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意识形态——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
2010-07-06
【摘要】 鲍德里亚提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步入“符号政治经济学”时代，今天的商品产的实质是符号价值的生产，今天的商品都不再仅仅是通过某种单一的形式（经济“交换价值”或文化特性）实现出来，这是一种复合性的物，其中，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集中在一个复杂的模式中，这种模式描述了政治经济学最为一般的形式。
【关键词】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符号形而上学
【关键词】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符号形而上学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理论分量最重的分别是第六、七、八章。因为，这是他全面阐述自己新观点的部分。特别是在题为“直面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第八章中，他对自己所提出的所谓“符号政治经济学”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其中主要分析了商品形式与符号形式的同质性，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符码化进程。更重要的是，他自认为揭示了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成的真正“秘密”。
一、作为神秘形式在场的意识形态
鲍德里亚说，他所指认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质的政治经济学有着相类似的逻辑结构。此时，他常常采取的构境思考模式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参照。如同“交换价值”体系和使用价值体系分别对应于商品价值与物的形式一样，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分别说明了符号的价值和符号的形式。他的确很能进行理论挪用和联想，但并不准确，因为，说所指是符号的形式显然不通。鲍德里亚说，在这两个可比照的系统中，有一个隐性的逻辑假定，即“在一个统治（dominant）形式和这种形式的化身（或者附属）形式之间的关系被建构起来，其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形式成为了逻辑的王冠和意识形态的完成”[1]（P138）。这里的统治地位的形式，分别是指商品属性中的使用价值和符号中的所指。可以看出，现在鲍德里亚要开始抛售他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高见了。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关于神秘形式的意识形态畸变。
在鲍德里亚看来，在传统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中，意识形态往往被错误地归属于与经济现实相对立的上层建筑中的某种统治阶级的观念意识，并且显示为一些具象的文化思想内容：
在鲍德里亚看来，在传统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中，意识形态往往被错误地归属于与经济现实相对立的上层建筑中的某种统治阶级的观念意识，并且显示为一些具象的文化思想内容：
意识形态总是表现为一些宏大的主题、宏大的内容、宏大的价值（爱国主义、道德、家族、人本主义、幸福、消费），它们成为一种隐喻的力量，渗透到了意识当中，从未被清楚的阐明，用来整合人们的意识。这些成为了“思想的内容”，在现实的情形下发挥着作用。简言之，意识形态如同一朵文化的浪花拍打着经济的滩头岸边[1]（P139）。
这似乎又是在攻击马克思。鲍德里亚总是能使自己的观点因为独特而高人一等。他的意思是说，在过去人们的研究中，意识形态都是被指认为以一种有具体内容的宏大幻象来统摄人们的思想，由此维持对现实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肯定。而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真正的神秘作用恰恰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一种我们不能透视的神秘形式。所以，鲍德里亚说，意识形态“是贯穿于符号生产和‘物质’生产中的一种形式”。为此，他还表扬马克思说，“马克思阐明了物质生产的客观性并不在于它的物质性中，而是在于它的形式当中。实际上，这是与所有批判理论决裂的关节点”[1]（P139）。我们假设，鲍德里亚正确地理解到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些活动“形式”在以物质生产为前提的非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中的决定性作用，可是，这不是说什么“客观性”问题。难得鲍德里亚会肯定马克思，不过，他的这种做法还为了显得自己比马克思站得更高。鲍德里亚指出，透视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恰好同属这一思考逻辑线索：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并不存在于它的‘观念性’中，即不存在于现实主义者的思想内容的形而上学当中， 而是存在于它的形式当中”[1]（P139）。这里，鲍德里亚的观点令人想起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一书第一部分中对社会症候“神秘形式”的讨论。传统意识形态研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们总是将意识形态指认为一种内容，即一些“给定的、超验的价值——与一些宏大的显现密切相连的一种神性（mana），神奇地蕴育了诸多漂浮的、神秘的主体性，这些主体性被称之为‘意识’”[1]（P139）。
