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然而不同的分析框架可以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葛兰西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采取了与我们不同的分析框架。本文以市民社会为切入点，系统地分析、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的社会分析框架理论，发现任何一种社会分析框架的形成本质上都与作者想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有关。每一种分析都把视角引向了社会生活被忽视的盲点，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尽管许多学者的观点离历史唯物主义相距甚远，互相之间还有极大的冲突，但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依然有值得思考的东西。我们也只有在与现代学者的对话中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社会分析框架 现实的人 生活世界 经济系统 政治系统

　　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它由不同的结构、层次和要素构成，而且随着社会有机体的发展，结构、层次和要素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并展现出更加复杂的方面，因而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分析框架可以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我们只有从社会分析框架入手，才能真正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他们的局限和当代意义，从而也在更深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一、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分析框架 
　　近代社会分析的第一个框架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框架，在近代以前，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形成和独立，因而社会的总体框架是政治国家和家庭（经济是家庭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制度……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生活是同一的。”①随着个人从家庭和国家的束缚中走出来，以经济交往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才逐渐形成。市民社会的形成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黑格尔的功绩就是承认了这种进步，正像马克思所说：“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对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②即从国家理念角度解决这一矛盾。黑格尔的思想集中表现于《法哲学原理》第262节：“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③马克思指出，“这一节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 。“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 ④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的本质含义是指社会的经济领域，如黑格尔所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⑤
　　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德国、巴伐利亚、奥地利、匈牙利），导致葛兰西社会分析框架的变化。⑥葛兰西发现，西方无产阶级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具有比东方国家更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他发现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从市民社会中发展出一种维护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市民社会国家化了，因而无产阶级如果不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由此，葛兰西提出了市民社会国家化的分析框架，葛兰西认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⑦“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⑧因此必须进行全面的革命，单有武装斗争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在经济的市民社会之上衍化出文化的市民社会，它们共同保卫着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现代社会“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单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不能理解现代国家，在“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 。“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成为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化理论的最明确公式，在这里市民社会承担着精神和道德领导权的作用，因此，“市民社会也是‘国家’。并且不仅如此，市民社会恰好构成国家” 。⑨显然，葛兰西的社会分析框架与马克思、黑格尔相比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功能，而是在经济功能基础之上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这一路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总体上倾向于文化而非资本，与这一分析框架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循着葛兰西的思路，阿尔都塞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他认为：“葛兰西是在我走的这条路上走过一段距离的唯一的人。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想法，即国家不能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而是像他说的包含若干‘市民社会’的机构：教会、学校、工会等。” “国家不能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是对传统国家理论的修正，只有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角度才能理解西方革命的艰巨性。阿尔都塞认为：“镇压性国家机器‘以暴力方式’执行职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前者表现为强制，后者表现为说服，二者运作方法、组织、侧重点都是不同的。“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多样的、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尤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分类，并对教育在当代的特殊地位作了有深度的肯定：“我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一些以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实在……我们暂时可以认为下述机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 ——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私立学校的体系）；——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信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物、广播电视等）；——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阿尔都塞实际上已经发现社会在进行两种不同却相关的生产，一种是物质财富生产，另一种是人的生产，尤其是人的意识的生产。“我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占前台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幕后，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首要的，即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机器，教育机器的职能实际上已取代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学校在人的教育中又担当了主要的角色，“在这一演奏中，有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肯定起主导作用，……这就是学校” 。⑩阿尔都塞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社会分析框架中实际上增加了一种新的层次，一种有争议的层次：公共领域，葛兰西命名它为市民社会，阿尔都塞命名它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本质上都是指政党、工会、教育、家庭、信息、文化等一切作用于人的意识的非强制的活动领域，这里有政府的有意识行为，也有民间的有意识行为，有的学者把它归为上层建筑国家机器（如阿尔都塞），有的学者把它归为民间交往领域（如哈贝马斯），其实质都是作用于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才真正产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阿尔都塞实际上提出了社会分析框架的四个层次：“家庭—市民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
