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提出，必须打破仅仅通过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因为新的差异性符号生产生成了不同于经济价值的符号交换价值，这种符号政治经济学观念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基础，因而成为一场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
【关键词】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差异性生产； 符号交换价值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鲍德里亚 在经过对物、消费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单点突破之后，觉得终于可以宣布自己的思想革命了，即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这是他用以替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批判逻辑，也是他在一个新的互文性逻辑构境之中创立的自主性理论空间。其中，符号学的学术记忆来自于索绪尔，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则基于马克思。鲍德里亚别出心裁地从艺术品签名和拍卖过程的分析中，再一次确证了自己独创的不同于物质生产的差异性生产关系，从而推出所谓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全新理论构架。以此，完成了对自己的左派老师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这是他此书第四、五章的基本内容。与前面三章收录的三篇已经发表的论文不同，从这一章开始，是鲍德里亚专门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撰写的新内容。也可能，他是在此时才发现，应该专门写一本书来系统地说明自己的自主性思想构境。我以为，鲍德里亚这种自以为是的思想革命只是建立在一种非凡的逻辑自恋之上的头脑风暴，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证伪是建立在一种完全非法的误读基础之上的，所以也是经不起深一层理论推敲的。

一、现代艺术品签名中的差异性生产

鲍德里亚告示自己的理论革命，是从所谓现代艺术品的生产过程开始自己的逻辑推论的。显然，他的理论革命之“现实出发点”是过分狭窄的。此处，他首先选择了当代美术作品的生产。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绘画的实现不仅仅是一个在画布表面上涂上了油彩的过程， 并且还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物”的生产过程。他总要透视出常人无法看到的思境。
首先，这里的所谓符号化的物，并非是说画家创作过程中生成的象征性赋意，而专门特指一幅美术作品完成之后作家的签名。这个签名也可以是加盖印章。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构境视角，因为他从已经非常偏的现代绘画再聚集于艺术品生产最后的签名事件。鲍德里亚说，这个签名是一个重要的符号化事件，因为虽然签名不是绘画本身的一部分，可是作品却因为这个简单的象征符号出现而升腾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物。一旦一幅美术作品有了特定的签名或印章，
由此，它成为了一个用以说明由可见的符号就能带来非凡的、差异性价值的最好例证。但这种价值并不来自于绘画本身的内涵——某幅绘画的特殊内涵并没有被质疑——这种价值来自于一种差异，由充满歧异的符号创造出来的，这种符号并没有创造可见的作品，而是对作品进行确认并将其放入到一个符号体系中进行评估。
这里有两个关键性术语，一是符号，二是由特定的符号体系构成的差异性价值。我们可觉察出，这又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挪用，即意指生成于所指与能指在差异性语言系统中的特定在场性。这真没有什么理论原创性。我已经发现，鲍德里亚逻辑理路的一个致命盲点和视差，是他对特设事件与情境的灾难性泛化。例如在这里，并非所有现代艺术创作中的签名都会使作品生成他所谓“差异性价值”，比如无名画家的签名决不会使一幅作品出现新的价值附载，从而进入鲍德里亚那种重要的差异性符号体系。他的指证只是在对名家作品的生成中才是成立的。而名家及其作品能够进入差异性符号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从无名到知名，再到著名进而成为大师） 。鲍德里亚的理论思考常常缺少慎密周全的深度。
其次，鲍德里亚认为现代艺术作品的创作本身也根本异质性于传统美术，现代艺术作品不再面对现实世界和人的直接生活，而是显现创作主体自身的差异系列。我思忖，鲍德里亚的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可能的确是现代艺术的重要在场方式之一。比如我们在大都会博物馆或卢浮宫里遇到毕加索、达利的绘画，人们通过简单一瞥就立刻可以知道这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不是像古典现实主义作品那样直接面对世俗生活，拟仿和逼近实在，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主观性地撕裂世界，从而生产一种绘画风格上的独特差异性。并且，对于他们的作品而言，这种独特的方式是以互相指涉的自成系列的方式在场的。鲍德里亚说，现代作品的本质是“一个时刻接着另一个时刻”，“作品并不与世界相互关联，而是与同一个作者的其他作品相互关联，它的意义由此也被束缚于一个系列的延续与重复当中”。这个重复，暗合拉康的主体质询建构逻辑，也与前面他所说的那个更宏大的意识形态“重复”相同构。
