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我的思想史研究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年青教师杨立华,他写了一篇文章,写哲学史、思想史在国内、国外有什么分别。他提到狄百瑞、安乐哲,也提到我,他认为这些老外站在外面的立场,所以比较容易有不同的意见。比方说,狄百瑞、安乐哲、杜维明就特别喜欢歌颂儒家思想,可是很多国内的学者可能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歌颂儒家思想。在我看来,狄百瑞和安乐哲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阐发中国古代思想的。狄百瑞的立场,是特别注重欧美的传统,因为这对他来说是最宝贵的一个传统。所以他研究中国,特别是宋明理学,就试图找到一些与欧美传统相同的地方,这样就能证明他的传统价值观具有更多的普遍性。可是他的主要立场还是欧美的传统。安乐哲与狄百瑞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虽然他的一些价值观跟狄百瑞差别不是很大。但他强调儒家思想,主要是想利用儒家思想、儒家的价值观来批评欧美,这是他的一个主要工作。我自己觉得这两位学者还有杜维明,他们是从哲学性的或是宗教性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他们的做法、他们的立场都有道理。而我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我希望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今天我想谈一谈我研究思想史的若干心得和结果。
   我希望把我自己放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去理解。我批评朱熹或是批评儒家思想,我自己觉得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从外面来批评,另外一个可能,你可以从一个传统里面来分析、来批评。你们当然也清楚,比方说朱熹也存在这样的立场,他不但批判佛教,也严厉地批评儒家的一些学者,包括二程的门弟子,因为他把他自己放在这个传统里面。所以,当你在一个传统里面,更主要的是分析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内容。在我自己看来,我把自己的一部分放在儒家思想的传统里,可能有的国内学者会不承认,但我自己这样认为。同时我承认,我是一个老外,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从外面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传统。一个在传统中长大的人,研究这个传统,很容易觉得这样子的演变、发展是很自然的,不必解释。可是从外面的角度,比如说中国人来研究美国历史,就会让美国学者觉得有帮助,从外面看可以看出来一些比较新的立场或是新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子演变?站在别的国家或别的传统的立场,好像这样子发展并没有什么道理,是必须要进行解释的,这样就把传统里面的一些发展或是演变问题化了。我觉得这是外部立场的一个好处。
   我目前最得意的一本书就是《朱熹的思维世界》,1996年在台湾云晨文化公司出版,差不多六年以后又用简体字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把道学的演变讲清楚,而且是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这个演变,从一些儒家者的政治活动、社会合作,面对什么样子的政治问题来分析道学的演变。这就涉及到道学与理学的一个差别。
   要区分理学和道学,我们就需要回顾儒学思想在宋代的发展。首先我要说明我对一些术语的用法。我用“世儒”(conventional Confucians)来表示宋代这样一些学者,他们追随从先秦到汉唐以来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在他们看来是连续不断的。他们更倾向汉唐的注疏之学,而不是他们同时代具有革新意义的新经学,而且,他们谴责这些革新者偏离了传统。我用广义的宋学或宋儒来表示那些参与了儒学复兴和儒学创新的宋代学者,所有这些思想家都认为他们可以直接理解经典中圣人的原意,而不必借助汉唐学者的注疏,因为他们与圣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宋学或宋儒概念并不能包括宋代所有的儒家学者,因为这个概念排斥宋代那些保守的世儒。但是宋学或宋儒是一个很宽的概念,包括了北宋一批主要的思想家,如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王安石、二程兄弟等。道学则是比较宽的宋学概念下的一个群体或学派。
   道学不仅包括北宋五子,同时也包括司马光和胡(宏)、吕(祖谦)家族的一些成员,而且,胡宏、吕祖谦都属于十二世纪道学的领袖人物。我将《诸儒鸣道集》看作十二世纪中期这个较宽的道学群体的代表,作为对《诸儒鸣道集》特别是其将张九成这样的思想家也包括在内的回应,朱熹编了《伊洛渊源录》,在那本著作里,朱熹开始缩小道学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二程和周敦颐。尽管如此,那本著作还是给了胡(宏)、吕(祖谦)家族相当多的关注。1181年以后,朱熹对于道学的看法开始排斥胡(宏)、吕(祖谦)家族。我提到宋代道学时,往往将其看作是一个社群(fellowship),以突出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关怀以及其相互间的联系。的确,吕祖谦、朱熹会将道学看作是一个“党”。他们的哲学观点存在显著差别,这样道学逐渐变为一个狭窄的思想学派。在我看来,因为道学是一个从事党派斗争的社会政治社群,所以道学一词对于历史地揭示宋代思想史是十分恰当的。而理学在宋代更多是指道学家们对于抽象哲学问题的讨论;因此,与道学相比,理学一词似乎不太适合历史地揭示宋代思想。自从《宋史》设立《道学传》仅仅指程朱学派时,道学一词的含义和范围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正在写我一本书的结尾,探讨道学从南宋、金到元代的发展。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为我们揭示了朱熹思想和道学发展的另外一面,他比我更彻底地从历史来理解朱熹的世界。而且这个发展可以从我们既相同又有差别的书名中反映出来——两本书都是最初由台北云晨文化公司出版。最近一期的《世界哲学》发表了我给他写的书评,我称赞了他的博学,严谨和精确的考证,但是我表达了我对他使用道学和理学概念的看法。一方面,他说在宋代历史文献中,“道学”这个概念用得很多,而且道学强调的是政治斗争,而根据宋代的理解,理学这个概念属于抽象形而上的哲学。另一方面,屈从于理学在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事实,他采用了理学这一较为流行的用法。而且,他时而用理学时而用道学,似乎它们本质是相同的。
