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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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政治肉体控制:作为知识—权力存在的效应机制出场的灵魂 ——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

《规训与惩罚》一书,标志着福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控制研究的正式发端。与《词与物》中宏观存在上词对物的暴力性主观构序线索不同,福柯在该书要呈现的是一种聚焦于资产阶级新型政治权力对“肉体”( 人) 的现实统治关系,即在认知( 工具理性) 布展中实现对政治肉体的隐性规训支配。在这一文本中,福柯没有依从西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路径,不是去抽象地讨论诸如民主、公正和法权一类的概念,而是从西方民主社会所标榜的一般法理型社会运行模式背后,透视出一种并不直接存在于传统政治领域中的看不见的新型塑形奴役,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奴役化塑形恰恰是作为传统专制暴政的替代物“民主”与“科学”而出场的。福柯断言: 正是在以认知为控制和支配力量的隐性权力线之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构了有史以来最精巧存在构式中的微观权力物理学,由此生成人类文明中第一座现代灵魂的监狱( 韦伯所说的“铁宠”) 。并且,如果今天的布尔乔亚世界存在暴力,那么更多的也将是“自愿拥护的成分”( 布朗肖语) 。福柯的这一发现,与葛兰西多年以前关于文化霸权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从作为公开表演的六马裂身到隐蔽的无形惩罚

    有趣的是,这部书的开篇不再是《词与物》里的《宫娥》那样的美作,而是一幅血腥的杀人场景——大段关于 1757 年法国因行刺国王而被判死刑的达敏斯(Damiens)在巴黎教堂前被六马裂身的惨烈酷刑公开处决的描述。这个写法倒是直接承袭了《疯狂史》一书中的实证方法。在福柯看来,这是传统专制可见暴政中作为“公共景观”存在的一种杀戮话语表演,它通过把残酷惩罚像舞台剧那样公开渲染和示众来警示世人。然而,到了18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都逐步消除了这种酷刑。在社会惩罚方式上,直接的残忍和痛苦开始减少,表现出资产阶级式的“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从专制到“博爱”,这是政治话语实践的改变。在新的民主社会运行中,惩罚的仪式因素逐渐式微,“惩罚不再是一种舞台艺术的存在( La punitiona cessé peu à peu d'être une scène) ”,而可见的暴力开始转入一种看不见的隐蔽状态。我以为,福柯整本书的思考构境转换正是从这种从公开到隐匿的惩罚构式方式的转变开始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文本构境方法转换是,在福柯的这一文本中,考古学( archéologie) 不再是主要研究方法,他甚至没有使用过archéologie一词,也不再玩弄诸如“断裂”、“非连续性”之类刻意标榜的字句。他竟然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新时期中,隐藏在某种特殊社会法制实施形式中的塑形方式的转变。这是我指认他唯心史观解构的话语运作证据之一。

    福柯具体分析说,从19世纪初开始,欧洲各国都先后废除了公开处决的酷刑,“肉体惩罚( punition phy-sique) 的大场面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处罚( chatiment) 不再有戏剧性的( scène) 痛苦表现”。Punition是福柯此书的关键词之一,他在本书中 382 处使用此词及相关不同词性的词。可是,如果处罚不再直接施加于肉体,那么它又去了哪里? 回答是: 灵魂( le coeur) 。但请注意,这个灵魂并不是与肉体对立的精神存在。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惩罚景观的旧伙伴———肉体和鲜血———隐退了。一个新角色戴着面具( masqué) 登上舞台。一种悲剧结束了,一种喜剧开演了。这是一种阴暗处的影子( silhouettes d'ombre) ,只有声音,没有面孔( visage),各种实体都是不可触及的( impalpables) 。因此,惩罚司法的机制必须刺透这种没有肉身的现实( réalité sans corps)。

