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符号价值及其“超越”的方法论镜像—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
2011-05-20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鲍德里亚指出，在当今社会，人们不再是象过去那样，通过对物的直接占有来显示物的意义，而是通过操控物自身所承载的意义的差异性体系将自身与其他阶级界划开来，以此来凸现一种声望、地位的逻辑。这种逻辑已经超越了使用价值的功能性逻辑，但又不是与经济交换价值相关的单纯价值体系，而是一种具有可交换的、表征着地位和名望的象征性价值，鲍德里亚把这种价值称之为象征交换价值或符号价值。也正是依据这种逻辑，鲍德里亚将古典政治经学以及马克思政治经学判定为过去时，批判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与拜物教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看来，要想真正超越这种符号价值，终结政治经学本身就只能恢复象征交换。但由于其方法论上的缺陷，这就注定了鲍德里亚的理论必然无法逃脱失败的悲剧性命运。
关键词：符号价值；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使用价值；能指拜物教；象征交换
摘要：鲍德里亚指出，在当今社会，人们不再是象过去那样，通过对物的直接占有来显示物的意义，而是通过操控物自身所承载的意义的差异性体系将自身与其他阶级界划开来，以此来凸现一种声望、地位的逻辑。这种逻辑已经超越了使用价值的功能性逻辑，但又不是与经济交换价值相关的单纯价值体系，而是一种具有可交换的、表征着地位和名望的象征性价值，鲍德里亚把这种价值称之为象征交换价值或符号价值。也正是依据这种逻辑，鲍德里亚将古典政治经学以及马克思政治经学判定为过去时，批判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与拜物教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看来，要想真正超越这种符号价值，终结政治经学本身就只能恢复象征交换。但由于其方法论上的缺陷，这就注定了鲍德里亚的理论必然无法逃脱失败的悲剧性命运。
关键词：符号价值；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使用价值；能指拜物教；象征交换
我认为，符号价值（sign value）概念是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核心概念，它成为鲍德里亚逻辑运演的轴心。他正是依据这一逻辑向古典政治经学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发起了攻击，认为这些理论都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初级阶段；也正是凭借这一逻辑，他建构了自己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因此，如何理解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的概念及其意义，就成为我们解读《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突破点。
一、符号价值的生产：一种崭新的逻辑
鲍德里亚指出，物远远不只是一种实用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显现社会意指的承载者，它是一种社会以及文化等级的承载者——这些都至少体现在物的细节之中：形式、质料、色彩、持久性、空间的安置——简言之，物建构了符码，这是确定无疑的。” 在这里，物的存在本身被物的符码、表意关系所代替了。鲍德里亚指出，这种符码并不是单纯的空洞的符号的代名词，在其背后“隐藏着严谨的社会逻辑，虽然它从来不说出来，但却可以依据每种社会地位的特殊逻辑来推断和操控”，这种逻辑就是阶级的逻辑：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所属的阶级的语言来言说它，来操持它。这就决定了符码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处于同一平面上平行结构，而是一种具有等级差别的垂直序列。而作为这种等级性符码和意义体系的承载者的物，也由此获得了一种超越有用性的象征性功能，成为一种区分阶级、彰显不同地位的声望逻辑。“这些物的社会功能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分符号（distinctive sign），作为将不同于别人的那些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物。其他人甚至不可能理解它们。” “由此，物、它们的句法结构以及它们的修辞指涉的是社会目的以及社会的逻辑。……通过物，每个人以及每个群体都在某种秩序找寻他/她的位置，同时根据个人的发展模式努力地挤入这一序列之中。通过物，一个分层的社会出现了，并且如同大众媒介一样，物似乎在对每个人说话（不再存在任何具有等级的物）。它试图将每个人放置到某个特定的位置上。” 如果说在过去，人们是通过对物的占有、对物的使用价值的使用来彰显物自身的地位，那么，在现在，这种方式已经过时了。物已经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有用性上了，它已经超出了物性的范围，进入到了一个由具有等级结构的意义符码体系之中。物的存在被物的符码和表意关系所代替了，人们对物的操控方式倒过来建构整个社会。这是一种全新的话语，更是一种全新的逻辑。鲍德里亚把这种转变称之为“物的革命”，也就是在这种转变中，“诞生了另外一类价值”。在这里，人们不再是象过去那样，通过对物的直接占有来显示物的意义，而是通过操控物自身所承载的意义的差异性体系将自身与其他阶级界划开来，以此来凸现一种声望、地位的逻辑。这种逻辑已经超越了使用价值的功能性逻辑，但又不是与经济交换价值相关的单纯价值体系，而是一种表征着地位和名望的象征性价值。这种象征性价值与原始礼物的象征性价值不同，它虽然是一种象征性“价值”，但是它却仍然在市场上进行交换，鲍德里亚把这种可以用来交换的象征性价值称之为象征交换价值或符号价值（关于这种象征交换价值与象征交换中象征交换价值的不同，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中展开分析）。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来看，这一概念构成了鲍德里亚建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点。
那么，究竟是什么生产了这种符号价值呢？鲍德里亚通过对现代艺术品的签名行为和艺术品的拍卖的考察，认为正是类似于签名和拍卖这种象征性的劳动将“符号价值……剥离了出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价值。他指出：“符号价值（sign value）是被某种特定社会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但是差异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ce），以及差异性的等级体系的生产，都不能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相混淆，同时也不根源于它。在差异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劳动，它将经济价值与剩余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这一过程依据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交换，它是一种奢侈（sumptuary）的运作，是一种挥霍（devouring）。” 正是这种象征性劳动，“将消费变成了一种富有激情的、令人着迷的游戏……在其中经济价值遭到了破坏，然而却诞生了另外一类价值” ，即符号价值（sign value）。鲍德里亚认为，这种符号价值的生产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物质生产的崭新的逻辑。生产前者的是一种象征性劳动，而后者则是一种生产主义的生产性劳动，鲍德里亚认为，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产生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在经济秩序之中，剩余价值的占有与积累的控制是最为根本的。在（文化的）符号秩序之中，对于花费（expenditure）的掌握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对在符码的控制下所发生的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sign exchange value）转变的掌握是决定性的。统治阶级总是或者将它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建筑于符号价值之上，或者（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努力试图以符号语言的特权去超越、跨越经济特权，并且将后者神圣化，因为它代表着统治的最后阶段。这种逻辑延续了阶级的逻辑，它不再通过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来定义，而是根据对意指过程的掌控来定义。” 特权阶层就是利用这种象征性劳动不断地创造着符号价值，进而通过居有这种价值将自身同其他阶级区别开来的，以此不断地来操控和建构整个社会。
