为起点,她在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研究、心理分析、女权、性政治和社会政治思想等领域推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和文化认同政治领域的“巴特勒”现象。 欲望的逆反建构 巴特勒的欲望主体》出版不到一年,迈克尔·罗斯发表了认知与历史:黑格尔在二十世纪法国的挪用》(1988年),同样探讨黑格尔思想在法国的接受。该著描绘出一幅黑格尔的历史主体论及历史终结论在20世纪法国演变的宏大叙事。让·希波利特和亚历山大·柯耶夫成了黑氏哲学在法国的摆渡人。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了黑氏历史终结论在后现代美国的另一种纪末的回响。《欲望主体》则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为起点,以德鲁兹的《反俄狄浦斯》和《千座高原》及柯的《性史》为终点,建构起哲学推论层面“欲望”的宏大叙事。从黑格尔、柯杰夫、西波利特、萨特、拉康、德鲁兹到福柯,几代法国思想探索者不断回溯到黑格尔,形成一种独特的关于欲望的哲学话语。 巴特勒不仅将欲望重新置于20世纪法国主体性哲学话语的中心,而且借一种又一种新的欲望主体论来颠覆、挑战黑格尔的主体至上论和讲求同一和理性的辩证法,揭示黑格尔哲学思辨中根深蒂固的含混和矛盾。因此,欲望被重新建构成黑格尔和后黑格尔主体性哲学的支点和疑难。一方面,思想家们以欲望为出发点来探索主体形成的机制和认同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欲望与主体对立并置,将欲望与主体塑造成一对生死冤家,它们之间纠缠不清的是爱恨情仇、暴力搏杀。黑格尔借主/奴暴力隐喻主体成长历程中的欲望涅磐。柯耶夫讴歌劳动者、被压迫奴隶、革命者、叛逆等弑君犯主的欲望,视之为历史的动力。萨特视受虐和施虐为欲望航线上的两块暗礁。拉康宣称欲望实为他者的空缺、自我的他者化。德鲁兹和福柯重新为欲望正名,点破欲望积极、能动的生产机制,化解欲望与体制性暴力的对立冲突。 在《欲望主体》中,巴特勒留下的悬念是:黑格尔主体论的含混到底是什么?欲望与主体之间的裂痕如何弥合且遵循什么样的机制?欲望主体之说对主体论及文化象征秩序说有何效用? 《性别烦恼》和《至关重要的身体》是巴特勒探讨性、性别认同的姊妹篇。前者堪称后现代“酷儿”理论的宣言书;后者进一步探讨性、性别认同问题。巴特勒的性别认同理论以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西方主流女权的批判为前提。心理分析和西方女权是两套关于男女异性间性别认同的叙事,貌似时髦、激进,实质上却具有保守、退步、虚假的一面。弗氏心理分析将男/女二元对立性别差异确定为社会文化建构的规范,个体的性别认同被毫无例外地解释成以俄狄浦斯情结为轴心、男权和父权压制之下的线型演变过程。因此弗洛伊德范式实际上打压、排挤其他边缘性别认同现象,成了一种霸权性别认同叙事。女权同样立足男/女二元对立观来肯定女性的普遍特征和价值,最终将男女性别关系僵化封存起来,无力面对复杂多样、变动不定的性别认同现象。 性、性别与欲望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霸权性别认同话语建构起这样一套公式: 人生而为男为女→文化秩序中获得的男/女性别身份→性别身份制约的异性恋欲望 霸权性别认同话语的关键词是“压抑”和“缺失”。为男为女,是人的生物特征。获得男性或女性性别身份的过程就是对欲望压抑封杀的过程。欲望的箭头指向绝对异己的性别且始终被套上文化规范和禁忌的枷锁。 巴特勒颠覆性的观点是:性别和欲望灵活自由、变化多端,性别是欲望的化妆表演。历史文化境遇不同,性别认同也殊异;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身体属性,是文化规范在我们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中的表征,是使性之为性、使性最终显露出物性面孔的文化规范被不断重复援引之后留下的痕迹。