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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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证词》——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

评《证词》——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因此,他是苏联所夸耀的人物,国家不惜给他以一切荣誉。他是一个神秘的人,朋友很少,几乎是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他同党的关系密切,了解每个人,甚至知道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


  某些这样的秘密开始泄露在肖斯塔科维奇同所罗门•沃尔科夫合写写的《证词》这部奇特的文献里。它更加奇特的是肖斯塔科维奇不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有些持不同政见者,如索尔仁尼琴,就写过有关苏联悲惨生活的报道。肖斯塔科维奇与他们不同,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个退党的人的议论。肖斯塔科维奇除了两次同当局冲突以外,一直到死都是红人。这部回忆录是对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的严正的控诉,也是对显然是在恐惧与绝望中度过的生活的回忆。但是,这些果真是肖斯塔科维奇说的话吗?

  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是由于在西方的我们不免对被人盲目相信的苏联的这份神秘的手稿感到可疑。关于这本回忆录已经传闻好几年了,据说最初被偷带出苏联,然后所罗门•沃尔科夫做为它的编辑人出面,他是一位音乐报刊撰稿人,现住在纽约。沃尔科夫在这本书的序和导言里详细地叙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的原委,对于他的话姑妄听之,但是大部份音乐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不会相信的,毫不讲情面的人要求有证据。假如在序和导言里所说的东西真有意义的话,那就是苏联一定会立即斥为伪造的。然而也没有充分理由不相信沃尔科夫所讲的话,并且这本书里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同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东西相矛盾。

《证词》是这样产生的

  沃尔科夫说,他第一次见到肖斯塔科维奇是1960年。两人结为密友,并且决定合作把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写下来。沃尔科夫做记录。他说:一架磁带录音机会使肖斯塔科维奇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不久肖斯塔科维奇就全神贯注,提供了大量材料,沃尔科夫加以整理。“然后我把这些段落拿去请肖斯塔科维奇过目,他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用这些记录写成的东西显然给他以深刻的印象,我逐渐把这长篇回忆编成章节,并且把它们用打字机打出来。肖斯塔科维奇把第一部分都看过和签了字。”

  最后的定稿内容有对斯大林时期和对苏联的音乐界的官僚主义的抨击,这显然不能在苏联印行。沃洛科夫“采取措施”把手稿弄到西方。肖斯塔科维奇约定这本书在他生前不要出版。他于1975年8月9日逝世,享年68岁。沃尔科夫在次年被批准离境。目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有些人过去常常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党的理论家的代言人,他也确实让他的名字用在各种声明上过。但是肖斯塔科维奇是被迫随声附和,他根本憎恨这些党的教条——这是几年前就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这部回忆录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会加深了某些人的看法,即: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被他工作的处境给毁了伟大天才。这位辉煌的第一交响乐和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的作者,因为不敢把他心目中所想的表现出来,实际上也只能为他的国家写宣传标语口号的音乐罢工了。只是在最后几年,肖斯塔科维奇知道他已经是快死的人了,他才把他准备怎样做的想法告诉了那里的领导。然后他写了完全同苏联文化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非常富于个性的、悲观主义的音乐。

斯大林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的证词

  “证词”的确是一位大音乐创作者的证词。但不仅如此,这本书可以加上一个副标题(斯大林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斯大林几乎在每一页上都在场。肖斯塔科维奇在思想上摆脱不开他,恐怕他向来是如此。斯大林拥有无上的权力,谁要是惹他生了气,他一怒之下就会干掉谁。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曾到纽约,见过他的人都记得他是一个性情腼腆、不善于说话,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的人。我们很难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那次出国的代价太大了”他写道,“我不得不回答愚蠢的问题和尽量别说话过多。他们还是做出了耸人听闻的报道。我一直想的是:我还能活多久?”

  因为正是在前一年,肖斯塔科维奇同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卡巴列夫斯基和所有的苏联主要的作曲家都被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安德烈•日丹诺夫抨击为“形式主义者”。形式主义这个可怕的名词是指同苏维埃人的思想抱负不相容的资产阶级倾向。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个人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可能就是要他的命。这也可能就是说他要被褥夺象有一辆小轿车和一所别墅(乡间的房屋)的特权,被取消出版和演出的权利,被监禁在西伯利亚的牢狱里。无怪乎肖斯塔科维奇在纽约时显得那么郁郁不乐了。

