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酷儿究竟是什么?

酷儿究竟是什么?


作者:采利•史密斯(李银河译)

  酷儿:

  1、奇怪,怪异,古怪;有问题的,可疑的性格;心烦的,轻浮的,无力的(如,感到心烦无力);醉酒;同性恋(特指男性);住在酷儿街的,陷入困难、负荷、不名誉境况的。

  2、同性恋者。

  3、败坏,违规。

  --《简明牛津英语辞典)


  1、醉酒--一般用于身体状况反常,但很少用于醉汉,建议用于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反常状况。"因喝了一罐甜酒而感到有点酷儿。"(WalterScott:1822TheFortuneofNigel)

  2、心智不健全--"头脑发昏"--有点晕。

  3、同性恋者:几乎总是指男性,常用为形容词:"我不是,嗯,一个酷儿。,你知道,我不喜欢男孩......"(Theroux:1975TheGreatRailwayBazaar)酷儿性是一种同性恋倾向。

  --《费伯委婉语辞典》,费伯,1989年

  酷儿意味着唾弃性别。在我们这个冷漠国家的每一条街道上,存在着异性恋酷儿、双性恋酷儿、易性酷儿、女同性恋酷儿、男同性恋酷儿、虐恋酷儿、拳交酷儿。

  --无名氏传单:"要求酷儿权力",伦敦,1991年

  酷儿是一个征兆,而不是一场运动,它是一个希望激烈变革的征兆。

  --KeithAlcorn,"PinkPaper",Issue208

  在1990年4月,一个团体在纽约讨论东村男女同性恋者常常遭人殴打的问题。酷儿国在一句口号中诞生:"酷儿要反击。"在人行道上有人写上了这样的标语:"我的爱人在这里被人殴打。酷儿要反击。"以一种经典的后现代风格,酷儿国从大众文化、黑人解放斗争、嬉皮士、艾滋病活跃分子、女权主义者以及和平运动那里借用了风格和策略,来建立它自身的对抗身份。酷儿国在肯定一个新身份--"我是酷儿"--和拒绝严格的身份--"我拒绝你们的分类"--之间挣扎;在拒绝同化--"我不需要你们的允许,别让我见到你们"--和希望被主流社会承认--"我们酷儿要当着你们的面登堂入室"之间挣扎。(Outlook,No11,Winterl991)在伦敦,名为"愤怒"的组织在几星期后成立,使用了类似的"正面对抗"的方式。它的成立正当其时。

  "愤怒"为自己所下的定义是:一个投身于激进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和公民反抗的基础广泛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群体,它致力于:第一,伸张男女同性恋者的尊严、自豪和人权;第二,反对同性恋恐惧症和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暴力;第三,争取男女同性恋者的性自由权、选择权和自决权。"愤怒"成立后的第一年,在皮克戴利马戏团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入会"活动,在特拉方戈广场举办了一场酷儿结婚典礼,并散发了大量英国出版物中的性感肖像,这些出版物越来越忽视和蔑视男女同性恋政治。

  与此同时,立法体系接受了大量新的挑战,用以平复酷儿们在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在1990年12月,15名同性恋男子因从事自愿的虐恋性活动被判刑--这是一个被命名为斯班纳行动的警察行动。在1992年2月,他们的上诉被驳回。在1991年初,政府制定了刑法第25条(现改为第27条),对某些性犯罪实施较前严厉的刑罚,其中包括男同性恋淫媒、拉客和风化罪,还包括虐待儿童、乱伦、强奸、谋杀和性侵犯。这一条款被视为一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法律变更,它加重了对于自愿同性恋行为的刑罚。"愤怒"在宝欧街警察局外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是奥斯卡•王尔德100年前被判刑的地方)。在那里,活跃分子们向警方"自首",宣称自己犯了强求、风化和淫媒罪。

