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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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一种思维和策略的转向

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一种思维和策略的转向 斯坦福大学妇女和性别研究所20周年纪念大会札记
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一种思维和策略的转向


  2001年6月1日斯坦福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在校学生活动中心举行了四个专题讨论会以庆祝该所成立20周年。当天参加庆典活动的共有80多人,其中包括当初的创始人,目前各系部从事女权主义研究的教授,以往毕业的校友代表和正在选修女权主义课程的学生。笔者也应邀参加了此次盛会,并作了“女权主义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主题发言。

  本次庆祝活动吸引了多家电视台和报纸的关注,因为近期相继发生在校园的与女权主义相关的三个事件为这一盛会做了很好的广告宣传。其一,医学院职员科妮莉亚博士控告其上司性别歧视案件历时一年多终于在4月份获得胜诉。其二,英语系詹妮弗•萨默博士于5月份成为英语系自88年以来第一位获得副教授和终身任职的女性。其三,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在5月底宣布将从下学期开始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招聘更多的女性教师和职员。

  当天庆贺大会所讨论的四个题目分别是:女权主义研究与教育:学术、教学和课程建设;女权主义研究与同盟军建构:种族、阶级和性欲;女权主义与艺术:创造性、文化和交流;女权主义和政治:政策、实践和社会变迁。整个研讨会的内容可以归纳为:追昔抚今,展望未来。来美国访学以前,本人也曾写过几篇探讨女权主义的文章。我一直认为女权主义运动和研究在西方一定如火如荼,一帆风顺。聆听完“先辈们”诉说之后,一天下来我真是感慨万千,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感触与反思记录下来以纠正当年自己认知上的偏颇。

  

穷途末路:偏颇的早期女权主义批评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它的思想基础大致有三。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压迫学说,弗洛伊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ph a llo cen tr ism)和解构主义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到,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经济基础决定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自母系社会解体后,在社会大生产中女性便处于劣势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沦为被压迫者;而男性则成了家庭和社会中的主宰者,长期扮演着压迫者的角色。其次,从心理和意识方面来讲,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在幼年时期便开始意识到自己缺少男性阳物缺憾。这种缺憾一方面往往使女性感到自卑,另一方面对“阳物崇拜”助张了男权和父权社会文化体系产生。再者,主张“消解中心”的解构主义为颠覆男性霸权、寻求女性的独立和自主提供了方法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女权主义批评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研究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猛烈的批判。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权主义写作方式。

  英美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凯特•米勒特和伊莱恩•肖瓦尔特。前者的《性政治》“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露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后者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旨在“描述从勃朗特时代到当今的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传统”,以填平奥斯汀、勃朗特、乔治•艾略特、沃尔夫等大作家之间的断裂与鸿沟,从而去展示女性文学持续不断的传统。

  回顾和审视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权主义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而诞生和发展的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有其积极的一面。它顺应了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深化的趋势,对夫权制社会给予了全面、深刻的批判,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女性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实践活动;它的批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创新和拓展之处,为西方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之后,许多曾被历史湮没的作家诸如艾米莉•狄更生和赛珍珠被文学批评家重新挖掘。但是,女权主义同时也呈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和偏颇,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和实践行为太激进。例如,妇女解放运动的许多领袖把婚姻叫作“奴役”、“合法的强奸”和“无偿的劳动”。在曼哈顿,五万名妇女昂首阔步地走过第五大道,一律不戴乳罩,任其乳房在胸前颤颤巍巍。纽约大学三分之一的参加过和完全陌生人做“一夜夫妻”的活动。

  众所周只知,女权主义反对的就是男权压迫,它的终极目标就是寻求独立平等和个性的解放。然而女性的解放是一个比较复杂和漫长的工程体系。良好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固然对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争取与男性相平等的社会权益起着很大的决定性作用,可它不是惟一的因素。《白毛女》的喜儿绝不会因为八路军的到来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而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政治独立和身心健全的女性。黄世仁给她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而卫慧笔下甘愿堕落的“上海宝贝”和南方较为盛行的“二奶”现象也当并非今中国社会制度的产物。由此看来,女性的真正解放还取决于其他因素诸如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弱。

