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歌（上）

作者：樊尚·考夫曼

文章选自《居伊·德波：诗歌革命》

（南京大学出版社）

居伊·德波一生都在刻意地避免传奇，避免把传奇与可视物、表象以及当前越来越多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自传风潮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拒斥后来很快被称作景观的东西。他从来不遵守强加于生活的可视规则。他创立自己的规则，创作文本和影像，以避免受到完全世俗和总是如同侦探片般模糊的当代传记评判眼光的暴政。他的生活和作品都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这种挑战被错误地解读为对影像的固有仇恨。但是，他竭尽全力拒斥一切试图认证、指定和适应的评判。为此，他进行了真正的战斗，这是他希望带给这个社会的深刻内核。

樊尚·考夫曼，1955年生，瑞士圣加仑大学经济、法律与社会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从事法国文学、文化、媒体、自传文学与以居伊·德波为主的先锋文学研究。

在1962年4月一篇来自于《情境主义国际》的文章中，我们读到了“交往从来没有存在过，除了在共同的行动中。”正是当最后一批艺术家离开时，情境主义国际最终决定了一场言辞行动。它开始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与在字母主义国际从“第一”到“第二”的转变期间所采取的相类似。那里有交往的话，那里必须没有艺术，而是行动，并且是联合行动，因为我们不能独自交往。康斯坦特在1960年夏天离开了，阿斯格·约恩在1961年4月离开。

康斯坦特·纽文惠斯(1920-2005年）

“踪迹”组织里的多数德国艺术家在1962年2月被赶走，纳什主义者在一个月后也随之而去。这些艺术家和模型建造者们都走了。情境主义国际的主要领导者现在变成了德波、米谢勒·伯恩斯坦、阿蒂拉·科塔尼（1961年加入情境主义国际的一名匈牙利建筑师），和鲁尔·瓦内格姆，1960年由共产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介绍给德波。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的”时期后面有被称之为“社会学的”时期。

为什么是“社会学的”？这里至少有三个原因来解释这个。第一，情境主义国际采用的总体化观点，引导它把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与社会相关的更加清晰的位置，这一被判断为通常沉闷的社会。处于紧要关头的不只是艺术和建筑的世界，还有一般而言的世界，它必须转变去阻止这些不再想成为艺术家的人变成乌托邦主义者。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需要社会改革，并且因此，一个越来越多地系统的关于日常生活每一方面的意识。这直接导致了第二个解释“社会学的”转向的原因：日常生活的概论。在那时，这一词汇得益于来自于社会学家相当多的注意，后来在1962年和1968年间，成为情境主义演讲的关键名词之一，如果不是如同情境主义国际设想的革命基本原则。它被用于《情境主义国际》一些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从第6期往前（1961年）①，并且要变成其他情境主义“经典著作”的焦点，鲁尔·瓦内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出版于1967年，和《景观社会》同一年出版。②

 ①见《对有意识地改变日常生活的展望》，这是德波提供的在一所神学院期间亨利·列斐伏尔的讲话录音文章的一个抄本，和鲁尔·瓦内格姆的《平庸根基》，刊印于第7期和第8期的《情境主义国际》。

②《平庸根基》是该书的早期草稿。

最后，也是第三个涉及一个“社会学的”转向的原因，情境主义国际的观点是现在更为明确的革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情境主义国际回归到在《冬宴》时期它所炫耀的激进主义。激进立场的再度出现是由全部的政治环境激起的，这也帮助提供了一种更理论性的论述（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古巴革命的开始，反斯大林主义极左力量的增强）。伴随着艺术家和建筑师现在的不相干，社会改革只能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才能看到。

古巴革命

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去决定哪个，这引导情境主义国际开始与各种族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本的“异教”马克思主义，为列宁主义所批判），同时也与这些所具体体现的革命组织的一次对话。

关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德波和他同盟所受的亨利·列斐伏尔关于新方向的观点的影响已经常被加强，特别他的《瞬间的理论》的影响，这一点在1957年《日常生活的批判》一书中第一次被系统地阐述，①然后是在1958年的《总和与剩余》一书中。②此理论如此经常地与德波和他的信徒所发展的“情境主义的建构”作比较，以至于亨利·列斐伏尔被认为是另一个被误解的天才，迫使他在一本回忆录中意味深长地以《误解的时代》为题，提供一个他对二十世纪思想最重要的贡献的个人记录。③