   In distinguishing lixue and daoxue, we need to return to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during the Song period.  Let me clarify my use of terms.  I use 世儒 “conventional Confucians” to refer to those in the Song who followed what they regarded as a continuous tradition of learning from classical times through the Han and Tang.  They preferred Han and Tang commentaries to the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their own Song contemporaries; moreover, they condemned such innovators as departing from the tradition.  I use 宋学or 宋儒 in its broad sense to denote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renaissance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For instance, all of these thinkers thought they could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sages in the classics directly because they had the same mind as the sages; thus, they did not need to depend on Han and Tang commentaries in approaching the classics. Thus, the category宋学or 宋儒does not include all Confucians during the Song because this category excludes the more conservative世儒during the Song. But  the category宋学or 宋儒 is still very broad and encompasses a wide range including such major thinkers in the Northern Song as Ouyang Xiu, Fan Zhongyan, Su Shi, Wang Anshi, and the Cheng brothers.  Daoxue is one of the groups or schools within this broad category of 宋学.  
   Daoxue not only included the Five Northern Song Masters, but also Sima Guang and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Hu and Lu families; moreover, Hu Hung and Lu Zuqian were among the principal leaders of Daoxue during the twelfth century.  I regard the Zhuru mi ngdao ji as representative of this broad Daoxue group in the mid-twelfth century.  Reacting against the Zhuru mingdao ji and its inclusion of Daoxue thinkers like Zhang Jiucheng, Zhu Xi compiled the YiLuo Yuan Yuan lu.   In that work, he began to narrow Daoxue to focus more on the Chengs and Zhou Dunyi; however, that work still gave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the Hu and Lu families.  After 1181, Zhu’s versions of Daoxue generally excluded the Hu and Lu families.  I refer to Daoxue in the Song as a “fellowship” 社群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cerns and ties that participants shared.  Indeed, Lu Zuqian and Zhu Xi could refer to Daoxue as a “faction” 党.  Their philosophical idea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and Daoxue only gradually became a narrow school of thought.  It seems to me that because Daoxue was a social-political fellowship engaged in factional political struggles, Daoxue as a term works well in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Song intellectual history.  Lixue during the Song referred more to abstract philosophy discussed by some members of Daoxue; thus, compared to the term Daoxue, lixue seems less suitable term for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Song thought.  The meaning and scope of Daoxue of course changed especially when official Songshi created Daoxue biographies for only the narrow Cheng-Zhu school of thought.  I am currently doing research to write a sequel to my book on Zhu Xi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Daoxue from the Southern Song and Jin into the Yuan.  
    
    Professor Yu Yingshi’s Zhu Xi de lishi shijie sheds additional light on Zhu Xi’s thought and the evolution of Daoxue.  He takes a more thoroughly historical approach to Zhu Xi’s world than I did; moreover, this progression is reflected in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in our two book titles – both published originally by the Yunchen wenhua gongsi in Taibei.  The most recent Shijie zhexue includes my review of his book.  I praise his erudition, historical rigor, and kaozheng, but I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his use of the terms Daoxue and Lixue.(中间录音为杂音,缺)On the one hand, he says that in Song era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other hand, conceding that Lixue is the more commonly used term today, he follows the prevalent practice of using the term Lixue; moreover, he uses one term and then the other – as if they were essentially the same.  