  女权主义在策略和实践上的种种偏颇导致了它一度“声名险恶”,成了“极端主义”和“暴力”的同义词。女权主义有太扩张太冲突的感觉,不太被社会所接受。20世纪70年代之后,它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其实践的结果也仅仅是雷声大雨点小。前面提到的近期发生在斯坦福校园的三大女性事件就是很好的佐证。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场新兴的女权主义——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便在美国各主要大学的校园里悄悄产生了。

  
艰难的起步:从女权主义走向后女权主义


  西方妇女学(w om en stu d ie s)和社会性别学(g en d e r stu d ie s)现在有20多年的历史。它主要在美国,欧洲要弱的多。80年代中期从国外传来的w om en stu d ie s被译为“妇女研究”,准确的译法是应是“妇女学”。有人认为“妇女”这个词政治色彩太强,建议不用“妇女学”而用“女性学”。但同时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说“女性”易将妇女生物学化,掉进本质主义陷阱。有学者还根据当前发展趋势,还是称作“妇女与社会社会性别学”(W om en&G en d e rs Stu d ie s)较好,其理由是现在“社会性别”逐渐成为一个分析范畴,适用于所有学科范畴。当今的妇女学既是多学科—跨学科的以社会性别为核心概念的新知识体系,又是需要张扬妇女主体(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主体),“妇女与社会社会性别学”这一称谓可以避免淹没妇女主体。在国外,一些大学纷纷以“妇女与社会性别中心”命名,就反映了这种趋势。

  在西方,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很清楚地在高等学校里边进行,是学术界的。它跟妇女运动的关系是什么呢?它是在妇女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它受了妇女运动的启发,要来改变男权的文化、制度,也要改变男权的知识结构——清理以前对女性的认知。用流行的话语来讲就是“解构”,就是要把以往的知识清理一番,看看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以及产生这些知识的基础、背景是什么。妇女学从研究来说,是解构知识体系;从教学过程看,它与妇女运动的实践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明显。美国不是一开始就有妇女学,它是早期女权主义和实践的产物。它从妇女运动也就是西方女权运动中产生。当时好多社会各界的妇女在社会上搞了运动之后,就将运动中的议题,很具体的,如争取堕胎权,同工同酬……好多议题带回学校。高等学校女教师在50年代末、60年代中是很少的,那时女学生不少。女学生回来之后,就要看看课堂学的东西里面怎么回事,也想了解自己。妇女在社会上受了这么多的思想启示,回到课堂,怎么样?于是在女学生的推动下,有些女教师就开始做了妇女史的研究和教学。然后就推向其它学科。最早是从史学开始,然后从其他学科一们课程一门课程的开始来清理。

  不过,妇女学在大学的兴起在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一段坎坷之路。这是因为人们对它还不太了解,存有许多偏见。斯坦福大学的妇女学始于1981年。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可授予学位的学科则是七、八年之后。研究中心副主任、妇女学的创始人埃斯特尔•弗里曼向与会者讲述了它们当年所碰到的种种挫折。在当时,许多教授认为妇女学不是一门科学。学校的董事会也是经过无数次的辩论和听证之后才同意开设这一专业。妇女学88级学生戈尔芬尼在回忆当年学校生活情景时讲到,“当我向我的导师提到我准备放弃政治学去攻读妇女学硕士学位时,我的导师满脸茫然地问到:“你母亲知道什么是女性学吗?”

