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尚塔尔•墨菲 :共产主义还是激进民主?

[摘    要]   本文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政治地形,应该用激进民主的战略替换共产主义的假设。新战略意味着全面解析霸权、激进民主、对抗、接合、要素、节点、话语、等同链条等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在这个过程中,葛兰西的“阵地战”和“集体意志”等概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激进民主的真正内含在于:在尊重多样性、承认对抗不可根除的前提下寻找新的敌手,实现霸权政治在话语层面上的拆解和再接合,进而在不同民主要求之间建立起等同链条,全面质疑现存的权力关系结构。
[关 键 词]   激进民主  共产主义  霸权  对抗  接合 
[作者简介]  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政治哲学家、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近期,对于共产主义观念在一群左派知识分子中的复活,我们应该做何感想呢?对于构想解放政治来说,“共产主义的假设”真的有必要吗?我们难道不是看到,从本质上讲,平等主义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的视界是如此的紧密相连,以致于前者的未来将取决于寻回共产主义这一有争议的模式吗?或者说,现在到了另眼辨事物的时候了。
苏联模式灾难性的失败迫使我们放弃了整个解放规划,虽然赞同这个普遍接受的声明,但我真的相信从这个悲惨经历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这就要求对共产主义规划中的一些核心原则进行认真反思。的确,宣布“实存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想有缺陷的实现,即有待于真正的实现,这有点过于简单了。诚然,导致苏联迷失的诸多原因是可以避免的,当前的环境或许能够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但是,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不能被化约为简单应用的问题,这些困难与人们概念化这一理想的方式有关。要对激励着不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理想保持忠诚,就必须审视它们是如何构想其目标的,并且弄清楚,为什么那些理想能够让人们如此悲惨地误入歧途。
我坚信,正是“共产主义”的观念需要被妖魔化,因为这个观念强烈隐含着一种关于社会的反政治愿景,对抗(antagonisms)在这里将被彻底根除,法律、国家和其他监管机构将变得毫不相干。依我之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未能承认政治的首要作用。在与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共同撰写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为了纠正这个缺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关键原则提出了异议。这本书初版于1985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写作动机既有理论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其时,关于新社会运动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正展开着一场讨论,我们想介入其中。但是,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是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就无法理解激进政治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很清楚,左派——既包括它的共产主义版本,也包括它的社会民主主义版本——那时所遇到的困难源于其无法把捉民主斗争的特殊性,这些斗争不能被化约为阶级问题。我们声称,正是由于本质主义和还原论标示着它们的方法,因而必须详尽地阐明另一种方法。
将源于后结构主义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洞见结合在一起,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围绕作为话语空间(discursive space)的社会概念,强调政治时刻在社会构造中的中心作用。我们认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对抗”和“霸权”这两个关键概念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必须承认“政治”迄今尚存对抗的可能性这一维度,另一方面,对于一切社会秩序最终基础的缺失和不可判定性,要能够心甘情愿的忍受,并能够将一种旨在偶然性的背景中建立秩序的社会设想成一系列实践的结果。通过实践,一种社会秩序得以创立,机构的意义得以确认,我们把这些实践称为“霸权的实践”。政治与霸权机构的行为是相关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能够将社会和政治区分开来。社会是沉积实践(sedimented practices)的领域,这种实践掩盖了它们偶然的政治机构的原初行为,正是这些行为通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自为依据的。
我们的话语方法坚持存在(being)的彻底历史性,因此,纯粹人性的真理从不诉诸任何超验的基础。该方法将世界完全设想成一个人类社会的构造物,这个构筑物并非建立在任何外在于它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基础之上——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本质的形式”、更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每一种秩序都是偶然的实践暂时的、不确定的接合。事情可能往往以另一副面孔呈现出来,即每一种秩序都以排除其他可能性为基础,表现为一种特定的权力关系结构。在某一特定时刻,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自然秩序”,联系与之相关的葛兰西的“常识”(common sense)概念,我们说它不过是沉积的霸权实践的结果。“自然秩序”绝不是令其生成的一种更为深刻的客观性的表现。不能将社会看成是外在于它的一种逻辑的展开过程,无论该逻辑可能源于下面哪种情况:生产力、精神的发展、历史规律,等等。
