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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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消亡与革命主动权的转让—巴兰和斯威齐对革命主体的诊断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93)
摘要:在《垄断资本》中,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此断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趋于消亡,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社会革命的主体,革命的主动权已经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手上转移到不发达国家的贫苦大众手中,进而倡导“世界革命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巴兰和斯威齐严重地误解了马克思的革命主体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反叛。
关键词:巴兰,斯威齐,国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孙乐强(1982— ),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江苏南京 210093)
本文受“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批号:2007CW06)。


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则是他们思想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一著作中,他们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彻底腐朽的社会,必须要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这一社会,重新建立一个彻底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社会。但是,究竟谁又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呢?还是马克思时代的那种无产阶级吗?巴兰和斯威齐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职能、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渗透等方面的考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1.国家角色的重新审视:政治工具、经济调节与意识形态功能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19世纪时期,资本主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国家仅仅被当作一种阶级统治和镇压的工具,成为一种默默无闻的“守夜人”,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恰恰是对这种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状况的真实反映。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特别是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国家对社会生活干预的增多和国家经济社会职能的加强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普遍趋势,政府已经远远超出了“守夜人国家”的最小概念界定,逐渐以总资本家的身份参与和指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巴兰和斯威齐认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大大加强了,它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的职能已经远远超出了阶级镇压工具这一职能,实现了政治工具、经济调节与意识形态功能并驾齐驱的多元格局。
但是,对于斯威齐来说,对国家角色的重新定位存在着一个相当漫长的转变过程。在发表于194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斯威齐仍然只是延续着马克思政治工具的思路来界定国家的职能。他指出,在本质上,国家的首要职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这“是国家所要承担的主要职能”。“这在确立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观中,是决定性的因素。”[1](P268) 虽然斯威齐认识到,国家也具有一种经济职能,然而,他却对这种职能不屑一顾,因为他坚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经济职能必然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我认为,斯威齐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存在着某种一致之处,虽然马克思也承认国家也具有社会公共权力和经济管理的性质,但是他更强调在一个阶级霸权为主导的社会中,国家的社会权力必然被资本家无形地霸占,被掏空为一种专政的工具,成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同样,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必然会表现为对私有财产的维护,成为私有制的保护工具。因而,无论国家经济职能和其他方面的职能多么重要,它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统治的政治本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斯威齐的这种理解也存在着巨大缺陷,很明显,他的理论介入点只是纯粹的经济关系视角,是以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为根基的,在他这里,经济过程被看作为一种概念式的界定,它似乎具有绝对的自生性和自洽性,它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似乎仅仅表现为它对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的决定作用。因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斯威齐只是阐发了国家的作为镇压工具的政治职能和阶级性的经济工具的性质,没有认识到当时国家在社会经济过程所担负的其他方面的重大作用。而这一点则在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及其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秩序》(1967)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通过对美国经济发展史的考察,认识到任何资本生活过程都不只是一种经济过程,而是包含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容在内的社会建构过程,以此出发,揭示了国家除阶级统治之外所具有经济调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职能。可以说,这种转变是他们对当时美国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所起作用的理论反映。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将西方流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带入了危机,大萧条不仅证实了自发的市场机制的缺陷,而且使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只应保持在最低限度的这种“最小国家”理论遭受致命打击。“由于自由放任和政府不干涉观念破产得如此彻底,结果连垄断企业也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公共哲学”,“让政府采取某种行动,以缓和国内形势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方面,这种需要就变得非常迫切”。[2](P182) 于是,国家开始肩负起带领社会走出危机的重任。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替代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国家主义”的神话。而巴兰和斯威齐恰恰亲身体验到了国家在经济调控上所具有的巨大威力,由此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那种“把政府的职能尽可能限制在警察作用的范围内”的国家理论已经远远无法解释今天的现实了,国家已经远远地超出纯粹的镇压工具,开始向经济调整等其它职能发生转向,积极地介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之中,“恰如其分的政府行为替代了完全的自由放任和政府中立的原则后,由此保证的充分就业纲领具有它所替代的那些原则的一切优点,而且没有任何缺陷。它摆脱了来自资产阶级经济机能失灵的过失”,[2](P184) 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的调节作用最主要地表现为创造足够的有效需求,为经济剩余提供出路,缓解了经济剩余的不断增长与吸收日益增长的困难之间的矛盾。然而,巴兰和斯威齐坚信,尽管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剩余吸收的压力,但由于垄断自身的性质,这决定了国家调节职能必然无法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提供一个稳定的解决途径。
除此之外,巴兰和斯威齐认识到,国家不仅起着调节经济的作用,而且还担负着一个更为重要的职能:意识形态功能。在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任何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而且也是一个包含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就像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范畴也同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能只把资本主义看作单纯的经济体。”[3](P41) 因而,国家不仅要进行政治统治,进行经济调控缓解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也要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不断地向工人阶级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巴兰和斯威齐的论述与葛兰西、阿尔都塞存在相似之处,但他们的切入点明显不同于后两者,他们更多地是立足于美国社会的经验事实,通过对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的亲身体验来阐释这一理论,因而他们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解并没有达到葛兰西的高度,更没有上升到阿尔都塞的理论层面,而仅仅停留于一种经验性描述之上,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退却
