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巴兰[1]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则奠定他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在该书中，他以“经济剩余”为中心概念，展开了对当代发达和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创立了自己的激进的发展经济学，这在依附和不发达国家理论的发展史上，是有着不可抹杀的理论意义的。然而，由于国内学科体制的限制，这一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本文则试图就这一理论做出积极的探讨，以弥补国内研究的缺陷。
一、巴兰提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背景
我认为，巴兰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提出自己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是有其理论原因的。
首先是出于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不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50年代中期，传统发展经济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体现为两股相互对立的潮流。第一股是新古典学派，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恢复“强盗资本家”名誉，以及作为经济与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者的英雄的光辉形象。这种经济学过分放大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科技的力量，将它们看作为资本主义取得经济发展的最为根本的推动力量，很少提到它们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经济学从来不怀疑资本主义体制的没落性，而是尽自己最大所能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意识形态的论证，因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欧美中心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而另外一种发展经济学则与此相对，它们严重忽视世界体系，妄图将发展中国家从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地图中独立出来，在一个封闭的孤立体系中建立一种完全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民族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表面上看似一种发展理论，实际上，根本没有达及发展问题的实质，只不过是一些诱人的比喻而已。通过这种分析，巴兰认为，上述两种经济学显然都是一种虚伪的发展经济学，他们在对“经济增长”界定上都是偏安一隅，是不足为信的。以此为基础，巴兰另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巴兰指出，上述两种经济学之所以会各执己见，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没有对当今世界体系作出一个科学的认识，而只是以自己的立场（前者是欧美中心主义，后者是民族主义）任意地肢解世界体系，这在方法论上很明显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当今的世界并不仅仅只是由发达资本主义或不发达资本主义构成的，而是发达资本主义、不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的整体，因此，只有立足于全球的视角才能真正地认清、解决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这种崭新的立场恰恰是巴兰发展经济学的标新立异之处，这就使得他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之时，就避免了欧美中心主义和“孤立革命”的双重幻想。这种崭新的立场是巴兰在发展经济学上的一大贡献，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弗兰克的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
其次是出于对马克思发展观的反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P8) 巴兰认为，这一观点代表了马克思在落后国家发展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巴兰指责道，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无疑浸染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嫌疑，是一种“线性发展观”。事实上，落后国家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沿着西欧的工业化道路前进，相反，“西欧把世界其他地方远远抛在后面，这并非偶然，也不是不同民族的种族特点所使然。实际上这是西欧发展的本质决定的。因为西欧资本主义对外部世界的渗透影响非常复杂，这些影响取决于这种渗透的本质，也同样取决于这些向外国开放的社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2](P228)以此为依据，巴兰认为，马克思的“线性发展观”在今天已经遭遇了“滑铁卢”，必须要以今天的世界体系为蓝图重新修正马克思的发展观。也就是从这样的信念出发，巴兰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学。
我们如何看待巴兰对马克思上述观点的判定呢？马克思在落后国家发展的问题上到底持有什么看法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化大生产的背景下，资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其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打破了原有民族、地域的界限，把每个国家都纳入到普遍交往的关系之中。这就是马克思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在这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不发达工业国家以及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性的普遍交往而被迫卷入到普遍竞争的斗争之中，迫使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沿着工业较发达国家的轨迹前行，以使其内部产生类似于工业发达国家的那种内在矛盾，从而为共产主义运动奠定物质基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此时马克思坚信，世界历史的形成必然会迫使落后国家摆脱原有民族偏见，进入到世界文明行列之中，沿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之路前行。