  以阻止女同性恋者生儿育女和阻止男女同性恋者成为家长为目标的立法也问世了。1989年儿童法规引言部分第16节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令人厌恶的声明:"在儿童抚养中没有'平等权利'和'同性恋权利'的位置。"后来对这一条做了修正,大多是由于男女同性恋运动活跃分子的压力。这一立法与胚胎法案很接近,该法案试图阻止女同性恋者对公共精子库服务的使用权。这意味着,只有白种人、异性恋者、中产阶级的夫妻才适于做父母,这一规定对于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黑人、残疾人父母、育儿员工、教师和社会服务员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1年3月,在那场歇斯底里的"童贞生育"的狂潮中,人们曾经就应不应当允许一个女人在没有被男人做插入式性交的前提之下人工授精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就连独立的报刊都支持不允许女同性恋者生育的观点:"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心理学知识,一个不能同男人建立关系的女人,又怎么会同孩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样的推理应当说很有道理吧。"这种推理方法被用在许多女人身上;无论她们是不是同性恋者。

  "愤怒"召集了针对这三个威胁事件的集会,并组织了海德公园的万人示威游行。为了掩盖这个集会游行事件,一家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的大报刊登了这样的说法:"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集会的讲演者中,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同性恋者,她通过人工授精生了一个女儿。这位母亲是非法移民,正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处罚。人确实能够为了让自己陷入最艰难的困境而走到世界的尽头。"(observer,10March1991)这类报导强化了英国人关于各种潜在威胁的道德规范,它暗示:第一,女同性恋者选择在错误的国家,爱上了错误的对象(我们肯定不愿鼓励她们这样的人从外国涌进我国,并且不受惩罚)。第二,生育的唯一健康途径就是良好的旧式的"计划的"异性恋性交,而且只有双方属于相同的肤色、种族、阶级和年龄的人才是好的--请特别注意人们对老妻少夫的狂暴反应。第三,人们可以因和平的示威游行活动而被捕,因为他们招惹了警察。第四,人们死于艾滋病是因为他们选择去掉这种病。

  再看传媒对于发生在波依斯•德•巴龙的侵害易性娟妓事件的说法。它们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的:这些从第三世界来到巴黎的易性者,纯粹是为了故意招惹是非,他们都是些天生的"病人",而那些攻击和伤害他们的人,反倒成了这些可怕的人的"无辜的受害者"。(RozKaveney)

  到了1991年,"愤怒"发展成为几个关系亲密的小团体,其中包括"巴比仑娟妓"(酷儿反对宗教不宽容组织);"娘娘腔"(校园性信息服务组织);"女阴"(变态者摧毁国家监控组织)。他们常常做出一些放纵的行动,这种姿态是一个征兆,预示了一个以高度反讽的、夸张的、戏剧化的直接行动为其特征的政治流派的出现,它的目标直指自鸣得意的传媒的核心部位,同时也对已经变得令人厌倦的男女同性恋运动开开玩笑。"女阴"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安娜•玛丽•史密斯有一次说:"我们游说国会时连乳头都亮出来了,结果屁用没有。"

  一、行动与同化

  酷儿活跃分子厌倦了绅士风度.他们把"愤怒"视为一种明确反对同化的力量,这就与议会改革团体"石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石墙"是在1989年作为对策28条款的回应建立起来的组织。"石墙"的宗旨可被描述如下:"为男女同性恋者争取平等的法律权利和社会的完全接纳。我们的态度是改革男女同性恋者的权利状况,我们的态度是职业化的,讲究策略的,严格管理的,能够并愿意以一种建设性和交流性的方式同决策者对话。"("中期报告",石墙团体,1990年)

  石墙团体是一个由20位男女同性恋者组成的团体,是一个受到颇多批评的通过自我推荐方法组成的团体,它从未获得过正式的代表性:"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同性恋社区。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尽量把自己隐藏起来。每个人都觉得他不是他自己。"(SirIanMcKellen,"IndependentonSunday",10November1991)虽然"石墙"并没有充分地利用艾恩•麦可兰爵士的名声或特权以及许多"有特权地位的同性恋者"去抵制第28条款,去争取平等的自愿年龄线,但是政府部门却把"石墙"视为"男女同性恋社区"的法定代表。

  然而,同化的策略在其他欧洲国家进展得相当顺利。例如,在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男女同性恋社区取得了大量的接近政权的机会,大幅度地推动了法律和社会权利的发展。合法的男女同性恋婚姻(如在丹麦)已经远远超过了平等权利的要求,无论一个人是不是酷儿,都能够做到在性教育中承认男女同性恋的性方式,并把这一点视为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建立对各种差异高度宽容的社会的可能性。这些国家的酷儿政治在法律改革方面成绩裴然,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酷儿政治在这些国家将会有不同的目标?

