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彼特·泰勒: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上海和北京

———彼特·泰勒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演讲———
  
    我是一个研究城市体系的学者,喜欢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来做研究,目的就是探求全球化的趋势和格局。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抽象分析来缩小我的研究范围。我从事的研究是一项全球性的研究,它涉及到全球315个城市。今天,我特别选择了上海、北京、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还有另外6个亚太城市以便进行比较研究。
  城市网络如何形成

  在我们研究的世界城市体系这个模型中,最重要的人和机构不是规划师,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商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城市使用者。

  我是一个为城市而着迷的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我们需要通过理解城市来达到理解我们自己的目的。

  我为城市而着迷,可我更感兴趣的是城市间是如何联系的。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孤立存在的城市,城市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城市成群地发展,最后演变成了网络,彼此联系。我在过去十年中从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城际关系”,也就是城市之间的联系。今天,我想介绍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告诉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城际关系。我们用这个模型分析了2000年和2004年的数据,跨度5年,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城市网络是如何变化的。

  我想政策制定者会对他们所在的城市与其他城市是如何联系的很感兴趣。但有一个问题是,政策制定者是非常典型的受地域限制者,他们只对一个有边界的区域负责。但是城市间的活动却是没有边界的。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今天,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城际联系就是伦敦和纽约这两个国际城市之间的联系。就好像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世界经济的主流就在这条路上运行。但是却一直没有人收集整理有关这两个城市之间联系的数据。通常,英国政府搜集伦敦的数据,美国政府搜集纽约的数据。这倒不是因为它们分属不同的国家,而是因为政治家们关心的只是地域(place)问题。所以你也无法找到反映纽约和洛杉矶相互联系的数据。那么,谁会搜集它呢?没有人做这件事。所以我要向大家介绍研究城市的这种新方法。

  下面我来谈谈我的方法。我们对全球化感兴趣,也即全球联系。为了理解全球化,你不能只搜集数据,你还应该问自己是谁在造就全球化?是谁做出决策,进而由这些决策塑造了全球化格局和全球流动?你必须知道这些机构是谁,这就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在我们研究的世界城市体系这个模型中,最重要的人和机构不是规划师,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商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城市使用者。当今的世界城市都是世界商务城市,造就这些世界城市的人是那些在全球从事商业服务的人。他们的投资趋向决定了世界城市的兴衰。所以,最重要的机构是那些选择到上海、新加坡,抑或是其他城市开办商务机构的公司。在这些公司中,有一些对全球化至关重要,它们是高级生产服务业企业。高级生产服务业仍属于服务业,是由金融家、有创意的人、专业人士所从事的行业。他们都是高收入者,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高价值的。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服务业公司,它们给全球化的公司提供服务。这些服务业公司在过去20年间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它们的办事机构。如果你的顾客是全球化的,那么你就要成为全球化的公司,否则你就会失去很多笔大生意。全球化进程的开始就意味着各大银行、保险公司、广告公司、律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设计公司为了能给全球大公司提供服务,为了留住它们的顾客,他们要随顾客一同全球化。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在伦敦、纽约、墨西哥城、圣保罗、约翰内斯堡、孟买、巴黎、法兰克福等地开设上百家的办事机构。这样你的顾客可以在他投资的城市享受到你们一如既往的服务。我们所做的就是要研究这些在全球展开业务的服务性公司(尽管我们关注的是城市)。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商业活动如何利用城市去理解城市。因为正是这些商务活动造就了全球性的服务业中心城市。

  上海正在变成一座全球服务业中心城市。全球资本都到上海投资,上海也能提供签订合同所需的各种服务,就如同在东京和墨尔本或其他城市投资一样。所以,我们关注的就是那些服务性公司的全球机构网络。我们所选择的是那些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公司,也就是说他们至少要在15个不同城市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当然,它们不一定要遍布全球各个区域,但至少要在亚太、北美、西欧三个地区各有一家办事机构。我们找到了全球上百家这样的机构,包括广告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银行等。我们研究了它们的办事机构网络图。我们假设,越重要的办事机构会产生越大的“流”(flows)。由于发生在这315个城市间的联系太复杂了,所以我们通过办事机构的规模大小来衡量这些流。两个具有较大机构的城市之间的流比两个仅有小机构的城市要大得多。我们搜集了超过1900多家办事机构的信息,每一家公司的办事机构都位于这全球315个城市内。由于企业变化的原因,2004年只有80家公司的数据。这就是我们研究的数据库。

  考察城市间的联系度

  尽管上海和北京不是亚太地区联系最广泛的城市,但它们比吉隆坡、雅加达和曼谷要更加全球化。上海和北京处于世界城市网络中比较中心的位置,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意外的结果。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腹地世界(Hinter world)。这里所说的“腹地世界”,不同于我们通常所指的城市周边的腹地(hinterland),而是指一座城市与世界其他地方城市的联系。比如,上海是与香港,还是与伦敦或者其他城市有更多联系?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到结果。然后,再深入次级网络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结论。我们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数据矩阵,它包含了315个城市在2000年的100家公司和2004年的80家公司的信息。矩阵中的这些数字会告诉你一个公司是如何利用城市的,还会告诉你这个城市在公司的办事机构网络中的重要性。当然,如果该公司在某个城市没有办事机构的话,那么它就没有记录,也不会产生任何全球资金流。这就是我的研究方法。这次我只选取了亚洲城市的数据。但列出的城市位次是指在全球315个城市中的位次,当然我们关注的只是位次靠前的那些城市。