它们只是按顺序一个随着另外一个作品，通过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它们之间在时间上的断裂来显现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显现主体-创作者自身的独特性，甚至显现出他的不在场。我们不再存在于空间中，而是存在于时间当中，不再存在于相似性的领域当中，而是存在于差异性的领域当中，不再存在于秩序当中，而是存在于系列当中。
当然，鲍德里亚是要引出他的观点，即差异性符号结构的逻辑。不过，相对于过去鲍德里亚的思想构境，这里的差异性概念又有一些变化，系列概念也有新的理论附加值。如果说，笛卡尔那个时代，人们的存在方式是我思故我在，斯密-马克思的时代，人们的存在方式为我生产故我在，那么现在，人的存在方式要说成我差异故我在。不过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固然差异性是整个法国后现代思潮生成的关键性逻辑质点，如德里达和德鲁兹早期哲学的关键词中都有这个重要的差异性，甚至我们可以说，差异性是整个后现代思潮的逻辑出发点。然而，差异性关系在鲍德里亚这里并不是正面被肯定的东西，如拉康一样，这个差异性关系是建立在否定性的关系本体论之上的，所以，在鲍德里亚这里的逻辑构境中，差异性关系是现代奴役性话语的隐性秘匙，恰恰是被批判的焦点性对象。所以，这个我差异故我在，应该反讽性地读成我差异故常人在，我（物）差异的实质是不在。后面，我们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画家的绘画行为不过是“不知疲倦的证明自身：通过他不断的构造系列的事实来证明自身”。而鲍德里亚的结论是，“正是因为系列已经成为了当代艺术作品的构成方式，才导致了系列中要素的非真实性成为了一种灾难”。 这个风格式的系列，即是指差异性符号结构中生成的系列。显然，那个我们从《物体系》一书就开始慢慢熟悉起来的差异性系列概念又出现了。我已经指认过，在《物体系》一书中。鲍德里亚曾经区分了贵族的天宠性的专有地位与现代人的差异性系列存在。 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又有了消费的系列。此处，应该是这个系列范畴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而在后面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这个系列概念成了拟像第二层级生产的关键性描述范式。显然，鲍德里亚在他自己的学术构境裂变之中，不断地叠映入新的认识并重构原有概念和范畴的意义域。并且，保证这一差异性生产的合法性标识就只能是画家的签名了。签名，“成为了我们的作品的真正‘灵魂’。在神话、世界以及上帝都已经缺席的情况下，只有签名告诉了我们这幅作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差异性符号的在场，占据了过去神灵的王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断言。
鲍德里亚讨论签名在现代艺术作品生产的地位问题，目的还是要批判今天的现实。实际上，鲍德里亚是想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符号社会中的某种支配性逻辑。他认为，从签名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的真相是今天资本主义统治逻辑中的一种很深地隐匿起来的同谋性游戏， 即“主体性系列（真实性）与客体性系列（符码、社会同一性，以及商业价值）所形成的不确定的连接，通过这种被感染了的符号，消费体系才能得以运演”。 此处，鲍德里亚又深化了系列概念的双重内涵，一是主体性系列，即以对象指涉的真实性为目标的系列；二是失却外部指涉的符号间自我娱乐、消费品间互相关联的客观性系列。鲍德里亚发现，也是在这里，传统艺术中出现的那种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抗不再存在，“反抗被消解了，诅咒被‘消费’了”。现在，“现代艺术真正的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物：虽然承载着文化的意蕴，但现代艺术却并没有给它所处的环境提出任何质疑。现代绘画、波普、抽象派、技术派（tachiste）都没有与什么发生冲突”。在现代艺术中，
它用来见证我们的世界的方式，并不是通过直接的引喻，也不是通过它纯粹的行为（geste）来否定某种被体系化了世界——它用它空洞的具有颠覆性的以及同构性的体系化的行为（geste），一种单纯的行为所表征的某种不在场，来证明整个世界的体系化。