而依鲍德里亚的看法，理解意识形态神秘本质的正确通道，恰恰不是在于它所显现出来的观念内容，而是它的看不见的形式。“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一个将象征性物质载体稀释为、抽象为一种形式的过程。但这种稀释性抽象立即成为了一种价值（具有自主性的），一种内容（超验的），一种意识的显现（所指）。”[1]（P140）这是鲍德里亚关于意识形态本质的一句很重要的表述。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举例说，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的分析，商品的神秘性并不在于它本身的物性，而在于它抽象的神秘形式，人们不知道，“这一过程同样导致了将商品作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价值和超验性的现实，而不知道它本身不过是一种形式，是一种社会劳动的抽象”。必须承认，鲍德里亚这里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基本正确和深刻的。他的分析与齐泽克的相关讨论是基本一致的。准确地说，商品的神秘性不是它的具体功效性，而在于它作为社会劳动抽象的价值形式。必须承认，鲍德里亚这里依循马克思分析逻辑的思考入口，显然是深刻的。他说：
而依鲍德里亚的看法，理解意识形态神秘本质的正确通道，恰恰不是在于它所显现出来的观念内容，而是它的看不见的形式。“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一个将象征性物质载体稀释为、抽象为一种形式的过程。但这种稀释性抽象立即成为了一种价值（具有自主性的），一种内容（超验的），一种意识的显现（所指）。”[1]（P140）这是鲍德里亚关于意识形态本质的一句很重要的表述。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举例说，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的分析，商品的神秘性并不在于它本身的物性，而在于它抽象的神秘形式，人们不知道，“这一过程同样导致了将商品作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价值和超验性的现实，而不知道它本身不过是一种形式，是一种社会劳动的抽象”。必须承认，鲍德里亚这里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基本正确和深刻的。他的分析与齐泽克的相关讨论是基本一致的。准确地说，商品的神秘性不是它的具体功效性，而在于它作为社会劳动抽象的价值形式。必须承认，鲍德里亚这里依循马克思分析逻辑的思考入口，显然是深刻的。他说：
形式将自身不断的掩盖在内容之下，这是形式的狡计。符码的狡计在于将自身掩盖在价值之下，或者通过价值而生产自身。正是在内容的“物质性”当中，形式消解了自身的抽象，并将自身再生产为一种形式。这就是它所特有的魔力[1]（P140）。
问题出来了，鲍德里亚这里简单地将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的分析类比于内容和形式已经是一种误读，而这种逻辑游戏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引出他想标举的符号关系。后面还会看到，鲍德里亚是要再深入一层提出，形式的秘密就是符号。鲍德里亚立即说，马克思固然是深刻的，但仍然不够。“如果说资产阶级将形式奉为一种超验的存在，为的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那么马克思也将它视为一种超验的存在，但为的是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批判。但两者具有同样的神秘性思维。”[1]（P130）依笔者的理解，这里鲍德里亚所谓的超验性就是非直观性，形式是布尔乔亚的非物性的文化，以及马克思所否定的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奴役。这两者都是将形式主观化了。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将非直观的形式主观化的问题，都是出于近代思维方法中的二元分裂模式，如主体—客体的分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立，以及剥削与异化的区分，等等。
鲍德里亚以剥削与异化的关系为例说，在这二者的关系中，人们往往争论这二者何为基础（如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做法）。可是，这种争论在今天“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讨论是建立在物性的商品分配与意义性的符号话语的分裂之上的：
鲍德里亚以剥削与异化的关系为例说，在这二者的关系中，人们往往争论这二者何为基础（如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做法）。可是，这种争论在今天“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讨论是建立在物性的商品分配与意义性的符号话语的分裂之上的：
所有这些都是荒唐的，并且源于符号和商品之间人为的分裂，它们不是在形式中被分析，而是在内容上被分析（一个是意义，另一个是商品）。由此产生了劳动力的“剥削”与“符号的异化”的区分。就好像商品以及物质生产的体系无所“意指”（signifiait）一样！就好像符号和文化在符码和模式的层面上，在一般的价值交换的体系中，没有直接的成为抽象的社会生产一样[1]（P140-141）！