    通过将社会主义置于更为广阔的民主革命领域,我们指出,那种将最终令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变革,要以社会代理人及其斗争形式的多样化为基础。因此,社会冲突的领域便得到了扩展,它不再集中于像工人阶级那样的“享有特权的代理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依据激进民主重新描述了解放规划。我们强调,民主斗争的扩展和激进化将绝不会出现这一个时刻,即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最终实现。这便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作为透明的(transparent)、和解的(reconciled)社会(这明显暗含着政治需要的终结)这一神话必须被抛弃的原因。鉴于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和国家消亡这两个逻辑彼此限定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按照我们的观点,解放规划再也不能被视为权力的消除,再也不能被视为认同社会总体立场的社会代理人停止管理他们的事务。社会的对抗、斗争和部分不透明性总是存在的。
就政治的介入而言,根据霸权实践来想象社会现实,对于直观社会现实的形式来说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再也不能把激进政治看成是外在于一切机构安排的一个步骤,或一个逃离的过程,而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同那些机构交战的领域,其目的是使这些机构发生变革。激进政治的目的是让现存的话语和政治实现拆解(disarticulate),通过这种方式,当前的霸权得以确立和复制,以便创建新的霸权。借用一个来自葛兰西的概念,我们建议将这个策略想象成一种包含了一系列反霸权介入的“阵地战”,其目标在于拆解现存的霸权,通过一种新旧要素(elements)在不同权力结构中的再接合,创造出更为进步的霸权。
这种“阵地战”不可能仅仅由分离的不同要素构成,要素的接合构成了节点(nodal points),正是围绕这些节点,那些实践和机构才得以固定。第二个时刻,即再接合的时刻,是决定性的。否则,我们将面临一个纯粹散布(dissemination)的混乱局面,这便为非进步力量的再接合尝试敞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这种局面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不少例子,在那些情况下,统治秩序的危机导致了右翼的解决方案。因此,“解认同”(de-identification)的时刻同时伴随着“再认同”(re-identification)就非常重要,对现存霸权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另一种霸权亦非常重要。这一点在许多左派人士的方法中是被忽略的,尤其对于那些依据物化和虚假意识看待问题的人,更是如此。这些人相信,为了给一种没有压迫和权力的新秩序开辟道路,强调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就足够了。考虑到霸权的方法承认社会现实由话语构成,并认为身份是复杂认同过程的结果,因此,唯有通过实践和语言游戏的多样化嵌入(insertion),个体的具体形式才能被建构出来。此外,既然政治具有一种原初的结构化作用,那么,社会关系便是偶然的,任何一种源于对抗性冲突的普遍接合,其结果永远无法预先被决定。
我们提出的激进民主政治并不是建立在任何“社会本质”的武断假定之上,而是对偶然性、所有“本质”的模糊性、社会分工和对抗的构成性特征的一种确证。我想要澄清的是,我们的对抗概念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关系,而应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类型的关系,即一切客观性的界限都尽显其中。因此,社会的界限是对抗性的,社会分工内在于政治的可能性之中,甚至恰恰内在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之中。
我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对渗透于马克思主义构想中的一种本体论类型提出了质疑,这种本体论类型仅仅以一种辩证矛盾的方式设想否定性。恰恰因为没有承认根本的否定性(radical negativity),它便无法为对抗留下空间。与此相反,霸权的方法承认对抗是不可化约的,承认对抗原初的本体论领域是分化的、非单一的。通过强调根本的否定性这个阻止社会完全总体化的维度,我们恰恰对一种和解社会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如果对抗是不可根除的,那么,每一种秩序必然以霸权的形式出现,异质性便不可能被消除,并且,这种对抗性的异质性将指向社会客观性建构的界限。社会的客观性绝对不可能被完全建构出来,因此,一种完全包容性的共识或“绝对的”民主永远不可能出现。
政治是相互冲突的霸权规划之间的一场角逐,这些霸权规划试图将一般具体化,以便规定社会生活的限定性因素。霸权通过节点的构造达成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机构和社会实践的意义在话语层面上被固定下来。通过这一过程,一种具体的现实构想得以确立。这个过程的结果通常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每一种秩序都容易受到反霸权介入的挑战,这些介入旨在拆解霸权,为的是安置另一种霸权形式。政治常常在一个对抗横贯的领域发生,把对抗仅仅设想为“共同的行动”(这种观点在当前如此流行),将导致对抗的本体论(政治)的维度被抹杀,而正是这个维度为对抗提供了准先验的(quasi-transcendental)可能性条件。一种适当的政治介入是这样的,即为了拆解/再接合霸权的构成要素,它总是会致力于现存霸权的某个特定方面。绝不能把政治介入仅仅看成是逃离,或者看成是一种关于“活动”(event)的模式。
对于一种霸权政治而言,一个决定性的维度就是,在不同的民主要求之间建立“等同链条”,以便把它们转变为将会质疑现存权力关系结构的诉求。显然,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主要求的增殖并不会必然地汇聚在一起,它们甚至会相互冲突,这便是这些要求必须在政治上接合的原因。这里必须要澄清的是,一条等同链条的创建代表着一种统一的形式,它尊重多样性,不抹杀差异。当且仅当民主的差异反对令其自身无效的力量或话语时,这些差异才会处于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之中。真正危如累卵的是一种“集体意志”(葛兰西语),一种“我们”的产生,这需要一种“他们”来确定。这就是为什么一种集体意志的建构将需要明确界定一个敌手的原因。不能认为这样一个敌手可以用同质性的标签(例如“资本主义”)来囊括,而是要看到,它是以权力的节点为鹄的,其目的在于对现存霸权提出质疑。“阵地战”需要在多样化的场所中才能发动起来,这就需要在多种各样的行动者、社会运动、政党和工联之间建立配合。生死攸关的不是什么国家或各种机构的“消亡”,通过这个过程多元性将被组织起来,而是那些机构实现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变,该转变旨在让它们成为民主要求多样化表达的工具,从而在尽可能多的社会关系中扩大平等的原则。这便是激进民主斗争所包含的内容。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