　　二、“人—日常生活—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分析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猖獗，独裁主义国家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再一次围绕着国家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一个基本的视角和立场是人及其生活与政治国家是一种什么关系，由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罗姆、萨特、列斐伏尔都是从人本立场提问题，因此从分析框架讲，是一种“人—日常生活—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分析框架。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社会长期处于异化之中，这种异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异化，即工人生产得越多，自己却越贫困，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就是：“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11]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异化和工具化由于法西斯政治的强化而走向极端。
　　在法西斯统治下，人的生命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其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成为经济（资本）的极大帮凶，国家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和执行者。马尔库塞曾明确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认识并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12]法西斯主义本质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当代的独裁主义国家” 。[13]法西斯主义实质上就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残酷地压迫人民”。“不管它如何乔装打扮，它的既定目的就是使个人屈从于外在的目标，并且削弱真正的个性发展。”[14]为了达到资本的目的，不惜残害一切有生命的个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15]“法西斯国家就是法西斯社会，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极权主义的理性都来源于现存社会的结构。”[16]因此从根源上讲，“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可归因于增长的工业垄断同民主制度之间的对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强大的工业集团趋向于采取直接执政，以组织垄断生产，击溃社会主义反对派和重新开始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 。[17]霍克海默则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盟产生于对无产阶级的恐惧。”[18]正是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对社会主义的反对，以及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导致了国家极权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
　　由于国家屈从于资本，政治完全为经济服务，因此从经济决定论立场已无法批判现代社会，因为经济决定论的框架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一旦二者功能一致，内在矛盾就非常小，因此停留于社会结构二层楼的框架已无法批判法西斯主义，必须突破这一框架，寻找更深的社会基础，这一基础就是现实的人和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现实的人和人的生活被现代社会忘记了，现实的人和人的生活成了现代社会的盲点。也正由此，卢卡奇提出总体性思维方法：“无产阶级所唯一具有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从根本点上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19]其目的就是不要忘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人的生活世界。也正由此，萨特提出了存在主义的人学，认为在世间一切事物中，没有比人的存在更重要的了。也正由此，列斐伏尔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列斐伏尔反对把日常生活简化为政治和经济，而认为长期被忽视的日常生活才真正构成政治和经济的本体论基础。列斐伏尔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异化“夺取了日常生活的力量，藐视它的生产性和创造性潜能，完全贬低它并在虚伪的观念的刺激下将它窒息”[20]。列斐伏尔认为生活才是人的最真实目标，人类的幸福不取决于无时间的理性、权力和金钱，“而是依赖于真实生活、日常生活，生活的意义不能在别的任何地方找到，仅仅在生活自身之中”[21]。现代社会为金钱和权力而忘记了人本身，因而现代“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是金钱”[22]。
　　不难发现，“人—日常生活—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分析框架”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分析框架”的继续和具体化。它试图从根基上解决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对于理解当代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三、“生活世界—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分析框架
　　到晚期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活世界—系统”分析框架。
　　哈贝马斯认为，在早期资本主义，由于市民社会（经济领域，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的）还没有取得相对于政治国家的独立，因而代表市民社会利益的公共领域在社会分析框架中具有重大意义，这些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23]。由于公共领域的努力，市民社会不仅取得独立的发展空间，而且取得对国家的支配权，公共领域成为理解“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发展趋势的关键。然而到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公共领域—政治国家”的分析框架已不能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自从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密切，而这种密切关系使诸种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24]。第一种趋势的结果是国家的经济化以及经济的国家化，二者在功能上融为一体，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与经济不可避免地日益混合在一起”。[25]整个社会经济权力化了，即：“从具有公共性质的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中，形成了一个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在功能上融为一体。” “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公共权威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取代。”[26]由于政治与经济融为一体，并将金钱与权力原则贯彻于整个社会，其结果则是生活世界殖民化，人民群众边缘化，国家发生极大的合法性危机。第二种趋势的结果，则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它加倍巩固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策划好了的和正在策划着的统治。”[27]第二种趋势加速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认为继续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或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分析框架已经不能揭示现代社会矛盾（这是非常片面的，本人将另文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在经济中通行的是金钱原则，在政治中通行的是权力原则，然而恰恰忘却了生活世界的生活原则、交往原则。哈贝马斯认为，“进一步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属于现代化过程的出发点条件”[28]，而在金钱和权力的统治下，则是生活世界的异化，是“全部‘道德’的排除”[29]。在他看来，工具理性不能高于实践理性，“金钱和权力既不能购买也不能驱除团结和意义”[30]。正是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分析框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交往理论。
