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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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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文学·
   主持人语:不同视角的尝试和引入是深化中国现代性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本刊设置本栏目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这一题域中,如果说近年来研究界更多的是如何理解本土现代性和如何重述现代性,那么,随着论题的拓展,尤其在当下日益扩张的全球化文化语境的冲击下,如何通过理解这些“重述”“重构”,挖掘更有普遍价值的问题,并进而为更加广义上的现代性文化贡献本民族的智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期发表的两篇论文就有着这样的自觉意识。贺仲明文章试图从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现代性的困境,既是“中国”,又加上是“乡土”,因此他的研究对象与本土现代性有着先天的不解之缘。所谓“乡土社会”、“乡土小说”、“乡土文学”等概念即是与现代城市生活的兴起相对应而诞生的,它们本身的产生,就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不惟如此,自诞生之日起,乡土小说就在精神上构成着与现代性的某种对抗性张力。文章论述的重心即在于揭示这一张力背后的丰富内涵。张剑文章则在中西文化差异的视野中论述了另一意义上的“两种现代性”,即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与西方“两种现代性”的充分发展和有效对话不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两种现代性则处于一种半成熟状态,两者之间不是因矛盾而形成张力,而往往表现为因暧昧的同一性而形成的合力。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只能与社会发展之间采取一种认同、合作的态度,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现代化的这种独特的进程,也大大丰富了“现代性”的原有内涵。作者的研究意味着,中国文化语境中“两种现代性”的独特关系具有不应被忽视的“非模仿性”。它既是对“两种现代性”关系的一种丰富,也是我们从“重述本土现代性”到“重构现代性”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张光芒)

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

贺仲明(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中国乡土小说对现代性持有迎应和批判两种态度,并具体表现为改变乡村和守望乡村两种主题类型。它们的现代性思想有别,但却存在共同的困境,对它们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构成制约。这一困境与中国乡村变革的现实,与作家的现代性思想有关,也是现代性自身悖论的结果。也许这一困境是无法真正解决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深化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促进中国乡村和乡土小说真正的现代发展。
   关键词:乡土; 现代性; 批判; 守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CZW014);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6-0509)

   中国乡土小说与现代性有着先天的不解之缘。“乡土小说”(包括“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就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正是因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人们不再像以往一样以乡村为主要生活背景,取而代之的是城市成为人们生活和关注的中心,有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对应,才诞生了所谓的“乡土社会”和“乡土小说”概念(注:参见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所以,自诞生之日起,乡土小说就在精神上构成了与现代性的某种对抗性张力,西方文学中的许多著名乡土小说,如屠格涅夫、哈代、福克纳等作家的创作,就都包含着强烈的现代性批判意图。
   中国乡土小说自然也不能逃脱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在中国现代社会背景下,它与现代性的关系更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它的内部呈现出迎应和批判两种对立形式的现代性冲突;另一方面,它又集体性地蕴涵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对中国乡土小说的总体发展产生着制约和影响。
  

一、改变的尴尬与守望的迷茫
   中国乡土小说的主流是以支持和呼应的态度来对待现代性,它的方式也与现代性内涵完全一致——就是改变乡村。以建国为界限,不同时期的作家以不同的具体方式来表达这一理念:建国前作家一般都以批判和否定方式来表现乡村,其负面叙述中寄寓着强烈的政治改造意图;建国后的作家则主要以积极的态度来迎合乡村的现实变革情状,传达着对现代文明发展的高度认同。与之相关联,在同样的改变主题下,蕴涵着侧重点有差异的方式和角度:一种以文化改造为中心,另一种则更着力于现实的变革。
   鲁迅是文化改造的代表和创始者,他最著名的作品《阿Q正传》就是以现代文化对乡村进行启蒙与观照的典型,所意图的是“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引起疗救的注意” (注: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2页。),根本目的是以现代文明来映照和再造中国乡村。鲁迅的理念代表着五四文学基本传统,所以,正如张天翼曾经说过的:“现代中国的作品里有许多都是在重写着《阿Q正传》” (注:张天翼:《我怎样写〈清明时节〉的》,《文学》第6卷第1号,1936年。),中国乡土小说的基本历史都在继承着《阿Q正传》的思想理念,承载着对乡村进行文化启蒙的创作精神。包括80年代的《爸爸爸》、《陈奂生上城》,以及90年代后的《没有语言的生活》、《羊的门》等作品,都是这一传统有影响的继承者。