在这里，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在何种层面上来言说消费？众所周知，在后期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把“消费”定义为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对物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并且是把消费看作为从属于生产的一个内在环节，“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对此，鲍德里亚指出，这种消费的逻辑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设定，是一种需求的神话，它根本无法解释当今景观社会的现实，因而，必须要抛弃这种古典的消费逻辑，从一个更新的层面上来重新界定消费的意义。于是，马克思就成为了鲍德里亚批判的靶子。他指出：“消费的行为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购买（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反复转换）；同样也是一种‘花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忽略了这一方面——也就是说，消费是一种财富的显现……正是这种价值，在超越交换价值的层面上展现出来，并建筑于后者的解构（destruction）之上，赋予了物的购买、获得、占有以差异性符号价值。在此，并不是货币的数量呈现价值，如同在拥有等价物的经济逻辑之中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货币依据某种差异性或者挑战性的逻辑被花费、被牺牲，被吞噬的过程说明了价值。由此每一个购买行为都同时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也是差异性符号价值得以产生的经济转换行为。” 可以看出，在鲍德里亚的逻辑中，真正构成消费基础的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功能性逻辑，也不再是交换价值的经济性逻辑，而是一种象征性的交换价值或符号价值。因此，消费不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所界定的“消费”，即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对物的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而是一种对物的象征性价值的消费。它也不再仅仅是一种从属生产的次属逻辑，而是一种在今天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符号和差异的逻辑，是一种“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的大写的消费”逻辑。
鲍德里亚指出，物远远不只是一种实用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显现社会意指的承载者，它是一种社会以及文化等级的承载者——这些都至少体现在物的细节之中：形式、质料、色彩、持久性、空间的安置——简言之，物建构了符码，这是确定无疑的。” 在这里，物的存在本身被物的符码、表意关系所代替了。鲍德里亚指出，这种符码并不是单纯的空洞的符号的代名词，在其背后“隐藏着严谨的社会逻辑，虽然它从来不说出来，但却可以依据每种社会地位的特殊逻辑来推断和操控”，这种逻辑就是阶级的逻辑：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所属的阶级的语言来言说它，来操持它。这就决定了符码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处于同一平面上平行结构，而是一种具有等级差别的垂直序列。而作为这种等级性符码和意义体系的承载者的物，也由此获得了一种超越有用性的象征性功能，成为一种区分阶级、彰显不同地位的声望逻辑。“这些物的社会功能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分符号（distinctive sign），作为将不同于别人的那些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物。其他人甚至不可能理解它们。” “由此，物、它们的句法结构以及它们的修辞指涉的是社会目的以及社会的逻辑。……通过物，每个人以及每个群体都在某种秩序找寻他/她的位置，同时根据个人的发展模式努力地挤入这一序列之中。通过物，一个分层的社会出现了，并且如同大众媒介一样，物似乎在对每个人说话（不再存在任何具有等级的物）。它试图将每个人放置到某个特定的位置上。” 如果说在过去，人们是通过对物的占有、对物的使用价值的使用来彰显物自身的地位，那么，在现在，这种方式已经过时了。物已经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有用性上了，它已经超出了物性的范围，进入到了一个由具有等级结构的意义符码体系之中。物的存在被物的符码和表意关系所代替了，人们对物的操控方式倒过来建构整个社会。这是一种全新的话语，更是一种全新的逻辑。鲍德里亚把这种转变称之为“物的革命”，也就是在这种转变中，“诞生了另外一类价值”。在这里，人们不再是象过去那样，通过对物的直接占有来显示物的意义，而是通过操控物自身所承载的意义的差异性体系将自身与其他阶级界划开来，以此来凸现一种声望、地位的逻辑。这种逻辑已经超越了使用价值的功能性逻辑，但又不是与经济交换价值相关的单纯价值体系，而是一种表征着地位和名望的象征性价值。这种象征性价值与原始礼物的象征性价值不同，它虽然是一种象征性“价值”，但是它却仍然在市场上进行交换，鲍德里亚把这种可以用来交换的象征性价值称之为象征交换价值或符号价值（关于这种象征交换价值与象征交换中象征交换价值的不同，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中展开分析）。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来看，这一概念构成了鲍德里亚建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点。
那么，究竟是什么生产了这种符号价值呢？鲍德里亚通过对现代艺术品的签名行为和艺术品的拍卖的考察，认为正是类似于签名和拍卖这种象征性的劳动将“符号价值……剥离了出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价值。他指出：“符号价值（sign value）是被某种特定社会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但是差异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ce），以及差异性的等级体系的生产，都不能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相混淆，同时也不根源于它。在差异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劳动，它将经济价值与剩余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这一过程依据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交换，它是一种奢侈（sumptuary）的运作，是一种挥霍（devouring）。” 正是这种象征性劳动，“将消费变成了一种富有激情的、令人着迷的游戏……在其中经济价值遭到了破坏，然而却诞生了另外一类价值” ，即符号价值（sign value）。鲍德里亚认为，这种符号价值的生产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物质生产的崭新的逻辑。生产前者的是一种象征性劳动，而后者则是一种生产主义的生产性劳动，鲍德里亚认为，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产生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在经济秩序之中，剩余价值的占有与积累的控制是最为根本的。在（文化的）符号秩序之中，对于花费（expenditure）的掌握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对在符码的控制下所发生的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sign exchange value）转变的掌握是决定性的。统治阶级总是或者将它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建筑于符号价值之上，或者（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努力试图以符号语言的特权去超越、跨越经济特权，并且将后者神圣化，因为它代表着统治的最后阶段。这种逻辑延续了阶级的逻辑，它不再通过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来定义，而是根据对意指过程的掌控来定义。” 特权阶层就是利用这种象征性劳动不断地创造着符号价值，进而通过居有这种价值将自身同其他阶级区别开来的，以此不断地来操控和建构整个社会。
在这里，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在何种层面上来言说消费？众所周知，在后期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把“消费”定义为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对物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并且是把消费看作为从属于生产的一个内在环节，“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对此，鲍德里亚指出，这种消费的逻辑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设定，是一种需求的神话，它根本无法解释当今景观社会的现实，因而，必须要抛弃这种古典的消费逻辑，从一个更新的层面上来重新界定消费的意义。于是，马克思就成为了鲍德里亚批判的靶子。他指出：“消费的行为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购买（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反复转换）；同样也是一种‘花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忽略了这一方面——也就是说，消费是一种财富的显现……正是这种价值，在超越交换价值的层面上展现出来，并建筑于后者的解构（destruction）之上，赋予了物的购买、获得、占有以差异性符号价值。在此，并不是货币的数量呈现价值，如同在拥有等价物的经济逻辑之中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货币依据某种差异性或者挑战性的逻辑被花费、被牺牲，被吞噬的过程说明了价值。由此每一个购买行为都同时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也是差异性符号价值得以产生的经济转换行为。” 可以看出，在鲍德里亚的逻辑中，真正构成消费基础的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功能性逻辑，也不再是交换价值的经济性逻辑，而是一种象征性的交换价值或符号价值。因此，消费不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所界定的“消费”，即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对物的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而是一种对物的象征性价值的消费。它也不再仅仅是一种从属生产的次属逻辑，而是一种在今天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符号和差异的逻辑，是一种“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的大写的消费”逻辑。