    这个impalpables(不可触及) 是至关重要的。以鲜血淋淋的杀戮为构序内核的传统专制悲剧谢幕了,而幸福自由的民主司法喜剧拉开了演出的大幕。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式上合法的惩罚有公正的声音,却遮蔽着自身阴暗处 impalpables的影子。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分层构境: 可见的合法面具与不可见政治实在的悖反。福柯在本书中4次使用masqué一词。这个 masqué显然具有意识形态的意味。这个面具即是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性的胜利”,在这具光亮的自由、民主、博爱的面具底下,资产阶级精妙的社会惩罚开始从司法机制上转向一种无形的“没有肉身的”实在中,即人的灵魂存在。福柯说,在新的资产阶级的法制实践中,“这是一个司法保持克制的乌托邦: 夺走犯人的生命,但不让他有所感觉; 剥夺囚犯的全部权利,但不造成痛苦; 施加刑罚,但没有任何肉体痛苦”。乌托邦,通常被用来指某种不现实的幻想,可这里却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发生的政治现实。在资产阶级新型的处罚中,没有痛苦、没有感觉的暴力成为统治和支配的构式核心,然而这却是一个在现实中发生的掩盖了某种真相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物性幻象。用马克思的拜物教话语来说,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拜物教。

    首先,过去令人恐怖的犯罪今天成为科学的对象。“通过庄重地把犯罪纳入科学认知的对象领域,它们就给合法惩罚机制提供了一种正当控制权力: 不仅控制犯罪,而且控制个人,不仅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控制他们现在的、将来的、可能的状况。”当犯罪成为科学认知对象时,惩罚则是合法正当的,手段是具有科学程序和克制的,控制是超前预估和可防范的。请一定注意,福柯此处刻意所作的思想构境转换: 他独具匠心地将政治法律领域的事情直接插入科学认知领域,这种挪移式情境转换的结果将是爆炸性的——传统政治学研究的非政治化,科学认知否定性地进入政治研究中。这一路向也是直接反对马克思的,即不是科学被资本所驱使,而科学本身就是新时期资本主义奴役中的主要凶手。下文中,我们还将反复回到这个颠覆性的异质构境主题中来。

    其次,惩罚的执行者发生了软性改变。过去刑场上那种挥舞砍头刀的刽子手之类的肉体痛苦和毁灭的直接制造者,开始被一支身着科学知识长袍的“技术人员大军所取代”,“他们包括监狱看守、医生、牧师、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他们接近犯人,高唱法律所需要的赞歌。他们反复断言,肉体和痛苦不是法律惩罚行动的最终目标”。这是资产阶级惩罚塑形实现过程的人性化装饰。与上述那个科学政治化主题一致,现在,参与政治谋杀的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政客了,更多的是用种种知识武装起来的专家。这些“技术人员大军”才是资产阶级社会控制的大师们,譬如今时今日常常身着白大褂在电视里出场的专家们。视觉意图和暗示中的“白大褂”,则标识着科学权威和不可抗拒性的新型意识形态。

    其实,这里还应该有一个第三点,也是我对福柯阅读中发现的空白之处,即惩罚对象从罪犯泛化到不是犯人的所有人。福柯解读资产阶级政治权力最核心的构境层,正是从监狱中的有罪之人的有形惩罚向整个存在的无形规训深入的。不理解这一点,我们根本无法打开福柯政治哲学的全新思想构境。

     福柯宣称,在 19 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的司法制度中,全新的“一整套认知(savoir) 、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 la pratique du pouvoir de punir)愈益纠缠在一起”。请注意,这是权力(pouvoir) 概念比较早的一次出场,并且是与认知( savoir) 一同登场的。pouvoir 一词是福柯此书的核心关键词和高频词,他共计 530 次使用此词。pouvoir 与 savoir 二词构词中的后缀都是 voir,voir 在法文中是“看到”、“目睹”之意,这为福柯此后将培根那种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知识就是力量( Knowledge is power)”重新构境为“认知就是权力”打下了重要的伏笔。福柯在此书中110次使用savoir一词。

    请一定注意,这里发生了三个重要的新的构境意向: 一是认知(原先是词和话语)从对自然存在的构序转向了对社会存在塑形、构序和构式中的更深支配和统治,这标志着福柯自己思想构境的兴奋点的迁移; 二是认知与权力的同体耦合,这种全新的构境支点和意向破坏了福柯原先的唯心主义的话语决定论,认知与话语现在都与资产阶级政治现实结合起来了。三是这里的 pratique 已经不再仅仅是指话语运作,而是比话语实践更接地气的现实存在基础——现实政治权力运作的客观社会实践。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改变。