　　四、一点思考 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社会分析框架的形成本质上都与作者想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有关。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为了取得经济的独立，形成了哈贝马斯所总结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政治国家”的分析框架；在政治法权的建立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形成了黑格尔的“理念—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家庭”分析框架；在探索现代社会本质并发现历史真正发源地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分析框架；在面对资产阶级强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中，形成了葛兰西的“家庭—市民社会（经济）—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国家”分析框架和阿尔都塞的“家庭—市民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分析框架；面对法西斯反人道独裁，形成了弗罗姆、萨特、列斐伏尔的“人—日常生活—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分析框架；面对晚期资本主义，形成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系统”分析框架。每一种分析都把视角引向了社会生活被忽视的盲点，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尽管许多学者的观点离历史唯物主义相距甚远，互相之间还有极大的冲突，但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依然有它值得思考的东西。
　　1． 必须重视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人和生活世界的分析。 
　　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但是离开了构成它基础的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社会生活将失去它最本质、最本真的意义，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分析虽然抓住了社会结构的主要层次，但如果认为这种层次是超越生命、远离生活的，那么马克思发现的真理依然有可能被曲解为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根本出发点，现实的人的生活是马克思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根本历史前提。[31]然而在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中，这基本的方面却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后人的解读错误。在传统的教科书看来，地理环境不重要，人口也不重要，只有物质生产方式才是基础，这一思路虽然突出了重点，但是却牺牲了整体，由此产生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偏离了“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使历史研究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使马克思“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的分析框架变成“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分析框架；其二是用物质生产一种生产取代了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人类社会所必须的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从历史研究中消失了，造成了对历史过程的片面理解。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32]这里的市民社会本质上就是经济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而人类社会则是指全体人民共同生活的社会，立足于市民社会，就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的财富立场，其结果必然是为财富而牺牲人民，讲经济而不讲其他；而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其结果必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人民的全面需求去思考问题。两种立场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尖锐地批判西方社会的异化，批判西方社会人的工具化，批判西方“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是金钱”。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其根本原因就是社会生活极端片面化，所有的人都成了资本的工具，除了金钱还是金钱，生命的意义、社会的道德、人类的共存、人的需求的全面满足、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都从生活中消失了。因此，从物出发还是从人出发，从人的片面存在出发还是从人的全面存在出发，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西方学者强调从人、从人的日常生活、从人的生活世界出发的社会分析框架，对于重新认识我们今天的完整生活，批判金钱统治的世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系统”分析框架，对人具有启发、惊醒的作用，因为一旦国家也以金钱为最高原则，而不是以人本为最高原则，整个系统就金钱化了，其结果必然是人民生活的全面异化。
　　2． 对社会必须总体理解。 
　　从人和人的生活世界出发，其结果必然是要求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理解。即除了物质生产，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人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其中任何一种生产的缺失，都会造成社会有机体生命的中断，这是一个在形式上分开而在事实中不能分开的过程，即使是物质生产，其根本的原因也在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的需求的全面性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因而把社会生活归结为物质生活，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片面的理解。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离开了对现实的人的分析，直接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展开历史，虽然抓住了历史过程的根本，但从总体性上讲是不全面的，因为除了物质生产以外，人们还必须进行其他的生产，这是由人的存在本性决定的，否则个人不能生存，整个社会也不能生存。并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又是互相联系、互为前提的，只有在相互联系的总过程中才能理解整体和个体，理解各种生产。总体性思维是辩证法的基本要求，而有机性思维则是总体性的进一步升华，形而上学的“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33]。要真正把握历史，就必须总体地、有机地、辩证地思考，“因为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的”[34]。总体性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基本前提。从这方面讲， “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物质生产以及其他生产—国家上层建筑”分析框架有助于对整个社会的总体理解。
　　3．必须重视“公共领域”的研究。