  "愤怒"的活跃分子对于寻求一个墨守成规的社会体系的接纳没有兴趣,而是致力于大张旗鼓地"破坏主流"。可以这样认为,"愤怒"的极端主义实际上是帮助"石墙"得分的,相比之下,后者被视为"理性的"和"文明的"。瓦特尼(SimonWatney)指出:在今天的现实中,主要的冲突并非简单地存在于旧式的"同性恋"同化主义者和坚持自身的"酷儿性"的"酷儿"之间,而是存在于那些认为性政治是保护少数族群权利的人们,存在于那些质疑性认识论本身的整体有效性和权威性的人们之间。

  二、名称的内涵

  对"酷儿"一词的每一次使用,都定义了一种策略,一种态度一种相对于其身份的参照,一种新的自我理解。(当酷儿这个名称发展为一种复杂的认同过程时,酷儿可以被区分为"较酷儿","更酷儿"或者"最酷儿"几个档次。)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用语标志着对国家制度,对政治程序,对传媒,对教育体制,对警察和法律日益丧失信心。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当中,酷儿都表达了一种对社会和文化规范,对性别观念,对生殖性的性和家庭的激烈质疑态度。我们开始意识到,在何种程度上,我们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正在同性恋/异性恋的对立当中运作,并始终如一地为异性恋观点赋予特权,视之为正常,而把同性恋观点视为既存性系谱中最坏的应当消灭的东西。

  以下是一些关于"酷儿"的说法:

  --我爱酷儿。酷儿是男女两种性别的同性恋。它比说"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男子"更方便。它是一个极为有用的论战术语,因为它是我们对自己的称呼,它听上去就像"去你妈的"。(SpikePittsberg)

  --我用酷儿一词来描述我这种特殊类型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它与我在80年代初期所从属的激进女权主义没什么关系。我还用它描述一种政治的包容性--一个新的推进,朝着赞赏不同的性,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性倾向和不同的对象选择的方向的推进。二者紧紧相连。(LindaSempie)

  --我大多数时间把自己定义为男同性恋者。我不愿意使用酷儿一词,因为它不是我的语言的一部分--但是我也不反对别人用它。同样的关于名称的争论还发生在"黑人群体"上面。命名是强有力的。黑人和同性恋者不断改变对自我的称呼,这是一种从白人和异性恋者那里转移权力的方式。(IngeBIackman)

  --酷儿是什么,它就是人们决定要指称的事物。我喜欢用女同性恋(dyke)和易性者(TS)来描述自己。(Rozkoveny)

  --我不用那个词。我总是把它和同性恋男子连在一起,而我怀疑重新使用这种不尊重人的用语的做法。所谓"酷儿计划"不是属于我的斗争。我把自己的女权主义放在我的女同性恋前面。(HarrieetWistrich)

  --我搞到了一个徽章,上面印着"酷儿双性恋者"。(Aliconhomas)

  --我说"我是KHUSH",这一称呼来自印地安男女同性恋者,我们想为自己找到另一个词,它来自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当我与其他酷儿打交道时,我使用酷儿一词。(PratibhaParmar)

  --我更倾向于使用"黑人女同性恋者"这一用语,因为当我听到酷儿一词时,我想到的是白人同性恋男子。(IslingMackNataf)

  --酷儿为我一向感兴趣的东西赋予了政治意义--譬如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可是被错当成男人,我对男人和男同性恋的性感兴趣,却又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与男人的性斗争保持亲密关系。(ToriSmith)

  --我确实觉得这个词有问题,但是我在"滚开"的意义上使用酷儿一词,就像"态度凶恶的同性恋者"一样。我的愤怒来自与警察打交道的工作。我气得要死;(PaulBurston)

  --我把自己描述为酷儿女同性恋(queerdyke)。我从来不认同女同性恋(lesbian)这个词;因为它听上去医学味太重,这是我用来跟我妈解释自己时用的词,它似乎有贬意、酷儿是认同混合的运动的方式之一,它可以同时向分离主义和厌女症挑战。(TessaBbffin)