   茅盾则开启了在现实政治上变革乡村的创作传统。在茅盾对乡土小说的定义中,特别强调的是“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注: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第6卷第2号,1936年。)。他的目光所在,也主要是乡村的现实政治变化潜力和这种潜力的现实表现。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与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等作品一道,对30年代乡村激烈的政治变革进行了积极的描述和热情鼓动。之后,40年代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五六十年代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等,以及80年代以来数量庞大的反映乡村改革的作品,都遵循着同样的乡村变革创作理念,激励和参与着乡村的政治变换和经济更新。其创作声势,在很多时候超过了鲁迅的文化改造型创作。
   改变乡村的创作思想适应20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向,也符合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因此,它得到了主流政治和主流文化的大力支持,从而引领了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潮流,也满足了许多作家以文学创作参与和推进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愿望和意图。但是,复杂社会现实却常常以其艰难和曲折戏弄着作家们,构成着对他们“改造乡村”梦想的嘲讽。
   首先是改变效果上的艰难。尽管作家们力尽文化启蒙和现实改造的任务,但是,现实却往往让他们遭遇到尴尬和艰难。从文化方面说,作家们改造乡村的理想在几十年历史中并没有取得所期望的进展:新文学一直没有真正进入乡村,其思想也远没有对乡村文化和农民构成直接的影响;同样,从现实方面说,虽然在这大半个世纪中,中国乡村发展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文学在其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说是否起了作用,却是很可疑的事情。每一次乡村变革,文学都只是跟在后面作出鼓吹或者其他方式的呼应,很少有对乡村运动做出前瞻性思考和鼓动(也许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是例外,但它遭到的却更多是人们的批评)。更叫人难堪的是,由于中国乡村运动在几十年间走着颇为坎坷曲折的道路,作家们又都是被动地跟随在乡村运动后面,所以,每一次乡村政策的改变,都会构成对乡土小说的尖锐嘲弄,作家们虔诚的创作态度,带来的却往往是尴尬的结果(注:最具代表性的是50年代柳青等人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这些作家生活功底深厚,对农村、对文学都有执著的感情,但中国乡村的发展现实却对他们构成着严厉的嘲讽。这种尴尬同样体现在80年代乡土作家身上,这些改革小说正遭受着90年代以来乡村现实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其次是自我精神的尴尬。新文学乡土小说的最初目标是希望以现代性精神改变乡村,启蒙农民,但是,从历史看,作家们没有改变乡村,倒是作家自己精神受到了改变。有学者曾将四五十年代中国历史视为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错位” (注:参见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是知识分子(作家)被改造的历史,事实上,不仅是这一时代,整个现代历史都是如此。我们对比五四时代和之后的乡土小说发展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改变乡村”的理念多受制于现实文化或政治变革的要求,作家们的创作也总是被蒙上了浓重的服务色彩,作家主体精神事实上是在不断溃退,在不断失去自我。这严重影响了“改变乡村”作家们形成对乡村发展独立深入的思考,也影响他们对乡村生活表现的真实化和个性化。比如,从艺术上看,这类小说明显缺乏独立的创造精神,“一窝蜂”式的创作现象经常充斥其历史中:20年代作家多营造“未庄”式的乡村景观,30年代作家纷纷以“丰收成灾”为中心,五六十年代作家则集体性地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80年代作家众口一词地为“承包责任制”喝彩。虽然这其中有外在环境的限制,但作家理性精神和反思精神的匮乏是内因。这样的作品不可能真正地揭示现实的深层面貌,也不可能拥有现代独立精神文学创作所具有的生命力。
   “改变乡村”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主导形式,但也有一些作家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现代性思考。二三十年代的废名、沈从文,80年代汪曾祺、李杭育等部分“寻根”作家,以及90年代的贾平凹、张炜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与“改变乡村”者完全相反,他们在现代性问题上的思维理念是守望,他们对乡村既有现实和文化持肯定和留恋式叙述,对现代文明于乡村的改变持明确的拒绝和批评姿态。
   他们乡村世界的最大特点是美丽和宁静,时间和空间也呈现凝滞和封闭的状态。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和沈从文的《边城》最为典型。在这两部作品里,乡村的自然风景和人物心灵,共同构成了一个远离人间喧嚣和进化的桃源世界,其中的时间虽然也在流逝,人事也经历着沧桑变迁,但这种变迁并无损于乡村的美丽和宁静,它只是生命自然的一种流程,它与乡村的美和善是凝结在一起的。作者以恬淡而豁达的态度看待乡村的变化,以守望的姿态讴歌着乡村的自然和生命。正如沈从文所说:“时代的演变,国内混战的继续,维持在旧有生产关系下而存在的使人憧憬的世界,皆在为新的日子所消灭。农村所保持的和平静穆,在天灾人祸贫穷变乱中,慢慢的也全毁去了。” (注: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文集》第10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1页。)在作者们营造的这些乡村世界背后,折射的是作者们对传统乡村生活和文化关系的维护,是他们对现实变异的抗争和拒绝。文学,是作家们维护乡村传统和平静穆的方式。