但是,巴兰和斯威齐立即意识到一个问题,既然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无产阶级是否有可能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沦为资产阶级的同谋呢?对此,巴兰和斯威齐给出了一种悲观的判断。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彻底地陶醉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了,再也无法省悟过来了。
他们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1929年之所以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消费不足,因而,垄断国家为了避免由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就必须要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于是“刺激需求——创造和扩充市场——就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下商业政策和政府的主题”[4](P107),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增加工人的收入,提高工人的福利措施,进而鼓吹消费社会的兴起。在这种情景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被抹平了,都被看作为“至高无上的消费者”,而“无产阶级”的名称也逐渐被淡化冠之以“消费主人公”的尊称,逍遥快活地生活在资产阶级消费意识形态的神话之中,就像冯•米塞斯所说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最终供群众消费的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其结果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趋于持续的提高,很多人也日渐富裕。资本主义使普通人摆脱了‘无产阶级的地位’,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5](P113) 在这种消费的幻象之中,具有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已经死亡了。其次,统治阶级借助于教育机制不断地向被统治者灌输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慢慢地软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这种制度中,“迫切需要的不是对人民进行更有理性的、更合乎人文主义的教育”,而是灌输某种特定的技能和意识形态的奴性教育。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操控之中,被统治阶级已经被彻底地同化,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谋者。
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已经深深地同资本主义制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过去的那种富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已经慢慢地消亡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答复——工业无产阶级必须最后起来革命,推翻它的资产阶级压迫者——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产业工人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的一个少数,他们在各个基本工业部门中的有组织的核心,由于作为消费者和在意识形态上能够适应的社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同这个制度合成为一体。他们不像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那样,是这种制度的特殊牺牲品。”[4](P342) 革命自觉性的获得已经成为一件稀有的历史事件。柯亨正是以此为依据大肆宣称,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角色的信仰是彻底错误的,他严重地高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在今天,“无产阶级没有、也将不会获得预期的团结和力量。资本主义不会生产它自己的掘墓人”[6](P112)。同样,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高兹也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整个理论根基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即无产阶级是而且一定是革命的——的基础之上的,但这一假设在今天已经被证伪了,在发达国家,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事实已经消亡了,也正由于此,他喊出了“告别无产阶级”的政治口号。[7](P21)
对于这些责难,我们何以回应?马克思是否意识到这一问题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必然导致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外,还会产生出大无畏的无产阶级,他们将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使自身“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应该说,马克思此时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发生学的思维构架,但显然还不具体,他还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所导致的工人对资本拜物教观念的解构的过程阐释清楚,也没有真正地分析无产阶级拜物教化问题,这是与他此时在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线索上理解得还不够彻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失败应该说给马克思一个很大的触动,它不仅推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形态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推动着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观念形态的变化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如果只是直观地面对生活世界,即只是站在生活世界的现象层面,不仅不可能理解生活自身的内在本质,相反,还会堕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陷入对当前生活的不自觉的崇拜之中。现象世界可以蒙蔽主体,生活的表象会遮蔽生活的真正本质。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工人并不是生而就能看到资本拜物教的欺骗性的,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和内在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之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当事人是必然要受到资本拜物教观念的束缚的,雇用工人本身同样也会受到资本拜物教这一“歪曲了的观念所束缚”。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柯亨对于马克思严重忽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渗透这一指责,是根本不具有合理性的。但与巴兰和斯威齐又不同,在马克思看来,尽管无产阶级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蒙蔽,但是他坚信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在这种蒙蔽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则感觉到自己是被毁灭的,而这种毁灭性的实践必然迫使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物质拜物教和观念拜物教;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特定的程度,资本主义那种奴役的现实必然会“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形式”[9](P414),使工人阶级真正剥离那些掩盖在历史本质之上的颠倒假象,从而抓住那些感官无法达及的、隐藏在物相背后的真实本质,进而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上升为自为的革命主体。以此来看,巴兰和斯威齐显然没有理解马克思在革命主体上的精要。

