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昕：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激进哲学
2015-07-09
提 要：齐泽克所提出的“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映了当代激进哲学在批判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过程中推进意识形态批判的新的理论诉求。回顾卢卡奇以来西方左翼思潮的逻辑演进，分析齐泽克不同文本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可以证明：全球化条件下作为“自主主体”的资本“真实的抽象”中关于“意识形态的第三大陆”的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拉康式重构，分别构成了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指向、理论起点和方法本质。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当代激进哲学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肯綮，存在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逻辑疑难。
关键词：意识形态；物化；拜物教；真实的抽象；资本逻辑；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毋庸置疑，当代激进哲学的主题是意识形态批判。只不过，这里所谈论的意识形态已经超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社会存在”本身。相应的，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就不再满足于“阶级意识”的形成、“文化霸权”的赢得抑或“理论生产方式”的变革，转而寻求新的理论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建构。有趣的是，因为涉及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马克思的取舍，当代激进哲学不可避免地“遇到要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意见的难事”。齐泽克（Zizek）就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今天“最迫切的任务是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to repeat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如果说这一号召反映了当代激进哲学的某种理论走向的话，考虑到19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应当怎样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本文将依托齐泽克的相关理论阐述，结合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的演进，尝试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说明当代激进哲学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指向、逻辑基础和问题实质。
一、“物化”与“拜物教”
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标识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探索。也就是说，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敏锐指出的那样，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本身是内在同一的。就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的探索而言，“物化”批判构成了上述视域交叠的中心问题。自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根据《资本论》“拜物教”批判的内容，第一次提出将“物化”作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首要批判对象开始，针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和“物化意识”的批判，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的变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藉由不同思想资源和理论架构获得了具体的概念形式。对于当代激进哲学而言，同样如此。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曾这样概括自己的理论主旨：“通过对某些著名的经典主题（商品拜物教等），以及某些关键的拉康概念（表面看来与意识形态理论无关）的新解读，发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 。简言之，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当代激进哲学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以新的形式继承了卢卡奇所开启的“物化”批判的理论主题。在此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如“幽灵”般纠缠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激进哲学的逻辑演进。换言之，齐泽克所提出的“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根本上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物化”，或者说“拜物教”问题。
19世纪70年代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分野。不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边际效用革命”而让位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而且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辩证法——无论是马克思的，还是黑格尔的——都被当作“死狗”而扔在了一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是由作为“第二自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决定的。一方面是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所表征的经济的社会结构的“物化”现实，另一方面则是齐美尔《货币哲学》所揭示的“物化意识”的形成。针锋相对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尝试通过回到黑格尔的“总体性”，来激活在第二国际那里尘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所谓历史辩证法的探索。卢卡奇所直面的问题是，“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 。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如佩里•安德森等，对卢卡奇所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之一就是这一思潮脱离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实践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分析，而遁入哲学艺术批判，但回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卢卡奇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建构“总体性”辩证法并提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不懈努力。
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是直接从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特别是“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提出“物化”概念的。商品结构本质的“基础是，，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 。与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相适应的，是表现为（新）康德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要克服这种自然规律和伟大个人之间的二律背反，就必须回到主客体同一的“总体性”辩证法，利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塑造新的行动主体。显而易见，如卢卡奇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这样一种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黑格尔，而他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努力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 。这种歪曲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内部似乎并不明显，但却产生了广泛的“唯心主义”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异化问题。然而“物化”与“异化”，包括所谓“物象化”以及“对象化”的术语甄别问题在当代激进哲学中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齐泽克的评论一针见血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根据这种（《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黑格尔‘和解’的‘主体’解读）观点，主体在异化了的实体（实体性内容）中认识自身；也就是说，主体在其自身工作的物化产品中认识自己，继而重新占有自身并将自身转化一个自我实现的中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主体，重新占有的主体，是单一的（即便这个主体被看作一种集体主体）；因此被忽视的是拉康称为‘大他者’的维度，即‘对象化’的符号秩序，支撑起主体间性维度的自我超越性” 。
