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

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
理查德•戴恩斯特著 郭军译 


生活的整体看起来必须如同一份工作,通过这种相似来掩盖那些还没有直接用于谋取金钱利益的成分。
     ——西塞多•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
    
     在电视应该操纵的所有经济中,最难理解的还是这个最为基本的,即我们只能沿用旧名加以称呼的政治经济。尽管几乎不能将电视误认为是一块完全未经商业染指的纯美学领域,然而也不可将其降低到粗俗的商业套语的地位。价值的电视视觉形态同时在好几个区域运作,在图像转播的动态过程中,就交叉于金钱、政权、文化利益等一长串力的链环之中。如果说电视一方面在最为全球化的交换水平上运作,另一方面又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水平上运作,那么任何关于这一体系的可行性理论都应必备一套易于变通的、能够认识存在于这些完全相异领域之间的联系的抽象概念。因此,我在此提供一幅地图,将可能受电视操纵的经济用两个概念轴极加以规范,这两个概念轴以高度凝练的简略方式表达,即“机器”和“形象”。任何对电视的具体分析都必须处理名为“机器”和“形象”的问题,而我们对这些术语的定位又决定着如何定义另一个逃避不掉的术语——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一直在使用中且在此至关重要。
     先看一个简单的断言:电视是全球性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字的分量以及这句话的对称全取决于“一个部分”这几个字的意思:就字面意义来看,这一论断可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意思,即电视是资本主义关系体系的产物,它刻画这些关系且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千真万确,但是空话一句:尽管我们知道电视技术的发展主要以资本主义的需要为依据,但是电视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简单工具,也不仅仅只是众多商品中的一种。电视与资本的关系促成了从微观模仿到宏观社会总括在内的许许多多比喻活动。在电视的视觉关联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即刻并永远借助彼此而传播。
     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比喻性构型(电视作为机器,资本作为形象)不应成为那种常见于电视研究中的超稳定理论构架,在这类理论构架中,批评家往往堆砌“话语”、“象征”或“情感”经济之类的辞藻,而对于经济作为模式本身的地位不加质疑。构成经济隐喻学魅力的原因是一种寻求系统的动机,即试图从一种不在场的或隐匿的价值逻辑角度对现象进行关联。即便如此,这种模式还需总是就其单位或最后术语做出重要选择:一旦“劳动力”一词被拒纳而“能指”或“欲望”一词受青睐,整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群必须回头迎战系统思维和理智本身对真理权利的要求(70年代理论的一个主要系支即以此为路线:利奥塔便是其中一例)。如果我们要说电视同时操纵几个经济体系,我们必须要问的不仅只是那种情形如何可能,还要问我们如何才能对此加以谈论。
     作为第一步,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任何理论术语都有不能根除的比喻之维。解构主义批评已表明隐喻的根本可能性如何切入“经济”的模式,将其揭示为对特定种类的形象(或用另一种符码来说:表征)的散发和聚集。此外,隐喻还能成为一种具有生产力和推动力的措施,一种建构之物,一部名副其实的为意义服务的机器。每当知识、意义和表征之间的关系成了问题时,“经济”不仅只是一个顺手拈来的陈腐隐喻:在其辞格本身就含有关于价值和结构的公理,这些公理应能确保话语本身对真理权利的要求。同样道理,“机器”不仅只是一个描绘经济过程的便捷隐喻;它是对铁面无情的客观事物的形象说明,指涉社会生活中所有必然的、不受人为因素左右的和僵死不变的事物。下一步我们将如何使用这些互相交叉的形象和机器,隐喻和经济?一方面,在阅读关于政治经济的学科类话语时,可视其为对那些被吸收进来使其知识显而易见的概念和隐喻的动态组合,另一方面,可将银屏上一连串的可视形象读解为拆解成价值的抽象标志并以动态形式呈现的经济流通的各个时刻。这是一个双向运动:对“电视的政治经济”所做的任何论述都不可只以形象的价值为依据,而同时也须以价值的形象为依据。
     “机器”(正如“机械装置”、“器械”、“马达”等等)在至关重要的阐释性语言中,尤为突出的是在那些源出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性语言中作为一种构形比喻而出现,是毫不足为奇的。由于它所发挥的作用,电影理论大量利用这类设备,将摄像机和投影机的保险丝接入到力比多或认知的配电板上,以便使阐释成为对已接受了特定输入的感觉和象征的输出进行合乎标准规范的预测。于是电影机器本身在各种力之间起着万无一失的连接者、传送者、中介者和交流者的作用,作为一种物体替代了一种过程,且既无主观性动因,也无偶然性变化。“机器”也赫然出现在由德曼、福柯或德勒兹与盖特里对这类方法所做的批判中也不足为奇,在他们的批判中,由阐释所连接的隐喻距离最终失去效用,“机器”(作为配置和装配)成了论述权力的“内在性”的“真正”模型。“机械的”这一术语无可抗拒地进入到我们的批判词汇中来,说明在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权力的构成。所以,“写作”和“理论”已不再是在一个诗学的、元机器的真理空间运作了,而是凭借本身资格就成了工具和机器。
     再看一个例子: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在给不同职业分发“美学价值”时,严厉申斥修辞,斥之为“诱劝的机械”——无疑这在当时是一幅喧闹而龌龊的形象,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又都是一幅成熟的形象。1正如德里达在《经济模仿》中所指出的,对修辞和机器的一概驳斥仍属传统:它是对一种没有使动意图的言语的指责,对一种不以内在意图为动机,完全不受控制的语言的指责。2实际上,它是对作为机KKD的,即复述的、言表的、与意识脱节的表征本身的定义。如同修辞,机器也是空洞无物,纯属一种功能;它不添加任何东西,拿不出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它在进行麻木不仁的复制时,把在最初的言说或制作行为中曾经是独到的、创建性的或完整的东西再生产一遍并使之平庸化。一如康德的语句中那明确无误的因循性所表明的,在一套在商业和言语中分配合适或不合适的价值标签的综合性先验图式中,机器从否定的一端获得自己的隐喻性意义。赋予“机器”这层意义,尽管与一种对工艺学的哲学态度有关,却不是出自于对“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应用科学——的批判。相反,机器在此意味着利益——不仅只是依赖于机器而不依赖于手艺的那种经济利益,而是任何将表征机制作为经济手段而不是表达手段来操作的利益。于是在一个特定关头——康德将此简便地定在18世纪末——“机器”作为一个在全世界通用的公共比喻脱颖而出;它不仅只是一个适用于日常经济世界的隐喻,它完全成了一个替代普通隐喻的隐喻。3事实上,“机器”可以成为最普通、最不引人注目的比喻,一个在语言中顺利劳作的比喻:它在“毋庸言说”的背景水平上辛勤劳动在日常事物中。对于诗人和哲学家来说,机器总是指明某个“真实”物,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必定有物相,还因为它服务于利益和经济世界。
     “机器”成了一个贪婪的比喻,完全是由于它不知适可而止或外在限制:它往往在每一处都改变自己的疆界和活动,既决定部分又决定整体,既决定原因也决定效果。机器这一形象有可逆转的两面,一面对着经济和概念性,另一面对着隐喻性、表征和表象的活动。在一特定的文本中,由于它介于所讨论的经济体系的任何结构性缺失的东西和其产品,即形象的直观和自显性之间,于是机器这一比喻在近几个世纪中充斥于各种话语,调整着表述和行动的空间。如今,当经济和形象正在各个层次上经历着彻底的重新估价时,机器的语义混乱——这点已是现代性实质的缩影——已被电视和电脑的银屏空间承接过来。
     因此,问题不应该是电视在何处能容入经济机器?也不应该是电视形象如何形成一种经济或一部用于表征的机器?而应该是对电视(从可视性和力的角度)的定义问题在何处交叉于对政治经济(从结构和价值的角度)的全新理解?有三条交叉线需要检测。每条线最终都并非偶然地经由马克思,他很久以前即对此有一定的了解。第一条线关注在理论中对价值的表征;第二条线关注在经济中对价值的表征以及这种表征的历史;第三条线则关注电视银屏对价值的表征。说道底,如果有哪种研究对象迫使我们同时沿着好几个运动方向行进,则非电视而莫属。
     运作即物
     德里达上场,装出一副雄辩的样子:“严格说来,隐喻难道不都是概念吗?把隐喻和概念相对立意义何在?”4这个修辞问题不是为隐喻辩护而反对概念或为概念辩护而反对隐喻,也不是用来反对“虚假”对立的常识性借口。以上问题集中反映了德里达在《白色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一文中的部分论点,在那篇论文中,他追寻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和科学试图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隐喻和形象来形成概念的努力,因为隐喻和形象由于带有相像性和“糟糕”模仿的特点,所以作为真理的载体是靠不住的。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段落中,德里达指出,概念在传统中被视为思想的稳定工具,它却无法将一种隐喻性的语言改正为或翻译成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或科学语言:“难道科学批判所做的纠正不是从一种构造糟糕、不称职的比喻概念演化到另一种在一特定领域和科学过程的某一特定阶段更为精细、更为有力的操作性比喻概念吗?”正如他所澄清的,在隐喻和概念之间没有明智的选择(选择一旦是“明智的”,也就是与可感知的和有意义的合而为一的),因为彼此都有转向对方的方式,彼此都是以对方为太阳的花朵。德里达在此描绘的这种在受语境限制的话语中对隐喻和概念的安排,简而言之,也就是一种经济:在任何特定的场合,一种“不称职的”、构造糟糕的写作单位都将不如一种“操作性的”、可应用的写作单位更受珍视。