这是一个几乎难以理解的思想情境。因为鲍德里亚这里所说的传统艺术是语义不清的， 一种无时间性使得此处的讨论语境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链。我们知道，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艺术，启蒙中的现实主义已经将人性从蒙塔丽莎式的微笑中呈现出来，以构成对宗教政治强制的反抗，而进一步，现代性与后现代艺术作品，似乎又是在通过对传统现实主义逻辑的离经叛道，标榜出一种激进反叛，可是在鲍德里亚看来，毕加索和达利等人后来的作品恰好通过差异性系列生产与资本主义体系同构，无意识地确证今天布尔乔亚“整个世界的体系化”的合法性。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鲍德里亚逻辑中的非历史性，使得他在缺少整体思想史定位的情况下，误认现代艺术作品的意义；二是鲍德里亚这里的批判真的是一个更深的逻辑证伪。我们此处假定第二种思想构境可能。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指责现代艺术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同谋”，现代布尔乔亚消费社会的支持者。
它与现实世界一起操控着，并被纳入到同一游戏当中。它能够拙劣的模仿这个世界，展现着这个世界，伪造着这个世界，改造着这个世界：但它从未触及它的固有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也是它自身的。
这个批判似乎是异常深刻的。在这里，我们还是能看得到鲍德里亚学术血管中流淌着先师们的激进之血，他仍然要批判和反抗这个现实世界，当然，这种反抗不再是马克思式的，或者换话句说，鲍德里亚将要以更激进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批判这个万恶的布尔乔亚世界。而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二、艺术品拍卖：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产房

　　我们已经预告过，鲍德里亚新的批判魔剑就是超越经济价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在此书的前几章中，他为这个所谓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分娩已经作了大量的产前准备，先是将物的实存魔幻式地转喻为符号，然后以欲望的幻象消灭了物性的需求，在证伪了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之后，最后终于撩开了他隐匿在背后的哥白尼式的逻辑宣判：马克思建立在“交换价值”批判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现在真正能够直面资本主义新现实的批判武器，只能是他所创立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后来他声称，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只是一种策略性的“暂时的用法”。因为，“政治经济学”一语本身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产物。需要特别指出一点的是，如同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一样，并非正面建构性的东西，只是批判的对象，符号政治经济学也不是鲍德里亚自己的肯定的逻辑，而是他所否定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观念形态。与上一世纪60年代萨特和90年代的德里达的断言不同，鲍德里亚不再说，马克思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批判旗帜和思想幽灵，现在，他就是手持新千年魔剑的批判幽灵的此岸掌门人。
人们特别想了解的一定是，这个取代了马克思科学批判理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鲍德里亚这一次又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思考路径：艺术品的拍卖。还是十分偏狭的构境视角。据说，在刚才提及的绘画市场和艺术品拍卖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发现现代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秘密和运作过程”。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鲍德里亚在现代绘画的差异性系列生产和签名中，将这一特殊艺术创作过程指认为差异性的符号化生产。在这里，他以艺术品的拍卖强化了这一观点，并且将这一论点上升为一种更重要的理论逻辑宣告。依我的判断，这恰恰是他自主性理论逻辑构境的主体建构，也是鲍德里亚走向自己的原创性思想空间的中介性过渡环节。正是在现代绘画和艺术品拍卖中，鲍德里亚将为我们照亮一个新大陆，因为在这里，新的游戏规则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符号价值、象征性价值等多种价值融为一体的交换，可以视为是意识形态的母体（matrix），——超大写的‘符号政治经济学’（L’ ECONOM IE POL ITIQUE DU S IGN E）的诞生之地”。 鲍德里亚在此处文本中将“符号政治经济学”所有字母都用大写标出，以告示他的思想革命。为了区分于通常那种词首字母大写的特指不同，我将其指认为“超大写”。不过，作为从后马克思思潮超拔出来的鲍德里亚，此时还带着脱胎而来的学术脐带，所以，他仍然承认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出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相近的方式。对他而言，至少目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是一块有用的可以涂抹的理论“奶油”。