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去，齐泽克对于卢卡奇的“主体在异化了的实体中自我实现”的不满倒是有理由的。如果说卢卡奇“物化”批判的理论效应主要依托于“异化问题”，并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世（1932年），构成了20世纪30-60年代西方左翼话语的逻辑支撑的话。那么上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的又一轮变化（“福特主义”、“福利国家制度”、“消费社会”，不同的概念，但指涉了同一个问题），以及《资本论》（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复兴，“物化”批判在西方左翼学术话语中，尤其是阿多诺那里获得了新的形式。正如达姆斯所指出的，“当阿多诺开始思考物化概念时，物化概念已经有多重模糊的含义，它经常被当做异化和商品化的同义词来使用。在阿多诺哪里，物化概念获得了一种与卢卡奇稍微不同的使用含义。阿多诺不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而是依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理解商品拜物教” 。换言之，尽管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是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着手的，但他主要是在颠倒韦伯“合理化”的意义上阐发“物化”概念，进而提出主体对“异化”实体的重新占有问题的。这样一种“物化”批判更加接近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不是《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于“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的剖析。
基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潜在的“唯心主义”倾向及其理论影响（异化批判和浪漫主义）和政治效应（“极权主义”）的不满，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从反对“同一性”出发，针对资本主义的“物化”提出了与卢卡奇不同的批判性阐释。与卢卡奇从“商品拜物教”着手相类似，阿多诺在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中发现了“同一性”原则在社会形式上的“超越性”，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统治。因为这种“同一性”原则本身是主体性的。基于“非同一性”对“物化”的克服，不应仅仅满足于“主体”在“和解”中重新占有自身，而必须提出这样一种唯物主义概念，它既不是对物化了的对象性的接受，也不是对一个整合了的，人与人在其中直接联系在一切的世界的恢复 。在这里可以另外一种方式印证达姆斯的判断，阿多诺基于“否定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更加接近于《资本论》的商品形式分析，而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并无直接关联。在这一点上，齐泽克无意识地与阿多诺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正是从阿多诺的好友、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佐恩-雷特尔关于“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的分析出发，齐泽克论证了马克思对症候的发明，并提出了一种后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然而，在“商品拜物教”这一经典主题的探讨上，齐泽克并未简单认同“否定的辩证法”对卢卡奇的批判，而是尝试“回到黑格尔，通过基于拉康精神分析的新解读来重新激活黑格尔的辩证法” 。在他看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对黑格尔‘实证’辩证法的超越，并未切中要点。阿多诺用‘客观的优先性’来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而不是占有或内在化所有的他性。矛盾的是，‘否定的辩证法’仍然停留在‘同一性’思维之中：无尽的批判的‘否定性工作’因为预先设置了同一性作为起点和基础，将永远无法完成。换言之，阿多诺并没有看到他正在苦苦追寻的东西（从同一性的牢笼中冲破出来）已经在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心运转着” 。显然，这一批评性的评注带有鲜明的拉康式色彩，并且实际构成了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前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物化”和“拜物教”批判构成了阿多诺和齐泽克，包括自卢卡奇肇始的西方左翼思潮的共同理论指向，但与卢卡奇在“异化问题”的意义上所开启的通过寻求自我占有的“主体”来重建“总体性”的“物化”批判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激进哲学尝试进入“实体”内部，在“商品（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中发现“物化”结构的对抗性本质，“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尽管齐泽克与阿多诺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如上所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看，这又是一个研究重心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向《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转移的过程。
二、“真实的抽象”与“意识形态”
正如齐泽克自己所坦承的那样，无论是这位当代激进哲学大师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主题的阐发，还是对作为“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黑格尔的发现，其方法论基础都是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前者而言，齐泽克借用拉康对马克思“剩余”概念的创造性解读，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和资本剩余价值的分析同拉康的“剩余快感”嫁接起来，认为“拜物教”所迷恋之物，不过是拉康意义上的缝合“实在”（the Real）之不可能性的“对象a”（objetpetit a），相应的，因“对象a”而生的虚假主体背后则是作为“大他者”（big Other）的资本的幽灵性存在。就后者而言，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学界相左，齐泽克认为：“承认对抗的最一贯的模型是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的：对于黑格尔来说，辩证法并非一个进步性超越的过程，而是对这样一些失败的系统性标记——‘绝对知识’意味着最终将‘矛盾’作为同一性的内在条件而接受下来。换句话说，黑格尔的‘和解’并非是在概念中对一切现实的‘泛逻辑主义’扬弃，而是对概念本身就‘不完全’（用拉康的话说）这一事实的最终承认。” 进而言之，黑格尔所提出的“实体即主体”就获得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含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后工业、全球化、赛博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自主主体”；而这一“自主主体”的出现在扬起胜利旗帜的同时，实际上也暴露了导致自身失败的对抗性本质（“不完全”）。因此，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齐泽克从拉康出发“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是由当代资本统治方式的新变化所决定的。