鲍德里亚是想说，意识形态并不单一性地存在于二元分裂的任何一方中，它是一种恐怕也是唯一的一种贯穿于所有社会生产领域中的形式。“意识形态在一个抽象的、稀释的以及一般等价的以及剥削的过程中，囊括了所有的生产，不管是物质的生产还是象征性的生产”。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这是由于商品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在实质上就处于符码结构之中。绕了半天弯子，这终于是鲍德里亚自己的话语了。如果说，在前面的讨论中，他力图论证的一个问题是交换价值决定使用价值，而在这里，他则要进一步说明，整个商品交换都离不开符号的逻辑，其实，作为交流话语的“交换价值”与作为“理性的解码和富有差异性的社会用途”的使用价值，都只能编织进“抽象的能指与所指的等号当中，处于符号的差异性组合当中”才可能真正进入市场交换和流通。鲍德里亚自以为，这是他比19世纪的马克思多看到的东西。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鲍德里亚对这种表述作出一定的特设规定，因为商品交换直接受到符码的操控影响只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而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显然是一句空话。
其次，符号结构是商品形式的本质与核心。这是鲍德里亚此处逻辑戏法的关键。可是，这还是缺少历史维度的限定。鲍德里亚的逻辑推论是先将商品抽象为一种神秘的形式，再将这种形式的本质指认为符号结构，于是，商品的本质就是符号。
首先，这是由于商品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在实质上就处于符码结构之中。绕了半天弯子，这终于是鲍德里亚自己的话语了。如果说，在前面的讨论中，他力图论证的一个问题是交换价值决定使用价值，而在这里，他则要进一步说明，整个商品交换都离不开符号的逻辑，其实，作为交流话语的“交换价值”与作为“理性的解码和富有差异性的社会用途”的使用价值，都只能编织进“抽象的能指与所指的等号当中，处于符号的差异性组合当中”才可能真正进入市场交换和流通。鲍德里亚自以为，这是他比19世纪的马克思多看到的东西。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鲍德里亚对这种表述作出一定的特设规定，因为商品交换直接受到符码的操控影响只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而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显然是一句空话。
其次，符号结构是商品形式的本质与核心。这是鲍德里亚此处逻辑戏法的关键。可是，这还是缺少历史维度的限定。鲍德里亚的逻辑推论是先将商品抽象为一种神秘的形式，再将这种形式的本质指认为符号结构，于是，商品的本质就是符号。
正是因为符号的结构成为商品形式的核心，商品才能够直接成为意指（signification）——这种意指不是商品的一种附属的产物，而是作为一种“信息”或者一种内涵，因为商品的形式使其最终成为一种中介，一种交流的体系，彰显出所有的社会交换。如同符号的形式，商品是一种操纵交换价值的符码。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的意义生产之间的区别不太重要了，其中符码是决定性的：这种符码是能指与交换价值作用的法则。[1]（P141-142）
这样，商品就从马克思所揭示的一种历史形成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畸变成了一种符码关系。如果说，在书的前半部分，鲍德里亚是把物魔幻式地蒸发为符号，而在这里，他则是将马克思所揭示的客观社会关系畸变为一种符码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他历史唯心主义逻辑游戏中最关键的一步。
鲍德里亚现在得意地说，符号才是我们理解一切社会存在的真正入口，因为只有符码才可能将人们之间的交换合理化、规范化，社会生活的本质就是“在符码的规则之下，在对意义的控制之中”[1]（P142）实现的。所以，那种试图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形而上学的结果，因为，符号并不是意识从现实物质存在中异化出来的东西；另一方面，原始社会的社会交流也不是在列维·斯特劳斯所编织的神话体系中实现的，那还是意识的主观图绘，原始社会中的社会整合“正是由可交换的符号的符码的循环过程来实现的，而不由意识构造的原始的神话（例如某种信仰机制）来实现的”[1]（P142）。在原始社会中存在着今天意义上的符号，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同时也是鲍德里亚最反对的当今文化霸权对历史的强暴逻辑。
当然，特别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商品直接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同时符号（文化）也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1]（P143）。这段在原文中完全用斜体凸显出来的文字，似乎代表了鲍德里亚最想表达的东西。这也是说，今天的商品生产的实质是符号价值的生产。他认为，“今天除非能够被解码为一种符号，任何事物（物、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等）都不能被生产和交换”。因此，今天的商品都不再仅仅是通过某种单一的形式（经济“交换价值”或文化特性）实现出来，这是一种复合性的物，其中，“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集中在一个复杂的模式中，这种模式描述了政治经济学最为一般的形式”[1]（P143）。这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当然就是鲍德里亚自己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模式。