在本书的最后，鲍德里亚曾经这样小结过这两种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同构性
1、政治经济学：在有用性的（需求、使用价值等等，所有经济合理性的人类学指涉）遮蔽之下，它构建了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一个可计算的生产力，其中所有的生产都被归结为一些简单的要素，所有的产品都在它们的抽象性中成为等价的。这就是商品的逻辑以及交换价值体系。
2、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在功能性（客观的目的性、与有用性同构）的遮蔽之下，它构建了某种意指关系的模式，其中所有围绕它的符号都在逻辑的可计算性当中充当一些简单的要素，在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的框架中互相的指认。
首先，在这两个体系之中，政治经济学里的有用性和符号政治经济学中的功能性充当了原初的逻辑支点或终极“指涉物”，“交换价值”与符号都围绕它们形成的具象性“化身”。这是这两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相近的逻辑。
其次，二者的异质性是绝对的。鲍德里亚认为，在马克思所揭露一般的资本主义消费中，经济的“交换价值”（货币）转化为符号的“交换价值”（例如“声望”），但这还是以使用价值为其交换合法性基础的；而在艺术品拍卖中，交换则是在货币与作为纯粹符号的绘画作品之间来进行的。请注意，这里作为纯粹符号被提及的绘画作品，正是上面鲍德里亚重新定义的差异性系列结构中的被签名物。我已经说明过这种东西的特设性。鲍德里亚说，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忽略了作为购买（“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化）的消费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别样的超大写的“花费”（DEPENSE），这种花费的实质是财富的显现价值，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新的价值恰恰是超越经济性的“交换价值”的。这里，我们可感觉得到鲍德里亚老师德波的那种存在的显现价值观。
这种价值在超越交换价值的层面上展现出来，并以对其的消耗为基础，赋予了物的购买、获得、分配以差异性符号/价值。在此，并不像在拥有等价物的经济逻辑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货币的数量说明价值，而是货币依据某种差异性或者挑战性的逻辑被花费、被牺牲，被吞噬的过程说明价值。由此每一个购买行为都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差异性符号/价值得以产生的经济转换行为。
鲍德里亚总是喜欢这样，以特设性否定一般，这里他又是以拍卖的特殊交换过程的消费来否定一般商品的经济消费。在正当的逻辑推论中，这是非法的。当他说，每一个购买行为同时也是“差异性符号价值产生的经济转换行为”时，他从来不想一下，从特设性情境向普遍逻辑平台的“大魔移”中必然出现的断裂，所有普通的购买行为都会同时是他的所谓“差异性符号价值”的产生过程吗？ 普通老百姓每天购买的米、面、油、盐等日常用品都会是一种差异性价值的生产吗？显然不是。这到底是过于聪明还是弱智，我真说不清楚。不过，此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里超越了交换价值的显现性花费，固然形式上十分类似象征交换中的那种非实用的“耗费”（巴塔耶），但它仍然是一种非物性的价值。这与他前面指认过的恶的象征性畸变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差异性符号价值只是当代资本主义运行中生成的一种新的价值形态。现在，在鲍德里亚的逻辑构境之中，功用性的价值总是坏东西。
鲍德里亚一转头，又从一般消费回到特设性的艺术品拍卖。他说，在拍卖活动中，出现了一种类似游戏或者节日狂欢般的时刻，一伙在“贵族”身份平台上竞争着的同类，并不追求实际需求的满足，他们在对艺术品的追逐中表现出一种赌徒式的格斗和牺牲，于是，这里的拍卖活动“将消费变成了一种富有激情的、激动人心的游戏，而不是一种功能性的经济行为：它成为了一个竞争的领域，在其中经济价值遭到了破坏，然而却诞生了另外一类价值”。 这就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交换价值”的新的符号交换价值。后来，鲍德里亚还将学问产生的学术体制也列入这种非经济性的“共同体竞争”逻辑之中。他说，法国和欧洲国家中的种种学位和教职的国家会考，就是“进入等级制度的敲门砖”，在此时，“具有普遍价值的知识转变为一种符号价值的知识”，知识成了类似的“贵族”头衔。起同样作用的还有高端的学术会议，在这些学术会议中，学者是以赛马中下赌注的方式参与其中，由此，学术会议“成为了一个不断再生产知识分子的地方，同时也成为基于堕落而富有竞争性的符号而建构的特权共同体的活动场所”。 如果我没有看走眼，这是鲍德里亚对布尔迪厄学术资本和教育再生产理论的学术记忆激活，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他也直接指认过这一点。