  在谈到对酷儿一词的抵制时,回忆一下围绕"乐佬"(gay)一词的论争是有意义的,这个词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的。在70年代初,乐佬一词也被视为激进和反抗的。到了80年代,女同性恋者感到这个词掩盖了她们的存在,于是加上"女同性恋和"几个字,成为命名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那些在艾滋病流行初期现身出来的人们来说,存在着一种把"乐佬"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而忘掉了其"快乐"含义的倾向。无论如何,对这一术语的批评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从来没喜欢过乐佬这个词(虽然我从来没说过这话),因为它流露出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这个词不属于我。我是一个悲观派。"(DerekJarman)

  当一些前辈同性恋解放主义者宣称,乐佬是他们唯一能接受的称呼时,他们对这一用语的热烈辩护并没有承认自我命名的演变以及年轻一代的经验。反酷儿一派最激烈的成员之一是克里斯•怀特(ChrisWhite),他的"气愤"是个一人组织,他在伦敦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中心门外设制了一个标语牌,上书"同性恋不是酷儿",阻拦人们参加"愤怒"的会议。"我要继续斗争,'愤怒'及其同类认为,他们的作用之一就是压迫我们,分裂我们,与我们为敌。"(ChrisWhite,'CapitalGay',24Januaryl991)

  这一论争理所当然地为同性恋出版物的读者来信栏目制造了活跃的政治交流气氛。然而,虽然对于一些老一代人来说,"酷儿"一词唤起了他们对过去那个同性恋恐惧症施虐时代的痛苦回忆,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它只是回到若干年前他们曾使用过的那个具有正面自我模仿意义的词。"回到60年代,当时我试图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同性恋者,还是易性者,还是其他的什么人,我在北部易性者与男扮女装者网络上认识的人们,全都在'是又怎么样'的意义上使用6•酷儿'一词。他们有时会以一种自我贬低的方式使用这个词,而这两种用法会融为一体。'乐佬'是有用的,但它不会改变什么。一般有同性恋恐惧症的人会在贬义上使用它,就像'娘•娘腔?或'同佬'一样。它只不过是另一个词而已,并没有内在'的道德力量。"(RozKaveney)

  三、女同性恋者的反击

  酷儿政治以其对这一词语的性的肯定意义的发掘而著称,这一用语一向被用于贬义,用以反对女性、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它是一个怪异的简称。"愤怒"的姐妹团体"女阴"(变态者摧毁国家监控组织)是一个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混合的组织,其宗旨是反对检查制度,反对性别主义,"促进酷儿性方式"。"女阴"的目标是积极争取对女同性恋性实践的承认,无论在男女同性恋社区之内还是在它之外,而不仅仅是反对压制性的措施。

  然而,到目前为止,"女阴"的许多活动是对社群内部的检查制度做出反应,这一组织抗议伦敦三家同性恋和女权主义书店"同性恋话语"、"银色早亮"和"姐妹写作"拒绝销售戴拉•格雷斯的著作《爱情之咬》("西部与王尔德"这家爱丁堡同性恋书店以及大多数书籍连锁店都在销售这本书)。"女阴"还支持《奎姆》(英国第一本女同性恋性杂志)的发行,这本杂志也遇到了类似的压制。

  其他活动包括为泰仑斯•希金斯基金会的安全的性的宣传材料辩护,以引起人们对珍尼•怀特事件的关注。在1991年,怀特,一位57岁的伦敦老年女同性恋网络组织的成员,邮购了一些淫秽录像带,这些录像带是由女同性恋(布拉什公司和菲德尔录像公司)制作,由旧金山的女同性恋性商店销售的。这些录像带被海关和税务部查获,判定为淫秽品,依据的是19世纪禁止"淫秽资料"进口的法律。在女权主义反检察制度组织(FAC)和"女阴"的支持下,怀特到法庭起诉,虽然她明知会败诉,但她的起诉只是为了坚持原则,揭示法律的不平等。在法庭上她解释说,这些录像带是为私下使用的,其中安全的性行为和对性的表现,与随处可见的异性恋宣泄相比,暴力程度和"淫秽"程度都要低得多。法官坚持观看了录像带中最为"堕落、淫秽和肮脏"的片断。那是在一个窥阴式的糟糕经历中,一位女同性恋者在画廊中看到正在偷看女同性恋者的男人。怀特的辩护词是这样说的:这些材料是通过网络而不是从美国进口的,这案子实在荒唐。这些材料被禁似乎也很奇怪,因为许多女性观众至少看到过其中的两盘录像带,而她们是在里约电影院和国家电影剧院看的'虽然这些录像带要牵命销毁,但是怀特却不必付费,并因此感到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这个事件可以被视为酷儿对法律的反常之处的抗争。"你的性属于你自己。它不属于国家,不属于海关官员,不属于你的丈夫。你的性是你自己的,你和另一个人一起探索它,是维护你这一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唯一方式。"(JennyWhite)