   他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内圣”转到“外王”——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方向。他的立场比我更激进,他觉得朱熹等宋代主要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矛盾,而抽象的哲学并非主要的。例如关于无极而太极,他说抽象的哲学不太重要,主要的是朱熹利用抽象的范畴来批评皇帝的政权,所以发明抽象的哲学是为了有一个根据来讨论政治的矛盾,所以这种立场比起我的历史观来说要更激进。当然,他看的材料比我多,而且他有很多很好的证据。但我看来,假如他系统地用“道学”这个词,而且用宋代对道学的用法——注重政治斗争,他的那本书会更有说服力。但他还是用“理学”用得比较多,虽然他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哲学拖开,可是他用了“理学”,这对他的立场不利。
   在我看来,从南宋、元、明以来的,我们太注重朱熹,比较忽略其他人,所以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证明,朱熹受到他当代人的影响,受到他们的启发。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仁”这个范畴,朱熹对“仁”的定义是很有名的:“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可是这“心之德”三个字是张栻提出来的,而且从朱熹后来写给吕祖谦弟弟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来,朱熹开始是反对这三个字的,他觉得这三个字不行。可是到了最后,朱熹还是利用这三个字作为“仁”的定义的一半,这是朱熹利用别人的思想的一个具体例子。而且除了那封信之外,朱熹没有在其他的地方承认他是受了张栻对这一问题看法的影响。我还常常发现,朱熹是在批驳其他人的观点中提出自己的想法的。他跟陈亮、陆九渊的辩论,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所要强调的是,我们研究朱熹,不但要研究二程、周敦颐,或是孔孟等早期思想家的影响,还要研究他与当时人们的往来以及当时思想界的一些政治文化斗争等等,否则我们就无法了解朱熹自己的思想。
   所以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大。我觉得这有两个好处。第一,我们了解天才是怎么回事。东方有一些人说,中国人、日本人虽然比美国人要聪明多了,但是在创造力方面就比较弱,这不是我个人的判断,很多人都这样说。日本的一个和尚,以前跟我念硕士,然后回到日本去,他要把我的朱熹的那本书翻译出来。他觉得利用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日本人了解一点天才是怎么回事,他认为日本人太注重以伟大人物为天才,他觉得这本书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天才需要依靠和其他人的来往、启发。所以他觉得这本书值得翻译,虽然他说日本人对儒家思想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他还是花了几年的功夫辛苦地翻译出来,而现在他已经差不多完成这个译本。另外的一个好处,和中国的文化有更密切的关系,即这个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儒家文化是多元性的。我们以前,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太简单化儒家思想,特别是拿着朱熹的立场当作代表,以为朱熹说的就是儒家的传统。当然你们专家都很清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的老百姓就不太清楚中国文化多元性到什么地步,尤其是儒家思想。假如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就会想到佛教、道教、儒教这样的多元性,要是谈到儒家,他们还是受到五四运动以来的立场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对于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是有帮助的。假如我们了解一方面儒家的传统还是比较多元性的,比较宽的,我们就会更清楚地了解事实,比如说,朱熹回复儒家传统是在创造传统。朱熹回复孔孟思想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分析创造一种更新的传统,假如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更自由地研究儒家的传统,也可以更为自由地面对当代、将来的问题。用我们自己的创造力量来分析、面对我们现在的问题。
   在《朱熹的思维世界》之后,我做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研究,看起来跟它没有什么系统的联系,但在我自己看来还是有联系的。我下面举两个例子。一是讨论朱熹的鬼神论与他的道统有什么关系。关于这个问题,钱穆等学者利用朱熹的鬼神论来讨论朱熹的抽象哲学。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朱熹讨论的鬼看起来是比较迷信的,但我不是要讨论迷信或是宗教问题,我是要看鬼神与他思想有什么联系,特别是祖先神与他思想有什么关系。而且再进一步,他对于孔子的神灵有什么看法。这当然很复杂,可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一方面他恪守古代特别是《左传》以来的一个规定,即你必须祭祀你自己的祖先,而不能因为别人的祖先更伟大而去祭祀别人的祖先。朱熹说得很清楚,因为别人的祖先与你的气不同,血脉不对,这个祖先不是你自己的祖先,你不能祭祀他。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可以有一个例外,你可以祭祀你的老师,也可以祭祀孔子。