    我们看到,福柯颇有几分诡秘地宣称: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谱系( généalogie) 。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这是点题。福柯用他引自尼采但已加以重新构境(1974) 的所谓的谱系学,聚焦西方近代司法制度中的惩罚方式的转换,进而探讨整个西方政治权力运作的秘密策略 ( tactique)。福柯在此书中 8 次使用généalogie一词,较之正在弱化的考古学,这也是他对自己新补充的研究方法的明确指认。他说,这将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的“权力技术学(la technologie du pouvoir) ”,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权力关系与客体关系(des rapports de pouvoir et des relations d'objet)的一部共同历史”。我们能感觉到,福柯开始故意使用科学技术话语,反讽式地改造传统政治学。以后,我们还会不断看到这种全新的政治技术话语塑形方式。福柯的这种谱系研究是一箭双雕的: 既采用了更加精准的科学术语,也更深地说明了被遮蔽起来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内在谱系关系。至此,词与物的构序关系正式转换为权力与客体(含被对象化的政治肉体)的支配和统治关系。青年福柯那种对看不见的认知构序关系的关注开始转向同样看不见且不可触及的( impalpables)资产阶级现代权力支配。

    这里还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新质点,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策略中,权力不再是一种可占有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突现的力量搏弈关系。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新型的规训权力的质性不再是可以占有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看不见的效应性的支配关系。这一点,与马克思解读资本的质性不是物而是功能性的支配关系的观点是相近的。对此,德勒兹解读道,福柯的“权力没有本质,权力是操作的; 它也不是一种属性,而是关系; 权力力量关系的整体,它通过被统治力量并不比统治力量少。这两者都构成特异性”。自由的本质,法理型的属性,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卫道士们热衷说明民主政治的法宝,可是,福柯对布尔乔亚权力的透视却是在不可见的操作性关系构境层中的。在德勒兹看来,福柯提出的这种新权力观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学转换,它打破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全部观念基础——压迫与反抗,新的权力构式本质恰恰不是可见的权力压迫。

    福柯关于权力的伟大论题会在三个标题下开展: 权力本质上不是镇压的(因为它‘煽动、激起、生产’);它被运用先于被拥有﹝因为只有在可决定的形式(阶级)与被决定的形式(国家) 下,权力才被拥有﹞; 它经由被统治者不亚于统治者( 因为它通过所有结成关系之力量) 。

    “伟大论题”有些夸张了,这有吹棒的嫌疑。意思是对的,福柯眼中的资产阶级的权力不是可见的压迫和奴役,它恰恰反向实现于非压迫性的幸福生活和创造性生产; 这种新型权力是在被成功运用于微观生活的塑形之后,才被资本所牢牢拥有; 资产阶级的权力恰恰不是从政治机构中实施的,它的政治机构往往表现为反权力的民主表演,这种社会中的隐性权力恰恰是由被统治者的存在从下往上塑形和构式的。

    实际上,关于这种转换的深刻构境层,早在多年之前福柯就作过清晰的说明。在1971年与乔姆斯基的一次对话中,福柯明确承认自己对政治的关心,但是他告诉我们,这种关心的重点思考对象恰恰是被遮蔽起来的“目前控制和抑制我们社会肌体( corps social) 的政治权力的所有联系( toutes les relations) ”。他认为,过去在欧洲社会里,由于传统政治学的影响,“人们习惯地认为权力仅限于掌握在政府手中,并由于某些特殊机构诸如政府行政部门、警察局、军队和国家机器而得以行使权力”,即从上而下的权力实施。权力实施的对象是有罪的犯人,而现在,福柯却要引导我们去发现那些“表面上与政治权力无任何干系,似乎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事件和现象。因为,今天资产阶级最大的政治恰恰在政治之外。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福柯认为,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运行,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从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肌体的细部上塑形存在。福柯认为,在资本主义新的社会现实中,资产阶级“政治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它有许多隐蔽的中心和几乎不被人知的支撑点( des centres et des points d'appui invisibles) ”,这些不可见的支撑点根本不再出现在过去政治权力暴政的表演中心———监狱、刑场,今天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权力控制作用的恰恰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中立或独立的机构”——没有犯人的家庭、工厂和学校。可是,看起来非政治化和中立的它们却在这种表面的平和里不断生成着某种“暗中作崇的政治暴力( la violencepolitique qui s'exerait obscurément) ”,就像“学校体制从外表上看是分配知识的,而实际上是为某个阶级掌握政权而将其它所有阶级排斥出权力机构而服务的”。学校是生产社会未来精英的,它实际上扮演了通过知识塑形主体区隔社会存在等级和预设未来社会权力的有序结构。在另一次访谈中,福柯说: “如五月风暴令人信服地表明的,课堂发挥一种双重压抑的功能: 一方面,它把一些人排除在课堂之外,另一方面,又对接受知识之人强加规范和标准。”福柯的这一批判性思想构境,后来被布尔迪厄所光大和重构。