然而回到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的主要理论阵地意识形态批判那里，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并不足以完全阐明齐泽克所力图“回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逻辑构成。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与“回到列宁”的探索一样，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在当代资本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进程和理论语境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阐述。如上所述，这一重新阐述最终的目标指向是资本主义的“物化”和“拜物教”现实，而直接的问题意识则是如何建构一种“文化转向”（或者说“话语转向”）之后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此，我们可以反观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不足恰恰在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已经触及了“物化现实”的问题，但却仍寄希望于在“认识论”的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意识”来塑造新的历史主体。阿多诺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上述理论困境，尤其是其中存在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并尝试在对作为“客观抽象”的“同一性”批判中寻求新的革命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更准确地说，20世纪60、70年代《资本论》研究复兴热潮中对于“商品（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的探讨，构成了齐泽克实现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建构的直接前提。其中，佐恩-雷特尔和阿尔都塞是无法绕开的两个重要环节。
如果不是齐泽克的《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候？》一文，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揭示商品形式的普遍影响方面走得最远的理论家无疑是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他的主要观点是，“商品的形式分析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抽象的概念思维模式及与之伴生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分工的历史解释的关键” 。按图索骥，竟然可以发现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也肯定性的提到了佐恩-雷特尔的工作，阿多诺认为是他“第一个指出，在这种（康德超越论）原则中，在一般的和必要的精神活动中，隐含着一种前提性的社会劳动” 。简单来说，佐恩-雷特尔的批判的对象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实证科学，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物化意识”的形成问题。为了提供一种“科学思想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必须从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出发，对“社会综合”（social synthesis）进行分析。在以“货币”为普遍中介的商品交换中存在着“社会综合”的形式要素和认识的形式构成之间的同一性。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产阶级（康德超越论）认识论批判的共同基础在于《资本论》中的商品形式分析，即“真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的分析。用佐恩-雷特尔自己的话说，“商品抽象的本质不是思维形成的，其根源不是人们的精神而是他们的行动。必须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商品或价值抽象看作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行动所产生的‘真实的抽象’。交换抽象，首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中的历史存在，其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确认的抽象” 。但是，这种行为中的“真实的抽象”的发生同时是以与经验意识的对立为前提。“行为的抽象之所以超越现实是因为行为主体的意识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种抽象，交换就会停止，而抽象也就消失了” 。
正是在这一点上，齐泽克认同并引证了佐恩-雷特尔的观点。《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候？》一文分析的起点，是马克思对商品世界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之间存在着方法上的相似性，即对以“无意识”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形式”的秘密的揭示。而在“商品形式的无意识”分析方面，佐恩-雷特尔“走得最远”，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佐恩-雷特尔所说的‘真实的抽象’的本体论形态，在‘真实的抽象’与‘无意识’，这种存在于‘另一场景’（another Scene）中的能指链，之间具有本体论形态上的同源关系：‘真实的抽象’是超越论主体的无意识，客观-普遍的科学知识的支撑” 。更进一步，齐泽克认为“象征秩序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结构，它增益并且/或是破坏‘外在’实际现实与‘内在’主体经验之间的对偶关系；因此，佐恩-雷特尔对阿尔都塞的批判是正确的，后者将抽象看作是一个发生在知识领域的过程，而拒斥作为‘认识论混乱’表现的‘真实的抽象’范畴。在阿尔都塞区分‘真实对象’与‘思维对象’的认识论框架中，‘真实的抽象’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实的抽象’引入了一个将颠覆这一区分的领域的第三要素：思维之外且先于思维的思维形式——简言之，象征秩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齐泽克对不仅是“虚假的意识”的，而且就是社会现实本身的意识形态基本维度的“发现”，另一方面是他对佐恩-雷特尔的赞成让位于对阿尔都塞的反对，而这是这位当代激进哲学家更为重要的任务。
出于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不满，齐泽克在《图绘意识形态》的导言中提出，“（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既不是作为特定的信条，也不是以物质形式的存在，而是隐含的看法结构，形成‘非意识形态’（经济的、法的、政治的、性的……）实践再生产的不可还原的瞬间的准‘自发’前提和态度。可资例证的是‘商品拜物教’的马克思理解：它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构成‘真实’的市场交换的经济实践结构的一系列条件——在理论上，资本家依附于功利主义的唯名论，而在实践（交换的，等等）中他却遵循‘神学上的种种奇思怪想’并成为一个思辨的唯心主义者”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齐泽克之所以提出“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直接的意义上是为了阐发一种“第三大陆”的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无意识”的形式（象征秩序、大他者）。
此外，不应被忽视的是：虽然依齐泽克的看法，佐恩-雷特尔“正确地批判了”阿尔都塞，但回到20世纪60、70年代的《资本论》研究的回潮，恰恰是阿尔都塞而非佐恩-雷特尔扮演了更加关键的角色。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式”、“认识论的断裂”（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生产方式”和“症候阅读法”等概念，对于摆脱人本主义的束缚，走向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尤其是阐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颠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在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讨论内部，就已经在关于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说明中发生了“理论的抽象”和“真实的抽象”之间的争论 。同时还应看到，与佐恩-雷特尔和阿尔都塞的《资本论》研究相并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所谓的“资本逻辑”（Kapital-Logik）这样一个相对松散的学派，从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出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控制方式（而非剥削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变化的基础上，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其中的焦点问题是“资本”的逻辑、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商品拜物教与价值形式、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等。也就是说，作为“第三大陆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齐泽克的唯一发现，已经蕴含在由阿尔都塞和“资本逻辑”学派所表征的西方左翼思潮的理论转向之中。而这构成了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变迁的理论映现以及齐泽克拉康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建构之间的中间环节。