朱熹进一步分析,比方说,皇帝可以祭祀天,因为他是天子,孔子的贡献是学问,所以我们可以从学问的角度与孔子发生联系。他的文集里就有他祭祀孔子的内容,这些我觉得很有趣,其中有这样两个例子。一次是他的一些学生做了坏事,他就向孔子请教怎么处理这些学生。问过之后,他说,幸亏孔子在儒经里已经告诉我怎么处理这些学生——打!我觉得很有趣,他利用孔子的权威来提高他自己的权威,而且把他放在孔子的神和学生之间,他可以跟孔子、跟圣人有直接的往来。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他在沧州精舍,好像是1194年,他们要祭祀孔子和古代的圣人,祭文保存得很完整。他一方面强调,古代圣人传下来的道统,依靠天的“神灵”其内容一直没有丢失,道的内容从古代的圣人一直传到朱熹这里。另外,他让他的学生,明确表示会接受道统,而且不会对其进行任何改变。我觉得这样的例子很清楚地说明,朱熹利用祭祀的机会,把他的权威至少在他的门弟子中建立起来,把自己的权威提高了。因为弟子们很清楚,必须把朱熹定下来的道的概念、内容和道统等等保存下来,不能改。很多人,特别是日本学者,认为朱熹去世之后,他的门弟子就提高朱熹的权威而排外。但我觉得,对于这一点,朱熹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他已经有这种倾向了,把儒家的多元性变得狭窄了。所以,元代就把道学的范围定得很窄,这不仅是受朱熹门人的影响,而且也是受了朱熹的影响。
   另外,我做的研究还包括黄进兴一本谈儒商的书。黄进兴在台湾史语所搞清代的儒家思想,你们大概也很熟悉他的著作,比如他讨论孔庙的那本书。他还有一本书,叫做《半世纪的奋斗》,写吴火狮的传记。吴火狮(1919—1986年)是台湾的一个商人,在日本控制下的台湾长大,小时候家里很穷。他父亲是一个苦力,在修铁路的时候被车撞了,以后不能走路,有七个小孩。幸亏吴火狮的一个姐姐结婚之后,利用她丈夫家里的一些财产,帮助吴火狮上了学,一直到八年级。八年级后他无法再继续读下去,没办法也去给日本人当苦力。然后他很辛苦地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赚钱,节俭,投资。日本人投降以后,他就开办了新光公司,开始很辛苦,他受到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排斥,因为他是台湾人。他就常常去看那些大官,包括控制台湾经济计划的人,可是尹仲容告诉他,他不能做重要的经济活动,因为他是台湾的土包子。可他还是继续做,而且他虽然只有八年级的教育水平,但他很注重科技,所以他从日本、美国、欧洲引进很多新技术。一般来说,日本都把比较老的、不重要的技术出口,可给他则是比较新的,因为他跟日本人的关系特别好。有很多好的例子。
   我几年前就决定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觉得这个人的故事很有趣。多半的商人都强调自己的成功,可是吴火狮却强调他失败的地方,而且失败的时候他就学习、总结。他还强调,你做买卖的时候,必须了解文化的背景,当你把外国的知识、方法拿来的时候,必须按照这个地方的文化进行改变。第二,黄进兴是一位很好的学者,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方面用两年多的时间对吴火狮进行采访,另外一方面他做了研究、整理、补充,对老人的记忆做了考察,了解真实的情况。黄进兴的立场很清楚,他是余英时先生的学生,他在八十年代刚一毕业时,余先生正在搞一些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特别是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有什么关系的研究,黄进兴受此影响很深。吴火狮自己给这本书取名叫《半世纪的奋斗》,可是黄进兴另外取了一个英文的书名,Business as a Vocation(商业作为一种天职),这个书名强调德国韦伯的立场,宗教影响商人的价值观,而且他觉得吴火狮将儒家价值观运用到商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火狮已经把新光发展成为当时台湾的第六大企业,这是非常成功的,虽然他总强调自己失败的地方。他1986年去世后,余先生替他写墓志铭,墓志铭中强调他把儒家思想、价值观转到商界。黄进兴把这个墓志铭放到书的后面。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来看儒家思想价值观跟近代经济发展有没有关系。黄进兴是很好的学者,可是我还是有怀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我可以先翻译他的书,然后写一篇文章讨论我的观点。这个翻译本大概四年之前在哈佛大学法律学院出版。
   如果我们把儒家价值观看作是朱熹的思想,那就不得不承认它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吴火狮,他说他是佛教弟子,另外也看不到朱熹的那些特别的范畴、思想等等对他的影响。可是,假如你把儒家的价值观看得宽一点,包括南宋陈亮的功利思想,那么吴火狮还是受到很大影响的。后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余先生写的一些文章就离开了他八十年代的立场,第一,承认资本主义还是欧美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的萌芽来讨论东方的经济发展,而应该用Fernard Braudel的“market economy”这个立场来了解。同时还可以考虑宗教思想价值观与经济发展的互相关系和互相影响。他说,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有一些特别好的思想,他们把公、私,义、利这样的范畴结合起来,把它们的矛盾统一起来,他觉得这对商业文化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余先生说这种公、私,义、利的统一是“理学”或者“Neo-Confucianism”,所以大家很容易就觉得公、私,义、利的结合就是儒家传统的主流思想。但如果我们看到宋代的辩论,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朱熹否定陈亮有这样公、私,义、利的结合。