   正因为作家们不仅仅是意图再现现实的乡村,而是寄寓着一种理想和生命方式,因此,许多守望乡村的创作都呈现出明确的非现实色彩。沈从文曾这样评价废名的创作:“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将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这种事实在是当然的。” (注: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文集》第10卷,第102页。)并引以为自己的同调。周作人评价废名的小说,也认为“这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注:周作人:《〈桃园〉跋》,《苦雨斋序跋文》,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而这,也使得他们的许多思考能够超越现实层面进入到更广泛的自然和人性世界中。像废名的《桥》、《桃园》和沈从文的《雨后》等作品,就都表现出对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守望乡村”的思想和审美效果与现实乡村发展构成一定的张力,并体现了现代性思考的独立性,但是,他们的创作中也存在难以弥补的遗憾:
   首先是思想的迷茫。作家们以守望乡村为基本姿态,但到底守望什么,是现实还是精神,是文化还是理想,往往困扰着许多守望姿态乡土作家的精神世界,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9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中,以贾平凹《土门》、《高老庄》、《秦腔》,张炜《家族》、《外省书》、《丑行与浪漫》等为代表,守望姿态在9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然而,这些作品基本上都缺乏明确的建设性思想,或者说,他们对乡村现实进行批判的立场明确,但是,守望的内涵却很模糊,批判之后回到什么目标,以什么为新的归依,作家们往往没有清晰的答案,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是向后的退却姿态,是向传统封建文化的简单复归(注:参见拙文:《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以张炜为例》,《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其次是创作持续性问题。思想的退却也许是部分作家的表现,但创作持续性问题更普遍地存在于守望姿态乡土作家们身上,即使其代表作家沈从文和废名也不例外。我们一直以“人性世界”为沈从文乡村叙述的基本主题,但我们很少人注意到,沈从文创作中真正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并不多,并且只集中在30年代的短短几年中。抗战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就逐步萎缩,期间创作的《长河》未能终篇,与《边城》的主旨也有差异,之后,他更长期徘徊在文体探索之中,基本上远离了30年代的“人性梦想”。比较起来,废名的乡村梦更是昙花一现,他创作于30年代的《桥》已经体现出以文学形式来表现其乡村理想守望的勉力,40年代的“莫须有”系列作品,更不得不借助宗教来传达其文化情感,与其早期清新自然的乡村梦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同样,80年代向乡村“寻根”的作家也很快偃旗息鼓。90年代的贾平凹、张炜等作家,虽然不断有新作问世,但从精神上却很少有创新和突破之处,基本上没有超越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思想理念。
   这两个方面的缺陷,限制了守望型乡土小说作家的文学成就。从思想层面来说,真正形成系统性独立思考的作家只有沈从文,能够传达作家独立思想的作品也甚寥寥。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创作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超过了它实际上的创作成绩。
  

二、现实的制约与精神的困惑
   两类乡土小说虽然拥有相对立的现代性方向,艺术旨趣和艺术成就也存在差异,但它们却受到某些共同的现实和精神制约,或者说,相似的现实和精神困境对它们的思想艺术予以限制,对它们的创作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复杂和坎坷是这一影响的基础。由于近代以来长期的战乱和灾荒,整个20世纪的中国乡村、尤其是部分内地乡村处于相当贫困的状态,它们对物质的现代化有着特别渴切的要求和愿望。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其记忆中往往会铭刻有深重的贫穷和苦难,当作家们从事创作时,很自然会将改变乡村作为最大的愿望和第一选择,也容易将主体精神完全寄托在现实政治与现代文化上。过于深重的苦难记忆,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注,使作家们无暇、也不愿意去关注和思考其他超现实层面的问题,而是容易急切地跟随在现实背后,受制于现实政治的影响。这是“改变乡村”成为中国乡土小说主流的原因,也是这些作家多难以迈开独立探索步伐的根本原因。而且,20世纪中国乡村现实中的现代化路途充满着曲折和坎坷,其中,政治的失误和利益的争斗更是给乡村的发展涂上了一层斑驳的杂色,甚至不无荒诞和谬误。这使作家们的政治依附和现实希望显得虚幻和可笑,也阻滞着作家们的现代性追求步履。
   “守望乡村”者也受制于现实的羁绊。在现实面前,他们虽然选择了批判和守望的姿态,但不可避免要受到时代的精神挤压,也容易使他们在现实改造潮流和个人独立精神追求之间陷入两难。比如我们前已提及的“守望乡村”作家普遍存在创作持续性方面的缺陷,这一方面与作家们受到主流现代性的精神压力,与现实政治和文化的批评有关。比如,40年代沈从文多次受到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批评,对其创作的转型和陷入困境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家们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难以真正脱离现实去追求自己的乡村梦想,深化自己的乡村思考。以贾平凹和张炜为例。虽然他们在90年代是乡村文化的明确守望者,但在80年代,他们都曾经是乡村改革的积极歌颂者,只是在乡村文化面临毁灭的危局下才转变其创作姿态。显然,与乡村现实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一样,他们的内心也经历了艰难的选择和自我冲突,现实和文化都拉扯着他们的衣履,使他们难以沉静的姿态去思考乡村,去表现更深层的现代思想。