①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批判》，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47年。根据法国此间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做出多处修改的版本，1958年由拱门出版社出版，第二卷于1961年仍由拱门出版社出版（该卷包含关于瞬间理论的章节）。

 ②亨利·列斐伏尔：《总和与剩余》，巴黎，午夜出版社，1958年。

③亨利·列斐伏尔：《误解的时代》，巴黎，储备出版社，1975年。

在那里我们认识到，列斐伏尔不只是在情境主义名义下被理论化的几乎任何事情的来源，如同十年前他之于“眼镜蛇”那样，同时他也已成为1968年“五月风暴”的触发器。显然，这解析了决定个人独力为那个春天事件负责的这个大秘密。但是“眼镜蛇”的幸存者将仍然因为听说他们是列斐伏尔信徒和1968年“五月风暴”叛乱分子同样多而感到惊讶。回顾《眼镜蛇》期刊和其他与运动有联系的出版物的问题，最少可以说的是，列斐伏尔几乎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事实上，克里斯蒂安·多托蒙，当然是情境主义者中最少受欢迎的“眼镜蛇”成员，似乎已经成为唯一读懂他的人）。尽管不了解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列斐伏尔主义者，但完全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关于他的作品寿命的好的标志。

亨利·列菲伏尔（1901-1991年）

列斐伏尔对情境主义的影响需要一些解释。在一封日期为1960年2月14日，德波写给比利时情境主义者富兰坎的信中，他正在发现《总和与剩余》中瞬间理论的过程中，在这里他找到了兴趣点。他也说过列斐伏尔曾于1960年1月3日写信给他，附上《情境主义国际》第三期的外观，并且计划与他会面。这意味着什么？德波没有在1958年与列斐伏尔会面，如同后面在面谈时的要求——另一种误解？——而是在两年后，也就是说，对于列斐伏尔携带未成年的情境主义者到洗礼的圣泉的传奇，给予太多的可信性有点晚（特别是当我们回想起自从字母主义国际起始时发生的任何事情）？德波罕见地提及了列斐伏尔，在第四期《情境主义国际》之前，这期恰好是在他与哲学家会面四个月后出版的。列斐伏尔第一次很清楚地在《关于文化革命的论文》中被提及，这篇文章出现在第一期《情境主义国际》中，署名是德波。他被承认是一个最初的理论家（如同稍晚些的吕西安·戈尔德曼），因此假定德波已经读过列斐伏尔在1957年写的题目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文章是合理的，在那里他修正了他的早期（1947年）对先锋派（特别是超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无情的态度。

《革命浪漫主义》法文版封面

但是，如同接下来期刊的情况，列斐伏尔的立场从开始起被批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风险，德波看得很清楚的危险，作为一个反对文化的革命行动的标准，被认为是不适当的：

“ 在实践中，我们与真正的对我们的时间所累积的实质性权力的控制被隔开。共产主义革命还没有发生，并且我们仍然在古老文化的上层建筑的腐烂框架里生活。亨利·列斐伏尔正确地看到了，这个矛盾处于在进步个体和世界之间的特别的现代冲突的心脏，并且称这种建立在这个冲突基础上的文化趋势为革命的浪漫。列斐伏尔概念的缺点在于，使简单冲突的表达成为文化中的革命行动的一个充分的准则。列斐伏尔宣布放弃事先对意义深远的文化改变所做的所有实验，虽然仍保持对内容的满足：不可能的—可能的意识（仍然很遥远），不管它在腐烂的框架中所采取的任何形式，都可以被表达。①”

《情境主义国际）第1期，第21页。在第3期《情境主义国际》中，语调更加相当地吹毛求疵。至于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赞扬，该书是列斐伏尔在《总和与剩余》中关于文化革命机会的思想的支柱，显示如下：“但是这里我们正接近革命思想的科幻小说，在辩论中说教其除了没有能力在现在和世纪末之间提供一个简单的新奇想法外，足够勇敢地去参加历史的千年；并且自然地在现在与最差的新改良主义的发掘合作”（情境主义国际第3期，第5页）。结论是明显的，并且出现了后面的一页：“对于革命分子来说，这里没有回头路。不管其内容，表达的世界已经是过时的。”显而易见，德波并不因列斐伏尔已经改变并修正的青春的热情而非常激动。至于他与情境主义者的关系，他正在外面往里看。毕竟，是列斐伏尔写给德波，并且，事实上，他在德波不客气地引用其文章初期之后这么做。情境主义者从未寻求过列斐伏尔的帮助。