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从长一点的立场来看。比方说,吴火狮,他提到自己常常念一本书,这本书他就放在床边,晚上的时候就拿出来看,这本书是涩泽荣一的《论语と算盘》。涩泽荣一(1840—1931年)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商人,是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重要人物,他管理日本银行系统,创立了500多家公司,影响力非常大。到了晚期,他写了这本书,主要是说,日本公司是义利结合的,因此孔子、孟子的教导对商人特别有好处。可是,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日本的经济很发达,而中国不行?他认为,宋代,特别是二程、朱熹把传统弄得混乱了,甚至搞反了。朱熹把义、利分开,将公、私对立,因为他不了解孟子的立场。孟子说“何必曰利”是对统治者说的,而不是针对一般人,一般人当然要考虑利。而且他说,虽然日本受到朱熹的影响很大,但幸亏没有受到这一套东西的影响,所以经济可以发达。涩泽荣一的这种思想以前中国也出现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陈焕章写了《儒教论》,那本书的后面包括他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子及其门弟子对经济规则的了解》)的提要。他这篇博士论文的立场差不多跟涩泽荣一模一样。其实,儒家传统中也有人重视功利的思想,如陈亮、叶适、顾炎武等等,这些思想对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可是朱熹的思想,我自己觉得虽然有另外的用处,但用处不是杜维明他们所强调的,是用主流的儒家思想来帮助经济发展,因为朱熹的立场是批评太注重经济发展的;我们今天看朱熹的价值观,其作用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过分发达的部分。现在国内、国际的大公司太霸道了,中国政府、美国政府都很难控制它们,因为它们是全世界的。而且,它们一般来说,不是考虑价值观、道德,它们就是考虑怎么赚钱。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应该有一些道德观、价值观来分析、批评它们,当然必须有法律。这也是我们了解儒家思想的多元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最近我有一些文章是讨论这些问题的。
   最后,我稍微介绍一下我现在手头的项目。我现在希望写《朱熹的思维世界》后面的一本书,那本书讨论道学的演变到朱熹去世差不多就结束了,后面只有十几页讨论南宋末期。我现在回去,从朱熹去世写起,一直到元代编《宋史·道学传》为止,这一段就可以了解道学为什么从一个宽的范畴、范围,一个宽的、合作的团体,变成一个很窄、排外的一个新的正统,可以了解这个演变。可是,我做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非常难,因为我以前的方法就是看朱熹跟陈亮或是朱熹跟他当代的人的来往、通信、辩论、讨论,从这个角度来进入历史的世界。可是,从朱熹去世之后,南宋末期、金、元,140多年的历史,太分散了,而且主要的人物往往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所以我以前的办法不行。我以前还有一个办法。1998年我在《中国哲学》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儒家思想的演变,强调道学在金朝已经开始。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材料很分散,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看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等那些主要金代思想家对儒经的解释,他们对汉唐历史的解释,他们对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对诸葛亮等英雄的评价,用他们的论点,创造一个讨论的范围,而且这样可以跟朱熹作一个比较。可是,到元代,这样的方法效果还是很有限,但好像也是唯一的办法。同时我也觉得,我不要只用以前被普遍采用的方法,包括你们历史所的侯外庐、邱汉生等编《宋明理学史》的方法,选出来最主要的人物,讨论他们的哲学,一个一个地讨论,当然这样讨论有它的好处,有它的价值,不要否定,那本书对我也有很大的用处,可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做过了,我再这样地做,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一直很辛苦地找一条路。我目前的办法有两种,一种就是注重正统跟道统的互相的关系、互相的紧张、互相的矛盾。另外一种,就是希望找到一些别人不太讨论的人,所以目前就写了一篇关于关于郝敬思想的文章,特别是他讨论宋、金、元的道学,宋、金、元的道统。幸亏最近几年国内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他的思想,可是他们常常强调他思想的矛盾,我觉得他们强调的矛盾有点过分,那个矛盾一部分在我们当代人的脑子里。所以我要下功夫用他的立场去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先尽我的可能从他的立场了解他,然后再做判断。
   总之,我希望你们能对我以前的研究进行批评,另外也希望你们提一些意见,帮助我现在的项目能顺利进步。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记录:郑任钊)
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三辑


文章来源:思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