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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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的政治

性解放的政治



性解放的政治

  在以下这篇文章中,我主要想谈性解放运动和(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反对运动之间的关系。由于处理的话题特殊,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这篇文章可能不像其它何春蕤本人所写的文章一样易读,这是我必须声明在先的。

  用何春蕤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有一大部分的文章是:

  思考与妇女相关的议题。我相信透过分析妇女的处境和造成这些处境的社会成规,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见塑造我们整个社会的压抑力量。这些议题的影响力和重要性绝不亚于那些日日占据报纸头条位置的「大」新闻。(引自何春蕤〈边地发声〉一文,原刊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认为何春蕤在此暗示着:像父权制、性压抑制度、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异性恋制度、一夫一妻制……这些力量常常是彼此依赖、互相支持、互相渗透的,故而在塑造我们社会的形态上都是同等重要,难分难解的。

  另方面,这些塑造社会形态的力量不但有其各自的特殊性(specificities)及相对自主的运作逻辑,而且还是在论述中或甚至借着论述来克服彼此的矛盾,以形成一个互相依赖与支持的整体。

  在这个前提下,针对父权制的女性主义、针对性压抑的性解放论述、以及针对异性恋制度的同性恋解放论述,均应彼此串连包含,并且和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论述串连起来。

  当然,目前这本小书并未能做到串连起这些批判性论述的目的,它只是做了些很初步的建议。在何春蕤的另一本书《豪爽女人》中,她曾企图将妇女解放与性解放串连起来,显示两者的密切关联。我认为何春蕤之所以选择性解放(而非像社会主义、环保主义等等)来和妇女解放勾连起来,除了她个人对性这个话题的关注兴趣外,还有她对性解放在目前台湾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中的策略位置的评估。简单的说,她认为「性解放」处于一个极为边缘、被主流排斥的位置,并且和各种新的、旧的权力关系顽强地对立着。故而一个被性解放论述所渗透的妇女运动,或甚至被性解放论述所渗透的整个反对运动,将不易被资本主义或国家机器这些主流势力所收编驯服。

  举例来说,如果妇女运动的议题完全是以好女人或受害者的权益为唯一诉求(像被遗弃的离婚女人、伟大的母亲、牺牲自己的家庭主妇、乏人照顾的老年妇女、被强暴的国中女生、刻苦耐劳的女工、认真工作但受歧视的上班女性……等),那么妇女运动所呼召的这些主体并不必然和父权社会主流道德相违背,因为父权社会正要求女人有「好女人」形象(而「受害女人」在父权社会中也一定要是「好女人」才会被认定为真正受害,否则就是咎由自取)。这样一来妇女运动就很容易沦为父权制下的救济运动、补漏洞运动,或沦为只是少数妇女政客进入国家机器分享政权(统治权)的选举动员。因此,妇女运动绝不应去符合父权制所要求或所能容忍的女人形象,而也要同时去呼召像豪放女、好色女、第三者、出墙女、同性恋女人、性变态女人等等这些明显和父权制的女「性」生殖逻辑及女性角色矛盾对立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妇女解放和性解放及同性恋解放应有某种交集。

  在我看来,何春蕤在本书中对和「性」相关现象的文化批评,是从以下两点基本认识出发的。第一点在于指出一些「性开放」的现象其实也是性压抑。第二点则是指出某些主体的性开放实践未必就是性解放。这两点当然是相互呼应的。何春蕤首先指出:

  在我们这个过度性压抑的社会中,虽然生产并撩拨情欲的管道和速度愈来愈广泛发达,但是,它们同时提供的满足情欲的方式仍然是另一些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的性压抑形式。(何春蕤,〈边地发声〉)

  更具体的说,目前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和性有关的东西,像情趣商品、情爱小说、性学论着……,似乎性的各种信息都在暴增,性的空间也在扩张。这代表了什么?是「性」开始受到解放吗?还是它只是个假相?这些其实都只是商业销售的手法或花招罢了,并没有真正改变两性间的游戏规则。例如:多数人还是认为外遇的第三者是那个婚姻外面的人,却没有人想过原配可能才是真正的第三者,原配才是那个阻碍了爱情、阻碍了情欲的第三者。