  第一个结果就是这些亚洲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程度,即我所说的网络的联系度。我们依据它们的得分进行排名。在2000年,伦敦得分最高,赋值为1,纽约第二,0.98分,第三名的香港得分0.724,超过东京(排名第五)。在我们的研究中,香港的排名总在东京之上,这的确是个让人感到意外的结果。第4位是巴黎,不过我们这里不考虑它(非亚洲城市)。第6位是新加坡。然后,台北位于18位,雅加达23位,吉隆坡28位,上海30位,曼谷31位,北京33位,首尔38位。这些城市都位于和伦敦联系紧密的前五分之二的城市中间,而且可以分成两个层次。香港、东京和新加坡尽管没有伦敦、纽约地位那么重要,但是很明显它们和巴黎都是位于世界经济第二集团的城市。

  到200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过还是两个层次,香港仍是第3位,东京第5位,新加坡第6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大的改变发生在以下城市:台北不再处于前20位之列,名次有所下降;吉隆坡地位有所上升;北京上升到了第22位,上海位于第23位。考虑到我们2004年只使用80个公司的数据,所以这些亚洲城市的变化并不算大,始终位于前30位,仍然处于同一个集团。

  我们再用2000年和2004年数据的标准差来衡量这种变化。吉隆坡是一座上升很快的城市,之后是首尔、北京、新加坡和上海。有两座城市的增长低于世界城市的平均增长水平,出现负值,分别是台北和雅加达。这就是过去5年内亚太城市的排名变化。

  那么,亚太地区的城市和哪些城市联系呢?这也是关键的问题,需要做腹地分析。这些城市与伦敦和纽约的连接是一种全球意义的联系,而与其他亚太城市的连接则是一种区域性联系。我们的数据不仅仅反映这些城市有没有联系,更重要的是反映相对于网络中其他地区而言这个城市是否有更多联系或者联系不足。所以,如果是负值的话,并非表明它们不联系,而是表明它低于平均值。我们采取了全球导向指标来判断这些城市是否和纽约和伦敦有更多的联系。如果是正值那么就存在更多联系,如果是负的就表示联系不足。上海、香港、东京、新加坡和北京这5个城市具有全球化的导向,而曼谷、吉隆坡、雅加达、首尔和台北这5个城市的全球化导向性则不足。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在使用上海、香港和东京的公司同样也在以类似的强度使用纽约和伦敦。你们可以很直观地发现,上海和北京已经和前面提到的那些第二层次的城市不在一列,而加入进了香港、东京、新加坡那一个层次。上海和北京都是正值,把另外5个全球化程度不足的城市甩在了后面。尽管上海和北京不是亚太地区联系最广泛的城市,但它们比吉隆坡、雅加达和曼谷要更加全球化。在这里,亚太地区的全球城市似乎变成了上海和北京。

  我们再考虑区域性导向的问题。哪个城市和其他亚太城市更多联系?哪个城市和其他亚太城市联系不足呢?结果是曼谷、雅加达、吉隆坡、台北与亚太地区的城市更多联系,而其他城市的则联系不足。东京的服务业不是主要为亚太地区服务,而是为全球战略服务。新加坡也是如此,人们去那里可能是出于全球战略的目的。它当然也服务东南亚,但是更加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因为它们的主要联系对象是纽约、伦敦,还有洛杉矶、巴黎、法兰克福等其他一些主要城市。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结果。

  上海和北京与其他类似地位的世界城市有何不同呢?这里介绍我们的最后的一个发现,即次级网络。我们用圈层来表示世界城市网络的次级网络。第一个圈层是世界经济的主流所在,伦敦和纽约在提供的服务业的数量上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但东京不在其中,它属于第二个圈层。香港和新加坡也在其中,这是亚太城市的前三强。第二圈层还包括巴黎和法兰克福。它们都是很重要的金融中心,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尽管不及纽约和伦敦,但同样是对世界经济起关键作用的城市。

  法兰克福不仅仅在第二个圈层内,它还连接着其他主要的欧洲城市,包括布鲁塞尔、米兰、马德里、阿姆斯特丹等重要的金融服务业城市。多伦多则把美国的大城市和欧洲连接起来。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这些美国主要的服务业城市通过多伦多和欧洲发生联系。