鲍德里亚现在得意地说，符号才是我们理解一切社会存在的真正入口，因为只有符码才可能将人们之间的交换合理化、规范化，社会生活的本质就是“在符码的规则之下，在对意义的控制之中”[1]（P142）实现的。所以，那种试图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形而上学的结果，因为，符号并不是意识从现实物质存在中异化出来的东西；另一方面，原始社会的社会交流也不是在列维·斯特劳斯所编织的神话体系中实现的，那还是意识的主观图绘，原始社会中的社会整合“正是由可交换的符号的符码的循环过程来实现的，而不由意识构造的原始的神话（例如某种信仰机制）来实现的”[1]（P142）。在原始社会中存在着今天意义上的符号，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同时也是鲍德里亚最反对的当今文化霸权对历史的强暴逻辑。
当然，特别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商品直接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同时符号（文化）也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1]（P143）。这段在原文中完全用斜体凸显出来的文字，似乎代表了鲍德里亚最想表达的东西。这也是说，今天的商品生产的实质是符号价值的生产。他认为，“今天除非能够被解码为一种符号，任何事物（物、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等）都不能被生产和交换”。因此，今天的商品都不再仅仅是通过某种单一的形式（经济“交换价值”或文化特性）实现出来，这是一种复合性的物，其中，“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集中在一个复杂的模式中，这种模式描述了政治经济学最为一般的形式”[1]（P143）。这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当然就是鲍德里亚自己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模式。
二、指涉物式的符号形而上学批判
前面已经说过，鲍德里亚认定符号交换价值的结构与商品价值的结构具有同构性。并且他也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创了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逻辑，而巴特等的《泰凯尔》杂志（Tel Quel）则开创了符号拜物教的批判逻辑，可是，这二者都还是一种有指涉参照物的生产性模式。他说：“交换价值体系的抽象，总是被具体的现实和具有客观目的的使用价值和需求所支撑。这是商品的策略性逻辑；后者总是前者的附属物或者化身”[1]（P144）。通俗地说，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假想基础。当然，这是在否定意义上的指证。鲍德里亚认为，符号价值交换的逻辑策略也是如此。马克思和巴特的批判性反思从更深一层看，并没有超出这种逻辑构境。
鲍德里亚说，由索绪尔开启的语言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关系，很可能会使问题有一种新的理解可能空间；语言符码结构中的任意性屈从于自身独特结构中的差异性，这是对的。比如英语中的“apple”一词，并不直接与现实中的苹果相指涉，它只是英语语言拼音文字系统中的一种任意的差异性接合。所以，在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搭配中，一切具象式的指涉物，“明确的、合理化的、可交换的价值、所有现实性”都在这种差异性的结构中被消解掉了。这也是基本正确的理解。索绪尔符号论的关键是使语言符号彻底摆脱了对象性的指涉，任意性是指能指与所指在语言符号系统自身结构中的无定性结合关系。鲍德里亚认为，这种任意性本来更应接近象征交换关系。因为，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中，意义恰恰是以无定在的象征方式出现的，“一个能指可能意指多个所指，或者相反”[1]（P144）。意义，会是一个无限多的不断转喻过程，这也就是象征交换中的无定在性。在他的逻辑构架中，今天资本主义的符号交换价值的形成，恰恰在于对这种无定在的象征性的稀释和反向价值化，后面，他将其指认为幻想式的“拟像”和“拟真”。他认为：
鲍德里亚说，由索绪尔开启的语言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关系，很可能会使问题有一种新的理解可能空间；语言符码结构中的任意性屈从于自身独特结构中的差异性，这是对的。比如英语中的“apple”一词，并不直接与现实中的苹果相指涉，它只是英语语言拼音文字系统中的一种任意的差异性接合。所以，在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搭配中，一切具象式的指涉物，“明确的、合理化的、可交换的价值、所有现实性”都在这种差异性的结构中被消解掉了。这也是基本正确的理解。索绪尔符号论的关键是使语言符号彻底摆脱了对象性的指涉，任意性是指能指与所指在语言符号系统自身结构中的无定性结合关系。鲍德里亚认为，这种任意性本来更应接近象征交换关系。因为，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中，意义恰恰是以无定在的象征方式出现的，“一个能指可能意指多个所指，或者相反”[1]（P144）。意义，会是一个无限多的不断转喻过程，这也就是象征交换中的无定在性。在他的逻辑构架中，今天资本主义的符号交换价值的形成，恰恰在于对这种无定在的象征性的稀释和反向价值化，后面，他将其指认为幻想式的“拟像”和“拟真”。他认为：
只有无定在性（作为价值的一种断裂，作为符号价值的另一面，或者作为对符号价值的超越，以及作为象征性的显现）能够让符号的明确性以及透明性、使用价值（理性的解码），以及交换价值（流通的话语方式）都陷入危机当中。它终结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消解了对能指与所指的界定[1]（P146）。