 

二、认知与肉体驯服: 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福柯告诉我们,西方资产阶级惩罚制度改变的真正现实基础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我以为,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定位。这也是福柯走向社会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构境支点。细心些看,你会发现原先在《词与物》中人为设定的多种观念认识型差异消失了,作为认识型话语构件的斯密—李嘉图一类的抽象理论也被弱化了,福柯开始关注的已经是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系统( système industriel) 需要的是一个自由劳动市场”,这显然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判断。我们不难发现,与前面的《词与物》中福柯对马克思的直接反感不同,在整个《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写作中,福柯竟然十分紧密地依靠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构境,特别是他对《资本论》中的大量论述的互文性引用。据我的观察,这种变化是在《认知考古学》一书的最后论述中逐步出现的。在福柯笔下,不仅原先在刑场上高高举起的断头刀已经不复存在,从 19 世纪开始,惩罚制度中的强制性劳动也逐渐式微。当下,西方资产阶级制造的新的惩罚制度已经呈现为一种关于普通百姓肉体的“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ducorps)。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文本的写作中,福柯尽量不使用“人”的概念,而多用肉体( corps,人体) 。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福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话语的直接征用。 与我们前面看到的那种直接施之于肉体的残暴杀戮不同,新型的肉体政治经济学不再去简单地消灭罪犯的肉体,而是经济地驯服、开发和利用一切人。在经济地利用一切存在中去支配世界,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福柯说,这也是一种新的政治场(champ politique)。福柯在此书中42次使用champ一词,以突出社会生活的建构性群现场境属性。

    这种政治场(champpolitique)对肉体的浸入(plongé) ,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联系( relations complexeset réciproques) ,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 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force de production) 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rapports de pouvoir et de domination)的干预; 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系(système d'assujettissement)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 force de travail,在这种体系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 ; 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

    这真是令人吃惊的表述。依福柯新的政治批判构境域,资产阶级新型政治的核心质性是生产力的概念。我们都知道,生产力的概念是马克思基于斯密的劳动生产力、赫斯的共同活动和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而总体综合创造的科学概念,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构序存在论本质。福柯在说明现代政治的本质时,首先启用的就是生产力的概念,这是非常深刻的思考点。将惩罚对象从被残酷消灭的肉身塑形成可以发挥经济功用的工具性力量,即“对肉体的经济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征服构序体系。这种征服比通常的外部政治统治要彻底和根本得多! 我觉得,这就是福柯对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思想贡献。福柯在这里突破的理论边界还包括了马克思对生产过程与政治支配之间的隔离,即生产无罪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败坏的东西只是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 而福柯则明确指认出,使资本逻辑得以真正支配世界的东西恰恰是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对象性支配和控制原理,支配自然物质对象的劳动塑形是资产阶级社会构序存在的现实基础,生产力即是最大的政治! 这种观点也是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由之一。当然,我不完全赞成福柯的观点,因为他这里的批判张力缘起于一种非历史的浪漫主义狂想,而人类绝不可能有一天不从事这种作为社会存在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但是,我也认为,福柯的确提出了值得我们今天在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发展生产力时应该认真思考的更深一层的问题。