三、“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赞成与反对
必须承认，虽然齐泽克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了“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口号，但其理论探索的目标指向（资本“物化”和商品拜物教批判）和逻辑基础（从“真实的抽象”出发的意识形态批判）都不可避免地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纠缠在一起，但是齐泽克自己真正系统论述这一问题的文字，较之这位“知识分子界的摇滚巨星”以希区柯克的电影来阐释拉康的长篇累牍，以及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涂鸦黑格尔的汗牛充栋，则显得凤毛麟角了。当然，这与齐泽克本身“通过某些拉康关键概念的解读，发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主旨有关。另一方面，或许在完成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重置”（reloaded）之后，齐泽克接下来将会具体展开“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讨论也不得而知。即便如此，既然齐泽克已经提出了“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口号，而且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注自卢卡奇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资本论》研究的复兴以来，已经成为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一个日渐升温的话题，我们在既有讨论的基础上追问“‘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就不是那么唐突了。接下来的回答将分三个环节展开：首先是将齐泽克同与其有着相近的思想背景，但却在对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态度上截然相反的鲍德里亚，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进一步说明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实质；进而尝试说明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成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中去，齐泽克的“拉康-黑格尔式”逻辑在何种意义上切中肯綮；最后立足于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特别是当代激进哲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探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从三个方面提出对于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质疑。
同样是从对“拜物教”的批判性分析出发，同样关注“物”背后的“象征秩序”（符号秩序），但与齐泽克明显不同的是，鲍德里亚这位“后现代的宗师”在“物的体系”的说明和“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因为，从生产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享了共同的符号交换体系。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根本性的，它再生产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带来的是自我侮辱” 。从“符号-物”、“功能-需要”的分析走向“诱惑-生产”的批判，除了语言学结构主义、日常生活景观批判和人类学的思想杂糅外，一个重要的理论质点是鲍德里亚对“资本本身”的理解，“正是它用价值的结构形式代替了商品形式。而且也是它在控制着系统目前的全部策略” 。在这一点上，齐泽克显然与鲍德里亚是“同路人”，但不同之处在于：在鲍德里亚那里，“价值的结构形式”是“消费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范围内能指与符码的形而上学，它“完完全全地结束了生产和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同时也结束了再现和符号的制度” ，而“商品形式”则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齐泽克那里，“真实的抽象”本身既是“商品形式”同时又是“象征秩序”。因此，齐泽克不必另起炉灶用“象征交换”来替代“物质生产”，而只需要在拉康的意义上发现作为“自主主体”的资本本身已然是一种包含内部对抗性形式的不可能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齐泽克一方面重新“回到黑格尔”，激活与拉康的“能指逻辑”分享了“同一母题”的辩证法；另一方面，与鲍德里亚放弃“剩余价值”转向“符码霸权”不同，齐泽克借用拉康的“剩余快感”分析，将“剩余”看作是“资本主义界限就是资本本身”的标志。
有趣的是，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里，这位看起来玩世不恭的当代激进哲学家却似乎在质性的逻辑构架上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模仿齐泽克的语气来说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意识形态性在于：创造价值（财富）的劳动的主体性的存在，恰恰是以对作为‘实在’（不完全）的‘实体’（资本）的内在对抗（剩余价值）的无意识为前提的”。简言之，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的确立本身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演进的主要理论成果和线索，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自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以来，经过洛克“劳动给予财产权”的中介，再经由重农学派关于“农业劳动”提供“纯产品”（剩余），以及休谟关于“劳动是财富（资本积累）容器”的过渡，到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劳动作为财富的创造“主体”和构成“实体”，在私有财产“相互承认”的“镜像域”（the mirror stage），财富在工商业中等阶级、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三者“交往”的“象征域”（the symbolic stage）以及二者共同参与构成的“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在”（the Real）中得以确立。只不过问题在于，财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资本 。用洛维特的话说，“斯密的伟大发现就是表面上客观的私有制的本质就是人的劳动这个所有财富的创造者。但是，他越是彻底地和嘲弄地吧所有价值追溯到创造价值的劳动，并从劳动着的和利用自己的资本的立场出发分析雇佣劳动，也就越是必然地导向一种批判” 。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劳动价值论的确立走过了一条“不仅实体，而且主体”的道路，只有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对于“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作为“以太”的“资本逻辑”的秘密，才在“剩余价值”的说明中得到了彻底的揭露。而这样一种“剩余价值”本身不仅仅是交换价值或价格上的“量”的差异，更是一个结构性的产物，被用来缝合资本自身的对抗性。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不仅黑格尔而且马克思也都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过这一否定性答案的寻求还依赖于以下三个不断纠缠当代激进哲学，尤其是在其与政治经济学对堪的意义上仍然存在的问题的进一步探索。第一，意识形态还是拜物教？意识形态构成了自卢卡奇以来西方左翼思潮的理论主题，而逻辑出发点往往是拜物教批判。且不说在马克思自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存在一个从“意识形态”向“拜物教”的话语转型。个中隐含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马克思“观念上层建筑”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三大拜物教批判之间如何“接合”（articulated）起来？或者说当代激进哲学的“话语实践”如何摆脱“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宿命，真正改变作为“第二自然”的“物化”现实？第二，价值形式还是资本逻辑？作为第一个问题的延伸，为了发现“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齐泽克移花接木挪用了佐恩-雷特尔的“真实的抽象”概念。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立足于“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而较少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如何在“资本逻辑”不同层面的展开上说明资本界限的作用方式，将是一个比起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发现”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更为艰巨的任务。第三，资本奴役还是剥削？作为前两个问题“预先设置”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物化”批判的过程中，解决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涉及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本的本性究竟是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与对抗，还是以“自主主体”形式实现的奴役与控制？这不仅是齐泽克，而且是所有当代激进哲学家，都必须要回答的事关“政治经济学批判”命运的问题。