  显然,婚姻的框架仍然主宰了我们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但是真正的性解放是拆解现有框架,而不是一些小小花招的改变。台湾的社会到今天仍认为,基本的婚姻关系不容挑战,而且,控制的力量往往是透过被压抑最深的人来执行,如:女人。因此,原配的权利被当成现阶段谈外遇唯一的正当说法。以此来看,与性有关的商品暴增,并不是性解放,反而是更多的性管教,它建立了更多的框框以及模式,把大家放在它的范围里玩。

  (何春蕤,〈女人当然要性解放〉,《妇女杂志》,一九九四年三月号,页63-64)

  所以对何春蕤而言,许多教人如何享受性爱的说法,或者对情欲经验的正面描述,由于还是预设了传统爱情、婚姻、异性恋制度之类的架构,因此这类性开放的言论仍然是一种性压抑、性管教或性驯训。换言之,如果只谈享受性爱,却不谈改变两性的不平等、不谈改变教养小孩的方式,也没有正当化同性恋、豪放女、好色男、「性变态」、师生恋…等等「不伦」性爱,那么父权体制依旧,传统包袱仍在,性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何春蕤接着说:「既然『性』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目前这种道德性、压抑性的言论还会继续下去,那么,边缘的声音就只有在次文化圈里形成。」(何春蕤,〈女人当然要性解放〉)

  在指出某些「性开放」说法或文化现象仍可能是性压抑后,何又在以下点出某些主体的性开放实践也未必就是性解放。她首先指出:

  建立在主体意愿上的性经验及相关思考,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建立自信与胆识、练达与缜思的主要力量来源。但是我们这个性压抑的社会只想用学业、爱情、婚姻来延后性生活和经验的开始,同时用羞愧、罪恶、污秽来抹黑这股生命的基本动力。这些包袱的层层束缚,巩固的是现存的两性、亲子、长幼之间的宰制关系,也间接稳定了社会其它层面上的压迫关系,更以强大而隐匿的力量,使得我们的女人胆怯、退缩、幼稚,使得我们的男人踌躇、脆弱、扭曲,更创造了一个充满性危险,而且金钱与性密切交换的社会环境。

  好在是,在此同时,我们社会仍有愈来愈多的人在自己个别的生活世界中营造出与主流道德意识无关,或者甚至相违背的性经验与性模式,【例如,有些人】快乐的尝试做爱、主动的搜换伴侣、尽情的享受短暂的交会。(何春蕤,〈边地发声〉)

  对何春蕤所说的这些人而言,情欲的发展不以婚姻为目标、为限制。其性实践的模式则是「只要双方合意,两情相悦,就可做爱,不要追求天长地久或曾经拥有,只要曾经享受就可以了。」(何春蕤,〈女人当然要性解放〉)

  这些日渐普及的、性开放的、多样的性活动或实践,不论是异性恋或同性恋,也不论是性「变态」或「正常」,并不能算作性解放。因为这些存在于社会边缘的性活动或实践仍被视为偏差行为,而被资本主义所利用及消费,或被媒体所窥视兼嘲弄,被国家机器所定位或收编,等等。更重要的是,从事这些边缘性实践的人──特别是女人──并没有经验到光荣、自信、能力、肯定及骄傲,他们没有将这些边缘的性活动公诸于世或告知亲友,公共的论坛也没有表扬或赞赏些人。相反的,他们常隐藏这些性活动,因为他们感到羞耻、罪恶、自卑、不光釆等等。像这样的性实践当然不是什么性解放。

  明显的,何春蕤绝非在否定这些性开放的、「变态」的、边缘的性实践。相反的,她要指出:

  这些日渐普及的性活动或许仍是在既有的两性宰制关系中运作,目前所需要的是发展论述来使它们正当化,扩大其影响力,并使这些论述与另类的、反对的文化发生关联,营造其中潜在的解放力量,以便做为下一波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何春蕤,〈边地发声〉)

  以下就让我详细地解释这段话,以及其中的可能蕴涵。

  首先,我相信在何春蕤的想法里,性解放首要的是一种语言活动或论述实践,也就是那些被「性多数」或「性主流」所压迫的主体,可以在公共场合或公共论坛、媒体上,自由地谈论性或书写表达性,并试图发展出和主流对抗的性论述;这也就是说,被「性主流」压迫的主体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性经验、交换性信息、诠释自己的性活动。透过这样的性解放论述实践,这些被压抑的主体(也就是性解放者),要正当化各种边缘的性活动(同性恋、性变态、不伦性爱、反父权一夫一妻婚姻的性爱……),以形成多元「性道德」的共识。