     《白色神话》也是德里达在没有受对话者的迫使而主动读解马克思(尽管他会第一个指出这种说明多么脆弱)的几篇论文之一。6对马克思的提及很简略,主要出现在脚注中。德里达认为马克思和尼采是起草有关“语言学内容和经济学内容之间的交换”,即指义和价值的相互交叉的资产收欠表的哲学家。德里达补充说,这后一种区分也表明了索绪尔在语义和句法系统之间、指义交换的共时和历时模式之间所做的区分。通过这一基本模式,可归纳德里达对表征的一个批判:即揭露指义和价值在通过不稳定的语境传播书写符号的过程中无法消除的互相干扰(见第七章)。通过将马克思与尼采对真理的描绘——“隐喻的流动部队”——和索绪尔对结构的“发现”相关联,德里达给了马克思一种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列宁等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后者一概被指责为将他们文本中的隐喻问题隐匿在大量的隐喻背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旦我们同意概念和隐喻可以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隐喻”这一观点,对于马克思的解构主义阅读就能够欣赏政治经济的官方概念被一种对隐喻的使用所解放出来时的那种谨慎了。
     路易斯•阿尔图塞一字一句地读着《资本论》上场•阿尔图塞以隐喻在理论文本中的出现标志着概念的失误或困难为前提来定位马克思的那些“征候”隐喻。允许我在此归纳其中的几个,尤其是被德里达引用过的几个。
     (1)阿尔图塞通过“倒置”和“理性内核”的形象来分析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他拒不承认在马克思的成熟的思想中仍有黑格尔的思想一说,无论是“倒置”说也好还是“深植”说也罢。7
     (2)在其关于意识形态的著名论文中,阿尔图塞赞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但只是作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结构依赖关系的一种“地形学”意义上的形象描绘。8
     (3)在其他著述中,阿尔图塞详尽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地带”的空间“视野”和“地势”;尽管他感到这些形象过于带有“诱惑性”和现象学色彩,他还是将它们作为一种科学语言发展过程中虽然短暂但却必要的环节保留下来。9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使辩证法从属于地形学隐喻,目的是要“认清其自身的比喻是由其自身条件的物质属性所规定的”。10
     (4)在此基础上,他又补充了一个经典性描绘,即将认识论描绘为一种眼力或视觉:知识以其经过改造的、“训练有素的凝视”看得见经验主义以透视法凝视所忽略掉的东西。空间和视觉在此当然是相关联的比喻:批评对话语地带的合适建构将产生一种结构视域,在此视域中,该地带“从自己所界定的对象或问题中看到自己”。11阿尔图塞所创建的无主体历史科学重复了他在对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理论创建中的步骤,因其只能在概念的层面上被思考,因此只能从其局部和有限的效果(即,个别主体,成为物神的商品,金钱)上加以识别。
     因此,历史科学的具体任务就是将这些因素作为资本主义结构的比喻(隐喻、换喻等等)来“读解”,更进一步说,即资本主义结构只包括这些可见的踪迹。“结构仅仅产生于其特定成分的具体组合,因而仅存在于其效果之中”。12为了能识别作为一个价值链,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经济的资本的总体效果,历史科学必须揭示资本对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即对其转换和传播的内在机制。在前几页中,阿尔图塞借用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命名这种机制,Darstellung,即表征,“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的全部理论中,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认识论概念,该概念的目的,严格说来,就是要指明结构在其效果中存在的方式,由此而标出结构性因果关系本身。”13
     总之,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机制,即对具体经济状况的决定性力量的把握,只能通过将其看做名为Darstellung(还有待于界定)的表征来实现。需要注意的是,阿尔图塞所说的“因果关系”、“功效”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倒置的关系,而是一个指出所有可能的经济成分同时相互作用的名称。
     在他写的《解读〈资本论》》一文的末尾,阿尔图塞最后对“机制”这一隐喻本身做了一番考察。
    
     每当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为一种机制、一种机械、一台机器、一种构造(蒙太奇)……或表现为一种“社会新陈代谢”的错综复杂的事物时,通常所见的内、外部差异消失,与可见的无序相对立的现象内部的“紧密”联系也同时消失:我们得到一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新的准概念,完全自由于可知觉物的主体性和本质的内在性这类经验主义的自相矛盾;我们得到一套客观的体系,在其最具体的限定方面,受其构造(蒙太奇)和机械法则、其概念规范的控制。现在,我们可以回顾那个高度征候性的术语Darstellung了,可以将其与这种“机器”加以比较并按其字面意义理解为这种机器在自己效果中的存在。14
    
     对此加以释义:作为马克思文本中的核心形象,“机器”和“新陈代谢”超越了隐喻性表征的界限(既不是作为“可知觉物的主体性”[Anschauung]的表征,也不是作为“实质性的内在性”[Vorstelung]的表征)。“机器”和“新陈代谢”在其喻体本身就具有可视性和知识之间的联系:因此它们实现了一种哲学表征(Darstellung)。通俗的叠入晦涩的——“部分”成为“整体”,反之亦然——结构完全在其效果中标示出来。
     所有其他隐喻都是结构在其效果中的“形象”,惟有“机器”(请注意“新陈代谢”如何退出)已经是一个“几乎完善”的概念,一个“准概念”,一个效果上的概念。机器形象将机器的概念限定(Darstellung)吸收进来并将此“按字面意义解释”。比如,阿尔图塞好象已经解决了抽象与具体、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对立。机器不仅在比喻意义上适合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一对象,而且还足以以“生产概念”指涉由这一体系所操作的结构限定。机器既在阿尔图塞的认识论中代表着表征力,又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调度着表征力。表征与机器如此融入一个概念隐喻,对此可从两条途径加以读解。
     (1)既然Darstellung是马克思借以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中价值运行路线——对特定劳动力投资的转换/表征,而这又只呈现为价值(金钱-资本-商品)形象——的哲学概念,那么,“机械”既可以作为Darstellung的比喻,又可以作为其具体的存在方式。
     (2)既然表征被如此定位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机制,那么,价值的每一具体实现都在一种特殊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机械过程:价值既不是被“表达”,也不是被“复制”出来的,而是通过对现成材料的使用和再造一步一步“构造”或“加工”出来的。回顾一下法语的蒙太奇这个词,它有电影“画面拼接”的意思。对表征的这种定义满足了阿尔图塞在论战中反对笛卡儿意义的“机械论”功效——如同简单机器中那种单一方向的功效——和莱布尼茨意义的“表述”功效——本质主义和先验主义的功效——的要求。
     就这一点来说,还是在句子中间处,阿尔图塞的“理论生产”已成为一种认识论机器,在这台机器中,所有运行中的概念零件都“在思想中”自动复制资本的“真实”运作。15面对一种完美而枯燥的对称结构,他遁入隐喻。“[Darstellung机器就是]这个剧院舞台说明(miseenscene)的存在方式,这个剧院同时自任舞台、剧本、演员。其观众有时之所以能成为观众完全是由于他们首先被迫成为演员,受制于剧本和角色的限定,却不可能成为其作者,因为这原本是个无作者的剧院。”16
     这个比喻已被引申到另一面。这个被腾空了的剧院被当做对结构机器的隐喻引介进来,似乎一个隐喻之隐喻可以是一个概念。正如麦克尔•斯布里克所指出的,这个舞台形象引出了Darstellung的另一层意思,即在一内在性的结构中(之所以是内在性的,是因为其限定关系只存在于舞台本身而不在别处)对可视成分的定位。17阿尔图塞竭力想借助隐喻赋予他的概念以形态和形式,这暴露了他的立论中一个清晰可辨的美学维度:的确,“戏剧”比喻与一种机械的(经济学的、认识论的)结构在文本层面的冲突可被看做是对阿尔图塞的基本阐述方式的微缩归纳。
     “无作者剧院”的整个剧本提要是完全机械的,也是理想化和想象性的:它所有的努力和戏剧性场面从一开始就被“亮相”。然而,命运容许撤换场景和演员。所有的作者都走了,但是控制剧情的法则却从每个角度都到处可见。只有当这些可见点被当做一个整体、被当做承载多元指义(即决定)的连接点加以思考时,那个不在场的以理念给宇宙以形态的造物主似的结构才能自我呈现在思想面前。对于阿尔图塞来说,对结构决定论剧院的读解需要一种盲目,他称之为“科学”,一门如此严厉的学科,我们只能瞥它一眼,如果我们使之失望,就会落得与奥菲斯和欧律狄克一样的下场。正如阿尔图塞所熟知的,看得见的事物带有强制性:资本主义到处坚持自我表征和自我再生产,任何试图以一个词或一句短语将其归纳的努力都注定被它挫败。它把自己的那些形象作为惟一的自我映象。那么,如何才能对资本进行比喻,或至少,如何才能超越其自我表征而将之带入一种表征的范围内?