尽管马克思后面又做了大量的研究（《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伦敦笔记》以及《资本论》手稿等等），但是，他的这一观点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最直接地体现就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一著名的判断，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其原因的。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生产力和交往关系为轴心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但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能力真正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而《资本论》及其手稿恰恰是这一工作的继续。这注定他在《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必然会把资本主义这个“人体”放在研究的重心之处，而当时的英国又恰恰是这个“人体”的最典型代表，这注定他必然会把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作为研究的范例，所以，那些落后国家很自然地无法成为研究的核心对象。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此之前，马克思并没有一个关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的成熟理论，而只是断定工业不发达国家必然会沿着工业较发达国家之路前进，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巴兰对马克思线性发展观的指责，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遗憾的是，巴兰并没有进一步跟踪马克思后来的研究。可以说，其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无疑是他在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一种崭新的思路。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之前，马克思一直认为私有制社会自身运动发展的典型是英国。他在这一时期的确没有注意到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他事实上把当时的俄国纳入到一般性的不发达工业国家的行列中来考虑了。但随着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研究的深入，他很快就发现不能简单地把俄国划入不发达工业国家的行列，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在内因还是在外因方面，俄国都具有别的落后国家所没有的独特条件。也就是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深入研究，马克思认识到自己对落后国家的发展之路的判定是有不足之处的，并对上述观点做出了进一步的限定，“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3](P268) 并且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明确地断定，俄国在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之下，是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P326)。 我认为，这一观点代表了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发展之路最为准确的观点。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种“铁的必然性”的发展逻辑是仅仅针对西欧而言的，我们不能将其无限地放大为普遍适应于全世界落后国家的必然规律。巴兰很明显就犯了这一错误，他没有对马克思晚年对不发达国家发展路径的探讨进行跟踪研究，而仅仅停留在《资本论》的层面上，忽视了马克思晚年对这一论述所做的特定限定和发展，无条件地将其放大为对全世界而言普遍适用的规律，然后再以今天不发达国家的落后事实为反驳依据，郑重其事地宣布马克思发展观的破产，这在论证对象上，已经偷偷置换了马克思言说的本意，因而是一种非法的逻辑。第二，虽然马克思认为，俄国有可能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然而，这种“可能性”的依据根本不是来自俄国农村公社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是来自于当时特定的外部条件，因为马克思清楚地知道，仅仅凭着农村公社的自身发展，是根本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这是马克思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第三，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诊断，决非意味着他放弃或否定了原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逻辑，相反，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二、经济剩余的“单向转移”：资本主义发达和不发达的一般历史根源
让我们回到巴兰的逻辑中来。既然巴兰认为，今天的现实已经宣告马克思的“线性发展观”破产，那么，立即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2](P223)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无疑成为了摆在巴兰面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因为只有在弄清究竟什么阻力阻碍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之后，才能真正明了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以及它们未来发展的大致方向。
那么，如何来研究这一问题呢？巴兰认为，最好地研究方法就是“从回顾当代发达世界以及不发达世界的资本主义所脱胎出来的具体情况入手”，即从“封建制度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政治制度”入手，来详细地考察这种不平等的形成和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从中抽象出这一问题的真正答案。很明显，巴兰这里的抽象决不是马克思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抽象，而只是一种历史学意义上的经验抽象。巴兰指出，当时世界各地封建制度在总体发展方向是一致的，都进入到一个解体和衰落时期。“首先是农业生产缓慢但又有明显的增长，伴随之以封建主对农业人口的加重压榨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大规模驱走和他们的反抗，导致潜在工业劳动力的出现。其次是出现了从意义深远和普遍的劳动分工以及商人、手工业工人阶层的成长和‘城镇’的诞生。再次，在不断壮大和上升的商人和富裕的农民阶层手中有着或多或少的大量资本积累。”[2](224) 而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世界各地“不仅在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上，地理位置和气候上的不同，而且在政治、文化、宗教背景上的不同”，因而，“必然会在生产率增长水平和速度上产生差异。