  同年11月,确立了一项关于女同性恋性实践的立法先例,它可以被视为对酷儿性方式所带来的威胁做出的狂暴仇恨的反应。詹尼弗•桑德斯,18岁,因女扮男装和引诱两个17岁的女人被判处6年徒刑。自愿年龄线法并不能被用来对付她--这再次揭示了女同性恋常常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反常现象--她的罪名是强亵。在法庭上,那两个女人说,如果她们看出桑德斯的真实性别,她们就不会同意跟她发生性关系。桑德斯在辩护中则坚持,她是应这些女人的要求才穿男孩衣服的,为的是掩盖她们的女同性恋关系。在唐卡斯特宣布审判结果时,法官克莱特利做了如下总结:"我相信,这两个女孩都宁愿被一些年轻男子强奸......我猜测你们必定有着某种双性恋的感觉,我怀疑你们有心想通过这个案件出名。我感到你们可能对年轻的女士构成威胁。"

  桑德斯被控告与其中一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一周数次,使用了一种腰围式人工阴茎,整个事件持续了五个月。"愤怒"的一个新的姐妹团体"阴唇"(女同性恋者愤怒反击组织)接过了这个案子,在首相办公室前示威,要求解除克莱特利法官的职务。在一封从监狱寄给"阴唇"的信中,桑德斯反复强调这一事件完全是自愿的:"她告诉她们家,我是个男人,以便撇清她自己,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当我被捕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确实做了所有她提到的那些愚蠢的事情,因为我爱她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绝不会伤害她,所以我答应什么也不说。"

  如果没有"阴唇",传媒一定会忽略这个案件与女同性恋的关系。其他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团体也确实没有能够站出来为桑德斯辩护--也许这是因为对于人工阴茎的道德否定,也许是对桑德斯所选择的超级男性角色(即假扮异性恋男性)的道德否定?在这一案件开庭的同一月份,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妇女日,举行了以"结束针对妇女的暴力"为题的游行,集中在对女性的立法不公正问题上。这一游行强调了莎拉•桑顿案件、克兰吉特•阿瓦利亚案件和阿美利亚•罗西特案件,她们三人都因杀害丈夫被判了无期徒刑,而在公开场合,却没有人提到过桑德斯案件。

  在一流的传媒中,《太阳报》的一个标题并不令人意外:"金发女对女性伴女扮男装,被判6年徒刑"(1991年9月2l日),而《卫报》则忸怩地刊登了一小条关于异装的文章,题目是:"女孩想做男孩",在其中,《强壮女人与军队女服务生:着男装以寻求生活、解放和幸福的女人》一书的作者朱丽•威尔莱特(JulieWheelwri8ht)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异装是一种"被遗忘的历史现象",她的结论是:"异装最终被证明是一种难以令人满意的选择,因为它强迫女人去模仿男人的丈夫气,是害怕自己的女性自我的表现。"('Guardian',24Septemberl991)

  对于这种道德化的分析,所有喜扮男角的女人应当置之不理。文章有意回避了"女同性恋"字眼,完全没有涉及青少年在20世纪末的英国还不得不被迫使用这种欺骗手法的原因:同性恋恐惧症。桑德斯的6年徒刑比大多数强奸案的刑期都长,很清楚,她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她身为一个女人,却胆敢越轨。直到此文写作时,桑德斯还在斯泰尔监狱等待上诉。