     在此,再让我们回顾一下兹格•沃托夫的梦想:有一种电视,可将世界的经济呈现在生产这一经济的工人们眼前。在《拥有摄像机的人类》(1928)中,沃托夫用机器的形象来表现制造形象的新机器(电影院);这些表征的矢量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无法祛除视觉类比之魔法的闭合电路。18但是电视却不适合这种联系,因为它不仅制作形象,还将它们组装和发送。它的表征运作、它的结构戏剧和它的可视性规则只能从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法则角度来理解。
     马克思机器
     诚然,马克思的著述充斥着隐喻:空间、视觉、有机、机器的隐喻。但在此与我们相关的对马克思的读解却不是“文学”或“字面”性质的,而是当代读解,旨在恢复流通概念在马克思式的经济批判中的核心地位。说得更确切一些,这种对马克思的读解将“生产”这一概念原有的稳定性转向了它最动态的发展前途,并追溯了价值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摸索前行所留下的运动轨迹。马克思考察了资本如何间歇性流通,这一描述决不仅仅只是粗略相似于对作为形象传播的电视的描述。的确,这种相似极其密切:对马克思的读解可以表明为什么机器这种远非惰性的物质总是被卷入表征问题,以及对机器体系的历史性引申怎样在历史的特定时期赋予电视以新的价值区域和新的能量通路。
     “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总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解释道。19在该书中,他不懈地用他的关键性概念——劳动力做文章,竭力试图找到一个途径,避免使之成为价值的形而上学的根源。他提出“价值在过程中”这样一个概念来指明资本的连续性和不停歇的转换,并用此指向资本得以在整个社会领域环绕航行的具体历史路线。20资本行程线上的每一站点——劳动力、金钱、商品、机器、资本——都通过具体操作和各种条件而被连接到并形成于其他站点;术语之间的每一变动都是对价值的重新比喻和重新表达,既是表征的一种抽象运动,也是争议的一个具体焦点。21“价值在过程中”这一概念的形式课程,人们必定已从当代理论中学熟:在一种经济中可能被一个术语所指涉的对象将是那个经济中的另一个术语,即,这一指涉是动态的。22
     由于资本热爱运动,所以每当它被长期滞留,每当它成为“固定”状态时,它就呈现奇异、古怪的形态。机器是马克用于比喻固定资本的最一贯的例子和隐喻,以至于已成为资本的表征运动的内在完美形式。“于是,机器呈现为固定资本的最合适的形式,并且,固定资本就资本与本身的关系而言,呈现为一般资本最恰当的形式。”23然而,他补充说,对于“外部关系”来说,金钱是资本最恰当的形式,由于这一原因,他才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另撰文解释作为“表象形式”的金钱如何掩盖了资本的内在运作。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根本性区别中,无论视其为一种现象还是一个概念,都不可能说哪一个更主要;更进一步说,除了作为对固定情形的一种定格描绘,没有可能保留那种区别。当马克思把金钱说成“一台节省流通时间的机器”时,他将机器和金钱的比喻做了引申。24金钱和机器都把时间作为价值,但分别采取适合于完全不同变形速度的形式。这种理论建构使得资本能够把作为一个由支离破碎的时间间隔所构成的景观的世界进行重建。25如今,在由利益、信贷、投机的急流所驱动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变动性领域中,借助于电子金融系统的各种装置,每一个体资本都可以几乎同时从一处撤出而转向另一处,安然度过区域命运和货币气候的急速变迁。覆盖全球、其能量可同时服务多种用途的信息和电信机器最初问世的动因就是为了满足资本尽快流通和转型的需要。当马克思指出“资本的趋势就是不花费流通时间的流通,因此也是把仅用于缩短流通时间的工具仅仅假设为被它(流通时间)所假设的形式因素”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些可能性。26换句话说,资本必定是被刻写(在具体表征或形象上)和抽象出来的,但又确确实实具有象征性和可转换性,它寻求其流通的每一刻都“理想化”,目的是扩大自己活动的空间。因此,资本利用不同的工具——生产性和金融性的——以便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速度碾出价值,每一局部总量总是寻求找到最佳效率的速度比例。金钱与机器因此而完成不同的综合:交换关系的扩大开拓了原先疏远的经济之间的合作,机器的安置则建立了所有劳动的社会化,并昭示了资本关系的全球化保障。27
     再回到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其象征或抽象性何在?这里一台动力织机,那里一幢厂房;当然资本家购买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但是由于固定资本是由投放在生产领域的商品所构成,所以难免不受物恋癖的影响。马克思竭力对其加以定义:“固定资本,实际上就是被固定在一处的资本,它被固定在某一不同的具体方面、阶段,而它的运动必然经由这些方面或阶段。”28固定资本并不是完全拥有自我的,并不是全在那里,“从来都不是完全被占用”。29也许它心不在焉或处于休眠状态,但并没有死亡。从马克思对“活的”劳动力和固定资本的一贯性对比的角度来看,机器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分别对应于它在投资的微观合理性中的地位和它在对社会关系的宏观组织中的确切作用。
     首先,机器是价值持续流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将价值递增性地(暂且不谈它的价格问题)转到它协助制造的产品中去,直到它再没有价值可分发为止(废弃和最终贬值)。我们可将此称作它的资本价值圈:它储存并分发一些先前生产的价值量。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从资本的“固定”价值逐渐散播的角度详尽分析了固定资本的成本结构。30固定资本的不确定的“固定性”与三个因素有关联:物质性事物(固定资本的“使用形式”)的使用期限,固定资本向流动资本转换的兑换性,以及现有技术变化的水平。这些标准也适用于机器制造的价值和它在一定情形中的功效,决定着一台机器何时可用于生产。只有当一台机器能够将自身价值转换到商品上时,它才能继续作为资本的一部分而存在:马克思的经济循环论即建立在这一规则上,经济的循环则与对废旧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替换相关联(正如以下所论及的)。31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每台机器所走的都是一条毁灭性的熵的道路,维修则减缓毁灭,新型和更完善机器的出现则加速它的毁灭。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机器对无法简单进行量化的劳动过程施加一种社会力量。作为一种强大的新型物体,机器获得了统治权,这种统治权甚至达到了它似乎“不花力气”就发挥作用的地步,“如同一种自然力”,它成了一个征服了劳动的“庞大的有机体”。32在此,马克思所做的关键类比不是在机器和金钱之间,而是在机器和劳动者之间(但是两种类比又都是描绘一种具体的中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和机器进入各种不可逆转的相互构造的关系中来,两者都变成资本的“效果”,在作为“普通价值”的共同层面上运行;然而,与“价值”不同的是,他/它们也许被含混和虚幻地定位为生产过程中的“原因”或“使用价值”。在马克思试图理出机器和工人之间的因果线索时,机器的隐喻学与人体的隐喻学互相融合,达到了其差异既至关重要又不可分辨的地步。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只能通过“活的”劳动才可能发生,所以有关劳动时间耗费的某种因素必定始终具有不可降低的有机性,而不被机械过程所吞并。同时,机器被赋予了能够在时间过程中保存和消耗自身能量的机体质量,因此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差异界限与其说是对立的,还不如说是类比的:适合于劳动肌体的能量被调换到资本机体上,反之亦然:“在人体中,正如在资本中,不同因素的交换并不是以同样的再生产率进行的,血液的自我更新比肌肉快,肌肉又比骨头快,就这方面来说,骨头可被视作人体的固定资本。”33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种以人体著称的生命物质的残渣很容易操纵——它的第一个武器当然是机器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从历史根源上清楚地展示了从属于机器的物质因素,在这种从属性中,现代人体从属于一种新的权力技术(即福柯所说的“规训”)。需要强调的是,按阿尔图塞的意思,机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价值的机器形式可以取得商品交换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它作为有意识的(自我)表征而构造机体,而这种表征是在对经济过程的技术筹划中已得到协调的。马克思是这样讲述这个故事的:“劳动手段一旦被采纳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来,它就经历了不同的变形阶段,其最终形态是机器,或者说,一个全自动的机械体系……这个自动装置由众多的机械和智力器官所组成,以便工人们只扮演有意识的角色。”34工人也和机器一样沿同样的双重线路接力价值的传递:首先,作为挣工资并购买商品以便自我再生产的可计算的劳动力,再者,作为“工头”或作为资本的加速机器时间表的“管理人”,大体如同一个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逆转所设置的有效转换点,“被吸收进资本的机体内”。35对社会劳动力这种抽象和吸收进一步赋予了机器以“人的”衣着。“机器,而不是工人,拥有技能和力量,机器本身是艺术鉴赏家,在借助自身而实施的机器法则中,拥有自己的灵魂。”36正如自《弗兰肯斯泰因》以来的许多科幻小说所描绘的,当机器获得了人的成分,它的灵魂因狂喜而动荡,“好象它的身体中了爱的魔法”(马克思引用了《浮士德》中喧闹的饮酒歌,“alshattesLiebimLeibe”,来唤起那一时刻)。37随着集体的人体被转换和变形成机器系统,所谓的“普遍智力”——以科学和知识体制的形式而存在——就变成了新的社会机器的标志和“器官”(请注意,马克思对“器官”一词的使用是从身体到机器的又一个横跨两者的比喻)。超越所有这些从属和服役行为,资本主义生产最后的、但却被耽搁了的结果是:“社会”自身,即一套实现于活动的身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不同的速度出现和消失于人们彼此之间,在这套关系中,留给人类的主要任务是要“他们像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一样更新自我”。