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
在分析完之后，鲍德里亚总结出了四种不同的逻辑：“1、使用价值的功能性逻辑；2、交换价值的经济性逻辑；3、符号价值的差异性逻辑；4、象征交换的逻辑。” 1和2两条逻辑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居有的逻辑，第3条逻辑则是新出现的声望和地位逻辑。第4条逻辑是原始礼物交换的逻辑，可以说，这一逻辑构成了他批判其他逻辑的本体论依据。鲍德里亚指出，在今天的社会中，符号价值的逻辑以绝对性的优势压倒了其他三条逻辑，成为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和“统治阶级的基石”。在这里，物不再被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再生产出来，而是“直接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价值被生产出来。……只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今天除非能够被解码为一种符号，任何事物（物、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等）都不能被生产和交换。” 也正是立足于这一点，鲍德里亚才说：“当代的社会……成为了一个符号统治的社会”。可以说，这一结论是鲍德里亚自身逻辑运演的必然的结果。
但是，我们进一步追问，鲍德里亚赋予符号价值逻辑如此重要的地位，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鲍德里亚指出：“如果文化、消费以及符号都必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分析的话，是不能通过消除它们或将它们放逐到某个外在的领域来做到的，相反，而是要通过将它们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当中才能完成。这就意味着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经典化的政治经济学的边界必须要放弃。……在今天，只有一般化的政治经济学（a generalized political economy）能够界定一种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在这里，鲍德里亚的目的终于出场了：符号价值已经远远溢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边界，那种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为主导逻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今天的现实，已经成为一种过去时，因而，必须要从理论上对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清算，用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填补这一缺环。鲍德里亚把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命名为“一般政治经济学”（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y）或符号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并将其指认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符号是商品的最高阶段，而符号政治经济学则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高峰。因而，“只有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能够分析当下的统治方式（mode of domination）如何能够重新获得、整合、同时利用所有的生产方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所有‘之前的’、‘古代的’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只有这种批判能够分析经济的统治模式的核心如何能够再发明（或者再生产）符号、等级、隔离以及区别的逻辑和策略；如何重述那些属人关系构成的封建逻辑，甚至那些礼物交换的逻辑以及交互性逻辑，或者竞争性交换的逻辑——以便能够同时既超越‘现代的’社会经济的阶级逻辑，又能够让其成为至高无上的力量。……而对此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只能来自于符号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我想指出一点就是，鲍德里亚的根本目的其实并不是要建立一种真正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反，而是要从根基上终结政治经济学，这一点他在《生产之镜》明显地表达了出来，并且公开指认这种所谓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
在分析完之后，鲍德里亚开始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对上述四种逻辑做出了相应的划界，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不仅仅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逻辑，而且还包括符号价值的逻辑。在这里，鲍德里亚引入了索绪尔的符号学逻辑，在政治经济学与语言学之间建立了一种等同的关系，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比等同于能指与所指之比。因而，“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形成了某个体系”，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物质生产（商品形式）的过程与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生产（符号形式）的过程划归到同一个体系逻辑中，共同构成了整个价值领域。而象征性交换则被清除到价值领域之外，成为一种与整个价值体系彻底分裂的无价值的领域。鲍德里亚用下面两个图示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完之后，鲍德里亚总结出了四种不同的逻辑：“1、使用价值的功能性逻辑；2、交换价值的经济性逻辑；3、符号价值的差异性逻辑；4、象征交换的逻辑。” 1和2两条逻辑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居有的逻辑，第3条逻辑则是新出现的声望和地位逻辑。第4条逻辑是原始礼物交换的逻辑，可以说，这一逻辑构成了他批判其他逻辑的本体论依据。鲍德里亚指出，在今天的社会中，符号价值的逻辑以绝对性的优势压倒了其他三条逻辑，成为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和“统治阶级的基石”。在这里，物不再被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再生产出来，而是“直接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价值被生产出来。……只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今天除非能够被解码为一种符号，任何事物（物、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等）都不能被生产和交换。” 也正是立足于这一点，鲍德里亚才说：“当代的社会……成为了一个符号统治的社会”。可以说，这一结论是鲍德里亚自身逻辑运演的必然的结果。