这里的意思还是要说圆一个问题，即无定性的象征关系作为一个战无不胜的逻辑法宝，是真正能够消解一切现实价值关系的。它不仅可以真正终结符号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这也就是说，用改造过的索绪尔可以同时打倒已经批判了商品拜物教、符号拜物教的马克思和巴特。这是一个很难参透的观点。我们能看到，鲍德里亚的那个无定性的象征性恰恰是从索绪尔符号学的意指象征关系中得到逻辑确证的，可是，他将这种象征性视为人类本真存在的唯一支点，并用这种非对象性、非功能化的人与人、人与物的象征交往方式来批判和反抗今天的物性价值世界。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合法的理论挪用。
可是，鲍德里亚发现，在语言学后来的发展中，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任意性原则被后人偷偷地篡改了，重新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大写指涉物（Référent）的幻影”。这个理论罪人就是本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鲍德里亚指出，在本韦尼斯特1971年出版的《一般语言学的问题》（Problé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Miami, 1971）一书中，索绪尔原来那种建立在能指与所指偶然搭配之上的任意性关系，被改变为符号与现实的必然关联。因为本韦尼斯特主张：“在主体的言说中，语言与现实之间可以完全地对应起来。符号囊括并操控了现实；更进一步说，符号就是现实⋯⋯”[1]（P148）这让鲍德里亚大为光火。他称本韦尼斯特为“可怜的言说者”，批评他根本不能正确理解索绪尔符号的任意性关系，才会将原本无定性的、不粘滞于对象物的象征性又重新变成了一种混同于现实指涉的物性臆念。他认为，这种观念是一种可怕的符号与世界分裂的二元论幻想，即“等价的逻辑、抽象的逻辑以及自由裁决的逻辑以及符号的投射存在于指涉物以及所指当中”[1]（P148）。通俗一点儿说，即是符号反映客观世界，这正是所有近代西方科学认知逻辑中的形而上学幻想。
在鲍德里亚看来，事情的真相正好是倒置的：
可是，鲍德里亚发现，在语言学后来的发展中，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任意性原则被后人偷偷地篡改了，重新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大写指涉物（Référent）的幻影”。这个理论罪人就是本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鲍德里亚指出，在本韦尼斯特1971年出版的《一般语言学的问题》（Problé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Miami, 1971）一书中，索绪尔原来那种建立在能指与所指偶然搭配之上的任意性关系，被改变为符号与现实的必然关联。因为本韦尼斯特主张：“在主体的言说中，语言与现实之间可以完全地对应起来。符号囊括并操控了现实；更进一步说，符号就是现实⋯⋯”[1]（P148）这让鲍德里亚大为光火。他称本韦尼斯特为“可怜的言说者”，批评他根本不能正确理解索绪尔符号的任意性关系，才会将原本无定性的、不粘滞于对象物的象征性又重新变成了一种混同于现实指涉的物性臆念。他认为，这种观念是一种可怕的符号与世界分裂的二元论幻想，即“等价的逻辑、抽象的逻辑以及自由裁决的逻辑以及符号的投射存在于指涉物以及所指当中”[1]（P148）。通俗一点儿说，即是符号反映客观世界，这正是所有近代西方科学认知逻辑中的形而上学幻想。
在鲍德里亚看来，事情的真相正好是倒置的：
这个被符号所“召唤”出来的世界（最好让自身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是符号的结果，笼罩在符号的阴影之下。符号作为一种“缩影”，世界就是它的现实展开。更进一步说，世界简单说来就是一种所指—指涉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所指—指涉物就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存在，在能指的阴影下运转的现实，它同时还是能指的游戏在现实中的反映[1]（P149）。
当然，这里的“世界”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物质存在，而是指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中的物”，或者叫人的“生活世界”，或者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我们周围的建立在劳动生产之上的世界，以及海德格尔的此在通过上手“环顾”所建构起来的世界。不过，鲍德里亚认为，这个今天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当代资本主义消费世界，已经畸变为某种符号建构物。在他的老师德波那里，叫做景观建构物。而此处，具象的景观已经上升为更加抽象的符号。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了鲍德里亚这一理论指认的真实含义。
进一步，鲍德里亚还认为，这种意指关系的逻辑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同构的。在政治经济学中，作为指涉物出现的东西叫做需求，而使用价值则成了人本学的对象性本质。这是一种超大写的需求，如同本韦尼斯特符号学的那个大写的指涉物。他说：“超大写的需求（BESOIN）与超大写的动机（MOTIVATION），没有人可以逃脱它们的循环。这里的每一个术语都隐藏着同样的形而上学的诡计”[1]（P149）。需求，在鲍德里亚这里总是一个被审判的对象。