（责任编辑：王喆）
关键词：意识形态；物化；拜物教；真实的抽象；资本逻辑；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毋庸置疑，当代激进哲学的主题是意识形态批判。只不过，这里所谈论的意识形态已经超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社会存在”本身。相应的，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就不再满足于“阶级意识”的形成、“文化霸权”的赢得抑或“理论生产方式”的变革，转而寻求新的理论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建构。有趣的是，因为涉及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马克思的取舍，当代激进哲学不可避免地“遇到要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意见的难事”。齐泽克（Zizek）就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今天“最迫切的任务是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to repeat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如果说这一号召反映了当代激进哲学的某种理论走向的话，考虑到19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应当怎样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本文将依托齐泽克的相关理论阐述，结合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的演进，尝试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说明当代激进哲学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指向、逻辑基础和问题实质。
一、“物化”与“拜物教”
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标识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探索。也就是说，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敏锐指出的那样，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本身是内在同一的。就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的探索而言，“物化”批判构成了上述视域交叠的中心问题。自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根据《资本论》“拜物教”批判的内容，第一次提出将“物化”作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首要批判对象开始，针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和“物化意识”的批判，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的变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藉由不同思想资源和理论架构获得了具体的概念形式。对于当代激进哲学而言，同样如此。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曾这样概括自己的理论主旨：“通过对某些著名的经典主题（商品拜物教等），以及某些关键的拉康概念（表面看来与意识形态理论无关）的新解读，发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 。简言之，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当代激进哲学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以新的形式继承了卢卡奇所开启的“物化”批判的理论主题。在此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如“幽灵”般纠缠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激进哲学的逻辑演进。换言之，齐泽克所提出的“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根本上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物化”，或者说“拜物教”问题。
19世纪70年代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分野。不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边际效用革命”而让位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而且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辩证法——无论是马克思的，还是黑格尔的——都被当作“死狗”而扔在了一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是由作为“第二自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决定的。一方面是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所表征的经济的社会结构的“物化”现实，另一方面则是齐美尔《货币哲学》所揭示的“物化意识”的形成。针锋相对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尝试通过回到黑格尔的“总体性”，来激活在第二国际那里尘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所谓历史辩证法的探索。卢卡奇所直面的问题是，“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 。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如佩里•安德森等，对卢卡奇所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之一就是这一思潮脱离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实践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分析，而遁入哲学艺术批判，但回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卢卡奇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建构“总体性”辩证法并提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不懈努力。
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是直接从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特别是“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提出“物化”概念的。商品结构本质的“基础是，，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 。与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相适应的，是表现为（新）康德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要克服这种自然规律和伟大个人之间的二律背反，就必须回到主客体同一的“总体性”辩证法，利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塑造新的行动主体。显而易见，如卢卡奇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这样一种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黑格尔，而他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努力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 。这种歪曲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内部似乎并不明显，但却产生了广泛的“唯心主义”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异化问题。然而“物化”与“异化”，包括所谓“物象化”以及“对象化”的术语甄别问题在当代激进哲学中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齐泽克的评论一针见血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根据这种（《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黑格尔‘和解’的‘主体’解读）观点，主体在异化了的实体（实体性内容）中认识自身；也就是说，主体在其自身工作的物化产品中认识自己，继而重新占有自身并将自身转化一个自我实现的中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主体，重新占有的主体，是单一的（即便这个主体被看作一种集体主体）；因此被忽视的是拉康称为‘大他者’的维度，即‘对象化’的符号秩序，支撑起主体间性维度的自我超越性” 。