     资本作为一具自我再生产的机器骷髅的形象比以往更鲜明地出现在萨特的后期作品《辩证理智的批判》中。在描绘工人工作的情景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机器和工厂仅仅是作为前几代人的“死亡”劳动而存在的(“无生命实践”)。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对出自于“死亡”劳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阐述,而萨特的《批判》则描绘了在历史的坍塌中死亡劳动在存在意义上的命运。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存在被“结晶”到物质客体和建成的空间中,后者于是对那些后来人施加一种他者性的综合力量。萨特以一个女工为例,看出一种“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立的条件”,他在这里的意思是指无生命实践客体和女工之间的对抗。萨特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这一对抗“迫使女工生活在已构织好了的命运中,并以此为现实”,这种命运作为某一不在场的人类团体所施的强加物从别处而至。无论是她还是资本家都不是“有意”而为。他引述了一项研究,从中发现女工在半自动化的机器旁工作时,产生支离破碎的性幻觉,从这项研究中,他得出结论,“但是,是机器借她们在做春梦”。39因为机器要求某种半清醒的关注,所以思想的节奏就合上了机器时间的拍子。这些女工的幻觉是作为身体、大脑和机器这样一个客体组合的被截断的、不连贯的投入而产生的。相比之下,男人不以这种方式放任自己(萨特如是说);大概是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做爱时总是积极的,注意力不分散的,不会被冷淡的。然而,无论如何,机器限制了在同一时间可想和可做的事,标示出一个几乎空洞的时间框架,这个框架留下了供想象活动的空档,而这种想象活动却嵌入到机器的运转节奏中。尽管萨特还不至于说机器“生产”了在工人大脑中闪过的形象,但他确切无疑地认为意识的活动完全被机器所掌握。因此,心理形象只是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对象的一种副产品。这并不是说资本可以估价生产的尾流所搅动出来的任何幻觉、白日梦和自我形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页就认识到,松散的主观因素贯穿经济:在那里,它们被称作“需求”。萨特指出这些因素在识别、表征和支配的辩证法中被抓住并被循环。
     萨特所描绘的那个作为容器将集体幻觉和机器的劳动时间相混合的女工形象,引起了一种对其支配程度深入到主体性的每一个角落的完全支配的恐惧。尽管我们不必按其表面意思来理解,但这个形象有助于使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提出的一个关键论点:将妇女和儿童引进工资劳动“是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第一个结果”。40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机器将无产阶级全家引入工资环道。它打破了存在于劳动分工中的性别界限,并将所有随后而来的在工厂和家庭中的分工都算做直接经济剥削的具体事例——对谁的工作能算价值的争斗。41至少自从资本主义体制出现以来,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一直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被从根本上排除在使剩余价值本身成为可能的价值之外。同时,妇女还在各种明显的限定条件下出入于工资关系,既取决于当时社会现有的生计起落,又取决于当时资本需要哪种工作。作为劳动分工的物质场所,机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它需要社会所指定的技能,或换句话说,它需要社会所强加的某种技能的缺乏。事实上,它可能是被造出来像耗尽原材料一样快速地耗尽工人们,用尽他们的一种体能(如眼力)以后才把他们从工资劳动中放走(即去养家。这正是太平洋沿岸地区作为新的信息技术生产核心的微电子工业目前的主要模式)。
     劳动的性别分工中的历史延续性可通过女工所操作的机器来追溯,这些机器包括从早期工业主义的动力织机到都市帝国主义时期办公室中使用的打字机,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所使用的资料处理和家用装置。如果我们把电视也包括在内,就会更进一步加强这种延续性。塔尼亚•莫德来斯基、季廉•代尔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工作已表明电视如何以大体类似于萨特所描绘的情景方式将家庭工人的劳动和思想“分散”:在两种(电视和萨特所描述的)情形中,妇女都找到了一种方式来选择她无法避免的情形,因而借助于形象来活动一下她仅有的一点主体性。42
     正如妇女劳动的可变性和可塑性所表明的,身体对机器的依附,无论是在某一刻,还是在一生中,都不是绝对的。英勇无畏的机器化的男工,他们在20世纪早期的艺术和政治中已为人熟知,却决不是资本的理想人物。相反,资本主义机器一直在发展以便能使用尽可能便宜的劳动力。无论劳动力是否以力量、精细或智力为特征,机器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占有它。机器在两种力量——结构力量和主体性力量——之间标出并保持距离和差异。在马克思式文本一分为二的光学仪器中,对机器的分析始终与关于价值的劳动理论和关于意识的主观理论连在一起,在经济文本中,这断裂的两部分被表达为机器隐喻和有机隐喻。43这种断裂甚至在最有戏剧性的当代经济新论中依然存在:当德勒兹和盖特里把资本主义重新界定为“已被解译的大量劳动和积累的财富的普遍公理”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做了如下区别:仅仅只是简单地将人类作为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包括进来的“机器奴役”;人类即使不是自由于、但至少是外在于机器的“社会服从”。44无须赞成马克思的历史时代划分或辩证法程序,德勒兹和盖特里照样忠实于他的概念性比喻的实际运作。
     借助这一文本断裂,马克思式的隐喻学可使其理论焦点用于电视研究。由于把机械概念化为资本机体而将人类身体引进了价值的通道,因而使我们能够询问世界的“经验”之维——诸如视觉和时间——如何能在资本流通中得以产生。
     电视,我们时代的机器
     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尚且还未实现的机器世界的阐述来开始一项文化分析,将会与仅仅从其商品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文化,以物化、异化和画面为主题的讨论大相异趣。然而,无论如何,非常清楚的是,马克思本人对文化的综合描述更多地将重点放在生产技术的状态而不是其产品上,更多地放在经济的差异性运动上而不是放在对物品的毫无结果的迷恋上。随着60年代稍带启示论色彩的“消费者社会”和“信息社会”理论的式微,几种后现代主义讨论重新开始了将资本作为一种巨大、复杂的生产部门总和的分析。譬如,最近一些对资本地貌的论述就是从固定资本作为已建成的空间这一定义着手(亨利。莱福伯、曼纽尔•卡斯太尔、戴维•哈韦、爱德华•索耶)。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对“相关联”的权力网的描述保留了马克思对经济分析的结构观点,但抛弃了下列观点,当然下列观点不一定是马克思的,即经典的“经济”决定论路线穿越一个社会空间的每一个细胞。任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器器的强调必然会提出关于力的(支配、强制、抵抗)关系的难题——凡是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地方必然展现这些力——这一难题即刻将这一“经济”景象转换为政治和文化的景象。45
     如果电视仅仅被视为一种娱乐商品或宣传喇叭,如果它在当代资本中的地位能被孤立在一个特殊的消费领域(一个甚至包括享乐在内一切都有可能的领域),那么,它就几乎不值得被叫做机器,也几乎不值得被推崇到偶像物和时代精神载体的地位。但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更有利于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器包括价值可以转形的任何转换点,那么也就更容易认识到下列事实:即电视形象本身总是过程中的价值,而不是新异漂亮的二手图画,这种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绝对近似,表明电视的特定价值形式在当前是极为重要和必需的。
     一种认为电视远不止是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布置的橱窗的模糊想法在以前也曾有所表达。因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电视置于机器的历史框架中而做出引人入胜的立论:“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以下推论,即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量子跃迁或资本主义借以对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危机作出反映的技术突变来划分时代,那么,电视——如此紧密地与晚期或第三阶段资本主义中占支配地位的电脑和信息技术相关联——何以有巨大的权力成为晚期资本主义卓越的艺术形式这一问题就会变得稍许清楚一些了。”46将这一问题换个角度:晚期资本与电视的紧密关系的实质是什么,且那种关系将采取何种形式?电视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宠儿是否为时已晚,是否它因此反倒成为其主要但不是新兴的文化形式?为了表明电视如何行使其历史职责,我将重温从现实经济论立场到思辨理论立场的四种不同论述。