   其次,中国乡土小说的困境还受制于作家们现代性精神准备上的不足。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这一转换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一个作家(知识分子)思想变化所可能具有的速度,而且,西方文化在政治力量的促动下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也使作家们很难遽然间形成真正成熟的现代性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作家可能选择以迎应或拒绝的不同姿态来书写乡村和看待乡村,但也许并没有真正的现代精神和清晰的现代性理念为指导,对于他们所希望改变或守望的乡村,到底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乡村和人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形不成坚定的目标。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守望乡村”作家们在方向上的迷茫,事实上,那些以“改变乡村”为目的的作家们,也存在着相类似的精神迷茫。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们虽然以改造姿态对待乡村,但实际上,大部分作家所表现出来的改造理念仅仅局限在乡村的表层文化观念,以及政治和经济面貌上,他们的精神实质依然还是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
   以30年代文学对当时乡村的道德变异书写为例。30年代是中国乡村第一次受到西方文化道德的冲击,对于这一变化,作家们基本上持简单否定的态度。王鲁彦、王统照等作家的作品都表现出对传统乡村道德的怀念和对城市文化的明确批评,只有茅盾的《水藻行》具有较强现代意识,对这种道德变化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但即使是茅盾,思想中也充满着对城市文明的自然反感:“一方面固然由于都市的罪恶伸展到乡村,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农村的衰败和不安引起了人心的迷惘苦闷,于是要求刺激,梦想发财的捷径了。” (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1917—1927)》,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他的《春蚕》,在政治上是强烈地呼唤着乡村现代化,但在思想上并没有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理性思考。作品借老通宝之眼和口,表示的是对一切代表“洋”的东西的憎恶与恐惧,其中不难看出作者的价值趋向。在这个意义上说,30年代作家们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超越当时的农民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念上依然带有对传统农业文化强烈的依恋色彩。王统照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世界的政潮,资本力量,有若何变革,而我国以农立国的根本却不能抛弃。纵然在重要城市已打下新工业的基础,新资本者也逐渐在工商业与政局中形成主要势力,然百分之八十在旧传统挣扎生活的农民,他们的思想,行动,终究是这个东方古国的不可漠视的动力。” (注:王统照:《〈银龙集〉序》,《银龙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
   正是现代性精神的制约,许多作家们所追求和迎应的“现代”,实质上只是政治权力的更替与“进化论”意义上文化的现代,而不是完备的、全面的现代,他们对于现代的理解和表达,都只能局限在为现实政治或达尔文式的简单文化变革的服务中,只能作为现实政治的追随者而不是批判者和引导者。面对20世纪断断续续进入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工业化潮流,乡土作家们很少有现代性的反思,很少去思考其中是否存在有积极的因素和必然性趋势。也就是说,从农民自身角度去看,这种社会发展的变局无疑是痛苦和残酷的,但它也许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阵痛”,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这一点,农民们不能意识到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作家也和农民一样完全沉浸在对它的政治和道德谴责当中,显然是一个精神缺陷。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土小说虽然创作姿态有别,却寓含着同样的现实和文化困惑,遭遇着同样的复杂精神悖论。同时,它也深刻地揭示出,乡土和现代性的关系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丰富的复杂内涵,只有在作家们的独立思考和深入体味下,它才有可能展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
  

三、开放的现代性与开放的乡土小说
   中国乡土小说之现代性困境,既有中国本土的现实限制,也源于现代性本身内涵上的自相冲突,或者说源于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因为在一般意义上,现代性“体现为对于进步的时间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技术的信心、对于理性力量的崇拜、对于主体的自由的承诺、对于市场和行政体制的信任等世俗的中产阶级价值观。” (注: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页。)但实际上,“现代性”存在不同意义上的多个层面,其中科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更存在着内在的自我冲突。科学现代性的指向是进步和发展,而审美现代性的指向则是批判和疏离(注: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就审美现代性而言,正如阿多诺所说,它“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保存过去,而是拯救过去的希望”。 (注:转引自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不同层面现代性之间存在的内在冲突,也直接导致现代性在思想发展上形成“现代”和“后现代”相继承又相冲突的不同阶段(注:参见周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种历史联系的分析》,《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
