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性与勾引

性与勾引

安东尼•吉登斯 

    我们可以假定,男性强迫性的性行为只是从其传统束缚中被解脱出来的男性性行为。毕竟,不是一直都存在着多种有钱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的文化么?卡萨诺瓦不就是这种男性英雄原型——他也受到许多女性的赞美——和今天的詹姆斯•邦德的祖先么?  
    不过,在前现代文化的语境中,娶两个或更多的妻子一般与性征服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事实上,所有的一夫多妻制社会都有盲婚制度。娶几个妻子需要有物质财富和社会声望,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表征;纳妾也同样如此,这是一种公认的风俗。卡萨诺瓦在前现代的文化中没有位置:他是来自一个处于现代性开端的社会的人物。他对妻妾成群没有兴趣,即使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对于他来说,性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寻求,使其结束的不是由于达到了自我满足或由于明智,而仅仅是由于年老体衰。男人需要爱吗?噢,他们当然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卡萨诺瓦的生活的目的。他是第一位“好对女人献殷勤的男人”,这是一个有效的措词,因为与表面意思相反,它表明了谁从属于谁。  
    这样的男人爱女人,尽管他们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部分导源于恐惧的爱,但有趣的是,就我们所知,卡萨诺瓦并没有那种对女性的赤裸裸的轻蔑,而这种轻蔑似乎非常接近于今天的花花公子,以及至少是某些男同性恋者表面显示出的态度。他决不是一个值得模仿的人物:在晚年时他竟以强奸来作为延续自己的性生活的手段。不过,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他试图照顾他曾爱过并离弃的那些女人,而且常常积极地为她们物色合适的丈夫。哈夫洛克•埃利斯这样谈到他:“他爱过许多女人,但没有伤害过几颗心”,不过这一评价肯定过于宽容了。与众不同的是,卡萨诺瓦在其《回忆录》中谄媚地写到了与他有过风流史的那些女人,他的许多在事情发生很久以后、至少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作的评论中对她们是不惜笔墨地大加奉承。  
    卡萨诺瓦是一个勾引者。他到处拈花惹草的时代背景是:其时未婚小姐被认为应该保持自己的贞洁,而且在除了贵族以外的大多数群体中,已婚妇女通奸如果被发现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勾引行动不得不倍加小心,而且常常要付出比较长期的努力,因为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即使目的达到了,这个过程也并不一定就此完结,因为他还常得确保在事后不使小姐的陪媪、保护人或亲属生疑。  
    今天的花花公子是他们表面上似乎予以最强烈抵制的那种个人生活变革的产物。他们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勾引者,在这个时代中,勾引实际上已经过时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的被迫性。在一个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尽管这只是由于男女地位更加平等——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社会里,“勾引”失去了许多意义。追逐女色这一行为在自相矛盾的同时反映了这种根本的变化。  
    当今的好色之徒可能显得像是来自上一个时代的守旧者,只带上青霉素、避孕套(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并做好了面对艾滋病危险的准备,大胆地靠近他们的猎物。然而,如果我前面的论证不错的话,那么追逐女色之徒就是当今性世界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他们是勾引者,是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关注的是性征服和权力的行使。但是,如果胜利得来是如此容易,那么胜利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对方不但是愿意。而且也许同样急于发生性关系,那么还有什么可体味的呢?  
    当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坚持自己的平等权利的女人时,维护勾引的权力(凭此可以征服女人或象征性地把她们“干掉”)”表面上似乎更具有挑战性。但正如格雷厄姆•亨德里克所发现的,女性性权利的平等消解了在贞洁的和淫荡的或堕落的女人之间所作的古老区分。既然勾引者的“得手”取决于对贞操的破坏,那么这种追求便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动力。勾引者试图夺取或支配的那种“真诚”与性方面的贞洁不再是一回事,而且它也不再会产生了。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真诚仍起着一种基本的作用,但变成了一种每一个伙伴都指望对方具有的伦理品质。  
    在比较传统的时代,我行我素的勾引者是真正的冒险家,他不仅向每一个女人挑战,而且向整个性规则系统挑战。他是贞操的破坏者,而且还骑马执矛冲向别的风车,因为勾引意味着挑战性保护和性控制的男性秩序。今天的花花公子不是追求肉体快乐之辈,而是在一个性开放的世界里寻求刺激之徒。这种追求的刺激提供了某种高峰体验——不过这种高峰体验后来往往变成了自我沉醉。花花公子们与其说是放荡的浪子,倒不如说是在一个其中性与亲密关系前所未有地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环境中的不自觉的反革命。融合之爱意味着亲密关系:如果达不到这种爱,那么个人就准备离去。花花公子们通过耍手段而不是对性伙伴的尊重来维持那个必要的“潜在空间”。他们期待着下一次可能的艳遇,因而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脱身”。他们常常是浪漫爱情修辞学的行家,但却不能由之造就一个情感连续的自我叙事。因此,一个在进行勾引时游刃有余、信心十足的男人,一旦性事结束,便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张口结舌,从而不顾一切地溜之大吉。他其实是处在卡尔•克罗斯的恋物欲者的地位上,后者渴望的只是一个女人的鞋,而他则必须以得到整个人为满足。  
    某些这样的男人一年中与上百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需要爱”?在一种特别急切的意义上。他们对女人的依赖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这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从前,勾引无疑可以等同于男性取得成功和排除障碍的领域——即男性的现代性领域本身。但是,一旦勾引失去它的早期意义,这一定位便成为空洞的了。花花公子不可能像卡萨诺瓦那样——既作为贞操的剥夺者,但也作为性隔离生活的潜在的拯救者——对每个性伙伴都“特别亲密”。现代的性冒险者已经抛弃了浪漫之爱,或者只把它的语言用来作为劝诱的修辞。因此,他对女人的依赖只能通过性征服机制来予以确认。可以认为,花花公子比其他男人更能看出性、亲密关系和自我一认同的反射建构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受缚于女人而不能把她们作为有能力给予和接受爱的独立的人来对待。花花公子似乎是“既爱她们又离开她们”的人。其实,他根本不能“离开她们”:每一次离去都只不过是另一次相遇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