     已有论者指出,固定资本贬值的价值圈定下了经济循环的模式。马克思认识到机器的周期更替需要生产手段领域(部门1)的大量再投资。商品生产(部门2)率可能会发生变化,但这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自第一次全盛期以来所经历的周期性危机。存在于这些部门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关系通常名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这一有效的概念-隐喻是马克思的)。
     恩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作为各个部门关系的“生产结构”的,因为它为他的历史图表:即一种最新形式的康德拉捷夫(kondratiev)循环——约每六十年一次的资本主义发展与衰亡的长波——提供了物质基础(关于康德拉捷夫长波的文献卷帙浩繁,我们不必在此驻足。这些文献可被描绘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长期利率和投资的环滑车道式运动潜在能量模式)。曼德尔极为强调技术转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显著因素……在于以下事实:每一新的扩大再生产的周期都以新的而不是原有的机器开始。”47这些变化每次都产生于两种加速增长:科技知识体制的增长和整体资本容纳新发明的能量的增长。48曼德尔将马克思的历史论述扩展为几个附加的阶段,49从工具到手工制作的机器是第一阶段。从机器到机动机器是第二阶段,也是完全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又有三种主要变化:1)蒸汽(马克思的时代);2)电力和燃气(这时引擎本身为机械所制造);3)电子和核能。50因此资本的每个阶段都有其标志性的或特有的能源技术,这种技术导致所有其他生产部门的划时代转变,包括商品和农产品。这种能源的能量和界限赋予每一时代以形态和跨度,开辟新的赢利生产和消费领域。在眼下这个核能和电子的时代,门代尔的例子是“喷气运输机、电视、电传打字机、雷达和卫星通讯网,以及核能驱动的货物集装箱。”51稍后,他又以另一种方式对此加以归纳:“除了其他特征以外,这个新时期(1940-1965)的特征为:除了机器制造的工业化消费者产品(诸如19世纪前期的产品)和机器制造的机器(诸如19世纪中期的机器),我们现在又有了机器生产的原材料和食品。”“晚期资本主义……因此表现为一个所有经济部门首次完全工业化的阶段。”52
     因此,电视被列为——而不是被挑选为——第三阶段的重要产品和典型消费者产品之一。除了与其他例子一样具有全球性使用范围,电视似乎并没有对于晚期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必然性。它并不表现消费模式或为一系列新产品(即信息和文化)而建立的世界市场的变化。它原本的祖先无非就是资本为前一百五十年所粗制滥造的所有其他消费者产品。再者,电视在传播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一章中所描绘的那种占支配地位的“工具意识形态”方面,或在他于该书的末尾所描绘的与生产相关联的潜在的革命危机中似乎也没起作用。
     然而,曼德尔在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所写的序言中倒是给予了电视经济上的解释:
    
     电视机和电影(包括电影拷贝)显然是一种商品生产方式,而且投入其中的工资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但是雇佣已完成的电影或将一台电视出租给连续不断的顾客却不具备生产劳动的特点。同样,虽然在制作广告电影时所使用的工资劳动是生产性质的,但诱劝潜在的客户购买这些电影却与所有商业代理的劳动一样均不属生产性质的。53
    
     在试图区别什么构成“社会价值”和什么不能时,曼德尔选择的是一条最正统的路线:对电视的“使用”,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作为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好,作为对顾客的欲望的“哄骗”也罢,还是作为建立世界范围市场的主要渠道,都是“非生产性的”。然而,对于广告的排除表明曼德尔承认那些扩大消费领域,因而有助于减缓“实现困难”(出售商品)的产品和服务(诸如顾客信贷)具有一定的作用。54
     这样的界限容易划分吗?除非我们置以下可能性而不顾:即电视——不仅只是电视,而是整个文化工业——在其为具体产品所做的广告和对完全由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所构成的社会环境进行大规模的表征之间是不做区分的,这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除了最自信的符号学家以外的任何人都是可裁定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文化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对资本是富有成效并不可或缺的,那么电视就应该被看做价值的“非官方”渠道。
     在对长波理论做公允的辩护时,彼德•霍尔和巴斯克尔•普林斯敦已论证特定技术和一系列经济长波之间的关联。55他们的研究焦点集中于信息技术与经济模式越来越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以时下承载康德拉捷夫第四次长波的电子学、计算机和电视通讯为最高形式。56信息技术,其定义为任何“记录、传送、处理和分发信息”的能源的技术,5740年代以前还只是一项次要工业;只有在对实验室研究实行巨额联合投资以后,它们才能以赢利所必需的国际性规模投入生产。这一兴起的先决条件是超越了勇敢的发明者和企业家阶段的资本对科学工作的深入参与,以及世界劳动分工新阶段的建立。作为这一攻势中的“消费者产品”因素,电视一开始(50到60年代之间)竭力支持这一浪潮,最终却将自己的关键组件全部拱手交给了“生产者产品”或用作固定资本(卫星、监测、电脑屏幕、军事硬件)。与曼德尔相反,霍尔和普林斯敦认为电视也就是这个时代决定性的经济电路,这些电路同时既是资本激增所固有的又是由它所产生的。在由诸如计算机网络和电视所承载的“信息”之间没有再做进一步比较和区分:霍尔和普林斯敦在放弃了价值的劳动理论后,无法区分这些传媒,他们也无法确定超越了信息技术范围的传播和估价方式对于资本来说是否有着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用途。但他们还是将电视放在与曼德尔所放的不同序列中:它表现为在一特定历史关头得以解决的各种不同发明的最终赢利形式。“信息”在被收集并被推进到由机器所覆盖和重新规划的全部地理区域时,终于可成为一项全球化的商品。
     在戴维•哈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手册《资本的局限》中,可发现一种将电视放在机器与商品之间的中介性定位。他把电视放在虽然不甚明确但却绝对逻辑化的经济种类中:即“消费基金”,该术语的定义为:“在消费领域中扮演与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几乎相同角色的商品”。58“消费基金”这一短语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得最明确,在那里指确保可消费商品在漫长的再生产均衡中转换的“消费手段”。电视与餐叉、汤匙、人行道、洗衣机、甚至住房平起平坐:所有这些差不多都是使消费成为可能的东西。这有一定的明确意义所在:如果没有爆米花制作者的“消费基金”,你就不会购买爆米花。但是这个解决方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这个术语可以如此轻易地被引申,不仅包括那些我们可能并不立即就吃掉、喝掉或扔掉的商品,而且包括所有公共和私有空间,那么就几乎是无用的。它也不提供关于下述这些关键问题的线索:消费如何“产生于”消费工具?消费基金(如一台冰箱或一台电视)中的项目是否“生产”不同种类的消费和不同渠道的花消?哈韦的新书《后现代性状况》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是的,“电视使用”促进了需求的必要增加,推动了消费文化的进步。但是他公开放弃了对使电视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文化与美学的新技术的分析;在正确地驳回了在电视和后现代主义本身所做的简单等同后,他就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退居第二位了。59
     爱里克•阿列兹和麦克尔•费荷在对后福特主义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所做的感人的综合中指出,资本对“信息”的动用提供了“对后现代主义的经济定义”:现在,信息不再用于意识形态,而是根据信息的成本以严格的交换价值来计算,“信息成本以其构成和被理解所需要的必要时间来衡量;其被参考的次数的倍增使其被广大的公众所拥有,其交换价值便随之增加,而其费用则须降至最低限度。”60这种新经济可以按其机器主体所构成的集合为特征:电视观众现在完全被同化到了“永久性的场景”中。61(信息)形成和理解的思维活动对应于简单生产,即以时间来衡量的观看劳动;另一方面,消费或接受被认为是机器的,是被“指涉”为或作为接受者的消费者的一种功能。“增加被参考的次数”对于阿列兹和费荷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短语:它描绘了信息形式的和内在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参考”被构建到每一个单位中,以便它能具有作为自足的普遍商品的功能。但是数控论意义上的完善只能是单一资本的野心;如果许多资本共同运作,各离心力将总是把信息商品驱向差别和非交流的渠道。