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去，齐泽克对于卢卡奇的“主体在异化了的实体中自我实现”的不满倒是有理由的。如果说卢卡奇“物化”批判的理论效应主要依托于“异化问题”，并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世（1932年），构成了20世纪30-60年代西方左翼话语的逻辑支撑的话。那么上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的又一轮变化（“福特主义”、“福利国家制度”、“消费社会”，不同的概念，但指涉了同一个问题），以及《资本论》（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复兴，“物化”批判在西方左翼学术话语中，尤其是阿多诺那里获得了新的形式。正如达姆斯所指出的，“当阿多诺开始思考物化概念时，物化概念已经有多重模糊的含义，它经常被当做异化和商品化的同义词来使用。在阿多诺哪里，物化概念获得了一种与卢卡奇稍微不同的使用含义。阿多诺不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而是依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理解商品拜物教” 。换言之，尽管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是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着手的，但他主要是在颠倒韦伯“合理化”的意义上阐发“物化”概念，进而提出主体对“异化”实体的重新占有问题的。这样一种“物化”批判更加接近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不是《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于“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的剖析。
基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潜在的“唯心主义”倾向及其理论影响（异化批判和浪漫主义）和政治效应（“极权主义”）的不满，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从反对“同一性”出发，针对资本主义的“物化”提出了与卢卡奇不同的批判性阐释。与卢卡奇从“商品拜物教”着手相类似，阿多诺在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中发现了“同一性”原则在社会形式上的“超越性”，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统治。因为这种“同一性”原则本身是主体性的。基于“非同一性”对“物化”的克服，不应仅仅满足于“主体”在“和解”中重新占有自身，而必须提出这样一种唯物主义概念，它既不是对物化了的对象性的接受，也不是对一个整合了的，人与人在其中直接联系在一切的世界的恢复 。在这里可以另外一种方式印证达姆斯的判断，阿多诺基于“否定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更加接近于《资本论》的商品形式分析，而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并无直接关联。在这一点上，齐泽克无意识地与阿多诺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正是从阿多诺的好友、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佐恩-雷特尔关于“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的分析出发，齐泽克论证了马克思对症候的发明，并提出了一种后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然而，在“商品拜物教”这一经典主题的探讨上，齐泽克并未简单认同“否定的辩证法”对卢卡奇的批判，而是尝试“回到黑格尔，通过基于拉康精神分析的新解读来重新激活黑格尔的辩证法” 。在他看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对黑格尔‘实证’辩证法的超越，并未切中要点。阿多诺用‘客观的优先性’来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而不是占有或内在化所有的他性。矛盾的是，‘否定的辩证法’仍然停留在‘同一性’思维之中：无尽的批判的‘否定性工作’因为预先设置了同一性作为起点和基础，将永远无法完成。换言之，阿多诺并没有看到他正在苦苦追寻的东西（从同一性的牢笼中冲破出来）已经在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心运转着” 。显然，这一批评性的评注带有鲜明的拉康式色彩，并且实际构成了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前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物化”和“拜物教”批判构成了阿多诺和齐泽克，包括自卢卡奇肇始的西方左翼思潮的共同理论指向，但与卢卡奇在“异化问题”的意义上所开启的通过寻求自我占有的“主体”来重建“总体性”的“物化”批判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激进哲学尝试进入“实体”内部，在“商品（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中发现“物化”结构的对抗性本质，“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尽管齐泽克与阿多诺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如上所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看，这又是一个研究重心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向《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转移的过程。
二、“真实的抽象”与“意识形态”
正如齐泽克自己所坦承的那样，无论是这位当代激进哲学大师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主题的阐发，还是对作为“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黑格尔的发现，其方法论基础都是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前者而言，齐泽克借用拉康对马克思“剩余”概念的创造性解读，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和资本剩余价值的分析同拉康的“剩余快感”嫁接起来，认为“拜物教”所迷恋之物，不过是拉康意义上的缝合“实在”（the Real）之不可能性的“对象a”（objetpetit a），相应的，因“对象a”而生的虚假主体背后则是作为“大他者”（big Other）的资本的幽灵性存在。就后者而言，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学界相左，齐泽克认为：“承认对抗的最一贯的模型是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的：对于黑格尔来说，辩证法并非一个进步性超越的过程，而是对这样一些失败的系统性标记——‘绝对知识’意味着最终将‘矛盾’作为同一性的内在条件而接受下来。换句话说，黑格尔的‘和解’并非是在概念中对一切现实的‘泛逻辑主义’扬弃，而是对概念本身就‘不完全’（用拉康的话说）这一事实的最终承认。” 进而言之，黑格尔所提出的“实体即主体”就获得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含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后工业、全球化、赛博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自主主体”；而这一“自主主体”的出现在扬起胜利旗帜的同时，实际上也暴露了导致自身失败的对抗性本质（“不完全”）。因此，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齐泽克从拉康出发“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是由当代资本统治方式的新变化所决定的。
然而回到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的主要理论阵地意识形态批判那里，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并不足以完全阐明齐泽克所力图“回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逻辑构成。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与“回到列宁”的探索一样，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在当代资本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进程和理论语境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阐述。如上所述，这一重新阐述最终的目标指向是资本主义的“物化”和“拜物教”现实，而直接的问题意识则是如何建构一种“文化转向”（或者说“话语转向”）之后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此，我们可以反观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不足恰恰在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已经触及了“物化现实”的问题，但却仍寄希望于在“认识论”的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意识”来塑造新的历史主体。阿多诺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上述理论困境，尤其是其中存在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并尝试在对作为“客观抽象”的“同一性”批判中寻求新的革命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更准确地说，20世纪60、70年代《资本论》研究复兴热潮中对于“商品（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的探讨，构成了齐泽克实现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建构的直接前提。其中，佐恩-雷特尔和阿尔都塞是无法绕开的两个重要环节。