其实，鲍德里亚对艺术品拍卖的分析还是很有意思的，拍卖活动确实没有按照一般商品交换的原则进行，他也的确可以由此提出所谓符号交换价值的问题。可是，他的目的却不在于此，极强的逻辑跳跃怪僻使这种特设性的讨论又一次突变到一般性断言的思想构境。他认为，19世纪的马克思仅仅关注了经济的“交换价值”的生产与体系化，在这里，“所有的价值（劳动、知识、社会关系、文化、自然）都转变为经济‘交换价值’。每一事物都被抽象化，并再度进入到世界市场当中，其中货币充当着最出色的一般等价物”。可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方面是，那时的商品-市场经济交换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广泛地将经济交换价值转变为符号交换价值的转换过程。这是一个作为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的超大写的‘消费’（CONSOMMATION）过程”。鲍德里亚极力想显示自己比19世纪的马克思高明。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文本现象，前面我已经指认过，通常鲍德里亚将“大写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概念视为强暴性的概念模式，而他自己却也时常使用有一定区别的“超大写的”的概念（全部字母大写）。鲍德里亚认为，这一“消费”不是马克思所指认的通常意义上的商品向使用价值的转换，即商品的使用性消费，而是向一种无形的符号交换价值的转化。鲍德里亚此处并没有说明，这里的不向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转化而向符号交换价值转化的东西，到底是指艺术拍卖品还是所有一般商品，如果是指后者，这是很蠢的说法，因为绝大多数低端日用商品都是直接进入使用“耗费”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差异性的符号交换价值的转化；如果是指特殊又特殊的艺术拍买品的前者，那么，他也没有道理兴冲冲地宣布一场涉及到整个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到来：
基于这一点，必须打破仅仅通过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必须作为一种超大写的“一般的政治经济学”（ECONOMIE POLITIQUE GENERALISEE）来整个地重新分析，其中符号交换价值的生产与物质商品以及经济交换价值的生产都是通过同一种方式，并在同一过程当中。由此，对于符号生产以及文化生产的分析不能作为与物质生产相对的外在的、隐蔽的“上层建筑”；这将成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全面入侵了理论与实践的领域。
其实，鲍德里亚在这里的意思，恐怕还是想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一种新的补充，即有一些经济交换之外的交易行为并不能为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所覆盖，他试图指认，这些交易的规则可以由符号交换价值更好地来说明，这恐怕是对的。然而，他心太大了，新的想法被过度夸大地标榜为一场恢宏的新政治经济学革命。我觉得，鲍德里亚的话说过头了，有些新的想法就是革命，那这种思想革命就忒廉价了。
鲍德里亚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边界“必须要放弃”了，他发现的差异性符号生产不能被“文化主义”地归属于所谓上层建筑分析，因为这会直接导致“意识形态的神秘化”。他故弄玄虚地发问道，“什么是意指（signification）？它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意指的生产方式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显然很荒唐”。一百多年以后索绪尔在语言学中使用的话语，“意指”一类东西，是马克思根本想不到的事情，也无法简单装到那个物性的生产方式中。这纯属做作的废话。
当然，鲍德里亚给了自己另一种理由：
符号/价值 是被某种特定的社会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但是差异的生产，以及差异性的等级体系的生产，都不能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相混淆，同时这些生产也不是以它为原因。在差异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劳动，正是它将经济价值与剩余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这一过程依据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交换，它是一种奢侈（somptuaire）的运作，是一种消耗（consumation）或者一种超越了经济的价值。
这里有不少新的思考点，可它们在鲍德里亚的基本理论逻辑构境中却是一笔很烂的糊涂帐。依我的重新归纳后，主要有如下二个方面：第一，符号价值不是马克思喜欢的那个蓝领劳动者的活劳动（可变的C）主导的物质生产创造的，它由一个前面提到的差异性（系列） 生产所生成；第二，还有一种类型的劳动，即将已经生成的经济价值和剩余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的劳动，鲍德里亚将其命名为“奢侈的运作”，如在拍卖活动中形成的叫卖升值，这是一种超越了经济价值的消耗，可是在这种消耗中，新的符号价值却得以生成。