     阿列兹和费荷并没有给后现代的新商品提供正式的定义,相反,他们实际上只是沿用电视节目制作和播放的“最小公分母”理论,根据该理论,确切而具体的意义之丧失被归咎于这个大众媒体。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更以鲍德里亚(以及支持鲍德里亚的德鲍)的理论而不是后福特主义为重要依据。他们似乎还从卢梭关于欲望无可指责的观点中有所借鉴。所以,一台被称做“电视”的机器和一群被称做“观众”的人统统被算做“画面”,即一种电视形象应该在其中流通并以数控的效率和透明度出现的绝对空间。在这种生产中,什么也没有发生转换:信息和思维劳动融合为一个在画面的白噪音燃烧中消费掉的单一商品。正如其他具有德鲍—鲍德里亚倾向的人一样,阿列兹和费荷讲述了一个形象形式的资本完成了最后突破的故事:资本变成了决定形象的纯粹多元和内在不确切性的同质但隐藏的原因。但是,即便这种论述极其准确,其逆向过程也应加以追溯,在这个逆向过程中,形象成了许多不同的资本,扩大其总量但不全部或同时实现。阿列兹和费荷借助电视无法找到逃避之路,但是他们对逃离电视却抱着希望。在完成这幅完全工具资本主义的画像的最后一笔时,阿列兹和费荷有所迟疑,指出资本对“时间整体”的包括无论如何还在边缘地带留有余地,被它所忽略而不是由它所创造,这块空地等待着复苏来填充。无论这些力量是什么,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都与价值和形象在电视上的流通毫不相干。阿列兹和费荷以坚定的拒绝作为希望的惟一姿态。
     因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关于电视为资本而运作的辩论中的两个极端。如果说曼德尔对电视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比喻性关系有足够的警觉,阿列兹和费荷则对此过于敏感,将所有时间和价值的生产压缩为惟一一个顺畅、壮观的过程,而不考虑这一电路中不断重复的短路和不停闪烁的形而上学跳动(而这些毕竟是使文化有价值的东西)。尽管电视对于价值在晚期资本下独具特色的运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同时也将经济从抽象的边缘拽到集体想象力的混乱领域。的确,电视必须跨越变化的可视性时间,即它只能以人类主体那古老而执意缓慢的视觉和情感时间来为资本行使职责,根据这一事实,可将电视与同时代的其他机器区别开来。尽管电视可能是新信息流的一部分,永远与其他事物合流,但是它总发现自己需要有一个“内容”。它的播放可能如同通过金融线路的货币微粒标记一样即刻完成,但是对它的形象的接受却还是需要一点一点地体验。
     看电视
     电视的任务是什么?它生产什么?现在我们必须将迄今为止所提出的两种推论加以综合。首先,电视按照马克思式的基本论述而运作,在已被定为价值的时间量中充当转换点,在形象的时间和观看的时间之间(总是不能完美地)进行转换,由此而进一步促进生产和流通。第二,电视出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借助形象媒体将日常生活和文化作为“自由”时间而纳入资本的机体内。尽管这两种推论都忽略了以具体地点为特征的操作,但必须视为前提的是,每台机器都将被放在特定的地点(“语境”),且系统的输出将因此而以几个(当地)局部因素为轴心。但是同时,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机器是在其发展的某一特定时刻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前哨阵地——行使代表权的代表——而运作的,将(当地)局部主体的和再生产的溪流与整体的生产洪流合而为一。
     这个全球性机器如何通过(全体、单个和每一个)电视形象使自己具有可视性?
     正如詹姆逊所表明的,电视在新的时空内生产形象。电视形象并不是在其时空框架“以后”或“以内”被生产出来的,这些只是这一装置的工作维度。电视形象的框架的发散性把它与照相和电影区别开来,这后两种形象商品形式对应于先前时代的生产结构。即便如此,电视具有改变自己最初成像方式的能力。看一个熟悉的例子:所谓对事件的“直播”或“现场”转播在没有对事件进行更大的技术处理和编排的情况下,被证明是不能充分赢利的,所以对“现场性”的表现是需要不断重新捏造的。62无论电视经历了怎样的形式变革,它的基本经济使命在于将物质形象通过新的流通框架转换为价值单位。但在描绘这一运作之前,我们应该切记“流通”远远不仅只是简单的运动或运输;的确,电视的形象运动最好被看做那个只有在屏幕上才成为可视的更大的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如果说大规模工业的机器系统极大地使社会劳动时间集体化并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对其加以重新分配,那么,电视现在则对其他的时间段行使着同样的职能:娱乐时间、公共或社团时间、家庭时间、家长时间、儿童时间,甚至动物和植物时间。总之,惯常被叫做“可支配性”时间的一部分被交由电视来支配,因此非工作时间也从属于对抗劳动时间的那种对抗性。更确切地说,电视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运作同时朝向两个方向,分别对应于它的机器特征。
     第一个方向对应于前缀——“远距离”(tele),涉及空间:通过传送形象,这个机器(电视)在一个新的潜在估价的语境中给它们以形式和价值。马克思认为,把商品带入市场的行为也应该被视为该商品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63然而,就电视来说,这个机器自己携带着“市场”。在任何从单频道的死水到多元输入的蜂窝状东西的地理规模上,电视都制作了镜像似的形象市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这点也适用于国营体系,在那种体系中只不过电视市场被控制得比其他体系更严格,因而使用面更狭窄而已。在任何现有体系的层面,电视把握着距离并通过将自己确立为一套物体来划定自己的社会疆域:它作为一大批分散的机器而存在,这些机器由一种同时在别处和在所有的地方发生的生产的散发所连接。大多数生产和转播手段(转播设备、有线电视和卫星)还掌握在经济和国家机构中;但是通过一种表达资本主义实质的安排,每个人都被允许花钱购买这整台机器的股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电视可被看做——通过“经济民主”——是对先前传播技术的持续延伸,当然这种延伸改变了世界市场的构成和策略。期待电视对每个人的生活有同等程度的渗透将是错误的:它得以扩展的条件是价值的不断消长状态为其努力提供依据。
     电视形象的第二个功能涉及通过对时间的新的生产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体制生产力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最明显、最极端——尽管有限——的一面是广告本身。关于广告的时间与电视上价值的关系已有几种论述了。我在此将重温其中两种最贴切和最有启发性的论点。尼克•布朗关于“电视超文本”的重要论文所采纳的立场是:电视时间按两种分类安排:“现实主义表征符码”和工作日、周、年等的各种不同时间跨度。64对于布朗来说,这两个种类之间的关系遵循一条清楚的逻辑:第一个时间秩序属于电视视觉流的内容,它在捕获由人类(自由)时间所构成的第二秩序时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诱饵。一种熟悉的二元对立产生了:“话语”或“文本”经济的时间逻辑来自于由广告人和节目制作人所控制的“普通”经济。按布朗的阐述,分析的单位是节目预告的可见片段;这些必须由评论家加以组合来重建节目,而这正是广告人和演播者利益的逻辑总和。以对大众习惯和趣味的市场调查为导向,节目沟通普通经济和文本经济。广告形象——因为他们直接参与消费生产——被认为以一种方式发挥作用,即具有直接和可数据化的现成结果,而其他形象的作用则是保持视觉流不断并维持观众的注意力,因而不动声色地强化了商品宣传。沙特里将这种分层进一步引申,将“节目安排”定义为演播者被一种神秘的社会需求所迫使而放弃的“必要”时间,并把广告确认为盈利,即从观众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65
     尽管上述两种论述都将电视形象的不同形式与不同资本的竞争相关联,但它们都继续将广告作为电视的首要经济机制,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可能而已。换句话说,这些论述非常接近广告人自己对这一过程的论述,这是每一部商业广告的意识形态协议的一部分:这些公司都坚持说,他们仅仅是要购买由一定数量的人口目击的节目时间。我们这些观众应该理解、同情和奉陪。但随着频道的倍增和录像机的配备,这一安排,这一共谋的协议已变得更加明显的无力。看看电视网借助更成熟的数据方法所做的那些试图支持其拙劣的收视模式的努力吧(嵌入电视的新装置从里面监视着观众,把握他们坐在室内并且将脸转向电视银屏)。正如现金交易和利率,构造以广告为基础的阐释,其信条是:某种交易总会成交;大体等价物(收视率)的确总代表着另外的东西(注意力、观看、接受和消化);因果线索可以从一个层面追究到另一个层面——就眼下的情况来说,可以从形象的排列直接追究到欲望和延宕的满足。另外,将看电视当做经济代理商(个体、公司或两者)之间的交易会犯马克思所揭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犯的同样错误:即将成体系的东西贬低到主观或零散的东西。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电视对那种广告可要或不要,如果电视在撤掉所有对观众行为的经验保障后还能存活和扩张,那么,必定是有其他力量在发挥作用,并且必定是一直在发挥作用。当然广告人花钱买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是社会化的时间。正如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而不是某个人的劳动,广告人则购买社会时间-力单位——即根据预算、平均生产力和可能利润由价格衡量的“自由”时间和“自由”形象的虚拟混合。电视在行使基本的商业功能时,通过播放有量化长度和规模的形象,并按照自身的文化坐标将时间社会化。通过对一个集体、共有的时间领域的生产,并通过为这种时间的估价确立标准,电视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时间原则:每个人都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消磨时间,惟一的原因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时间是从别处收集的,已不再作为个人的东西而存在。66因此,电视的“成本”——如果这样说还有意义的话——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由每个人所承担的,作为普遍理性化和危机控制的企业一般管理费而遍布经济的各个层面。我们还可加以补充:看或不看电视,看什么节目这类“选择”成了每个人如何对待他人的一部分;与其说这是一种选择,还不如说是一种是否工作或花钱的决策。根据普遍市场原则,电视提供了一种优势,即将认知所产生的主体激动和在议会中就政府政策等质问某人所产生的震惊转换为商品化的选择时刻,因而使意识形态成了一种情趣而不是强制。67电视通过限制和垄断想象时间而使我们把我们的社会生命作为免费奉献而献给资本主义势力。