进一步，鲍德里亚还认为，这种意指关系的逻辑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同构的。在政治经济学中，作为指涉物出现的东西叫做需求，而使用价值则成了人本学的对象性本质。这是一种超大写的需求，如同本韦尼斯特符号学的那个大写的指涉物。他说：“超大写的需求（BESOIN）与超大写的动机（MOTIVATION），没有人可以逃脱它们的循环。这里的每一个术语都隐藏着同样的形而上学的诡计”[1]（P149）。需求，在鲍德里亚这里总是一个被审判的对象。
需求并不是主体的动机的表达，也不能表征主体的一种本真状态，它不过是主体在使用价值体系以及交换价值体系的共同作用下一种功能性的还原。同样，指涉物也并不就是自为的具体的现实，它只是符号的逻辑在现实事物中（即普遍的现象层面的感知）的运用所具有一种推论。这个世界是一个通过符号才能被发现，才能被阐释的世界——也就是说，可以任意地被操控，具有可操控性[1]（P152）。
依鲍德里亚之见，这种大写的所谓的真实需要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我们发现“真实”，“那是因为它已经通过某种操控而被指认了、被抽象了和被合理化了，这种操控将真实放入一个与自身等同的等式当中”。所以，发现真理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逻辑游戏。这是鲍德里亚在自己的思考中第二次直接讨论和思考真实，第一次是在讨论真实在广告、媒介编码中的死亡。我们将看到，在他的思考进程中，这个真实问题将会在其逻辑构境的进程中越来越重要。于是，本韦尼斯特从后门再次放进来的指涉物，决不会比能指更真实，虽然它试图成为“现实中的具有实体性的指涉物，而最终它却只是成为了在抽象中的存在”[1]（P152）。
请注意，在这里的一个注释中，鲍德里亚援引了他的另一位老师列弗斐尔关于“指涉物”的一个表述，即指涉物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它只不过是我们在符号构境中对于现实的一种想象：
请注意，在这里的一个注释中，鲍德里亚援引了他的另一位老师列弗斐尔关于“指涉物”的一个表述，即指涉物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它只不过是我们在符号构境中对于现实的一种想象：
指涉物并不就是现实（即我可以证明，并可以控制的现实的物）：我们将其视为一种真实性的存在，但这确切说来只是在头脑中的一种活动，即在观念中我们相信它就是现实，这是一个幻想，一种源于指涉物的“人为”构造[1]（P152）。
这是一种很极端且非常形而上学的说法。指涉物并非感性的物，而是被符号所建构起来的一种想象的现实，这种伪现实在人们的“相信”和“幻想”中成为真实性存在。列弗斐尔的这个表述显然大大地启发了鲍德里亚。我们能觉察得到，他接下去的发挥让自主性的逻辑构境走向一个更深的创新点，即拟像与真实的关系：
在预先存在的某个阶段中，指涉物失去了它的现实性，再次成为了一种拟像（simulacre），躲藏在再次出现的有形的物背后。随后，符号的阐释导致了一种无限的倒退当中，重新将真实性视为是对符号的超越以及符号的神圣化。……因为正是符号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了种种真实，真实因此就在符号的领域当中，而并不是对符号的超越。源于象征性解构的萦绕，符号被模棱两可的保留了下来，就此，现实成为了一个幽灵[1]（P152）。
鲍德里亚在这里所使用的一大批词语，都不能在常识的意义上去理解。现实不是客观物质存在，真实不是虚假背后的实在，指涉不是唯物主义的反映关系，一切的一切都被符号逻辑重新构境了。符号不再指涉对象，而是符号自指，所以看起来像传统指涉物的东西不再具有现实性，而不过是符号所建构出来的拟像物，可是，恰恰在现实中，这个拟像产生出超越现实的真实。这个由符号自指所建构出来的真实，并非真的是本真的象征关系，而是真实的死亡。笔者思忖，这个出现在注释中的思想构境，是在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部文本中最重要的思想创新空间之一。因为，这种新的逻辑构境意向会成为他下一步《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原创性思想的直接基础。
接下去，鲍德里亚指认，在商品交换的逻辑中也是一样，“商品的两个方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形式上的同构性，其中，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体系所调控，成为了后者‘自然主义’的保障”[1]（P152）。他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使用价值实际上只是商品交换体系的结果，而非“交换价值”的自然性前提和基础。所以他说：
接下去，鲍德里亚指认，在商品交换的逻辑中也是一样，“商品的两个方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形式上的同构性，其中，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体系所调控，成为了后者‘自然主义’的保障”[1]（P152）。他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使用价值实际上只是商品交换体系的结果，而非“交换价值”的自然性前提和基础。所以他说：
存在着一种所指—指涉物的形而上学，与需求以及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具有同构性。所指-指涉物被赋予了一个本真的现实性，成为一种价值的实体，并在能指的游戏当中恢复了目的性（参见《泰凯尔》中的分析，特别在德里达那里）。同样，使用价值被赋予了本真性以及目的性，而需求则成为了经济的基本动机——交换价值的循环在此成为外在于目的性的一种迂回（détour）[1]（P153）。