  妇女学的广泛而深远的目标在全美妇女联合会1977年成立的的导言中是这样表述的:“为推动和维持‘意识和和知识中重大的成就的教育策略’,这将‘改变’个人、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将‘改变’整个社会”。它旨在创造建立一个既没有性别歧视,也没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年龄主义和异性恋主义。美国学者玛丽莲•鲍克塞在其新著《当妇女提出问题的时候》(1998)和她的论文“重新规划大学蓝图:培养妇女研究博士的前景”(1998)“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与学科问题”(1999)对妇女学的两个根本目标做了详细的论述。她认为妇女学既尽可能深入而广泛地扎根于系科之中,又伸展出去参与适合妇女学知识兴趣和具体体制结构的跨学科单位,也就是说同时参与学科和跨越界限深表认同。

  后女权主义——妇女学和性别学同20世纪60、70年代的根本差异在它的跨学科性和政治倾向的温和性。什么是跨学科?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跨学科:历史、理论和方法》中指出:“在本世纪,跨学科被定义成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我用跨学科一体化互换等形容词来表达融合不同观点的设想或渴望。”J•皮亚杰认为跨学科是学科之间“相互吸收”的结果,其中所涉及的双方或全部学科通过相互作用而改变。

  跨学科产生是因为女权主义所涉猎的问题都很宽广,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可以给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就是将女性置于多种社会范畴——包括国家、地区、种族、阶级、宗教、性倾向来研究妇女问题。这些众多的范畴自然而然涉及到许多学科。就拿斯坦福大学2000-2001年妇女学的课程表例,它为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亚洲语言、经典阅读、比较文学、舞蹈、戏剧、英语语言与文学、法国与意大利研究、德国研究、哲学、宗教研究、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种族与文化、健康研究与政策、历史、人类生物学、法律、语言学、医学、商务、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妇女学的跨学科性使教师、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分析问题,去寻求一个比较公正全面的判断和认识。

  自80年代以来,从事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的教师、学者提出了女权主义阶段理论。她们根据评价女权主义关于改革课程和学科的观点的发展过程,把学术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男性学术阶段:这个阶段对于知识的片面性和排他性没有意识;(2)补偿性学术阶段:在这个阶段妇女的缺失被提出来了,但妇女在学术中的加入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触及和改变传统结构;(3)双焦点学术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经验被认为具有二元性,但仍然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来看女性,并且学术中女性形象也依旧比男性少;(4)女权主义学术阶段:这个阶段把女性放于中心位置,提出新的问题以阐释不同女性多元化的经历;(5)多元焦点相关学术阶段:这个阶段全面看待人类的经历,确定把人性中的不同面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和使它们分离的因素。(杜芳琴,2000)

  至于说社会性别理论,大量建构是在70年代以后。自“g en d e r”这个词诞生以后,人类才意识到有时史以来任何人类社会都有社会性别。在此以前,人类对性别的认识是无意识的。这个词代表了女权主义在历史发展上的一个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社会行动,人的身体变成了一种社会性别。这些行动在历史时间中不断更新、更改和巩固。历史学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性别作了一个概括。他认为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他强调了两点:第一,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妇女学和性别学的温和性在于它放弃了早期女权主义偏颇、激进的一味地去颠覆男权的政治主张和实践。它主张通过教育来普及和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来循序渐进地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学的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意识不等于社会性别觉悟。它们二者之间有一个过程。女性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只是有了一种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如果女性再能具备社会性别觉悟,她们便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有一种挑战传统的两性结构的战略影响,对社区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才能进行有效地干预。

  兴起于美国校园的女性学和社会社会性别学对培养和提高女性学生的性别意识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妇女学课程重视培养学生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许多学生分析大型社会机制的能力。这个社会机制是差异得以根植、强化和确定的原因,也是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及其持久化的原因。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能帮助学生把知识与个人经验相结合,创造个人化的学习方式。同时,它还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批判意识。相对于其他课,学生在妇女课堂上经常争论课堂内外的话题,妇女学的教授也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教育方式带给学生是一生的受益。她们毕业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居于何处,她们都会带着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评判和改造自身以及自己所生存的社会。  比较早期的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争取妇女的解放,追求女性的自我疆界,但它们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前者代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主张激烈的变革,通过颠覆和消解男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代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通过提高全体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觉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认识上的不同、理念的偏差是产生二者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女权主义从偏激走向温和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就是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公正地去审视自己所要采取的行动,对万物都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