    福柯说,这个新的征服构序体系不再依靠传统政治统治中的“暴力或意识形态的工具( instruments soitde la violence soit de l' idéologie”,它面对肉体,“既不使用武器,也不借助恐怖”,不再是让肉体痛苦不堪,而是通过一种对肉体力量的控制和“关于肉体的‘认知’(《savoir》du corps)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认知即是资本主义世界中通过构序控制和支配自然存在(物)、进而奴役和强暴肉体(人)的重要工具。资产阶级的“这种认知和这种控制(ma trise)构成了可以称为肉体的政治技术学(la technologie politique ducorps) ”。这是一个新的命名。肉体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话语) 开始过渡到肉体的政治技术学,这种政治技术学是具体针对肉体控制的,相对于传统的可见的直接肉体强制,它的肉体塑形方式反而是看不见和发散式的。福柯宣称,在更大的宏观层面上,相似的改变也在发生,譬如当今的国家机器和各种社会机构所运用的也都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microphysique du pouvoir) 。福柯在此书中6次使用microphysique 这一特殊表述。我们已经在先前遭遇过这种科学话语的全面入侵。这就是福柯在这本书所建构的政治哲学构境中所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了。 首先,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是一种策略( stratégie) 。福柯在此书中 24 次使用 stratégie 一词。我们在上述《认知考古学》中已经看到了福柯对资产阶级策略学的讨论。这种策略是无形的话语计谋,是在实体性社会历史观中无主体的看不见的暴力。福柯说,现在,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再像过去奴隶主对自己所有物实施占有权利那样去实现自己,而是经由了一张无形的策略关联网。在这一点上,霍奈特的理解是正确的,他发现福柯是在“尝试以策略性的行动模式为基础来理解复杂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和再生产”。霍奈特认为,福柯的权力关系可以被理解成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在不同的形势和不同的场所获得的权力地位像一张网一样被连接成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横向上,也就是从那种永不停息的斗争的事件发生流( Ereignisstrom) 的同步剪辑的虚构的视角来考察,在不同的社会战线上获得的战果总在充实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总体,因此,社会秩序在每一个瞬间都在形成;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权力首先不外乎是社会生活情境的不同场所的同样的行动成就在瞬间的一种衔接。”霍奈特此处的分析是深刻的。福柯认为,对于资产阶级这种新型权力的策略关联网,“它的支配效应(effets de domination)不应被归因于‘占有’(《appropriation》),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manoeuvres)、战术(tactiques)、技术、运作; 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联系网络(réseau de relations),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 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交易的契约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总之,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

    策略是福柯在《认知考古学》中重点讨论过的新观点。在那里,福柯指认了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运作中新的社会统治形式,即话语实践中的策略塑形(formation des stratégies)。我注意到,福柯在此文本中 42 次使用了这个重要的塑形(formation)概念,比如“认知塑形”、“关系塑形”和“传统塑形”等。可是,中译者将此词的原意基本上抹去了。这是一个文本转译中留下的文本思想构境中的极大缺憾。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福柯也对话语塑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他看来,话语塑形不是要造成一个凝固化的刚性结构,而是要实现在话语实践中的“布展的系统”(systèmes de dispersion)中当下建构和解构的动态功能情境。而在这里,在政治哲学构境中的策略学主要不是面对思想史中的话语实践,而是面对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政治统治实践和权力运行机制。具体到这里,福柯的意思恰恰是: 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中已经看不到外显的暴力和强制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形的话语塑形策略; 新的权力不再是点状打击,而是发散式的网状布展: 它不是对象性的占有,而是行使中的策略和计谋。譬如今天的商品消费策略,它不再强卖,而是先制造虚幻的欲望,令你自愿发疯一般地去追逐。这也是福柯所指认的看不见的微观权力物理学中的支配典范。也由此,德勒兹才说,福柯“对权力策略关系的研究始于《规训与惩罚》,并吊诡地在《认知意志》中达到顶峰”。 其次,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恰恰是在拒斥的反抗中布展。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政治哲学发现。资产阶级新型权力的实施,不仅是对被支配者强加某种禁锢和压制,相反,“它在干预他们时也通过他们得到传播; 正是在他们反抗它的控制时,它对他们施加压力”。这是福柯极为深刻的一种权力分析,也是他在权力批判中的一个奇异性思想构境中的深刻观点。对此,德勒兹评论说,福柯发现了“权力包围(被统治者),通过并穿透他们,权力靠他们支撑,就如同当他们要反抗权力时,也轮到他们要透过权力对他们的运作点来发动一样”。权力不是权力拥有者(布尔乔亚)的事情,而恰恰是由被权力控制者即新型民主奴隶自愿来维持和建构起来的。在福柯看来,传统政治控制中经常出现的禁锢与反抗关系在新的权力运作中发生了逆转,现在的资产阶级权力关系开始“深入到社会深层”,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生成了一系列复杂的传播机制,在肉体的微观存在中复制权力机制本身,并且,权力支配恰恰通过禁锢和反抗而传播和布展。相似的事件,比如对性的禁锢: 不让知道越想知道,不让看越想看。这正是它得到放大传播的布展方式。当下,我们在西方社会中看到的在街上划定的一个范围中发生的游行示威,在白宫和白金汉宫前张起的抗议帐篷,可以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媒体上公开骂政府,都是证明民主社会的权力合法性标识。在一定的意义上,让你反抗正是支配你的一种隐秘方式。