好，骂到德里达了。由于鲍德里亚要将一切现实和客观性都消解掉，所以，任何引起人们联想到客观性和对象的做法都是不可宽恕的。在语言学的符号研究中，凡是有指称对象的东西都是假象，因为“现实性”自身“不过就是一个被符码化的形式”，这也如同商品研究中，使用价值就是物的“指称性”功能，它是被“交换价值”体系所编制出来的东西，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说：“指称或者使用价值；客观性或者有用性：真实与符号的符码成为一种共谋。”[1]（P153）因为在其背后，真正的主人恰是能指与“交换价值”，人们不知道，“正是交换价值体系的合理性抽象以及能指的游戏掌控着整个过程”[1]（P153）。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将符号学研究中的指称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使用价值并称为两个“最具意识形态性的术语”，是第二等级上被自然化了的意识形态[1]（P156）。可是，这与德里达又有什么关涉呢？
三、恢复象征性交换：对价值与符号的超越
鲍德里亚发现，其实在德里达等人的哲学思想（即我们有时指认为“后结构主义”的东西）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试图对符号体系的超越幻想。比如，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中，他通过意义的延异，通过对凝固的存在的擦除，试图达及解构符号结构的某种真实存在的本真瞬间。鲍德里亚说，这仍然是一种失败的尝试。因为：
它的幻象就在于在直接的和透明的直觉中恢复的“真实性”，从而建构某种符号的（能指的）以及符码的经济学，由此来显现大写的所指（主体、历史、自然、矛盾）所包含的富有目的性的、辩证的、本真的真理[1]（P157）。
不得不承认，鲍德里亚是深刻的。他所洞悉的真相是：任何真实的在场都会是意识形态的游戏，所以，任何以某种具象指称为目标的批判和超越都将是不彻底的，因为解放的目的所指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赋予某种特定意义以“伦理的、形而上学的地位”，最终难逃“指涉物的唯心主义”（idéalisme duréférent）的命运。德里达的解构也是如此，他以为在延异和播散式的踪迹中可以找到存在的本义，那么，碎片化的解构就仍然会是粘黏于指涉性关系所以，任何以所指（指涉物）的名义来批判能指，以能指的游戏来代替“真实性”的理想，都是注定行不通的。在他看来，这就如同马克思试图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拯救出来的幻想一样，问题出在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使用价值本身是一种与交换一种与交换之间体系密切相关的附属体系”：
我们在试图将所指（指涉物）从能指的恐怖主义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我们才重新发现了唯心主义的以及超验的人本主义观念。这种“真实性”的解放和自由留下了一个完整的意指关系的意识形态——正如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完整地保留在了使用价值的自主性的理想之中[1]（P158）。
鲍德里亚说，现在这种激进的“后现代”批判观念正在不同的领域中生成起来，人们不能看透它的实质恰恰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而最终，“这不过是一种道德说教，谴责体系所导致的异化，伴随着被批判的体系的蔓延，这种批判也成为了一个普遍的话语”[1]（P158）。
当然，鲍德里亚是要告诉整个世纪，真正能够消除整个符号与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东西，只有他的无定性的象征性交换关系。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这也就是说，为了真正打破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循环”，只有“恢复象征交换本身——而不是价值（甚至不是使用价值）”。括号里的话是在不指名地骂马克思。“这一革命不是解放物以及它的价值，而是解放交换关系自身”。莫斯—巴塔耶又在场了。因为，只有：
当然，鲍德里亚是要告诉整个世纪，真正能够消除整个符号与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东西，只有他的无定性的象征性交换关系。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这也就是说，为了真正打破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循环”，只有“恢复象征交换本身——而不是价值（甚至不是使用价值）”。括号里的话是在不指名地骂马克思。“这一革命不是解放物以及它的价值，而是解放交换关系自身”。莫斯—巴塔耶又在场了。因为，只有：
在象征性交换中，物或者它所有的价值都回归于无（就此可以考察一下无定性的拉丁语res）。正是某种东西，通过给予和回馈，在它的显现或者缺席中消解了或者表征了关系的解体。“物”，这个res nulla，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益处。由此，只有那些通过持续的交互性交换来设定其意义才能逃离交换价值，而这种交互性交换只存在于礼物以及礼物的回馈当中，在开放的无定性的关系当中，而不是在最终的价值关系当中[1]（P214）。
鲍德里亚的革命是要将所有人们手中物品的价值（有用性）全部“回归于无”。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不再具有价值取向，而复归于原初的无定性的象征交换。为此，他还举例说：
那些没有被买卖的，而只是给予和回馈的东西，没有人“需要”它。目光的交换，礼物的给予和接受，就如同人们将空气呼出与吸入一样。这是交换、耗费、节日的新陈代谢——同时也是破坏的新陈代谢（破坏使得在生产中所得到、被赋予价值的东西返回到无价值的存在）。在这些领域中，价值甚至不存在[1]（P208-209）。
是的，这真是一个具有神性的幻境。可是他没有想过，当一切都复归于“无用”，他靠什么活着？他用什么去拍摄自己得意的照片？