   现代性充满自我张力的复杂内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之后的必然结果。因为一方面,人类要走出原始和前现代的困境,是一种必然的要求和自然趋势,但另一方面,单纯的发展现代性,必然会带来对精神和心灵的伤害,必然会损伤人类的审美世界。二者需要寻找到和谐点,需要努力达到平衡,这也正引起当前许多有识者的努力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土小说精神的现代性冲突,所内在蕴涵的是现代性精神不同层面的冲突,也是人类从传统进入现代所难以避免的结果。鲁迅、茅盾等人所追求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现代性,沈从文、张炜等人所追求的既可以说是反现代性,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另一层面——后现代性思想。由此来看,中国乡土小说表现出的现代性对立姿态也许不是一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它既是中国独特情境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乡村发展对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贡献,也体现了思想和文学发展多元性的特点。同样,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也具有必然性因素,要解决这一困境,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换个角度看,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去尝试解决这种困境,我们所需要的对这一困境根源的探索,是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化。立足于中国乡村和乡土小说独特性的思考,对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做出深入探究,不仅能促进乡土小说的发展,也能促进对中国乡村发展方向的思考。
   首先,应该对“现代性”概念的认识作出更深的思考。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前景和面临的问题,但是它不是普泛的、内涵固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应该是随着时代、地域的变化而迁移的。在这当中,有两方面的因素需要作为思考的前提:一是民族性。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内涵是有差别的,应该体现其文化差异和民族精神。二是时代性。不同时代的现代性内涵应该是不一样的,时代的发展应该赋予现代性不同的理解,也应该作为现代性方向调整的基础。
   这直接关联到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选择问题。它不应该是简单的二元取舍,而应该是更全面客观的权衡。比如对中国的乡村文化,一方面应该认识到其中的封建和落后因素,作出批判和摒弃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自然的、更符合人性的因素,它可以促使我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具有人类心灵归宿的意义,这自然应该得到保留。再如对于中国乡村改革的方向,也应该建立自己的独特思考。因为中国乡村的现实面貌和文化传统都与西方不一样,乡村的发展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特道路和前进方式。它既要克服贫穷,走向物质的发达,但又不应该走向完全的西方化,如何既保留自己的独特文化,又结合现代的民主和自由精神,是其必要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过于执著于现实容易成为现实的奴仆,完全游离于现实之外也会对自我构成羁绊。
   其次,应该将文学现代性作为首要的标准。前面讲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合理的取舍,但是,在取舍标准多元也很模糊的情况下,确立标准是重要前提。我以为,文学应该坚持自己的标准,也就是坚持文学的现代性方向:所谓文学现代性,简要的说,最基本的原则是人,是健康而完美的人性。因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它的最高目的是促进人的美好与完善。文学在思考人类发展方向,思考乡村未来等问题的时候,都不应该脱离这一前提。文学的现代性标准可能(甚至是肯定)会与政治、文化等其他标准构成颉颃甚至是冲突,但是,这正是它拥有自己独立价值和独特魅力的重要前提。
   其实,在深层意义上,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性思想内涵并不完全冲突而是具有内在和谐的基础。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例。乡村由人和自然共同构成,以现代性思想进行观照,两者应该保持共同的和谐,所以既要扬弃“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也要反对简单的自然崇拜。同样,文学从人类自我完善出发,也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重要的生存基础,而且,自然美也是文学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坚持文学的现代性思想,并不意味着滞后于时代,也不一定对立于时代,而是给现代性发展提供一条重要而独特的思路。
  

The Predicament of Chinese Country Novel Modernization
HE Zhongming
   Chinese country novel maintains two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ty: favorable and critical, or rather that of changing the tradition or keeping it. Though different, both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predicament, which affects the themes and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This difficult situation is due to country reform in China, the writer's acceptance of modernity, and the ambivalence in modernity itself. This predicament may well go beyond our control. Nevertheless, it is a must that we have a deep consideration of modernity, so as to develop the country novel in its authentic modern sense.
  

(责任编辑 赵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