以后现代、后结构语言观为认知基础,巴特勒将性、性别、欲望之间的转换-生成关系彻底颠倒为规范/性别/性三者之间的逆反动态关系链。凌驾一切之上的是文化规范构成的符码体系。无论是性别还是性都是文化规范延续不断的作用的表征。如果性别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行为,那么性就是漫长岁月中文化规范对身体的不断塑造和定型。因此,作为一种物化效果,性似乎依附于身体,本质上却是权力话语虚构的幻想。揭开性的面纱,我们发现它不过是文化规范戴上的又一副面具。 巴特勒将表演性(performativity)确定为性别的本质特征。表演性包含以下四个要点: (一)性别的起源是表演而不是身体,文化规范持续不断地更新、修正和巩固行为使身体获得性别,因此身体的性别特征是历史过程中外在的文化符号沉积累加的结果。性别是一整套强加于身体和认同心理的符号,是符号叙事产生的效果。 (二)文化历史的性别建构功能意味着我们始终置身于文化象征秩序中。历史上浓缩凝固而成的符号系统层层包围着我们并决定着我们对性别、性等认同现实的认知。故性和性别是被语言符号建构的对象。性别的逆反建构特征决定了性别的非真实性和符号性,也决定了认同的虚幻和乌托邦特性。 (三)表演性使性别成了表演行为驱动下由文化符号元素构成的符号集合体。表演行为绵延伸展、波推云涌,性别身份也不断翻新变更、增生裂变。因此不断重复的表演行为构成性别认同的嬗变过程,离开表演行为也就无所谓性别可言。复数、动态、重复的表演行为意味着性别认同的多样、动态、增生样态。 (四)巴特勒完全将欲望、性别、性和认同诠释成权力/知识话语作用下的推论实践,这无疑深受福柯(尤其是写作《性史》的福柯)的影响。同时她的表演性理论又以约翰·奥斯丁的表演话语行为(performative speech-act)和德里达的引用性(citationality)为理论基础。 此处需略解奥斯丁的表演论和德里达的引用性,以利读者更透彻地理解把握巴特勒思想的艰涩玄妙之处,同样也为点明这两部姊妹篇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做一个铺垫。 约翰·L.奥斯丁(1911年-1960年)为牛津大学哲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做威廉·詹姆斯系列讲座。后讲座内容被汇编成《怎样以言行事》一书并于1961年出版。承继语言分析哲学的衣钵,奥斯丁以该著为基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何谓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将日常语言定为关注焦点,盖因日常语言包容了人类生活中有价值的所有复杂的实践类别。证实性言语(constative utterance)和表演性言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是两类最基本的言语行为。证实性言语针对既成事实做出正误判断,如《皇帝的新衣》中小男孩与众不同的叫喊——“皇帝其实什么衣服都没有穿”。表演性言语本身就是具体的行为,不涉及对错之分,如教堂里牧师宣布“我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你们结为夫妻”。在此基础上,奥斯丁进一步区分出三类言语行为——语内表演行为(illocutionary)、非语内表现行为(locutionary)和言语表达效果行为(perlocutionary)。 巴特勒以奥斯丁理论为语言哲学基础,强调所有言语的表演性或以言行事的特征,即言语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和生成行为,是生产性的推论实践,而不是局限于狭义的再现、指涉和陈述。 表演性否定语言表现和文化符指针对事实和现实的可能性,将语言表现行为和文化符指行为自身建构成开放、延异的序列。这就是巴特勒的表演性和逆反建构的第二重意思。其哲学基础是德里达在收入《哲学边缘》的“签名、事件、语境”一文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引用性”(citationality)。