当然，即使对此我也会有一些疑问。首先，我们假设，鲍德里亚所说的与现代绘画相近的差异性系列生产是一种新的生产形式，我能想到的是在现代所有商品生产中存在的系列性，如汽车、家电和化妆品的差异性系列生产，鲍德里亚所说的这种故意的差异性系列是真实存在的，符号的编码的确在生产过程中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它代表着现代资本逻辑狡计的升级版，可是，我的问题是，差异性系列能否完全不基于物性的劳动生产过程？符号操作是否根本否定和替代了基础性的物性生产？这是鲍德里亚没有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其次，拍卖是否成为一种新的劳动，这取决于鲍德里亚对劳动本身的定义，我个人认为，劳动概念最基本的内容必须是主体通过自身的智力和体力创造活动，使劳动对象生成新的属人特性，拍卖活动是否真的构成劳动，这是令人怀疑的。其实，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当鲍德里亚简单地用符码统治取代了政治经济统治，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他是用符码这样一个主导性的现代社会控制因素否定了资本主义奴役的政治经济基础 ③，而当人们只是关注对符码支配的抵抗时，并不可能根本改变布尔乔亚的物性统治现实。我们立刻可以懂得，到底谁是资本主义统治的真正同谋？！
与鲍德里亚上述不严谨的推断相关，他甚至认为这里还出现了新的剩余价值。当然，这种剩余价值必须要与经济的剩余价值区分开来，“它并不带来利润，它带来的是某种合法性（légitimité）”。
它是在对经济价值的修正中产生出来。忘记了这种特殊的劳动，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今天发现自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立场与在马克思之前（以及之后的），那些面对物质生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持有的立场相同：真实的价值源泉以及真实的生产过程都被跳过去了。正是由于忽略了符号生产的社会劳动，才使得意识形态产生了它的超越性，符号和文化似乎都隐藏于“拜物教”当中，神秘地与商品的拜物教等同起来，并相伴而生。
我觉得，在所谓后现代学术文本中最令人作呕的东西，就是貌视深刻的肤浅话语。鲍德里亚虽然不是“后现代主义”，但他显然粘染了这种“后68”式的话语恶习。
鲍德里亚是想说明，在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中，由于忽视了生产符号的特殊劳动，才使当代意识形态布展成为可能，今天布尔乔亚拜物教的最迷惑人的东西是他所指认的符号（能指） 拜物教。按他的说法，现代思想家中，真正体悟到他所谓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只有凡勃伦和戈布罗。因为他们二人对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的分析，“都超越了生产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转而考察一种奢侈价值的逻辑”作用机制，因为只有他们这种分析，才真正发现了今天社会奴役的秘密，即在这种“奢侈价值的逻辑”中，通过符号性编码而“赋予了统治阶级以霸权并将其永久化了，它通过其价值的‘变体’（transsubstantiation），躲避在统治阶级的霸权之下，免于受到经济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的影响”。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只是在不被夸大其辞的思想构境层面中。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最重要的东西中，“在符码的控制下所发生的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的转变的掌握是决定性的”，
统治阶级总是或者将它的统治从开始（原始社会与传统社会）就建筑于符号/价值之上，或者（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努力试图以符号语言的特权去超越、跨越经济特权，并且将后者神圣化，而符号语言的特权是最后的统治阶段。这种逻辑，延续了阶级的逻辑，不再通过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而是通过对意指（signification）过程的掌控来界定自身，这种逻辑所激活的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方式极为不同（因此也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将在艺术的拍卖中，以微观的方式发现自己的存在。
好在鲍德里亚还记得艺术品的拍卖。他说，正是在艺术品的拍卖和市场中，能够发现一种新的“价值策略的核心”，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瞬间以及意识形态的母体，这种意识形态总是产生符号价值以及被编码了的交换。这种价值的经济学是一种政治的经济学”。 这种新的政治的经济学超越了经济的计算，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基础。这就是他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马克思得到了重新把握，并且，它也能辨识马克思所不能透视的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由此，鲍德里亚开始转移战场。