    其三,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非单义性发散机制。新型的资产阶级权力不再是一对一、点对点的直接压迫和强制,而是无形的发散和空气般弥漫。“它们不是单义的(univoques); 它们确定了无数冲撞点(des points innombrables d'affrontement)、不稳定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力量关系(rapports de forces)的颠倒。”相对于传统政治统治中的宏观权力支配,福柯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发散式的新型权力指认为“微观权力”(《micropouvoirs》),恰恰是在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原子式生存中,这种“权力应该分布在能够在任何地方运作的性质相同的电路中,以连贯的方式,直至作用于社会体的最小粒子”。所以,它们不是一种可感知的禁锢或一道明确的不让逾越的边界,它的布展恰恰是通过无数的接触和碰撞点建构了一张浸入网络。这种微观权力的真正作用对象,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小事情。以看不见的权力微细粒子的形式,弥漫在生活中,使你像需要空气一样离不开它——此即为资产阶级新型社会控制的真谛。当然,布尔迪厄认为,“福柯的权力分析关注统治的微小结构和权力斗争的策略,导致排斥普遍性,尤其排斥对一切被普遍接受的首先形式的寻求”。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三、认知就是权力: 堂皇的知识负载看不见的微观权力

    基于上述这种全新的政治哲学思考构境,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有: 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新型的微观权力为什么、凭什么能捕捉到所有人的肉体和灵魂? 它与过去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的高悬的皮鞭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权力如何转换成一种无形的策略? 对此,福柯给出的答案是令人吃惊的。他认为,新型的微观权力的布展,最大的帮凶就是我们一直在追随和拥戴的( 科学) 认知。这是青年福柯关注的认知范畴与权力概念的一次重要链接。当然也是前述《认知考古学》思想构境中没有达及的更深层面。或许,这也是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指认工具理性奴役自然和社会之后,又一个将震惊所有人的断言。也是从此时开始,自培根以来一直作为启蒙与科学旗帜的口号———Knowledge is power 被重新构境为认知就是权力! 这印证了青年福柯早先的一种忧伤的预感: “当我们以为被知识带领进永恒的光明的时候,它却插进黑暗。

    福柯说,不要相信康德所宣称的那种理性知识是人获得自主意识的启蒙前提,似乎“弃绝权力是获得知识的条件”。福柯的批判矛头显然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这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的攻击方向是一致的。为此,福柯晚年还专门反讽式地重写过一篇《什么是启蒙?》的文章。后文中,我们将专门讨论。福柯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全新的政治统治中,事情的真相与表象往往是正好颠倒的。

    权力制造认知( le pouvoirproduit du savoir,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认知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认知,也不仅仅是因为认知有用,权力才使用认知) ; 权力和认知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s' impliquent directe-ment) ; 不相应地建构一种认知场( champ desavoir) 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 ne sup-pose et ne constitue) 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认知。

    这正是我前面已经指出的重要转变: 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讨论了词( 认知) 对物( 自然存在) 的暴力烙印,在《认知考古学》中,福柯已经讨论了认知在历史方法论层面有可能生成的隐性暴力,而在这里,福柯更多地关注了认知对社会存在本身的权力支配。