杂志《情境主义国际》第1期封面

德波读列斐伏尔，恰如他读其他一些他从未犹豫去利用的作者一样，但是这里所给的印象当然不是惊讶之一。辩论的词汇已经就位，德波永远不会对“革命的浪漫主义”满意，在革命实践方面来说，它被认为太过于消极（也有一点陈腐）。甚至可以说，情境主义国际的全部焦点是以试图超越“革命的浪漫主义”为基础的，某种程度上，描绘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或十九世纪那些）先锋派并且领导他们一个人主义的缺陷之一——浪费他们致力于和共产党结成不可能联盟的能量，当决定“共同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时。这是一个问题，列斐伏尔对第一手资料很熟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超现实主义接触，当他领导“哲学家”组织，和他的后来在共产党的成员时，在被悬挂于他在1958年的明星角色之前，因为这一点他算得上是一位明星哲学家。一般而言，尽管断言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的情境主义思想，包括心理历史学家，异轨，艺术的超越，先锋派的批判，特别是建构情境的思想，源自于列斐伏尔，是简单不负责任的。一个人徒然地在列斐伏尔那个时期为最微小的发展写下的直接涉及了情境主义运动任何方面的书籍中查看，其在《总和与剩余》和《日常生活的批判》第二版本前已经进行了六年，也就是说，在很早于列斐伏尔开始有兴趣于都市主义时期以前。因此，认为他是情境主义的精神之父，或者教父，需要一种恶意的元素，或至少是许多的愚昧。①

阅读德波在《情境主义国际》第4期中关于列斐伏尔的文章时，我们被他建立的临界距离所打动，这一点自从第一期回顾起就没有改变过。瞬间的理论被讨论并被拿来与“建构情境”比较，在某种程度上在情境主义和列斐伏尔问题间建立直接联系上做了若干尝试，退一步说。特别是，德波把列斐伏尔的瞬间逻辑——在他眼里纯粹地时间的或事件驱动——比作建构情境的时空逻辑（如同首先被心灵地图所证明的那样）。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强调区分列斐伏尔瞬间的“自然”特质和建构的，也就是说，艺术的，情境的特质的是：“情境，像瞬间，‘可以及时扩充或缩短’。但它寻求建立它自己于艺术产品的客观事实之上。这样的艺术产品是一种与持久的艺术作品的激进的破裂。它与它的直接消费是不可分的，一种本质上与以日用品形式的保存不相关的使用价值。”②

①布尔塞耶写道：列斐伏尔享受着一种极好的文学的（原文如此）声誉，这允许他把情境主义者介绍给那个时期的主要的名人。但是他的重要人物名单对鲁尔·瓦内格姆是有限制的，列斐伏尔把他介绍给德波[克里斯托夫·布尔塞耶，《居伊·德波之生死》（巴黎：普隆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因此，正是通过诗人列斐伏尔，德波遇到了著名的（在当时）诗人瓦内格姆，由于这一点，他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的职业理应被中断。这个必然成为法国诗歌史上最让人曲解的一页。

《情境主义国际）第4期，第10-11页。

居伊·德波（左三）

这种最初的净化是来自于相当可观的关注。它提出，如果，对德波来说，艺术如我们所知是过时的，他仍然相信一个人作为一个“建构情境者”依然是艺术家。诗歌，对于德波来说，总是与一个有意识的计划相联系，在日常生活的特别时刻它不会自发或自然地出现，如同列斐伏尔所提出的（他将其比作恋爱中）。①从这个观点来看，诗歌对德波也意味着共同行动甚至一个团体。这是情境主义运动的所有观点，与列斐伏尔的繁荣于从未被完全否决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子下的社会学的“自发性”是根本矛盾的。加上列斐伏尔从来都不是情境主义国际的一部分有必要吗？

尽管德波最初对列斐伏尔的回应是批评的，这没有阻碍他寻求与他所尊敬的人的对话，然后成为两年的朋友。在这期间，很难去正确地确定一个人欠其他人什么，考虑到他们用大量的时间一起交谈。依照情境主义者，两个男人之间的决裂的原因似乎就是，列斐伏尔很难记住他所欠德波的（同样对瓦内格姆和科塔尼）。某一天，他决定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一篇文章，该文章已经通过或至少——依照他自己的事实的说法——与关于巴黎公社的情境主义者构思。