三、谁能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既然宣告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理论逻辑上的建构和论证就还得继续。在接下去的讨论中，鲍德里亚再一次回到艺术品的拍卖活动。他想进一步来说明符号价值交换与经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这倒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鲍德里亚说，在每一场艺术品的拍卖活动中，似乎都在现场建构了一个仪式性的特殊场境，这就像是一个独特的人格交换的独立王国：
每个试图参与的人必须到场。这个独立王国中所包括的所有要素：时间、秩序、节奏、速度等对于拍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竞争中，每一时刻都相互依赖，并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关系。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发展，它完全不同于经济交换中的抽象时间。
还是他从索绪尔那里挪用来的相互依赖的差异性关系，拍卖活动中的每一个人的举牌竞价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抽象时间，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完全不同于经济交换中的抽象时间。这又是错话，在马克思那里，只有现代性生产中基于充分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抽象的劳动时间，而没有什么经济交换中的抽象时间，信口开河是鲍德里亚改不了的毛病。在拍卖活动中，并不存在传统经济学中关注的那种供求关系，即市场中对商品使用价值预先进行评估，“交换价值”可以达到“交换价值”的最大值（如对水产品的商业拍卖），可是在艺术品拍卖中，“在竞标的时刻，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不再依据经济计算而相互作用。可预先估价的使用价值（如果存在着这种使用价值）并不随着拍卖而增长”。鲍德里亚的意思是说，艺术品拍卖完全是在使用价值之外发生作用的，而一旦物品的使用价值被排除，那么“交换价值”也就无法出卖，于是，艺术品拍卖进入到一种新的游戏之中：
立刻，它不再是交换价值，整个过程逃离了经济的领域。但交换并没有停止，尽管它不再采取供给与需求的形式，而是采取了一种下赌注的方式。由此，拍卖同时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种价值的转换形式以及一种经济同等物的转换形式。
——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关系。
鲍德里亚不能理解的是，作为美学情境中的艺术品，其本身的创作就不是生成使用价值，而是美学意义上的观赏性水平，只是在布尔乔亚的全面物化王国中，一切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得不颠倒地表现为价值，如学术思想、宗教信仰、人的良心，审美情趣以及许多社会交往关系，其本身都没有直接的功用性使用价值和进入市场交换的价值，可是，在商品-市场经济中，一切存在都会在生活所迫中畸变和沦落为变卖物。关于这一点，在马克思之前的德国社会主义哲学家赫斯《金钱的本质》一文中曾经形象地说过，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每一次心跳都要先加以变卖才搏动。鲍德里亚在思想史方面的知识面实在是太窄了，所以他才会欣喜于自己的这种基于无知的“新发现”。
鲍德里亚声称，与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不同，拍卖中采取的是下赌注的方式，于是，出现了两种新东西：一是非经济的符号交换价值，这是指参与艺术品拍卖中人们在竞价中产生的符号价值，二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当然也是指非经济性的关系，鲍德里亚将其命名为“贵族”关系。在今天中国，这叫成功人士圈层。鲍德里亚遮蔽的事实是，这种非经济的东西恰好是以经济上的暴富为前提的。没有大量的金钱作为经济后盾，他们拍卖个鬼。
在艺术品的拍卖中，货币不是作为“交换价值”被花费，而是作为奢侈性的价值被花费。这是凡勃伦的学术记忆激活。
当货币失去了它经济的交换价值，而成为了一种奢侈的物质显现，当绘画失去了它的象征性价值 ，成为了一种声望的符号（这成为了绘画的一个要素）的时候，那么在货币和绘画之间所建立的就不再是一种等价关系，而是与贵族的等同关系 。
鲍德里亚此处重点想说明的事情是，在拍卖中发生的奢侈性行为中，货币不再是作为调节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般等价物，而形成一种新的贵族依存关系，在这里，一个新的共同体产生了，与经济交换中发生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经济竞争不同，拍卖是“贵族”们类似决斗性质的游戏和节日，此时，谁赢得最后的物品都无所谓。在鲍德里亚所喜欢的凡勃伦那里，他曾经谈及有闲阶级中存在的所谓“武尚精神”，不过在古时候，这种“武尚精神”通常是由“决斗”来解决来实现的。