作为表演性延伸的引用性将表演行为的对象指向表征权力的律法、规范、符码、约定、意识形态等。因此,引用不是机械、被动、原封不动地重复文化习俗和规范,而是表演性引用。表演性引用既通过重复引用既有的权力话语来不断建构、强化、整合所谓的社会现实及新的性别认同规范,又在不断重复的引用过程中延缓、阻碍、停滞、异化权力话语,消解、颠覆文化规范的效用。表演性引用蕴含了对规范的顺势引用和对规范的修正这一双向过程。引用之链使表演性挣脱了虚假现实的羁绊,产生引用性构成的引用张力。这就是巴特勒试图阐述的表演性和逆反建构的第三重意义。引用性瓦解了有关性、性别、欲望、主体、认同的起源神话,昭示了一种新的后革命、后政治反话语策略——表演的引用政治。值得专家学者们注意的是:有必要将巴特勒提出的表演政治与模仿(mimicry)、挪用(appropriation)、混杂(hybridization)等后现代、后殖民政治策略和途径比较掂量。 在《性别烦恼》和《至关重要的身体》中,巴特勒留下的悬念是:从性别、性到欲望的逆反建构过程中或文化规范的表演性引用过程中,欲望获得了什么样的生产能量?欲望与狭义的性、性别规范,与广义的文化规范或权力话语结成什么样的关系?在此关系模式中,作为持续、开放过程的表演性及引用性获得了什么样的内在张力?或认同建构过程中,在欲望栖居的心理与社会文化规范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认同图景”(identity-scape)? 欲望与权力的循环修辞 弗洛伊德将主体解释成由权力内化而成的超我对欲望力比多压抑禁锢的产物。拉康将自我与主体征兆的象征秩序截然分离,为自我贴上“前主体”、“前象征”的标记。福柯将主体与权力的生产性联系起来,赋予主体能动力,将主体视为权力生产循环的界面。在《权力的心理生命》中,巴特勒否定了拉康机械的前象征/象征对立说,以弗洛伊德主体压抑-生成论和福柯的权力生产论为基础,形成两者之间的相互对话、相互参照和相互修正。她借用福柯在《性史》中对弗洛伊德代表的“压抑假设”的批判来质疑单纯机械的权力压制观。同时,她又意图修正福柯片面的权力生产论,揭示权力更复杂的机制,探讨权力内含的对抗可能性。如她在《权力的心理生命》的前言中指出:“尽管该项研究受惠于福柯在《权力/知识》中的两篇论文‘权力的主体’和‘两场讲座’对征服问题的分析,还有他在《性史》第一、第二卷和《规训与惩罚》中对欲望主体与律法主体之分的许多分析,但是这里对主体问题的探讨则反映了更大的文化和政治困境,即怎样采取一种与权力相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恰恰隐含在人们抵制的权力之中。”巴特勒视主体化为一充满矛盾张力的过程,是一种独特的权力表现形式——权力的心理形式。一方面,外在的权力对我们的心理施加影响,征服心理欲望,促成主体的诞生。这就是她在前面论述的逆反建构形式。另一方面,主体成为权力的代言人和自我心灵的监视者。权力压制变成了权力生产,权力对欲望的压制变成了心理空间中主体对自我的监控和管理。压制与生产、被动与主动两极共同作用,不仅使权力获得了双重性,呈现为动态复杂的心理形式,而且使主体同时成了权力的产物和生产者。就权力作用的初始过程而言,从权力到主体的诞生是一个单向过程。就主体的能动性而言,权力化的主体(福柯的律法主体、弗洛伊德的超我)对“我”(福柯的欲望主体、弗洛伊德的本我)的驯化管理为另一个层面的单向过程。以“我”为受力点,上述两个过程构成权力流动第一个层面的循环过程,将心理改造成权力的心理空间: 权力 → “我”A →权力化的主体A → “我”B(欲望主体B) 不难看出,权力运动的路线发生了四种变异。第一种变异发生在主体诞生时刻:此前是权力由外向内作用于“我”的心理世界;此后是权力驱使下的主体在心理空间内部专司督查监管之责。第二种变异就是权力在心理空间内摇身变成了权力化的主体。第三种变异则是原初的权力压制诱发权力在心理空间自觉的生产且形成一个循环不已、重复再生的过程,权力的心理空间变成了权力重复再生的场所。第四种变异就是从外在的权力变成内在的权力动量,从权力的心理转变到权力在心理空间的重复再生;在这两个转变环节,权力行为变异成对权力的重复以及重复过程中对权力的挪用和模仿。