但是，我们进一步追问，鲍德里亚赋予符号价值逻辑如此重要的地位，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鲍德里亚指出：“如果文化、消费以及符号都必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分析的话，是不能通过消除它们或将它们放逐到某个外在的领域来做到的，相反，而是要通过将它们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当中才能完成。这就意味着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经典化的政治经济学的边界必须要放弃。……在今天，只有一般化的政治经济学（a generalized political economy）能够界定一种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在这里，鲍德里亚的目的终于出场了：符号价值已经远远溢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边界，那种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为主导逻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今天的现实，已经成为一种过去时，因而，必须要从理论上对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清算，用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填补这一缺环。鲍德里亚把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命名为“一般政治经济学”（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y）或符号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并将其指认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符号是商品的最高阶段，而符号政治经济学则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高峰。因而，“只有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能够分析当下的统治方式（mode of domination）如何能够重新获得、整合、同时利用所有的生产方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所有‘之前的’、‘古代的’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只有这种批判能够分析经济的统治模式的核心如何能够再发明（或者再生产）符号、等级、隔离以及区别的逻辑和策略；如何重述那些属人关系构成的封建逻辑，甚至那些礼物交换的逻辑以及交互性逻辑，或者竞争性交换的逻辑——以便能够同时既超越‘现代的’社会经济的阶级逻辑，又能够让其成为至高无上的力量。……而对此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只能来自于符号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我想指出一点就是，鲍德里亚的根本目的其实并不是要建立一种真正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反，而是要从根基上终结政治经济学，这一点他在《生产之镜》明显地表达了出来，并且公开指认这种所谓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
在分析完之后，鲍德里亚开始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对上述四种逻辑做出了相应的划界，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不仅仅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逻辑，而且还包括符号价值的逻辑。在这里，鲍德里亚引入了索绪尔的符号学逻辑，在政治经济学与语言学之间建立了一种等同的关系，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比等同于能指与所指之比。因而，“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形成了某个体系”，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物质生产（商品形式）的过程与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生产（符号形式）的过程划归到同一个体系逻辑中，共同构成了整个价值领域。而象征性交换则被清除到价值领域之外，成为一种与整个价值体系彻底分裂的无价值的领域。鲍德里亚用下面两个图示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经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 能指/所指 象征交换
一般政治经济学 象征性交换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y） （Symbolic Exchange）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y） （Symbolic Exchange）
通过这样一个图式，我们可以看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指/所指全包含在一般政治经济学之中，因此，要想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的批判，仅仅象马克思那样停留于对交换价值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对其他框题进行彻底批判。于是，在这里，鲍德里亚提出了三个最为重要的任务：
第一、去除马克思政治经学中的需求的神话，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延伸到对使用价值的批判中去，彻底批判使用价值的拜物教。
第二、无论是使用价值的拜物教还是交换价值的拜物教，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恋物癖，是一种低级的所指拜物教，在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更加深刻能指的游戏，因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须延伸到对符号以及符号体系的批判，即对能指拜物教的批判。
第三、超越符号价值，建立一种象征交换理论，终结政治经学本身。
第一、去除马克思政治经学中的需求的神话，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延伸到对使用价值的批判中去，彻底批判使用价值的拜物教。
第二、无论是使用价值的拜物教还是交换价值的拜物教，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恋物癖，是一种低级的所指拜物教，在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更加深刻能指的游戏，因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须延伸到对符号以及符号体系的批判，即对能指拜物教的批判。
第三、超越符号价值，建立一种象征交换理论，终结政治经学本身。
三、使用价值拜物教与能指拜物教：鲍德里亚的符号学还原
在资本主义的今天，符号价值逻辑成为了统治性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要想真正地理解物的内涵及其意义，就必须要超越“物的需求所具有的自然的幻象以及超越使用价值优先性的假设”，从符号价值的逻辑来重新诠释物的定义。站在符号价值的逻辑基础上，鲍德里亚反过来对马克思对物和拜物教的理解进行了批判。
首先，鲍德里亚向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理论发起了攻击。第一，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被“表征为一种客观的、终极的内在目的”，被看作为一种“逃脱了阶级的历史决定性”的不可比的质性因素。鲍德里亚认为，这一观点彰显了“马克思的唯心主义”特征，由于他“没有彻底地将使用价值纳入到等价逻辑当中，还将使用价值作为一个不可比（incomparability）的范畴，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促成了一种神话（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的神话）。他将个体与物的关系视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概而言之即‘自然的’人的需求与相应的物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其中物被设想为具有使用价值。所有这些被看作为主体与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抽象的、物化的异化关系的对立面。主体的真理就存在于此，存在于作为私人的关系的具体领域以及与社会的和抽象的市场领域对立的使用当中。” 鲍德里亚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虚构，因为只有在象征交换中所涉及的物以及产品才是真正不具有可比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体系抽象化的结果，使用价值也不例外。“使用价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样，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它“是整个形而上学的表达”，因而必须要抛弃这种从使用价值（有用性）来定义物的逻辑，转以符号价值来诠释物的真实内涵。在这里，我发现，鲍德里亚的逻辑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僭越：将使用价值等同于有用性自身，将对使用价值的批判等同于对有用性原则的批判。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1）当鲍德里亚直接拒斥有用性原则的时候，其最终目标必然是反叛整个人类文明史（因为有用性原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2）真正支配鲍德里亚的逻辑运演的在本质上是莫斯—巴塔耶的“无用性”的草根浪漫主义哲学。