　　公共领域主要是指私人生活领域与国家决策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通过公众参与、公众舆论反映广大人民的普遍要求。因此，公共领域的实质是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问题。早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治上的领导权，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就是通过公共领域的斗争，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发展和政治上的领导权。但是社会生活是全面的，除了经济上的公共领域外，还应该有其他生活领域的公共领域，比如民生问题、教育问题、医保问题、养老问题的公共领域，这是一个反映民意的平台，如果说忽视生活公共领域的建设是资本主义的弱项，那么正是这个领域的建设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应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35]其根本含义就是不能用资本原则统治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以资本为原则的国家，是一个为资本服务的国家，广大劳动者在国家中是没有地位的，他们仅仅是生产资本的工具，因此在国家机器的构成和建设中，指导国家的最高原则是资本原则，而不是人本原则，它必然会忽视以人为本的公共生活领域建设。因此，如何看待公共领域，实际上集中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国家建设思路。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看，资本是发展经济的最有效组织形式，因此在经济领域，我们今天还必须承认资本和发展资本，还必须坚持资本原则、经济原则、利润原则、财富原则是发展经济的主要原则，否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但是在生活领域，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建设方面，我们社会主义坚持的最高原则则是人本原则，在这个领域，不是资本驾驭人，而是人驾驭资本，不是人为资本服务，而是资本为人服务，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高表现，如果这个领域也资本化了，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没有了。因此，在国家机器重建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强两方面的建设，一方面是经济领域的公共领域建设，使经济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公共领域的建设，使人民的愿望得到更好的表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无论是老人问题，儿童问题、妇女问题，还是就业问题、医保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也无论是环境问题、边少问题（边疆、少数民族），还是种族问题、宗教问题，凡是与民生有关的问题，都应有相应的组织和机构反映、研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参与决策的制定和监督，使人民有更多的参与权、知情权、决策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我们能自觉地进行公共领域的建设，如果公共领域的建设能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方方面面的观点、意见、建议以互联网的方式汇总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个提案组，并最终影响国家决策，如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能建立反映民意的常设机构，如果各级代表大会都有互联网与全国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充分的反映和研究，如果我们的高校和各级研究机构都能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如果政协、工、青、妇、各种民间组织都能着力关注民生问题并把意见汇总到各级人大提案组，如果各级人民代表都能常年进行实地调查，如果各级人大提案都能充分地在网上征求人民意见，如果所有提案的执行情况都能受到人民的监督，我们中国一定能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这上意义讲，“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物质生产以及其他生产—经济与生活公共领域—政治上层建筑”分析框架对于指导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但是切合实际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社会、引领社会却具有指南针的作用，我们要倍加珍惜。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84页。
　　② 同上书，第338页。
　　③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50—253页。
　　⑤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09页。
　　⑥ 在此之前，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都对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反思，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没有形成阶级意识是主要原因，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也认为：“在夺取了政权以后，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这一任务不亚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完成的任务。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理论。”（纽约和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70页）
　　⑦　[意]葛兰西：《狱中书信》，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204页。
　　⑧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⑨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222、221页。
　　⑩ 以上参见[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4辑第251、257—258、254、251—252、260页。
　　[11]　[美]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12]　[德]马吉：《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
　　[13]　[德]霍克海默：《独裁主义国家》，载《法兰克福学派重要论文选》，纽约1978年版第96页。
　　[14]　[美]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15]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6]　[美]马尔库塞：《否定》序言，波士顿1968年版第12页。
　　[17]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410页。
　　[18]　[德]霍克海默：《蒙田与怀疑论的功能》，载德国《社会研究杂志》1938年第7卷第31页。　　　 
　　[1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8、30页。
　　[20]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71, p.33.
　　[21]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 New York:Verso, 1991, p.146.
　　[22]　[法]列斐伏尔：《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23]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24]　[德]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71页。
　　[25]　[德]哈贝马斯：《我和法兰克福学派》，载《哲学译丛》1984年第1期第75页。
　　[26]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76、171页。
　　[27]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28]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
　　[29]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4页。
　　[30] Habermas,The Philosl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MIT Press,1987,p.363.
　　[31]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的五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31—3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8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25页。
　　[34] 《列宁全集》第2版第１卷第16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642页。〖KH*2〗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JJD710024）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