同样，这些不同之处必然会使各国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在积累数量出现很大的区别，也使得各国前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内聚力和回复力程度出现巨大差异。”[2](P227) 因此，决不能奢望其他国家，如俄国、东欧、印度等等都沿着英、法、德等国的道路向前发展，很明显，这一结论仍是对马克思发展观的一种反向批评。巴兰指出，这种差异表现在西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在这里，商人资本积累数量特别多，而且高度集中；其次，由于西欧国家自然资源比较贫乏，而且当时它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而不是比较先进于它进行商业渗透的世界其他地区，从而发生了竭力攫取他们在邻近地区所得不到的各种热带产品。[2](PP225-226) 于是，野蛮的暴力、赤裸裸地殖民侵略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这里，巴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殖民：一种是对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入侵，这是一种带着“深入骨髓的资本主义”来到新的土地上的，由于缺少封建主义的桎梏和阻碍，他们很快就在这块处女地上站稳了脚跟，将资本主义的种子播撒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可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资源的开发。而另一种则是对印度、中国、东南亚、近东和非洲各国的入侵，与前者不同，在这里，他们遭遇到顽强的抵抗，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着丰富和古老的文化，对这种外来的侵略具有很强的排斥心理，再加上气候条件的限制，这就使得西欧人在此大规模定居的可能性成为幻影，这样摆在他们面前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从亚、非国家中获取更多的财富，通过血腥的掠夺将大量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宗主国。巴兰认为，这恰恰是西欧国家对亚非国家“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强行剥夺的罪证。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巴兰的“经济剩余”概念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产物，而巴兰的经济剩余概念不仅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还适应于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等等，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对巴兰经济剩余概念非历史性的判断。
巴兰接着指出，由于上述两者社会环境和殖民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必然会面临两种不同的后果。在前者那里，由于不存在封建制度的阻挠，所以对于本国新兴阶级而言，他们既没有为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所耗竭，也未为克服封建时期的各种传统势力所削弱，他们所面对的惟一阻力就是外国殖民者的统治，这极大地减轻了他们身上的负担，使他们能够将最大的精力全部放到反对外来统治上来，进而推翻外国统治，建立有助于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对于后者而言，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西欧国家的入侵以巨大的爆炸力冲击了亚非国家的古老基础，大大加速了这些国家前资本主义结构的解体过程，使它们沿着资本主义预定的方向前行；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古老国家的社会制度在外来冲击之下开始慢慢解体，但是各种传统势力并不会一下子消失殆尽，它们仍然会像个幽灵那样禁锢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不停地折磨着本国的人民。因此，“处于西方资本主义扩展势力范围内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发现自己生活于封建主义黄昏和资本主义黎明的昏暗时期之中，经受着两个世界的最恶劣的命运和帝国主义强行征服的苦难。他们在饱受本国封建地主的无情的受传统约束的压迫之外，又在受外国和本国资本家的冷酷的、行业上最大限度的统治。他们从封建主义历史所继承下来的蒙昧主义、暴力行为和资本主义现在的理性和精于算计的贪婪性结合在一起。他们加倍地劳动，但其果实并未能增加他们的生产性财富；这些果实流向国外或用来维持国内寄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生活于无底的苦难之中，而看不到光明的明天。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而得不到资本积累。”[2]（P231）首先，在不发达国家里，前资本主义的结构解体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然而，这些受害国以前积累和现在生产的大量的经济剩余却被西欧国家无情地掠走了，这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其次，西欧资本主义入侵冲破了这些国家悠久的农业经济模式，把它们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摧毁无遗，而外来企业的植入，却又将这些国家的幼稚的民族工业置于毁灭性的竞争之中，使之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被扭曲和削弱，以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最后，这些国家的人民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摆脱不了最绝望的落后处境而无法自救。这些对亚、非洲落后国家的打击是致命的，使它们在凄惨的境遇中愈陷愈深。
而那些西欧国家则相反，它们通过暴力、外国投资和不平等贸易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源源不断地运回宗主国，转化为资本，加速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不管他们从海外掠夺中所增加的西欧国民收入占什么份量，它们毕竟使它得以自由支配的经济剩余成倍增长。更有甚者，所增加的经济剩余迅速集中在一起，并大部分落入资本家之手，而得以用之于投资目的。这一来自外界的对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对西欧发展的巨大促进历史不会言过其实的。”[2](PP229-230) 在这里，巴兰总结道：不发达国家之所会处于不发达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入侵，在于它们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剩余的掠夺，“正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经济扼杀，才阻碍了其国内民族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阻止了封建商业社会的被推翻，并保证了买办政府的统治。正是由于保存了这些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镇压各种社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从属政府，才使得今天外国对不发达国家继续进行剥削和帝国主义统治这些国家成为可能。”[2](P286)