第二，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赋予了使用价值一种解放的逻辑，“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埋葬，如同天堂中自然的和谐被原罪和灾难所打破一样，在未来救赎的承诺之中，始终被铭刻为在大写的历史的最后阶段被挖掘出来的没有损坏的本质” ，即复归于使用价值。鲍德里亚认为，这纯粹是一种误识，是一种价值的神学。使用价值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它是交换价值的结果，因而使用价值本身并不是独立于等价逻辑的解放支点，而是和交换价值一样是被体系抽象化的结果，是一种拜物教，马克思恰恰把这种拜物教看作为解放的出路，这是一种极大的神秘倒错，因而必须要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的无罪性进行彻底清算。鲍德里亚指出，使用价值并不是无罪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拜物教，然而人们却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被整个地遮蔽在神秘性当中，……根植于人类学当中，植根于一个自然化的过程当中，被视为是一个无法超越的原初指涉物”，于是“使用价值和需求借助于唯心主义的人类学逃脱了历史的逻辑，以一种形式的永恒性被铭记：这就是物的有用性的永恒性，拥有需求的人对物的占有的永恒性”。 鲍德里亚认为，所有这些在本质上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学，可惜地是，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种“神话学”，而是将其视之为一种既定事实，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以使用价值为逻辑之点的解放理论在本质上必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谋。
其次，他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已经过时了，必须生发出一种新的拜物教理论。鲍德里亚首先从词源学意义上考察了拜物教一词的含义，他认为，拜物教是一种物恋，一种物质性的物的崇拜，即主体赋予载体（物）一种神性，但主体却把载体本身等同于神性，进而崇拜物本身。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拜物教其实就是一种异化与复归的心理学模式，是整个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设定。那么如何来看待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呢？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并没有摆脱这种物恋的异化模式，“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的概念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活生生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神圣的、让人着迷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屈从模式”，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物恋的隐喻。这种拜物教显然是一种低级的拜物教，它不可能解释今天的现实。在这里，鲍德里亚借助于符号价值的逻辑，重新诠释了拜物教理论。他指出，在今天，“物已经被掏空了，失去了它的实体存在和历史，被还原为一种差异的标记”，成为一种负载着文化意义体系的差异性符号，因而，“商品拜物教不能再依照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变戏法（dramaturgy）来理解了。” 拜物教不再是与实体性的物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与符号关联起来”的。所以，“即使存在拜物教，也不是一种所指拜物教，或者一种实体与价值的拜物教（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拜物教），……而是能指拜物教（fetishism of the signifier）。也就是说，主体陷入到了一个虚假的、差异性的、被编码的、体系化了的物之中。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物或者主体）的迷恋，而是对符码的迷恋（passion），它控制了物以及主体，使他们都屈从于其自身，进而将他们移入到抽象的操控之中。” 正是借助于符号价值的逻辑，鲍德里亚实现了对马克思使用价值理论和拜物教理论的批判，将古典政治经学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判定为一种过去时，实现了自己理论的建构。从这种逻辑出发，我们自然会以为，符号价值成为了鲍德里亚正面论证定的东西，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错觉，鲍德里亚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以符号价值为支点来建构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反，而是要彻底超越这种价值，并从根本上来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
在资本主义的今天，符号价值逻辑成为了统治性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要想真正地理解物的内涵及其意义，就必须要超越“物的需求所具有的自然的幻象以及超越使用价值优先性的假设”，从符号价值的逻辑来重新诠释物的定义。站在符号价值的逻辑基础上，鲍德里亚反过来对马克思对物和拜物教的理解进行了批判。
首先，鲍德里亚向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理论发起了攻击。第一，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被“表征为一种客观的、终极的内在目的”，被看作为一种“逃脱了阶级的历史决定性”的不可比的质性因素。鲍德里亚认为，这一观点彰显了“马克思的唯心主义”特征，由于他“没有彻底地将使用价值纳入到等价逻辑当中，还将使用价值作为一个不可比（incomparability）的范畴，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促成了一种神话（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的神话）。他将个体与物的关系视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概而言之即‘自然的’人的需求与相应的物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其中物被设想为具有使用价值。所有这些被看作为主体与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抽象的、物化的异化关系的对立面。主体的真理就存在于此，存在于作为私人的关系的具体领域以及与社会的和抽象的市场领域对立的使用当中。” 鲍德里亚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虚构，因为只有在象征交换中所涉及的物以及产品才是真正不具有可比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体系抽象化的结果，使用价值也不例外。“使用价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样，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它“是整个形而上学的表达”，因而必须要抛弃这种从使用价值（有用性）来定义物的逻辑，转以符号价值来诠释物的真实内涵。在这里，我发现，鲍德里亚的逻辑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僭越：将使用价值等同于有用性自身，将对使用价值的批判等同于对有用性原则的批判。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1）当鲍德里亚直接拒斥有用性原则的时候，其最终目标必然是反叛整个人类文明史（因为有用性原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2）真正支配鲍德里亚的逻辑运演的在本质上是莫斯—巴塔耶的“无用性”的草根浪漫主义哲学。第二，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赋予了使用价值一种解放的逻辑，“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埋葬，如同天堂中自然的和谐被原罪和灾难所打破一样，在未来救赎的承诺之中，始终被铭刻为在大写的历史的最后阶段被挖掘出来的没有损坏的本质” ，即复归于使用价值。鲍德里亚认为，这纯粹是一种误识，是一种价值的神学。使用价值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它是交换价值的结果，因而使用价值本身并不是独立于等价逻辑的解放支点，而是和交换价值一样是被体系抽象化的结果，是一种拜物教，马克思恰恰把这种拜物教看作为解放的出路，这是一种极大的神秘倒错，因而必须要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的无罪性进行彻底清算。鲍德里亚指出，使用价值并不是无罪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拜物教，然而人们却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被整个地遮蔽在神秘性当中，……根植于人类学当中，植根于一个自然化的过程当中，被视为是一个无法超越的原初指涉物”，于是“使用价值和需求借助于唯心主义的人类学逃脱了历史的逻辑，以一种形式的永恒性被铭记：这就是物的有用性的永恒性，拥有需求的人对物的占有的永恒性”。 鲍德里亚认为，所有这些在本质上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学，可惜地是，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种“神话学”，而是将其视之为一种既定事实，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以使用价值为逻辑之点的解放理论在本质上必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谋。