  性解放这样的目标当然不可能靠国家、教育、市场、媒体这些主流力量来达成。所以真正的反对运动(也就是反对国家机器、资本主义、父权制、异性恋制度等主流力量的运动,而不是以夺取政权为目的之运动)应当积极地去诠释或看待上述那些日渐普及的、边缘的性实践。

  另方面,如果边缘的性实践能透过和反对性质的社会运动挂勾的性解放论述而被赋予新的、正当的意义,就能产生和主流力量对立的效果,否则就是一些白白浪费掉的人群实践,被主流力量所利用、收编或定位。让我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明:

  在目前这个过度压抑的社会,有许多不满的、被压抑的「性少数」存在着,这些「性少数」像是豪放女、同性恋、好色男、虐待狂、恋物狂、恋童症者、第三者或通奸者、展示狂等等。但是这股强大的不满能量,或者说,这么多样的性少数,也应该可以成为改革社会的动力,像女性主义性解放运动便是重新疏导不满情欲于女性主义性解放的论述中、(亦即,召唤被压迫的性少数和女性主义者平等互动),使之能促进两性平等;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将性解放和环保、劳工、同性恋、老人、儿童、学生等主体的解放勾连起来。

  不过,一旦这种性解放运动开发出不小的能量时(也就是召唤出愈来愈多的抗争主体时),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体制这些主流力量是不会坐视的,它们也会改变过去压抑禁制的策略,而以局部的怀柔、有限度的开放来加以收编。例如,主流会对一些出匦的情欲表现出「宽容」、「同情」、「谅解」的姿态,像现在部分主流对同性恋的态度一样。(但是主流绝不会容许同性恋完全合法化、道德正常化,以及分享媒体与教育上的权力。)主流也可能搞一些温驯的、「正常」性的情欲论述,大谈性的享受与经验,或者较开明的性教育,但是仍然局限在一夫一妻家庭的框架中,也不挑战父权制及现存的两性关系。或者主流可以正面描绘出匦情欲──如,外遇,召唤出快乐、青春活力、无牵挂又洒脱的「第三者」,但是却在召唤中勾连到商品的消费,以转移第三者的不满或其被压抑的情欲于商品消费中。主流也可能大张旗鼓的谈性论性,好象「性」不再是禁忌话题,但是却用医学的、性学专家的报告来谈,将性的发言权放到专业权力手中。

  面对主流力量的收编,我们站在边缘立场的性解放运动因此必须不断逃逸,不断地移向边缘性实践,以探测主流收编的底线,而且同时勾连着其它社会运动,使主流不易收编或定位我们。在策略上,我们性解放运动或许不必也不太可能在运动初始就极端边缘化(例如,将焦点放在成人与儿童的性爱、人与兽的性交等边缘性实践),而变成一种与常识完全断裂的大拒绝;相反的,我们在初始时至少应能连接起现阶段的一些常识,以正当化性解放的论述。然后随着运动的进展、新常识的建立、因应主流的收编策略,我们不断逃逸到更边缘的位置上,以更边缘的性实践做为正当化论述的焦点。

  真正的性解放并不必然和「保守」的性模式冲突,真正的性解放事实上欢迎多元的、平等的各种性模式,各种性生活方式或性文化。性解放反对的是统一标准的性模式,因为单一性模式不但假借「正常」或「规范」之名抹煞性差异,也施行父权制、异性恋霸权、资本、国家等主流的权力原则。后面这些主流力量可以借着「性」,施行压抑、禁制、检查、规训、驯化、鼓励、生殖等等。总之,从历史上来看,主流力量是可以因利害及局势而更换盟友的。换句话说,主流权力既可能和保守的性模式相结合,也可以和某种开放形式的性模式相结合。