  四、现身或不现身

  在酷儿策赂中,关于如何促进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被社会所了解的问题,人们讨论最热烈的是现身问题,它将酷儿政治带上报刊标题,在男女同性恋者当中划分出极为不同的观点和立场。1991年8月,男同性恋搜索隐蔽性向者组织(FROCS)发动了一场揭发运动,声称要揭发几位议员,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一周时间为男女同性恋政治在报刊上争得的版面,超过了以前一整年。这一运动摘了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恶作剧,用来揭露小报的虚伪,它们一度热衷于刊登它们能搞到的任何人的奇闻逸事,现在却开始瞒咕起"隐私"观念来了。

  对于男女同性恋者来说,揭发行动成为酷儿论争的关键。对于许多像德里克。扎曼这样的人来说,"揭发是同性恋运动进入成熟期的标志",它是对于性身份公开权的正面肯定,新一代的男女同性恋者对于自己的"性倾向"自我感觉良好,拒绝循规蹈矩,拒绝歧视和骚扰。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一运动提出了道德、伦理和政治的问题。一个对暴露身份犹豫不决的人,能够成为正面的角色榜样吗?宣告杰森。多纳万或朱迪。福斯特是"绝对的酷儿",是不是过于祟拜那些公众人物和他们对人们观点的影响力和魅力了?"表达自我"的观念认定,所有的酷儿都是进步的,都具有受压迫的基本觉悟,因此同情酷儿事业;就像"同性恋生活方式"那样,它强化了一个虚假观念,即男女同性恋者之间是毫无差别的。虽然许多人渴望揭露政治家的伪君子面目,但是用激发同性恋恐惧症的办法来揭露他们,其后果只能是破坏性的,最终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用揭发一个人的性倾向来惩罚他,还带来了应该由哪些人来揭发哪些人的问题。

  这一运动否认了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选择自己现身程度的问题--壁橱的门往往是旋转门--忽赂了女性和黑人的不同生存环境,对于他们来说,做一个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与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压迫交织在一起。是不是一个人越酷儿,就越能直言不讳,就越能公开身份,同时也越脆弱?"我访谈的许多20来岁的年轻亚洲男女对我说:我们对那种现身方式不感兴趣,因为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没有存身之地,我们就会被赶出家门。他们所团恼的问题不是对自己的性倾向缺乏信心,而是有哪些选择余地的问题。白人男女同性恋者总是把这样的事当作'落后'。它制造了某种从白人观点和白人角度看问题的等级制。"(PratibhaPar-mar)

  揭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分离主义,没有为异性恋或双性恋反对同性恋恐惧症的人们留下余地,在许多方面违背了酷儿伦理,它是对同性恋得性恋划分这一正式类别的强化。我们不断地开发同性恋能够安全现身的领域,于是,酷儿有时可能会选择把自己叫作异性恋者、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或者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类别的人。如果酷儿反对异性恋者说话,它就会背叛自己激进多元主义的内涵。我们也不应当简单地用"酷儿"取代"同性恋",为抵抗政治简单地穿上激进的新外衣。

  五、"坏"女孩

  对于一些女同性恋来说。酷儿的吸引力在于,它有一种反叛已经变得正规化的女权主义的味道,这种女权主义令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运动感到受压抑。这些女同性恋者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女同性恋身份的政治重要性模糊了作为一种性身份的女同性恋倾向。对女同性恋的性和欲望的"接纳",是围绕着同质性和非性的雌雄同体观念建立起来的。任何人不赞同这条"正确"路线,无论她的性实践是什么样的,都会被赶出去,最好的情况是把她当作虐恋女同性恋赶出去,最坏的情况会被当作法西斯分子赶出去。身份政治在促进平等代表权和平等资源分配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女权主义的重大成就,但是压迫话语的僵硬的等级制,把某些压迫当作比其他压迫更重要的压迫,这种做法却起了离间的作用,起了造成纷争和失败的作用。

  这些女同性恋者说:

  --作为一个黑人女同性恋者,女权主义常常令我失望,尤其是当论争总是集中在性别问题上而不涉及种族或"另类"性实践时。我希望有一个更加多元的环境。(IsrlingMack-Nataf)

  --女权主义变得不再能接受差异,而只能接受一种正统学说,它强调:"如果你不接受这套正统学说,那么你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LindaSemple)

  --女权主义运动被划分为好的、坏的和丑的。所谓坏的是指这样一些女人,她们到处性交,但是遵循着系列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她们的性和爱有着某种关系。所谓丑的是指这样一些女人,她们看上去像男人,她们的性仅仅遵循自愿的原则。酷儿是挽救的方式,是冒险的方式,是去弄懂这样一种观点:根本不存在一种叫作安全的性的东西。我们能够拥有的只能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性。(SueGolding)