因此,从外在的权力变成内在的权力动量本身就是一种重复行为;挪用和模仿是主体能动力产生的作用于权力的效果,隐含了政治抵抗的可能性,使主体的一部分溢出权力的领地。就权力与主体的关系而言,主体受权力感化,既代行权力之职,又暗藏叛逆天性,巧妙地借权力之力瓦解权力,由此与权力形成第二个层面的循环互动关系。 巴特勒吸取弗洛伊德和福柯思想精华,又将弗氏心理学的重要概念“正反矛盾并存”(ambivalence)加工深化,使之从自我/他者认同的关系网络中剥离出来。其次,她扬弃了此前著述中提出的逆反建构观,使之变得更丰满、系统。她对权力的心理图景的描绘最终上升到哲学修辞的高度,即两个层面的权力循环过程不完全是一种心理现实。在权力的心理现实与其心理图景之间横亘着一个现代性哲学话语修辞——循环修辞(the trope of circularity)——的幽灵。作为一种话语修辞,心理内在的转换或循环过程是黑格尔及黑格尔之后数代哲人纠缠不休的问题。 巴特勒完全跨越了黑格尔传统的樊篱,试图走出后黑格尔哲学的误区,也消解了哲学反思与现实批判之间的距离。她细细考察黑格尔以降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中如幽灵般萦绕盘踞的循环修辞,精心遴选出五个经典文本: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分析的奴性意识坠入的不快乐意识状态,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对良知之起源的梳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借边沁的全景敞视意象对欲望主体与律法主体之由来的分析,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主体论分析中凸现的街上的行人与警察之间的主体召唤场景。最后她将批判的视角调转到弥漫后-解放时代的性别认同忧郁现象。通过对上述六个经典文本的细读,她发掘出这些文本片段中残留的循环话语的印迹,评判哲学家们借循环修辞对权力的心理图景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描述。 巴特勒试图以话语描摹的方式在不同的思想节点之间搭起桥梁,打通黑格尔、尼采和弗洛伊德三大传统,连接哲学话语与日常政治。因此,她对权力的心理图景的建构最终还是落到以下两个问题:她所关注的权力形式与文化规范主导下的性别认同表演有何联系?表演性驱动的性别政治与以循环修辞为特征的后解放文化政治境遇有何联系? 所谓权力的心理生命实际上指权力在自我与文化规范、欲望与主体之间的生产和流动机制。此权力论述延续了她对文化规范的思考,暗指与福柯分析的规训权力、生物权力等类似的权力形式——规范-权力。与以前对文化认同的表演性和引用性的分析不同,她将批判重心转移到权力的循环性及其循环重复过程中主体的认同困境。这就是充斥当代社会的谴责、憎恨、歧视等公众情绪,更是弥漫后解放时代的病态文化心理——自怨自弃,无力悲悼,压制与抵抗的宏大叙事瓦解,启蒙和解放的噩梦方晓。世易时移,巴特勒昔日的壮怀激烈几乎荡然无存,她批判的焦点从对边缘认同政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转到解放和启蒙诱发的后解放困境的反思。在她看来,抵抗与权力的生死搏杀已变成主体与权力的依赖和寄生关系。解放和启蒙的承诺恶变成黯淡的文化忧郁现实。后解放时代的忧郁迷雾之中,以主体为中心的政治难以为继,主体的认同定位不再是政治的终结。巴特勒为何否定以主体为中心的政治之终结?文化忧郁症笼罩的后解放时代,以主体为中心的政治导致主体与认同对象之间的双重束缚,产生可怕的社会死亡现象。文化规范在文化主体的认同过程中激发起一种混杂着虐待狂和进攻性的死亡冲动。死亡冲动的矛头直指被男/女异性恋、性、卫生、生理等规范-权力排挤出社会规范秩序之外的边缘社会存在。这些所谓的社会死亡现象包括艾滋病、同性恋、妓女、吸食毒品者、移民、有色人种、犹太人、罪犯等等。为了维护和巩固规范-权力主导下的正常社会存在,规范-权力持续地生产社会死亡对象。