  以上的讨论己经暗示了「性解放」(emancipation of sexuality)未必就是某种性能量的释放(liberation),而「性压抑」也不单单就是一种对性能量或性满足的禁制,而可能是有某种积极或生产性的效应。下面就让我由理论的角度来谈一谈我对「性压抑」、「性解放」这些名词的看法,我相信何春蕤在本书中以及她的《豪爽女人》中使用这些名词时,也是采同一看法的。

  「性压抑」、「性解放」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名词(像能量、升华、置换)源自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以及马库色(Marcuse)、赖希(Reich),这些马克思─弗洛依德主义者,他们将弗洛依德学说发展成政治性质的性解放学说。我的许多想法基本上受到上述这个弗洛依德传统的很大影响。但是我也像某些政治性的弗洛依德主义者一样,不满意弗洛依德的生物主义,希望能将弗洛依主义「社会建构」化,将「性」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不是某种生物的本能,或某种「量」的及「善」的人之本质。(不过,弗洛依德的性本能也不是单一的源起,而是来自多样的来源)。近年来很多政治性的弗洛依德主义(包括一些女性主义的心理分析学说)都己经采取了社会建构派的角度。这样的角度,使得弗洛依德和像传柯(Foucault)这样的学说传统之间的距离靠近了,或者也可能走出第三种方向来。

  在何春蕤写作本土情欲的社会文化评论时,她似乎都是贴紧着具体实例,而将弗洛依德这类理论当作探索、研究及发展本土情欲论述的工具。这样一来,她所使用的名词、概念、范畴、架构,和企图建立的因果关系与建构的现象事实,都有可能突破或修正原来理论工具的范围。不过不论如何,我还是要强调弗洛依德传统对我们本土情欲论述的重要性与价值,因为弗洛依德学说在西方某些社会的性论述中虽然占据中心位置,但是弗洛依德在我们社会的性论述中之位置却绝非如此,而且我认为本地的女性主义者、性解放者和其它的性激进派,如果能适当的运用论述策略,可以将这一传统的庞大资源挪用为反对及抵抗主流性论述的重要成分。台湾的性论述主流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成功地挪用或收编弗洛依德,如果女性主义及性解放者也弃弗洛依德而不顾,将是愚不可及的做法。

  在这里让我岔个道,来处理对弗洛依德学说可能有的某种疑虑,这个疑虑乃来自一种流行的误解。

  这种误解认为弗洛依德学说是一种全面的(global)理论,而任何全面性学说都有其可疑或「危险」之处,或许像传柯这类学说才是局部的(local),而局部学说比较「不危险」。可是从知识移殖的角度来看,任何学说都是局部的,都有它起初应用的范围脉络。换句话说,任何移殖至本地的学说都可能是危险的,端视它所接合的权力论述原则而定。我曾在另一个地方谈过知识移殖这个问题(〈作为应用哲学的本土科学哲学〉,《当代》,一九九三年七月,八十七期,第三节至第五节),这里不再多说。

  在《豪爽女人》中,我们看到何春蕤用「性压抑」这个名词涵盖了相当广泛的权力现象,这之中包括了禁忌、严禁、检查、延迟(性满足)等,也有规训、驯化、管教、单一情欲轨迹、性模式的标准化或正常化、性骚扰、冷感、歧视、某些固定的疏导或升华方向、性知识与专业权力的勾连等等。这之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点(这两点和本文前面提及何春蕤对性现象的文化评论之两个基本认识是互相符应的):第一,性压抑就是对性差异或多元多样性的抹煞,而这种抹煞造成情欲文化的贫瘠,情欲轨道的窄化。而这些又是由于「性压抑」己成为各种主流权力(异性恋霸权、资本、国家、父权制等)的具体施为。

  第二,性压抑就是对性少数的压迫,对性少数的情欲人权、性模式、性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压迫。

  性解放因此必然包含了这些性少数对性压迫或性压抑的反抗。换言之,在现阶段,性解放就是性少数的政治。性解放的论述故而必须召唤出性少数的认同,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性少数,反抗性压抑:亦即,让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及认识到性压抑对我们身体的驯训,性压抑对更多样可能愉悦的禁止,以及权力如何运用单一的或「正常的」情欲模式来维持不平等权力关系,等等。

  由于这篇文字不宜写得太长,所以很多地方写得有些简化粗糙。在未来,我希望人们能更严谨地探讨性解放的理论,以对抗主流的性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