如何来评价巴兰的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呢？我认为，他的这种学说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上有着积极意义的。首先，这种学说认为，“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与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落后是紧密联系着的，只不过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一个全球性问题的两个方面”[2](P343)，这一立场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既没有陷入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也没有完全陷入同情不发达国家的情感主义之中，而是从全球的视角提供一种客观的冷静分析，是值得肯定的。其次，这种经济学开辟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它不是单纯地从前资本主义因素的束缚来寻求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而是着眼于“经济剩余”的积累和转移，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的剥夺之上的，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的。这种思路对后来的依附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这种经济学通过历史性（也是经验性）的分析，揭示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得出了现代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并不是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的重要结论，打破了自然宿命的神话，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的暴力本性。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巴兰的这种学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第一，在巴兰看来，不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发达国家对它们经济剩余的剥夺，这样，无形之中也就默认了这一结论，即“第三世界落后的原因都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它们的贫困在于与西方的联系，而不纯粹是因为内部的经济增长的障碍”[4](P170)。很明显，巴兰没有将下述两种情况明确地区分开来：（1）由于发达国家的剥削的外在原因导致的贫困；（2）由于不发达国家自身生产关系原因导致的不发达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巴兰的不发达理论是不完整的。第二，在评价尺度上，我们可以发现，巴兰更多是从道德谴责的立场上来评价发达国家的殖民活动的，没有对它的积极意义做出历史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来参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也对资本原始积累做出了道德上的谴责，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血和泪的残暴历史，但是，这种道德的谴责是建立在它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评价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原始积累虽然血腥，但是它开启资本的历史，宣告了世界文明的诞生，打破国家之间原有的地域、民族的界限，开创了一部世界历史的图画，这相对于前面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言，都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同样，对于那些生产关系原本就处于落后状态的不发达国家而言，这种世界历史的开启恰恰为其经济腾飞提供了不可剥夺的历史机遇。马克思的这些判断显然已经为今天的历史进程所证实。在马克思这里，价值的评价尺度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巴兰显然没有处理好这两种评价尺度之间的关系，而只是一味地用道德的义愤来控诉这种罪恶的行径，而没有对这种“剥夺”的历史意义做出科学的分析，因而是有失偏颇的。
三、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及其救赎之路
巴兰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使落后国家陷入到一个被动的恶性循环之中：工业的发展需要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这种侵略则将受害国以前的积累和现在生产的大量的经济剩余掠夺一空，窒息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反过来，这种落后状态致使不发达国家永远深陷在落后的泥潭之中，而无法摆脱这种恶性肿瘤，实现自身的经济腾飞。这一点也表明，在落后国家中，真正构成经济剩余的最大来源的决不可能是工业，而只能是农业。落后国家大部分都是依赖于农业，这是经济落后的一个典型特征。从这一点来看，农民构成了落后国家社会结构的最基本成分，他们是整个社会经济剩余的总来源。
但是，除此之外，也存在着对农业经济剩余的盘剥阶层或机构，它们也构成了落后国家社会结构的基本成分。首先是商人、放债者和各类中间商，他们雇用劳动力，从事贸易和放债，是农村中的“吸血鬼”，是掠夺农业经济剩余的第一个层级。由于农民处在资金和资源都很短缺的困境之中，这就决定他们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乞求于高利贷，并接受买主提出的任何价钱，实行不等价交换，这样，他们就完全依赖于商人和放贷者，在农业收成之后，后者自然就成为了挤占经济剩余的“最先锋”。但遗憾地是，这些商人在榨取大量经济剩余的同时，并不是用于工业的生产性建设，而是被用来维持寄生阶级的炫耀性消费，被无情地挥霍浪费掉了，因而根本无法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初期发展那样，实现由商业资本积累到工业生产的转变。第二个索取者则是实业家，自然经济的瓦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而一些实业家也会从经济剩余中抽取一部分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这种幼稚工业在强大的冲击之下，必然趋于失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外国企业则是第三个索取者，这些企业的最根本目的并不是要促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源源不断地运到宗主国。