好像他们对于文章发表于《情境主义国际》的版权的排斥提供了总体的授权，特别对列斐伏尔，去挪用，出于个人利益，直到后来据列斐伏尔所说被共同发展的思想和观念，和据情境主义者所说没有列斐伏尔的思想和观念。②

 ①在《日常生活的批判》第二卷中，列斐伏尔判断，日常生活的“发现”（他的毕生之作，因此）至少是与在弗洛伊德时期的潜意识的发现一样重要。此对照表明，并且许多列斐伏尔的论点被有效地指向证明的这一点，日常生活承担着在社会上被抑制的角色。因此，它作为一种按照定义会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创立的潜意识。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病理心理学。很难去想象德波，如此依恋于生活体验的有意识构建的可能性，被如此一种思想所诱惑。

 ②列斐伏尔的文章发表于《辩论27-28》（1962年）。文章经由德波、瓦内格姆和科塔尼出版于1971年，最初在《情境主义国际》第12期，第246页，题目是《14.关于公社的论点》。我们可以因此精确地估量列斐伏尔的“失窃”的程度。无论如何，在情境主义的历史中，这是唯一一次被指认的剽窃的指控，并且如果它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所做的不利于列斐伏尔的事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德波从未因为攻击他的敌人或前盟友缺少辩论，并且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他需要采取一种剽窃的指控，如果列斐伏尔的行为没有替它辩护。两个男人间的友谊很值得附带去注意，这友谊持续了两年，没有很好地符合一种偏执的想象，不妥协的德波。毕竟，列斐伏尔仍然没有把他的所有关系利用于共产党，或者用于《辩论》的评论，而这已经被情境主义国际所禁止。至于他的学术联系，他甚至从未考虑服务于他们。如果德波的目标已经与这个人决裂，有许多原因或借口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做。

是列斐伏尔误解了异轨的本性和规则或者情境主义关于版权的政策？据列斐伏尔自己承认，这不是他唯一的过失。并且关于他在他的辩护中提出的论点——他私下里卷入了他们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只是引导我们去相信列斐伏尔自己意识到他论点的缺点。

他很快去寻找其他理由来解释他和德波的决裂。这些当中，一个是关于一个女人（众所周知，百年来对于先锋派的辩论和冲突可以基本上被还原到与女人的风流韵事，这掩盖了很多其他事件）。另一个，则更为晦涩，与评论内容有关，这一点后来正打算停止出版，并且据说德波也希望以《情境主义国际》相替换，再一次感谢不可缺少的1968年“五月风暴”创造者的赞助。①

①关于这件事，或者至少列斐伏尔关于它的观点，见列斐伏尔的《误解的时代》。居伊·德波的图片接管了《辩论》的评论，读者很困惑。不只是我们徒然地在德波的作品（包括书信）里寻找如此一种计划的任何踪迹，同时记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辩论》和那些贡献于它的人，从情境主义国际的一开始，就是特别猛烈的批评的目标（它成为一名“辩论者”是和它是一名“纳什主义者”一样糟糕），在与列斐伏尔决裂的两年前，导致如下声明的一种因素：“委员会已经决定，任何在1961年1月1日后与评论《辩论》合作的人，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许在未来的任何时间加入情境主义。”（《情境主义国际）第5期，第13页）这意味着，列斐伏尔不可能没有意识到他通过出版情境主义的作品所做的一切，在他的签名之下，在最后一期回顾中。并且德波密谋接管回顾的断言，和去断言他正密谋去接管《摩登时代》或者《巴黎竞赛画报》一样可靠。

《情境主义国际》各期封面

一些评论适宜影响这些辩论，以帮助解决另一个误会，也是与情境主义国际的“社会学的”阶段有关。正像据说德波受列斐伏尔的影响，人们说他把几乎他写的任何东西——特别是《景观社会》归功于由“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所发展起来的论点。这是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异教”之一——换句话说反布尔什维克那时活跃在法国。