其次，他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已经过时了，必须生发出一种新的拜物教理论。鲍德里亚首先从词源学意义上考察了拜物教一词的含义，他认为，拜物教是一种物恋，一种物质性的物的崇拜，即主体赋予载体（物）一种神性，但主体却把载体本身等同于神性，进而崇拜物本身。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拜物教其实就是一种异化与复归的心理学模式，是整个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设定。那么如何来看待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呢？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并没有摆脱这种物恋的异化模式，“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的概念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活生生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神圣的、让人着迷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屈从模式”，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物恋的隐喻。这种拜物教显然是一种低级的拜物教，它不可能解释今天的现实。在这里，鲍德里亚借助于符号价值的逻辑，重新诠释了拜物教理论。他指出，在今天，“物已经被掏空了，失去了它的实体存在和历史，被还原为一种差异的标记”，成为一种负载着文化意义体系的差异性符号，因而，“商品拜物教不能再依照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变戏法（dramaturgy）来理解了。” 拜物教不再是与实体性的物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与符号关联起来”的。所以，“即使存在拜物教，也不是一种所指拜物教，或者一种实体与价值的拜物教（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拜物教），……而是能指拜物教（fetishism of the signifier）。也就是说，主体陷入到了一个虚假的、差异性的、被编码的、体系化了的物之中。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物或者主体）的迷恋，而是对符码的迷恋（passion），它控制了物以及主体，使他们都屈从于其自身，进而将他们移入到抽象的操控之中。” 正是借助于符号价值的逻辑，鲍德里亚实现了对马克思使用价值理论和拜物教理论的批判，将古典政治经学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判定为一种过去时，实现了自己理论的建构。从这种逻辑出发，我们自然会以为，符号价值成为了鲍德里亚正面论证定的东西，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错觉，鲍德里亚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以符号价值为支点来建构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反，而是要彻底超越这种价值，并从根本上来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
四、终结政治经济学：象征交换对“符号价值”的超越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鲍德里亚认为，必须跳到政治经济学之外，寻求一个新的参照系和支点。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的礼物交换与巴塔耶的耗费逻辑成为他“超越符号价值”的最主要参照系，象征交换终于出场了。鲍德里亚通过对原始社会中物的消费，如库拉和夸富宴的回顾，将象征交换逻辑从前期的依附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条独立运演的逻辑。鲍德里亚指出：“在象征性交换中，礼物是我们最为切实的实例，物在此不是一种物：物不能脱离它进行交换的具体关系，同时也不能脱离它在交换中所要转让的部分：物并不那么独立。确切地说，物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经济的）交换价值。给定的物所具有的是象征交换价值（symbolic exchange value）。” （鲍德里亚有时也把这种价值称之为“象征性价值”。）在这里，我必须郑重地指出一点，在鲍德里亚的逻辑布展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象征交换价值：一种是在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中物所具有的象征交换价值；一种是在差异性生产中物所具有的表征着名望和地位的象征交换价值。二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完全异质的。鲍德里亚指出，前者首先是一种非积累、耗费的活动方式，其追求的是一种理性计算之外的无意义。其次，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礼物回馈的机制，是一种具有可逆性的回路。再次，这种象征交换指涉的是合作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是一种属人的交换，因而，在其中，“物不是自主的，因此也不能作为一种符号而被符码化”，它所具有的仅仅只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到了这里，鲍德里亚才幡然醒悟，才真正地意识到“象征性价值”这一术语的自相矛盾之处。其指出道：“确切地说来，并不存在象征性‘价值’，只存在象征性‘交换’，它将自身界定为一种与价值和符码不同，并超越了它们的存在。为了创造出象征性交换，所有价值形式（物、商品或者符号）都必须被否定。象征性交换是与价值领域完全割裂的。” “象征性交换并非一种价值（它不是明确的、自为的、可衡量的或者可被编码的）。”然而，一旦这种象征性交换被打破，那么，不能被价值化的物也将被抽象为有用性的价值、商业的价值或地位的价值，具有了一种可被操控的象征交换价值。在这里，象征本身也沦为了一种工具，成为了一种完全与象征性交换相左的功利性机制。这种象征交换价值不再是原初那种回馈性礼物逻辑，而是一种垂直性的差异性逻辑，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和政治霸权的逻辑，是一种“带有恐怖主义组织的意义操控”。那些特权阶级正是通过对物的这种象征价值的消费来不断地建构他们自身的特权，以此成为统治其他阶层的最隐蔽的、最内在的方式。
经过这种对比之后，本节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也已经出来了。在鲍德里亚看来，要想真正超越符号价值（第二种象征交换价值），就必须要回归到第一种逻辑之中，即回归到象征交换（不是象征交换价值）的逻辑。“在象征性交换中，物或者其他所有的价值都回归于无……正是某种东西，通过给予和回馈，在它的显现或者缺席中消解了或者表征了关系的解体，物，这个res nulla，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益处。由此，只有那些通过持续的交互性交换来设定其意义才能逃离交换价值，而这种交互性交换只存在于礼物以及礼物的回馈之中” ，“只有模棱两可性（作为价值的一种断裂，作为符号价值的另一面，或者作为对符号价值的超越，以及作为象征性的显现）能够让符号的明确性以及透明性、使用价值（理性的解码），以及交换价值（流通的话语方式）都陷入危机当中”，彻底地摆脱了价值的形式。也就是在这里，鲍德里亚喊出一种令人震撼但又使人心酸的口号：“恢复象征性……符号必须被焚烧！” “只有大写的象征性……在根本上颠覆了符号”，“它是人类学革命的基础”，只有它才能真正“终结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地展现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 。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鲍德里亚认为，必须跳到政治经济学之外，寻求一个新的参照系和支点。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的礼物交换与巴塔耶的耗费逻辑成为他“超越符号价值”的最主要参照系，象征交换终于出场了。鲍德里亚通过对原始社会中物的消费，如库拉和夸富宴的回顾，将象征交换逻辑从前期的依附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条独立运演的逻辑。鲍德里亚指出：“在象征性交换中，礼物是我们最为切实的实例，物在此不是一种物：物不能脱离它进行交换的具体关系，同时也不能脱离它在交换中所要转让的部分：物并不那么独立。确切地说，物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经济的）交换价值。给定的物所具有的是象征交换价值（symbolic exchange value）。” （鲍德里亚有时也把这种价值称之为“象征性价值”。）在这里，我必须郑重地指出一点，在鲍德里亚的逻辑布展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象征交换价值：一种是在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中物所具有的象征交换价值；一种是在差异性生产中物所具有的表征着名望和地位的象征交换价值。