  肖斯塔科维奇所描绘的是一幅知识分子被镇压的可怕的图画。知识分子不得不迎合一个人的口味。“不管听众对你的作品反应怎么样,也不管评论家是不是喜欢。这一切对最后的分析都是毫无意义的。决定生死的只有一个问题:领导喜欢不喜欢的作品。我强调决定生死,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生死并不是比喻,而是真正的生死。这是你必须要明白的。”

  因此,当1936年斯大林亲自带着抨击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时,这位不幸的作曲家可能真的相信他不久于人世了。斯大林出席观看这部歌剧的初演,愤怒地退了场。这是“形式主义者”进攻国家基础的音乐。一篇抨击肖斯塔科维奇和这部歌剧的文章立刻出现在《真理报》上。肖斯塔科维奇说,他是在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路上读到这篇论文的。这个抨击“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在这以前他一直是苏联音乐的尖子。现在他成了被点名的人了,成了“人民的敌人”,受所有反对他的人的攻击。“我几乎要自杀。威胁使我怕得走投无路”。肖斯塔科维奇在几年以后用他的第五交响乐来赎罪,但是一直到他的一生的最后几年再也不敢冒险了。

  实际上他已经变成苏联国家机器的一个工具,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官方的教条,成为苏联文化的挂名首脑。后来,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书里反问自己几个问题,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正面回答“为什么我做了这件事和那件事或为什么我在这类的文章上签字”。而是含蓄地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怎么办”?

  虽然肖斯塔科维奇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十分明确无疑地间接地回答了问题。他拿哈姆莱特做比喻:“当哈姆莱特说他不是一个笛子任人来吹时,他和罗森克兰茨与基腾斯登的一段对话特别触动了我。这是绝妙的一段争论。他是容易办到的,他毕竟是一个王子。如果他不是的话,人们会拿他当笛子狠吹,吹得他晕头转向还不知道是什么伤害他”。

  他或者拿李耳王做比喻:“我认为重要的是李耳王的幻想崩溃了。不,不是崩溃。崩溃是来得猛,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是不能形成悲剧的。这也不耐人寻味。而是眼看着他的幻想逐渐地、慢慢地破灭——这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一个惨痛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过程”。因此,以哈姆莱特、李耳王自比的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个已经失去自己的幻想的人,是一个精神崩溃和绝望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上一天天地挨着惨淡无光的日子。

这也是关于他人的证词

  肖斯塔科维奇曾多次见到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农民,并且一段接着一段地讲他无知的笑话。但是首先讲的是这个人所引起的畏惧感。肖斯塔科维奇显然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已经二十年以后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有时只因为一点小事、一句无心的话就会使斯大林发火。一个人说话说多了,或者照斯大林的看法:受的教育太多了,或者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好得过了头。这就够了,他就完蛋了。”

  没有人能够幸免,甚至图卡切夫斯基元帅这样的民族英雄在被诬告为希特勒的间谍以后也被斯大林给处决了。图卡切夫斯基本人曾使年青时的肖斯塔科维奇很感兴趣,书中有几页关于他的事写得非常动人。音乐和音乐界的人物在书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肖斯塔科维奇认识诗人、戏剧界的人、政治家、画家。他成为先锋派剧院院长符谢沃洛德.梅耶霍尔德的门徒,曾为他所导演的某些剧写配乐。书中有大量关于这位在大恐怖时期失踪了的近似神话式人物的资料。梅耶霍尔德知道他已被列入黑名单,但是他能做的只有等待而已。一天他被捕了。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信。

  这是发生在排练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谢苗•柯特科》时候,梅耶霍尔德担任导演。这个剧继续排下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可怕的迹象;一个人失踪了,但是每个人都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梅耶霍尔德的名字立刻不再有人提了。如此而已”。

  在这本回忆录中还有其他俄国的名人出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露了一面,肖斯塔科维奇讲了一个关于这位戏剧界的天真的人的笑话,他简直不能相信别的俄国人过的日子同他不一样。还有符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赞赏他的诗才,但是看不起他的为人,认为他是机会主义的“phony“(一个完全是美国腔的土话的译词:骗子、哗众取宠、大亨。肖斯塔科维奇是不是真用了它的俄文的一个对应词?)。在回忆录中占突出地位的另外一位苏联文学家是米海伊尔.左琴科。他是一个讽刺作家和剧作家,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密友。

  当然,音乐界的人读这本书会特别感兴趣。肖斯塔科维奇在这些篇幅中必然要发表他的见解。例如,他从来不喜欢普罗科菲耶夫,并且毫不含糊地明说出来。实事求是地说,肖斯塔科维奇确实是有点存心踩他这位伟大的同行一脚。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写道)是个装腔作势的人,他不会配器,他经常有人替他配器,他的音乐今天听起来音响暗淡;他“有一颗呆头鹅的心,他总爱同人吵架”;他为追求华而不实的效果不惜牺牲本质的东西。