    福柯的言中之意: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摆脱了外部专制性的新型的权力恰恰是认知的共生物,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科学认知并非只是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被资本所利用的,它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力在根基上是共生共谋的,准确地说,它正是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一种新的认知—权力关系。由“拷问自然”( 培根) 而来的科学认知所建构起来的认知场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中新型权力( 支配一切的力量) 布展的基地,同时,这种隐性的权力也是认知生产的必要前提。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由此福柯才说,对这种新型的“权力—认知”(pouvoir-savoir)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知识主体( sujet de con-naissance) 相对于权力系统是否自由”这一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伪问题的基础上; 相反,“知识主体及其对象和模态( modalités)应该被视为权力—认知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转变(transformations historiques)的众多效应”。我已经说过,connaissance一词是福柯区别于 savoir( 认知) 的专有名词,通常更偏向于静态的知识,我更愿意将其意译为知识。福柯在此书中 36 处使用了 connaissance 一词。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所要确证的人本主义主体性(个人),不过只是认知—权力关系的一种场境建构物,认知对象和用以构架存在的塑形和构序范式也都是这种关系场实现出来的效应。这也是对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所指认的“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的具体指证。在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中,正因为推倒了上帝,自由的人类主体才得以实现,正是有理性、有知识的人在反抗权力的过程中创造了反封建的认知体系,在祛魅中生成了启蒙的现代科学构架; 可是福柯却要告诉我们,“不是知识主体的活动( l’activité) 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认知,相反,权力—认知,贯穿权力—认知和构成权力—认知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认知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domaines possibles) ”。

    与此相关,与科学认知最接近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自然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 1972 年与德勒兹的一次对话中,福柯这样谈及权力与知识分子: “权力不仅存在于上层机构( instances supérieures) 的审查中,而且深深地、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 réseau de la société) 中。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系统( système de pou-voir) 的一部分,那种关于知识分子是‘意识’和言论代理人( agents) 的观念也是这种系统的一部分。”

    依福柯的看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历来被赋予批判现实之使命的知识分子,也成了资产阶级权力布展本身的一种隐性塑形方式。所以,福柯特别反感于知识分子对工人指手画脚,他显然不喜欢萨特等人将自己视作被压迫民众的代言人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做派。对此,他曾经说: “工人不需要知识分子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因为,“知识分子进入的是信息系统而不是生产体系”。我以为,福柯的这个断言对错之处均有。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情境中,科学认知当然是反对专制权力的有力武器,认知也真的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解放的世界,否认这一点即是非历史的观点; 但福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敏锐地发现正是在这种新的政治解放中,认知却悄然孕育了新的非外部强制的权力,即控制与支配全部存在的权力,这种权力也为认知对存在本身的本质性占有提供了可能性空间。然而,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权力的同谋,也只是指在资产阶级学术体制内操持非批判话语的知识分子。否则,福柯自己又身处何处呢? 在另一个非资产阶级的星球上吗? 他为什么又要与萨特一起站在 1968 年以后的法国学生运动的前列呢?

    基于这样的判断,福柯提出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对肉体的政治干预( l'investissement politique ducorps) 和权力微观物理学”。Investissement一词在法语中有“投资”和“包围”之意。他要求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暴力—意识形态( violence-idéologie) 对立、所有权观念、契约和征服模式; 在认知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有利害关系’和‘无利害关系’的对立、知识的模式( modèle de la connaissance) 和主体的优先性( primat dusujet) ”的对立。总之,福柯要求我们抛弃所有的政治学传统中关于权力( 暴力) 与认知( 中立) 的看法,以接受一种全新的政治“解剖学”(《anatomie》politique)(配第语)。仔细去看,这个政治解剖学的内容确实是全新的: “我们关注的是“政治肉体”( body politic) ,把它看作是一组物质因素 ( élémentsmatériels) 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 relais) 、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认知联系( relations) 服务,而那种权力和认知联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知对象( objets de savoir) 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

    我们看到,福柯前文已经说过,19 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社会惩罚已经从肉体酷刑转向对肉体的“经济的使用”,但在具体的讨论中,我们却不难看到他在思考今天的惩罚“是以人们的灵魂为对象———置于政治肉体的历史中”。这个作为灵魂出场的政治肉体是很难理解的。依我的看法,所谓政治肉体,即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而是从政治场存在中重新建构起来的关系生命体。它很深地关联到后来阿甘本所说的那个“赤裸生命”。我注意到,霍奈特就无法理解这个作为政治肉体出场的特殊“灵魂”,他还在“人的心理阅历质( Erlebnisqualitāt) ”和“人类观念世界的映像”的主观构境层中指证福柯的灵魂说的“粗糙”和“没有说服力”。