拍卖的关键性功能在于建构一个特权共同体，他们将通过对这些有限的符号载体所进行的富有竞争性的投机来界定他们自身。对于那些本属于贵族的东西的竞争表明了他们共同性（这与经济竞争中的平等形式完全无关），以及他们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处于特权阶层，这些特权阶层用来区分自身的方式不再依据购买力，而是通过奢侈的和收藏的行为的生产以及符号价值的交换。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境共同体，在他们之间，一般消费和购买已经失去意义，于是，一种新的奢侈和收藏引发了符号价值之间的交换。对于这些人来说，被拍卖的艺术品本身并没有实用价值，“画作的价值也就在于它与其同类的关系当中，在于特权的地位，作为一种符号，它与其各自独立的画作共存。由此，爱好者与画作之间存在着一种精英的联合，他们从心理上认同于那些被拍卖所设定的一类价值、一类交换，以及某种贵族般的社会关系”。  在这里发生的拜物教不是艺术品的物性对象，而是画作、古物的差异性、签名和“相继的拥有者的圈子”。
所以，鲍德里亚认为，这就是现代意识形态的母体。这一回，意识形态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性的生产、交换和政治、法权社会关系体系之中，而生成于符号政治经济学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新的等级恰恰是建立在对传统经济价值的破坏之上，差异性符号的生产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真正的秘密。鲍德里亚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无所不在的消费“就是建立符号价值的交换模式之上，即在差异性交换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就是建立在有区别的物质载体，以及由此产生的潜在的共同体的基础之上”。 鲍德里亚又在引出他的一般观念来，今天的消费主要不是在于物品的物性功能，而是差异性的符号。“今天消费的差异性是被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他们被机械地灌注到一些共同的模型当中。它们不再源于个人化的相互挑战和交换。只有通过大众媒介的拟像（simulacre），这种竞争才能再现。” 这是鲍德里亚对拟像一词的第二次关键性使用，在此处，显然拟像一词还在特指今天的传媒图景，而非后来《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那种对整个资本主义创造世界特有方式（三个层级）的指认。即使如此，鲍德里亚这里的拟像仍然是对德波景观概念的推进，因为景观的思考着力点在于呈现，而拟像则更突显了一种内部的结构化拟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景观不过是拟像的外部形式。传统消费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攀比和争斗，已经让位给由大众传媒建构起来的更恢宏的角斗场境。正是大众媒介通过影像的拟像，使物性的商品正在转化为种种差异性的更加“富有魔力的符号”，符号编码建构着特殊的暗示性符码支配情境和消费游戏，在一个无意识的共同体中，离开了经济价值的消费游戏成为隐匿社会对抗的节日。鲍德里亚说，这种节日，“不管是怎样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条件——它都只是有利于统治阶级。它是统治阶级的基石。它并不能自动地被生产力的革命逻辑，或者资本的‘辩证法’，或者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破解”。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要宣布马克思的死亡，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死亡，今天真正能够破解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只有鲍德里亚自己。
于是，
只有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能够分析当下的统治方式（mode de domination）如何能够重新获得、整合、同时利用所有的那些生产方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所有“之前的”、“古代的”生产方式以及交换方式，在经济范围内，或者在经济范围之外；只有这种批判能够分析经济的统治模式的核心如何能够再发明（或者再生产）符号、等级、隔离以及区别的逻辑和策略；如何重述那些属人关系构成的封建逻辑，甚至那些礼物交换的逻辑以及交互性逻辑，或者竞争性交换的逻辑——以便能够同时既超越“现代的”阶级的社会经济逻辑，又能够让其成为统治力量。
鲍德里亚的发明真是一个万能的东西，而前人所有的理论努力都将是历史性的逻辑公式，因为经济的剥削和政治性的“阶级统治”都只是历史的某一个阶段，马克思等人的批判理论只是众多社会谱系分析中的一种，由于今天的社会统治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支配的王国，所以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已经功力不济和彻底失效，更不要说，用这种理论去分析封建社会的支配逻辑和根本没有进入经济交换的古代的礼物交换逻辑。由此，鲍德里亚得意地告诉这个世界，唯一能够说明全部历史进程的批判性理论工具，“只能来自于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真是一种理论暴发户的轻率狂言。

本文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