鲍德里亚不想这些常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他还是要执著于自己的伟大“革命”。并且，他认为在今天的符号统治王国中，解放和批判的口号如果是某种在场的真实、指涉物或终极价值，都摆脱不了符号的阴影，这是因为所有的有定在的意指都是被符号结构化的。人们无法发现的事实是，一切具象的意指（如真实、共产主义与世界大同）都不过是对象征性的某种拟像（simulacre），关键是，当这种解放的期待仍然停滞于符号性的所指之中时，它总是幻想性的。鲍德里亚声称：“只有在理论的和实践的整体革命中，才能消解符号和价值，恢复象征性。符号应该被焚烧！”[1]（P160）焚烧符号，复归象征性，这还真有些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的精神。
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鲍德里亚在此还隆重搬出了拉康。他认为拉康的符号学公式，即将索绪尔的所指/能指的关系式颠倒为能指/所指的结构关系式，恰恰是透露了一种前符号的象征性功能，即“一种还原和消解意义的过程（或者无意义，无定在）”：
鲍德里亚不想这些常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他还是要执著于自己的伟大“革命”。并且，他认为在今天的符号统治王国中，解放和批判的口号如果是某种在场的真实、指涉物或终极价值，都摆脱不了符号的阴影，这是因为所有的有定在的意指都是被符号结构化的。人们无法发现的事实是，一切具象的意指（如真实、共产主义与世界大同）都不过是对象征性的某种拟像（simulacre），关键是，当这种解放的期待仍然停滞于符号性的所指之中时，它总是幻想性的。鲍德里亚声称：“只有在理论的和实践的整体革命中，才能消解符号和价值，恢复象征性。符号应该被焚烧！”[1]（P160）焚烧符号，复归象征性，这还真有些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的精神。
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鲍德里亚在此还隆重搬出了拉康。他认为拉康的符号学公式，即将索绪尔的所指/能指的关系式颠倒为能指/所指的结构关系式，恰恰是透露了一种前符号的象征性功能，即“一种还原和消解意义的过程（或者无意义，无定在）”：
拉康的语言学公式揭示了这一真理：S/s。这种符号的分裂由此成为了一种自我压抑——不再是一种阐发，而是一种质询——因此变成了一种逾越。这一分裂凸现了符号所否定的东西，由此符号建构了自身的否定性，这一点在其肯定性的建制中，仅仅是一种症候[1]（P159）。
符号本身被否定了，而象征性则在这种对具象意指的否定性中出场了。在这里，拉康是为鲍德里亚所用的，他并不管拉康的本意是什么。鲍德里亚要从拉康的符号学分析中得出自己所需要的那个无定性的象征性：
它只能被想象为被符号所否定，同时却也否定了符号形式的东西，并且在其中并没有任何空间（place）。它是一个与符号相对的非空间、无价值的存在。通过符号的区分和划界，某种象征性的无定在性只有在符号的解体中，在符号和价值的消解中才能重新出现。象征性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它并不是那些被压抑的东西，如拉康的所指。因为它在将符号分裂同时，又消解了符号分裂后的二元对立，最终它将能指与所指撕成碎片[1]（P159）。
拉康固然说，真理总是在对它的误解中抵达，他也没有指望人们对其思想的还原式理解。可是，笔者觉得对拉康的误认也不能到了违反最基本意思、甚至是颠倒黑白的地步。虽然鲍德里亚也时常在自己的理论表述中故作玄秘之状，但在拉康面前，他还真显得是小儿科式的卖弄。鲍德里亚只是想着自己那种前符号学的无定在的象征关系，而根本不理解拉康思想的整体逻辑结构，不知道属于拉康思想逻辑中第二个重要研究域的象征—符号学的颠覆性语境，也不知道拉康的符号学讨论和批判的目的恰好是要宣布一切象征性的非法性。
同样是对莫斯象征概念的逻辑延伸，列维—斯特劳斯指认了在人类原始思维发展的前期，当理性规则还未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思维是以没有观念的“形象”，即以象征性的能指来指认人类与世界和类族关系，这也是一种“未被驯化的思维” ，这种非观念化思维的核心是以形象为主的“象征系统”。不像鲍德里亚傻乎乎地跟着巴塔耶，直接将前符号的象征性变成某种本真性的逻辑基始，拉康恰恰将象征性视为语言符号系统的本质，整个象征域是个人主体被象征性符号系统——大他者强暴和奴役的悲惨世界。所以，在鲍德里亚援引拉康的符号学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可笑的逻辑错位。更何况，与鲍德里亚还抱有复归象征性交换的幻想不同，拉康哲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消解一切被制造出来的可能性，更不要说用一种发生于原始部族生活中的某种礼物交换系统和象征关系来座架今天的世界。这种对拉康符号理论的愚蠢挪用，真是会笑掉那位长眠地下的大他者老先生的大牙的。
同样是对莫斯象征概念的逻辑延伸，列维—斯特劳斯指认了在人类原始思维发展的前期，当理性规则还未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思维是以没有观念的“形象”，即以象征性的能指来指认人类与世界和类族关系，这也是一种“未被驯化的思维” ，这种非观念化思维的核心是以形象为主的“象征系统”。不像鲍德里亚傻乎乎地跟着巴塔耶，直接将前符号的象征性变成某种本真性的逻辑基始，拉康恰恰将象征性视为语言符号系统的本质，整个象征域是个人主体被象征性符号系统——大他者强暴和奴役的悲惨世界。所以，在鲍德里亚援引拉康的符号学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可笑的逻辑错位。更何况，与鲍德里亚还抱有复归象征性交换的幻想不同，拉康哲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消解一切被制造出来的可能性，更不要说用一种发生于原始部族生活中的某种礼物交换系统和象征关系来座架今天的世界。这种对拉康符号理论的愚蠢挪用，真是会笑掉那位长眠地下的大他者老先生的大牙的。
[参考文献]
[ 1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本文原载于《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