  悉尼和多伦多同样与欧洲的联系紧密,因为它们都属于讲英语的国家。悉尼与北京和上海的联系也很紧密。上海和北京有自己的一个圈子,它们通过悉尼与欧洲联系,通过洛杉矶与美国发生联系,通过慕尼黑与东欧、中欧的城市联系。上海和北京处于比较中心的位置,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意外的结果。别忘了它们是排在第22和第23位。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地区,包括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圣地亚哥、加拉加斯和迈阿密。迈阿密在这里成了拉丁美洲地区的中心城市,尽管它是美国的城市。事实上,迈阿密联系着拉美和美国两个次级圈层,美国的那个圈层包括达拉斯、亚特兰大、休斯敦、波士顿等城市。这两个次级网络形成一个组,但并不是位于中心位置的。然而,北京和上海却在中心圈。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所以我要解释一下原因。

  城市发展取决于什么

  城市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之间的联系,有些联系的效率很高,但也有另一些联系是破坏性的,会造成财富的流失。

  我提供三种途径来解释这一结果。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全球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变得不重要。比如涉及到法律等问题,国家就是很重要的。

  在广告业中,我们知道广告公司会在什么地方落户。一般而言,它们肯定是在电视台附近。因为根据最新的调查,它们很多广告收入来源于电视。所以在媒体被管制的国家里,广告公司通常倾向于首都城市,因为首都一般是电视台密集地区。所以,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很多跨国公司开始在曼谷设立办事机构开拓泰国市场,在雅加达设立办事机构服务印尼市场,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设立办事机构,还有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这就是一种策略。当然,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因此,我们认为城市的政治背景是公司在亚太地区布点时必需考虑到的。这一点在我们的分析结果中已经有所反映。如果你接受了这一点,你就可以来回答为什么在中国北京变得更重要,但却不是上海,上海只能排在其次。日本的大阪也类似。但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却没有第二个城市。中国有多个重要城市,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

  第二层面是时空过程。我们在讨论全球化时,有些人认为它已经是一个终级产物。我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还在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全球性的大公司为积累资本做出了全球化的策略。如果他们不再积累资本的话,全球化就会停滞。换句话说,全球化进程可以促进财富的增长,所以它会不断发展下去。我们看到,像东京这样的首都会首先变成全球服务业的中心城市,而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正在成为全球服务业中心。

  北京和上海由于起步较晚,所以与众不同。它们起步晚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本国市场发生变化,而且也是全球公司市场战略的结果。尽管与曼谷和吉隆坡等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存在时空上的差异。但这也是一种优势,比如很多服务型公司陆续选择了北京和上海来更新它们的全球化战略。

  第三个层面是城市经济过程。城市是如何运转的呢?在城市里都发生了什么?这里我想提一个人———简·雅格布斯,她曾经建立过一个有关城市经济过程的模型。她把城市看作一个经济系统,而不是国家。当今中国之所以发展很好是因为在中国有三个巨大的城市区域。它们位于中国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城市之间需要联系,没有城市能够独立生存,孤立的城市最终会消失。所以,城市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之间的联系,有些联系的效率很高,但也有另一些联系是破坏性的,会造成财富的流失。城市之间主动联系是一件好事,这取决于进出口的整体情况。在我们的分析中只关心流动。这种进出是以知识和信息流的方式进行,例如签订合同和做广告。对城市而言,重要的是两个城市之间发生了怎样的联系,城市本身实际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百年前,世界上有很多殖民城市。这些城市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是被殖民国家与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之间的联系。但是它们是被殖民城市,财富并不会留在这些城市,而是流向了伦敦和巴黎等城市。对于被殖民城市而言,这并不是有益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利于伦敦和巴黎,而对利马和开普敦而言则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城市中发生了些什么, 这些联系必须能创造新的工作,必须有助于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在这些联系中不能仅仅作为仓库,东西从这扇门搬进来,又从那扇门原封不动地搬出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样并不能促进城市发展。我们希望的是,物质进入城市后,能够增强人们的技能,从而使城市中的财富逐渐累积,积累得越多,对城市越有利,然后才流出城市。这就是集群产生的原因。

  巧合的是,今天我读到上海出版的一份英语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它报道了一种新的工种。为了满足城市中的中层阶级需求,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也就是宠物训练师。你可能不认为训练宠物需要很高的技能。不过在1990年代,没有人会训练宠物,而在2006年,宠物训练师开始在这里成为一种职业,这就是经济增长的体现。劳动分工越来越趋向复杂。分工越复杂,城市经济就越繁荣。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想挖掘一个地区的潜力,我们需要在一些领域做更深入的研究,例如对产业集群做更深入的研究分析。我们希望的是新成果,所谓新事物就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物。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获悉,例如我们可以查看黄页,可以看看1995年的黄页中列有哪些职业门类,人们可以获得哪些服务,然后我们再翻阅2005年的黄页,我们会发现经济的增长,那就说明了财富在积累。人们现在已经有能力雇佣别人为他们训练宠物,那就是经济增长的表现。

  (演讲时间:2006年9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供稿)

思想者小传
 
  彼特·泰勒(Peter Taylor) 当代国际著名城市研究学者。1944年11月21日出生在英国,1970年获得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68-1995年供职于纽卡斯尔大学,1995年起任拉夫堡大学地理学教授,2002年兼任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城市研究教授。2001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学会研究院院士,2004年当选英国学院(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士。“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的创建者,现任该研究机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