     也许,在此可以申斥传媒批评使用“消费”字眼,尤其是诸如“消费形象”这类词组了:这个字眼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不尽人意的描绘方式,描绘一种甚至不能认为会发生的行为。作为一个经济序列的最后术语,它掩饰了接受的不确定性,掩饰了一种阐释或一种对意义的生产。68当然,对于马克思来说,消费不仅导致对一种新生力的生产,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作用地将单纯的个体活动转换为经济生产。69这一回旋空间——这正是与机器相对立的主体问题存在的领域,也是最广义的社会再生产发生的领域——要求对一种无止境的过程进行最细致的分析,而不是给予草率的隐喻性结论。从时间角度所说的电视“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具有价值来源的特殊性质”:70总要先预付贷款,才能谈到观众有无可能从交易中有所获取,这种预付贷款就是为时间花消而提供的形象,一种对电视贸易条件的承诺。由于这一初始和约的限制,对电视的消费不能按阅读行为来定型,也不能被认为是遵循一种清晰的主观路线,无论这种路线是以理性的经济利益为导向,还是以明确的欲望为导向。正如亚历山大•克鲁格所尖锐指出的,这种初期阶段的花费迫使观众成为不顾一切的“企业家”,在所提供的形象中翻找任何他们可能收回的价值。71如果我们非要谈消费,更准确的说法当然也只能说电视消费我们的时间,产生价值并且同时再生产社会关系。
     价值的最小单位不是制作节目所花费的“官方”时间,也不是全靠运气决定的零散的收视次数,而是形象(画面)的短暂时间——不仅是由叙事或直接诉诸观众所排列的序列,而是转换频道和快速切换时闪过的形象,几乎达到一种最大利润的难以置信的同步性,一种社会化主体时间和电视形象之间的完全对等。频道转换是否打断估价过程,或者它是否给被传送的价值即刻增值的机会?电视必须总是将形象作为长度不一的片段播放出来,这些片段受社会区别和差异力量的调节,然而又总是过短或过长而无法充分实现其潜在价值。在这些条件下,一种混乱的美学得以发展,它具有新的抽象概念,新的延长或冻结时间长度的方法,以便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吞并社会时间。那种关于一个单一频道完整节目的旧梦——那种如同造物主所规划的成块的时间——一直是被传播本身所挫败的一种理想化建构。但是电视的差异性决不意味着意识形态诉诸手段的完善;它反倒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抽象过程,一种独特的物化形式,但这种物化是借助时间而不是借助已制成的物而实现的。在这种物化形式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被无数互相交织的形象片段的闪现过程所吞噬,这些形象取代了共同兴趣和主体间相互认识的可能性。在电视上“赢得时间”现在成了群体政治最重要的砝码,这是对一种辛辣的推论的认同,即在表征政治失败的地方,用机器注册却会成功。电视或其目前意识形态全部功能的这类“替代品”,转变为各种计划以求和对手占领同样多的时间,在有反光屏的商业大道上竖起店铺,而这正是广告人和节目制作者们所一贯采用的先发制人的策略。
     录像机所实现的实际上是通过改变速度而进一步分化电视视觉时间,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它为新的一轮商业循环而重新装备了电视设备。为此目的,更多的新型机器,诸如激光唱片、电视游戏柜和光学纤维网已露端倪。然而电视的新速度既是一个扩大个人选择的问题,也是一个固定资本和形象估价的新领域。用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法来说,我们目前所见证的是一种时间社会化的相对模式的发展,其基础已由这种装置(电视)本身定位的绝对社会化所奠定。通过插入一套其他形象而改变转播的时间规划的潜在可能性使电视视觉时间更具可塑性,更能以电视形式掌握和重新分配文化、时间和资金。录像机正如电视本身一样,抓住各种文本事件并将它们进行重新构想和重新传播。它对于资本的效用,尤其是在跨国界规模上的效用正在于此,这只能在所有文化——高雅、低俗和本土——都借助设在当地的电视线路来表现自己时才能赢利。
     电视用于形象抽象的储备力量还大有潜力;对时间和形象的每一次改造转型都带来价值转导,即不同机器功能的新的前景。从我们前面对资本电路系统的讨论可推论出,每一次改造都既是一种价值标记,也是向另一种形式的运动。由于作为整体的电视(地理电视)有可能与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共同扩张,它的每一段可视时间在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运动中可能占据多元地位。换句话说,电视已成为价值的构成、分配和对于在劳动、商品和资金的总流通中而形成的机体的依附方式的“一部分”。它借助于对社会关系的想象力量进行改变、联结,即实行机械化而扩大了价值区域。当电视的视觉方式不再遵循一个统一的表征逻辑时,它就达到了一种完整表述的高原状态:电视形象可能依附于每一个动态的机体,一种放在那里留用的价值,伺机以需要或运作的表现形式而重新进入机器。电视形象并不表征事物而是占用时间,而度过这一时间是主体在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全球一体化中受苦、参与、甚至也许是可瞥的最普遍的方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言的末尾草拟了一个小小“备忘录”,其中的第六条是,“相对于诸如艺术发展的物质生产的非均衡发展”,72他着重提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滞后或差距,然后他想要知道其中一方如何改变另一方的航向。为人熟知的是,他始终未找到答案,他也未能想象出完全适合于资本主义并与之具有共同空间的艺术形式或文化实践是什么样子的,同样未能想象出来的是,一种不再只是作为经济的一部分,或作为其表现形式或隐喻,而是作为其可视性存在形式的文化发展是否可能。
     接下来的一条是:“这个概念是作为必要的发展而呈现的。但是机会的合理性。以何种方式。(除其他以外,还有关于自由。)(交流手段的影响。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直存在。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一种结果。)”73这一点——将生产和流通与意识和权力的形式相关联的必要性——也基本没有涉及。对我们来说,这条路线必须倒着往回滑行:从资本对世界历史的生产的角度来回顾,穿过在我们的历史和关于技术与交流的理论中作为必要性的机会合理性,走向一种有待于从所有对之加以模糊的事物中进行拯救的自由。
    
     注释:
    
     1ImmanuelKant,CritiqueofJudgement,trans.J.H.Bernard(NewYork:HafnerPublishingCompany,1951),171-172.
     2JaCquesDerrida,“Economimesis,”trans.R.Klein,II,no.2(1981):3-25.
     3RaymondWilliams,Keyword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201-2.
     4JacquesDerrida,“WhiteMythology,”inMarginsofPhilosophy,trans.AlanBas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264.
     5Ibid.
     6关于德里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见“PoliticsandFriendship:AnInterviewwithJacquesDerrida,”inTheAthusserianLegacy,ed.E.AnnKaplanandMichaelSprinker(London:Verso,1993),183-231;Positions,(trans.AlanBas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1)60-67;“Somequestionsandresponses,”inTheLinguisticsofWriting,ed.Febbandothers(NewYork:Methuen,1987)254;以及德里达在Dissemination,trans.BarbaraJohns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1)31-34.
     7见LouisAlthusser,ForMarx,trans.BenBrewster(NewYork:Vintage,1970),重点见93-104;另见ReadingCapital,trans.BenBrewster(London:Verso,1979),37,153.
     8“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inLeninandPhilosophy,trans.BenBrewster(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1),135.
     9Althusser,ReadingCapital,27.阿尔图塞本人的脚注:“我保留空间隐喻。但是场地的变化立即发生:严格来说,我们应该说理论生产模式的变化以及由这种模式的变化所引发的主体功能的变化。”
     10LouisAlthusser,“IsitSimpletobeaMarxistinPhilosophy?”trans.GrahameLock,inPhilosophyandtheSpontaneousPhilosophyoftheScientists(London:Verso,1990),215.
     11Althusser,ReadingCapital,25.
     12Ibid,189.
     13Ibid,188.
     14Ibid,192-3.
     15Ibid,56.
     16Ibid,193.译文有所改动。见LouisAlthusser等:ReadingCapital(Paris:Maspero,1968)71.