如果不是齐泽克的《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候？》一文，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揭示商品形式的普遍影响方面走得最远的理论家无疑是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他的主要观点是，“商品的形式分析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抽象的概念思维模式及与之伴生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分工的历史解释的关键” 。按图索骥，竟然可以发现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也肯定性的提到了佐恩-雷特尔的工作，阿多诺认为是他“第一个指出，在这种（康德超越论）原则中，在一般的和必要的精神活动中，隐含着一种前提性的社会劳动” 。简单来说，佐恩-雷特尔的批判的对象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实证科学，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物化意识”的形成问题。为了提供一种“科学思想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必须从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出发，对“社会综合”（social synthesis）进行分析。在以“货币”为普遍中介的商品交换中存在着“社会综合”的形式要素和认识的形式构成之间的同一性。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产阶级（康德超越论）认识论批判的共同基础在于《资本论》中的商品形式分析，即“真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的分析。用佐恩-雷特尔自己的话说，“商品抽象的本质不是思维形成的，其根源不是人们的精神而是他们的行动。必须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商品或价值抽象看作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行动所产生的‘真实的抽象’。交换抽象，首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中的历史存在，其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确认的抽象” 。但是，这种行为中的“真实的抽象”的发生同时是以与经验意识的对立为前提。“行为的抽象之所以超越现实是因为行为主体的意识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种抽象，交换就会停止，而抽象也就消失了” 。
正是在这一点上，齐泽克认同并引证了佐恩-雷特尔的观点。《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候？》一文分析的起点，是马克思对商品世界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之间存在着方法上的相似性，即对以“无意识”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形式”的秘密的揭示。而在“商品形式的无意识”分析方面，佐恩-雷特尔“走得最远”，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佐恩-雷特尔所说的‘真实的抽象’的本体论形态，在‘真实的抽象’与‘无意识’，这种存在于‘另一场景’（another Scene）中的能指链，之间具有本体论形态上的同源关系：‘真实的抽象’是超越论主体的无意识，客观-普遍的科学知识的支撑” 。更进一步，齐泽克认为“象征秩序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结构，它增益并且/或是破坏‘外在’实际现实与‘内在’主体经验之间的对偶关系；因此，佐恩-雷特尔对阿尔都塞的批判是正确的，后者将抽象看作是一个发生在知识领域的过程，而拒斥作为‘认识论混乱’表现的‘真实的抽象’范畴。在阿尔都塞区分‘真实对象’与‘思维对象’的认识论框架中，‘真实的抽象’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实的抽象’引入了一个将颠覆这一区分的领域的第三要素：思维之外且先于思维的思维形式——简言之，象征秩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齐泽克对不仅是“虚假的意识”的，而且就是社会现实本身的意识形态基本维度的“发现”，另一方面是他对佐恩-雷特尔的赞成让位于对阿尔都塞的反对，而这是这位当代激进哲学家更为重要的任务。
出于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不满，齐泽克在《图绘意识形态》的导言中提出，“（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既不是作为特定的信条，也不是以物质形式的存在，而是隐含的看法结构，形成‘非意识形态’（经济的、法的、政治的、性的……）实践再生产的不可还原的瞬间的准‘自发’前提和态度。可资例证的是‘商品拜物教’的马克思理解：它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构成‘真实’的市场交换的经济实践结构的一系列条件——在理论上，资本家依附于功利主义的唯名论，而在实践（交换的，等等）中他却遵循‘神学上的种种奇思怪想’并成为一个思辨的唯心主义者”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齐泽克之所以提出“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直接的意义上是为了阐发一种“第三大陆”的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无意识”的形式（象征秩序、大他者）。
此外，不应被忽视的是：虽然依齐泽克的看法，佐恩-雷特尔“正确地批判了”阿尔都塞，但回到20世纪60、70年代的《资本论》研究的回潮，恰恰是阿尔都塞而非佐恩-雷特尔扮演了更加关键的角色。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式”、“认识论的断裂”（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生产方式”和“症候阅读法”等概念，对于摆脱人本主义的束缚，走向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尤其是阐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颠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在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讨论内部，就已经在关于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说明中发生了“理论的抽象”和“真实的抽象”之间的争论 。同时还应看到，与佐恩-雷特尔和阿尔都塞的《资本论》研究相并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所谓的“资本逻辑”（Kapital-Logik）这样一个相对松散的学派，从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出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控制方式（而非剥削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变化的基础上，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其中的焦点问题是“资本”的逻辑、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商品拜物教与价值形式、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等。也就是说，作为“第三大陆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齐泽克的唯一发现，已经蕴含在由阿尔都塞和“资本逻辑”学派所表征的西方左翼思潮的理论转向之中。而这构成了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变迁的理论映现以及齐泽克拉康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建构之间的中间环节。
三、“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赞成与反对