这种单向度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严重地阻碍了落后国家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第四个攫取者则是国家，经济剩余构成了国家税收的根本来源。就具体而言，巴兰又将其划分为三类不同类型的国家：（1）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具有买办性质的政权统治；（3）是实行“新政”的国家。巴兰认为，前两种国家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都是宗主国攫取经济剩余的帮凶；而第三类国家则通过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但是在这样一个新旧各种阶级鱼龙混杂的国度内，阶级的隔阂始终存在的，一旦民族取得独立，这种解放的统一战线必然会分崩离析：那些先进的无产阶级试图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资产阶级则开始走向历史的反动，迅速地掉转枪头，坚决地反对它昨天的同路人，“毫不犹豫地与成为它自身发展主要障碍的封建阶层站在一起，与被民族解放运动驱逐出去的帝国主义统治者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刚刚获得的政治独立就成了赝品，新的统治集团与旧的统治集团沆瀣一气，沦为帝国主义的同路人。因而，在这种国家内，经济剩余仍然被帝国主义紧紧地把持着，它们还根本没有能力利用自身的经济剩余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通过上述分析，巴兰指出，在落后国家中，农民、商人、放债者（各类中间商）、实业家、外国企业、国家机构等构成了这些国家共同的社会结构成分，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剩余的剥削。
       我认为，巴兰以经济剩余的分流为线索，揭示了不发达国家复杂的社会结构，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时，巴兰在这里也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问题，即帝国主义国家有阻止不发达国家、让落后地区永远保持落后的强烈动机。对于这一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巴兰的这一判断已经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给证伪了[4](P171)。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表面上是支援落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变相掠夺落后国家经济剩余的一种新的方式而已，它们通过高额利息将不发达国家刚积累起来的经济剩余以偿还债务的名义输送到发达国家，以遏制落后国家的发展。同时，它们也通过大量的经济制裁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巴兰的指认仍然是有效的，发达国家并没有真正地放弃阻止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动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巴兰的分析又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比如，在这里，巴兰区分了三类不同类型的国家，然而在今天，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显然这是由巴兰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的。
那么，落后国家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实现本国经济的腾飞呢？巴兰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剩余遭到严重的浪费，致使实际经济剩余严重地低于潜在经济剩余，因而要想实现经济的腾飞，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将经济剩余用于经济建设，使实际的经济剩余等同潜在的经济剩余，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惟一的方法就是社会革命，抵制帝国主义，推翻现有体制，建立社会主义体制，实行“最佳”的计划经济。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不受利润动机的支配，个人不为市场价值观念与准则所左右，而是从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觉悟将导致个人爱好的新结构以及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配置的新格局。”[2](P18) 这就是经济发展全面计划的实质，也就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之下，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关系，做好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形式的选择，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真正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在进一步追问下去，巴兰为什么会把社会主义当作落后国家摆脱落后状况的最后出路呢？ 我认为，这是有其时代原因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经济、军事、科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了可以同美国相抗衡的惟一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短时间内经济的快速增长，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神经，逐渐形成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巴兰也和斯威齐一样完全不加批判接受了这种迷信，把资本主义灭亡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建成共产主义”身上，显然巴兰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前景估计得过于乐观了。其次，巴兰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可以不受利润的驱动，不受价值规律的左右，这种观点无疑低估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发展规律。最后，我认为，巴兰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都纷纷打出了“非资本主义本主义现代化”的旗帜，力图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显然，这一潮流也深深地影响了巴兰。但不论如何，巴兰的这种理论努力在政治经济学和不发达国家理论的发展史上都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这一点我们是必须要予以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