它是最初由克洛德·勒福尔领导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分裂组织，后来被科尔内留斯·卡斯托利亚迪所领导（其他成员包括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更特别的还有热拉尔·热内特）。①对于如德波那样专心的人来说，是天赋的概念、对话的真实性，和他自己的自由，这让他特别对任何形式的理智的顺从不接受，这一断言将意味着许多不被承认的借用和知识债务——除非我们假定“社会主义或野蛮”其自身把任何事情归功于《日常生活的批判》，一种据我所知甚至列斐伏尔都没有提出过的假定。忽略他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或者他为他们服务的问题），他从未与极左和反列宁主义左派的理论家培养亲近的朋友关系。

与“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对话开始于1959年。它主要是通过达尼埃尔·布朗夏尔（化名康瑞埃）进行的，情境主义国际的领导者和他签署了一个将要用作情境主义国际与“社会主义或野蛮”可能的协作的一个平台的联合声明。②

 ①带着来自于德国、意大利和荷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启示，其受启发于理论家比如卡尔·科尔施保罗·马特里克、埃尔曼·戈特和安东·潘涅库克，在1946年“社会主义或野蛮采用了他们的主要主张以后，也就是，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被斯大林主义者背叛（如同托洛茨基分子所声称的），而且还同样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背叛，他们同样地对已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赞同一种政党在无产阶级之上专政有过错。

 ②这本书的题目为《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它被再版于达尼埃尔·布朗夏尔的题目为《身处时间激流喧嚣中的德波》（巴黎：桑斯通卡出版社，2000年）的一部短篇里的一篇附录中。它不仅仅是情境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或野蛮”间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从某些值得注意的方面来讲，还是在德波和这种意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里的应该被称之为形式的意义的一种分析。

一个紧张的政治环境，戴高乐所控制的“政变”，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在1960年至1961年间由比利时矿工引起的蔓延的罢工，是情境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或野蛮可能的共同行动的主要领域。但是也少有迹象表明，德波寻求与除了利益不同外他所尊敬的组织和个人的对话或联合。①

①我们发现很少的证据，因为它不是真正地与一个渴望权力和纯粹的领导的形象有关联关系，他的仅有的满足在于排他性。无论如何，每件事物指向一个事实，德波与“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的关系是极其正常的，限于讨论、辩论、合作项目。并且当发现那里有争论或只是简单地缺乏兴趣时，他们没有进一步的麻烦就分开了。正是基于一种相似的德波的形象，他才被谴责已经从“社会主义或野蛮”和列斐伏尔那里剩窃了他的思想：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他是一个对话的人，特别喜欢给予和交换的天赋，据称他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任何事物是从他们那里剽窃的。相反地，当我们接受这个观点时，没有任何人把任何事情归功于德波，这一点似乎不证自明。他抄袭和剽窃，不管文章怎么说，或者没有说。但是因为没有人已经成功地证明德波剽窃了哪些文章，他的指责者最近选定“口头”剽窃的指控。德波没有把任何事情归功于列斐伏尔的书籍，而是归功于他据称获得的注释，伴随着他狂热的勤勉特性，在列斐伏尔的研讨会，或者可能甚至通过他用于他在讨论会上的陈述的磁带录音机，这个可能应该被用于偷取圣人列斐伏尔的每一字。阅读《误解的时代》，我们发现这位哲学家可以在没有烟的地方看见火光。

同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标有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符号的时期，有一些联合阵线和共同抵抗运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在1959年和1961年间，德波和社会主义或野蛮成员有了大量的接触，参加他们的讨论，并且发现了大量巩固他自己的反列宁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方向的理论武器。尽管他看上去已经是一个正式的社会主义或野蛮成员了，他仍保持着他与这个组织的距离。他也不能和卡斯托利亚迪很好地相处，这个人对艺术的状况漠不关心。我们只能从阅读《冬宴》中发现，德波的反列宁主义不是起源于这次遭遇。通过“社会主义或野蛮”，他找到了大量的异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文，如同一次系统地接近西欧的“‘工人阶级'民主主义”，这已经被“社会主义或野蛮”的理论家们不知疲倦地细细查阅，那些人搜索可能的现成的反斯大林主义革命的迹象（诸如1953年柏林的工人起义或1956年波兰的起义）。

居伊·德波（1931-1994年）

他对于接受采取了一些建立在革命无产阶级的自我管理或自发组织的原理的基础上的工人阶级政权的形式的革命理论毫无问题，而不是通过被先锋派所支持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他早已通过他经年累月的表述和授权的拒绝而疏远于此。然而，这距离说情境主义，至少在它的第二阶段期间，是受到了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启发还相距甚远。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