必须承认，虽然齐泽克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了“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口号，但其理论探索的目标指向（资本“物化”和商品拜物教批判）和逻辑基础（从“真实的抽象”出发的意识形态批判）都不可避免地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纠缠在一起，但是齐泽克自己真正系统论述这一问题的文字，较之这位“知识分子界的摇滚巨星”以希区柯克的电影来阐释拉康的长篇累牍，以及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涂鸦黑格尔的汗牛充栋，则显得凤毛麟角了。当然，这与齐泽克本身“通过某些拉康关键概念的解读，发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主旨有关。另一方面，或许在完成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重置”（reloaded）之后，齐泽克接下来将会具体展开“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讨论也不得而知。即便如此，既然齐泽克已经提出了“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口号，而且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注自卢卡奇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资本论》研究的复兴以来，已经成为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一个日渐升温的话题，我们在既有讨论的基础上追问“‘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就不是那么唐突了。接下来的回答将分三个环节展开：首先是将齐泽克同与其有着相近的思想背景，但却在对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态度上截然相反的鲍德里亚，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进一步说明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实质；进而尝试说明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成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中去，齐泽克的“拉康-黑格尔式”逻辑在何种意义上切中肯綮；最后立足于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特别是当代激进哲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探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从三个方面提出对于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质疑。
同样是从对“拜物教”的批判性分析出发，同样关注“物”背后的“象征秩序”（符号秩序），但与齐泽克明显不同的是，鲍德里亚这位“后现代的宗师”在“物的体系”的说明和“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因为，从生产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享了共同的符号交换体系。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根本性的，它再生产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带来的是自我侮辱” 。从“符号-物”、“功能-需要”的分析走向“诱惑-生产”的批判，除了语言学结构主义、日常生活景观批判和人类学的思想杂糅外，一个重要的理论质点是鲍德里亚对“资本本身”的理解，“正是它用价值的结构形式代替了商品形式。而且也是它在控制着系统目前的全部策略” 。在这一点上，齐泽克显然与鲍德里亚是“同路人”，但不同之处在于：在鲍德里亚那里，“价值的结构形式”是“消费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范围内能指与符码的形而上学，它“完完全全地结束了生产和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同时也结束了再现和符号的制度” ，而“商品形式”则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齐泽克那里，“真实的抽象”本身既是“商品形式”同时又是“象征秩序”。因此，齐泽克不必另起炉灶用“象征交换”来替代“物质生产”，而只需要在拉康的意义上发现作为“自主主体”的资本本身已然是一种包含内部对抗性形式的不可能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齐泽克一方面重新“回到黑格尔”，激活与拉康的“能指逻辑”分享了“同一母题”的辩证法；另一方面，与鲍德里亚放弃“剩余价值”转向“符码霸权”不同，齐泽克借用拉康的“剩余快感”分析，将“剩余”看作是“资本主义界限就是资本本身”的标志。
有趣的是，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里，这位看起来玩世不恭的当代激进哲学家却似乎在质性的逻辑构架上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模仿齐泽克的语气来说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意识形态性在于：创造价值（财富）的劳动的主体性的存在，恰恰是以对作为‘实在’（不完全）的‘实体’（资本）的内在对抗（剩余价值）的无意识为前提的”。简言之，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的确立本身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演进的主要理论成果和线索，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自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以来，经过洛克“劳动给予财产权”的中介，再经由重农学派关于“农业劳动”提供“纯产品”（剩余），以及休谟关于“劳动是财富（资本积累）容器”的过渡，到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劳动作为财富的创造“主体”和构成“实体”，在私有财产“相互承认”的“镜像域”（the mirror stage），财富在工商业中等阶级、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三者“交往”的“象征域”（the symbolic stage）以及二者共同参与构成的“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在”（the Real）中得以确立。只不过问题在于，财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资本 。用洛维特的话说，“斯密的伟大发现就是表面上客观的私有制的本质就是人的劳动这个所有财富的创造者。但是，他越是彻底地和嘲弄地吧所有价值追溯到创造价值的劳动，并从劳动着的和利用自己的资本的立场出发分析雇佣劳动，也就越是必然地导向一种批判” 。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劳动价值论的确立走过了一条“不仅实体，而且主体”的道路，只有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对于“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作为“以太”的“资本逻辑”的秘密，才在“剩余价值”的说明中得到了彻底的揭露。而这样一种“剩余价值”本身不仅仅是交换价值或价格上的“量”的差异，更是一个结构性的产物，被用来缝合资本自身的对抗性。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不仅黑格尔而且马克思也都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过这一否定性答案的寻求还依赖于以下三个不断纠缠当代激进哲学，尤其是在其与政治经济学对堪的意义上仍然存在的问题的进一步探索。第一，意识形态还是拜物教？意识形态构成了自卢卡奇以来西方左翼思潮的理论主题，而逻辑出发点往往是拜物教批判。且不说在马克思自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存在一个从“意识形态”向“拜物教”的话语转型。个中隐含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马克思“观念上层建筑”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三大拜物教批判之间如何“接合”（articulated）起来？或者说当代激进哲学的“话语实践”如何摆脱“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宿命，真正改变作为“第二自然”的“物化”现实？第二，价值形式还是资本逻辑？作为第一个问题的延伸，为了发现“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齐泽克移花接木挪用了佐恩-雷特尔的“真实的抽象”概念。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立足于“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而较少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如何在“资本逻辑”不同层面的展开上说明资本界限的作用方式，将是一个比起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发现”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更为艰巨的任务。第三，资本奴役还是剥削？作为前两个问题“预先设置”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物化”批判的过程中，解决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涉及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本的本性究竟是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与对抗，还是以“自主主体”形式实现的奴役与控制？这不仅是齐泽克，而且是所有当代激进哲学家，都必须要回答的事关“政治经济学批判”命运的问题。
（责任编辑：王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