3.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到不发达国家的贫苦大众:革命主动权的转让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甜蜜地沉浸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享受着幸福的“异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坚实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已经不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就此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趋于消亡了,因而,必须重新反思革命的主体问题。在这里,巴兰和斯威齐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各阶级的社会分析,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他们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成为垄断制度的牺牲品的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工人,而是那些游离在制度之外的局外人,如失业者、到处漂流的农场工人、没有技能而难于就业者以及那些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他们成为了这个制度的痛恨者,但是由于这些人员太过于杂乱分散,因而不可能组成坚强的革命力量。在这里,就需要一个新的革命阶级,即不发达国家的贫苦大众。他们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发达国家并没有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那样,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轨迹一步步向前发展,相反,而是沦为了它们的经济附庸,因而,在不发达国家中,无产阶级并不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逐渐地“贵族化”了,而是承受着双重的压迫:一方面是本国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垄断的加剧,他们所受的剥削、奴役和压迫会越来越重,他们的革命觉悟和革命斗争意志也必然会逐步提高,使他们能够真正承担起推翻垄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主动权在马克思时代是操在工业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手中的,现在却落到了不发达国家贫苦大众的手中,他们正在为使自己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而斗争。”[4](P14)
但是这种革命将会采取何种形式,是某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暴动吗?巴兰和斯威齐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垄断资本就像一只无形的网,它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注定了不发达国家在垄断资本的体系之中必将会“停留在他们的不发达的和悲惨的落后状况中。对他们来说,唯一的前进道路就是径直脱离资本主义制度。”[4](P17) 然而,要想摆脱这种国际化资本的爪牙,仅仅凭借某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了,唯一的方式就是世界革命,巴兰和斯威齐指出:“抵抗的最高形式是革命战争,目的在于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战争就不曾间断过,革命人民在越南、中国、朝鲜、古巴和阿尔及利亚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连同不发达国家越来越明显地无力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内解决它们的问题,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某些种子的发芽和成熟将要快些,某些将要慢些,还有一些也许将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萌芽期才能成熟。无论如何看来很清楚的是:它们现在已经植入,没有可能将其根除了。谈论世界革命不再只是一种词令:这个名词所描写的是一种已经变成现实的东西,它肯定将越来越变成我们生活的历史时代的主要特征。”[4](P343-344) 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必然要求革命的国际化,世界革命必将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在它席卷全世界以前,它是决不会停止的。”
从巴兰和斯威齐自身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我认为,他们的思想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一点对斯威齐而言更为明显,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可能无需通过革命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十分似非而是的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头一次成为真正办得到的事情。”[1](P387) 在这一时期,斯威齐之所以得出“和平过渡”的思想,并不单纯地取决于其经济观点,而是与他的政治立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20世纪30、40年代,苏联的经济、科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了可以同美国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相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巨大的体现,而斯威齐则更加痴迷于这种优越性,进而把资本主义灭亡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建成共产主义”身上,认为只要社会主义优越性真正地体现了出来,资本主义就会跟着社会主义走,从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就首先取决于一个纯外界的决定因素——即苏联以及大战结束后可望步其后尘的国家在经济上占上风,认为这些国家的说服力最终将有可能使美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具有这种观念,《资本主义发展论》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10](P22)但是,随着国家的职能的重要转变,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地从危机中走出来,经济走向了全面的复苏,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像他们设想的那样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对他们而言,则是一个不小地冲击。因而,抛弃原有的和平过渡论,转向世界革命论,这本身就是他们对原有思想的一次清算。
其次,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转变也是有其逻辑和现实依据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要在最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马克思的“共同革命共同胜利论”。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则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对马克思的“共同胜利”的学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葛兰西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写出了《十月革命:反对〈资本论〉的胜利》一文。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等革命运动不断高涨,这使巴兰和斯威齐看到了一股充斥世界的强大红色力量,看到了全世界不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发动一场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认为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必然会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逐渐地吞噬整个资本主义,可以说,这一点构成了他们的世界革命论的现实基础。但从理论逻辑来看,这恰恰是对马克思“共同革命论”的翻转:马克思共同革命论的主体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而他们的世界革命论的主体是不发达国家的贫苦大众;马克思的共同革命论强调的是发达国家必须要同时爆发革命,而他们的世界革命论则是强调不发达国家或快或慢地、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渐进式革命。这种翻转是与他们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判定为过去时,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他们这种所谓的世界革命其实只不过是对世界范围内所爆发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一种经验抽象,他们仅仅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透彻地剖析这种世界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世界革命论只不过是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乐观主义的畅想,是一种缺乏科学分析的精神寄托。

 [参考文献]
[1](美)保罗•斯威齐. 资本主义发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美)保罗•巴兰.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 蔡中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埃及)萨米尔•阿明. 资本主义的危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 垄断资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5](奥地利)冯•米塞斯. 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心态[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6] G.A.Cohen.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Gorz. A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 Pluto Press. London and Sydney, 1997.
[8] 唐正东.自然的生活世界与能动的生活过程:一种历史性剖析[J].河北学刊,2004,(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中文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英)佩里•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1](法)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M]. 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