    福柯宣称,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已经是一种从暴力性的惩罚权力转向现代“灵魂”( 政治肉体) 隐性塑形支配的微观物理学。首先,之所以指认它是物理学,恰恰因为这种权力不仅仅是主观的话语运作,而“它确实存在着,它有某种现实性( réalité) ,由于一种权力的运作( fonctìonnement) ,它不断地在肉体的周围和内部产生出来”。虽然资产阶级新型的权力是看不见的,但它却是场境建构意义上的客观实在。依我的判断,这是福柯对自己原有的认识型观念决定论的内省和改正。其次,这种权力的作用对象是一种特殊的灵魂,这个灵魂与过去那种在宗教神学语境中所说的精神性的灵魂不同,它不再是一种“生而有罪并应该受到惩罚的”、被给予的灵魂,“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 substance) ,而是一种因素( l'élément) 。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认知的指涉( référence) ,某种机制”,这种灵魂就是场境突现中的关系性存在。甚至可以说,这种灵魂就是诞生( naìt) 于“各种惩罚、监视和强制”中的场境突现。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说法。与上述专制式的宏观支配转换一致,资产阶级微观权力物理学所面对的这种灵魂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就是某种由认知指涉所建构起来的关系性构境对象,它的现实存在就是权力施加其某种看不见的惩罚、监视和强制的效应结果和场境存在。可能,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那个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现代主体性的政治肉体,它就是新型权力存在的依存方式。应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个新的思想构境层面。我觉得,这是福柯对他的老师阿尔都塞写于 1969 年那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中主体建构说的改造和深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阿尔都塞指认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质询式建构,主体不是实体,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家庭、学校和日常生活而每时每刻建构起来的场境存在。福柯直接摈弃了意识形态的说法,将其穿透为资产阶级的微观政治权力布展,个人主体正是作为这种微观权力作用的效应结果。它同样是一种建构,但却是由权力布展( 还有下面要谈到规训) 突现的。在 1984 年去世前的一次访谈中,福柯这样谈及主体: “我不相信存在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 forme universelle desujet) 。我对那样一种主体观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正相反,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的实践中建构起来的( constitueà travers des pratiques d'assujettissement) 。”

    在福柯笔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型权力支配所转向的所谓“灵魂”显然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它已不是我们常识中那个与肉体对立的精神存在,而是与现代社会权力布展相对应的场境存在载体。更重要的是,福柯指认的这个新的灵魂———在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正是被我们称为“人”或是主体性的东西。在那里,它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体存在。可是,福柯却将之透视为另一种关系性存在事体。福柯说,这个主体性的灵魂只不过是现代权力的一套布展机制( engrenag) 而已,“借助这种机制,权力联系( relations de pouvoir)造就了一种认知的潜能( savoirpossible) ,认知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依康德的启蒙定义,主体性是与认知( 理性) 共同发生和相互依存的,福柯的观点在反讽的构境层中与此倒是一致的。具体表现为: 围绕着这种认知的空间的“现实—指涉( réalité-référence) ”,人们在建构起各种理性概念的同时,还划分出各种主体性关系存在的分析领域: 心理主体、主观世界、人格结构、意识层面等等。更有甚者,围绕着这个主体性的人,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 des techniques et des discours scientifiques) 以及人本主义的道德主张(morales de l'humanisme) ”。此即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被吹上了天的科学与民主,即我们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资产阶级精神中的那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

    人们向我们描述的人( L'homme) ,让我们去解放( libérer) 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入的征服效应( l'effet d'un assujettissemen) 。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在(l'exist-ence) ——它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 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 prison du corps) 。

    这是福柯对整个资产阶级启蒙意识形态的宣战。人从神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人从现实的专制土地上挣脱出来———在原先的政治预设中,这被视为启蒙中的人的政治解放。福柯在此书中 26 次使用 homme 一词,而 359 处使用了 corps 一词。显然他更倾向于使用肉体概念,而不是人的概念。可是,在福柯新的***中,这种启蒙和解放本身却隐含着“更深远的征服!对此,布朗肖以赞许的口吻评论说: “我们比以往更加屈从。只是,这屈从不再是粗鲁野蛮的,相反,它变得奥妙起来。从这种屈从中,我们得出了光荣的结论: 我们是主体,是自由的主体,可以将欺骗性权力显现出的纷繁多样的模式转化为知识。”

    人作为启蒙了的理性认知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其真实本质却是对政治肉体的深层支配,这种支配是通过披着启蒙外衣的内在自拘性来实现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认它是“肉体的监狱”。我们不难发现,在政治哲学上,福柯远比马克思激进。

 

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