二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完全异质的。鲍德里亚指出，前者首先是一种非积累、耗费的活动方式，其追求的是一种理性计算之外的无意义。其次，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礼物回馈的机制，是一种具有可逆性的回路。再次，这种象征交换指涉的是合作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是一种属人的交换，因而，在其中，“物不是自主的，因此也不能作为一种符号而被符码化”，它所具有的仅仅只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到了这里，鲍德里亚才幡然醒悟，才真正地意识到“象征性价值”这一术语的自相矛盾之处。其指出道：“确切地说来，并不存在象征性‘价值’，只存在象征性‘交换’，它将自身界定为一种与价值和符码不同，并超越了它们的存在。为了创造出象征性交换，所有价值形式（物、商品或者符号）都必须被否定。象征性交换是与价值领域完全割裂的。” “象征性交换并非一种价值（它不是明确的、自为的、可衡量的或者可被编码的）。”然而，一旦这种象征性交换被打破，那么，不能被价值化的物也将被抽象为有用性的价值、商业的价值或地位的价值，具有了一种可被操控的象征交换价值。在这里，象征本身也沦为了一种工具，成为了一种完全与象征性交换相左的功利性机制。这种象征交换价值不再是原初那种回馈性礼物逻辑，而是一种垂直性的差异性逻辑，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和政治霸权的逻辑，是一种“带有恐怖主义组织的意义操控”。那些特权阶级正是通过对物的这种象征价值的消费来不断地建构他们自身的特权，以此成为统治其他阶层的最隐蔽的、最内在的方式。
经过这种对比之后，本节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也已经出来了。在鲍德里亚看来，要想真正超越符号价值（第二种象征交换价值），就必须要回归到第一种逻辑之中，即回归到象征交换（不是象征交换价值）的逻辑。“在象征性交换中，物或者其他所有的价值都回归于无……正是某种东西，通过给予和回馈，在它的显现或者缺席中消解了或者表征了关系的解体，物，这个res nulla，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益处。由此，只有那些通过持续的交互性交换来设定其意义才能逃离交换价值，而这种交互性交换只存在于礼物以及礼物的回馈之中” ，“只有模棱两可性（作为价值的一种断裂，作为符号价值的另一面，或者作为对符号价值的超越，以及作为象征性的显现）能够让符号的明确性以及透明性、使用价值（理性的解码），以及交换价值（流通的话语方式）都陷入危机当中”，彻底地摆脱了价值的形式。也就是在这里，鲍德里亚喊出一种令人震撼但又使人心酸的口号：“恢复象征性……符号必须被焚烧！” “只有大写的象征性……在根本上颠覆了符号”，“它是人类学革命的基础”，只有它才能真正“终结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地展现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 。
五、对鲍德里亚的批判性反思
第一，鲍德里亚从当代“景观社会”的现实出发，以物为立脚点，揭示了实体的物所具有的符号价值的意义。他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仅仅借助于符号学的逻辑将物直接蒸发为符号，相反，而是通过对物自身内在性的分析，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物的意义体系。并且揭示了符号价值在整个社会中得以产生、运转以及反过来建构当下社会的机制，在这理论上无疑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是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恰是以现代艺术品的签名与艺术品的拍卖为前提的，这两个事例都是一种特设性的事例，鲍德里亚却把这这种特设性放大为所有的物，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放大。另一方面，他的这种符号价值很明显是一种特权阶层的逻辑，在第三世界和底层人的生活中根本不具有普遍性。
第二，鲍德里亚仅仅以这种符号价值为逻辑依据，就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判定为过去时，他的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武断的理论强暴，严重地忽视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意义。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位理论家，他更是一位革命家，他关心的是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理论的最终价值旨趣，而他的政治经济学恰恰是以此为己任的，它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剖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依据，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以往任何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特征。而鲍德里亚是根本不关心这一点的，他仅借助于某一特定的历史结论就宣判马克思的过时，看不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论无知。同时，他的符号价值逻辑不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种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更不可能会给无产阶级指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途径，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大同谋，也是一种更大的保守主义；再退一步来讲，鲍德里亚的最终旨趣也并不是批判资本主义，而是立足于莫斯——巴塔耶象征交换和无用性的哲学来反叛整个人类文明，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第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仍然是在传统的恋物癖的异化与复归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因而批判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是一种低俗的拜物教，进而用一种能指的拜物教来超越马克思的理论，这种做法显然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真实内涵。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是以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作为后盾的。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逐渐实现了由过去“多”向“一”的转变：首先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一般、无差别的劳动一般，然后是市场交换中出现的价值一般，资本成为了一种普照的光，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 “抽象”统治的无人社会，这恰恰构成马克思所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真实语境。这种“抽象”本身是一种价值关系，当这种关系以物的形态（货币、资本）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以为这种物是真实的，于是原本是人创造的产物的物却成为了奴役人的主体，为了描述这种物役的现象，马克思才到宗教世界中寻找了一个比喻并把此叫做拜物教。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解释地非常清楚了，他只是在借喻的意义上来使用“拜物教”这一概念的，他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拜物教的含义，赋予它一种崭新的意义：关系拜物教。因而，马克思语境中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决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实体性的恋物癖（商品、货币、资本都只不过是抽象关系显现的载体），而是一种更为深刻关系拜物教，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奴役的根源。同时，马克思所论说的这种抽象决不是思维的形而上学的虚构，而“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发展的客观结果。因而，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也决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是人的理性所赋予的一种异化与复归的心理模式，而是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真实写照，是资本主义奴役性本质的客观表达。鲍德里亚根本无法透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深厚的经济学意蕴，而仅仅根据传统的恋物癖逻辑来诠释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这是不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无知表现，更是对马克思的污辱。