  --与艾滋病有关的活动比所有的女权主义都更有效,因为它允许差异巨大的观点存在,而女权主义中却有一种限制分析范围的倾向。(SarahSchulman)

  围绕艾滋病毒和安全的性的讨论,迅速暴露出有关女同性恋性实践的信息的匮乏。《享受女同性恋性活动》一书不再出版发行,极少有书商还愿意冒险出售性杂志《在我们背后》。反淫秽品运动的成功使得要想找到像《进入权力》(SAMOIS)或《萨福》(PatCalifia)这样的书的机会受到严重的限制。(一位书商描述了以下情景:她发现这些书放在书架上时书脊朝里,或者藏在那些政治上更正确的书籍的后面。)或许应当从新一代男同性恋者学习某些东西,他们拒绝采用歉意的反应和弃权的办法,那是艾滋病发现初期的特征,他们表现出一种新的信心。虽然他们不得不在性交时采取更为安全的方式,但是他们绝不会为自身的欲望抱歉。

  --女同性恋者必须采用男同性恋者性实践的模式,把它用于女同性恋的性实践,并且说:"如果这样该怎么办?"在代表政治和性方面与男同性恋者联合起来,这是思想和理论上的需要,因为女同性恋的政治和性已经被激进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劫持了。(LindaSemple)

  --对于男同性恋者来说,情况是这样的:"只要你不提性要求,我们就容忍你当个同性恋者。"而我将既是"同性恋的",又是"性的"。(PaulBurston)

  对于某些女同性恋者来说,酷儿与男同性恋者没什么关系,它的根源深深地扎在女同性恋阵营之中,植根于异装、角色扮演、否定性别和推翻父权制的历史之中。妇女的著作,如纳斯托(JoanNestle),万斯(CaroleeVance),罗宾(GayleRubin),斯尼托(AnnSnitow)这些人的著作,被认为是从女权主义中产生出来的酷儿因素。

  --酷儿的运作是围绕性问题的论争,它是由女同性恋者发起的。我们把边界扩大了,我们谈论虐恋、幻想、禁忌、男角女角、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非一夫一妻制、插入、**等等。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在艾滋病毒强迫我们去做这些事之前就这样做了。(SpikePittsberg)--我们这些50年代的女同性恋者,在70年代初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允许那些没有分享我们文化的女权主义者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无足轻重,并重新解释了我们的生活。"女同性恋是实践,女权主义是理论"这一口号是个有效的呼吁,但是它不符合我们的历史......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如何向那些把男角女角当作再现异性恋模式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解释男角女角关系的特殊性质。(JoanNestle,'ARestrictedCountry')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希望,由女权主义者做先锋的大量酷儿思想不至于失传,不至于使事情看上去好像它仅仅是由"行动起来"或男人的思想中发展起来的。(ToriSmith)

  酷儿就像女性化的男人一样变化多端,它既是我们理解自我和自己短暂标志的有效手段,也是一种自我压抑。有时这二者是相互交叉的。二者都可以被视为对某一时刻的主观解释,无论是在艺术中,在政治中,还是作为自我理解的工具。

  对我来说,对反面用语的重新启用是一种生存的策略。我是80年代初现身的,那时能够供我表达自身欲望的话语全都是反面的:Lesbian(女同性恋者),Lessie(女同性恋者),dyke(女同性恋者),cont(女阴),pussy(女阴),fuck(操)等等。我从来没有用"gay(同性恋者)"来命名过自我,因为在我的激进女权主义环境中,它似乎仅仅属于男性。这些词也许根本不存在:我一直到18岁才知道自己有阴蒂。我被告知,我应当做的就是玩我的"那个",抚摸别人的"那个",摆脱和男人的一切感情和肉体的接触。我就是这样做的。重新获得为我的阴部命名的权利,重新获得从将他人的身体客体化的过程中得到快乐的权利,重新获得操女人的权利,重新获得承认我也爱男人和需要他们支持的权利,这是一条漫长的回头路。这就是酷儿的涵义。

  (《酷儿理论》,时事出版社200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