  关于普罗科菲耶夫不会配器的事(如果是真的话)倒是挺新鲜的,这在涅斯齐叶夫的权威性传记著作或其它资料中是找不到的。肖斯塔科维奇还特别谈到如念大剧院的芭蕾舞团不用普罗科菲耶夫本人配器的乐谱。巴维尔.兰姆曾为普罗科菲耶夫的某些音乐配器, 一个名叫波格列包夫的音乐家在《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大剧院演出本上列名为乐曲的合作者。

  但是肖斯塔科维奇真正喜爱的作曲家不多。在现代作曲家中,他谈到斯特拉文斯基(虽然有某些保留)和伯格时,说了一些好话。他把穆索尔斯基当偶像崇拜,并且详细地谈到为什么他决定给《包里斯•戈杜诺夫》配器,他喜欢马勒的音乐;但是不能容忍斯克里亚宾或李斯特的音乐;他对瓦格纳的态度摇摆不定,讨厌贝多芬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的结尾。

  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是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音乐家,他的形象一再出现。格拉祖诺夫是革命前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院长,一直任该职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格拉祖诺夫的音乐听到的不多,虽然他的小担琴协奏曲感人至深,但他绝对是一位有准确无误的听觉和记忆力的杰出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曾在音乐学院学习,格拉祖诺夫对他的成长帮助很大。对于这一点,肖斯塔科维奇是感铭在心的。肖斯塔科维奇尽他所能地热爱格拉祖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很少谈他的私生活,根本没有谈他结过三次婚)。

作品是这样“炼成”的

  肖斯塔科维奇在全书中解释了许多他的作品,特别谈到他的第七交响乐。普遍都认为这部交响乐是一阕歌颂列宁格勒之战和英勇的俄国保卫者的赞歌。但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看法却多少有些不同。

  他说第七交响乐是在战前就已经在构思了,“所以不能只把它看做是对希特勒进攻的反应……当我写这个主题时,我想的是人性的其他敌人们”。“另外的敌人们”当然是指以斯大林为首的。“战争带来许多新的悲痛和新的毁灭,但是我没有忘记战前的恐怖岁月。这就是从第四起,包括第七、第八在内,所有我的交响乐是怎么回事……大多数我的交响乐都是墓碑。我们老百姓死去和被埋在连他们的家属都不知道的地方的人是太多了。你在哪里为梅耶霍尔德和图卡切夫斯基树碑呢?只有音乐能够办到。我愿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部作品,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音乐题献给他们大家的原因”。

  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情况没有改善多少。肖斯塔科维奇谈到以赫连尼科夫为首的俄国音乐界的官方,说了一些怨恨的话(赫连尼科夫领导作曲家协会已经几十年了)。肖斯塔科维奇鄙视赫连尼科夫如此地步,甚至讲了一个赫连尼在斯大林面前出丑的事。赫连尼科夫(如果这事确实的话)吓得这样厉害,竟至屁滚尿流。

  肖斯塔科维奇对那些到苏联不看真实情况的西方人士也并不客气多少。他讲了一个有关保尔.罗伯逊的故事。罗伯逊曾到莫斯科,并且要求会见犹太诗人伊特西克.费弗尔。碰巧费弗尔在监狱里。斯大林已经收拾了他,于是费弗尔被押回监狱。罗伯逊回到美国“在那里逢人就讲关于费弗尔被捕和死了的传闻纯属胡说和造谣。他曾经亲自同费弗尔干杯”。

  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写得散漫、重复,几乎是用“意识流”的风格写的。但是这些特点使书非常有力量、冷酷而紧扣心弦,很象是人直接帮助把它记录下来的。最后,我们同一个对他自己和他所处的世界失去信心的天才告别了。最后两页的苦闷和自怜的情绪很象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笔:“不,我不能再继续讲我的不幸的生活了,我肯定现在没有人会怀疑它是不幸的。我的一生没有特别高兴的时刻,没有令人兴高采烈的事。它阴暗沉闷,使我想起来很伤心。承认这一点,使我很难过,但这是事实,是不幸的真相”。这本书的最后一页象他的第十四交响乐一样悲观。肖斯塔科维奇谈到苏联的年青人,说他们或者有可能过一个象样的生活。“或许他们的生活会摆脱那使我的一生暗淡无光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