     17MichaelSprinker,ImaginaryRelations:AestheticsandIdeologyintheTheoryofHistoricalMaterialism(London:Verso,1987),290-292.
     18见Jean-LouisComolli,“MachinesoftheVisible”inTheCinematicApparatus,ed.TeresadeLauretisandstephenHeath(NewYork:St.Martin'sPress,1980),121-42.
     19KarlMarx,Grundrisse,trans.MartinNicolaus(NewYork:Vintage,1973),673.
     20Ibid,536.又见AntonioNegri,MarxBeyondMarx,trans.HarryCleaver,MichaelRyan,andMaurizioViano(SouthHadley,MA:BerginandGarvey,1984),114-15.
     21在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文本”方面不可或缺的材料还是GayatriChakravortySpivak's,“ScatteredSpeculationsontheQuestionofValue”inInOtherWorlds:EssaysinCulturalPolitics(NewYork:Routledge,1987),154-75;以及MichaelRyan的MarxismandDeconstruction:ACriticalArticulation(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2),尤其是第三、四两章,65-102。
     22又见AlanLipietz,TheEnchantedWorld,trans.IanPatterson(London:Verso,1985).Lipietz认为“经济中可见的关系”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并不是非本质的,而是其惟一的目标。马克思关于经济学思想“只不过是[经济法则的]外部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这一评述,见Capital:Volume3,trans.DavidFernbach(HarmondsworthPenguin,1983),428.
     23Grundrisse,694.
     24Ibid,671.
     25应该切记的是,时间实际上是被资本加工成为新的和可量化的层面的“物质”;或者说,它是在一种潜在的力量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即交换的一刻,而被“捕捉”到的事物。“资本在交换中作为等价物获得了劳动能力以后,也就在不需要等价物的交换中获得了劳动时间”(Grundrisse,674)。
     26Marx,Grundrisse,671.
     27Ibid,712.
     28Ibid,620-21.
     29Ibid,623.
     30KarlMarx,Capital:Volume2,trans.DavidFernbach(Hard
     mondsworth:Penguin,1978),237-43,在本章中作为CapitalII而
     引述。
     31KarlMarx,Capital:Volume3,370-71.
     32KarlMarx,Capital:Volume1,trans.BenFowkes(NewYork:Vintage,1977),512.在本章中作为CapitalI而引述。又见Grundrisse,693.在CapitalI,493-94的长长的脚注中,马克思论述了使人类技术史与达尔文的“自然技术,即动植物器官的形成”史相平衡的必要性。他进一步论述道:“技术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活跃关系,即人的生命产生的直接过程,因此也揭示了他生活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及来自于这种关系的思想概念形成的过程。”注意——关于这一丰富论述,除其他内涵以外——马克思在此还描绘了对作为视觉艺术的技术的物质分析,而不是叙述其决定论的法则。
     33Marx,Grundrisse,670.其他有关机体的隐喻,参见Grundrisse,701.以及CapitalI,386.
     34Ibid,692;重点在后一个词组。
     35Ibid,674.又见Grundrisse,705和CapitalI,285.
     36Ibid,693,重点号是后加的。
     37Ibid,704.有意味的是,马克思在CapitalI中在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上使用了同样的引文,即劳动力被资本所吸收的层面上,描绘了这个过程,这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怪物,它开始‘工作’,‘就好象它的身体被爱的魔法所攫住’”(CapitalI,302)。这段令人吃惊的引文以几乎同样的措辞出现在CapitalI,1007页的“直观生产过程的结果”草拟章节中并与CapitalIII,517页的“货币”一章相关联。
     38Ibid,712.
     39JeanPaulSartre,CritiqueofDialecticalReason,trans.AlanSheridan-Smith(London:Verso1976),233.
     40Marx,Caoital,517.
     41见ChristineDelphy,ClosetoHome:AMaterialistAnalysisofWomen'sOppression,trans.DianaLeonard(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84).
     42沿此思路的著述多而广:见TaniaModleski,LovingwithaVengeance(Newyork:Methuen,1984),以及HelenBaehrandGillianDyer,eds.,BoxedIn:WomenandTelevision(London:PandoraPress,1987).
     43对此断列的不同论述,见DonnaHaraway,“AManifestoforCybergs:Science,TechnologyandSocialismFeminisminthe1980s,”inSocialistReview,80(1985).我想强调的是,这一对隐喻可以在资本自身的劳动组织和意识形态技术范围内流通:它几乎不能指出回到已失去的真实的道路。
     44GillesDeleuzeandFélixGuattari,AThousandPlateaus,trans.Brian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7),453-58.有关德勒兹论述的细节,参见第八章。
     45见R.Panzieri,“TheCapitalistUseofMachinery:Marxversusthe‘Objectivists’”inOutlinesofaCritiqueofTechnology,ed.PhilSlater(London:InkLinks,1980),45-63.
     46FredricJameson,“SurrealismwithouttheUnconscious,”in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sm(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0).
     47ErnestMandel,LateCapitalism,trans.JorisDeBres(London:Verso,1975),110.当然,马克思曾有过著名论断:“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不在于制造出了什么,而在于怎样制造以及用什么劳动工具制造”(CapitalI,286)。
     48Ibid,249-50.
     49Marx,CapitalIII,173-74.
     50Mandel,118.
     51Ibid,119.
     52Ibid,190-91,重点号为原作所加。
     53Marx,CapitalII,45,重点号为原作所加。
     54Mandel,390-98.
     55PeterHallandPaschalPreston,TheCarrierWaver:NewInformationTechnologyandtheGeographyofInnovation1846-2003(London:UnwinHyman,1988).
     56Ibid,164.
     57Ibid,5.
     58DavidHarvey,TheLimitstoCapital(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229.
     59DavidHar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Oxford:BasilBlackwell,1989),61.
     60EricAlliezandMichelFeher,“TheLusterofCapital,”Zone1/2(1987):331.
     61Ibid,348.
     62见JaneFeuer,“TheConceptofLiveTelevision:OntologyasIdeology,”inRegardingTelevision,ed.E.AnnKaplan(Frederick,MD:UniversityPublicationsofAmerica,1981).
     63Marx,Grundrisse,635.
     64NickBrowne,“ThePoliticalEconomyoftheTV(Super)Text”inTelevision:theCriticalView,ed.HoraceNewcomb(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7),588.
     65SutJhally,TheCodesofAdvertising:FetishismandthePoliticalEconomyofMeaninginConsumerSociety(NewYork:St.Martin'sPress,1987).
     66Marx,CapitalI,451:“每当工人们被置于某种条件下时,具有社会生产力的劳动力就会作为给资本的免费礼物而得以发展,而且正是资本把他们置于条件下。因为这种(劳动)力不需资本任何代价,而另一方面,它只有在属于资本时才被工人所发展,它表现为资本按其本性所占有的一种力——一种内在于资本的生产力。”
     67关于在议会中就政府政策、措施等向政府负责官员的质询的进一步讨论,见第七章。
     68关于更充分的例证,见BeverlHouston,“ViewingTelevision:TheMetapsychologyofEndlessConsumption,”QuarterlyReviewofFilmStudies9,no.3(Summer1984):183-95.Houston认为看电视的性质在于寻找自童年以来即已失去的被呵护的满足。因此,“在关于主体性和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的发展和实践的理论中,所有的电视观众都被放入为女性所提供的情景中”(第198页)。我想指出的是,对这种将电视和“女性”都简化为一系列与“消费”相关联的必要的自觉感情的结论应该持怀疑态度。
     69主要见Marx,Grundrisse,90-94.
     70Marx,CapitalI,270.为了阐明这一类比,我应该详尽引述一个段落。“为了在商品消费中榨取价值,我们的朋友,金钱拥有者,必须要有足够的运气在流通领域内,在市场上,找到一种商品,其使用价值具有作为价值来源的独特性质,因此对它的消费本身就是将劳动的对象化,所以也就是一种价值。金钱拥有者的确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类特殊商品:劳动能力,换句话说,即劳动力。”因而,看电视的特殊性质在于时间进入了价值循环却不被那些消费它的人看做商品。于是,电视网似乎在扮演着好像不花成本即可制造价值的掮客的角色(见注66):它们在同时“买”(用形象)和“卖”(作为收视率)这种社会化的时间。应该切记的是:这种商业体系,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地理的角度来看无疑都是有局限性的;一旦它在技术上或经济上更有可行性,形象就不会在没有直接赢利的条件下被提供了,这种直接的赢利就是让观众得到一种时间(形象时间)而以另一种时间(钱,即劳动时间)为代价。
     71AlexanderKluge,“OnFilmandthePublicSphere,”trans.ThomasY.LevinandMiriamB.Hanson,NewGermanCritique24-25(Fall/Winter1981-1982):206-20,重点是210-11.
     72Marx,Grundrisse,109.
     73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