这常常在社会文化的公共话语中滋生出一种可怕的妄想狂冲动,将对社会死亡对象的仇恨、进攻、排斥、厌恶甚至毁灭逆转成这些可怕的对象对社会和文化健全肌体、对正常人的灵魂和肉体的进攻乃至死亡威胁。公共话语为此找到了最恰当不过的理由来疯狂迫害另类群体,并将这种狂躁、偏执的情绪深深烙进每个社会个体的心理。 犹太大屠杀、反犹主义、殖民种族主义乃至当代的恐怖主义都见证了“社会死亡”公共话语可怕的死亡冲动。在社会文化集体的妄想狂意识中,被迫害、无辜、无助、被剥夺了社会生存权利的种族、性别、社会群体反而成了挥舞着暴力大棒的魔鬼。受害者被臆想成施暴者。最可怕的是,在后解放时代,规范-权力似乎已成功地剥夺了社会死亡群体的主体性,已成功地将这些曾祸害体面、健康社会的人渣和垃圾强行圈进道德、律法、规范合围而成的禁地,给他们贴上文化禁忌的封条。但是,规范-权力仍欲罢不能地在欲望的深渊中繁殖着死亡的威胁,一次又一次地从自我心理的祭台上召唤、幻想出可怕的社会死亡对象并将之想象成暴力的化身。这就是规范-权力主宰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生产逻辑,也是后解放时代的文化和政治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 巴特勒从权力的心理生命中引出社会死亡主题,聚焦后解放时代的文化忧郁症暗藏的以仇恨和进攻为征兆的否定性认同机制及其双重束缚死结。这无疑回响着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萨特的《反犹分子与犹太人》、范侬的《白皮肤、黑面具》等批评理论巨著中反复出现的仇恨、进攻、惧怕等欲望冲动造成的性/性别、人种/种族认同困境这一主题。这同样是对当代后殖民、后女权、后现代、后独立、后解放等批评理论潮流和社会历史现象的反思和批判。她更尖锐地指出后革命氛围中认同政治的艰难困境,在原有的性别表演政治基础上更深刻地剖析后时代独特的文化心理创伤——忧郁的性别。 巴特勒的另一副面孔 《易激动的言词》进一步将言语行为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召唤理论嫁接,关注仇恨言语、反淫秽言语和同性恋论争等当代文化政治事件中的言语行为,探讨这类表演性言语行为建构的推论性社会存在领域及其可能的政治颠覆能量。言语行为建构的伤害、仇恨、压制、歧视场景与借助这类建构的表演性政治颠覆和审问形成相反相存的共生关系。表演性包含了建构与反建构的矛盾张力;具体文化政治语境中的言语行为具有内在的分裂、对立、含混特征。 巴特勒在《安提戈涅的要求》中继续与打着进步、解放、自由旗号的主流女权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传统唱对台戏。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摇身一变,从反叛、革命的女性形象变成了命运坎坷的女性祭品。妄以薄命祭血旗,一朝生死两茫然!她颠覆性的解读以血亲关系建构其上的乱伦禁忌为焦点,矛头指向异性恋文化规范、女权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如果以安提戈涅征兆的后-俄狄浦斯主体为分界线来重新思考乱伦禁忌、性别认同、亲缘问题,那么我们的眼前就会呈现出新的性关系、亲缘关系和背离异性恋认同的新认同形态。 在二十多年来的批判行为和理论探索中,巴特勒就像一位棋艺高超、功力纯厚的围棋大师,一边与现实的和想象的对手对弈且频频亮出奇招,一边大开大阖地品味棋道、巧设棋局,在棋盘上部下明暗棋结、正奇二势。她的著述要么以大手笔梳理并重写黑格尔以降的西方现代性思想话语,要么向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范式和女权范式步步紧逼,要么倚重后结构权力话语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要么为深陷当代文化认同困境的边缘性别主体摇旗呐喊。这些共同构成了她棋局的明结和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