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暨第四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7-8日,“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暨第四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城南京召开。此次会议系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哲学系和中日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日本中央大学、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中日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们围绕如何看待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市民社会”研究和广松涉哲学研究三个主题,展开了气氛热烈而富有成效的研讨。
如何界定日本学界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首先成为了与会代表们关注的问题。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认为,日本学界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自身的特点:从文献学和文本解读来看,日本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远离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控制,因而在范式研究上一开始就溢出了“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范围;从社会现实的实践性研究来看,日本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又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东方色彩。基于上述两个理由,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日本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看作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相并立的三大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针对这一观点,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一兵教授提出质疑。他指出,日本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起点:一种是在意识形态上追随前苏东研究范式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既拒斥前苏东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西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研究范式,而广松涉、望月清司以及平田清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第二种研究范式的代表。“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是个笼统的概念,它在内涵上根本无法将上述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区别开来,而一旦抹杀了这种逻辑质点,就必然无法透视广松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张教授旗帜鲜明地反对使用“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名称“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来专门指称以广松涉和望月清司等为代表日本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此同时,张教授指认了“日本新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即隐含在广松“物像化”批判中的科学认识论倾向和望月清司“市民社会”论背后的深层人本主义倾向。这一观点得到与会大部分学者的认同。上述两个方面清晰的逻辑界划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深化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奠定了理论标尺。围绕“日本新马克思主义”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两大范畴,与会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献学研究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进展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界定等一系列问题,在诸多方面,与会学者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不论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在讨论中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性的理论范畴,即“市民社会”,因此,如何理解“市民社会”就成为了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最先引起关注的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关系问题。吉林大学张盾教授指出,“市民社会”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在市民社会中发现了阶级、剥削、财产权的压迫性和革命的必然性,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打通,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灭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张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上,马克思完全承袭于黑格尔而非契约论思想家,虽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从本体论上批判了黑格尔,但是不应放大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意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立新教授认为,市民社会作为严格的术语进入哲学研究的视野,首先来自黑格尔,但是由于他的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致使市民社会仍然停留在思辨的环节之中。而马克思则克服了黑格尔的缺陷,把市民社会从思辨的抽象中解脱出来,开启了市民社会研究的崭新路向。陈教授指出,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分析入手,说明了“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从对“市民社会”的积极肯定和批判否定两个维度进行剥离,由此界划了“市民社会”两种不同的含义:广义市民社会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而狭义市民社会就是指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思想史的革命变革。东南大学哲学系陈爱华教授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及观念上层建筑的分析出发,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于透视当代伦理精神的指导意义。吉林大学白刚博士认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之谜实质上就是资本之谜,马克思通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建起了资本批判的现象学。江苏省委党校刘力永博士认为,马克思以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视角阐发了市民社会的含义,深入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详细剖析了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为契机,与会学者着重探讨、评价了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理论。南开大学哲学系王南湜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具有普适性的指导原理,一个是具体层面的特定建构,二者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科学的理论整体。基于此,王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介乎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经验主义实证科学之间的历史科学,是一种既不同于思辨历史哲学又不同于经验论实证科学的“一般性方法原理所范导的经验性科学”即“批判的历史科学”。以此出发,王教授强调了望月清司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阐释的积极意义。他认为,望月清司从“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出发,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一个范导性原理,突破了传统的机械决定论模式,是对马克思“批判的历史科学”的的真正理解,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黑龙江大学江海波博士认为,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理论,实际上是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和演进过程的理论,但当望月清司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仅仅看作为市民社会史,这样也就错过了马克思历史观的精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代月博士认为,望月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从反对斯大林教科书体系开始的。在传统教义体系中,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被理解资本主义,二是被看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成熟的观点,三是等同于商品经济社会。王博士指出,望月清司在拒斥斯大林教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市民社会的三种理解:作为历史底基的市民社会、本源的市民社会和作为资本家转化形式的市民社会,建构起了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肯定了望月清司在马克思历史理论方面作的积极贡献。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及其效应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承叔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上也出现了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近代社会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分析框架,这主要以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人与现代政治国家关系问题而形成的“人-日常生活-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分析框架,这主要以弗罗姆、马尔库塞、萨特、列斐伏尔等为代表;第三次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生活世界―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分析框架,这主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在详细分析了这三种框架的理论嬗变的基础上,孙教授阐释它们对于深化、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日本中央大学星野智在比较从市场分工和阶级对抗入手的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和基于公共领域和交往主体的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解的基础上指出,广松涉围绕社会权利对国家和市民社会所进行的分析虽然是从马克思出发的,但已经涵盖了哈贝马斯的讨论。南京师范大学汤建龙博士则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内涵的两次大的变革。他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原本是指与上层建筑相对的经济领域,而葛兰西则把市民社会从经济领域中剥离出来,强调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属性。而到了高兹和哈贝马斯这里,市民社会则被赋予一种独立于上层建筑(国家)之外的自主性领域,在市民社会内涵演变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学术立场的变迁,具有“后马克思”的思想特征。与会学者关于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讨论既反映了国内外学界对于“市民社会”概念研究的既有成果,也产生了很多前瞻性观点,这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最后,与会学者还集中讨论了广松的“物像化论”与“四肢结构论”问题。张一兵教授认为,马克思存在两种物化理论: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物化,即对象化生产,这是一切社会得以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另一种是社会关系的物性颠倒。而广松的物象化论则是从马克思的第二种物化理论出发的,这一点又与他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本体论、马赫和康德的哲学逻辑指认存在内在一致性,从而构成他的所谓“事的世界观”的基础。张教授以历史构境论为依据认为,物象化论的形成标志着广松实现了自主性诠释到原创性逻辑的转变。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认为,广松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区分Versachlichung(物象化)与 Verdinglichung(物化),并强调马克思以Versachlichung替代Entfremdung(异化)的根本性意义。但广松涉的解释也存在缺憾:第一,广松涉完全忽视了卢卡奇对“物象化”与 “物化”区分;第二,广松的物象化论是建立在这种假设——即主体性被主体间性取代,主体的意识论模式被语言学模式取代——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假设在根基上是需要重新反思的;第三,广松完全没有区分马克思“物象化”概念的双重维度,它不仅具有批判性而且还具有提高生产力的进步维度;第四,马克思物象化论体现了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诉求,而广松完全抛弃了这一点,这既是不足取的更是错误的。日本广松研究专家小林昌人,依据广松早期未发表的手稿指出,广松涉的“物像化”论提出于1968年,这一理论与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室两种不同的路向,但“物像化”论的确立从理论上推进了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胡州师范学院邓习议博士基于对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的文本学解读认为,“四肢结构论”是对“物像化”论的推进,其理论缘起是对胡塞尔“三项图式”的克服,思想源泉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逻辑起点是比“是”更深层的规定即“作为”,分别从哲学、语言学和逻辑学三个层面揭示了广松“四肢结构论”的来源和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