第四，就鲍德里亚的“超越”的方法论根基而言，很明显是一种非历史的。他始终没有向我们解释，如果象征交换曾经是占主导地位的消费模式，那么，为什么这一模式会历史性的消失了呢？这样一种象征交换是如何一步一步转化为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的形式的呢？更进一步讲，这种交换又是何以可能在“新的阶段上”重新出现，并取代符号价值成为一种主导地位的模式呢？要想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只有通过历史自身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发生学的逻辑才能真正揭示这种象征交换自身演变的历程。很显然，鲍德里亚并不是这样做的。他把历史本身机械化了：原始社会是一种象征交换，古典资本主义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逻辑，而当代社会则是符号价值逻辑。要想超越这种符号价值，只需恢复象征性就可以了 。这种通过把象征性予以本体化，并将其看作为批判一切的依据的做法，只能是故步自封者的异想天开，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浪漫神话。因为仅仅借助于象征性来对符号价值进行外在的敲打，而不去真实分析现实革命的可行性，就这一点而言，不论他的理论多么深邃、多么令人震撼，它最终的结局必然只会流于荒唐的口号之中，在现实中是绝对找不到出路的。这就是鲍德里亚理论上的幸福与现实中绝望完美的结合。
第一，鲍德里亚从当代“景观社会”的现实出发，以物为立脚点，揭示了实体的物所具有的符号价值的意义。他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仅仅借助于符号学的逻辑将物直接蒸发为符号，相反，而是通过对物自身内在性的分析，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物的意义体系。并且揭示了符号价值在整个社会中得以产生、运转以及反过来建构当下社会的机制，在这理论上无疑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是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恰是以现代艺术品的签名与艺术品的拍卖为前提的，这两个事例都是一种特设性的事例，鲍德里亚却把这这种特设性放大为所有的物，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放大。另一方面，他的这种符号价值很明显是一种特权阶层的逻辑，在第三世界和底层人的生活中根本不具有普遍性。
第二，鲍德里亚仅仅以这种符号价值为逻辑依据，就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判定为过去时，他的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武断的理论强暴，严重地忽视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意义。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位理论家，他更是一位革命家，他关心的是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理论的最终价值旨趣，而他的政治经济学恰恰是以此为己任的，它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剖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依据，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以往任何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特征。而鲍德里亚是根本不关心这一点的，他仅借助于某一特定的历史结论就宣判马克思的过时，看不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论无知。同时，他的符号价值逻辑不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种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更不可能会给无产阶级指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途径，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大同谋，也是一种更大的保守主义；再退一步来讲，鲍德里亚的最终旨趣也并不是批判资本主义，而是立足于莫斯——巴塔耶象征交换和无用性的哲学来反叛整个人类文明，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第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仍然是在传统的恋物癖的异化与复归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因而批判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是一种低俗的拜物教，进而用一种能指的拜物教来超越马克思的理论，这种做法显然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真实内涵。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是以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作为后盾的。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逐渐实现了由过去“多”向“一”的转变：首先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一般、无差别的劳动一般，然后是市场交换中出现的价值一般，资本成为了一种普照的光，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 “抽象”统治的无人社会，这恰恰构成马克思所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真实语境。这种“抽象”本身是一种价值关系，当这种关系以物的形态（货币、资本）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以为这种物是真实的，于是原本是人创造的产物的物却成为了奴役人的主体，为了描述这种物役的现象，马克思才到宗教世界中寻找了一个比喻并把此叫做拜物教。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解释地非常清楚了，他只是在借喻的意义上来使用“拜物教”这一概念的，他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拜物教的含义，赋予它一种崭新的意义：关系拜物教。因而，马克思语境中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决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实体性的恋物癖（商品、货币、资本都只不过是抽象关系显现的载体），而是一种更为深刻关系拜物教，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奴役的根源。同时，马克思所论说的这种抽象决不是思维的形而上学的虚构，而“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发展的客观结果。因而，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也决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是人的理性所赋予的一种异化与复归的心理模式，而是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真实写照，是资本主义奴役性本质的客观表达。鲍德里亚根本无法透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深厚的经济学意蕴，而仅仅根据传统的恋物癖逻辑来诠释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这是不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无知表现，更是对马克思的污辱。
第四，就鲍德里亚的“超越”的方法论根基而言，很明显是一种非历史的。他始终没有向我们解释，如果象征交换曾经是占主导地位的消费模式，那么，为什么这一模式会历史性的消失了呢？这样一种象征交换是如何一步一步转化为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的形式的呢？更进一步讲，这种交换又是何以可能在“新的阶段上”重新出现，并取代符号价值成为一种主导地位的模式呢？要想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只有通过历史自身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发生学的逻辑才能真正揭示这种象征交换自身演变的历程。很显然，鲍德里亚并不是这样做的。他把历史本身机械化了：原始社会是一种象征交换，古典资本主义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逻辑，而当代社会则是符号价值逻辑。要想超越这种符号价值，只需恢复象征性就可以了 。这种通过把象征性予以本体化，并将其看作为批判一切的依据的做法，只能是故步自封者的异想天开，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浪漫神话。因为仅仅借助于象征性来对符号价值进行外在的敲打，而不去真实分析现实革命的可行性，就这一点而言，不论他的理论多么深邃、多么令人震撼，它最终的结局必然只会流于荒唐的口号之中，在现实中是绝对找不到出路的。这就是鲍德里亚理论上的幸福与现实中绝望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