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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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下无新事: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日光之下无新事: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快翻年了,又有一部坦克上街的电影。三联书店出过,法国的伊朗裔女作家玛嘉·莎塔琵的自传体漫画《我在伊朗长大》,包括《面纱》、《安息日》、《捉迷藏》和《回家》。这部老掉牙的黑白动画片,竟在去年戛纳电影节上得评委会大奖,就因为黑白分明,而世界混沌。一如伊朗妇女的服饰,也一如1980年代的伊朗世界。

  在哪里长大,都可能爱上这部电影。就像齐秦和齐豫唱:“你在天空飞翔,我在地面流浪,看似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得到天空的,失去大地;困守城池的,苦苦仰望。今天下午,当我蹲在地上,找到瑞典乐队Club 8的新专辑《停不了做梦的男孩》;就想起电影里的少女玛嘉,在德黑兰的街头黑市上,买朋克乐队Iron Maiden的磁带,被警察抓。区别只是Club 8的音乐那么平缓,比黑白动画还要陈旧。而Iron Maiden的吼叫,却如帝国大厦顶端那只绝望的金刚。曾有一回我去帝国大厦,在外面仰望了一阵,好像金刚会出现似的。心想,同样是街头的梦魇,金刚和坦克的区别是什么呢。

  对玛嘉来说,伊朗和世界的区别又是什么。全盘西化过,共产主义过,革命过,镇压过,共和国过。最后霍梅尼上台,“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但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一种布满道德警察的宗教化,又怎么可能带来真正的信仰复兴。宗教,不过成为在全面失忆的身份危机中,一个刻舟求剑的记号,一个民族的LOGO。以最反潮流的方式应对潮流,仿佛一根稻草,不是为拯救,只为了抢注商标。就如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直到公元一世纪这四百年间,在外邦人的殖民下,他们既没了君王,也没了先知。于是持守律法的宗派就日益兴盛起来,严苛的戒律,成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临摹。这和今天伊斯兰世界的某种坚持颇为相似。和今天某些鼓吹儒教国教化、或祭孔大典的人士也异曲同工。

  当年国王被赶跑,示威被镇压;之后什叶派的戒律传统,在革命之后,成为20世纪末期一张波斯帝国的名片。玛嘉的爷爷是一位有皇室血统的王子,叔叔是流亡苏联的革命家。8岁时,她就手持标语,在自家客厅游行,一二三四地去睡觉。

  这部电影动人,因为它以一个小女孩的成长,见证了伊朗30年的历史。它一得奖,伊朗电影机构就宣称,这是一部“没有真实反映伊斯兰革命伟大成就”的电影。然而童言无忌,在少女玛嘉看来,所谓伊斯兰革命就是舞不能照跳、马不能照跑;就是8岁到80岁的女人都穿得一模一样,耐力球鞋成为西方腐朽文化的代表;就是半夜开舞会,被警察逼得跳楼身亡;就是老师带头撕掉课本上讲到国王的页码,在课堂上撒谎说现在没有政治犯。但玛嘉站起来说,我叔叔被绞死了;有国王时,有3000政治犯,没有国王后,变成了30万,“您怎么能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

  父母设法把玛嘉送去了维也纳读书。影片的第二个动人,是以往那个在海报、电影、磁带和日用品中的西方世界,结果也在玛嘉的流浪中动摇了。她的梦想只是叶公好龙,那个世界她融入不了,也割舍不下。她的身份在伊朗和欧洲之间,像一只股票随行就市。原来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她的奥地利同学说,“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难道和伊朗相反的,只有一种可能?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玛嘉,平安夜真的与她无关;她哭着打电话给母亲,说我要回来,但你什么问题都不能问。

  母亲说,回来吧,我什么都不问。电影的黑白风格,此时释放了它强大的感染力。一个伊朗人,怎么可能重新成为一个人,却仍然是伊朗人?在哪里成长不都这样吗。80年前,共产党人恽代英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每个基督徒直到今天,都在龙的传人和上帝的子民之间,面对破碎,和一个被更新的民族身份。一个北京的穆斯林朋友则说,他在书店,站着读完了《我在伊朗长大》的漫画,边读边流泪。而在石门坎,连文字都是传教士为他们创设的。彝族人说普通话,看新闻联播,星期天去教堂。《色戒》如何撩人,而祭孔又与他们何干?

  第三个动人的,是法国与伊朗的对照。尽管玛嘉第二次从祖国落荒而逃,就一直住在法国。她说喜欢法国可以随便抽烟,工人可以随便罢工。尽管常常没有车坐,没有电用,她也不想回去了。那个胸口散发茉莉花香的奶奶已经去世。这位曾经的准王妃,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一个不需要枪口和道德警察的保守主义者。玛嘉第二次在街头因为没戴面纱而被警察盘讯,她胡乱指责旁边一位男子,说自己受到性骚扰。她对奶奶说,我没得选择。慈祥的奶奶却说,我只能看你是娼妓。你有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有。

  玛嘉在伊朗失去天空,在欧洲失去大地,在伊朗失去了自由,在欧洲失去了道德感。电影动人,不但在于她充满了幽默和小女孩的自嘲感,也在于这一份漂泊的张力,她没把喜欢呆着的法国当作伊朗的未来。因为呆着只是呆着而已。法国的穆斯林已达人口的六分之一。族群认同的混乱,日益成了它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我曾在那里见过许多官员,一旦问起禁止在公立学校表露信仰的《头巾法》,他们态度都很生硬,甚至反感。说这是保护政教分离,不是侵害信仰自由。一位国民议会的顾问,还差点跟我吵起来。但法国政府唯一的宗教事务办公室,也告诉我,在2006年的民意调查中,承认自己有种族歧视的法国人,已占到三分之一。

  我没见到玛嘉·莎塔琵对《头巾法》的评论。可这是什么世界啊,在那一头上学,你不可以不戴头巾。在这一头上学,你不可以戴头巾。地上的城,一座连着一座,你在这里成长,我在那里成长。只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除非人有确信,不然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就如齐豫《九月的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

  寂寞是最流行的盾牌。但地上有不动产,天上有永存的房屋。人若看见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人还有回去的机会。玛嘉更美的家乡,的确不在伊朗,也不在巴黎。

  我们又如何。

  2008-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